[1] 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自由派和保守派之流是很少懂得这一点的，他们总是倾向于把集体组织与个人解放对立起来（斯大林主义者一般来说持类似的立场）。他们似乎不理解“群众”是由捍卫他们自己和为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与统治阶级成员的唯一区别在于，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弱点，由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弱点，他们无法单纯凭借个人努力，只有通过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才能争得最低限度的对抗力量和茸严。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个性的自由和更加自由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新保守主义者，否认群众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尽管他们大声嚷嚷着他们自己应当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只能看见一群“没有面目的暴民”，实际上只是观察家本人才看不见这些人的面目罢了。

[2] 法国社会主义者出版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中罗列了这方面的惊人数字。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数以万计甚至十万一计的人们参加了工人剧团、音乐组织、室外及室内运动等等的社团。在古巴，雪茄工人工会迫使老板们雇请专人挑选富有教育或政治价值的书籍，在工作时间内对他们高声朗读。在芬兰，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较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迫使议会决定由国家出钱印刷了《资本论》的第一卷。

[3]  Karl Kautsky，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Larzdon 1917。虽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这样清晰地提出官僚化的问题，但是历史纵向比较的方法并不仅仅是考茨基理论工作的成果。恩格斯在他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介绍中（Moscow 1960 ，第25-26页），将工人运动所遭受的迫害与1600年前另一次被压迫者运动所受的迫害作了比较。虽然统治阶级手段残忍，但是基督教运动前仆后继直到深入社会各阶级，并以胜利告终。

[4] 布哈林在其所著的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Period（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Period， London 1979，第二部分的英译本）中错误的将俄国革命的特例推而广之。在现代历史中，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任何地方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急剧下降，这并不是规律。

[5] 1917年后，列宁被俄国工人阶级较落后的文化状况所困扰。另一方面，古巴革命成功地在一代人中大幅度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

[6] 这总体上来说是南斯拉夫、越南革命的情况。这些革命都是由官僚化的政党所领导的。

[7]几乎紧接着1914年8月4日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就告发了自己的同志。在他臭名昭著的回忆录中，诺斯克试图掩盖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罪行。

[8] 这一矛盾悲哀的甚至悲剧性的一面是，在过去四十年中，欧洲数以万计的具批评性的工人干部、活跃的罢工领导人等等从党或工会活动中大批退了出来。即使他们由于官僚同谋的缘故被开除，或从工会中被排挤出来，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们仍然在一段时期里顽强地坚持斗争。但由于缺乏强大的先锋队组织使这一斗争在长期里更有效，他们中大多数人后都放弃了斗争，重建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的先锋队组织也就更加艰难了。

[9] 所以，在Transitional Programme中，托洛茨塞认为遭受失败的一代战士不会轻易地再一次投身于社会主义政治斗争，这一任务通常由新的更加年轻的一代人来承担。

[10] 这不仅仅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上升时期发生过，在70、80年代也发生过，例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拉夫•帕尔梅被谋杀后，群众性悼念活动和广泛的团结一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 “极权主义权力”这一术语，甚至托洛茨基偶尔也使用，它意味着对社会进行全面的、不可动摇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即便在希特勒或斯大林统治下的社会也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苏联独裁盛行时期，大众智慧也认为“绵羊的叫喊”和“联系”“比斯大林更有力’，这个观点非常正确，它是官僚集团内部分化的反映。乔治·奥维尔在其《1984》中，描写了一个令人悲痛的不该存在的悲惨社会，他甚至预言在这个“极权主义”社会里，公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命运。苏联在1984年后所发生的变化——不必说东欧的变革——与这种文学上的预测形成显著对比。

“极权主义”这一术语的合理内核在于，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对基本自由的独裁控制和压制与其他任何压迫性制度相比（包括波拿巴主义的体制在内）达到了一个本质上更高的程度。在这一意义上，今日苏联已不再是这样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12]萨特斥责托洛茨墓主义者犯了不科学的“先验论”的错误，与斯大林的错误类似，他们把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称做是“侵犯工人议会民主”的行为。而不调查事实真相。我们应当指出，许多托洛茨基主义出版物以很大篇幅详尽地报告了“事实”，而萨特三言两语就将整个事件一笔带过。重要的是，首要地不在于分析工人议会运动的细节及其引发的各种趋势。在这样做之前，有必要确定匈牙利的斗争是否与利益彼此冲突的不同社会力量有关。任何别的做法恰如不研究起基本作用的阶级斗争就试图确定巴黎公社或俄国革命的重要性一样。

[13] 在比利时日报Le Soir的采访中（1989年7月27 日），一位乌克兰矿工这样评论那个月发生在苏联的矿工罢工：“问题：你指责官僚的不端行为吗？回答：是的，正确。但不管怎样，他们与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在维护自己。试想把你放在他们的位置上，直至退休，称都是受保护的，但突然有人对你说你们部门将整个地被解散了，他们会袖手旁观，眼看着几十年来他们为自己苦心经营的机构寿终正寝吗？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然后，他们安置儿子，然后安置兄弟、表兄弟，再之后安置他们的朋友，那个帮助你妻子的外甥上大学的人……这样，建立了一、二、三个部委。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辛苦地工作。现在我们说：‘够了’。”

[14]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的脚注（第368页）：“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1866年6月3的报道，……发现罗契得尔合作实验的根本缺点是：‘这些实验表明，工人的组合可以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还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多么可怕啊!”

[15] 苏联的许多民意调查证实了这是大多数工人的观点。不过仍然有相当少数工人不这样想。

[16] 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各种后继党仍然在程度不等地听取广大群众和工人阶级的意见。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失，这种程度似乎要比在前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大得多，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认为这种形式是无足轻重的。也许（但是并不确定）波兰除外。

[17]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同样时常（但不总是这样）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开式控告和压制“受到禁止的思想”。不久前，CFAT医院工会的左翼被当做“害群之马’，遭到开除，理由是他们援引了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法国声部LCR的出版物。而真正的理由是，这些具有斗争性的会员支持了一场胜利的全国性罢工。由民选委员会领导的这场罢工，参加者几乎包括该部门所有雇员，工会官僚却拒绝予以认可。

[18]最为悲哀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雅克什，他在1989年初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平静地说：“为什么我们应该把席位给予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给予瓦斯拉夫·哈维尔呢？在人民当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支持他们。”不到一年后，哈维尔在绝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

[19] 这令人想起一个苏维埃作家的儿子所问的话：“爸爸，你是一个党员，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20] 许多作者追随马克思指出，极权主义和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一般来说在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派别中要比在群众性政党、不包括极端斯大林主义政党中更加严重。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群众性政党和群众民主才是极权主义趋势的有效解毒剂。

  历史的经验驳斥了下述观点，即工人委员会在群众运动急剧衰落阶段仍能存活下来。从群众工会或先锋队政党的建设中退出，以便成立小规模的“委员会”或“工会”，并不能解决从下述矛盾中产生的任何问题，即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自身集体自我解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早期官僚化。

[21] 见本书第五章。托洛茨基在1939年已经表述过这一悖论，不过他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专注于这一问题。

[22] 在这方面，老年退休金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否则大部分工人阶级将难免极其悲惨的境遇和赤贫.但是一旦国家退休金是有保障的，那么工人在一定年龄后就会变得失去至少一部分斗争性。因此下面这种似乎老掉牙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五十岁或五十五岁之后，不会有人还那么具有斗争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