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第三章 长波、通货膨胀和战后繁荣的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转折点和俄国革命的转折点不能从这一理论上抹掉。因此，我们还须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理论增加一个层面。

　　对于以平均利润率、平均资本积累率、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三次持续上升作为背景或框架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总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予以重新考察，进一步阐述和修改，以便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化同战前的变化的质的不同。

　　我们将以一种多少会引起争论的方式来综合这些变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升和扩大的历史时期就结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衰落和地域上收缩的新的历史时期。俄国革命的胜利及随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在东欧、中国、古巴、越南所遭到的丧失就是那种转折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表现，尽管绝不是它的唯一表现。

　　很明显，这些变化并非纯外部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基本上不是外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持久的结构性危机，这是一种根本上由制度的内在矛盾的质的深化而致的危机。准确地说，由这种制度的运动规律运行所致。在此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大战之后发生的革命起义，俄国的脱离资本主义，及1929—1932年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只是以一种集中的形式反映了那种结构性危机的深度。这些大变动（cataclysms）使资本主义的情况进展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

　　我们的笔触回到那种危机的经济特点上之前，我们想澄清一个也许对理论经济学家来说是含糊的和不重要的问题，但它对经济史学家、经济分析史学家、社会和政治思想史学家等等显然未必不重要。这个问题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讨论中亦居重要地位。这个问题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历史衰落是否排除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的新的高潮〔即，明确地不出现像1940（48）-1968年之间那样的一次新的扩展性长波〕？[①]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这一争论是由分别处在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家”的波谱两端的两个固执“教条”流派所提出的。

　　在波谱一端，一派坚持认为：由于二次大战后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生产力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不可否认的，因而“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的整个概念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必须予以抛弃。[②]在波谱的另一端则坚定地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衰落是不可否认的（无论如何，它已经丧失了对人类三分之一地区的统治），所以，1940年以后北美和1948年以后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可用的论据（即，经济增长，甚至是迅速的经济增长是与停滞概念或甚至与生产力的衰退相一致的）。（对于那些想通过否定资本主义失去了任何东西，通过争辩说它仍在统治着俄国、中国、东欧、古巴和越南而逃避实际分析困难的人，我们将置之一边。只要指出一点就足够了，他们不能发现无论是俄国、中国、东欧、古巴还是越南，还存在任何资本家，并借此支持他们的不同寻常的概念。）

　　我们相信，1914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历史的根本转折点在经济和政治角度上是贴切的。进而言之，这一转折点可以在社会活动的每一个层次上观察到。我们相信，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以及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文明的衰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事实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很容易被证实。[③]人们只需考虑对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特殊性质并将它与衰落相联系就足够了。

　　然而我们也相信，资本主义在1914年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危机和历史性衰落的时期。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出现生产力的新的周期性高涨，[④]甚至一个像我们在1940（48）—1968年之间所目睹的那样的新的扩张性长波。它只意味着，长波的性质同资本主义制度上升和扩张的历史时期中所出现的长波的性质是有重要不同的。我们将考察，1940（48）年—1968年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增长的长波的特殊性质以什么方式恰好同资本主义衰落的长期特点相联系。

　　让我们说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兴衰之间的关联作用。显然，大英帝国的上升与衰落同作为“世界货币”（即作为“同黄金一样”的货币被接受，尽管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来没有超过世界储备的一个极小的份额，1913年的3.6%）的英镑的上升与衰落之间有相互关系。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绝对霸权的兴起和随后的衰落同美元作为如同黄金一样好的世界货币的上升与衰落之间甚至有更突出的明显的相互关系。

　　有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货币体系不是纯粹金本位的，而是金汇兑本位制。[⑤]这与资本主义的结构的特点和矛盾不无联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天性上趋向于世界市场的生产，而以竞争方式组织商品生产的不同的“许多单个资本”是以归依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来区分的。一般化了的商品生产是以特定的同现行生产的商品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货币）的存在为前提的。若舍此，则无庸言商品生产。但是，货币却区分为各个不同国家通货。在剩余价值不断增加，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的客观驱动下，加之，节约使用那种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特殊商品（金，或金和银，或未来的也许金和钻石）的需要往往被视为次要的（但绝不是不重要的），于是就导致这样一种状态：仅仅靠黄金本身不能完成作为世界货币的任务，至少不能在一个永久的基础上完成。那只是“作为最后清偿手段的世界货币”。尽管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的“世界国家”，所以也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世界纸币”[⑥]，但是，特殊资产阶级霸权主义国家的纸通货可以名正言顺地替代黄金，发挥世界货币的作用（即，可以作为世界市场上公司和国际之间现期帐户结算清偿手段，作为其它通货的储备通货），俨然等同于黄金。

　　甚至当许多纸通货同黄金挂钩，金本位在许多国家实行时（最终的收支结余和赤字通过中央银行之间的黄金移动来解决），流行的国际金融活动运作的主要对象就已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纸通货。在1914年以前，英镑就发挥了这种作用。

　　无独有偶，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里，可以兑换为黄金（尽管对美国个人不能作此兑换），出于各种实用目的，这就被认为实际上起替代世界货币的作用，这一时期（与1914年以前的体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美元还作为中央银行的储备金，以此克服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很不平衡的分布，这种不平衡分布被认为是1929年以后国际贸易崩溃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一崩溃已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所发生事情所预示了）。[⑦]

　　但是，某一国家的纸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替代物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特殊作用显然不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生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任何“政治的”货币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纸通货是通过一个全能国家的绝对力量强加到倒霉的商品和期票的所有者身上的。尽管政府可以影响或操纵纸通货汇兑率，尽管它们显然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降低这种纸通货的购买力，但政府却不能把价值规律束之高阁而使之停止运行。它们不能持久地修改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它们不能使买者喜欢那些质量相同价格却高的同类商品，在长期内它们不能为那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保证较大的产品市场，它们尤其不能使资本家喜欢持有流动的或半流动的一种纸币资产，如若该纸通货比别的通货更快地丧失购买力的话。

　　诚然，当在1945—1946年战争废墟上的人们普遍存在对美元纸币的更多需求时，其根本原因既不是在美国没有通货膨胀（那里已经有通货膨胀了），也不是因为美国坦克、机枪和飞机迫使潜在的消费者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相比，美国工业品是在更先进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生产的，是因为他们的质量一般是优越的，特别是因为美国是唯一可能提供这些产品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唯一的拥有大规模的没有被战争损坏或摧毁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

　　如果说今天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脱离美元的趋势[⑧]，那末，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坦克、机枪和飞机比1945年少了，而这些东西却是更多，并且更具有杀伤力。这也不是因为“货币数量”，在美国增加得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快了。实际上，它比大部分国家增加得慢，除了瑞士和联邦德国。而是因为，在占世界制造业产品出口大部分的一系列制造业部门，美国工业已经变得比其它许多它的竞争者的工业生产率低了。[⑨]较低的生产率正是美国长期的贸易收支赤字之根源，而进口石油的高成本并非其根源。甚至可以认为，美元相对于德国马克、日元、瑞士法郎的汇率的下跌(及美国与此而来的比这些国家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至少部分地是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也许某人可以说是无制度）下，美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通过发行额外的纸美元消除贸易赤字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在加剧美国及世界其它地区的通货膨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现象。这使得增长的贬值纸美元量不断地抛入国际流通并将保持在国际流通领域中（以流动的或准流动的形式，欧洲美元市场和亚洲美元市场的作用之一即在于此），这完全符合格雷沙姆定律。由于这些纸美元的供给不断超过国际货币市场对它们的“有效需求”，与其它通货相比，美元的汇率必然要下跌（至少，在“其它条件不变”下是如此）。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内没有办法“稳定美元”。

　　前面我们谈到纸美元的有效需求，因为我们能表明不经常提到的世界货币形势的一个方面。但是，它能够从反面证明我们分析的重要意义。此即，所有那些具有实际上低于美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国家仍然渴望购买美国的制成品。他们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的西欧和日本一样，渴望得到甚至窖存美元。这不仅适用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适用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这一定义是错误的，本书亦无意纠正之）。其中某些国家甚至曾行至去得到并保有这些贬值的并在不断贬值的纸美元的极端。[⑩]但由于与它们渴望得到美元的同样的经济原因，它们要实际上把美元抓到手却是非常困难的：它们自己在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存在长期的收支赤字。1976年，45个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半殖民地）贸易收支赤字总计达105亿美元，另外35个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比第一组国家拥有重要意义的更多的收入（年人均收入在400—2600美元之间浮动，第一组45个国家是在80—400美元之间），同一年的贸易收支赤字达235亿美元（这是一个净值。因为它考虑了其中12个国家在那一年的顺差，像象牙海岸、马来西亚、智利、阿根廷）。[11]因而，1976年全部第三世界贸易赤字大340亿美元。由于这些持续的赤字的结果，80个“发展中国家”的累积债务1976年达1400亿美元，1977年达2440亿美元，1979年达3910亿美元，1980年底将达到4500亿美元。[12]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欠西方的累计债务估计达600亿美元。

　　因此，如果在英镑衰落之于英国世界霸权的衰落与后来的美国帝国主义霸权衰落之于美元衰落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那么这种相似性也是有限的和有疑问的。

　　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拥有的相对的政治和军事的霸权同美元的衰落之间的脱节是很惊人的。可能这种霸权将日益被西欧和日本的重新的军备崛起所削弱，在这条被削弱的道路上有许多政治障碍，这将使得它至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这整个过渡性时期，美国通过利用它可怕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仍将不能阻止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侵蚀。这种侵蚀是不能停止的，除非以比1929—1933年更严重的一次大萧条作为代价。在现存国际范围内资本与劳动之间力量对比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既定关系，这种政治上的代价国际资产阶级是付不起的。

　　这里我们已触及问题的核心。当英镑是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通货时，这不仅是英国帝国主义霸权的一个表现，它还是一个上升的、扩张的、自信的和社会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映。在这一环境下，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相对顺利的运行（和可兑换成黄金的纸通货，其中有些实际上是发挥储备通货的职能），即表现了国际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制度可以在没有政府的重大干预时纠正自己的偏差的能力的信心，又表现了这种制度能做到这一点的实际能力。

　　在1893—1913年时期，生产过剩的危机及由它引起的失业者数量非同小可。的确，其中一些指标比1974—1975年衰退更为重要，至少就其产生的失业率来说。[13]但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相对说来是稳定的，资本家认为他们能在这种失业率和衰退中生存，并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来克服危机，他们并没有觉得危机将直接威胁到这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而事实证明它们大体上是对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29—1932年大萧条后，这方面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萧条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危机，也不仅仅是这种制度内在矛盾达到爆炸性程度的反映，这次经济危机还伴随着政治的和社会的挑战。这种挑战在十月革命后，对于这种制度与1914年以前存在不可比拟的更大的危险。

　　为了避免或减轻1929—1932年那样广度的大规模的长期的结构性失业的重现，所有资本主义政府无一例外地采纳了通货膨胀的反危机措施。正如法国自由主义者安德烈·科塔教授所尖锐地指出的，“我们今天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包括最坚决的“正统”货币主义政策的支持者。[14]1975年没有一个政府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采用通货紧缩政策。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达到平衡预算，或者预算结余的政策，也没有一个政府应用了剧烈的削减失业补偿的政策（应记取，这是若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29—1932年危机期间的政策）。

　　上述政策选择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凯恩斯使政治家心中的政策优先序列模糊或愚弄了公众，而是由于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的自卫本能。如果今天联邦德国有500万人失业，对无工作者的救济又大规模削减，如果民主德国存在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则会在联邦德国周围建一堵墙防止上百万的人逃往民主德国。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令人感兴趣的：在美国，“信贷膨胀”爆炸实际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同开始的；即，它支撑了20世纪20年代的短暂繁荣，被1929年的大萧条所打断，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再现（这与我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作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的时期——这种生产方式衰落的开端时期——的总特征是极相吻合的）。图5清楚地描述了这一点。[15]

图5 1839-1933年美国人均银行信贷


　　的确，在这些情况下，金本位的放弃、普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的出现，以及作为储备通货而使用的纸通货的不可逆转的衰落，这一切不仅（或不是基本上）与美国力量或美国工业生产率的先进性的衰落相联系，它们还与资本主义利用通货膨胀以找到解决办法，甚至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以解决日益激化的制度的内在矛盾的需要相联系的。没有十年来的持久的债务爆炸（战争期间公共债务的爆炸，战后在美国及联邦德国、日本，则以私人债务爆炸为甚）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扩张性长波。但那种持久的债务爆炸是作为整体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持久性通货膨胀这一世界现象的主要根源。按杜普里兹教授的看法，10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1945（48）—1971年期间黄金储备的增长率是1.4%，通货储备为3.7%，存款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增长为11.6%。[16]简而言之，尽管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力量，自己能够从第一次大战以前的长期衰退中摆脱出来（甚至在受到外国的决定性的最初冲击后），但在第一次大战以后和1929—1932年大衰退之后就不再能做到这一点。这时它就需要持久性通货膨胀，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持久的军备活动等人为的刺激，以便实现一个新的扩张。

　　在这一意义上，英镑的衰落不是滥觞于英镑国际地位上升期的条件，这一国际货币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体系中运行得不错。而美元的衰落却正是源自于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元迅速上升的条件。它滥觞于在一个资本主义衰落时代中的资本主义扩张的一般条件。具体地说，它源自1914—1939年的相对停滞的长波得以克服的条件。换言之，它反映着1940（48）—1968年扩张性长波同以前的扩张性长波的根本不同。我们要理解这种差别，不仅仅是为了理解目前衰退的根源，还是为了预测资本主义将来能克服那种衰退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所有这些考虑清楚地表明每一个长波在其历史框架中的特殊性，它们必然相悖于那些太漂亮、太机械的类比。

　　1940年以后的普遍的通货膨胀以什么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爆炸性的内在矛盾相联系？同这些制度用来在二次战后四分之一世纪中抵消它们（内在矛盾）的手段相联系？这种抵消的手段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制动作用，明显地在1914—1939年时期得到发挥。

　　就我们看来，这决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的观念，但我们可以证明它是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高度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增长中任何减速和崩溃的根源）必须在生产领域中寻找，和在流通领域中寻找。再生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清楚地阐述的那样，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它们是在保持资本积累率（产生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日益增长的困难和在销售日益增加的堆积如山的商品中（或，同样的，与不断增长中的充分利用现有的商品生产能力）的困难相关联的现象。这种困难是在既定的社会生产能力和“最终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是作为其基本运动规律的结果而内在地存在于这种制度的）趋于增长情况下发生的。

　　这里我们不能进一步论证为什么危机理论（它超出了赞同积累过度危机理论拥护者和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拥护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是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相一致的，最具有逻辑的严密性，最能解释1926年以来工业资本主义所经历的21次真正的生产过剩危机，但只要说明这一点就足够了。但足以肯定地说，每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的同时也是一次资本生产过剩危机和一次商品生产过剩危机。诚然，在这一论点令任何人信服之前，二者是如何准确交叉重迭必须详细加以解释。这里我们没有篇幅进行这种论述。因而我们请读者允许假定它已得到证明，从而在那一点假定之下继续研究通货膨胀的作用（债务膨胀，信贷膨胀、银行货币膨胀）。[17]

　　米凯尔·阿列塔已令人信服地证明，通货膨胀的机制是如何运行的：从“垄断的”“管理”价格开始，通过银行信贷和货币的持久性扩张，在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共同参与下导致货币供给总量的持久性膨胀。关于这种“货币数量”的持久性膨胀，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提供了一个相似的分析，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中也进行了同样的分析。[18]故在此毋需对这些机制再作进一步讨论。持续通货膨胀同这种制度的总需求的关系倒应予以强调。（即通货膨胀暂时地克服资本主义衰落严重的停滞趋势的作用，这种停滞的趋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显得如此强大。）

　　信贷膨胀在刺激长期的战后繁荣中发挥了双重作用。它创造了一个广泛的扩张的市场，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两个关键性产品：汽车和住宅在总销售额中占有重要比例。剩余价值（使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用语）“实现的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可以在这一事实中看到，美国累积的私人总债务1945年占国民收入的75%，而1956年占国民收入的100%，1970年占150%，1980年将达175%左右。[19]

　　同时，信贷膨胀已使得企业在超过它们占用的剩余价值量之上而扩展（即通过债务的日渐深入而扩展）。这里，某些指标又是很惊人的。[20]尽管这种趋势在1975年衰退发展之后已经有所削弱（在利润大量增加的同时，却没有伴随着相应比例的投资扩大，故债务比例可暂时降低），但上诉债务比例的提高仍然是一种历史趋势。

　　套用一位英国发言人的著名成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债务海洋上漂向扩张。当然，这不是工商业骗子们或煽动性的政治家们的不合理决策所致；这是在现有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政治力量关系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

　　《商业周刊》毫不犹豫地将整个美国经济概括为债务经济。实际上，1978年底全部美元债务已接近4万亿（1946年为5000亿，1960年为1万亿），这一增长一直高于GNP的增长。全部私人和公共债务的年增长率，1968—1973年时期约为13.5%，1974—1975年衰落期下降，1976—1978年恢复中已达到14.2%的新高度。再者，尽管公司债务的增长率已从15.6%下降到12%，消费者债务却从12.6%上升到16.4%，住宅抵押债务的增长从11.5%上升为每年14%。总的消费债务，1978年底已达到令人惊愕的1.2万亿，是1969年数字的3倍。[21]

　　这种现象不只局限于美国，尽管人们公认美国比其它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更为严重。甚至以其保守的货币政策著称的联邦德国，在1977年到1978年两年那里私人债务也从7640亿德国马克上升到9270亿德国马克（即20%，1978年最后季度增长率达28%）。[22]

　　那末，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一种“虚构的”或人为的扩张，1940（48）—1968年的扩张性长波以何种方式都不能同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的古典的扩张性长波相比较吗？当然不是。

　　当凯恩斯主义者（在剑桥表现得那样强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他们所授意的改革派劳动者政治家们，骄傲的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扩张性波动中所取得的成就时，他们确有不可否认之论点。谁能严肃地怀疑：物质生产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并且不仅是武器和毒品或无用的商品的生产），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增长，帝国主义诸国就业水平比在两次大战之间有重要的提高，西方人口的生活水平有重大的提高，许多社会改革（如，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有偿假日的推广，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这些措施代表真正的社会进步因而能被工人所赢得。不过，如果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广大人民不能从这些改革中受益，则可以指出，他们生活得一定不比西方存在大规模失业时的20年代和30年代幸福。

　　因此，战后的扩张性长波是一个真正的长波，不是虚构的，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的标准（即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率、世界出口）来判断的话，物质生产有一番强有力的增长，世界市场出现了由平均利润率的上升和继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上升而致的有力的扩张。持久性通货膨胀不是带来这种上升的因素之一（只是货币现象本身决不能取得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作用是跨越或减轻整个时期的在扩张中的内在矛盾（即，使扩张持续更长一些，延迟最终“算帐”时刻的到来，在此一时刻扩张的内在矛盾将在一个剧烈的利润率危机和剧烈的生产过剩危机中爆炸）。在这一意义上，通货膨胀（即，信贷膨胀）在长波时期中发挥着同马克思所说的工业或商业循环中信用的作用上十分相似的：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的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23]

　　对于持久、“温和”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的积累这一后果，冯·哈耶克和维也纳学派声称：“我们早已告诉你们这种情况了！”[24]但是他们并不可能回答这个明显的异议：他们自己的克服1929—1932年大萧条的药方失灵了，并没有在何处见效。至少，温和的通货膨胀措施暂时地克服了大萧条并产生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加速增长。

　　那么，接踵而至的转折点上怎样发生的呢？为什么通货膨胀不能无限期地跨越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矛盾呢？是什么经济矛盾决定了1940（48）—1968年扩张性长波的结束？

　　首先，贯彻扩张性长波之始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之一仍然是不可抗拒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持续提高。

　　我们完全意识到这一事实：这是一个在经济学家，特别是（但不只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有极大争论的主题。我们乐于承认，特别是在第一次扩张性长波期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并没有像第三次技术革命（即半自动化）出现以后那样显著。不应当忘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概念的框架中，机器纯粹地在物质上替代人力（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普遍特点，特别是在最近的半自动化阶段）不是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提高的正确指示。这个概念涉及的是价值关系（与技术上预先决定的关系相联系），不是物质数量。进而言之，它涉及的不是设备的价值同工业工资量（可变资本）的对比，而是现期使用的设备的价格，加上原料和能源的成本之总和，然后除以工资所得之值。

　　另一个困难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观点出发，只有生产劳动的工资必须予以考虑，而不是国民工资量。所以，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统计证明不能以GNP这一总量为基础。在整个工业部门统计基础上进行验证也是比较容易的，对每个工业的主要行业的分别统计进行验证也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对我们的同行们提出了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战的挑战：让那些否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的确实性的人们提出一个某一单个工业行业的例子，在那里的劳动成本，现在已比75年前、50年前或40年前构成总成本的更高的比例。要找到这样一个行业例子是困难的，更何况找到这方面总的趋势。如果技术进步不是带有节约劳动偏向，那末半自动化又是为的什么呢？[25]

　　两个关于将来法国电话和电讯工业设备生产的报告最近发表了。两个报告都指出，要生产电话交换机的下一代产品。如果是半电子的新交换机，则需要减少50%的人时，如果是全电子新交换机则要减少80%的人时。[26]在美国与此相同的工业中，可以援引相近的数字。第三次技术革命正在进行之中，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并正在每一行业继续出现。对它们，不改变资本主义有机构成就意味着：或者在几年内，小时实际工资将成双倍或五倍地增加，或者从既定的劳动成本与总成本的（最终）比例不变出发，在工资增长较慢（也许是50%或100%）的同时，原料和新设备的实际成本绝对下降大约25%—40%。很明显，这样的假设是完全不现实的，与在过去10到15年里任何实际工业部门所发生的现象不相符合，且不提在以后10年里将要发生的。仅以半导体工业为例，在60年代后期仍然相当贵的芯片可以由一个成本为200万美元的工厂所生产，而现在要建造一个出售并不昂贵的芯片，以最低赢利水平建工厂需要5000万美元。[27]

　　第二，如前所述，一个起始中的技术革命的特殊条件、工业部门中新行业的兴起的特殊条件——确保领先公司得到巨大的技术租金（超额利润）——将随着技术革命成果的开始普及而缓慢地消失。一般来讲，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转向停滞性长波是技术革命成果开始普及之时，这一转变是伴随着从革命性的引导转向新技术的普遍大众化的。转折之后，技术租金开始变得稀少。在大规模产量和竞争的影响下，典型的“新”产品价格开始下降。

　　计算机工业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很到的例子。从以电子管为基础的计算机向晶体管计算机的进化。接着是以硅为基础的集成电路的出现，这些进化都大大降低了成本，这在大批量生产中尤为突出。1965—1971年期间，成本下降到这样的程度，每一电路（一个晶体管）的价格从2美元下降到不足3美分。在德国，价格下降更为剧烈﹝从1965年的2马克左右（一个晶体管）降到现在一个集成电路晶体管程序只有0.002马克﹞。第一台美国计算机（ENIAC，成本1943年为200万美元）的全部功能现在都可以由成本不超过50—500美元的微型计算机来完成。[28]

　　由于微处理机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普及，[29]国际商业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垄断及它在此基础上得到的巨额技术租金，一方面受到在微处理机领域领先的新崛起的美国竞争者的威胁（例如，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数据处理公司、霍尼韦尔-布尔公司、巴勒斯公司、英特尔公司、阿姆达公司），另一方面，受到日本垄断企业富士通和德国西门子跨国公司联合攻势的威胁，这二者相互密切勾结，准备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领域（即下一代大型计算机）中击败它。[30]它们能否成功仍需拭目以待，但毫无疑问，通过激烈的价格竞争将引起垄断剩余利润的下降。在美国，华尔街已经预备了这种侵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股票的价格/收入比率已从60年代的30/1降为现在的13/1。在联邦德国，据计算，平均的计算机价格，1971—1977年之间绝对地下降了11.5%，相对的价格（考虑到一般制成品价格的上涨）下降幅度为54.9%。[31]

　　随着这些巨额的技术租金的下降，平均利润量倍受威胁。现在，在结构性稀缺的条件已经消失，其生产和市场条件变得“规范化”情况下，那些具有最低生产率的企业不再是决定这些“发明”产品价值的企业。由于相对垄断的地位仍然存在，剩余利润仍能实现，这种垄断利润的实现现在日益以牺牲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代价（即，整个行业的利润量不再增加）。人们可以谈论创新率开始下降，谈论革命性的“信息”（控制论的）开支占人均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自1965年开始出现停滞。[32]

　　人们可以举出关于创新率及其影响下降的多种原因。有许多资料表明对有关原因的寻求。《经济学家》杂志对化学工业有这样一段话。：

　　“技术已达到一个停滞时期，对新塑料和纤维的新分子组合的开拓性日子已经过去，只剩下更为困难的分子链仍有待于继续研究，而高收益前景已经失去光辉。在已削弱的石油化工的繁荣之后，并没有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繁荣，尽管较昂贵的石油和天然气正在带来这样的日子，使从植物原材料提取化学品变得有利可图。化工业正在开始考虑生物化学和遗传工程学的应用。但是，合成蛋白质和从昆虫中制造药品的初期结果（即利用天然的而不是合成的化学物）都是令人失望的。任何来自这一方面新的刺激因素要改变化学工业至少需要等10—20年”。[33]

　　这既不仅仅是，也不根本是缺乏科学知识、缺乏发明的问题。这是一个赢利性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很正确地强调的：是一个关系到未来的市场和未来的利润预期的一般的社会经济气候的问题。为了使跟随发明而来的创新付诸实现，须有伴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可能（即创新商品的迅速扩散），所致的成本的重大减少（生产率的收益）。所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普遍减速的结果，[34]从发明向创新转变变得困难（即可赢利性低）及重大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扩散变得更具有冒险性，于是技术进步就可能减速。在这里，赢利性又发挥着关键作用，甚至当需求很快地扩大，但利润率下降，资本投资变得呆滞，美国的半导体工业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存在一个大的（并且是扩大中的）芯片短缺，资本投资却没有随着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而扩大，因为在最近五年，半导体工业相对于股金的平均收益下降了31%，税前利润余额下降了18%。[35]

　　同样，垄断的作用和战略也是不能脱离这种局势的。首先确保在前一个波期实现的巨额资本投资的完全折旧（如，核能和核能装备）的需要使得同量资本的支出投资可能迅速地投入与之竞争的部门（如太阳能这一现象）绝对不可能出现。[36]

　　第三，资本周转的速度的进一步增加变得更加困难了。电讯革命使得巨额货币可以在几秒钟内从纽约汇往东京,或从伦敦汇向约翰内斯堡（尽管关于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所有的哀诉每天都在发生）。但是10多年来，在运输、销售、流动资产的周转等领域的进一步的进步已变得越来越稀少，部分地是由于技术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它们碰上了同资本主义本质相联系的制度的社会障碍：私有财产、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即，高度不平等的，具有阶级偏向性的标准），及民族国家的存在。

　　第四，长时期的加速增长使得两方面的增长率之间比例失调加重：一方面是固定资本设备和消费品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另一方面是原料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后者仍同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因此灵活性较小。结果是，要无限期地保持原材料价格的相对下降〔这已经在近20年（1952——1971年）里所出现的〕是不可能的。这里原材料价格实际转折点是1972年，而不是起自在赎罪日战争后石油价格的上涨。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与制成品价格比例的逆转同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后者是25年之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的付成品）之间变化的力量对比也有关系。没有这种变化，改善殖民地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的情况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地对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具有不利影响。

　　够奇怪的是W.W.罗斯托将剩余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在有利于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的很有限的再分配视为经济增长的新的长期高涨的根源。[37]且勿论这种再分配的规模是被大大夸张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净收益必须同大多数非石油输出国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净损失作部分的抵销，这一损失至今仍然是巨大的），亦勿论本应考虑即不该将利润（石油租金）的实际再分配同对半殖民地的贷款的增加（这些贷款转化为债务增加、债务负担加重，从而在中期变为停滞，如果说这不减少世界市场的购买力的话，那么也根本不会增加这种购买力）。罗斯托这一论点的主要弱点是它没有考虑原材料价格的相对增长对利润率的影响的作用。这种总效应是负的，更贵的原材料和能源成本意味着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且，如若其它条件不变，还意味着更低的平均利润率，这是不能由于原材料部门（即大的石油垄断者）的资本投资所得更高的利润率所抵销的。除非这种资本在总投资资本中占有高的比例（50%左右），而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原材料和制成品之间贸易条件的长期逆向变动的唯一积极作用是，它刺激了对其它可替代的材料和能源的寻求（即它有利于创新）。但是，它能够在何种范围内对经济增长率的一般趋势发生何种影响还是取决于相对赢利性。只有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带来重大的剩余利润，其利润量大到足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显著提高时，才能预期原料价格的上涨的这种间接影响会有利于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但是，至少从短期或中期和在足够大的利润量这一角度来看，来自替代技术的那种超额利润还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并非指日可待的。相反，替代性能源仍然比昂贵的石油还要昂贵。可见，罗斯托的分析必然是错误的，它明显地与70年代国际经济的任何可见的趋势不相一致。70年代的趋势是以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为特征的。[38]

　　第五，在整个扩张性长波中，潜在的生产过剩（即超过最终消费者购买力的生产能力的发展）牢固地形成了。这一点的最好的指征是美国工业能力利用的持续下降，在每个周期的繁荣的最高点及在每次衰退的最低点都是如此（表3.1）。但是，资本利用[39]的一般的下降趋势在整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更普遍的趋势，如表3.2所清楚地显示的，这些数字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1978年是经济复苏的一年，而1964—1973年的平均值包含12个衰退期的情况。

表3.1 能力的利用情况

繁荣

衰退

年份

%

年份

%

1966

92

1967

78

1968

86.5

1971

75

1972

78.5

1975

65

资料来源：E.曼德尔，《第二次衰退》，伦敦，1978年，第26页。

表3.2 制造业能力的利用情况（%）

 

1964—1973年平均数

1978年前半期

美国

85.4

83.1

日本

92.6

85.8

德国

86

80.8

法国

84.8

83.7

加拿大

88.1

85.4

意大利

78.5

72.4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78年12月，第24期，第12页的数据。


　　在某些特定的工业部门，这种长期的能力过剩的状况更为突出。我们在下面举出两个例子：其一在钢铁业，共同市场国家预期在危机爆发之前，1980年要销售1.85亿吨左右钢。实际销售也许低于1.45亿吨，而1980年已形成的钢的生产能力是2.3亿吨。即使以预测的销售水平为准，也要计划对过剩能力的大量削减。其二，化工原料工业，其生产能力过剩显示在图6中。核电站设备制造工业也遭受到同样的能力过剩。图7表明，1965—1975年这10年的美国的生产能力利用的普遍下降。

图6 主要化学原料的生产能过剩（根据1979年4月7日《经济学家》杂志编制）


　　如前所述，在这25年里，消费债务的持续增长的同一趋势的指标决不是说服力不强的特征同样令人信服。如果我们将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这就尤其明显了。尽管不断增长的负债，尽管成千上万的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不断超过他们的收入，但这个国家闲置的生产能力部分却越来越大。大量的失业还对这种能克服生产能力过剩的消费者开支的迅速扩张产生了一种抑制。

图7  美国生产能力利用的下降
（1967=100，按季调整，根据国家系统动力规划研究1976年度报告，第5页编制）


　　第六，在所有上述日益加重的诸种矛盾存在的情况下，资本用来消除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影响的手段（即避免持续的赢利性的恶化）仅剩下一个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率。尽管这种提高毫无疑问地在扩张性长波的第一部分（the first part）出现过，在长波产生之前也采用这一手段，可以说，这却激发了长波的到来，这是由于第Ⅱ部类劳动生产率急剧上升的结果（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伴随着扩张性长波自60年代初以来对工业劳动后备大军的累积性效应，和对工人阶级的自信及组织程度的累积性效应日益发挥作用，保持剩余价值率上升势头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增长开始遇到技术变化之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相对的充分就业这双重障碍。就在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的时刻，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放慢了，从而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不可避免的。

　　第七，在价值实现日益困难，加之赢利性下降的条件下，只有每过一个危机周期就增加通货膨胀的剂量，通货膨胀才能延迟最后“算总帐”时间的到来。但是经验证实了理论分析所预言的：从一个既定的水平开始，通货膨胀连续加速的效果变得起反生产性的作用，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些值得特别一提：对通货膨胀率增加的滚雪球一样的预期性反应、实际负利率的出现使得长期投资项目从利润计算和预期角度来看更难笃定（因而更难预测）的倾向。

　　第八，作为典型的近代资本主义公司的组织形式的多国公司的继续增长日益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的有限的效率相冲突，同反周期的经济规划，以及许多在扩张性长波中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得以部分减轻的措施发生冲突。如果将第七、第八因素结合起来（增长中的各国互异的通货膨胀率、民族国家在多国公司前日益增加的虚弱），我们的分析还包括这样两个原因：也就是某些导致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崩溃的更明显的技术原因，及由此而出现的与日俱增的国际货币无政府状态这一原因。




注释：

[①] 在这场争论中的不同表述有巴兰-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主义下“处理剩余”（surplus disposal）诸困难日益增加这一理论以及捍卫现代资本主义趋向于永久性停滞这一理论的不同的学派。

[②] 一个最近的例子：杰弗·霍奇森：《托洛茨基和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75年。

[③] 有人或许可以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证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是都错了，为其争辩的例子是国家干预越多则随之而来的经济资源的浪费也越多。但是笔者以为相反的方面也是确实存在的。在资本主义下，减少国家干预将导致越来越高的就业不足和设备利用不足，这也是经济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

[④] 托洛茨基同瓦尔加和其它共产国际（“资本主义衰落时代”这一概念源于此）的早期理论家一起，精确地阐述说如若某些社会—政治条件从根本上发生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生产力的新的高涨也是可能的，见托洛茨基1921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和他对共产国际1928年纲领的批评，分别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纽约，1945年，第1卷，第174页：《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纽约，1936年，第1页及其以后各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尔切洛·德切科，《1890—1914年的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巴里，1971年，以及罗热·德昂，《从英镑本位到美元本位》，巴黎，1972年。实际上，英镑作为储备货币1913年在中央银行全部储备中的比例比1938年全部其它货币在中央银行中作为储备货币的比例（7%）高。

[⑥] 以SDR（被视为“纸黄金”）通过任何方式代替真正黄金的失败不仅与它公开承认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国际流动”）有联系。由于它的产生取决于政府间的协议，它也就必然反映这些政府的国内金融政策（即各国国内持续存在的、水平互异的通货膨胀率）。

[⑦] 福克·希尔格特，《世界贸易网》，伦敦，1945年。

[⑧] 这也足以适用于美国跨国公司。




[⑨] 制造业每一人时产量的年增长率：

 

美国

日本

联邦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1960—1975年

2.7

9.7

5.7

5.6

6.2

3.8

1970—1975年

1.8

5.4

5.4

3.4

6.0

3.1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若干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的增长比较》，载1977年公报，第6页。

[⑩] 在经互会内部贸易中，“社会主义”国家刚刚采用美元支付，以作为惩戒过度（无计划的）贸易不平衡。

[11] 《联合国统计年鉴》，纽约，1977年。

[12] 1978年世界银行报告提供了1976年的数字；1977年数字来自OECD和FAO的现期出版物；1979年底数字及1980年底数字来自OECD最近的出版物；在1980年7月8日《世界报》对此有概述。

[13] 1870—1913年期间，在16个OCED国家中平均失业率（占劳动力的百分比）为5.7%（见第一章注④，第115页）。

[14] 别忘了，即使在阿瑟·F.伯恩斯的保守的管理下，联邦储备允许的货币供给年增长率也在50-100%之间，高于实际GNP增长率。

[15] 乔治·F.沃伦和弗兰克·A.皮尔逊，《黄金与价格》，纽约，1935年，第142页。

[16] 列昂·H.杜普里兹，《1945—1971年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一个高涨期吗？》，载保罗·勒文塔尔《当代经济问题》，卢万1972年，第321页。

[17] 阿里吉坚持主张通货膨胀具有这样一种作用：“它会消除因工人们不断增长的结构力量而从资本家那里夺来的生产上的那些让步和好处”，详见《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载《新左派评论》，1978年，第3页及以后各页。

[18] 米凯尔·阿列塔，《资本主义的调节和危机》，巴黎，1976年，第263—269、297—298、310—322页。

[19] 给出这些数字的官方来源见曼德尔的《第二次经济衰退》，伦敦，1978年，第29页。1980年的预测是依据1976、1977、1978和1979年的消费者和商业信贷增长率计算的。

[20] 见曼德尔，《第二次经济衰退》，伦敦，1978年，第81—82页。

[21] 《商业周刊》，1978年10月16日，1979年4月23日。

[22] 联邦德国《明镜》杂志，1979年2月26日。

[23] 我们自己从K.马克思的《资本论》，柏林，1969年，第3卷，第457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第25卷）翻译的。

[24] 冯·哈耶克提供了这些警告的一个很好的选集，见《A Tiger by the Tail》，伦敦1972年，还见雅克·鲁弗的《西方的货币罪过》，纽约，1972年。

[25]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罗伯特·罗索恩提出一种反对的意见。不承认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在没有收录在该卷第六章的原稿文字，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可变资本不仅包含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也包含整个生产过程所必需的“集体工作者”的工资，包括技术员等。这是对的，我们也没有将任何其他东西归入到“劳动成本是总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这一概念中。但是，马克思决没有把“资本劳动者”概念扩大到生产领域以外，没有将流通成本、商业雇佣劳动者的成本、国家负担的成本等等包括到“可变资本”这个概念中，在《资本论》第四卷中，他始终坚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尽管他对二者之间的边缘界限稍许有所修正。可见，他压根没有暗示可变资本等于国民收入中总的国民工资。

[26] 法国《世界报》，1978年10月11日。

[27] 《微电子技术纵观》，载《经济学家》，第274期，1980年，第4页。

[28]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198页所提到的德国大资本家之一、西门子公司的弗里德里希·鲍尔的话，详见彼得·巴特尔海默和温弗里德·沃尔夫，《新技术与联邦德国资本》，载《国际》，1979年，第42页。

[29] 按弗里德里希·鲍尔的意见（同上注，第41页），这只是一个开始，而目前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使得人们可能将50000只“芯片”充填到单个硅晶体内，在今后三年内能够把100万只芯片充填到一个硅晶体内。

[30] 巴特尔海默和沃尔夫，同注28，第56-59页。

[31] 巴特尔海默和沃尔夫，同注28，第54页。

[32] “许多理由赞同这种想法，即，许多年间，我们不能再期待一个为我们在1975年以前所目睹的那25年一样的、长期不受妨碍的扩张时期。这些理由之一是这样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中积累起来的，在战后大大推动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可赢利的技术变革枯竭了。见库尔特·罗思柴尔德教授，《维也纳目录》（期刊），1977年12月。

[33] 《经济学家》，1979年4月7日。

[34] 见克里斯琴·德布雷森，《马克思心目中的创新》未出版的手稿。

[35] 《经济学家》，第274期，1980年，第4页。

[36] “在大西洋的彼岸，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事实，当创新在大的公共组织或私人组织的庇护下发展时，它不仅可能危及到已得到的并日趋加强的地位和经济租金（Rents），而且，这样的创新往往荒谬地扼杀创新。”法国《世界报》，1978年12月15日。

[37] W.W.罗斯托，《世界经济：历史和展望》，奥斯丁，1978年。

[38] 类似的对罗斯托学说的反驳已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康德拉季耶夫上升期还是康德拉季耶夫下降期？》，载《评论》，宾厄姆顿，1979年，第2期，第663页。罗斯托实际上回到了康德拉季耶夫最初对长波的解释〔工业和农业（原料）之间贸易条件的长期波动〕上了。关于这一解释，这位俄国经济学家自己很快放弃了，而且它也经不起经验证明。

[39] “在几乎没有追加投资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现有足够的资本设备范围内至少在10年间保持很少的产量。”见杰伊·福雷斯特，《幸福》杂志访问记，197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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