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第四章 特定历史时期的长波



　　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略述之后，我们势必得出最终结论：长波不是仅以经验能够证明的；给定时间跨度内的统计平均数不完全代表长波；也无“规范的”或者“惯常的”长波可言，这种规范或惯常的周期从著名的库兹涅茨长期趋势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长波表明了历史实际，即具有确切可区分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历史的各个部分。出于非常相似的原因，其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①]马克思主义着重于内部经济因素、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它们通过社会政治发展（即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内部力量关系总体平衡的周期性变动，以及重大阶级斗争和战争的结果）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和作用，对长波作了解释，从而赋予长波历史实际一个完整的特点。[②]

　　在主要意识潮流（至少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是主要的）及其通过特定棱镜反映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间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到长波的历史整体的明显证明。

　　考察1948—1968年经济加速增长的整个时期，“增长的乐观主义”，“有保证的充分就业”和“技术上的理性信仰”如何在理论经济学和社会学及在经济顾问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中间占据主导地位，不是很值得注意吗？而当我们从扩张性长波转向萧条性长波时，则冒出如此之多的世界末日“零增长”预言。在上述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之间不是存在惊人的一致之处吗？

　　我们看到在给帝国主义诸国政府出主意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同行占了主要的地位，但决不可夸大他们对经济发展、工业产出趋势及世界出口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而萧条性的长波在根本上决定了从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主的政策主张转为主张治理通货膨胀为主的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并不是主要的经济信条改变经济现实，而是经济现实的变化改变了主要经济信条。

　　但是，为了理解长波的全部完整的特征，有必要将阶级斗争这些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某些行动的客观事实包括进来，因为阶级斗争是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趋势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基本趋势之间的主要介体。

　　二战以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思想得到普遍接受，这表示资本家阶级对于劳资双方力量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某种评价，也表示了资本家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扩张的可能性的某种预言。在上述平均的长期经济增长的范围内，充分就业政策，尽管有适度的通货膨胀，不会破坏苹果车计划（即基本不会威胁资本家的利润）。[③]

　　理论经济学家转向反凯恩斯学派的反革命，这基本上并非出于对持久性通货膨胀的长期威胁的事后认识。早在凯恩斯主义失宠于资产阶级和改革者政府的经济顾问们之前就已广为人知。根本上说，甚至基本上可说这一转变也不是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加速的产物，尽管毫无疑问，加速的通货膨胀于70年代早期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家和实践者之中产生恐慌反应。理论经济学的转变实际上是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优势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

　　在扩张性长波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乃至在国际关系发生不利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资本家阶级的首要政策目标是通过改革，使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发挥关键作用，以此来收买工人阶级。经济扩张本身创造了物质条件，总的来说，这使制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

　　但是，当我们由扩张性长波转到萧条性长波时，维持充分就业消除贫困，扩展社会福利保障，确保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稳定（如果适度的话）增加不再可能了。此时，通过剩余价值率（即工人阶级的被剥削率）的跃升而维持利润率的斗争成为最高政策目标。

　　货币学派的反凯恩斯学派反革命在理论经济学只不过是这一改变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思想表达。在长期内，如果不能消除慢性的结构性失业，没有“个人责任感”的复归（即大幅度削减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没有普遍的紧缩政策（即，停滞或实际工资下降），就不会有利润率的急剧回升。这是新的经济智慧。[④]这并不是包含很多“科学的”成分，但很多与资本家阶级的直接的和长期的需要相对应的，虽然他们将它说成是客观科学。

　　海尔布罗纳教授指出了欣喜若狂的和绝望的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有节律的长期交替。[⑤]我们看来，这些显然是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是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从一长波向另一长波转变之间类似的对应性，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总的思想意识的气候决不限于经济学的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是典型的滞胀气候，再加上一战和俄国革命的冲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和日本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非理性信仰和神秘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一倾向较弱，但决非不存在。这与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候的对理性主义、自然科学、人类进步充满信心的乐观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事实上，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及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或近似法兰西主义的教条早在法西斯主义攫取政治权力之前就在大学学生中甚至在大学教授中取得统治地位。

　　1948—1968年期间，这一趋势发生了强烈的逆转。尽管人类在前些年已目睹的屠杀（希特勒和斯大林、奥斯维茨和广岛），乐观主义，信赖自然科学，对无限的经济增长或多或少信奉的气氛重新盛行，这或多或少地导致了人类进步是无止境的。在这种氛围中，右翼和极端右翼势力普遍从大学里撤退。由于综合的历史因素的推动，60年代后期出现了这一代学生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左翼和亲马克思主义的动力，这在资产阶级大学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随着从扩张性长波向停滞长波的转变，思潮又有变化。法国的“新哲学家”的抬头只不过是更普遍地转向重新流行于知识界的诸种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一个例证。这决非限于“极端主义者”。相反，一个强劲的攻势正在出现，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以及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科学”辩护在学术界重新受到尊重。这一攻势同时渗透进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保守派甚至“自由保守派”的内层，[⑥]伴随而来的是在流行的“亚文化”内荒谬的，鄙视和贬黜人类趋势日益高涨，占星术和“恶魔崇拜”仅是两个鲜明的例证，[⑦]与20世纪30年代初在的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

　　一方面，在学生运动的涨落与青年激进化的涨落之间当然没有机械的平行，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潮流的重大转变与在大学内主要的思想潮流的重大转变之间也是如此。青年激进化和学生激进化的客观基础继续在长期内发挥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受到下列因素的联合阻碍：青年大批失业、准备不惜任何代价谋取工作的压力、找不到工作的忧虑以及对他们深深卷入的社会危机的全面政治解决的延误产生的失望情绪（即，对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性延误产生的失望。）

　　同样，没有理由应该对资本主义技术和资本主义滥用自然科学的风险的日益怀疑与普遍地隐退进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绝望及对人类的蔑视予以认同。我们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苟同50年代和60年代不负责任的“生产主义者”信条。对这一信条的许多社会批评得到充分证实。人们不必相信罗马俱乐部[⑧]为代表的对能源和原料将不可避免地绝对匮乏的预测。尽管这种预测倒促使人们理解当代人类必须为留传给未来人类实现人类文明生存和繁荣必需的先决条件的环境和自身财富承担集体责任。人们不必接受永久的苦行主义和简朴的贫困化的暗示，这与马克思主义享受生活及人类潜力的无限丰富的基本精神十分相悖，尽管苦行主义倒促使人类理解到：各种各样的愈来愈多的无用商品的产出无尽地增加（这类商品日益危害环境及社会个体的健康发展）并非符合社会主义理想。这种产出直接地表达了资本的需求和贪婪，以实现愈来愈多的以商品无止境增加来代表的剩余价值。

　　然而，抵制资本主义消费方式，以及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断然抵制，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应该从努力用选择的技术来扩展，而非束缚机器释放的潜能为基础（即，把人类从机械的、残损的及非创造性劳动负担中解救出来的以及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利于所有个人的个性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在个人富足，贪婪及竞争行为的动机渐退的社会中，一旦这些满足能够得到保证，进一步的“增长”将围绕“非物质”产品上进行（即，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道德上的、心理上的和知识上的需要将超过对于获得、积累更多物质产品的旨趣。不管这一信仰在现今如何“不时髦”，我们相信人类的知识、人类的科学、人类进步、人类自我实现及人类自由等方面的能量是无限的，而绝不使保护这类自由（首先是需要的自由，但也是思想、创造、政治和社会活动自由）服从于任何想当然的有能力保证人类获得这些自由的家长制。

　　但是，无论有什么保留意见，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重要转移，以及资产阶级空想家现行基调的更为重要的转移，其间的相互联系表现得是如此明显，故不能认为这一联系出于巧合。这种转移的反人道主义者，反平等主义，反民主的含义相当不祥。它们与萧条性长波范围内的同样不祥的国际资本的长期需求相联系。

　　因而，我们可以接受这一观点：长波远远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有节奏的起伏。各个长波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有明显区别的不同历史时期。下表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1. 1789—1848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建立时期：“上涨”，1789—1815（25）年：“下落”，1826—1848年。

　　2．1848—1893年：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上涨”，1848—1873年：“下落”，1873—1893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长期萧条）。

　　3．1893—1913年：传统的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极盛时期：“上涨”。[⑨]

　　4．1914—1940年：资本主义衰落时代，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反革命时代的开始：“下落”。

　　5．1940（48）—？年：产生于世界革命的滞延和30—40年代工人阶级的挫折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但伴随这一制度进一步衰落和解体的现象：“上涨”（但限于显著减少的地理区域）1940（48）—1967年：“下落”1968—？年。

　　可以提出以下问题：经过一段长长的压抑时期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否意味着相对停滞的或低增长新长波的时限是不明确的，以及，在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衰退和腐朽的总的历史框架内类似1940（48）年或1893年的新转折点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出现？抑或，从相反的意义上，尽管资本主义体制在经历着历史衰落，能否重现1940（48）年的奇迹？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较长的“清除”[⑩]期，能否开拓可与1893—1913年时期（如果不是1948—1968年的时期的话）相比的加速扩张的新时期？

　　这些问题需从两个层次上给予解答。什么是出现这种扩张性长波的“技术性”的必要条件？什么是将偿付它的社会和政治代价，从广义上说，人类福利和人类文明的代价？

　　从技术性观点上，经济增长率将显著地高于70和80年代平均水平之上的新的扩张性长波，需要的必要条件是骤然提高积累率，因而提高平均利润率及最为一般含义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更为显著的扩张。

　　我们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所经历的低速增长长波的“合理化”的功能，似乎定会创造平均利润率长期大幅度提高的必要的经济环境。而在实质上，这一环境却需要下列的条件：旷日持久的大批失业侵蚀实际工资和工人的自信心、战斗精神和组织水平及大幅度提高劳动强度，导致剩余价值率的迅速上升；通过进一步消除小型、中型甚至大型的，包括许多多国公司（在资本的国际集中和聚集上，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实现了新的跃进）在内的无效率的企业这一办法，来大规模降低资本的价值；至少相对地彻底降低设备、原料和能源成本的新方式；新的技术创新广泛应用；资本周转率新的变革性的提高。

　　技术、工作组织和流通方法的根本变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近来的微处理机早为此打下基础，这将意味着向自动化这一新的质上跃进（即普遍从半自动化向自动化转变）。相似地，基因工程技术可导致农业、医药、科学仪器和其他许多分支产业的急剧变革。[11]

　　但从价值观点上看（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总规律及其内在逻辑的观点上），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

　　首先，机器对人力的根本替换（实际上，新的自动化浪潮是以“机器人主义”[12]为特征的）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产性就业的大批减少。对此的估计差异甚大，但总的趋势则无可非议。联邦德国对机器人作用的全面研究指出每应用一个机器人可减少对4.3个工资收入者的雇用。[13]日本的研究估计在10年内机器人主义将取消三分之一的现存产业工人的工作，在20—30年内将取消这些工作的90%。[14]

　　即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停滞趋势得以控制，甚至实际工资的下降将极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作周中工人生产的以其工资可以购买的商品等值的部分），生产劳动力的根本减少也极可能意味着大量剩余价值的骤降。在这样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只能是有限的，不能与使用机器人所必需的巨大的新的开支成比例。利润率不会增加很多。

　　被变革性技术排挤出生产过程的众多的工人能够通过所谓服务业的新扩张来再吸收，至少看来是不现实的。相反，普遍采用微处理机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往往会在根本上减少办公室、管理、通讯甚至教学这类工作。联邦德国工会界的专家估计目前从事打字的250万雇员中将有75%可能被程控机器文字处理所取代。[15]所有像会计、技术设计师和银行雇员等职业，即使不彻底地减少，也会呈萎缩状态。由于微处理设备工业本身很可能因大量引入自动化而得以革新，而不能提供额外的工作数量，吸收从其它产业排挤出来的工人和雇员。

　　这越发成为在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家（即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个公式）发生减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些国家，所谓服务业（尤其政府服务、保健服务和教育）就业显著增加了。因此产生强大的压力：通过就业人员的大量精简来使服务“合理化”，并使之有利可图。在法语中，这种“合理化”一般使用“rentabiliser”，（使之有赢利）这一词尤其能说明资本主义内在本质，就是说，使医疗和教育服务也有盈利。[16]

　　因此大量应用微处理机使自动化得到质的飞跃，从而使一国就业差额记录表显示出长期失业的急剧增加。即使在未来10年里年均增长率为3%（似乎这能抵消新的衰退，并相当乐观），如果上述趋势继续扩展的话，保守的联邦德国IFO联合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预测在联邦德国有380万失业者。作为兰开斯特大学的副校长及伦敦政策研究所和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查尔斯·卡特先生表达了同样悲观的看法：

　　我相信失业将增加或保持其高水平……正在采用的新技术，其影响与所有以前的技术变革相比极为不同。服务部门将不能吸收制造业的就业人员。[17]

　　美国经理人员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英国工联主义者甚至声称本世纪末英国将有500万人失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数字未免有所夸大，但并没有否认存在问题并且“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18]

　　现在，即使不考虑长期失业的社会和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显然也还存在可怕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新技术往往意味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新创造的和已有的）的跃进，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大批失业情况下谁将购买这些堆积如山的产品？如果这座大山中包括较多数量的生产者的产品（用剩余价值购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根本转变又不意味着异常激烈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吗？总之，在一段时滞后，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的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吗？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也只能表现为消费品部门生产的产品的大量增加。

　　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帝国主义国家所生产商品的市场往往要么需要在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推进工业化（及福利）进程，要么需要提高苏联和中国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结合程度，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列举这些技术条件足以使人们理解，它们不可能只凭技术手段来完成。它们不会是某种经济变动和现行经济发展自动生成的产品，实现它们至少在足以释放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新的长期加速增长过程的程度上实现它们，需要大大改变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以及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力量的社会政治关系。换言之，这一点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将成为未来岁月的标志，至少以同样的方式已成为近年的标志。

　　世界范围内资方对劳方的进攻是在伴以所谓紧缩政策的迹象下开始的，向长期大批失业的转变无疑发挥了使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大幅度长期上升的客观作用。[19]这些进攻有些成效。在两三年内，在一系列主要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意大利，实际工资确实在下降。由于劳动过程的强度显著加强，工人阶级被剥削率提高了，即使在实际工资继续增长的国家，其增长速度比以前也低得多。

　　然而，至少可以说，资本家在总体上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1974—1975年衰退之后的温和的经济复苏的首要作用侵蚀了资本家实现的许多有限度的收益。联邦德国的工人在过去几年补回了在购买力上的损失。英国工人阶级在1978—1979年冬季或多或少地取得相同结果。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会和工人阶级的顽强抵抗导致仅有工资收入者中贫苦的、组织性较差的部门感到雇主的进攻首当其中，而较强大的部门实际毫不退让。北美和日本的情况大体上亦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了使利润率达到能以改变整个经济气候的程度，资本家首先要果断地打破主要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战斗精神。这如同本世纪20和30年代，需要较长时期。在美国往往需要折断甚至在1929年危机开始时尚未存在的强大的行业工会的筋骨。这势必意味着涉及巨大阶级势力的力量进行社会和政治考验，在工人阶级这一方面，工资收入者如没有数千万之众，至少有数百万。[20]

　　突出强调的重要的一点是，上述提高利润率的活动将意味着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现在享有的民主自由将被剥夺。已经证明这点的资本家阶级代言人大有人在。上面提及的查尔斯·卡特先生的发言明确地陈述了由新技术引起的失业，伴以持续的通货膨胀会导致法律和秩序的溃坏及现存政治制度的瓦解。罗斯托同样明确地指出答案存在于福利经济学和战争经济学之间。[21]最为不祥的是在三方委员会的报告中《民主的危机》拼缀出的趋势，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最有影响的高层领导观点。这些言论意味着对“过分的民主”发动直接攻击。他们确信在未来的年月（显然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采取的决策的类型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能力”将取决于对民主自由的剥夺。[22]

　　当然，人们不可能事先排除劳资双方力量的决定性考验将再一次以像20、30年代那样，以工人阶级惨败而告终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下列可能性，即新恐怖主义专政，这虽然不等同于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或日本的军事特权阶级，但在破坏工人阶级组织和民主自由上具有相似的作用，统治阶级可能用来达到减少国民收入中工资的相对份额的目的。但是应该指出，如果仅以客观因素为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在国际上和所有国家内部，今日的劳资双方的力量关系比1923—1940年那一时期对劳方远为有利；而且，在多数国家内部（可能的例外是联邦德国和美国），如果再加上以主观因素为标准来衡量的话，劳方同样处于比1923——1940年时期远为有利的态势之中。

　　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给工人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可能的。这只能作为使劳方力量在小冲突和非决定性斗争中被侵蚀的某一时期的最终结果，然而同时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平均水平和增强激进的工人先锋的工人阶级的能力上没有显著的进步，激进的工人对新领导者和革命党派的形象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领导和革命党派能够提高面临的力量考验的性质所需的责任水平。作为个人，我们相信最近十年中在包括联邦德国和美国（在这些国家这一层次的突变慢于其它国家，但绝非没有）在内的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发生事实的基础上得出悲观的结论多少有点根据。

　　如果我们注意到市场的地理扩张的问题，类似的评论倒也贴切。在所谓的第三世界某些主要地区根本性的而非相当有限地向资本主义商品大市场的转变往往需要根本改变这些国家的内部社会结构，[23]需要彻底挫败民族解放运动，还需要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获得巨大成功，从而使统治阶级在物质上有可能由弹压政策向改革政策转变（75%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由降变升）。极少有人说甚至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埃及，不存在发生重大变革的迹象。像委内瑞拉、科威特、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这些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变化当然可能并且已经发生了。但是整体上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仍绝对有限。[24]

　　不应将国际市场全面快速扩展同国际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全面重组混为一谈。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将纺织业、石油化工及轻电子设备组装业大量转移到半工业化国家，这绝不意味着世界市场的自动扩张。某些国家的低工资就业替换其他国家的高工资就业。设备从世界的一方转向另一方。对总需求产生的总的影响不甚明显。在最好的场合，这意味着，由于等量的初始投资在半工业化国家比在西方大都会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而总需求得以有限地增大。但是所有这些本身不足以产生一个新的加速增长的长波，在考虑到转移到半工业化国家大多数的产业早已面临世界需求近于饱和的情况时尤其如此。[25]

　　最近的经合组织研究表明，重组国际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就业起到积极作用，增加设备出口工业的就业机会、而非仅弥补由于某些行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工作的损失，这一点极为可能。[26]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同现在大量的总失业水平（更不用说如果普遍采用微处理机所致的预期失业水平）不成比例以致不能作为高速或中速地超越萧条性长波的基础。

　　如果考虑到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急剧扩张的可能性，必须考虑到尽管有西德与东欧苏联贸易的巨大成功（还可慎重地加上日本对中国的成功的贸易），但是1977年“社会主义”国家仅占帝国主义国家出口的5%。[27]关于这一点，如果扩大到约10—12%并且明显地提高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年增长率，那将产生涉及数千亿美元的巨大信贷膨胀，这甚于联邦德国在70年代后期向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信贷膨胀。甚至在尚未检验信贷膨胀对国际平均通货膨胀率和储备纸币持久危机的影响情况下，应该指出这些国家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剧烈的结构变动也意味着根本地削弱了长期经济计划，独立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的能力和内部力量的根本变革，如果不发生彻底的帝国主义战争（未必是核战争），这些变化可能需要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剧变。

　　在此我们再一次不想轻视已产生的变化和东西方贸易及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资本主义合作投资项目的显著增进，其中有中国的邓体制日益融汇资本主义西方（首推日本）将意味国际市场新的显著的扩展。但是我们要争辩的是，没有上段所述那类大动荡，这些变化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只有有限的影响，不足以产生这一经济加速增长的长波的动力。

　　因此，总的结论如下：如果不发生一系列的世界战争和内战，资本主义长期增长率新的逆转的“技术”的可能性将取决于以下若干组双方之间的斗争结果：即西方劳资双方之间的、在所谓第三世界某些主要的半工业化国家劳资双方之间的、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这些国家广大群众和官僚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也将有影响）重大斗争的结果。再者，与30年代的形势非常近似，应该再次强调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世界人民尽管不是在理想的条件下，但是在比20、30年代优势得多的条件下进入猛烈的动荡时期的。

　　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地低估了资本主义对新的激进性挑战灵活适应的能力，如对变动的社会和国际环境的适应能力。我们不否认这一批评中有一点真实成分。在此，至少应当指出有关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已经确切地将这一能力放进这一制度的全部历史中予以考察。但是不仅如此，也指出了这种适应对社会和人类所导致的代价，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常以谨慎的缄默来掩盖这一因素。

　　人们对始于苏联的第一次“社会主义”试验的人类代价和社会代价作出强烈反响，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这些试验导致的历史进步的格局。在此课题范围内，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记录历史的方法理应听任人们对之作彻底的非难，我们也没有多余的篇幅证明斯大林绝非十月革命必然的产物，以及也不证明，如果斯大林造成的大屠杀浪费不是对俄国完全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话，那么，十月革命肯定是必需的。但是，在此我要说，每个人都不要忘记看看世界资本主义为克服20、30年代的停滞危机[28]所经历的“适应”所产生的法西斯、奥斯维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以广岛为标志的大毁灭（即不考虑随之殖民战争及导致的数百万人的死亡，以及第三世界持久的灾难和饥荒情况，至少死亡6000万人），就能证明这是人类为资本主义克服大萧条的方式以及开始长期扩张的新阶段付出的社会和人类的代价。诚然，“破坏性适应”是“创造性破坏”所必需的，在此，这一公式是无效的。[29]

　　当我们说不能排除9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扩张期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时候，尽管对我们来说表面看上去相当不可能——就必须立即加上一句：“适应”的社会和人的代价此时将远远高于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敌人在国内和国际上比以前更为强大（因此需要更多的暴力和破坏来消除反抗），而且还由于技术环境（包括核武器，但非仅为核武器或者确实仅为武器）的性质比50或40年以前破坏力更大。

　　人们只须把智利的皮诺切特专政同亚历山德里专政作一比较；人们也只须想象一下，一个能够部署核武器的新希特勒将意味着什么，想想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使用脑前额叶切除术和其它现代神经外科方法去打败政敌的可能性；想想不仅出于敲诈第三世界的目的，而且为了限制第三世界人口增长而使用国际粮食储备的可能性，这些都使人们感到作为一新的扩张前提的资本主义结构危机的破坏性“适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暴虐。

　　资产阶级文化和亚文化群中的非理性的和反人道主义“价值”现行复活的客观作用可精确地为人们接受或者至少对下一次可能的暴虐浪潮的被动忍耐作好准备。上述价值既为暴虐浪潮作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又为之理想化。[30]

　　我们姑且不论人类环境能否把我们已知的如1940（48）—1960年一类的经济增长再支撑20—25年这一问题，这种经济增长浪费了惊人的资源并且日益威胁了生态平衡。我们不属于世界末日的先知学派，我们相信科学和自觉的人类努力能够解决服从于个人利润动机的科学所带来的任何问题。但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不会运用这种解决方法，至少不会为阻止新的将增加对我们共同未来威胁的加速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增长阶段的出现而充分地运用这种方法。

　　如果将“破坏性适应”（这种破坏性适应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达到的，其实现的条件有二，一为某种未必能出现的环境，二为在阶级斗争中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这些结果已经并且继续更明显地表明一种停滞倾向的长波。）的全部威胁和代价联在一起，可得出结论，考虑避免这种“适应”的方式和手段比探讨其可能性更明智。继使用“战术”核武器或者甚至用具有与广岛原子弹相同破坏力的常规武器的战争，由此造成亿万生灵涂炭之后，由此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浪潮”却不是所希望的理想的未来。

　　我们深信存在走出这一经济萧条期的另一途径，该途径将资本主义“破坏性适应”的社会和人类的代价减低到最小限度。这就是社会主义途径：由生产者自己占有其生产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有计划地使用，这种使用不是谋取利润，而是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计划的优先顺序决定于多数裁定原则，决定于包含信息、选择、辩论、争执诸方面的自由和政治多元论在内的民主程序；联合的生产者本身管理经济以及由自我管理的民主实体组织的公民管理社会；加速机构臃肿、开支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消亡；迅速减少收入不平等和货币与市场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彻底缩短工作日，舍此自我管理和自我实施就是空想和欺人之谈。这就是卡尔·马克思（联合生产者体制）所设想的整个社会主义。这只能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实现。这是人类在自觉选择避免资本主义自发的“破坏性适应”代价的基础上对现时代需要和可能的创造性适应。虽然我们不知这能否及时出现以避免将来人类面临的灾难，但是这无论如何是我们能够避免灾难的唯一的途径。对于任何尚未对人类前途失却信心的人来说，对于渴望确保社会主义的未来成为现实的人来说，唯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才是他们符合理性的、光荣而豪迈的道路。

注释：

[①]   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一直开发一个使用计算机模拟复杂系统行为的称为系统动力学的领域。我们发现消费部门和资本品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45—60年跨度的经济活动的长期波动。杰伊·福雷斯特，《幸福》杂志访谈，1978年1月16日。

[②]   埃里克·奥林·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伦敦，1978年。

[③]   这当然不是否认从强加给其所支配部门“管理”价格的垄断能力所获取的垄断剩余利润，自1940年以来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发挥的作用。然而，通货膨胀是金融资本（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信贷政策）和国家及中央银行给予完全支持的垄断行为的共同现象。银行信贷政策则使得“管理”价格及持续的通货膨胀在技术上可行。

[④]   我们重复一下前面的“第二次衰退”使用过的哈里·约翰逊的引文：“（通货膨胀的）答案取决于……长期看……社会不理睬福利国家的意愿。”《银行家》1975年8月。雅克·薛瓦利埃教授在题为“福利国家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设计》1980年3月）：“在社会领域……必须限制那些对团结工人有利的、已得到政府承认的措施。”。

[⑤]   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超越繁荣和毁灭》，纽约，1978年。长波的心理学的解释类似于比利时杜普里兹教授提出的解释，也类似于格哈德·门施提出的“代”的解释（《技术的僵局》，第74页）：孙子的行为与其祖父母的相象，而不像父辈的行为，祖孙之间相隔50岁的时间。与此偶然巧合的是，两个长波亦是“50年的跨度”。

[⑥]   法国的《世界报》尽管是半官方的，但也对GRECE某些思想对吉斯卡尔政府政党的渗透表示不安，GRECE集团是欧洲文明研究与审查组织。该组织公开捍卫一系列法西斯者（或新法西斯者）极右的传统主题：反对平等主义，敌视“自由”政府，不但抵制马克思主义，而且抵制“东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等。有关GRECE的详尽研究及其含义，见《纽约书评》1980年1月24日，托马斯·希汉，巴黎：《摩西和多神论》，第13页。

[⑦]   流行的“亚文化群”中上升的反人道主义和鄙视人生的潮流十分恐怖地表现在书和电影《Damien》的巨大成功上（资本主义世界有上百万的读者和上百万的观众），归根结底其中心主题是激励一些人去杀害一名男孩，因为他是“撒旦”的复生，如果活下去的话，会给许多人带来灾难和死亡。卡尔·萨根在《布罗卡的头脑》（纽约，1978年）一书的“反论家”中也直接地宣称，在诸如《最后的大行星地球》（纽约，1975年）及嘲弄进化的书籍等新教的原教旨主义复兴的掩盖下，伪科学和反科学正在美国泛滥。

[⑧]   罗马俱乐部最近的研究承认，一旦接受了人文科学，发明创造力以及使社会制度适应物种生存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是无限的假定，《增长的极限》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⑨]   我们已将1893—1940年这一跨度审慎地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以强调1914—1918年分水岭的历史重要性（即资本主义衰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解体时代的开始。）汉斯·罗森堡的《1872—1893年的长萧条》一书是将长波视为特定结构的历史阶段的鲜明例证（如第一章注②中所引述的那样）。

[⑩]   我们使用这一词，其作用类似于马克思揭示的在正常经济周期中生产过剩危机的作用。

[11]  迪特尔·巴尔克豪森《第三次工业革命》（杜塞尔多夫，1978年）对许多新技术进行了详细描述，由于使用微处理机，使得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例如，从生产到银行业，从教学到管理等等，都将出现崭新的技术应用。关于基因工程技术的可能性及其危险，见《经济学家》273（1980年）：53和《世界报》1980年2月6日第17页。

[12]  同上注，第100页及其后各页，以及巴特尔海默和沃尔夫，《新技术与联邦德国资本》，第47—49页。

[13]  《阀》杂志（1979年），第11期。

[14]  《基督与世界》，1978年9月8日。

[15]  巴特尔海默和沃尔夫所著前引文，第49页。

[16]  让·沃盖先生（《世界报》1980年2月24日，第13页）将这一问题同所称的“对社会经济体制组织所必需的信息费用支出的飞速膨胀”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的意见是，这是因为在一般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与以个体化人类劳动为基础的、能够代替服务的那一类型新消费品大规模生产之间存在时滞。

[17]  《泰晤士报》1978年11月23日。

[18]  见由国际商会组织的1978年11月9—10日日内瓦会议上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代表的声明（《世界报》1978年11月12—13日）。至于英国失业的争论，见克莱夫·詹金斯和巴里·谢尔曼的《工作的失落》（伦敦，1979年）和《经济学家》1979年1月9日。

[19]  见德国行业工会领导费特尔与联邦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先生之间有趣的辩论，前者坚持“工作权利”（即充分就业），后者坚持“工作责任”（即在大批失业情况下，工人必须努力工作并不希望过高的社会保障）（《新苏黎士报》1977年5月25日）。人们不需要“阴谋的理论”去理解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存在“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骗局）所有西方政府抵消大批失业的客观作用是使工人明确拥有“更负责”的态度（即像马克思所言，强制他们进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20]  法定收入政策这一形式看来似乎是追逐利润率这一企图的更令某些人称心如意的变种，该政策不走完全破坏民主自由的极端，该政策正是如加布尔雷思教授这样的凯恩斯派左翼为之争辩的。赞成强制性计划的呼声甚嚣（使像自由主义者海尔布罗纳教授和和美国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的美国的不同的人联合起来），显然与法定收入政策的方向一致。然而，现时的思想将指出这一临时代替的调解办法只会推迟考虑时刻的到来（如同20年代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但无论如何不能避免之。富于战斗的，组织良好的但是被围困的工人阶级即使在友好的左派政府下将不会自愿地接受长期的事实上的工资冻结或实际工资的下降。这是英国和联邦德国的雇主在1978年惊愕的发现，这些国家的改革领导者也是如此。问题仍旧存在：如何在不粗暴地剥夺罢工的权利情况下，挫败工人的斗志和反抗？这意味对新闻自由，集会和示威权利等的同样的严重侵犯。

[21]  W.W.罗斯托，《世界经济：历史和展望》，奥斯丁，1978年，第630页。

[22]  见萨缪尔·鲍尔斯的报告的精彩评论，《三边会议：资本主义和民主最终分道扬镳了吗？》，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纽约，1978年，第261页及其以后若干页。

[23]  尽管有“发展进步”（或者可以说有发展进步的功能）南方国家一些真正令人骇闻的悲惨现象还是在卫生研究中披露出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78年6月5—6日伦敦会议发表的报告，四分之三的人（地球40亿居住者中的32亿）没有任何医疗帮助。在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每年出生的8000万儿童，有500万死亡，有1000万在出生之初因分娩时的疾病而严重残疾（《世界报》1978年6月8日）。这些国家55%的居民（即10亿多人）营养不良，儿童中营养不良的比例上升到62.8%，这严重损害了智力发展。见S.鲁特林格和M.塞洛斯基，《营养不良和贫困》，世界银行不定期出版物，1976年，第23号。J.克拉维耶托和E.德利卡尔迪《个人营养不良的影响》，A.伯格及其合作者《营养，国家发展和计划》（剑桥，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3年）。

[24]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巴西和韩国在60和70年代工业化的巨大成功，是通过实际工资的根本降低，而不是提高而取得的。因而意味着“内部市场”不能脱离中产阶级，西尔维亚·安·休利特在《纽约时报》（1979年7月28日）对半殖民地国家“增长的代价”进行了毫不夸大的估计，“资本主义战略，例如在尼日利亚、菲律宾和巴西，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经济的活力是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的。在这些国家，至少半数的公民被拒之于现代化进程之外，仍旧贫困不堪。”看来我们指出的比例要比实际值低得多。

[25]  纺织业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在经合组织国家，纺织业总需求的年增长率降至2%（不分是对本国产品还是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26]  经合组织：《新工业化国家产品的影响及制成品的贸易》，巴黎，1979年6月。

[27]  1976年，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购买了2.5%的美国出口商品，5.5%的欧共体出口商品，6%的日本出口商品，仅仅是以大量债务增加取得这一微小效果的。

[28]  根据1979年7月6日的《金融时报》，“到1950年，第三世界国家在谷物上大体能够自给自足，但1975年谷物净进口达到5000万吨，80年代预计达到1亿吨。”罗宾·索卡尔指出，第三世界谷物净进口1979年为8500万吨，1980年为145亿吨。见《新闻报》1980年6月25日。

[29]  熊彼特使用“创造性破坏”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落后企业被“创新”企业无情排除的进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第3版（纽约，1962年）第七章的名称。

[30]   “科学幻想”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1985年8月》一书是思想准备和“理想的”期望的一个例子，此书作者不是专业小说家，而是一位将军，约翰·哈克特先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几个高级将领和顾问。此书（的作用）不但为新的军备开始的增加，而且为帝国主义对抗苏联威慑性侵略“而最终防御性军事行动”明显创造了“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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