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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rnest Mandel’s Contributions
论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贡献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2026年1月
哈蒙德 译
《反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理论贡献》
作者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 Kellner），译者马切伊·祖罗夫斯基（Maciej Zurowski）
英文版前言作者：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
芝加哥：Haymarket Books出版社，2024年，465页（含索引）平装本，售价40美元 |
随着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的累积，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强烈的激进主义浪潮，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活动家向先辈革命斗士与思想家寻求榜样与启示。许多人已经得出了一个合理的结论：我们能够从往日中汲取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并塑造未来。
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1968年那一代正在日渐老去、人数逐渐减少的人）来说，在这些先辈人物中，欧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占据了核心位置—他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和同志，他的贡献也开始获得应有的关注。
第四国际的革命理论家
曼德尔的一名德国同志（同属68一代）——曼努埃尔·凯尔纳——最近发表了一部杰出的，具有批判性的研究著作，弥补了以往对曼德尔研究的不足：对他广泛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与评估。
该书在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丛书名下出版，对那些渴望深入理解并加以运用这位杰出理论家那充满活力的思想成果的学者和行动者们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这位理论家始终严肃地致力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本文将聚焦于讨论凯尔纳的部分观点，不过这本著作，正如曼德尔的全部理论成果一样，仍然值得进一步的（集体的、批判性的）讨论。
若我们不了解曼德尔对第四国际的坚定承诺，就无法理解他的理论发展过程。第四国际是一个由左翼政党和团体组成的跨国组织，由托洛茨基和其他来自多个国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经过五年时间的筹备后，于1938年成立。
他们之所以创立第四国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替代方案，以取代第二国际（或称社会党国际，他们认为该组织已经被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所腐蚀）和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他们认为该组织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的威权主义所腐蚀）。[1]
凯尔纳告诉我们，“二战结束后不久，年轻的欧内斯特·曼德尔就已经成为第四国际的领军人物了。”当时，人们把他视作“天才”，因为他才智过人，学识渊博，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对社会进程做出引人入胜的分析，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阐述革命社会主义的观点。
从这一时期开始，并在此后的五十年间，“他在第四国际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Kellner，215页）
凯尔纳指出，曼德尔“始终努力确保与托洛茨基最重要的立场和第四国际的纲领性遗产保持一致”。
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任何“新的”现象往往都被认为最好通过托洛茨基主义的“框架”来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当人们审视他的著作时，“他自身的理论贡献……并不总是容易辨认出来”。不过，凯尔纳仍然认为，曼德尔确实提出了若干独立的理论贡献。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极具生产性的张力——即“开放性”与对“连贯性”的坚持之间的张力。(215页, 407页)
凯尔纳认为，曼德尔的这种“开放性/连贯性”方法取向与他毕生致力的第四国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表现为：坚持把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沦为无休止思想讨论。这意味着他抱着最终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心推进着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取向也意味着存在滑向宗派主义（过度坚持某一派理论或组织立场，排斥其他左翼力量，导致孤立和教条化）的风险。
优点与缺点
凯尔纳以这样方式开启了他积极方面的探讨：“他强调自身思想体系连贯性……源自于深层次的内在需求。若是一个组织的凝聚力仅仅依靠实践中的成功才能获得，那么它就极其依赖于这样一个理念：该组织所秉持的理念与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相贴合。”他补充道：“除此之外，它还能把有朝一日成为一股有现实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的希望寄托什么上面呢？”（408页）
紧接着，他指出了其中的消极方面：
“若是经典范畴内的纲领（例如不断革命论）不足以解释这些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自身组织的凝聚力就会显得岌岌可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与其说是行动的指南，不如说成为一种安慰自己基本立场是正当性的手段。因此，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也带有某种‘辩护性’的色彩。”（409页）
然而，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曼德尔理论的积极的一面无疑凸显了出来。
“曼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力量和斗争的主要趋势的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不仅资本主义将转入一种具有停滞和萧条的‘长波’阶段，而且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将出现新的一轮反帝，反官僚的阶级斗争浪潮。”
“在这一切中，他的预测都得到了实际发展结果的证实。通过这种方式，他为第四国际的成员和左翼及工人斗争中的众多积极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曼德尔给他们提供的前景在于：社会中的现实发展趋势将很快与他们普遍解放的构想相契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的辩证关系’（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官僚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斗争）这一在1963年看来或许显得带有推测性且过于乐观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似乎开始变为现实。整个左翼，尤其是第四国际，都在这一激进变革的进程中变得更为强大。”（409–410页）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及1995年曼德尔去世以来，许多事都发生了变化。在这样动荡的背景下，一度规模庞大的工人运动和左翼劳工组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了。
第四国际虽然持续至今，但其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在第四国际成立之初，就自诩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也是曼德尔终其一生所贯彻的思想。
正如凯尔纳所指的。“对曼德尔而言，第四国际，这个真正保留并发展了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织，将会是未来那股伟大力量的核心”这股力量将给世界带来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在曼德尔逝世的那一年，第四国际在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上“相当谦逊”的表示（正如凯尔纳所总结的那样），“第四国际只是众多国际左翼力量中的一支，致力于为工人运动的复兴，反资本主义左翼的重建，革命政党和群众性国际革命的形成做出贡献。”（436页）
广阔的思想，明确的目标
本文各章节的标题体现出了曼德尔思想及其贡献的广度。
第一章“理论和实践”概述了他的早年生活，重点呈现了于他在思想，政治和行动方面的初期发展。这一历程包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故乡比利时遭到纳粹入侵时所进行的抵抗运动，最终促成他早早的跻身第四国际的领导层。
第二章“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探讨了曼德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开创性贡献，尤其是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分析，并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
第三章“社会主义：曼德尔著作中的乌托邦维度”详细阐述了曼德尔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构想，这一构想既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同时也兼具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发展，并没有走向人们原本设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结果”，曼德尔对其进行了持续且深入的考察，重点探究了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当年的理论家和行动者的意义，这些内容在第四章“官僚主义批判”中有所概括。他有关于如何从当下资本主义压迫性的现实走向众所期盼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规划将在第五章“社会主义战略”中体现。
结尾的章节——第六章“解放与社会灾难”与第七章“评估与展望”——对曼德尔（以及托洛茨基）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以及曼德尔对大屠杀的理解，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讨论。最后七十页还对各种问题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讨论，这里我们将简要地谈谈其中的三个问题。
其中的一个问题涉及乐观与悲观。一句来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名言（实际上来源于他的文学偶像-罗曼·罗兰之口）呼吁“理智上的悲观，意志上的乐观”，这句话可以有很多种理解。[2]
在葛兰西看来，悲观的理性思维可以增强人们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效率，而乐观的意志则能使人永不放弃。另一方面，对于近年来许多或是疲惫或是懒惰的活动家而言，这种观点似乎恰恰为他们因“乐观”的意志（渴望建立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悲观”的理性思维（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看似不可能）而陷入停滞不前提供了借口。
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严格按照葛兰西的理论来解读这种思想，凯尔纳曾长篇幅的引用过他的观点，在谈到曼德尔时他指出，“当它不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意志的乐观’（即与‘理智的悲观’相结合），而是变成了一种毫无根据的‘理智的乐观’，或者仅仅是单纯的过度乐观时，那些关于‘群众的迅猛崛起’以及苏联、西班牙、德国、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的预言，就变得荒谬可笑了。这些预言被反复提及，却又一次次被证伪。”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曼德尔曾支持过大陆游击战的观点，他过于乐观地认为，这种战略可能会导致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革命。1969年，他曾短暂地推测，革命甚至可能在1979年至1984年间在美国发生。[3]
凯尔纳的另一项论述则更为深刻：他指出，在曼德尔身上存在着一种类似“道德律令”的内在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使他与许多不同倾向但同样献身于社会主义的斗士联系在一起”）。凯尔纳对此作了如下阐述：
“曼德尔指出，与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站在一边是一种道德义务，纵使实现理想化社会解放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在当今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意味着必须站在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受压迫群体一边，包括第三世界的贫苦农民、受压迫的妇女、受压迫的青年等等。这是一种道德义务，是关乎良知的问题，而并不以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确定性为前提。即使一个人确信野蛮将取得胜利，也绝不能有片刻放弃这一道德的、绝对的命令。’”（429–430页）
这就引出了曼德尔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曼德尔（正如对马克思）而言，这一道德上的“绝对命令”与他对工人阶级的处境、经历及其未来所怀有的深切承诺是密不可分的。
工人阶级承诺
凯尔纳提到了曼德尔最后一篇较长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他的“政治遗嘱”。这篇文章是曼德尔在纽约市与极端宗派主义的团体-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 League）公开对抗的一部分（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志曾强烈反对这场斗争）。
多年来，斯巴达克同盟一直谴责着曼德尔和第四国际，指责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系统性地背叛托洛茨基主义事业——而他希望对此做出回应。在与曼德尔密切协商后，我同意协助组织并共同主持此次活动。[4]
据凯尔纳所言，“曼德尔的战略性政治思考贯穿着一种张力：一方面，他倾向于支持工薪阶层的阶级运动以及各种解放性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强烈认同自己自身所属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第四国际这一组织。。”
这些倾向同样贯穿于他与斯巴达克派辩论的发言中。然而，更具持久意义的是他围绕工人阶级及其演变与斗争所提出的一些总结性的观点。（433页）曼德尔以以下五句话开启了他的政治遗嘱：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来源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虽然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论理解对于推翻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但这还远远不够。这项任务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实现。只有工人阶级——正如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纲领中所界定的那样，即一切在经济强制下不得不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打破资产阶级对主要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控制。”
[5]
“脑力劳动日益融入生产过程；脑力劳动日益走向标准化、同质化与机械化；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地从独立的专业人士和资本主义企业家转变为领取薪资的劳动者。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专门化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即熟练脑力劳动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供求关系使工资像工会出现之前的体力劳动市场那样波动，但这种波动是围绕着一个轴心展开的，这一轴心就是熟练脑力劳动的再生产成本。”
“这些趋势意味着什么？不正意味着脑力劳动日益无产阶级化，并逐渐成为工人阶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6]
“诚然，遍布全球、规模达数十亿的雇佣劳动者大军，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并非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也并未比以往变得更加平均。工人阶级的发展并不是线性推进的。在某些行业、地区，甚至某些国家中，它会出现衰退（并伴随去技能化），而在另一些地方则在发展并不断提升技能。但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数据能够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技能水平呈下降趋势，事实远非如此。”（引自曼德尔，第357页）
凯尔纳这样描述曼德尔对阶级斗争中新发展的看法：
“‘新社会运动’作用的增强，并不会否定工薪阶层作为潜在革命主体的地位。这些运动的基础，按照前述（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界定，通常具有‘无产阶级性’。这些运动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形态，并非因为工薪阶层主要由小资产阶级构成，而是它们与保守的官方劳工组织（在许多与解放相关问题上缺乏吸引力）的疏离。”（凯尔纳，357页）
凯尔纳提出了如下批判性的评价：“人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受到曼德尔的热情鼓舞，并受到激励去过上他那样的生活，但同时也要避免陷入毫无根据的政治自信，以及避免接受他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
他补充道：“归根结底，任何缺乏批判性的赞同，都不符合曼德尔的精神。”在其研究的最后一段中，凯尔纳强调：“曼德尔试图在广泛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加以批判性复兴，而这一尝试只能通过集体努力才能延续下去……”（439，445）
当然，这种集体性的理论发展与争取宜居未来和更美好世界的群众斗争经验之间的动态互动是密不可分的。
[1] 若需要内容翔实，基本不带争议性的记载，可参见：
Pierre Frank and Daniel Bensaïd, The Long March of the Trotskyists: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London: Resistance Books, 2014);
Robert J. Alexander,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A Documented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Livio Maitan, Memoirs of a Critical Communist: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London: Resistance Books, 2019);
Daniel Bensaïd, An Impatient Life: A Memoir (London: Verso, 2014).
[2] 请参阅文章《安东尼奥·葛兰西与现代君主》（“Antonio Gramsci and the Modern Prince”）载于保罗·勒布朗的《革命集体：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同志、批评家和动力》（The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Comrades, Critics, and Dynamics in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芝加哥：Haymarket Books出版，2022），第116-117页。
[3] 凯尔纳，第432页。关于拉丁美洲的经验，参见本赛德（Bensaïd）：《不耐烦的一生》（An impatient Life）,第109-142页。
曼德尔在他那篇颇具启发性的1969年美国考察报告结论中指出：“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激进化，以及随之相伴的社会主义，将在未来的10到15年内成为现实。”
参见欧内斯特·曼德尔–“美国将走向何方？”,《新左派评论》I/54期，1969年3–4月。
参见：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54/articles/ernest-mandel-where-is-america-going
[4] 凯尔纳，433-439页；
“斯巴达克同盟与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辩论”,《斯巴达克主义者》,第52期，1995年秋季，9-23页。
他演讲的扩展版本见于欧内斯特·曼德尔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宗派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125期，1995年5/6月，18-41页；
也可通过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档案馆找到：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bidom/index.htm
[5] 曼德尔，《斯巴达克主义者》，第52号，第10卷。
[6] 欧内斯特·曼德尔，《新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8年11-12月，可参见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xx/xx/neoca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