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工人生活片断（1939）

第一章 工作


↘ 「猛　犬」
↘ 当艺术学徒
↘ 肥　料
↘ 佛罗里达的劳力偿债制度
↘ 纽约电车
↘ 得克萨斯的快事
↘ 二十世纪的宅地经营
↘ 牧羊人的狗
↘ 硬绳剥皮者
↘ 阶级观点
↘ 开采金属
↘ 一个流动剧团
↘ 铁路工人的精神
↘ 交换火车的检验员
↘ 论件工作


　　我七岁起开始做工。干的是卖报——以前的「费城明星晚报」、「新闻报」、「消息报」和「呼声报」这四家报纸都久已停刊了。九岁那年，我向万纳梅克公司求职，但他们叫我待长大后再说罢。十岁时，我终于想法「去工作」了。这是我在木材、农业、建筑、化学、五金、采矿、运输等行业中干活二十六年（自一八九一至一九一七年）的开始——在这期间，我的足迹遍及全国。以下就是我在这些行业中所得的经验的真实描写。

　　「猛　犬」


　　在著名的一八八八年大风雪之前数月，我家从我的诞生地麻萨诸塞州陶顿镇迁至费城。我约有六岁。那时的费城，街灯还是使用煤气和火油的，交通则靠马车和缆车，街道是用卵石铺的。那时还没有摩天大厦，没有电车，没有街头电灯，电话则仅是热闹市区的珍品，火车还在用铁链连接的阶段；汽车和电影还是梦想不到的东西，当然，无线电和飞机就更不消说了。
　　我们这个贫苦工人的家庭，从一八九○至一九○○年都住在第十七街和凯特尔街交叉的地方，那是以前费城「西端」典型的贫民区。在第十六和第十七街之间的凯特尔街（我们把它唤作「斯吉特林」，是一条嘈杂、狭窄的小街，其中有几家马房、一家木厂、一家洗地毯店、几家妓院和许多摇摇欲倒的住宅。此外还有两条不堪入目的死胡同；胡同里尽是年代已久，破旧不堪的木头小房子，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浴室，厕所都在外边，居住着半饥不饱、身染疾病、无前途可言的穷人。这些人依靠打零工、求乞、偷窃等办法度日。甚至有一名疯妇和两个痴子也住在那里。
　　在那些日子里，南北战争留传下来的习气依然大行其道，许多退伍军人只有四十余岁，到处有他俩的「共和国大军」的组织。从前那些屡犯群殴、盗窃、纵火和贪污行贿等行为的义务消防队，仍然以政治——社会团体的姿态在社会上活动。每一街坊都有自己的帮会；地区愈穷，它的帮会就愈凶恶、强悍。各帮会均以野兽、河流、街道、区域、公园……的名字为名，如：「狮子」、「公园麻雀」、「芦苇草」、「斯谷尔墓尔骑士」等。
　　我们的帮会叫「猛犬」。据老前辈们说，这个帮会在南北战争之前很久便已大肆活动了。它的活动范围是：从第十六街至第十七街，从南街至费兹瓦特街。这一街坊的住户都是大家庭，一家养六个至八个孩子的不算稀奇。这个帮会动员起来时，人数约达五百之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费城许多帮会之间经常存在着战争状态。谁要是离开了自己的「地盘」，就会被「剥皮」——被抢走溜冰鞋、帽子、游泳衣、小刀或其他任何值钱的东西。敌对的帮会常常用拳头、木棒、石块和小刀进行激战，但很少或甚至从来没有用枪的。
　　我们的街坊特别栗悍。「猛犬」们都自夸从来没有一个帮会打败过他们。几乎所有「猛犬」都是爱尔兰人，其中一小部分是新教徒。这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存在着仇恨。有一年三月十七日和七月十二日，这种仇恨爆发为公开的斗殴。凯特尔街的声名竟狼藉到这般地步，警察们非三两成群就很少敢进这条街。
　　「猛犬」们按年龄分为三组进行活动。首先是年幼的小鬼，其次是小伙子，最后是成年人，其中年纪最大者达四十岁左右。平时三组各自活动，只在选举日晚上、万圣节、除夕或与别的帮会斗殴或干其他的坏事时，才全体出动。谁是最好的斗士，谁就被推为领袖。
　　帮会成员的父母大多是从外随移居来美国的工人——马车夫、码头工人、建筑工人，都穷苦得很。许多帮会成员，像我一样，也是工人。但是也有许多人为困难的社会条件所排挤，从不工作，东张西罗而度日。
　　「猛犬」们进行多种活动。我们年轻小伙子在街上组织体育活动和游戏。我们有一个社交俱乐部、一队好球队和一队笛鼓乐队——据说是全美国最好的儿童笛鼓乐队。年纪较大的会员们有一队阵容强大的九人棒球队，一个大型社交政治俱乐部和一个演戏的「新年射手」社，号称「明星」，是全市最厉害的结社之一。
　　在凯特尔街的穷困环境中，充满怠惰、谋杀、犯罪、疾病、酗酒和一般的社会堕落现象。年轻小伙子们喝酒、抽烟、掷骰子，恣意进行小窃，并耽溺于不正常的性行为中。他们打破街上的煤气灯，偷小贩的货车，用石子投掷那些敢于开进我们这无法无天的街坊的「不用马匹牵引的车辆」。许多人不肯上学，长大后目不识丁。中等年纪的青年会员们所干的坏事更高一筹。他们进入赌场，以拉皮条或顾客的身分光临妓院，更大规模地干犯法的事情。年长的「猛犬」们是成熟了的贫民窟产物。他们偶而也干一天活，但是常想喝个酪酊大醉或干一次偷窃或劫掠勾当。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镖悍分子和酒吧间斗士，其中有少数还是第二流「拳击家」。选举日里，他们视为当然地出卖选票，投重复票，并帮助共和党党棍子们动员贫民窟的选票。他们的社交俱乐部是一个赌场和一家星期日「闲聊室」（秘密卖酒店——译者），是流浪醉汉、骗子、拉皮条的人，赌徒、跑马场掮客、政治狗腿手和无业工人聚会之所。「猛犬」是一所有效的犯罪学校。「猛犬」们不断地被送进感化学校和反省院去。他们是费城腐化的共和党的典型基础。
　　有些成年的会员（其实年纪还相当轻）便被腐朽的环境弄得堕落到不能再工作、打架、盗窃、甚至行乞的地步。他们都是身心俱废的人。他们在郡立贫民院过冬，夏天则在凯特尔街的马廐中度日——满身虱子，衣衫褴褛，挨饥受饿。我们把这些不幸的人叫作「废料」。当时吸毒尚未在这些贫民窟中流行，但是这些人是威士忌酒的不可救药的奴隶。他们藉求乞或替人洗痰盂以获取成士忌酒。他们吃到的一点点东西，通常是从邻近的残羹桶中挖掘出来的。在凯特尔街的廐棚里，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一不幸的「废料」在冬季中冻死，或是死于肺结核或抖颤性酒疯。
　　「猛犬」们受宗教偏见、民族成见和种族歧视鼓动着。他们憎恨犹太人。常有大队「猛犬」们沿南街一路狂奔，打翻和偷盗陈列在外面的货物，击破商店的窗子，殴打那些犹太小商人的脑袋。这些袭击是帝俄时代屠杀犹太人的缩影。他们对黑人就更凶了。黑人被拒于一个街口以北的伦巴特街及两个街口以东的布洛特街之外，严禁进入白人的「猛犬」领域。敢于越过这些一严格划定的界线的黑人，不管是成年人或孩子，一律遭受无情的殴打。
　　然而，在我们的帮会里，仍然有着很多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精神。就我所知，在我居住的一带，从来没有人当过破坏罢工的工贼。真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次强烈的电车的罢工里，「猛犬」们会总动员起来，破坏每一辆驶过我们这一区域的电车，尽管每辆车上都有几名武装警察把守着。
　　一九○○年，我们迁离这个地方——端的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好花朵。我隔了三十年才回去过一次。那时候我发现「猛犬」已被肃清了，但是那些贫民窟却甚至此从前还要可怕。从前被禁入境的黑人，已经打破界限，大批涌进了这曾经一度严加防卫的区域。经过多年激烈斗争后，白人已在涌进的黑人面前败退了。我能找到的唯一的前「猛犬」会员就是一个现任腐化的瓦尔政治机器的区头目的人。臭名远扬的「猛犬」们已绝迹了。甚至「斯吉特林」街两旁贫民窟新的一代贫困居民们连他们的传统都已不知道了。

　　当艺术学徒


　　年老的克利奇曼是一位日耳曼雕刻师。同时是会多门手艺的艺术家。他的工作室在费城富兰克林街和诺布尔街交叉的地方。我于一八九一年十岁时去他那儿工作。那是我首次从事的真正职业。
　　克利奇曼制作黏土和蜡质模型，还雕木和刻石。他曾替在葛提斯堡和其他战场牺牲的兵士制作了许多纪念碑。他也曾协助柯尔德制成了矗立在费城市政府顶上的威廉？潘恩巨像。我在他那里工作时，他大多是替费城贵族们刻半身铜像，此外还替他们画像。
　　当时克利奇曼年纪渐老。我和他在一起这段时间内，他所作的最重要的艺术作品，是一块林肯总统及其内阁阁员们的薄浮雕镜板。镜板宽约八尺，长约十尺，其突出平面的最高点只有八分之五寸。该镜板最后由匹兹堡一家公司摹制于玻璃板上，展陈在芝加哥博览会中。
　　这位老艺术家又是杰出的钢模雕刻师。他认为在技巧方面，他只低于在联邦造币厂工作的一个人。有些伪币制造者会向克利奇曼接洽，请他刻制伪币印模，但他都没有答应。虽然如此，政府对他的活动仍经常作一些一好像善意的检查。他在刻模方面的工作大多是制造纪念章，在各种代表大会和庆祝会上出售。他曾带我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其他举行这类集会的地方去，在街上出售纪念章——这是一件使我极感讨厌的事。我非常喜欢这些环游各地的旅行，但是兜售东西这玩意见却百分之百不合我的意愿，正如我一生都不喜欢干这种事情一样。
　　克利奇曼的许多其他特长之一是电镀。这门技术当时仅刚刚问世，而克利奇曼是全国最精于此道的人中的一个。他镀的是金、银、铜、镍。有一次，他把一套玻璃酒杯镀上了铜，这件事会在当地轰动一时。
　　当时把金属镀在玻璃上，几乎是前所未闻的事。很不幸的，我无意中竟把这样宝贵的杯子打破了一个，这些杯子是费城某富家订造、花了六个星期的功夫才镀好的。克利奇曼用特有的才艺，常常把自己所镀的精良作品雕刻得异常美观。雕板是他的许多种成就之一。
　　在我和他在一起的末期，这位聪明的艺术家实际上巳放弃了自己的许多手艺。他不擅于做生意，没法把自己的伟大才能化为金元与铜板。最后，他不得不以制造巨型的牙齿模型过活。他替宾夕法尼亚牙科学院制造牙齿模型，模型高达一尺，专供牙科毕生们学习之用。
　　克利奇曼很喜欢我。他把他所专长的艺术都教给了我：制黏土模型、褽石膏像、木刻、雕石、绘图、画油画、电镀、刻模、雕板等等。但是我对艺术生活不感兴趣。我想当一名产业工人；工厂像磁石般吸引着我。因此，干了三年后，我便离开我的艺术行业，到费城一家铸字厂去工作。我离开克利奇曼时，就像一个人丢掉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那样把我所受的艺术训练抛弃掉了。后来我对此事也从无丝毫懊悔。我去当产业工人是一点也没有做错的。

　　肥　　料


　　几乎每一门工业里都充满着职业性疾病。这些疾病使大批工人备受痛苦和招致死亡。我常见到工人们为了雇主的利润而残忍地被剥夺了健康。离开克利奇曼后，我在美国铸字公司干了三年，在那里我全身都饱沾了铅味。其后，我在费城哈利逊白铅公司充当加煤工人。这工厂的混和铅粉车间对人体伤害极大，工人们称之为「死屋」。这项最危险的工作是由新自外国来的移民担任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工作对他们生命的威胁。其他工人们常常说，如果一个在「死屋」工作的人能勤俭储蓄，那到他被铅毒夺去生命时，他的钱只够买一具棺材。
　　但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不卫生的工作条件是在肥料工业中。我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年在这门行业中工作，工作的工厂和地点各有不同，我在其中当过小工、汽管装配匠、加煤工人、技师和熟练的调肥工人。
　　肥料业中最有害和不卫生的工作部门之一，是处理城市垃圾。宾夕法尼亚州西里丁镇的美国还元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儿，有些垃圾放在炉子里焚掉，其余的垃圾放在巨锅里煮，然后弄乾、混和后当作肥料出卖。
　　这个工场脏得难以形容，对工人和当地全体居民的健康都是一个威胁。场内垃圾到雇乱堆，酶任腐烂。我常常看见垃圾场上有整幅由蛆虫构成的匍匐行动的活地毯。夏季里，垃圾最多，工场都塞满了；几百吨腐臭的残羹，夹杂着腐烂的死猫、死狗等等，都堆积在外面烈日之下。这堆东西发恶臭，有苍蝇和蛆虫，实在令人作呕。在这个工场周围一英里的地区内，满天都是臭气。它还送出千百万肮脏的、带着病菌的苍蝇来威胁全区的居民。
　　肥料工业的另一个害人部门是处理死畜。我也在这种地方工作过，地点在宾夕法尼亚州怀俄密辛镇。工场的所有者是一名兽医。这位兽医在诊治病马、病牛、病猪时索取诊费，在就诊家畜病死后又收死畜迁移费；最后，他还把牲畜尸体卖给农民作肥料，获取厚利。工人们相信这位老兽医是在医治病畜这一行中审慎地展开了他的死畜搬运业和肥料制造业的。他的肥料是道地的假货。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黄土。他的六、七种牌子的货物成分完全是一样的，分别只在于新奇的名称、颜色和价钱。
　　在这工场里，死马和其他死畜被剥去皮、切成碎片、煮成肉糜，而骨头则被磨碎。然后拿这全部东西与海鸟粪、钾盐镁矾、木灰、羊肥、磷酸石、石灰、黏土（特别是黏土）和其他一些制造肥料的化学品相混。夏季里，死畜运至工场时，通常已高度「熟透」了。这工厂有其特别的难以言喻的气味和数不清的千百万的苍蝇，就其恶臭而言，比西里丁的害人垃圾工场有过之无不及。
　　工人把死畜弄到沸腾的大桶之中，而这个车间里则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蒸汽和匍匐爬行着的蛆虫。烹煮中烂肉的可怕的气味甚至使臭鼬也要作呕。工人们常有传染上使牲畜致命的同一疾病的极大危险。在我去工作之前不久，就有一人因从病马那里染上鼻疽症而死亡。从事这门行业的屠宰工人年纪虽轻，但都已被这项催寿的职业弄得衰弱而憔悴。他们全身充满了臭味，不管怎样洗浴，仍然除不掉那令人作呕的气息。在市内电车上，人们一看见这些工人便退避三舍，好像他们带着瘟疫一样。他们干这项危险而有害健康的工作，每周只得到十块钱的报酬。他的助手只得到七元五角。
　　这两个工场的机器是完全没有安全设备的，许多工人受损伤而成残废。怀俄密辛地方有一患羊癫病者，原不应让他进这种工场工作的，因为他的病随时可能发作而倒下去。但是因为他几乎不要什么报酬，所以就获准在那儿工作。有一天，他的病突然发作，跌倒在一个疾转的轮子上。当他被救起时，他的脸已磨去了一半。
　　然而，肥料工业中对人体威胁最严重的，却是可怕的麈埃。各种研磨机、混和机、传送带、包装器和斜沟都没有装置通风器、吹风器、遮蔽物或其他卫生设备，它们经常使空气满布尘埃有如云雾。从远处看去，工场常像失火一样，因有大量尘埃从窗中及门中涌出。有时尘埃竟稠密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白天我们手里提着灯在找路时，还会碰到柱子或踩到货堆上。我所工作过的各工厂，就尘埃方面说都是很坏的，特别是杰克逊城阿摩尔公司的大工厂，而这个工厂当时在美国南部还算是最大的。
　　大多数的肥料尘埃都包含着极端有害人体的化学品。我们特别害怕一种乾骨的尘埃。迅速转动着的研磨机发出密集的乾骨尘埃，其中有许多无疑是带着病菌的。它使人大打寒颤。工人们在作了磨骨工作后，还会颤抖和哆嗦上几小时。另一种致命的尘埃是在磨乾烟草茎时产生的。这种可怕的灰尘能使人眼痛、喉痛及剧烈地咳嗽。黑人工人们最害怕这种灰尘，把它叫作「烟草灰尘老王爷」。
　　我们没有保护自己的面罩。有些工人用手帕覆盖着脸，但唯一的效果大概就是妨碍呼吸。鼻子、喉咙和肺部的疾病在这门行业里很为流行。因肺结核病致死的是家常便饭。我在干了三年后，也开始患肺结核了。幸而我及时照顾了自己，脱离了那害人的肥料制造业，飘洋入海去了。三年浪迹世界各地的帆船生活，终于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三十年后，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透视时，医师们发现我的肺部有会经患结核症的痕迹。

　　佛罗里达的劳力偿债制度


　　一九○○年冬，我离开宾夕法尼亚，经过许多辛苦，到达古巴的哈瓦那。当时美西战争刚告结束，工作情形甚为不佳；因此，小作勾留后，我便回美国。
　　到达塔姆巴时，我身上已不名一文，所以想就地在乡间求一职业，取得盘费，然后北上。当时（现在亦然）佛罗里达对工人来说是一个坏地方。工资低微，雇主利用警察权力和劳力偿债制度搞到工人。失业者被逮捕，以无业游民判罪，然后一群一群地被铁链锁上，出租到松脂劳役营和磷酸盐矿去做工，受贪得无餍的包工们的无情剥削。黑人特别成为这种迫害的牺牲品。
　　在郡监狱所经营的农场中以及在松脂企业和磷酸盐企业中的情况是很可怕的——残酷的纪律、令人筋疲力竭的劳动、垃圾一样的食物、肮脏的环境。一个无辜的人，只因失业便会被判例如十五块钱的罚金，而以劳役来偿付罚金，每天只能偿几分钱。这已是够惨的了，但此外他们还不时被迫接受高价的鞋子、衬衣等等，而按照同样的偿付率以劳役来偿付。结果，通常要费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偿清州当局原告判处的几块钱的罚金，而这时这个人的身体往往已垮掉了。几乎所有南方各州都流行着同样的制度。
　　我不久便获悉，佛罗里达的「自由」企业此那些一用铁链锁上的工役队和监狱劳役营好不了多少。我坐上「海滨空气公司」的货车离开塔姆巴，在几英里外一个名叫土耳其溪的地方下车。在那里，我在一个铁路平路队中找到了工作，地点在距该处十英里的森林里。我抵达营地时，已是晚饭时分。那儿约有工人五十名，全部是白人。那一夜正是发给月饷的前夕，工人们刚领到了工资单，到处充满了抱怨和悲叹之声。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对承包商负有债务。像监狱劳役营一样，他们所买的各种东西也被索取高价，并在每天八毛的工资中扣除。有钱拿的人寥寥无几，而且都是本地人。
　　我记起了一位曳引机加煤工人的窘境。他是一位操十足的南方口音的青年，家在乔洽亚州的「北面」。他的工资是每日一元，应得二十一天工资。但是，除正常的每周三元五毛膳宿费外，在他的二十一元工资里还要扣除斜鈎杆（转动木材的工具——译者）钱、褥子钱、毯子钱、烟钱和医药费，一起合起来共达二十七元之多。于是，这位加煤工人做了三星期苦工之后，倒欠了六块钱的债。几乎全体工人的情形都和他一样。
　　我会向几个抱怨较多的人探询意见，研究是否可以举行罢工。但是他们的精神实在太不振作，以致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其中一人告诉我，上次发工资那天，在同样的无钱到手的情形下，有四个人辞职不干了。但当他们到达土耳其溪时，却被警察以「无业游民」罪逮捕，送到监狱劳役管去。老板们就是以送往中世纪式的佛罗里达锁链劳役队去为威胁，来强迫工人们做几乎毫无报酬的工作。在佛罗里达的森林里，「自由」劳工和监狱劳工的界限是微乎其微的。
　　显然，我不能在土耳其溪取得我的路费；于是我决定翌晨溜之大吉。但是我不敢告诉老板，因为那会吃官司坐牢。因被雇工手续所阻延，我是最后一个吃早饭。计时员指示我去「工场」的途径。但在到达交叉路口时，原应向右转的，我却向左走，飞步跑了十英里，回到土耳其溪。幸喜老板要到中午才检查我的工作，那时我早巳搭上货车走了。否则我必然进了松脂劳役营。
　　仍在找寻职业的我，在离土耳其溪数英里的一个锯木场下了火车。锯木场的主人是布兰姆立特。这个典型的、削瘦的佛罗里达「鞭炮」立即给我工作——和一伙伴合作砍伐树木。我们的工资是每天一块钱，每周扣除三块钱膳宿费，工作时间是从天亮到天黑。
　　布兰姆立特有四个儿子，都是面黄肌瘦的人，因为他们经常服食奎宁，对疟疾作不息的斗争。那里有八个白种工人，六个黑人。黑人是与白人隔离的，他们住在附近一间破落的茅舍里。白人则住在一间松木盖的房屋中。我们吃的是典型的南方工人膳食；腌猪肉、豆子、粗粉和玉米面包。
　　一天夜里，一片嘈杂的呼喊、枪声和跑马声打破了我们营地的寂静的气氛。我们白人都怱怱跑出宿舍打听发生了甚么事情。但是那些从多年恐怖事迹中学乖了的黑人，却逃到附近的树林里去了。约有一打骑马的人，狂暴地跑进锯木场来。这是一个像当时在南方诸州常常发生的「夜骑士」和「白帽党」之类的突袭。袭击者们带着武装，但是没有带上面具或其他标记。其中有几个人喝得醉醺醺。全体人马都表现出传统的凶暴的三Ｋ党作风。
　　布兰姆立特和那些骑士们以友好姿态互相打招呼，但是我们工人则被排起队来，逐个盘问，全体受叱责。其中为首的一个告诉我说，在佛罗里达南部，「如果一个北方人不管闲事，他就差不多和一只狗一样好。」
　　最后，骑士们走了，没有骚扰我们。但有几个人大声表示不满，因为黑人们逃开了。后来谈及这事时，工人们说，这种突袭并不罕见，其目的在吓唬工人。那些吓慌了的黑人们，躲在树林里度过了一整夜。
　　在布兰姆立特的锯木场上工作两星期后，我估计即使把所有尅扣计算在内，我仍至少可得三块钱作路费之用。于是，一天晚上，我对布兰姆立特说我要走了，同时请他给我工资。他勃然大怒，说我不能走。我大为震惊。他实际上是企图强制我留下工作。所有争辩都无济于事。布兰姆立特就是不给我工钱，并且警告我不要走。
　　在宿舍楼，工人们都同情我，但是爱莫能助。我的伙伴诚恳地劝我不要把这件事报官。他说，我如这样做，便会被当作无业游民而被逮捕。其实，即使我能迫使布兰姆立特付工钱，顶多也不过会得到一张典型的工资单，说明我欠他的债而已。他们教我趁早跳上北上的铁路货车溜跑为佳。
　　翌晨，我拒绝工作。布兰姆立特的帮手不让我进饭厅。布兰姆立特暴怒地呼喝，说如我不做工，他就要叫人逮捕我。工人们告诉我，布兰姆立特的话不只是恫吓而已。他们并警告我，说我就要被送到松脂劳役营去了。无可奈何，我只好在当晚跳上一辆「响尾蛇」（指运货列车——译者）到杰克逊维尔去，再不看见布兰姆立特和他的劳力偿债劳动营了。

　　纽约电车


　　一九○一年，从佛罗里达回来后，我在纽约第三路电车公司当了几个月电车司机。现在行将淘汰的电车，当时正是在全盛时期。旧式马车已差不多绝迹，地下火车还没有问世，汽车则刚刚出世，高架火车则还要用哗啦作响的缓慢的蒸汽机车来拖。
　　我们的工资每小时只有二毛二分，每天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工作七天。当时工人还未组织起来，老板们专制横行，偶有些微藉口即开除工人。
　　电车司机的工作是艰苦而折磨神经的。当时纽约的街道充塞着徐缓的马拉货车，驾驶一辆电车穿过这样的车堆而不是跟在后面走，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我们没有空气制动机，没有座位，也没有前房。我们不得不整天站着，使劲掌握腕力制动机，整日经受风吹日晒雨打。我会多次浸浴在滂沱大雨中，冻个半死。这是一种催命的职业。
　　工人们恨透了那个公司。至于售票员，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售票所得中随意取钱，而毫不负疚。那时还没有「付钱入座」的电车，售票员在拥挤不堪的车里收款，即使公司派出的暗探大军也没法算出他们的账。那些被称为「镍币专家」和「短臂艺术家」的售票员们，大多数是被公司用簿记方法查出的。那就是说，当出车一次牧款不及正常的平均数时，售票员耶在「侵吞镍币」的罪名下立即被辞退。
　　我们司机们深深痛恨我们工作中的不必要的苦头以及整日饱受风吹日晒雨打。我们要求装置空气制动机，座位和前房。但是公司老板和工程师们竭力耍我们相信；这些东西，虽已被应用于其他地方，但在纽约这样交通拥挤的情况下，是不适用的。因为，空气制动机会因使用过繁而迅速损耗，设置座位会减低我们的注意力，前房会妨碍我们的视觉，三者合起来会造成更多的事故。但这只是伪善的、企图保持高度利润的诡辩而已。若干年后，公司终于被迫采用了这些极为需要的改良，而车也就开得好得多了。
　　由于决心要终止我们所受的虐待，我们比较年轻的工人开始组织了起来。我们在第三路公司的几个厂房里和其他公司的厂房里组织了宣传组。然后，我去找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名叫赫尔曼·罗宾逊的组织工作人员洽谈。他给我的只是同情和答应「接受」那些人为会员，如果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话。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劳联老爷式的组织方法。
　　我自己和共他几个人就设法组织工会。及至我们在第六十六街厂房的六个人被召至监工室接受解雇书那一天，我们已经获得很大进展了。那时正是「开门制度」（即老板不必经工会而可任意雇用工人——译者）盛行时期，老板毫不在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巳因从事工会活动而被开除。同日，他在其他厂房里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于是我们新生的工会便被扼杀了。经过许多失败的斗争，直至三十多年之后，纽约的运输工人才最后组织到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运输工人工会里去。

　　得克萨斯的快事


　　我被纽约的电车公司开除后，就决定设法到西部去。我在路上所找到的第一个职业，是在南太平洋铁路公司铁路上的厄可镇（在得克萨斯州靠近路易斯安那州的边界）。我在那里和一批人在火车站上工作。我起初当「帮厨」或侍者；但不久即被提拔为二厨。这一晋级不是小事，这是由于他们赞赏我的烹饪艺术；因为尽管那些墨西哥人吃的是「垃圾」，但是美国主人们却得到好的食料，所以厨子必须技术精湛。
　　得克萨斯东部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人们一向以刀枪解决自己的纷争，并用恐怖手段统治黑人和墨西哥人。厄可镇以西数英里就是布蒙特市，它因为是西部最先发现石油之地而著名。它也许是当时全美国最无法纪的市镇。劫案每天都有，每周送命于枪下者常有十二三人。
　　厄可的墨西哥人是在流行的半劳力偿债制度下工作着的。最粗暴的老板，是「赖治」·盖德纳。他是计时员和枪手。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盖德纳出身于从前的一个南方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曾经拥有许多奴隶和一个大种植园，但他们在南北战争中丧失了一切。盖德纳对此铭记在心，因而深恨北方人。
　　盖德纳的坏脾气因患上肾脏炎而愈益加剧，因为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两年了。他常常说：「如果我一定会死，那就让我把几个敌人一同带走吧。」就如他所说的一样，盖德纳已杀害两个白人和几个黑人，因为他有贵族的裙带关系，所以没有被法办。他在厨房里以虚伪的礼貌对待我们。但是，手里带枪的他，却以恐怖手段对待墨西哥工人。
　　有一次，我们厨子和帮厨们为工资发生争执。盖德纳没有过问，但是我们的头厨山姆。弗雷恩却反对我们，并且出我们意料之外地自夸是一个罢工破坏者。这使另一厨子和我更为不满，于是我们与这工贼「厨长」弗雷恩就此完全闹翻。
　　弗雷恩和盖德纳一样，永无休止地夸耀他出自「名门」。他的家族是匹兹堡的钢铁巨子。他本人是哥偷比亚大学毕业生，他吹嘘说曾和哈利·索同学。弗雷恩曾在钢铁工业中盘据高位；据他说，他的最后一职是一家大钢铁公司的中西部办事处总经理。但是，由于他的酗酒、赌博以及令人不能信赖的性格，他就失掉了一切。于是他实际上变成了流浪汉，过去十年间走遍了南部和西部，做工糊口。
　　一天，弗雷恩喝得酪酊大醉，开始高声大呼地谈他的伟大的家庭。他拿他的家系和盖德纳相比，并贬低后者。他嘲笑蓄奴的旧式南方贵族，他以他们在南北战争中失败而得意洋洋。肚里的酒壮起他的胆来，他接着高叫：「这些该死的南方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黑吗？因为他们身上有 「尼格尔』（称呼黑人的轻蔑语——译者》的血液！」
　　坐在邻车上的盖德纳，距他只数尺远，听见了这一咒骂。起初他显然未加注意，但当弗雷恩说出最后一句话时——这对南方贵族是最大的侮辱——盖德纳勃然离座，检查了他的四五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膛内有无子弹，然后走到我们的厨车来。当他持枪进来时，弗雷恩醉醺醺地转身面对着他。盖德纳一言不发，冲向弗雷恩，用那沉重的手枪打他的头，把他击倒在地，像一头死牛一样。然后，盖德纳便走回自己的车厢去。
　　弗雷恩不久即从地上自己爬起来。他的脸全部被那沉重的手枪打坏了。这时，盖德纳又进来了。他走到那工贼厨子跟前说：「弗雷恩，你可以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你还活着。你永远不会再像几分钟以前那样接近死亡而竟未死去。我没有打死你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厨车里还有其他的人，可能亦被打中。按照你对我的侮辱，我原可以把你枪杀而甚至不会因而遭受逮捕。现在，给我滚开此地罢！如果十分钟后我还看见你在这里，我就要让你吃一颗子弹。」
　　弗雷恩垂头丧气地赶紧收拾行装走了。他的遭过没有引起另外那位厨子和我的愤怒。弗雷恩不过是个工贼和叛徒；他和盖德纳之间的纠纷，在我们看来只是我们敌人内部的斗争而已。我们看他倒霉而毫无同情或遗憾的感觉。

　　二十世纪的宅地经营


　　一九○四年，我住在俄勒冈州的时候，会决定领取一块宅地。开发西部时具有奠基作用的领取宅地的浪潮，此时已逐渐平息。政府发给的不取偿的土地仍有许多，但是肥沃的草原和河谷早巳给人占去了。这一时期领取宅地的人，都在力求从多石的森林高地或乾燥的沙漠上取得宅地。他们是最后一批垦荒者，也就是这些历史人物中的一批殿军。
　　我领得的宅地，位于印第安溪和莫塞溪汇流的地方，在卡斯喀德山脉东侧的丘陵地上，在那巨大的哥伦比亚河南面约十二英里。它在拔海两千英尺的崎岖的山地上，是一块风景佳美之区。巨大的峡谷，把大地刻划成一道一道的斑痕，远处还隐现着壮丽的胡德山。就是在这山野里，我取得了一百六十英亩的宅地，另外还有同等面积的森林。我的姊妹安娜和她的丈夫乔治·麦克维也有一块宅地，和我的宅地邻接在一起。
　　那时候，领取宅地的人竞相涌进这俄勒冈的山麓丘陵地区。他们希望在稠密的野林中开拓苹果园。因为只隔数英里便是著名的胡德河谷，那里苹果园地价高达千元一英亩。据专家说，我们这地区的气候与土壤条件，与胡德河那边相似，谅必也能长出同样好的水果。
　　我没有打算自己也搞一个苹果园，但是林野的诱惑大大地吸引着我。我想：弄得好的话，我可以得到一块待价而沽以获盈利的土地，而至少，我也可获得一次有趣的经验。每年春夏两季在那儿过几个月，我们那块地倒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地方，而这也就是宅地法所要求的条件。我在邻近的伐木营或铁路上工作以维持生活，我全然不想放弃产业工人的生涯。
　　在我邻近一带森林地区经营宅地的，共有二十四个家庭和单身汉。许多人曾经当过医生、律师、传教士和小商人，他们是为了各种不同理由而企图避开城市的。有些是工人。还有少数是农民，他们因为在东部和南部的田地贫瘠了，不得不跑到西部来。这些人大多为新教徒，都是坚决的原始圣经派，极度厌恶喝酒、跳舞和咒骂。青年们倔强地抗拒这些限制，甚至有时和父母发生尖锐的冲突。在这清一色的社会组成里，我和其他一位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就成了外系人物了。
　　旧时西部好客的傅统当时尚在流行。当你翻山越岭旅行，遇到一间无人在内的宅地者的小屋时，你可以迳行入内吃东西和休息，但是按规矩餐后必须洗好碗碟，留下乾柴备用，并须关上房门，以防野兽进入。
　　宅地者的生活是艰苦的。满布岩石的土地上到处长着奇伟的松树和枞树，覆盖着几乎走不进去的木球橡树、柳树、桂树和野樱桃组成的丛林。要把树木砍掉，每英亩需费高达二百元。开拓者都穷困得很，他们往往在「外边」工作几个月，取得少许本钱，然后回来开辟自己的宅地。很少人有马。他们的房屋，大多数像我的一样，是用就地砍下的木头盖成的。
　　宅地者们的辛苦可以获得一部分的补偿，那就是使人精神焕发的山间空气、美丽的景色、快意的狩猎以及一般的有助于徤康的生活。四足猎物中，有美洲豹、鹿、熊、山狗、兔，有时也有林狼，响尾蛇多得很。还有极多的松鸡和鹌鹑。谁也不顾忌什么狩猎法。在溪水里，几乎一抛下鱼鈎便能钓起美好的山鲟。冬季里，地面铺上一层数英尺深的白雪，简直像蓬莱仙境，但在夏季里，却几乎全不下雨。灌溉是耕作的首要条件，但是很少人得到水。
　　度过三个夏季的这种宅地生活后，我获得了取得这宅地的资格，并把它出卖了，卖价约合我花在宅地上的时间所应得到的工资的一半。这样，我就结束了我在美国宅地运动巨浪末梢中的有趣的经历。在我的生命史里，这一次是我企图积聚财产——不管任何种类：货币、房屋或土地——的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我在经营宅地的整个时期中所得到的是丰富的木匠技艺的知识和对山岭的深切、永恒的爱好。
　　我们的宅地区没有实现那些晚辈垦荒者的美丽的希望。它始终没有成为苹果区。大约就在这一时候，在太平洋西北岸各州备有灌溉并易于开垦的荒地上展开了过度的苹果种植。这不久便造成苹果生产的过剩，从而使莫塞溪沿岸那样难于开垦的地方种苹果就变得无利可图了。因此，这个森林区里的开荒者一个跟着一个放弃了这种没有希望的斗争。最后只剩下疏疏落落的一些人，他们度着孤独、贫困而没有前途的生活。新生的松树、枞树和密集成林的树丛生长起来，重新征服了大部分我们从前含辛茹苦开辟出来的土地。最好的林地给伐木公司几乎不费分文地占去了；剩下来的有许多归还给政府，像旧日一样重被用作饲养牛羊的牧地。莫塞溪畔的宅地是一种原始的、亡命的个人主义的冒险事业，它终究碰在无情的经济条件的岩石之上而告粉碎了。

　　牧羊人的狗


　　西部的工人和农民常常轻蔑牧羊人，认为他们就是有点「孤僻」。远在怀俄明、蒙大那、犹他和其他西部各州的牧羊人，度着孤寂、空虚的生活。夏季里，他们往往接连好几个月看不见一个人。除了狗和不息地咩咩而呜的羊群外，别无伴侣。因此，他们养成了自言自语和其他怪僻的习惯。关于他们的手淫癖和与羊发生反常关系的故事，流传甚多。人们都相信疯人院里都充满被孤独生活摧残了心灵的牧羊人。
　　一九○七年间，我决定尝试两个月的牧羊生活。那时正是初春生育小羊的季节。羊群通常在这个时候从遥远的山上牧场驱回家里的牧地。牧羊人在这期间不是孤独的。那就是我选择这一时候的理由，因为我一点也不想过牧羊人那种长达数月的孤寂生活。
　　我工作的地方距达勒斯镇（在俄勒冈州）约三十英里，在笛树特河畔。笛树特河在一巨大的峡谷中奔流，峡谷深约一千五百英尺，两岭之顶相距约两英里。凭崖下望，峡谷景色惊人，远在底下的河流宛如一条纤细的银缎。记得我在初次看到这景色时，吓得几乎目瞪口呆。羊群在峡谷坡上吃草——谷坡是那样的陡峻，如果一块石头（或一个人，或一头羊）一滚动就必然会一直滚到底。
　　在牧羊营中管理生小羊，从最好方面说来，也不是件愉快的差使，尤其是在这种峻峭的峡谷两旁。与群羊一起在吃草的母羊，往往把小羊生下便不介意地走开了，遗下颤抖的小羔羊自力谋生。但是过了一些时，牠们便会感觉到自己生了小羊，于是开始忙乱地找寻失去的小羊。牠们会冲开那三千头羊的羊群，碰到小羊便使劲地嗅，因为母羊是依靠嗅觉来辨认自己的小羊的。当一头狂暴的母羊冲来冲去，以鼻子嗅触小羊时，往往要对非自己所生的小羊大力一抵。常常有小羊因此被抵得滚下陡峻的峡谷的斜坡中死去，滚到底时已成一团肉酱。每天终了时，常有许多小羊和牠们的笨头笨脑、狂暴的母亲分开了，而不幸的牧羊人便要负起那可怜的任务：把所有迷途的羔羊集中在一起，送牠们到睡眠的地方，在那里，牠们可以和焦急的母亲重聚。
　　我对牧羊讨厌之至。几乎与牧羊有关的一切都使我厌恶，只有守羊犬例外。那些狗是牧羊人的真正伴侣。牠们灵巧得不可思议，并惊人地适合于牠们的工作。我们营里最杰出的狗，是一对苏格兰种的科利守羊犬，名叫杰克和彼蒂，主人是一位名叫比尔·西门斯的老资格的牧羊人。西门斯对待他的狗宛如对待自己的亲密的朋友一样。他甚至从不骂牠们，更不消说打了。他的生活中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教育他那对漂亮的科利守羊犬。他对牠们像对人一样说活，并且深信牠们听懂了每一个字。他没有教牠们以任何技巧，但却把牠们训练得精于牧羊工作了。
　　对那些只受过少许训练的普通守羊犬而言，在峡谷两侧管羊是一项要命的工作，牠们的腿经常因为在岩石上爬来爬去而皮破血流。但是对于西门斯的狗，这种工作却异常轻松。西门斯以与人不同的原则来使用他的狗。当每次必须驱赶羊群转弯时，他不像其他牧羊人那样要自己的狗在峻峭的峡侧艰苦地跑上跑下，而是命令牠们驻在山上的战略要点，就在那里进行工作。每次驱赶羊群转弯后，牠们只消跑回来，再复躺在驻地上。牠们这样工作要比别的狗事半功倍。因此，牠们的腿非常健康；牠们不疲倦，并从不惊吓羊群。牠们只在西门斯的直接命令之下，才跑下峡侧。为避免混乱，较大的杰克只听从口哨命令去做工，而较小的彼蒂则听从语言命令。观看这两头灵巧的牲畜工作倒是一件趣事。牠们所做的工作，等于六只普通的狗所做的一样；整个牧地的人都夸奖牠们。
　　一年之前，这两只漂亮的狗会救过西门斯的性命。一个初春的傍晚，当西门斯驱着巨大的羊群回寝地去的时候，突过猛烈的风雪侵袭。在令人眼花撩乱的大雪中，他摔倒在高高的断崖外，骨盆的两根骨头都跌断了。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如果没有人看到他，他可能死在那里。但是西门斯有两位聪明的狗友可依靠，而牠们没有辜负他。他一面让杰克知道把走散的羊集中起来是牠的任务，一面派遣彼蒂跑到数英里之外的牧房去求援。果然，一队救援者不久就跟着彼蒂来到出事地点了。西门斯在达勒斯的医院里躺了六个月。我多次和他谈过这事情，并对他的狗赞叹不已；但西门斯却认为这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他全然不认为牠们在他遭逢危境时懂得他的差遣有甚么了不起。他对牠们的智慧和忠诚有高度信念，因而不管牠们做出甚么都不会使他惊奇。

　　硬绳剥皮者


　　一九○七年，当斯波西铁路（斯波康—波特兰—西雅图）沿哥伦比亚河北岸在建筑斯波康至波特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华盛顿州白萨尔门镇附近的一个平路队中工作。那工作具有典型的西部色彩，整个西部的石工、挖土工人和骡夫云集于建路地点。在沿铁路线的市镇上，「娱乐」场所一望无际，充满了赌徒、娼妓和其他形形色色有害西部工人的玩意儿。
　　那些「劳作的笨蛋」，完全无组织，不得不接受老板决定的不管怎样低的工资，不管怎样长的劳动时间和不管怎样坏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工人生命如何不受重视。可由这一事情来说明：一天，有两个石工被过早的爆炸炸得粉碎。事后我们找到的，只有一只鞋子，里面有一只炸断了的脚。那粗暴的老板在手里拿了一会见，说道：「唔，我想，我们不能为此举行葬礼罢。」说着，他便把那可怕的东西抛到漩涡滚滚的哥伦比亚河里去了。
　　我为其工作的那浑身肥肉的小包工，拥有许多「铲车」、「轮车」和「刨土车」——都是用来平路的抓土器。赶车的是典型的「硬绳剥皮者」（骡夫之俗称——译者），因而是西部所有移民工人中景富景色之一。他们无家无室、流动于各铁路平路工地间，满以自己的职业自豪，而蔑视路工学徒和长驻工。不知是何原因，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雪鸟」——沾可卡因癖者。
　　「硬绳剥皮者」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善于使用缰绳作鞭。他们在适当位置上用那长「绳」一打，便可以在马或骡身上抽下一块皮。由于这种残酷的鞭打，这些牲畜身上两侧通常带着伤痕成了一片白色。多数包工者都严格禁止这种做法。我学会了这把戏，不过我从来没有施之于骡马身上。
　　我驾御一辆刨土车——一种用四头骡子并列拖行的宽约七英尺的平路机。我是一名对伐木、平路和一般的曳引与畜牧工作均有经验的驾御工人。我的驾御之道是跟我的牲口交朋友。这办法的确收效很大，马和骡都很快就能欣赏一个体谅牠们的御夫。因此，当给我四匹骡子的时候，我就施行我这个老办法，结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当我意外地获悉我那组骡子在叠平路队中名声最坏的时候，我已驾御牠们好几天了。牠们巳被无知和残酷的驾御工人们「纵容坏了」，牠们在来我这里一星期以前，有不下八名「剥皮者」曾试图驾御牠们，都没有成功。我鉴于自己的成就，开始自夸为真正的骡夫了。
　　但是老板的想法却不这样。在驾御了那组骡子三星期之后，一天晚上，我微闻他猛烈批评我的驾御术。他说自从「瘦子」（那是说我）管理那些骡子之后，牠们已为所欲为了。他说牠们需要的是狠狠的「打尾骨」（用木棒打臀部），他务必要看到牠们挨「打尾骨」。他这一说，使我大为震惊，因为我原以为自己在那四匹「纵容坏了」的骡子身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次日，马房主人带着一根粗大的棍子来了，要我把那些「绳子」交给他。他要教我怎样驾御骡手。的确，骡子是非常狡猾的，骡夫们都认为牠们机智得不可思议。这永远是一件怪事；每天中午快到休息前几分钟，平路工地上的骡子有规律得像钟一样，都凶恶地嘶叫起来。牠们就像知道时间似的。因此，这一天，当那老板挥动着棍子提起缰绳时，那些聪明的骡子马上就感到困难就要到来，并且准备斗争了。
　　我们正在填路基，而为着要倒去那宽阔的刨土车上的泥土，其中两头骡子必须翻过路走到填土路侧去。骡子不得不跋涉走过深及膝盖的疏松、崩陷的泥土。当骡手进行这一艰辛的倒土过程时，通常骡夫们总是站在硬地上等着的。但是这天，老板握着木棍跟随走过去的骡子走。当骡子在松土上竭力攀爬时，他狠狠地打牠的臀部。第二次时，他又重复这一套。但是这次那骡子突然停步，像闪电般提起一条后腿迎面给他致命的一蹴。那老板来不及呼叫便倒下来，连翻带滚地掉到路基底下去。六个人赶紧爬下去把他扶起，他已不省人事了。他的脸部巳被踢坏。医生说他的头盖骨受伤，但大概还能活命。我不知道他后来究竟怎样了，因为我依据好骡夫的惯例，当老板从我手中拿去缰绳教我驾驭时，我便辞了职。不过，我认为我的一套驾驭方法也许还是最好的。

　　阶级观点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一九○九年在华盛顿州斯波康市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刚告结束。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数以百计的人遭到逮捕和殴打，但是胜利终于归于工人。当时，我们的问题是替刚被释放出狱的工人们找职业。哈利·布拉克提出了一个意见。
　　布拉克从头到尾参加了斗争，并且做得很好。他是一名西部的流动工人，会当过牧场工人、采矿工人、伐木工人和建筑工人。他活跃而精力充沛。他的意见代表了典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老板的痛恨。
　　布拉克的意见是这样的：有一个包工找他干挖掘阴沟的工作，并让他当小包工。布拉克提议由他接受那份小包工合同，我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当他的工人，而他干这份差事是不从中取利的。布拉克说，作为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好会员，他反对剥削工人，因此他将使挖阴沟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家」。他本人将满足于仅仅领取日常的普通工资。只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才
　　我们觉得这样做决不会吃亏，于是就把工作接下来了。工作了几天，一切都很好。布拉克在沟渠里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面挖，一面开玩笑，吸烟，谈论革命。这种轻松的办法，并没有使工作缓慢，甚至也许做得比平时的每日工作量还要多。
　　不过，布拉克不久便开始改变了。他对我们谈话时变得不耐烦了，抱怨地说这些谈话妨碍工作。他愈来愈多地把时间用于发号施令，以轻蔑的神情看我们工作。总而言之，他开始欺压我们了。
　　布拉克迅速显露出典型的雇主思想。他是一个踏在自己的工人伙伴肩上而急于要谋取个人出头的家伙。坐探、罢工破坏者和腐化的劳工领袖就是从这种人中产生的。他的显而易见的、工人阶级革命词藻的外衣里面，隐藏着资本主义环境所灌注给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慾念。布拉克不过是说明马克思的伟大原理的又一例子——谋生的手段决定了人们的世界观。
　　布拉克走向资产阶级的过程是迅速的。在我们干这一工作的第三星期，他就开除了我们一群之中的一人，说他做的工作不够多。接着，他便不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并且不再和我们谈革命了。他甚至埋怨工会，而且雇用了两名非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
　　与此同时，我们的愤怒日益增长。到他雇用非工会分子时，事情就达到公开决裂的地步了。我们实行了罢工。于是，布拉克诟骂工会，就像一切资本家那样，还召警察来帮助他破坏罢工。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斯波康是很有力量和富于战斗性的。急需工人做工的总包工，这时插进来了。他清除了小包工布拉克，重新雇用了被开除的工人。于是我们恢复工作。这样，便结束了布拉克试图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运动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实验。
　　然而，布拉克已一尝剥削工人的滋味。资本主义的虎狼天性，已在他身上生根。他不再为工资而工作，不再要革命，不再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了。现在，他自寻道路去了。若干年后，我遇见他时，他在洛杉矶当了一名不承认工会的包工者——那是实行「开门制度」的地方。资本家又招到了一名痛恨劳工的人。

　　开采金属


　　在我充当产业工人的各种经历中，我从来就不很喜欢地下生活。我总是宁愿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我只在矿坑里工作过一个短时期，那是在爱达荷州科德灵地方，时间在一九○九年春天。
　　华盛顿州斯波康市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我是该组织的会员——决定要组织科德灵地区的矿工。那是一个难搞的地区。十二年前，西部矿工联合会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罢工斗争中被摧毁了——那是西部历史上最艰苦的罢工斗争之一。现在矿工们多未组织起来。整个地区都在御用枪手的支配之下，并盛行着典型的「开门制度」。任何矿工一经发现是工会会员就被驱逐出境。
　　我们几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被派到科德灵去向矿场求职，并进行组织工作。我们一文钱经费也没有。山姆·哈里根（来自彪特的一位铜矿工人）和我二人被派到瓦德纳去。一两天后，我们在本克山和沙利文银铅矿获得了工作。据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银铅矿。
　　瓦德纳是爱达荷州一个典型的矿场，藏在科德灵山（苦根山的支脉）深陷的峡谷中。这地方，充满着酒食店、赌窟、妓院和乱七八糟的矿工居住的茅舍。
　　我们两人做的是挖矿或小工工作。山姆原是矿工，但是不能告知雇工掮客，因为那会使他立刻被猜疑为工会会员的。公司多半从密苏里州佐普林一带的铅矿中招雇熟练工人——就是从那地方，公司募集到一批工贼来破坏了多年前的大罢工。
　　我觉得开矿非常有趣。我们在地下数百英尺深的矿穴中工作。富饶的、数英寸厚的矿脉，在我们面前闪耀着，与岩石交相辉映。我们矿工、构架工人和小工们的工作，是把矿苗和岩石爆炸开来，然后把矿苗翻到通往矿车去的斜沟中。这是艰苦、不卫生而危险的工作。在我们附近的「天府洞」（一个没有构架的矿坑，因有多人在此上「天府」而得名）宴，数周之前就曾有几个工人因岩石陷落而送命。
　　工作条件是恶劣的。每日工资比此地附近的彪特地区约低一块钱；彪特是已成立工会的铜矿市镇。法定的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在这儿被粗暴地破坏了。矿场里充满灰尘，很不卫生，许多矿工患上了痨病。安全设施坏得可怜，事故不时发生。但没有人敢开口讲话，因为首先一向雇主诉苦，就意味着开除、被列入黑名单和被撵出矿场。
　　山姆和我在采取积极步骤之前，用了约摸一个星期来了解情况。矿工们是不满现状的，但却被枪手和坐探唬住了。然而，我们毕竟找到了一位对我们的明显的暗示表示响应的矿工。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人物，是参加过从前西部矿工联合会在洛矶山矿区许多英勇斗争的英雄。到第四星期时，我们又已组织起另外几个人，事情正在顺利进展。
　　接着，打击来了。一天晚上，山姆和我正在当班时，突然被命令停止工作，领工钱滚蛋。几个已被我们组织起来的矿工也同时被开除。显然，坐探已把我们告发了。在监工的办公室里，两名枪手紧紧跟随着我们，并把我们押返宿舍。那时我们发现我们仅有的一点行李业已放在外边的木板行人道上了。枪手警告我们。要我们立刻离开瓦德纳。
　　然而，我们继续在瓦德纳逗留了好几天。住宿在游民窟里，因为旅馆和客栈拒绝接纳我们。我们继续走到基洛和瓦拉斯去，但枪手迅即接踵而至。很清楚，我们已不能进行组织工作了，于是就回斯波康去了。回斯波康后，我们获悉，其他被派赴科德灵去的人所遭遇到的经历大致上都和我们差不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矿工运动这一着失败了。
　　这结束了我在采矿工作中的一小段经历。其后数年间，我好几次试图在彪特的矿山中求职，但都失败了。那矿场也已采用「开门制度」了，安那康达铜业公司已建立了精密的黑名单制度。他们能监别从老远的地方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并不要我工作。

　　一个流动剧团


　　我对戏剧事业的唯一经验是在一九二一年夏天。那时候我曾在一个流动剧团工作过三个月。我是一个低微的招徕者。这是一个时时换演不同节目的剧团，它在印第安纳州南部和伊利诺州的小村镇里表演。
　　我们的剧团主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查礼·柯尔登。柯尔登的表兄欧尔·福德是我的朋友，我的职业就是经他的推荐而得到的。有一次，福德曾列举给我听，他说他当时有五十五个亲戚在戏剧界方面——在马戏团、演员专任制剧团、喜歌剧、电影、医药表演等方面。
　　我们的大车很难得走上三十公里以上。我们的节目有好几种表演。我们通常逗留一星期，每晚的表演不同。这些表演都是些令人掉泪的通俗戏剧，诸如常演的老戏「利那立佛斯」、「毋忘我」和「东林尼」等。在节目之间，演员还穿插许多歌舞。
　　凡是跟表演有关系的人。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都被视为一个正式的戍是后备的演员。当我们排演一出需要很多演员的戏时。或是班子里有人病了或是喝醉酒时，班主和收票员就要登台表演。他们甚至企圆劝说我这个招徕者参加表演，但是我心中有别的计划，我不想当一个演员。然而，我知道许多有名的职业演员当初也是平凡得像一个招徕者又兼为一个正式演员那样登上舞台的。我们大部分的演员轻视观众的艺术欣赏能力，而演员们对其本身的艺术只当作一般工作一样。他们认为任何的机械手艺跟表演是同样难学的。他们的薪金平均每星期约二十五元。
　　我们的表演在大农业地带的村镇里大受欢迎。帐篷里每晚差不多都挤满了人。因为这种表演是远在无线电以前而电影还刚刚才渗入这些农村地区时演出的。而且这种沿途表演的剧团和马戏团也稀少得很，而那里的人们却亟需娱乐。我老是奇怪当地的人们怎么会正确地记得我们在三四年前的表演，并且能将我们那时表演的戏剧和演员的详细情况背诵出来。另外，我认为这也是一件奇事，就是：虽然我们有些演员常常喝醉，难以在舞台上「支撑」时，台下的农村观众即使离开舞台前的灯火只不过几尺远，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演员们的酗酒情况。观众似乎很难看出一个演员在表演时是喝醉了的。
　　我随着流动剧团经过那美丽的种玉蜀黍的乡村，遇见了各个村镇上成千的人们，从而得到了不少体验。但是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次要的。我之所以找这一职务为的是使我和福德能够进行写作。他跟我同是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发起人，我们必须草拟纲领和原则。
　　在随着柯尔登流动剧团旅行的几个星期中，我和福德商淡后写了一本名为「工团主义」的小册子。后来这本小册子在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罢工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雇主们为了要把当时的罢工说成是推翻政府的一种革命企图，因此会将这一小册子印出来大量赠阁。这本小册子是我在冗长炎热的下午，在空无一人的篷帐里，或是当颠簸的大车在高低不平的乡村道路上走动时，或是在美丽的田园和树林中闲荡时写成的。当我写完了这本小册子，我在剧团的生活也过完了。我辞掉我的职务回到芝加哥去实施小册子上的原则，进行创立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即工会教育同盟的前身。

　　铁路工人的精神


　　全体产业工人虽然对他们在工业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有着同样的反应，但他们在心理方面却有许多小分歧。一个针织业工人的观点跟在巨大的工场里机声隆隆中和基本工业加工过程中工作、而为强有力的和无情的托辣斯所统治着的钢铁工人不同。那些无家可归的、并且在天涯海角上漂泊的水手们与在血腥及大量死亡中工作着的屠宰工人的观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铁路工人，尤其是在火车上的工人，也有他们独特的心理。他控制了长列火车，他感觉到他在工业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每月接触到许多新事物和遇到许多人，他远在老板窥视之外而比较自由自在地在路上骋驶，他认识到他是一个强大工会的一员——这一切都给予他一种刚强的独立之感。尽管公司以及保守的领导人竭力阻挠，但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出这种独立的精神，并且他在工人历史上写下了许多页光荣的事迹，诸如在一八七七年的有历史意义的罢工、一八九四年的美圃铁路工会罢工、一九一九年铁路扳闸工人的「非法」罢工、以及一九二二年全国车间工人罢工等等。
　　在我作为一个铁路工人的十年中，我得以了解，并且敬佩铁路工人的英勇精神。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苹果饼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这件事发生时会引起了我的幽默感和我的阶级感情。
　　那时我在芝加哥西部工作，当西北铁路公司的一个制动手。我们收到「集合命令」而留在一个小地方。就在等待火车路过时，我们都到当地的一个幽静的餐馆找些东西吃。我们一群共有五人：「猪头」（司机）、「肺病鬼」（车务员）、「油罐」（加煤工人）以及两名「驽马」（制动手）。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段长，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官僚。
　　我们六个人坐在一起，我们有特别令人开胃的苹果饼作点心。这个饼切成五块，在这上面另放着一块是给第六个人的。当女侍者将这甘美的饼放在桌上时。她说：「我侥幸能找到第六个饼，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饼了」。
　　当我们吃东西时，我们工人们都是边吃边谈的，而那个「段长」却不出声地吃。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菜就首先吃点心。当他将刀挥向饼的双层部分时，他将两块饼放到碟子里，就开始狼吞虎咽。
　　我和其他的人对这一举动很为惊讶。这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多么不要脸的家伙。当这个段长拿两块饼时，他很明白这样势必会使我们五人中有一个人吃不到饼了。我自己就想，这是一个多麽恶劣的狗腿子，多么道地的西北铁路公司的、其实也就是所有雇主阶级的一个十足的代表人物。
　　工人们以有增无已的蔑视和愤怒的心情面面相觑。最后，我们的「策划者」「瘦子」——他是后轮制动手——以铁路工人的传统的进攻精神解决了这个情况。「瘦子」毫不因段长的「官僚暴君」的名声而有所畏惧，他向女侍者喊道：「喂，大姐，给我们来五份葛粉布丁，这儿的饼只够段长一个人吃。」
　　我们这些工人都哄堂大笑起来。那个段长满脸通红，没有吃完饼便离席而去。他又找了一些藉口不再乘我们的火车旅行了。在两天之内，整个段都笑谈这件事。仅仅由于一个苹果饼而激起了如许阶级感情，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

　　交换火车的检验员


　　在十年中，我在铁路上担任过各种职务。我喜爱这个工作，但是我感到它是危险的工作。有一次，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俄—尔—恩铁路上当加煤工人。一个火车头油锅发生爆炸，很厉害地烧坏了我的脸，几乎毁了我的眼睛。另一次，在这同一铁路上，正当我在车底时，险些儿因机车车间的看守将机车开动而被轧死。又另一次，在西北和芝加哥铁路上当制动手时，会因受伤的地方转坏疽病而差一点送命，我会为此在医院卧病四个月并因而失掉了我的位置。然而我最不幸的经历发生在我检验火车时。
　　当列车从一条铁路转运到另一条铁路上时，这接受列车的铁路必须仔细检查转换过来的列车。这是为了要自卫，因为各条铁路都暗地将那些需要大修理的、缺零件的或是装置得不对头的车子转换出去以利自己。作这种检验工作的人就称为交换火车的检验员。我在许多铁路上，其中大部分是在芝加哥的转辙地区担任这种工作达好几年之久，直到一九一七年始止。
　　一个检验员必须熟悉在数十条铁路上所使用的好几百种木头制造的运货火车上的无数零件。此外，他必须懂得这一切车辆所需装置的设备，并且他必须迅速地在一瞥之间来审视车辆的情况。如果他未注意到一辆车安上了不合尺寸的轮子、空气制动机或者是联结器，或是未注意到火车车底两块踏板的折断，那他就会使他的公司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也会给他本人带来「不幸」的后果。
　　车辆检验员每月可得六十五至八十元。为挣这样的工资，他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个星期要工作七天。至于我本人，除工作外，还加上来回乘一个钟点电车的时间，因此我从离家工作到回家共得花十四个钟点。那儿没有假期，只有装病才能休息上一天。车辆检验员的生活就是永远在工作和睡眠中打转，他没有受教育或是轻松的机会。
　　不论天气怎样，车辆检验员总是勤劳地在沿着列车视察，给列车来个迅速的「检查」。甚至在最寒冷的晚上，我们往往不带手套而工作，一手拿着记录本，另一手拿着铅笔。但较过度工作和不良天气远为恶劣的，是由于在各种灯光下迅速审视车辆而产生的眼睛过劳病，许多检验员就因这样而损坏了他的眼睛。
　　我遭受到的这种眼睛过劳病证明是危害性很大的。繁重的工作使我的眼睛更为恶化，因为在当时，尽管长时间的工作，我还担任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全国书记，我须利用清醒的每一分钟来阅读和写信。结果我的眼睛坏了，因而不得不放弃了我在芝加哥的芝加哥及西北铁路公司的工作。
　　我的眼睛的情况变得那样的糟糕，以致在三年中我连一张报纸或一本书也没有看。我在任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书记时所写的通讯，实际上是我蒙着眼写的。我不能注视任何的动作。当我乘在电车上时，我必须闭上眼睛，因为车窗外的移动的景象引起我剧烈的痛楚。我的眼睛还发展成畏光，就是对光线特别敏感。任何光亮的地方我都受不了，甚至对家里罩上深色灯罩的电灯我也不得不蒙住我的眼睛。我曾相信我会失明。我失业了好几个月。当我后来再去工作时，我已不得不接受最卑微的苦力工作。对于我的失去视力，我连一毛钱的赔偿费也没有得到，铁路公司在法律上并无任何责任。那时既无社会保险的法令，而工会又无力，所以我完全是没有保护的。
　　其时，我竭力使我的眼睛情况好转。我配置了一两打各色各样的眼镜如：绿色、琥珀色、烟灰色、厚的、薄的、倾斜度的以及曲线的，但是一无结果。后来我被送到乡下去了，希望乡村里绿色的草木能救洽我的眼病。我动过了三次痛苦的但无效用的鼻腔手术，理由是我的问题是由于鼻骨压住了视神经；我曾在整整十天中怀着这样一个毫无结果的念头，即想以我整个健康的增进来促使我的眼睛的好转。我所需要的也许是眼睛彻底的休息，所以我会在一间暗房住了六个星期，但也没有什么效力。
　　这样继续了三年，最后我几乎绝望了。后来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一位芝加哥的医生——他是一个自吹自捧的医生，是个聪明的外科医生，不过人家说他是行骗的医生——给我一只眼睛施行了手术，切开视官的肌肉，使这些肌肉能和另一只眼睛的肌肉得到平衡。在我痛苦了三年后，这个治疗倒是非常大胆而能立即见效。我的眼睛不久就重新恢复健康了。在以后十二年中，我虽然担任繁重的书记工作，但是我没有戴眼镜。我终于逃出了瞎眼的危险，不过我对检验车辆的工作一天也不再做了。

　　论件工作


　　论件工作对工人阶级是一毒。它意味着最厉害的「赶快制度」和剥削。铁路工人们，尤其是在车辆工场及机车修理工厂的工人们，大大地遭受了这种毒害，直至世界大战发生，大部分工会才得以废除这种制度。
　　在战前几年中，我曾在各条铁路的车辆部门当过火车检验员、火车木匠、空气制动手以及苦力。我对于论件工作有过许多体验。它在芝加哥地区的许多车辆工场中尤其恶毒，而且运用得特别普遍，甚至捡拾木片及铁片的苦力也以论件付工资。
　　在当时修理铁路上的木制车辆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而在论件付工资时，那简直是件杀人不见血的工作。那时我会作了许多繁重的工作，可是都不及论件修理车辆这项工作那样令人筋疲力竭。一个工作日是十小时，而工作又是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大半工人是波兰人、立陶宛人以及别的斯拉夫人——真是一群年壮力强的汉子。美国人、英阈人和爱尔兰人在这个工作粗重而待遇恶劣的工厂里是绝无仅有的。车辆修理工人的工作速度真可把他们的筋力全部绞尽，但是很少有人在一星期中能赚到十五元至二十元。一个普通工人做这种工作是得不到温饱的，而那些强壮的移民的论件修理工人，他的平均工作时限不会超过十年。
　　单纯的论件工作巳够坏了，再加上了「赏金」制度。它真是糟透了。就以车辆工场的「赏金」制以及芝加哥及伊利诺东部铁路「裂口处」的「赏金」制来为例吧。移民工人将这种「赏金」制看作是恶魔所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它除了使得工人筋疲力竭外，算法又非常复杂，以致没有人能懂得它。在最后偿付工人工资时要考虑两个基本因素；件数的基本价格以及工作所花的时间。拿一个比喻来说；假设将几块木板搬运车辆上的基本定率是二十分钟给二毛钱；如果二十分钟完成这项工作，你就可以得到二毛钱。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费时二十五分钟，那你只得到一毛八分，如果你在十五分钟完成工作，你可得到二毛二分。
　　这个复杂的制度造成最不良的混乱状况。没有一个工人可以知道他能赚多少钱，因为旧木车有好几百个零件和混合的零件，只有计时员知道所消耗的确实时间以及每一工作应付给的最后的论件价格。一般的结果是工人都拚命地加速工作，他们毫无保障地被公司所雇的好拍马屁的论件核对人无耻地剥削。在发工资的一天，工人们差不多完全无组织地领取所发给的工资，无法覆核在前两星期所作的论件工作的件数。毫不奇怪的，铁路公司要像保护他们的跟珠子一样地来维护论件制度。而铁路工会则以此种制度作为他们进攻的重点。
　　修理车辆的论件工作不但用过分繁重的苦工毁坏了工人的健康，并且也常常给工人带来了可怕的损伤和突然的死亡。下面就是一种极为普通的事故。麦克·科维克斯是芝加哥屠宰场的斯威夫脱冷藏器车间的货车工人，那时我在那儿当一名空气制动机修理工人。现在，即使在正常规律下，修理车辆的轮子和重型钢架的工作仍是很艰难和危险的工作，可是当工人按论件的标准来工作时，那真是一种谋杀的行动。该公司在斯威夫脱修车场从前有一特别的一队日工工人将车子扛起使论件修车工人能在车底工作，这样使他们得到保护，因为车辆的架起是由专门人员来做的。但是公司为了省钱取消了起重工人，而将这一工作加在论件修车工人身上。
　　公司是很明白这个改变意味着将修车工人的生命置于极大的危险中，因为后者在赶论件工作中是不可能运用必要的谨慎来架起笨重的车辆的。因此，不久就发生了那不可避免的「事故」。麦克和他的伙伴匆忙地用起重机架起了一辆载得满满的冷藏器车辆，可是在匆忙中他们将支持起重机的木柱撑在过软的地面上。所以当他们将车架起后，麦克还未爬到车底，那根不稳固的木柱就倒塌了，货车就正好压在他身上。他的身体在车底的木板和车轮之间被压成一片，并且几乎被切成两半，他连一声也没有哼就立刻死去了。我在附近工作，所以看到了整个惨剧的发生。
　　麦克不过是每年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被杀死的千千万万个无名工人中的一个而已。麦克死后，斯威夫脱公司伪善地钉上了许多漂亮的「安全第一」的标记。可是他们不肯将起重工人拨还给修车工人。
　　修理车辆的论件工作对工人性命攸关的威胁扩至车辆部门之外。这对于列车上的服务员以及旅客们的生命和身体也是一个威胁。当我在芝加哥吴特兹街的芝加哥及西北铁路工场上作车辆检验员时，有一晚我在那儿目击一个年轻扳闸工人被轧死的悲惨事件。
　　有一队扳闸工人在我们车辆小屋附近正在拆卸「一批」车辆。他们卸下了一辆装载五十吨煤的大型的钢铁漏斗车，并将它猛力推向轨道去。一名扳闸工人（他们也是在「赶快」工作）跳起来，想将这辆载煤的漏斗车在它未冲到在轨道远处停着的一列车厢以前加以煞住。他急促地爬上车头后部的梯子，握住手轮闸来旋转煞车。在制动器顶的手轮应当有一颗螺旋母钉固定住。可是这辆车子才由论件计算的修理轨道的修理厂送来，在匆忙的修理过程中没有旋紧制动器上最主要的螺旋母钉。因此，当那个扳闸工人握住手轮闸用力旋转制动器时，那个手轮松落，随着一声狂乱的惨叫，这个扳闸工人就往前掉在载重车轮下，两辆货车在他身上驶过，他的脑袋完全被轧了下来。他的尸体送还给他的寡妻和三个幼子，他们面临着无人挣面包的生活，家中一贫如洗。可是铁路上的吃人的论件工作制度没有因这个无产阶级工人以及别的数百工人的类似的惨剧而有所改变，它仍安然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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