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重庆解放前后琐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11．重庆解放前后琐记

　　前面已经说过，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段时间，重庆托派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几年前，刘志超同志给我来信，告诉我以隗宽、范文华、张维良、刘xx和李慎之等共同努力之下，成立了“四川地委会”，并直接与上海中央取得联系。出刊物搞宣传、发展组织，情况很好。至于临近解放，如何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局面，我这个“编外”依然全无所知。解放前夕，刘振基抛下妻子和父亲逃亡海南岛，我是知道的。隗宽依旧留在重庆，也略有所闻。电力公司的刘有绶、黎昌堃的情况，我当然知道。解放后一段时间，他俩的托派身份尚未暴露，黎昌堃同公司里的“南下”、“西进”干部（都是年轻人）搞得关系不错，经常一起进进出出、说说笑笑，形同知己。刘有绶在解放后由于全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上千的工人对他的信任与支持，被选为首届电力工会主席，并代表西南电业工人出席了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刘有绶血气方刚，他在担任工会主席的时候，以李立三的“工会监督党”和军代室顶嘴，被撤销了工会领导职务，成了孤家寡人。黎昌堃，我怀疑他在电力公司“南下”、“西进”干部面前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在“52.12.22”大事搜捕托派之前两三天，他给我拿来一本《不断革命的ABC》薄本子，让我看并收藏好。我便当着他的面前掀开床上铺的垫絮放在靠里边的底下。两三天之后，公司保卫科来查抄我家时，一进门首先走进床边，掀开床上的垫絮就把这本《不断革命的ABC》取了出来。然后才是翻箱倒柜清查我的书籍。难道这不是栽赃在先查抄在后吗？黎昌堃的做法使我感到无比寒心！至于黎昌堃是否向军代室交了重庆托派名单，我不敢武断。结果，他也同我们一样同一天被捕了，判刑六年。
　　1949年“一一．二七”，国民党蒋介石临逃，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搞了一场空前的血腥大屠杀。王振华、黎潔霜夫妇蹲监八年之后，抱着狱中生下的两个孩子一起被杀害了。这在当时的“四川地委会”看来，为托派组织树立了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尽管王振华至死还戴着一顶他的上级（更确切地说，是梁贻、刘振基）给他扣上的“叛徒”帽子。王振华终于用自己的生命洗雪了十多年来无法解脱的屈辱！
　　我想起和王振华相处的日子，心里虽抑激动而又无比悲怆。但一想到他那“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叛徒”罪名，心理又蓦然升起一阵冷冷的酸楚。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眼前的现实。政治斗争嘛，难道是：当需要你的时候，就恭送你一个荣耀的花环；一旦不需要你的时候，就给你扣上一顶耻辱的帽子。是吗？
　　解放之初，“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死难人员全面评烈的时候，王振华、黎潔霜照例以“托匪”的罪名被抛出殉难志士行列，而“四川地委会”都从王振华身上找到了“辉煌的革命依据”。假如刘振基（“四川地委会”挂了名的成员）、梁贻（“叛徒”帽子的“创造者”）依旧呆在重庆，我无法想象他俩该怎样对待王振华殉难这一现实，是托派的“叛徒”还是托派的“烈士”？他们也许会说：“叛徒王振华死有余辜”！
　　王振华的殉难，当然是托派的烈士，也许他们想起我和王振华患难相处的日子。王振华既由“叛徒”变成了烈士，我也就由“叛徒”的同伙变成了烈士的同志。“四川地委会”的隗宽他们，通过电力公司刘有绶来动员我：一定要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积极搞下去。我想起解放前那个年代，王振华和我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政权作殊死斗争，组织却把我俩排除在革命行列外；而今中共坐了天下，你们还没有弄清这个“新天下”的上下内外，就又把我拉出来和新政权作斗争，我当即果断地拒绝了。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得看一看今后中共如何搞法再谈其他”。以后的“三反”、“五反”、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国民党的反革命余孽等等，一系列政策，我是满意的。至于对资本家似乎优厚了一些。民主革命嘛，这样搞也许是对的。这一看，一晃就是三年，没有想到1952年12月22日，全国的托派不下五、六百人，一夜之间竟被中共一网打尽。对此，我是不服气的。为什么？我们托派是有功无罪的。就如托派元老师郑超麟说的：“五星红旗上也有我们托派的几滴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的屠刀上，我们托派同志们的鲜血也还淋漓未干！
　　“一一．二七”在血淋淋的尸坑里找到了王振华、黎潔霜一家和赵金声、王坤荣四位托派烈士的遗体，王、黎夫妇两紧紧抱着拉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代表了托派向全世界发出了无言的控诉！隗宽亲笔写了《四烈士小传》覆盖在四位托派烈士的遗体上，同时，《四烈士小传》也刊登在1949年12月6日的《新蜀报》上。现将这一天的《新蜀报》──《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附在这里。他们没有死，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附：《新蜀报》剪印件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