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谈谈“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殉难的托派成员王坤荣、赵金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面临最后崩溃的时段，于11月27日在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制造了一场大屠杀，二百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被屠杀的殉难者中，有四名托派成员，即王振华、黎潔霜、王坤荣、赵金声，另外还有被杀害的王、黎夫妇的两个孩子王小华、王幼华。王振华、黎潔霜一家四口的被残杀，成为被杀害中最残酷的典型。王、黎夫妇因系托派成员，被认定是“特务”、“汉奸”、“反革命”被打入另册不予评烈，埋名于歌乐山下，忍辱负重长达三十四年之后，又不得给予评烈。是怎样评为烈士的，前面已作了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再重谈了。下面再谈谈王坤荣、赵金声：
　　王坤荣又名王志平，字伯良，笔名向阳，1924年11月2日出生，重庆托派成员。原籍成都，以后全家迁来重庆天星桥43号居住。王坤荣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十二岁就在工厂学手艺，以后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车、钳、铣、刨样样能做。1943年参加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者协会”。蒋党特务搜捕“劳协”时被捕。后逃出，前往昆明化名投考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不到半年，厂里工人便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活跃起来。组织了康乐活动，出墙报，揭发厂里不合理的厂规，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这一切，使厂方恨之入骨，给他扣上了“红帽子”，假造命令胁迫王坤荣立即离厂出境。王回重庆后，先是进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工作，以后又考进化龙桥第三军用汽车修理厂，王在南岸受军训时被逮捕。释放后，1948年冬，组织“重庆三八联合会”，创办《工联报》，讨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不幸于1949年6月间，在南岸海棠溪再次被捕。先是关押于市区内罗汉寺，关押期间，曾写字条出来要求托派组织领导人为他购买100片安眠药片，当时组织上怕他自杀或者集体自杀，就没有给他买。9月间又转押于大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稍后即押解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一．三七”殉难。时年二十五岁。
　　我的看法是，重庆托派成员王坤荣，1950年初，首批殉难人员评烈时，他的托派身份并未暴露，极大可能是以参加“劳协”的身份评为烈士的。假如他的托派真实身份已暴露，当时是不会评为烈士的，将与王振华、黎潔霜一样，都会因“托匪反革命”被打入另册。
　　赵金声原名赵风田，1921年生，祖籍山东滨县，重庆托派成员。1937年“七．七”事变前，赵在山东惠民中学读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南侵，威及济南，山东大部部分学校已不能继续行课，除少部分学生离校回家外，绝大部分随山东联中南下。赵金声亦随惠民中学加入山东联中。中经河南南阳、湖北郧阳，绕道陕西汉中入川抵达绵阳，学校改名为国立六中。赵在国立六中读书期间，生活非常艰苦，读书学习非常勤奋，并同一些进步同学参加了学校托派支持下的“真理读书会”。当时读书会订有《新华日报》，书刊有《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列宁选集》和《苏联党争》、《苏联党狱》等等。“真理读书会”的宗旨是追求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官僚独裁统治。就这样，赵金声选了他思想政治生活的起点，走上了他自己抉择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托派组织。
　　1941年初夏，赵金声离开了国立六中到了重庆。初到时，曾在重庆托派机关与王振华我们三人一起住过几天，后经友人介绍，前往南川第四飞机修理厂当工人。1943年初，赵在看进步书报时，被国民党特工逮捕，关押于巴县五营山集中营。两年当中受尽酷刑拷打和精神摧残，但敌人一无所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被释放。释放后，暂住朋友处，一次外出，发觉有人尾随盯梢，为避风头，在组织的帮助下又西去成都。在成都与托派成员高桓参等，编印刊物《劳动者》秘密散发。1945年底，赵金声又回到重庆，先是在江北相国寺明德小学教书，后经张维良（托派领导人之一）安排在重庆保安路张的文具店当店员。此后，一如既往继续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艰苦斗争。在这段时间，他曾组织“劳动者社”，主编刊物《劳动者》。为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1938年底筹组“重庆工人联合会”，创办《工联报》。
　　1949年3月15日上午，赵金声外出到下半城办事，在太平门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失踪。当天晚饭后，有一个国民党士兵拿着一张赵金声亲笔写的纸条来找张维良，纸条上写着他被关押在凯旋路西南长官公署里。赵是以要被盖为名，实则是告诉张维良他已被捕。纸条上并注明给来人几块银元。当然，这个士兵就是贪图几块银元而冒险送信的。张维良当即吩咐一位老工友带了被盖送去，但长官公署传达室拒不承认关押有赵金声此人。以后再也没有消息。直到“一一．二七”才在“中美合作社”找到了他被美蒋特务杀害的尸体。
　　赵金声，一个纯洁无私、热气腾腾的进步青年，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终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里，我再谈谈赵金声“一一．二七”殉难之后，至今已五十四个春秋仍没有被评为烈士的看法：
　　1983年“一一．二七”三十四周年前夕，重庆新闻媒体公布了第二批殉难人员评烈的名单，其中有王振华、黎潔霜被评为烈士（王坤荣已在第一批评烈名单中公布）。同样是托派成员，但前后两批名单中，都没有赵金声的名字。就在这第二批名单公布之后，我便把王振华当年在重庆留下的遗物──王用来装存《工人呼声》和其他文件的手提破皮箱和残缺的墨盘等，交给了卢光特老馆长，卢老当面表示感谢。彼此交往相识之后，由于赵金声没有评烈，我便要求看一下赵金声的个人档案，并顺便也看一下王振华的档案。卢馆长当即允诺并批了手条，嘱我到档案室查阅。我在档案室提阅了赵、王两人的档案袋，首先打开赵的档案袋，使我大失所望，除了一张殉难人员登记表之外，其他什么资料也没有，且登记表上只写了“赵全生”三个字。很明显，表上将赵金声的“金”写成了“全”字；“声”字写成了“生”字。当我向管档员说明赵金声的确凿姓名之后，她顺手将“全”字添上了两个小点，成了“金”字，“生”字没有改。这时我才完全明白，就凭这张登记表是无法评烈的。也说明赵金声并非因为“托派”身份而不予评烈。当时，我也向卢馆长声明，赵金声是我们托派的成员。以后，我向卢老写过一份赵金声的事迹资料，是在一个晚上八点多钟，在他的宿舍里当面交给他的。这一资料归档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既然赵是“托派分子”，即使有了再详细的事迹资料，也是不会评烈的。只有看以后的政治气候了。
　　在王振华的档案袋里，有一份张维良写的关于王振华的情况的交代，中间还谈到了王振华来渝之前，被三常委“开除”的情况，与熊安东同志给我的来信所谈基本一致。并非像梁贻、刘振基所谈王振华已是“叛徒”。我这是首次知道王在上海被开除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