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告别“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 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2005）

17．告别“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前面谈到，“52.12.22”人民政府以“托匪”罪将我逮捕，关押于“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真真假假共十三个所谓“托匪分子”，其中男十人，女三人。约略记叙如下：
　　赵芳举，男，山东青州人，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毕业。1934年秋末冬初在校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1941年初，在重庆与王振华、张维良、梁贻、刘振基等共同组建托派组织，出版《工人呼声》月刊。“52.12.22”以“托匪”罪被捕。被捕时，在重庆电业局工作。
　　李慎之（李雨亭），男，山东人，国立六中毕业。在国立六中读书时参加托派，毕业后，在成都工作期间参加了民盟。以后在重庆工作期间，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党员。先后为托派、民盟和中共做了不少工作。“52.12.22”以“托匪”罪被捕，同时被开除了中共党籍。民盟方面未听说对李有何处理。
　　孙敬（孙鸿智），男，山东济南人，国立六中毕业，在校参加托派。“52.12.22”被捕时，在重庆巴蜀中学工作。1941年到重庆，重庆托派组织安排他在二十一兵工厂当工人。工作几天之后，认为工作不合自己的心意，离厂走了。“52.12.22”被捕后，一同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一年后释放，安排在市二中工作。
　　陈克仁，男，四川江津人，毕业于江津某中学。以后，与母亲、姐姐举家迁移重庆市区曾家岩居住。“52.12.22”以“托匪”罪被捕。被捕前，曾是重庆电业局业务干部，解放后曾任电业工会宣传科科长。在一天早晨的政治学习中与军代表李×顶嘴，被当场斥责，并引发群众的一致批评。陈克仁引用鲁迅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回敬了大家。军代表呼唤保安员“把他拉出去”，陈克仁忽地奔向楼层的窗子，纵身一头扎了出去，幸被坐在窗前的一位同志顺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脚把他拖了回来。事后，局方对陈克仁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说他在江津老家读书时，是受了陈独秀影响的“托匪分子”，（陈独秀曾住江津多年），被清洗出了电业局。以后多年来与母亲早晚摆摊卖面食，维持一家三人的生活，终身未婚。1968年秋，成都西南电业局领导干部李某（原重庆电业局领导人）被造反派揪斗，说他在重庆电业局任职时，以“托匪”罪名陷害陈克仁。为此，西南电业局造反派派人前来重庆找到我核实陈克仁是否托派，我当即据实书面作证：“陈克仁不是托派”。
　　宋宇，女，江苏人，初中程度，本人未参加托派组织。其前夫系重庆地区托派成员，宋以托派家属受株连，“52.12.22”被捕。被捕时，系化龙桥某企业基层业务干部，一年后释放，仍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吕秀屏，女，四川华莹人，中学程度，原为解放军某部医务人员。被捕时系西南医院护士长。吕以丈夫系“托匪分子”（王春禄）受株连，“52.12.22”被捕，其实，她对托派一无所知。关押近八个月后，因身孕即将临产，被遣送回川北老家。老家一无亲人、二无好友，孤独单身，受尽苦难！
　　×××，女（名字已记不起），身高约1.65米，容态腼腆，少言语，自称并未参加托派。“52.12.22”误受牵连被捕，约一个月后释放。
　　×××，（名字记不起），男，安徽人，身高约1.75米，体质很棒，大鼻子，大家都喊他“象鼻子”。象鼻子系南下西进干部。“52.12.22”在重庆被捕。日常形态十分潇洒，一年后释放。其他情况不清楚。
　　另有汽车管理干部一人和汽车司机四人，（名字都已忘记），均系云南昆明汽车运输业职工，均系男性。其中除一司机在受审讯时打伤审讯干部，被另案处理之外，其他四人都在一年后释放。以后听说，打伤审讯干部的司机，作为最后一个也释放了。
　　1953年底我被释放，认为我早于王振华被捕之后就放弃了“托匪”工作。这得“感谢”梁贻、刘振基为我作证，我和王振华于1941年5月至6月之间，即被排斥于组织之外。就这样，我由托派“核心分子”的“重犯”变成了“轻罪”。释放后，于1954年2月1日恢复了我的工作，重返电业局。当时，我的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到底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有所不同。我不但未被杀害也未判刑，倒还恢复了我的工作。也为共产党树立了“宽大为怀实事求是”的良好形象。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预谋的政治骗局。复职之后，我在电业局工作了将近两个月，局长崔笑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随手就把房门关上了，告诉我：“根据你的情况，不适合在电业系统工作，你可自动申请长假离职，另外自谋职业”。我当即质问：“恢复我的工作是西南公安部的决定，并经电业局批准的，为什么又要我离职？我不能接受！”回答是：“如不接受，那就照陈克仁的情况处理，予以‘清洗’。你以被‘清洗’的身份，今后能找到工作吗？你自己考虑”。就这样，我即写了因身体不好，申请长假离职的报告交给了崔笑中。办完了工作移交，当天就离开了电业局，开始了三年的失业生活。三年当中，多少个老同事为我惋惜：“好好的工作不干，为啥就请长假走了？！”我只能回答：“一言难尽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