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教训（1966年12月） 相关链接：约瑟·韩生
1．导言
约瑟夫·汉森
这三份重印的文件，合并为一份手册，其内容是论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遭遇的一场挫败——一个仍然在世界政治上有所回响的重大失败。这些文件旨在分析失败并从中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训。
在革命者当中，普遍承认在事业遭受挫折时有必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遗憾的是，承认这种必要远不等于会在现实中付诸行动。
对此，存在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在人类从野蛮状态缓慢迈向真正文明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所有重大任务里，战胜资本主义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计划经济，无疑是最为艰辛、复杂的一项事业。为了弥补这一点，人们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专注于令人振奋的迹象、取得的成功，以此证明确实在取得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急于通过将真实处境排除在认识之外，来抵消严重挫折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
在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中发现的狭隘的或自私的官僚机构，给了这些心理反应强烈的、往往相当刻意的强化。保守的工会官僚们，即便没有实际为“粉碎共产主义”欢呼，也更倾向于对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失败完全视而不见。然而，那些纲领表面上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同样有罪。最有害的是那些宣称站在列宁主义传统中的人，他们将批评——即无情的客观分析的运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仪式，其目的是掩盖甚至粉饰工人运动遭受的代价高昂、破坏性巨大的挫折。
就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北京，连一场仪式性的模拟分析都未曾给出。自那场粉碎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共产党的灾难发生以来，一整年已经过去，然而这两个中心中，没有任何一方进行过，哪怕是最表面的去分析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为何出问题的尝试。
当然，两国政府都拥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这样的分析。莫斯科已证明其有能力获取月球背面的一流照片，北京最近也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其有能力在战时制造氢威慑武器。无疑，它们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双方联合起来，都应该能够破解这个秘密：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少数派反动将军，如何战胜了一个依托北京和莫斯科的经验与建议的庞大的群众性政党！
不需要詹姆斯·邦德或梅格雷警长来发现为什么毛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不再分析印度尼西亚的失败领域竞争。每个人的政策都是保持沉默。坦率地说，他们有一个默契的协议，不去探究这个微妙的领域，唯一的真正区别在于谁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对于革命者以及更广泛的群体而言，理解这一严重失败以及这些失败本可以如何避免，依然是至关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及战后欧洲时期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缺乏广泛的理解，所以才为另一场灾难铺平了道路，这场灾难堪比德国工人在30年代初遭遭受到的希特勒的打击。
而正是因为工人阶级普遍仍然不理解斯大林主义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今天才处于核冲突的边缘。
诸多国家（尤其在德国）遭遇的一系列失败，让三十年代中期的帝国主义者确信，他们可以发动世界大战，而不会因此给资本主义签下死刑判决书。西班牙内战中的事态发展，印证了他们的这一信念——在西班牙，斯大林为向帝国主义证明自己有能力充当其制度的拯救者，从而为克里姆林宫赢得至少免遭攻击的容忍，蓄意阻挠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如托洛茨基当时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是对人类的“最后警告”；因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干预内战，将西班牙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试验场。
今天，越南冲突的进程与西班牙的悲剧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德国的失败与印度尼西亚的失败之间的相似性。对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加以掩饰，只会冒付出极其惨痛代价的风险！
在分析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情时，在方法上可能会犯一系列错误。这是为了将分析局限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忽略了国际背景。这样的错误将强调群岛的独特之处，并倾向于掩盖适用于其他国家的通用模式。这也会使印度尼西亚与国际事件的总体背景隔绝，并阻碍对世界范围内因果关系的相互影响的理解。
要充分认识印度尼西亚惨败的严重性，举例而言，有必要将其视为一系列挫折的顶点——这些挫折发生在殖民革命以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达至高潮之后。古巴胜利的直接后果，是为整个殖民世界的群众提供了新的鼓舞与希望。这在刚果、非洲其他地区如阿尔及利亚和桑给巴尔的高涨浪潮中尤为显著。
然后发生了一系列挫折，部分源于与对古巴胜利教训的错误理解或错误运用相关的冒险主义行动，部分——这一点更具决定性、更普遍——源于阶级合作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军事阶层通过政变夺取了权力，并着手镇压或驱散停止那些寻求土地改革、民族解放和计划经济的革命运动。在印度尼西亚之前最大的失败发生在1964年4月份的巴西。刚果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也发生了其他重大挫折，这只是最突出的例子。自印度尼西亚失利后，加纳也随即被列入失败名单。
简而言之，殖民地世界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系列失败增加了印度尼西亚失败的可能性。
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群众未能迎来像古巴那样的新范例——一个既可以为群众提供新的灵感，也可以作为一个也许更适合本国情况模式的范例——而是面临着一系列令人沮丧的挫折。
因此，中共领导人发挥积极作用、竭尽全力帮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走上正轨，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革命对印度尼西亚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它对整个殖民地世界的人民一样。中国计划经济的成功和成就，尽管有错误和限制，但进一步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与资本主义仍然盛行的印度等国家的持续停滞和衰退相比时。中国革命的功劳因此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上，使他们的态度和建议具有非凡的权威。
毛的领导层政策是掩盖甚至助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内艾地集团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毛泽东扮演了与斯大林在德国事件中相似的角色。正如斯大林出于一时的外交需要，阻止了德国共产党制定一项能够阻止希特勒并将德国工人阶级掌权的革命政策一样，毛泽东也出于类似的一时外交需要（与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结盟）阻止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定一项能够阻止反动将军们并将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掌权的革命政策。
显然，如果不理解印度尼西亚的群众如何以及为什么转向中国，以及北京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在使这些群众远离胜利之路方面发挥如此有害的作用，就不能理解印度尼西亚的失败。
如果其他国家的失败与印度尼西亚的失败之间的联系不清楚，这对战败后的国际影响尤其如此。
在越南，自由战士的斗争立刻变得更加困难十倍。
印度尼西亚的胜利本将意味着工人国家阵营中一个强大得多的新盟友。有必要设想一下，这将如何影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民众情绪，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加强其外交政策。例如将向越南自由战士提供充足援助的压力提高到他们不可抗拒的程度。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革命政府本身也会沿着这些路线直接干预莫斯科和北京，更不用说它会动员与自身直接利益相符的援助，以击退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威胁。
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的失败对越南自由战士来说是一种新的打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这表明他们确实是多么英勇。
印度尼西亚的失败也对殖民革命、工人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斗争产生了严重影响，因为它鼓励了美国统治阶级中最好战的那些部门——那些想要继续推行其将帝国扩展到全球的宏伟计划的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实际清算，剥夺了约翰逊干预越南内战的一个主要论据；即，如果美国不支持西贡政权，它就会垮台，那将意味着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不过作为补偿，印度尼西亚极端反动政变的胜利极大地加强了美国武装力量在东南亚的力量，从而降低了越南战争中固有的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最终后果可以从美国在越南的伤亡人数以及核灾难的日益加剧的危险中看出。
印度尼西亚失败最引人注目的直接结果，要数在中国。有力证据表明，这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而这场革命让汉学家们感到如此惊讶和困惑。
人们普遍认为，毛的极左极端主义导致了北京在工人国家和共产党中的孤立。公开拒绝与那些未获毛泽东完全认可的政府、政党和团体组成统一战线，以对抗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军事侵略，显然只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孤立无援；而且，在指责之下，更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这反过来又加强了赫鲁晓夫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的有害延续。人们并不普遍理解的是，毛对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立场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一个主要盟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粉碎了；印度尼西亚从一个友好国家变成了敌对国家；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图谋获得了新的动力；中国的防御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些转变中被大大削弱了。
有大量证据表明，毛的外交政策的这些结果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整个官僚机构的广泛领导人的极大担忧。那些批评的声音，即使是含糊不清或间接提出的，无疑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战争危险日益明显的上升，要求立即考虑国家的防御问题。
尽管国内政策上长期存在的差异显然在以“文化大革命”这一误导性标签进行的清洗和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时机以及其他相关情况表明，正是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其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的灾难，引发了震撼中国的内部冲突。
这场冲突的后果终将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这反过来又将如何进入新的事件，还有待观察。
为免这幅画面显得过于黯淡，应该提请注意当今国际形势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势之间的主要差异。
首先，工业落后国家与工业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殖民地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在继续加深。通货膨胀的过程不断侵蚀着大众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本土的寡头政治在让步和改革方面表现出极端的僵化。这种结合不断地将新的炸药装入殖民地世界腐朽的社会结构中。
其次，俄罗斯、东欧、中国和古巴在展示资本主义停滞之外的实际替代方案方面所提供的范例，如今已深深铭刻在大众意识中，在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民众中不可磨灭。
这两个主要因素解释了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新特征——大众从失败中恢复的速度之快，而在过去，这些失败会让他们几十年都一蹶不振。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斯大林主义神像的瓦解和卡斯特罗主义等新的革命潮流的出现。这两种现象，当然是相互关联的，极大地促进了解决建立一个能够赢得政权的领导层的关键问题。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并期待工人阶级先锋队能够成功应对这一重大历史挑战。它将创造出确保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新胜利所需的政治机制。它将及时做到这一点，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扭转一系列失败并开启一系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拓宽先锋队对失败意义的理解，尤其是对像印度尼西亚大溃败这样的重大失败的理解。这本小册子旨在帮助完成这项任务。
关于这些文件本身，应该添加一个关于作者身份的词。欧内斯特·曼德尔是比利时社会主义周刊《左派》的编辑，他广泛撰写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感兴趣的政治和经济主题，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使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整个欧洲享有盛誉，这部重要著作的英文版目前正在准备中。
第二份文件是第四国际的联合秘书处。这是由列夫·托洛茨基在1938年创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对当代重大事件立场的声明，这份文件表明了第四国际在其创始人所确立的传统中处于何种地位。
第三份文件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名年轻成员撰写的，他成功地出逃且流亡在外。他对艾地政策的分析不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指南，而且表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个重要部门决心从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并以这种方式确保群众再次向前推进时取得胜利，因为他们一定会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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