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教训（1966年12月） 相关链接：曼德尔
2．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教训
欧内斯特·曼德尔
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殖民斗争遭受了重创。自1965年的10月起，千千万万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及其他的左翼团体在一片真正的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但西方媒体对这场全面的大屠杀却唯有束手缄默。这种大规模屠杀在西方媒体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谴责，相对的，当一场胜利的革命消灭了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犯下滔天罪行的屠夫时，西方媒体当时是那么“人道”和敏感地捍卫“人权的圣洁”。
在印度尼西亚恐怖浪潮中有无数受害者罹难。苏加诺曾公开承认了87000的死亡人数，菲德尔卡斯特罗三大洲会议称有10000的伤亡，而据西方观测印尼有12000–12500名战士和工人们伤亡，甚至有消息表明受害人数已达15000~2万人。
保守的右翼报纸记者，如《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London Sunday Times）和《巴塞尔国家报》（Basel National-Zeitung），对该国某些地区的恐怖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法兰克福汇报》关于巴厘岛（Bali）事件的特别报道——这座岛屿曾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堡垒——令人毛骨悚然。它讲述了路边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以及被烧毁一半的村庄，农民不敢离开他们的茅屋。
同样，歇斯底里的恐惧也大量蔓延，以至于许多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亲手杀死了他们所谓的同志，以向凶残的军队人员表明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除死亡之外，另有不计其数的受害者，25万名激进战士以极左翼的身份入狱。1965年10月开始，某些工会曾试图在反革命浪潮面前退缩，但为时已晚，每一个罢工者都被解雇。据北方苏门答腊岛的周日时报的报道，约有4000名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人和官员们被开除，理由是他们有共产党身份嫌疑。在各部门、新闻界以及在国家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中，一场可怕的清洗行动已经清除了一切“嫌疑犯”。在一个普遍失业和日益贫困的地区，开除这些工人们意味着宣判他们的家庭必然遭受饥荒。成百上千的家庭在哀嚎，陷入到绝望的困境。这即是自1965年1月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白色恐怖浪潮中被抹除的“临时资产负债表”。
面对这样一场大屠杀和镇压，每一个拥有最低限度人性情感的人的首要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反对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和左翼各地发生的对共产主义者的集体谋杀。越南战争已然唤醒公众的意识，因为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恶劣行径昭然若揭。但必须指出，在印度尼西亚的反革命镇压中，在几周内死亡的受害者比越南几年战争中死亡的受害者还要多。
这表明，面对任何决心诉诸一切手段，包括最野蛮的手段，以维持阶级统治的敌人，最合理的做法是诉诸革命，包括武装革命。即使在纯粹的人道主义层面上，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生命可以得到挽救（更不用说受害者一无所有，他们的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人民的牺牲至少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社会，并摆脱数世纪的屈辱和残酷剥削）。
让所有捍卫人权的人们强烈反对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大屠杀，并强烈谴责这些罪行的肇事者，以及部分有罪之人，例如苏加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道主义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至今保持沉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共产党人也保持沉默。
但是，我们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所遭受的可怕恐怖的反应不能仅限于谴责那些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的人，并要求释放囚犯（从恩约诺开始，他是印度尼西亚工会主席，目前正在雅加达被判死刑），以及惩罚那些应受惩罚的凶手。我们还必须考虑国际工人运动在印度尼西亚遭受的可怕失败的原因。由于印度尼西亚激进分子和工人在本国及其他国家徒劳地死去，工人运动并未汲取这次失败的所有教训，也没有吸取印度尼西亚的教训。
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拥有300万党员以及上千万支持者组成的“群众组织”（由PKI领导的包含了青年人、女性、农民以及工会）的共产党，能够在1965年10月的某日被数量劣势的对手一夜之间镇压。
答案主要涉及两点：反动派的敌人能够利用突袭；也就是说，群众没有为与反动军队的这场不可避免的对抗做好系统准备。另一个原因在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在最近几年没有利用无数次群众行动来有系统地以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为目标。
这种错误策略的背后是一种关于殖民地革命胜利条件以及在赢得政治独立但尚未摆脱剥削的殖民地国家中所产生的国家性质的错误理论观念。
这个国家脱胎于殖民地，赢得政治独立不久，是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现代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存在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尼德兰16世纪的革命、英国17世纪的革命以及美国和法国的18世纪革命）也尚未解决。那里没有真正的民族统一体，只有地区（而非部落）的集合体，受到地方主义的强烈影响。土地不属于农民，而是或多或少掌握在外国种植园公司以及本土的半封建或资本主义地主手中。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遭受着就业不足和失业之苦。因此，不存在能够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内市场。国家经济的轴心是向世界市场出口少量原材料或农产品，这意味着将（相当大的超额剥削）价值从该国转移到工业化国家的利润中。
但在这些不发达国家，真正的统治者是外国帝国主义及其本土代理人。没有“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确保经济独立，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就业。本土拥有阶级的数量和经济弱点，以及他们与土地所有者的密切联系，使得他们无法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无一例外，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如下：殖民地国家的自由运动要么仍然由本土拥有阶级领导，要么由无法坚决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资产阶级团体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殖民革命的根本任务，首先是土地革命，仍未解决，国家注定将继续在苦难和无休止的社会危机中停滞不前；要么自由运动被与贫苦农民结盟的工人阶级征服，革命一直持续到剥夺帝国主义和本土有产阶级的财产，土地改革完全实施——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必须被一个属于劳动群众的国家取代，并且必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无论革命的领导权落在实际上由“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团体指导的“民族阵线”何处，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土地革命，国家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并且在任何时候，这种反应都能够打破联合阵线并对劳动者发起猛烈的镇压。凡是革命建立了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地方，都证明了有必要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并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以便推行真正的激进土地改革（中国、越南、古巴）。
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吸取这些历史教训。他们深受其前辈——1948年“茉莉芬事件”时期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所犯的“政变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深刻影响，不惜一切代价希望“紧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苏加诺集团。因此，他们奉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在60年代初接受了苏加诺对民主自由的部分暂停。他们加入了“纳沙贡”（由苏加诺民族主义者、穆斯林团体——自1965年10月以来一直处于反共恐怖活动先锋的反动组织以及印尼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阵线）。他们加入了一个联合政府，其中特别包括极端反动的军队首脑。
在过去五年里，他们的政治路线一直是捍卫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方案，而不是宣传工农政府。他们没有主张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而这种政策是基于对国家机器性质的错误描述，其表述如下，由印尼共主席迪·恩·艾地（D. N. Aidit）提出：
“目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包括两个对抗性方面，一个代表人民的利益（支持人民），另一个代表人民的敌人的利益（反对人民）。支持人民的一方日益壮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甚至采取了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措施。”（迪·恩·艾地（D. N. Aidit）。《印度尼西亚革命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前任务》（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外文出版社，北京，1965年，第137-38页，法文版。）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机器处于其对抗的哪一方，它始终服务于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话说，归根结底是一个武装团体。印度尼西亚国家和印度尼西亚军队服务于哪个阶级利益？1965年10月的事件无疑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当然是服务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当然，“民族”资产阶级、新获独立的农民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工人运动并非对由此产生的冲突漠不关心；它坚决参与反帝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首先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然后支持反抗大马来西亚的斗争，这是正确的。但从这些斗争中推断出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永久统一战线，对苏加诺的资产阶级领导层奴颜婢膝地屈从且根本不加以批判，是极其错误的。多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经济和社会层面，为民众诉求而展开的斗争始终缺席，印尼共蓄意将这些诉求置于次要地位，只为维系与那些对民众苦难负有责任的势力组成的“民族阵线”。
事实是，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工业领域生产资料仅能利用其产能的30%；公共资金被挥霍在“面子工程”的支出上；军队随意处置被征用的外国资产（即大规模劫掠）；土地改革仍停留在纸面上；通货膨胀肆虐；物资愈发匮乏。若秉持正确路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可基于群众合理的迫切诉求，激发群众斗争，进而引领他们夺取政权。然而，“民族阵线”的政策将主动权拱手让与敌人，直至为时已晚。
毫无疑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时期所维护的理论。他们关于印度尼西亚国家机器、民族阵线、“团结”必要性的所有概念，均抄袭自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以及其关于“民族民主国家”的论断。即便在反动将军发动政变之后，亲苏的共产党发言人仍继续拉拢苏加诺，倡导重建纳沙贡与“民族团结”（具体可参见1965年10月24日的《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他们指责PKI领导人犯有“左倾错误”，实则自身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反动军队用以屠杀成千上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工人的武器，很大一部分源自苏联。难道预见以下事实真有那么难吗：这个在口头上奋力“抗击”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军队，实际上会将所获援助的大部分用于对付本国民众，而非抗击帝国主义？
然而，关键之处在于：秉持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这一机会主义路线的印尼共，并不属于苏联阵营，而是属于中国阵营。但中共领导人掩盖了他们的所有错误，未对其进行公开批判。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一道，对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
然而，在中国领导人论述1925-1927年中国革命历史的诸多文章中，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陶里亚蒂观点等的诸多批判中，他们曾严厉谴责所谓“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既非资产阶级也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论断。他们还严厉谴责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听命于后者领导的理念，以及认为该资产阶级能领导一场持续抗击帝国主义斗争的幻想。但印尼共领导人犯下了所有这些致命的错误，中共领导人却对此保持沉默。
为什么这种无原则的态度与他们自己的想法公然矛盾？
首先，因为在国际运动内部的斗争中，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运用不公开批评那些不批评中共中央之人的原则来聚集尽可能多的支持者。这样一个原则在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关乎对数百万人来说意味着生死的问题。
其次，中国政府——像苏联政府一样——曾以为能以其外交行动争取到苏加诺的支持，因为它正采用斯大林“原则”。根据这一观点，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完全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保持一致。这一“原则”对工人运动来说意味着灾难，并且与列宁时期的做法背道而驰。
当苏俄与德国帝国主义1918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条约，在1921年签订拉帕洛条约——德国共产党根本没有由此得出结论，即他们本应该淡化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国领导人在此方面效仿斯大林，使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此付出惨痛代价。
在印度尼西亚，斗争并未结束。一部分共产主义干部得以转入地下。正饱受饥饿折磨的群众们，他们的不满也正与日俱增，工人和农民的空腹无法通过屠杀来填满，针对腐败政权的反抗将会扩大。苏加诺明白这一点，并将恢复他那惯用的平衡权术。他最近将内阁中最凶猛的将军们清除出去。人民会再次有机会，但数百万的死者不能复活。而一项正确的政策本可以避免这些非常沉重的损失和这次惨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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