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罗姆 -> 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1981）
作为一种心理学和道德学问题的不从
无数个世纪以来，多少国王、神父、封建主、工业资本家以及父母都坚信顺从是一种美德，而不从则是一种恶行。为了介绍另一种观点，让我们将其与下列陈述加以对比：人类历史肇始于一种不从的行为，而且很可能会终结于一种顺从的行为。
据希伯来和希腊神话所载，人类历史的开创源于一种不从的行为。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曾经与自然和谐相融一处，他们并未超越自然。在本性上，他们如同母亲子宫中的胎儿，既是人同时又不是人。只是由于他们不顺从某种命令，才使这一状况发生了改观。他们挣脱了与大地和母亲的维系，剪断了脐带，使人从一种前人类的和谐中突现出来，并得以向独立和自由迈出了第一步。不从的行为使亚当和夏娃获得了自由，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开始如同陌生者一样互相打量着对方，身外的世界亦是那样奇特甚至与己相匹。他们以不从的行为挣脱了自然的原始羁绊，使其成为了人的个体。所谓“原罪”，远非人的堕落，而是使人获取了自由；它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为了学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完全的人，他们不得不离开伊甸园。
先知们在他们关于救世主的概念中肯定了人有不从权利的思想。人并没有因其“原罪”而堕落，相反还从史前和谐和羁绊中挣得了自由。在先知者们看来，历史是在人变成具有人性的人之际开始的。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及其同伴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关系，从而大大发展了他的思维能力和爱的能力。这种新的和谐被描述为“末日”，即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历史时期的末日。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天堂。人之所以能单独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堂，正是因为由于他因其不从而被迫离开古老天堂的缘故。
正如希伯来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一样，希腊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也表明了全部人类文明都建立在一种不从行为的基础之上。普罗米修斯从天国盗火给人类，奠定了人类进化的基础。没有普罗米修斯的“罪恶”，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也因他的不从而受到惩罚。但是他并不后悔，也不请求宽恕，相反，他自豪地说：“我宁愿被锁在岩石之下，也不愿成为神的仆从。”
人类因不从的行为得以不断地进化，不仅精神得到了尽可能的发展，而且智力也得到了发展。人的精神之所以得到发展，仅仅是因为人敢于对以人类良心和真理名义出现的权威说“不”；人的智力发展依赖于不从的能力，即对试图禁止新思想的权威人士的不从和对长期形成的已变为废话的权威观点的不从。
我已经指出，如果说不从的能力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的话，那么顺从则可能会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我并不是象征性或理想化地来谈论此事的。在未来的5到10年间，人类可能、甚至极可能毁灭文明和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在此，并没有任何合理性或意义。事实是，从技术上讲，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但是，从情感上讲，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们也依旧生活在石器时代。我们的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已进入20世纪，然而，我们对政治、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却远远落后于科学的时代。人类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因为人们会顺从那些命令他们的人从而铸成终身大错，因为人们会遵从古已有之的恐惧、仇恨和贪婪情感，因为人们会顺从国家主权和民族荣誉的绝对观念。苏联领导人谈论得最多的是革命，处在自由世界的我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自由。然而，他们和我们都不赞许不从：在苏联明目张胆地动用武力，在自由世界里则含蓄地动用阴险的劝说方式。
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不从都是美德，而所有的顺从都是恶行。这种观点谅必忽略了顺从和不从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何时，顺从原则和不从原则都是不相容的，对某原则的顺从行为必然是对与它相对应的东西的不从，反之亦然。安提戈涅是这种二律背反的古代典型。如果他顺从国家那毫无人性的法律，那么他必然就会不从人性的法律。顺从后者，又必然会不从前者。所有为宗教信仰、自由和科学而殉难的烈士，为了顺从他们自己的良心、人性法和理性法，都必定不从那些想压制他们的人。如果一个人只能不从而不能顺从，他就是一个造反者（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就只会做出仇恨、沮丧和不满的事情来，而不是以某种信仰或原则的名义行动。
为了防止术语的混乱，无论如何都得作些重要的分类。对某个人、某种制度或权力的顺从（外在的顺从）是屈从，它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自主以接受外界的意志或判断来取代自己的意志或判断。对自己理性或信念的顺从（自主的顺从）则不是屈从的行为，而是自我肯定的行为。如果我的信念和我的判断力稳定可靠，那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遵循它们，而不遵从其他人的判断，那么，我就是在遵循我自己。因此，顺从这个词仅仅只能用于某种隐喻意义之中，而且基本说来，它具有一种不同于外在顺从的意义。
然而，对这种分类仍然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一是关于良心的概念，一是关于权威的概念。
“良心”这个词常用来表达两类互有较大差异的现象。一是权威主义的良心，这种良心是我们渴望快乐、恐惧不快的某一内在化的权威声音，大多数人顺从他们自己的良心时，都体验过这种权威主义者的良心。它也是弗洛伊德谈论过并称之为“超我”的那种良心，这种“超我”代表内在化的命令和父亲的禁令，儿子因为惧怕才接受这种命令。这种权威主义者的良心不同于人道主义的良心。人道主义者的良心是一种表征个人摆脱外在的赏罚而独立存在的声音，它建立在作为人类存在物的我们有一种什么是人，什么是非人，什么有益于生活，什么有害于生活的真觉知识的事实之上。这种良心使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物的功能得以发挥，它是一种把我们称之为我们自己和我们人类的声音。
权威主义者的良心（超我）仍然顺从一种外在于我的权威，哪怕这种权威内在化了。我有意识地相信我在遵循我的良心，然而实际上，恰恰是由于人道主义的良心同超我共同内化为权威这种幻觉，比显然并不是我经历的权威有着更大的效力，所以我便轻易接受了这一权力原则。对“权威主义者的良心”的顺从，同对外在思想和权力的所有顺从一样，只会导向使自在和自我判断能力的“人道主义者的良心”衰竭。
另一方面，顺从他人事实上就是一种屈从，这一陈述也需要区分为“合理的”权威和“不合理的”权威。我们可以在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中找到合理的权威的例子，而不合理的权威的例子则可以在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中找到。两种关系都建立在个人的权威要求得到承认的事实之上。然而，从动态的方面来看，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理想的情形下，教师和学生的利益有着共同的方向。教师的满足在于能否成功地使学生进步；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他和他的学生的不幸。与此相反，奴隶主必定尽可能地剥削奴隶，他从奴隶身上得到的东西越多，他获得的满足就越充分。同时，奴隶力图尽可能地捍卫他最起码要求的幸福。奴隶和主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因为对一方有益的就是对另一方有害的。在每种情形下，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优势都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促进个人发展的条件从属于权力；其次，这种权力是他剥削的条件。同这一区别并列的另一区别是，合理权力是合理的，因为这种权力无论是一个教师所享有，还是某条船上的船长在紧急情况下所颁发的命令，都是以普遍存在的理性的名义而行使的，毋需强迫我就能接受；而不合理的权力必定使用武力或建议，因为一个人如果能自由地防止受剥削，那么就没有人甘愿让自己受剥削了。
为什么人们总是那样倾向于顺从而难于不从呢？因为，只要我顺从国家权力、教会权力或公意，我就会感到安全和有保障。事实上，人们对自己所顺从的权力究竟是什么也很少区分。这种权力通常就是某种制度或某些人，这些人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动用武力，并欺骗性地宣扬全知全能。我的顺从使我成为我所崇拜的权力的一部分，因此我感到强壮有力。我不会犯错误，因为权力给我以决定；我不会觉得孤独，因为权力保卫着我；我不会犯罪，因为权力不会允许我那样做，而且即使我犯了罪，惩罚也只是一种回复到万能权力的方式。
为了不从，人们就必须有忍受孤独的勇气和有去作恶和犯罪的勇气。然而，勇气总是有限的，勇敢的能力依赖人的发展程度。一个人只有脱离了母亲的怀抱和父亲的命令方成为一个得到完全发展的个体，他才能获得思考和自我感觉的能力。只有这时候，他才能有勇气对权力说“不”，也才有不从的勇气。
通过学会对权力说“不”的不从行为，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然而，不从的能力不仅是自由的条件，而且自由也是不从的条件。如果我惧怕自由，我就无法说“不”，我就不可能有不从的勇气。自由和不从的能力确实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任何宣称自由然而却拒斥不从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系统都不可能道出真理。
敢于不从，敢于对权力说“不”之所以如此艰难，还有另一个缘由：那就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顺从一直被视为美德，而不从总是被看作是罪恶。理由很简单，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历史。这种统治必定造成这样一种事实：即生活中大量好的东西只是为了少数人。留给多数人的却微不足道。如果这少部分人要求享受好的东西，并且使大多数人为他们服务和工作，那么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条件：即大多数人都必须学会顺从。诚然，顺从只有全凭武力才能建立起来。但是这种方式有许多害处，它构成长久的威胁，总有一天，大多数人会依靠武力推翻少数人的统治。此外，如果恐惧仅仅因顺从而产生，那么许多事情就无法完全实施。因此，单单基于武力，恐惧的顺从必须要转变为基于人们内心的顺从。人们必定要求、甚至需要顺从，并以此来代替对不从的恐惧。如果们人们承认这一点，人们就必定会把权力设想为具有全善全智的特质，权力也必定会成为全智万能的。倘若如此，权力就会宣称不从为恶，顺从为善。一旦这样宣称，多数人就会因顺从为善而予以接受，因不以为恶而予以蔑视，因而也就不会再去蔑视成为懦夫的自己了。从路德到19世纪的人们都是如此地关注权力。路德作为一位教皇和公爵力图扶持权力，而中产阶级、工人、哲学家则试图消灭权力。国家内反抗权势的斗争同家庭的斗争一样，常常是独立和勇敢的人发展的基础。反抗权势的斗争同启蒙哲学家和科学家所描述的精神情绪是联在一起的。这种“批判的情绪”是一种理性的信仰，同时也是对谈论或思考过的一切事物的一种怀疑，因为这些事物建立在传统、迷信、习俗和权力的基础之上。“敢于明智”和“怀疑一切”的原则，是导致和促进说“不”的能力的典型的方式。
阿道尔夫·埃希曼的情形是我们所处情境的象征，并有一种超越耶路撒冷法庭的起诉者所关心的意义。埃希曼是组织化的人的象征，是异己官僚的象征，对于这些官僚来说，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已变成了角色。埃希曼是我们大家的象征。我们可以在埃希曼身上看到我们自己。但是，有关他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是在用他自己许可的术语说完全部故事之后，他可能会在完善的信仰中去祈求清白。如果他再度处于同一境况，他还会那样去做。而且我们愿意那样，我们也会那样去做。
组织化的人已经失去了不从的能力，甚至尚未意识到他在顺从这一事实。在历史的这一关节点上，怀疑、批判和不从的能力也许代表了人类未来和文明终结之间的所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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