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应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罗姆 -> 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1981）

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发挥人的各种潜能。（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不是从观念和意识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具有生理和心理特性的人；现实中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而是生活在某一背景中的人。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进行生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不同于经济机械论的歪曲的马克思主义。事实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关心的是整个的人及其意识。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使经济学和哲学范畴从人的抽象与异化的表述中解放出来，从仅仅根据个人偏爱来应用哲学和经济学的作法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关心的是人，而且他的目标就是让人从物质利益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让人从他自己的安排和行为所造成的束缚自身的囚笼中解放出来。如果人们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关注点，他就永远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或者只能像许多实践马克思理论的人那样窜改马克思的学说。即便人们说的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其意义也不过是源于哲学史的整体研究的一个阶段。因为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是用来理解工业社会中的人的残缺状态的一种批判性工具。如果以马克思能写完这部巨著，也许会将其命名为《论人和社会》。
　　被称之为“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充满着各种心理学概念。他涉及的是诸如“人的本质”、“畸形的人”以及“异化”、“意识”、“情欲冲动”和“独立”这样一些重要的名词概念。然而，同将论理学建立在系统的心理学之上的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相比，马克思的著作几乎不包含什么心理学理论。在马克思或他后继者的著作中，除了对由社会所产生的固置的冲动（如饥饿和性欲）和未固置的冲动之间的关系作了些零碎的评论之外，几乎很难找到同心理学有关的东西。产生这种缺陷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分析心理现象的兴趣或能力（在马克思恩格斯见解完全一致的著作中表现了一种深入分析无意识动机的能力，而这种无意识动机的分析却能使任何一个心理学家荣获天才的桂冠）。人们也许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不可能把动力心理学应用于人的问题之中。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而弗洛伊德是在马克思逝世10年后才开始出版他的著作的。
　　必须用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哪怕是需要作较大修改的心理学，来补充马克思的分析。首先，精神分析是一种动力心理学，它涉及到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推动着人的行为、动作、感情和观念。这种内驱力常常难以为人们察觉，人们必须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去推论，必须去研究其矛盾和转化。心理学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所裨益，也必定是一种将内驱力的进化看作人的需要和人置身于的社会、历史实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心理学，必定是一种从社会心理入手的心理学；最后，它还必定是一种批判的、特别是对人的意识的批判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满足了这些主要条件，尽管这些概念与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性还没有为多数弗洛伊德主义者所把握，也并未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把握。很明显，导致这种联系失败的原因在于双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忽视心理学的传统，而弗洛伊德及其门徒却只是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发展他们的思想。事实证明，这种机械唯物主义限制了弗洛伊德重大发现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同历史唯物主义分道扬镳。
　　同时却出现了新的景观，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复活。特别是一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一种人的心理学理论这一事实，他们还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满足人为某一制度献身的需要，必须研究人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何在等问题。社会主义必须成为伦理规范和精神发展的基础而超越那些空洞的陈述，这些空洞的陈述认为，善就是为革命（工人的状态、历史的进化等）服务。
　　另一方面，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因反对以弗洛伊德思想为基础的机械唯物主义而产生的各种批评，也导致了对精神分析、特别是对里比多理论的批判性重估。随着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两者的发展，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逐渐认识到，为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使用一种动力的、批评的、具有社会倾向的心理学已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同人的现实保持密切联系，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没有心理学的理论。下面我将指出一些论及或应当涉猎的人道主义精神分析的原则问题。［注：不幸的是，很少有人努力将修正了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去，以致于我必须把这种努力归诉于我从1930年以来所写的主要著作，请参看：特别是《基督的教义》（纽约，赖因哈特与温斯顿，1963年）；《精神分析品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载《精神分析理论的危机》（纽约，霍尔特、赖因哈特与温斯顿，1970年）；《逃避自由》（纽约，霍尔特、赖因哈特与温斯顿，1941年）；《健全的社会》（纽约，霍尔特、赖因哈特与温斯顿，1955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弗利德里克，乌格尔公司，1961年）；《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纽约，袖珍丛书，信经系列，R.N.安生编，1962年）。这些著作明显涉及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其他作家所写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最重要的要数威尔海姆·利希的观点，即便他的理论同我的理论很少有共同之处，萨特在发展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尝试中，受到他缺乏临床经验这一事实的困扰，而总的来说，他涉及到的只是表层心理，哪怕是卓越的夸夸其谈。〕
　　应当首先谈论的问题是“社会品格”，这种品格对于某个群体（例如，民族或阶级）来说乃是共同的品格特质，它有效地决定着该群体成员的各种思想和行为。这一概念是弗洛伊德品格概念的特殊发展，这一概念的本质是品格的动态性。弗洛伊德把性格作为各种里比多驱动的相对稳定的表现形式，这就是说把它作为各种形式的指向一定目标并源于某些确定的心理能量来考虑。弗洛伊德在他的“口腔”、“肛门”和“生殖”品格的概念中表述了一种新的人的品格模式，即把行为解释为独特的激情冲动的结果。弗洛伊德假定这些冲动的方向和强度是儿童早期关于“感觉器官”（口唇，肛门，生殖器）经验的结果，而除了各种构成性因素之外，双亲的行为应对儿童的里比多的发展负主要责任。
　　社会品格的概念拆诸于一个群体所共有的品格结构的特质，它假定，社会品格形成的基本因素是生产方式和导致社会分化的方式所构成的社会实践。社会品格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结构。这种心理能量为各种既定的社会所塑造，以便有益于特定社会功能的发挥。普通人为了以一种为社会所许可的方式而有目的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就要做那些他不得不做的事。在社会过程中所显现的能量，部分是以简单的体力能量而出现的（劳动者耕种或修路），另一部分则以一种心理能量的特殊形式而出现。一个攻击和抢劫其他部落为生的原始部落成员，必须具有勇士的品格以及好战、杀人和抢劫的激情。而一个和平的农业部落的成员，必须具有反对暴力以求协作的意愿。封建社会的性质只要求其成员具有屈从权威的心理以及尊敬和钦慕他们的优胜者的心理。资本主义的性质只要求人们渴望工作、遵纪守时，要求人们把主要兴趣集中到挣钱上来，生活的根本原则是谋取生产和交换结果的利润。19世纪的资本主义要求人们勤俭节约，20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要求人们热衷于消费和享受。社会品格是人类能量作为一种生产力在社会过程中所使用而形成的某种形式。
　　社会品格通过对某一社会各种有效用的影响工具——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文学、歌曲，社会的娱乐、习俗以及父母培养子女的方式——得到加强。尤其是父母培养子女的方式十分重要，因为个人的品格结构，相当程度上是在他们5岁或6岁时的生活中形成的。正如传统的精神分析家所相信的那样，从本质上说父母亲的影响不是个人的或偶然的。父母亲是最早的社会代理人，他们既通过自己的品格又通过自己的教育方法来影响子女；这些方式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存有差异，而这些差异通常却并不减少它们对创造具有社会合意性的社会品格之行为的影响。
　　系统阐述任何既定社会中由生活实践所铸造的社会品格概念的地位，也就是对弗洛伊德里比多理论的一种修正，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则是他的品格概念的基础。这种里比多理论植根于把人视为机器的机械论概念之中，这种机器具有作为能源的里比多（除了自我保存的冲动之外）并受制于“快乐原则”，它把已增长的里比多张力缩减在其正常的水平上。与这一概念相反，我试图说明，作为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存在物的人的各种冲动（特别是自为的人），是作为他“同化”（同种事物）和“社会化”（与人交往）的需要之结果而发展的，而构成人的主要情感的各种形式的同化和社会化则依赖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结构。看来，我们可以把这一概念中的人描述为由对于各种对象即人和自然的情感冲动以及与他自身同这个世界相关的需要特征化了的人。
　　社会品格这一概念，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尚未充分论及的一些重要问题。
　　为什么一个社会能成功地获得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即便他们在某一社会制度下遭受痛苦，以及他们的良知告诉自己他们的忠诚对自己并不利。为什么他们作为人类存在物的真正利益总不能超过由各种观念的影响和灌输给他们而产生的虚假利益？为什么他们的阶级处境意识和社会主义优越意识不能像马克思所相信的那样有效？这类问题的答案存在于社会品格的现象之中。一旦某一社会成功地以个人喜欢做什么就会期做什么那样一种方式来塑普通人的品格结构，那么，人们就会对社会加诸于他的各种条件感到满意。恰如易卜生笔下的一个人物曾经说过的：他能做他想做的事只是因为他想做他能做的事。无须赘述，这种满意于屈从的社会品格是一种畸形的品格。但是，不管畸形与否，它都服务于某一社会的目的，而社会为了自身的正常运转则要求人们屈从。
　　社会品格的概念还可用来解释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与“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人们常常以为，马克思的观点就是，观念的上层建筑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自然联系并未得到充分的阐释。动力心理学理论能够说明社会产生社会品格，社会品格往往易于生产并制约适应于这种社会品格和滋养它的各种观念与意识形态。不管怎样，创造一种确定的社会品格的不只是经济基础，而且创造某些观念的也不只是经济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的观念亦影响社会品格，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此，我要强调的是，社会品格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某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观念、理想目标之间的中介。它既是从经济基础过渡到各种观念形态的中介，也是从各种观念形态过渡到经济基础的中介。下述图式表述了这一观念：

↓	经济基础
		↑ ╯
↓	社会品格
		↑ ╯
	观念和理想

　　社会品格概念可以解释人的能量是如何像其他原初物质一样，由某一社会为了自身的需要和目的而被使用的。事实上，人是一种最具柔韧性的力量，几乎可以将其用来服务于任何目的，可以使其仇恨或合作，屈从或坚毅，遭受痛苦或享受幸福。
　　所有这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而同样真实的是，人只有充分施展他的力量才能解决他的存在问题。一个社会愈使人变得畸形残缺，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即令他可以有意识地忍受自己的命运。但是，从无意识上讲，他是不会甘于忍受的，而且正是这种不甘忍受本身成为了一种最终导致他去改变使他畸形的社会制度的因素。如果他不能这样做，那么，他所处的某一特定的病态社会就不会消失。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人几乎能对人做任何事情，但却仅仅是几乎而己。人类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便是这一原则最有力的证明。
　　社会品格不只是一个有助于一般性探索的理论概念，对于经验研究来说它也是有用的和重要的，经验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社会品格在一个特定社会或阶层中的各种偶然因素。假设某人将“农民品格”定义为个人的、贮存型的、固执的、分散的、缺乏时间和准确观念的品质的累积，而是一个交换能量的结构。如果有人企图改变它，这一结构将通过暴力，或者通过故意沉默而表现出强烈的抵制，甚至经济上的优惠也难对它产生任何效果。这一综合症的存在归属于共同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千百年来造就了农民生活的特征。对于一个日趋破落的中下阶层来说，无论是扶持希特勒上台的那些阶层，还是生活在美国南部的贫困白人，同样也是如此。他们缺乏任何积极的文化刺激，抱怨自己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潮流的处境，憎恨那些毁灭了的一度给他们以荣耀形象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已经造成了一种恋尸癖，造成了对鲜血和土壤强烈刻意的固恋以及非凡的群体自恋（后者表现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之中）的综合症。〔注：这种观点的详细讨论参见E.洛姆《人的心灵：它的善恶发生》，纽约，哈普尔一洛、R. N.安生编“宗教展望丛书”，1964年。〕最后一个例子是，产业工人的品格结构包含准时、纪律、职业工作的能力；对于一个有效发挥其职能的产业工人来说，很少形成综合症（其他差异——独立与依赖，兴趣与冷漠、主动性与被动性——在这一点上都被忽视了，尽管它们现在和将来都是工人品格结构中的最重要的东西。）
　　社会品格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应用在于区分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品格和19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品格，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品格的最大欲望就是对资产和财富的占有；并且还要区分19世纪的社会品格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品格，20世纪的这种社会品格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十分盛行，它就是消费者的品格。
　　消费人（homo consumens）是这样一种人，他的主要目标首先不是拥有物品，而是不断地消费，以此去填补他那消极、孤独和焦虑的内心空虚。在一个由大企业、大工业、政府和工人贵族把持的社会里，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他感到软弱、孤独、厌烦和焦虑。同时，通过广告这一中介大量推销工业品而谋取利润的需要，又将人变成了贪得无厌的人，他是个永无止境的消费者，把烟、酒、两性关系、电影、电视、旅游，甚至教育、书籍和演讲等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消费的项目。并且创造了许多新的人为需要，人的趣味也受到控制。（消费人品格较极端的形式是人们所熟知的精神变态现象。在那些为了填补内心失望和焦虑而避免吃得太多、买得太多或酒精中毒的为失望所困的人们许多情形中，均可发现这一精神变态现象）。对消费的贪求，其极端形式被弗洛伊德称之为“感官接受型品格”，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里它已变成一种主导内驱力。消费人在幸福的幻觉下，从无意识上讲，他会遭到消沉和烦恼之苦。他越是有力地控制机器，作为人类存在物的他就变得越无力；他消费得越多，他就越是成为工业系统所创造和操纵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奴隶。他把颤抖误解了因欣喜而生的激动，把幸福误解为生活的物质舒适；贪婪的满足变成了生活的意义，因贪婪而产生的冲动则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消费的自由变成了人类自由的本质。
　　这种消费的精神恰恰是马克思所具体描述的社会主义精神的对立面。马克思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是什么而不是人拥有什么或利用什么的社会。他要把人从其物质欲望的链条上解放出来，以便使人成为非常清醒、活泼和敏感的人，而不是成为其欲望的奴隶。马克思写道：“大量有用物品的生产，结果却造就了大量无用的人。”他想消除极端的贫穷，因为贫穷不能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他也想防止极端的富裕，因为在极端富裕中，个人有可能成为自身欲望的囚徒。他的目标不是大量消费，而是适度消费，满足那些基本的、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较完善和较富裕生活的人类需要。
　　满足于物质贪婪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征服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控制人的欲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这一过程有它自身的逻辑。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功大大地影响到那些在欧洲获得共产主义胜利的较贫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与渗透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成功的资本主义竞争同时存在。社会主义面临着堕落为这样一种体系的危险，即它能使较贫穷国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标。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事实推动了这一发展，像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路一样，它们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原版，割裂了它同人道主义传统的联系。但马克思恰恰是人道主义最伟大的代表之一。
　　确实，社会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解决满足其民众合法的物质需要这一问题（即使在美国也还有40%的人口并不“富实”）。然而，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要意识到最适宜消费的目标容易变成最大量消费的危险。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去研究人类需要的本性，去探寻区分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综合的需要的标准，真正的人类需要的满足使人更有活力和敏锐，而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综合的需要则使人日趋衰弱，使人更为消沉和烦恼，使人成为他贪求一切的欲望的奴隶。
　　在这里，我所强调的并不是说应该限制生产，而是说一旦个人消费的适当需要得到了满足，就应当将更多的生产手段引导到诸如学校、国书馆、剧院、公园、医院、公共交通等社会消费上来。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不断增长的个人消费暗示着竞争、贪婪和忌妒，它们不仅由私人财产而引起，而且也由无限制的私人消费所产生。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切莫忽视这一事实；即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去建立一种其生产方式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工业社会，而不是建立一种培养消费人的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一个适应人类存在物生活和发展的社会。
　　研究社会品格容许动运用各种经验方法。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在作为整体的人群内和各个阶层内的各种品格综合症的偶然性，发现综合症内各种因素的强度以及由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引起的新的矛盾因素。所有这些变异要求洞若观火见到品格结构存在的强度、转变过程以及用什么办法可能促进这些转变。无须赘说，这样的洞见对于那些从农业转变为工业的国家是颇为重要的，而且也适用于在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即相对于真正社会主义条件来说的被异化了的条件下工人的转化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会导致政治行为。如果我知道通过民意去查明人们的政治意见，我就会了解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怎样行为。如果我想了解内驱力的强度（然而目前不可能得到有意识的显示），譬如有意于战争或和平的种族主义，那么，这种品格问题的研究就会告知我，在社会过程中运动的和可能在未来某一时刻得到显示的基本内驱力的方向和强度。〔注：因此，比如说，表现在德国中下阶层中的破灭性只是在希特勒给它以表现自身的机会时才表现出来。〕
　　我们没有篇幅去详细讨论上述提到的用来获取品格资料的种种方法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避免了因内在的而且通常是无意识的现实表达而接受了意识形态（理性化的）的错误。已为人们证明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是开放式总结的调查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的答案解释为无意向性的或无意识的意义。因此，当人们提出“历史上您最尊敬的人是谁”的问题时，一种回答是“亚历山大大帝、尼禄、马克思和列宁”，另一种回答是“苏格拉底、巴斯德、马克思和列宁”，第一种回答的推论是权力和严格意义上的权威的崇拜者，第二种敬佩的是其工作有助于人类生活并且是人类恩人的人。依靠这种扩展的项目调查表，可以获得某个人依赖的品格结构的图像。〔注：这种方法是由我自己和E查克尔特博士、D.拉查尔斯费尔德博:士以及其他人1931年在社会研究院（法兰克福大学）和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先运用的。调查的目标是在德国工人和雇员中寻找权威和反权威品格的证据，结果同后来历史发展所表露出来的事实相符。在我的指导下，对墨西哥一个小村庄社会心理的研究也运用了同--种方法，它得到了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以及塞奥多尔博士、罗拉·施尔兹博士和迈克尔·麦克比博士的支助。路易斯·麦克奎蒂博士的统计学方法通过使用电子计算机有可能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单个数据，并能相当清晰地显现各种相关的典型综合特征。参见：E.弗洛姆《第三帝国之前的德意志工人和职员》、《一次社会心理学调查》，W.伯恩斯编（斯图亚特，德意志维拉基斯一安斯特，1980年）以及E.弗洛姆和M.麦克白合著的《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品格》、《社会心理分析研究》（恩格伍德·克利弗斯：普理梯斯，霍尔，1970年）。〕另一些项目的测验即分析爽心的玩笑、歌曲、故事和可观察的行为（特别是对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说十分重要的细小行为）会有助于获取正确的答案。从方法论上说，所有这些研究强调的主要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分类的结果，最有意义的品格特征和它们所形成的综合症，以及这两类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依靠这种样品分类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不少于1000人的场次来研究整个民族或社会的几大阶级。
　　分析社会心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弗洛伊德称之为“无意识”的东西。但是，弗洛伊德关心的是个人的压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的研究者们最关心的则是“社会无意识”，这一概念涉及到对大集体来说是共同的内在实在的压抑。每一个社会必须尽最大努力不让其成员或某一特殊阶层的成员意识到各种冲动。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这些冲动就可能会导致危险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有效的审查不单是停留在纸面上或口头上，而且要用于防止思想成为有意思的即代表危险的意识的时刻。很自然，社会无意识的内容，依赖于许多社会结构形式，这里只简单提及像侵略、造反、独立、孤独、不幸、烦恼等几种。必须把被压抑的冲动持压在压抑之中，并用各种否定它或肯定其反面的意识形态来取代它。今天的工业社会里那些烦恼、焦虑和不幸的人已被教化去认为自己是幸福和充满乐趣的。在另一些社会里，被剥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人还以为他几乎达到了最完满形式的自由，即使只在领导人以自由为名的演说的瞬间。在某些体系内，热爱生活受到贬损，热爱财富却得到表扬。在其他国家，代之以被压抑的异化意识的，则是日趋增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产生异化”的口号。
　　表述无意识现象的另一方式，是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术语，即人的决定之所以具有自由和幻觉，是因为全部潜能在人的背后活动的结果；或者恰如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导向并非其意愿之一部分的目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看来，是一只仁慈之手；在马克思（还有弗洛伊德）看来，却是一只危险的手。我们必须使它暴露以揭示其效用性。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一种最虚伪的意识和各种压制力量的作用。〔注：注释一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抑制——Verdrangung（排挤）——是很有趣的。罗萨·卢森堡在《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书中说无意识（历史过程的逻辑）出现在意识之前（人类存在物的主观逻辑），最近在英国又出版了《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安·阿伯尔，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61年）一书。〕同意识一样，无意识也是一种由“社会过滤器”所决定的社会现象，社会过滤器使大多数真实的人的经验无法超越无意识和意识。这种社会过滤器主要是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它为主观上感觉真实的意识形态（理性化了的）所掩盖，然而实际上这些意识不过是社会生产出来并为社会所使用的要素而已。这样来探究意识和压抑就可从经验上证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断的有效性。
　　作为这些考虑的一种结果，便导致了教条化的弗洛伊德学派同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又一理论差异。弗洛伊德相信效用产生压抑，最重要的就是对乱伦欲望的压抑，这种压抑是对阉割的恐惧。与此相反，我以为，从个人和从社会意义上讲，人的最大恐惧是与其同伴完全隔离开来而处于一种流放的境况。即是对死亡的恐惧也比这容易忍受。社会通过流放的威胁，发出压抑的命令。如果你不承认某些现存的经验，你就会难以适从而不知归属何在，就会面临精神分裂的危险（精神分裂实际上是对外部世界缺乏总体关联而发生的一种疾病）。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假定，在人们背后活动并引导人们的是各种经济力量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精神分析研究证明，这种观念太过于狭隘。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赋予了一种从最陈旧的到最进步的情欲冲动的潜能。总的来讲，它是每个既定社会的经济集合和社会力量所塑造煌人的潜能。这些社会的集合力量产生出某种社会无意识和某些抑制因素，同既定的人类需要发生冲突。从本质上讲，这些既定的人类需要是人的健全功能（像一定程度的自由、刺激、生活情趣、幸福等）。事实上，已如我前面所说，革命不仅是作为新的生产力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也是作为人的本性受到压抑的部分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只有在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的时候，革命才能取得成功。压抑，无论是个人造成的还是社会造成的，都是对人的摧残，分裂和对他整体人性的剥夺。意识代表着“社会人”已为既定的社会所决定；无意识则表明，存在于我们之中的普通人是好的或坏的，整体的人证实了泰伦斯的说法，“我不相信任何与我疏远的人”。
　　深层心理也有助于解决在马克思理论中起主要作用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从未完满地解决这一问题：即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一方面，马克思，特别是在1844年之后，已不想使用人的本质这一类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概念。这个概念千百年来曾经为许多统治者所使用，以便证明他们的统治和法律与各统治者宣称的不可改变的人性相符合。另一方面，马克思反对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人生来就是一张白纸，每一种文化都在这张白纸上书写其文本。如果这一观点是真实的，那么，人又怎能对一种既定社会驱使其成员进入其中的存在形式提出异议呢？如果马克思没有一个畸形的人性模式的概念，那么，马克思又怎么会使用（在《资本论》中）“畸形的人”这一概念呢？回答这一精神分析问题的基点在于：假定，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同一实例的意义上，不存在“人的本质”问题。依我所见，只有在人的本质的事实中才能找到答案，而人的本质在于人在自然中的存在与同时又超越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的自然存在是在一个偶然的时空中、在没有自我意志甚至与其意志相违背的情况下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同时人又因天赋素质的缺乏，因他的意识这一事实，即他对他自己，对他人、对过去和现在的意识，而超越自然。人这一“自然的怪物”，可能会感到无法忍受孤独、除非他通过发现一种新的联合形式来解决他的矛盾。人的存在之中的本质矛盾，迫使人去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去寻找自他诞生之日起生活就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的答案。有一些可以肯定然而却是有限的对怎样发现联合这一问题的答案。人通地试图退回到动物阶段，通过清除那些特殊的人性（理性和爱），通过成为一个奴隶或奴隶驱使者，通过使自己变成某物，才能发现这种联合；要不然，他就得通过发展他的特殊的力量，即通过成为一个自由人——不仅摆脱了锁链，而且也能自由地发展他的全部潜能这一生活目的本身——才能发现他与他的同伴、与自然的一种新的联合；这种自由人将自己的存在归于生产型努力。人缺乏天然的“进步驱动”，然而他可以由解决其存在矛盾的需要所驱动，在其发展的每一个新的层次上，这种驱动总是不断地产生。这种矛盾，或者换句话说，人的不同和矛盾的可能性，构成了人的本质。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是把具有辩证性和人道主义定向的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观点而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托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分析学理论，而精神分析学需要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这样一种结合将丰富这两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