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叛乱的种子

　　在中国大城市的边缘上，高耸的工厂烟突的阴影横陈于田畴间，这些田畴尚用木犁来耕耘。在海港的码头上，近代定期航船卸下来的货物掮在人背上搬走，或者用原始的驳船装运到内地去。在街道中，巨大的运货卡车和喧闹的电车隆隆然驶过那些靠人拉着的车子，这些拉车人宛如牲口驾着他们的重载。飘忽的汽车暴怒地向那些穿过交通的小道的人力车和手车攘喇叭。街道两旁排列店铺，店铺里男男女女尚藉一双赤手和简陋的工具来制造他们的货品，但这些街道却一直通达那些使用轧轧作声地发电机的大工厂。飞机和铁路横贯广漠的区域，这些区域仅仅靠那些上了千年的人行道和运河连结起来。新式汽船航行于沿海和江河，夹杂驶过那些古老模样的民船。从城市到农村，在这个有许多江河流域（这些江河流域都是从大海伸到亚洲腹部去的）的疲敝的国土上，这些矛盾和对照积聚很多。它们体现了将近五万万人民为生存的斗争。

　　中国生活的样式是参差的，割裂的，和不规则的。生产、交通、财政的近代形式移置于过去地残破和陈腐的样式之上，而且只是部分地和它交织起来。在一世纪之前，当西欧恃着他的商品、大炮、贪欲和思想侵入中国的时候，那个古老的建筑已经倾颓了。这种过甚压迫的结果便是灾劫和革命。中国的经济强行改变了。社会各阶级稳定了那样长久，现在也进入一个猛烈变动的时代了。政府形式、习惯和整个社会的平衡推翻了。这个变动的过程是错综的。它把一个莫大的任务提了出来，这个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好让中国的生产力发荣滋长。它又产生了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很快就积累起来，增加力量，且迅速充溢，竟要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来一个解决。

　　在一个历史的长时期内，中国生产力陷于停滞，中国经济的落后性主要就是靠这一点来决定。大约两千年之前，铁犁的使用引起农业生产的增进。一部分由于这一刺激，土地在那个时候已转变成为私有财产。采邑土地或皇上恩准开拓的土地都变成可让渡的了，即是说，它们都可买卖了。从此解放了的劳力和从此获得的资本，一部分被国家吸收去建筑伟大的公共工程：堤坝、运河、宫殿、城垣和堡垒。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未发展。封建的剥削形式尚继续保存于农村中。中国社会仍由细小的农业单位组成。家庭或地方手工业供给社会的大部分补足的需要。国家直接参与商业和制造业。例如盐铁，它都实行专利。国家机关，包揽一切的商人和手工业行会，严厉的操纵了生产组织和国内市场。生产和商业的城市中心形成了，但似乎其范围只限于奢侈品和地方特产：丝绸、漆器、磁器、雕刻物、铁器。只有更深一步研究国内市场的性质和程度，研究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狭小农村社会的相对孤立，才能了解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究竟，及其自行更新的非凡的能力。[1]

　　整个社会组织牢牢的依存在农民群众上，农民们交纳地租于地主，偿付利息于商人及放债者，且用劳力、实物和金钱的形式，纳税于国家。后者由地方官吏来代表，这些地方官吏加入一个松弛的，经过各省总督直达皇帝的等级制度里。这些官吏又在剥削农民的过程中，与地主和商人勾结在一起。地主们为了缴纳有增无已的国税，便对那些真正耕田的人百端勒索。小地主自身已抵押于放债者并逐渐沦入佃农或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当每一个继起的皇朝渡过了它的兴盛时代而入于衰亡时，它的财政要求便增加起来，而它的官吏的腐败也变本加厉。当累增的地租、债务和赋税的负担己无可忍受，而一次再次的天灾复加重了流行的困顿时，地方上反对租税征收吏的叛乱便扩大而为伟大的农民战争。

　　以土地贵族为首的军事乱党，领导散漫的农民队伍和地方军队走上战场，推翻皇朝并在同党间互争雄长。激烈的社会和土地改革的企图往往点缀内战和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常常延长数十年，有一次还延长数百年哩。上述那些改革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基督纪元第一世纪初，汉朝倾覆之后，王莽计划的变法，以及十世纪末，唐灭宋兴之后，王安石所鼓吹的变法。他们有些倡议竟主张实行一种初步的土地国有，即：废除土地私有权及将土地归还原主——国家。另一些倡议则主张建立一个萌芽的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些改革没有一个是成熟的。唤起这些改革的农民战争，总是自行衰竭的。那些乱党中之一终于获得其支配权并建立新皇朝。当新皇帝及其直系宗属巩固他们的统治并逐渐削平了一切皇位争夺者时，农村中原来的社会形式又再生产出来，而同样的逐渐收夺的过程也重新发生。

　　满洲于17世纪中叶便利用上述的农民暴动之一，获得了政权。他们既一度充当了异族统治者，当他们完全征服了这一个国家时候，他们自然要尽力不使中国和其它外国接触。欧洲在这个时期正卷入于剧烈的战争中，这些战争附带产生了西方资本主义。欧人和天朝的接触是偶然和插话式的。早期的满清各皇帝得以自由安享他们的称霸的时期。但再过两个世纪之后，人口的显著增长又使土地受到新生的和加重了的压力。满清皇朝已走进它的没落期了。它的统治已经瓦解，它已迫得向人民重重诛求而在它治下各地方遭遇反叛。当西方资本主义向外发展的第一道浪潮冲破中国的堤岸时，中国社会已临近政治崩溃和混乱的新纪元了。新的蛮夷跨海而来，加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内部划分，且使之改头换面并变得非常复杂，他们的来临表示用旧式方法而作的旧式解决己不够了。

　　西欧各国以不可抗拒之势推进商业的扩张与资本的积累，它们摧毁了这个天朝上国的关隘，这些关隘一向就把他和世界其余地方分开。由于这一压迫，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终于到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把整个世界卷入它的轨道中。中国的孤立完结了。因为资本是一个新式的征服者，它在中国历史中是前所未闻的。在过去，那些跨越北境而入侵的游牧部落，没有大困难便以已同化于中国较老文明地较高组织的社会结构。但现在这些新的蛮夷却保有技术的设备，且保有中国丝毫不能匹敌的物质水准。靠手来抵敌机关枪或靠轿子来和铁路相抗衡是不可能的，仅靠传统也一样敌不住大炮。中国只能拿它的年纪，它的面积和人数的优势来抵抗西方蛮夷的推进力和武器。但这三个条件只能确定这个不平衡地冲突的长久和挣扎，不能确定其结局。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建筑原已发生危机，他的底层和上层便迅速对外国侵略者的腐蚀力起了反应。在经济上，中国已一蹶不振。外国人藉助于鸦片，不断造成于他们有利的贸易差额。在外国通商初期，白银大量输入，但于1826年便开始流出。十年之后，鸦片便代替了白银，成为偿付中国茶丝的手段。[2]这种药品造成了裂口，在1842年与1858年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的大炮又扩大这一裂口，于是工业品便源源输入。英国棉织品遏止了中国棉布（南京棉布）的输出，实际上中国棉布于1832年便没有发现于出口货单中了。在19世纪头2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数额便猛烈下降，而鸦片的输入则出奇的上升。棉织品输入源源而来，1870年，棉织品占中国进口货的31%，过后数年，它们便代替了鸦片，占进口货之第一位。西欧产业组织与技术之迅速进展，苏彝士运河之开凿，以及汽船航运之发展刺激中国贸易，竟于1885年与1894年之间增加了两倍。投资和借款很快便跟着商品的洪流到来。19世纪末，外国船运公司，棉织厂、铁路和电信网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一切重要的地位。

　　外国政治支配权的确立使这种经济的征服轻而易举。满清政府无能为力。它最先企图用限制鸦片贸易之法来遏止白银的流出，但这种企图却受挫于数度战争中，清政府在这几次战争里蒙受羞辱的战败而且它还必须为此而偿付巨额的赔款。满清政府受了西人屈辱之后，它在中国人眼中便丧失了无限的声望和权威。外人藉大炮口恫吓勒订的条约[3]规定传教（基督教就是西方侵略的前锋）自由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4] 但它们的最重要条款是开放沿海及内河口岸通商，限制中国关税为值百抽五，划出根据地和租界（后来各国的「势力范围」就导源于此）并成立治外法权制度，免除外人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及缴纳中国税。中国只成了一个名义上的自主国了，它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强盗们互相间的猛烈竞争才幸免于公然的瓜分和殖民地化罢了。

　　在农村中，人口急速增长及耕地短缺[5] 正造成恐慌，鸦片的流行，白银的流出和机器制造品之流入又把这一恐慌提高到尖锐的程度。鸦片吸食的流行引起财富由农村流入城市的洪流，而且造成了国内市场的惊人的矛盾。[6]白银外溢引起起银根短绌，结果通用的钱币蒙受20%至30%的贬值，而生活费也急剧上升。恶币也拿出来用了。[7]外国棉织品及其它商品把中国手工业驱入绝境，在南方各省尤其如此。织布工于1819年曾织出3359000匹布，输出国外，但1833年该项出口货跌至30600匹，在往后30年间又几乎缩减至零，因此，他们丧失了他们的谋生手段。[8] 最后，彷佛人类及其作为尚不够恶毒似的，自然也来参加万物旧秩序之天然破坏。在19世纪中叶的几个年代中，几乎没有一年在大江河流域内外不发生水灾和饥荒，旱灾和瘟疫的。

　　所有这些破坏力累积起来。结果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赤贫化和大量流浪人口的产生。在西南苗族及西北回族这些少数民族间发生了零碎的叛乱和暴动，这些叛乱预示了一个新的农民战争的开始，根据传统的事理看来，这个战争一定已证实了当今朝廷的天命已衰且招致一个新皇统的抬头。但是当一个真正的农民叛乱在各省酝酿时，中国的统治阶级正直接的参加国外贸易的利益，找求苏生自己的泉源。

　　各口岸的商人和官吏早就和外人交易，开始积积蓄巨大的财产。1830年之前，当外国船只尚装载银元驶抵广州，以偿付载回欧美之茶丝时，[9]这种洋财己很少归还原来的生产者了。其中大部份留在港口商人和官僚的手中。[10]商行中人（这些商行是正式成立的特殊商人独占机关，目的在和外人贸易）和地方官吏（他们可以自由征收特别税和「捐」）获得了巨额财富，尤其是在违禁的鸦片贸易方面。商行中人往往有家资值二十万两的。广州某商人自夸除了必须拿出巨款偿付地方官以酬谢他们地恩助之外，尚有二千六百万元的资产。[11]

　　从这些商人和官僚中形成了一个新阶级，那就是买办阶级，亦即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经纪人。这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社会组织的最初的直接影响之一。帝国主义替自己赢得了各种支配的经济地位，这些地位有效地拦断了土著和独立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去路。这些中国商人和官僚最先是由地主派生出来的。从对外贸易中积累起来的新财富并没有投放于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投放于土地中，这个过程分明促进了大地产的增长和小地主的被收夺。[12]地主们送他们的儿子到城市去加入这门一本万利的买办生意。一个买办而不同时是一个在外地主，是很稀有的，他们的利润不仅化成土地而且化成为借给农民的高利借款，因为农民们必须靠借债来弥补他们的低减的收入及高涨的生活费和赋税。这个旧地主商人阶级敌不住外人的优越力量和物质技术，于是转变成为一个经纪人、放债者和投机家的阶级，享受那分配于城市和农村间的利益。

　　整个国家机构也参加上述的过程。在几次鸦片战争中，满清被英人打败竟「那样轻易，以致摇动了他们本族的武勇和命运的自信心，而且使它的军事力量的威望在臣属的中国人眼中完全消失」。[13]满清官僚受挫于军事失败之后，不久又为贿赂和私运鸦片之迷人利益所害。[14]北京的上论往往置若罔闻。北京远处他方，而外国银洋的叮叮声却近在咫尺且引人入迷。中国官场在理论上是讲道德的，但实际上已有了一种古老的腐败传统。官吏们之依赖税收来维持自己，此举自古己成了官吏廉洁的犒赏。国外贸易的丰美用一种非法收入的新来源来表彰这一传统。皇朝没落，政府岁入锐减，财政困难增加，一切道德的伪装都抛到九霄云外，而官场位置也成了公开买卖的对象。政府位置不是由那些有学问的人，而是由出得起价钱的人来充当。自然能够替儿子或兄弟捐一个官衔的正是那些已经致富的商人或买办。当这种风气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商人、地主和官僚便越发清楚的成了同一株阶级树的分枝。这个阶级从土地获利，它根本就关心于土地上一切不平等之保持，现在却又成了外人侵略和支配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帝国主义方面呢，它已压服了清政府且使中国社会的上层适应它的用途，它便成了中国统治者的保护者，担任遏抑一个被摧残的人民的激愤。这一点成了帝国主义支配半殖民地中国的基本公式，帝国主义已使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机构瓦解，但是当帝国主义自身迫得勾结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保守、压迫和落后的东西来抵抗和摧毁革命变革的动力时，新的要素不多尚未开始形成。

　　太平天国运动于19世纪中叶使满清皇朝有倾覆之虞，上述的关系就在这个运动中凝团起来。无法忍受的经济状况产生了三番四覆的叛乱，1850这年叛乱达到了极度，遂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皇朝的农民暴动，这个暴动由广西向北蔓延且建立政权于长江流域达十一年之久。太平天国运动当初不过是新基督教「膜拜上帝者」的小宗派。他们在南方和地方当局冲突，后来竟迅速发展成为最宏大的社会叛乱。国内一切不满和叛乱者均群集于它的旗下。旧日反清的秘密会社本来就从未完全消灭，现在又死灰复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及下级绅士分子因自己的土地被夺，苦于清廷的勒索，且受满清的种族歧视所激怒，便加入这个运动的领导层。在反清情绪激发中，辫子，这个奴服的标记取消了，而故明的旧习惯也恢复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赤贫农民、流浪手工业者和土地寻求者，他们久已反叛地方官吏、地主和收税吏，现在他们又给与这个运动以血肉，且使它具有农民暴动的一切传统的特征，这种农民暴动在过去是曾经招致朝代的更迭的。

　　军事胜利是迅速的和惊人的。满清的权力正从南方及长江流域各省扫除。太平军几乎抵达北京城。洪秀全是这个运动的热狂的宗教领袖，他建号天王，定都于南京。农民在许多地方独立夺取土地，这表明这个运动已达到了最高点。这种根本平均土地的急进倾向并没有受到上层支持，虽然它的压力产生了几道没有实现的关于破除土地特权的法令以及集体享用土地财产的计划。[15]除了农民在下面实行土地改革之外，下一事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太平政府无论在什么地方得到相当稳定之后，它便并非毫无成效的努力禁止鸦片买卖，阻塞白银漏巵，刺激国内市场，划一赋税和增进农业生产。例如，在太平军兴时代，江苏各县输出沿海的生丝达到新的高水平，这是一件最有兴味的事实。如果某些传说可信的话，太平军还一次再次的努力在自由交易和禁止亡国的鸦片买卖的基础上，去和外人修好。这样一来，太平天国运动虽主要是属于原始或传统的一种农民战争，但也露出一种「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得不很直接也不很清楚，但却是无误的。

　　太平天国运动和土地上及城市中的一切特权势力起冲突，这次暴乱破坏了旧官僚阶级的权威和地位。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推使他们和整个占有土地的阶级发生直接冲突，而且和买办、商人也发生直接冲突，因为他们经过借款和抵押已和财产发生了那样密切的关系。一种典型的「标准」历史述说，「太平军的破坏性使有势力的阶级取反对态度」。[16]这些「有势力的」中国阶级切实地帮助满清方面。

　　在帝国主义者方面看来，就中国统治者而论，拿最初阶段的太平军来替代满人，或许更满意些。这个运动的基督性质在教士中唤起某种同情。加之太平军尚表现有刺激贸易和恢复社会安宁的某种希望，这种社会安宁，满清已无法保持了。但虽然有这些因素，外国人很快便站在满清方面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外国人看来，鸦片贸易仍是中国市场中获利最多的部分。它符合于继续原始积累及保持贸易平衡的要求。至于靠抛售较合法的商品来维持这种贸易平衡，比较能够获利，这还是稍后的事。太平军反对这种药品的买卖，这件事推使他们侵犯了外国人的眼前利益。[17]

　　这次内战给了帝国主义者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巩固他们的支配和伸张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54年，外人的大炮阻止了反清的三合会党人攫夺上海，并乘地方当局完全崩溃的时候，攫取海关行政的支配权[18]及扩大租界的治区。1858年，英法的大炮痛华北那些脆弱的满清军人并勒迫签订新条约，俾完全满足外人的利益。鸦片贸易合法化了，而全国也敞开让外人侵略。因为签订了这些条约，外人对现政府之保护便有了明确的利害关系。1860年之役以及是役野蛮的焚掠圆明圆，把清廷完全征服了。现在清廷这个非常柔顺的工具已成了一个确然值得保护的宝贝了。太平军在外人眼中已由「或许是代替满清的友谊的继承者」变成了「只不过一批干涉新协定实施的乱党」。[19]

　　太平军关于基督教的说法，其正当实在不下于其它各种各式关于耶稣的说法，但它很快便被人认为最猥亵的渎神。基督将军戈登带着一个十字军人的热狂上战场，而且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出卖的手段）和太平军周旋，宛如耶和华的选民对付阿玛勒开人及一切偶像崇拜者一样。英法军队抛弃了一切「中立」的形式伪装，积极参与生死的决战。

　　这次保护满清皇朝的战争由两个中国政治家出来主持和取得胜利，一个是土地利益的代表曾国藩，另一个是新买办阶级的代言人和领袖李鸿章。他们组织和率领军队保护龙位，而他们之所以致胜，只是因为外国陆海军压倒了武备窳劣而清军仍无法抗拒的太平军吧。

　　1865年，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内部已衰竭，它便终于失败和溃散了。这次内战的破坏（生命损失重大，全国大部分土地荒废）耗竭了农民战争的泉源。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不能给这一土地运动以一个坚持的领导，这一运动便不可避免的堕落而为游击战争和土匪。上层的领导也分裂而为无望的冒险之徒的敌对私党。伟大的太平天国的叛乱失败了，现状也保持了，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国家导出困境。帝国主义的重压阻滞了中国自身生产力的自由生长，同时又使农民战争分崩离析，和朝代更迭这种旧式的循环永远无法重演。

　　在这里便浮现了一个中心的矛盾出来，中国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就围绕这个矛盾而发展。外国帝国主义来临，中国孤立之完结，以及机器制造商品之出现于中国市场已无可更改的判定了中国社会底革命的转变。帝国主义一度巩固了自己地位之后，便极力帮助保存这个社会的内的一切古老的和退步的东西。中国的革命的变革现在需要破坏土地占有的旧制度及解除土地上的压力。帝国主义却加入来支撑地主、商人及官僚的支配权，这些地主、商人和官僚们使农民群众沦为奴隶，且替外国商业资本的洪流开辟道路，引入最僻远的内地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问题的解决迫切的需要全国的统一，以保证它的资源的尽可能的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使国内的冲突永无止境，而由于这些冲突之不断的横征暴敛，破坏了中心权力。经济的进展有赖于国家独立。帝国主义特权的维持却要求继续的隶属。

　　太平天国运动是想按照「传统的」中国办法来应变革的需要的最后企图。它失败了，因为走向这样解决的道路已为帝国主义侵略所产生的崭新的条件打断了。中国民众经过二十年来的叛乱和失败，已弄得筋疲力尽了，在他们能够再起干涉之前，他们还得在完全新鲜的环境之下，等候新一代来重振力量。在往后的时期内，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一切造成慢性民众贫穷的矛盾，异常厉害的加剧了。土地的集中仍在继续。商品和商业资本冲入农村的洪流扩大了，又扼紧了一切劳苦群众的生活。同时，在这个社会建筑的上层以及在那些正在发展的城市中心内，根本的改变也发生了，为中国的未来的斗争便得到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

　　满清皇朝经过了征伐太平军和其它零碎叛乱（这些叛乱维持至1880年）之后，它已弄得筋疲力尽了。内乱、饥荒和频发的天灾，这种种震动正使它几乎支持不住，它又碰到外来的打击了。帝国边境碰到一次新的帝国主义进攻，它便陷于无告。法国于1860年占领柬埔寨和安南，又于1884—85年的短期战争中使它的掠夺物「合法化」。次年英国将缅甸并入它的印度帝国。沙俄也跨越亚洲，在北境立下一条新铁路的路向，且在北满建立它的「势力范围」。在上述同样几年内，日本更一致、更迅速的应付帝国主义的压迫，它已毁弃了它的封建建筑的大部分，而且经过明治维新，它又已着手实行其采用西方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卓越政策。它刚已发展到要跨越狭小的海峡，找寻一个大陆根据地。1894年，这个新兴的海岛强国竟使它的年老的且一贯受尊敬的邻国受屈辱的战败。朝鲜之割取与日本势力之建立于南满，就是列强重新来一次夺权领土和让许权的警号。清廷既受殴辱和陷于无告，便签了一道条约又来一道。中国的瓜分以及它的几部土地之并入西方各国的殖民帝国似乎迫在眼前了。

　　但帝国主义的重新压迫却产生了新的改革和革命运动，这些运动的性质和阶级根源都与十九世纪中叶的伟大群众叛乱完全不同。这些变革的新势力发展于中国社会的上层中。外人的压迫已把中国的统治阶级打造成为适合于帝国主义需要的形态，而外国的特权又把土著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多数门户关闭了。但是，这个阶级的财富的积累，按照事物的常理，却不能不刺激他们去努力站在自己立场上和外人竞争。帝国主义已破坏了旧经济基础。它能够障碍但不能够完全阻止一个新基础的建立。李鸿章，这位头号买办亲自创办第一批独立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1863年，第一家碾米厂建立于上海。江南造船厂建立于1865年。七年之后组织招商局，和外人在沿海及内河的航运独占竞争。次年第一家近代缫丝厂成立，1876年第一条铁路（从上海到吴淞长不过十二里）出世，惊动那些吃惊农民的祖先的灵魂。1878年一个近代的煤矿开始于开平动工，1890年第一家棉织厂建立于上海而第一家铁厂也建立于武昌。火柴厂及制粉厂也跟着成立于1896年。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开始了。[20]

　　在这同一期间内，中国的贸易地位，尤其是在原棉和棉织品方面，已大见改善，原棉的入超于1888年变为出超。土制棉布之输出，自1833年之后几乎跌缩至零，但1868年之后已恢复原状，从是年之238担增至1900年之30100担，1883年之后又发生猛烈的上升。虽然在同期内，机制棉织品之输入不断增长。[21]工业初步发展，贸易相当改善，同时运输、交通和银行业也发展了，只是采取的速度较慢罢了。近代的邮传制度于1878年产生。中国商业银行组织于1896年，全部为华资。其它交通线，其它银行不久便跟着数目增加起来。

　　自始，中国资本抵抗外国竞争就陷于失败了。1895年中日签订之马关条约规定外人有权在华兴筑工厂。于是许多企业便迅速产生，享受中国的廉价和取之不尽的劳动的利益。外人有优越的技术设备和知识，他们又享有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凭这几点他们便使中国的竞争者陷于不利。中国人除了忍受技术的限制和捐税重负（外人却免掉了）之外，还要依赖国外市场，以取得信用借款、机器和许多中国尚不能生产的工业品。幼稚的中国工业家曾企图藉更紧张的劳动剥削来克服这些不利。但是不久，他们要求更有利的条件以供中国资本的活动，却迫得要走入政治决斗场中，鼓动改革旧制，因为这个政制已不复适应于新兴经济利益的需要了。

　　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的时期内，李鸿章作了几次小小的尝试，想使政府现代化。李氏一方面创立新工业，一方面又兴办近代海陆军，促进学校的改革，派遗留学生出洋去替中国控求西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秘诀。但他的努力却受中日战争打断了。战败、失地，以及列强跟着举行之新的进攻，又诞生了新的政治倾向。更快、更剧烈的变革就在眼前。

　　1895年之后，两种不同的思潮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第一种思潮希望改良皇朝，使它适应新的要求。它梦想有一个皇帝来演彼得大帝的角色，它又梦想有一个政府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思潮则鼓吹推倒满清皇朝，仿照美国或法国的方式建立一个中华民国。满清统治者进入其没落的最后时期之后，他们逐渐向维新党人让步。清廷因为屈服于完全与其自己的基本建筑不兼容的变革，它便促使自己最后让位于革命党人。

　　维新派以修正孔子开始。他们大胆的把他说成不是一个古典的保守现状者，而是一个进步的自由派。他们曾设法把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哈尔拔特·斯宾塞及汤马士·赫胥黎的思想注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旧的河床中。斯密等的著作开始有中译本出现。他们深信本国可以由皇上的敕书来改革，且于1898年当他们得到年青光绪皇的宠信，发动著名的「百日」维新时，他们以为他们的主张已胜利了。一批势不可挡的命令已发出，目的在用近代国家工具来代替陈旧的满清政府。他们要兴办学堂、选举机关、取消苛捐杂税和官场腐败。他们下令由国家帮助工农业及实行政府民主化。但维新派的热心却不幸得很，新思想的河流流出了庄严的紫禁城门，便只是卷入御沟中停滞下来了。在那些旧王公大臣看来，皇帝似乎发了疯了，因为他的敕令似乎立心来剥夺他们一切职掌的世袭利益及破坏数百年习惯所尊崇的一切文物制度。上论一道一道的下来请求服从皇命，但究竟是否尚受上天容许，这似乎已成疑问了。这种疑虑很快便在宫庭内证实了，因为在宫庭内，抗拒维新的力量已结集于慈禧太后周围。1898年9月，她把她的侄儿监禁起来，而且把他已经实行的改革一笔勾销。他的几个顾问官也给她杀掉了。其它的人（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好容易才保得生命，逃亡海外。这些知识分子在「百日」维新时已企图用从上到下的做法，使满清政府适应于西方思想。但中国资产阶级太不成熟，它的经济基础尚太狭窄，而且它的利益尚太分立，因此它不能以更带进攻的态度影响事变的进程。那么，那些追求维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好就依赖一个开明的君主。不幸，拿「皇命」当作一个社会变革的工具来看，却证明是无能的了。皇帝只是他自己的国家机关的化身罢了。当他指挥它去破坏它自己时，它冥顽地起来抵抗，这是并不足奇的。维新派碰到官僚的惰性，便束手无策。[22]

　　保守的满清官僚能够遏止维新的小小滴流（这不过由几个知识分子来支持），但它却不能抗拒那些致它于死命的强有力的各种因素。它受了帝国主义者的连续打击，已摇摇欲倒。19世纪临末的几年，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列强相继勒索土地、贸易及铁路的让与权。[23]在国内，旧式手工业经济之破坏，生活费之高涨，再加上新的水灾和旱灾又造成一个新的原始的民众叛乱，这一次发生于华北各省，在这些省份里，旧时的秘密结社又复兴和繁盛起来，且使被迫害人民的激愤向一切外夷（满人和西人一个样）发泄。满清官僚受维新运动惊退之后，竟依赖于危险的便宜方策，把这一次反对它自己的民众叛乱，转变成为鞭挞那些可恨的外人的皮鞭。他们竟公开正式支持义和团（这个造反的团体以「拳党」见知于外人）。这些乱党把他们的口号「排满兴汉」改变为「扶清灭洋」！[24]

　　这只能招惹祸患。这些猛烈的、原始的地方暴动被外国军队摧毁了，胜利者并向中国施以严酷的惩罚（包括四万万五千万两赔款），又藉1910年之拳匪条约把军事的要津一扫而空。在往后数年间，中国成了列强相互竞争和冲突的无告的旁观者和牺牲者。铁路、租界及全中国各行省的命运均在欧洲的外交官邸中决定。满洲和朝鲜的支配权取决于日俄横越中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并由一道条约来解决，这个条约竟不顾及中国政府之意旨，自由交换中国的领土。清廷不复替中国人口中任何有力部分说话，它也不能抗拒其主权之逐渐破坏。

　　中国知识分子由维新的希望一变而为革命的宣传。清朝已衰败了，这一感觉深植人心。学生和知识分子均舍弃康有为而开始更亲切的倾听另一个亡命客，孙逸仙的意见。

　　1895年向皇帝递改革条陈的人们，孙氏亦是其中之一。A]但他的政治发展却是另一种思潮的产物。这种思潮与影响当代更著名之维新派者不同。孙氏于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压服之后一年生于广州附近一小村中，他早年和秘密活动之过激分子接触，这些分子深染武装叛乱之太平军传统。他青年时远赴檀香山，成了一个基督徒，且于研读圣经之余，吸收美国之民主思想。在他的政治生涯之始，孙氏采取秘密组织推翻满清的道路。1895年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孙氏亦亡命国外，找寻和争取华侨来拥护他的革命政纲。

　　孙文和华侨的连系对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行程是有决定重要性的。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因外人竞争及城市中国资本与土地半封建剥削之有机连系，弄得无能为力。这些因素障碍独立资本主义之发展，也阻止任何强有力的、清楚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的产生。但印度、南洋、欧洲和美国的华侨（工人和商人）和近代民主政治直接发生接触。旅华外侨享受之强有力的保护，清晰地与华侨遭遇种族歧视及虐待时之毫无保障相对照。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尚未在中国发展之前，久已形成于华侨间。强有力的种族、家族和传统的纽带使这些侨民与其故土连结起来，而革命运动也从他们那里首先得到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在较为富足的华侨中，肯为一个强大和独立的中华民国奋斗者，寥寥无几，这件事颇耐寻味。孙氏筹集的大部分款项均来自那些穷苦工人和小商人捐助的小款，这些人是证明了比谁都坚决拥护孙氏的政纲的。

　　这个政纲的中心思想是藉军事阴谋来推翻君主政体，它吸引了大部分失望的维新派和新一代学生的大多数，尤其是1895年后成群结队赴日留学的学生（1900年后，他们的数目更多。）在中国，这一运动与秘密会社结合。从城乡知识阶级来的新分子给了这些组织以一种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色彩，这是它们从来没有过的。留学生满怀新思想和急进的热诚回国。到处奔走召募党人。对现存事物秩序之不满增长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向前迈进。俄国1905年的革命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印象且对清廷发生特别有效的影响，推使它让步。[25]中国商人和资本家开始更勇敢的保持自己的利益。1905年之抵制美货与1908年之抵制日货，再没有这样清楚的表现这一点。

　　这两次运动采取一种广大的民众性质。它们受商会和新出版的民众报纸拥护。中国利用经济的武器来反对美国人之虐待华侨，这件事表示商人和小资本家已生长了一种自信心和团结的新精神。这次抵货运动把侨美华人与祖国同胞的运结拉紧了。它帮助打破了地方界限。这次抵货在广州最猛烈（侨美中国人大多数是广东人），但广州的抵货却与新加坡、上海和天津的示威和抵货活动相呼应。恐怕最有意义的就是这次抵货的举行公然蔑视皇帝的权威，因为清廷受了美国的外交压迫已下令禁止抵货了。1908年抵制日货更特别带有反政府的性质。这次抵货之发生是因为在某轮船事件上，中国当局向日本卑躬屈膝。商人焚毁日本货，码头工人拒绝替日本轮船卸货，恐怕这一次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参加本世纪的反帝斗争。[26]

　　抵制美货连带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取消让与美国某公司之粤汉路建筑权。现在正是围绕这个铁路让与权的争执，反对清廷的空气在各省富有绅商之间发展起来。建筑铁路连结广州、汉口、长沙和成都的计划已拟妥，实现这种计划的、纯用中国资本的公司也已成立。北京政府现在已是一个买办工具，它发觉批准让与权于外人获利最多，于是用外人金钱收买中国人已投放于各种铁路计划中之股份，为的是把这些计划转让于外人。这些雏形的铁路大王们，尤其是湖南、湖北和四川的，便群起反对这件事。秘密的革命会社[27]利用这次争执作广大的鼓动，因为它大有助于把满清政府和可恨的外国剥削者和竞争者视为一丘之貉。这件事把上层阶级的新层份牵入反君主政体的斗争中。正因为四川在这一问题上爆发了骚动，才终于引起公开的叛乱。

　　清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十年间，完全崩溃的危险已显现了。只因为屈服于改革的迫切要求才把它延缓下来罢了。慈禧太后及其心腹迫得要认识：拳乱之后继长增高的严重不安，必须藉让步来对付。现在彷佛只是一个让步或下台的问题似的。1906年，清廷，这个差不多三百年的天朝上国的专制统治者，竟不得已承认立宪政府的「原则」了。经过这一次初步示让之后，皇帝们的天生特权便逐渐失堕了。当这个皇朝最后一个有力的代表从舞台上消失时，它已判定了死刑了。慈禧太后于1908年末逝世。与她一道进坟墓的还有受监禁的光绪皇。她的最老的心腹宠臣也不久追随于地下。一个三岁的宣统皇高坐于龙座上。B]一个愚蠢和不够格的人充作摄政，治理国事。朝廷堕入于琐屑的袒护亲私和党同伐异的泥沼中。纸上改革（数目愈多则愈见鄙啬和不实际）是赐准了。1910年各省咨议局（与俄国沙皇治下之Zems tvos非常相似）成立了，这是经过严格限制的「人民」选举出来的。[28]这些咨议局只有权讨论，而且也只是讨论皇上指定的某些问题。但是甚至这些小心捡选出来的「长衫」咨议局也和清廷冲突起来。他们力陈只有一个更宽大、更负责的政府才会保持君主政体。各省咨议局代表参加北京的全国机关（即指资政院——译者）而且绝望地设法克服宫廷的抗拒，促进议会改革。形式的变动已着手，但旧制度的手尚压紧这些机关，把它们削减成为无望的虚构。资政院由钦选议员与异常安全的咨议局议员组织而成，它设法把君主政体拉在后面，幻想拯救它，这种幻想包含在「议会」这个魔术的名词中。但当它们争吵的时候，革命突然袭击它们及它们希望拯救的宫廷。

　　1911年9月，在四川发生了反对满清官吏的地方骚动，十月武昌卫戌军的叛乱也随之而来。当驻扎于滦州的清军拒绝开往征讨乱党时，满清统治的命数将要完结了。叛乱扩大，清廷卑贱地甘愿牺牲一切权威的计较，以保全统治的外貌。但事情来得太晚了。这个帝国崩溃和塌台了。这个帝国曾微弱地设法挥动「资政院」的旗帜来抵抗一个无法更变的命运，现在这个「资政院」也跟着它塌台了。

　　内部的腐蚀已把这个皇朝削减为一个零。只须轻轻一推便可除掉他。1911年的革命只是产生足以造成这轻轻一推的力量。从这次革命中，没有浮现一个阶级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的转变。能够解决土地恐慌及恢复国家独立的，而只有国家独立才能保障中国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的侵入和压迫。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半封建利益之一致性预先决定了它无能引导农民走出困境。1911年的革命党人甚至连被逼向略作尝试也没有过。农民群众在推翻满清皇朝中没有尽一点作用。他们的消极态度使各省的旧军政机关能够保持原状，只不过废除了朝代称号和长辫子罢了。这条辫子是满洲征服者当作奴属的标记而强迫人民留蓄的。

　　名义上的中央权力一失，政权便转入各省或各地方小暴君的手中，这些小暴君极力保持整个现存的剥削制度。经过他们，外人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堡垒弄得更严整了。各地方政权之成立主要是配合列强各自的「势力范围」。云南和广西南部的军阀受法国的扶植和支持。珠江流域在经济上受香港支配，而上海则更确定的处在英国势力之下。华北大部分成了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不久这些互相敌对的政府爆发内战，这些内战主要是反映那些骗取重要经济地位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正因为有了这一事实，辛亥革命后的时期与往日朝代倾覆之后的分立、内战及混乱的类似时期，完全不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参加这次革命，但等到这种新的割据局面展开和形成，他们便束手无策了。他们反对皇朝的战略从来就无法取得一种真确民众运动的形式，原因就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经济上不成熟，政治上又无能。保持这个阶级的土地利益也就等于保持中国农村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封建的宗法制度、文盲、迷信等）及旧制度所凭籍的每一事物。它的城市利益却隶属于、又因而屈服于外国资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因此便采取军事阴谋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往往失败。君主政体的倾覆几乎与他们的努力无关。往后他们只成了那些篡夺政权底军阀的附属物。他们精心制作的国会和宪法并不是有真实政治支配权的机关，而是他们赖以保护的军阀们随意宽容和利用的帘幕。因此，孙文本已胜利回国且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但很快便迫得让位于袁世凯，袁氏是旧政府一位将军，供职于北京。

　　知识分子如不成为目不识丁的将军底下一名秘书或属吏，便只好离开这个运动，陷于消极和灰心。孙文及其政党——国民党的其余党人染了议会白痴的毛病，在党的旗帜上标写「护宪」的口号。但他们只是寄托于两派敌对军阀之一方来护宪。在这种把戏中，他们丧失了首尾一贯的原则性。只有军阀们胜利了。

　　推翻君主政体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历史重要性的进步行动，但它似乎已把这个国家愈弄愈糟。内战与军阀的统治加深了农村的贫困。苛捐杂税增加了。土地荒芜了。农业生产也衰落了。中国迫得开始输入米麦。饥荒与无法遏止的天灾使人类生命丧亡甚巨。几千百万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或加入军阀军队，扩大它们的队伍，或流为匪寇。苛刻的赋税与军阀的诛求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且使人口的绝对大多数陷于慢性的饥饿。国内工业不能够，而且似乎永远不会吸收大量的过剩劳力。但第一次大战的直接结果，恰好就在这一方面开始发生迅速和突然的变化。

　　这次大战要人全力注意而所有国家的全部工业生产也卷入其中。中国土著的生产者突然发现他们本国内有一个伟大的市场摆在他们面前，而且这个市场还暂时免除了外国资本的不断压迫。亏得这次战争的需要，中国的入超急促低降至最低点（1919年总计不过16000000两），而输出则激增。以1913年为100，则1914年之输入为91.6，1919年为105.9。输出由1914之83.8增至1919年之140.1。其实在战争的几年中输入差不多停滞不前，这给了出口贸易以一个飞跃的机会。[29]

　　中国工业生长的突发更足惊人，这是大战的喘息时间之赐。工业机器之输入由1915年之4380749两增至1921年之56578535两。棉织厂由1916年之42家增至1923年之120家，纺锤由1145000增至3550000锤，丝厂由1915年之56，增至1927年之93。1915年之四家烟厂增至1927年之182家。[30]假如我们以1913为100，则1923年我们便得得到如下的指数：煤产量，183.5；生铁产量，180.6；丝品出口额，152.3；豆油出口额，432.5；棉纺铁403.9，同时，在运输和船运方面也有较小的、但值得重视的增长。[31]

　　工业生长，中国商业机构也跟着发生广泛的改变。合股方式采用了。银行业也扩张了。既然机器已采取迅速增长的手段，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师傅、工匠、徒弟关系也放弃决定的经济地位，让之于股东——经理——工人关系。

　　生产力的增长促使野心勃勃的中国资本不由自主地与基础巩固的外人利益冲突，并与外人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现存机构冲突。它同时也促使工人这个新兴阶级和他们的中外雇主冲突。从这些泉源中流出了新鲜的民族主义潮流，而这些潮流则把中国卷入下一年代的蜂起中。

[1] Karl Wittfogel著的《中国之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一书（1931年莱比锡出版）尚通称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最渊博的论究。虽有若干俄国的研究作品，但大多数需要彻底解剖的事实尚要从中国的文献中发掘。冀朝鼎（Chao Ting Chi）着之《中国历史中之重要经济区域》（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1936年出版于纽约）是最近讨论这个问题地一方面的著作。
[2] 参阅C. F. Remer着之《中国对外贸易》（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第26页，1926年，上海出版。关于鸦片贸易的统计表请参阅Ioshua Rowentree着的《帝国药物贸易》（The Imperial Drug Trade），1908年，伦敦出版，第344页；又参阅H. B. Morse着之《中华帝国之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8年，伦敦出版，第一卷第209—210页。
[3] 参阅吴文藻（Wen tsao wu）之《英国言论与行动中之中国鸦片问题》(The Chinese Opium Question in British Opinion and Action)，1928年，纽约出版，第59-60页。
[4] 它们（鸦片和基督教）一齐光顾中国人，曾一齐奋斗，并终于一齐取得合法地位」——Rowntree《帝国药物贸易》第242页。
[5] 据某一估计，在1712年和1822年期间，人口增加了23700万，或190%左右——S. Wells Williams 着《中国》（Middle Kingdam），1882年，纽约出版，第一卷第283页。又一个估计，指出1741—1851年，从14300万增至43200万，或200%左右——E. H. Parker着：《中国，她的历史，外交和商业》（China，Her History，Diplomacy，and Commere），1901年，伦敦版，第100页。皇室的纪载，表明1661—1833年可耕地的增加只不过35%左右，即从549357000亩增至742000000亩——陈绍光（Chen Shao-Kwan）着：《清朝之税制》（System of Tax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1914年，纽约出版，第51页。
[6] 林则徐奏稿》（1834年），P. C. Huo译，见《第一次中英战争之批判的研究》（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1935年，上海出版，第82—4页。
[7] 据某一俄国的研究资料，从1830年至1848年物价增加200%，在1849和1851年间增加470%——1929年，莫斯科出版之《中国问题》第一期。
[8] 参阅《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1932年10月北京出版）H. D. Fong着〈中国之纱业和贸易〉一文。第33表。
[9] H. B. Morse认为1830年前输入中国之白银为五万万元——〈中国对外贸易〉见G. H. Blakeslee编之《中国与远东》杂志（1910年，纽约出版）第97页。
[10] G. E Taylor着〈太平天国运动〉（The Taiping Rebellion）见1933年1月北平出版之《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第558页。
[11] W. C. Hunter着《订约时代以前（1825—44年）广州之番鬼》（The Fan Kwao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 —44）1882年伦敦出版，第48页。
[12] Taylor〈太平天国运动〉第555—6页。
[13] T. T. Meadows着《中国人及其叛乱》（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1856年伦敦出版，第33页。
[14] J. S. Hill着《印度支那之鸦片贸易》（The Indo Chinese Opium Trade），1884年伦敦版，第51页。
[15] Taylor〈太平天国运动〉第597—9页。
[16] K. Latourette着《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1934年纽约出版，卷一第379页。
[17] 有一件事是颇为值得注意的，外人公司从事于买卖鸦片以外之商业者，均继续赞助太平军反满。但他们尚没有充分的支配权来决定列强的最后政策，参阅A. Lindley（Lin-Li）着《太平天国》，1866年伦敦出版。
[18] J. K. Fairbank着〈1853—4年上海之临时制度〉， (“The Provisional System at Shanghai in 1853—4” 见1934年10月及1935年4月北平出版之《中国社会政治学报》)，该文以英国官方自行辩解的文献为根据，叙述该项统治权获得之经过。
[19] Taylor“太平天国运动”第612页。
[20] H. D. Fong着《中国之工业化》，(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1933年上海出版，第2页。
[21] Fong着〈纱业〉第26、33、34表。
[22] 关于这个时期的有用的文件，请阅M. E. Cameron着之《中国之改革运动（1898—1912）》(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1912)193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
[23] 扼要的概括请阅Latourette着之《中国人》第一卷第404页以下。
[24] 参阅R. Wilhelm着《中国的灵魂》(The Soul of China)1928年，纽约版，第26页。
[A] 按此处与史实略有出入，孙文并未参与公车上书，他只于戊戌政变之前一年（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但他条陈的内容及其精神与康梁一致，故著者在些只犯年代上的错误，他指出这件事的意义却是对的——译者。
[25] 例如1906年11月10日伦敦泰唔士报刊登的北京来电便提及「俄国事变与圣彼得堡中国公使的惊慌电报」。
[26] 关于这些抵货的纪载请阅C. F. Remer着《中国抵货之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1933年，Baltimore版，第4第5两章。
[27] 关于这些会社的活动情形请阅S. Tretiakov着《一个中国人的遗嘱》(A Chinese Testament)的头几章，1934年，纽约出版。
[B] 别名亨利溥仪，他成为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康德皇，事非偶然。
[28] 在山东，财产和学问及格，准获投票者在3800万左右人口中仅占119549人。在湖北则3400万人口中仅有113233人投票——见1910年2月18日North China Herald。
[29] Fong着《中国之工业化》表la和lb。
[30] C. H. Lowe着《中国目前的劳工问题》(Facing Labour Issues in China)1933年上海出版，第6、7、8、10等表。
[31] Fong着《中国之工业化》表la和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