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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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1853—1854年关于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供词摘录[196]



  今天[1],20号罪犯回答问题如下:
  1848年革命后不久,我成为在科隆成立的工人业主联合会以及民主协会的会员。在工人业主联合会里,我当选为理事会成员。1848年6月以前我一直是这些联合会和协会的会员。1848年6月,我退出了业主联合会,因为工人在那里享有的权利大大少于业主享有的权利。稍后我退出了民主协会,因为我提出的关于救济第一次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即当时在贝桑松流亡的维利希、扬森以及其他科隆人的建议遭到拒绝。这时和稍后,我还不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因为我不喜欢它的组织。已故的哥特沙克医生被捕后,约瑟夫·莫尔代替他履行联合会主席的职责。在莫尔的领导下,工人联合会采取了一种比较坚定的立场,所以我这时加入了联合会,并立即参加了联合会的讨论。9月,由于众所周知的街垒事件,沙佩尔和贝克尔被捕,此后不久莫尔流亡伦敦。这时我当选为工人联合会的主席。[2]
  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当中,我认为最有教养和最能干的工人是理发师老伯多夫(住在奶油市场);我同他结识,在他的帮助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同他结交并成了朋友之后,我终于从他那里知道,还在1848年革命以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哥特沙克医生、土地测量员扬森和他在科隆建立了支部,哥特沙克医生在革命前平均每周同工人会见两次,但工人人数不超过15人,在这些集会上哥特沙克作有关共产主义的报告和有关历史题材的报告。伯多夫还告诉我,同盟的主要驻地是伦敦,那里有4个支部,共60人,同盟中央委员会设在那里。在布鲁塞尔有两个支部,在巴黎有两个,在瑞士有几个。1847年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章程,后来还给哥特沙克医生寄来了几份石印的。但伯多夫不知道哥特沙克把它们存放在什么地方。伯多夫读过这个章程,但他手头没有。我本人从未见过章程,但这无疑是在科隆审判时提到的1847年12月8日的章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受委托起草后来发表的《党的宣言》,这一宣言据说是用同盟的资金印刷散发的。正像伯多夫告诉我的那样,革命之后不久,伦敦各支部就通过决定,让尽可能多的盟员回德国宣传同盟的原则。还决定临时把中央委员会迁往布鲁塞尔,并从同盟的储金中拿出些钱给没有钱的盟员,供他们回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一些伯多夫不知道姓名的人暂时留在布鲁塞尔,同布鲁塞尔支部共同领导同盟。这些到达布鲁塞尔的盟员和布鲁塞尔支部成员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委托马克思全权实施对同盟事务的领导。他记得·马克思当时还去了巴黎,尔后同其他一些著名的革命者到了科隆,旨在接受将要在科隆出版的《新莱茵报》主编职务。在这之后不久,在著名的罗马旅馆专门为此租赁的房间里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是:
  1.卡尔·马克思。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哥特沙克医生。
  4.土地测量员扬森。
  5.理发师伯多夫
  6.卡尔·沙佩尔。
  7.约瑟夫·莫尔。
  8.鞋匠弥勒(他在科隆期间在格拉斯街蒂尔鞋店里工作。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萨克森人,1849年参加了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巴登进军,如果他这时没有回到德国,那就可能在瑞士)。
  9.裁缝帮工豪德(眼下在伦敦)。
  会上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因为科隆工人联合会组织方面的问题,哥特沙克遭到严厉的指责,此外·马克思建议解散同盟。在第一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沙佩尔意见一致;在第二个问题上,哥特沙克和马克思意见一致,都赞成解散同盟。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沙佩尔和莫尔要求,无论如何要保留同盟,——马克思就运用交给他的自行酌定行动的权力,解散了同盟。[3]马克思认为同盟继续存在是不必要的,因为同盟不是密谋组织,而是宣传组织,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公开的宣传,不需要有秘密组织,因为已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1849年春,沙佩尔——我在工人联合会里结识了他——约我第二天晚上同他和其他几个人会面,如果我没有记错,地点是在赫伯茨的小饭馆里,因为他想秘密告诉我们一些事情。[4]我到赫伯茨饭馆时,下面一些人已经在那里,或者稍后来到那里。
  1.卡尔·沙佩尔。
  2.鞋匠弥勒。
  3.裁缝豪德。
  4.裁缝迈耶尔(现在伦敦,娶了英国女子为妻,他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他的其他情况我就说不清了)。
  5.商人赖夫
  6.理发师伯多夫
  7.裁缝诺特荣克
  8.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后来是《西德意志报》的出版者,现在大概流亡英国)
  沙佩尔通知我们说,以前有同盟,被马克思解散了,但他从未同意解散同盟。他又说,1848年的钦定宪法颁布后,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已大受限制,今后无疑还要受到更大的限制,是该重新建立同盟的时候了。他说,我们知道,莫尔当时流亡伦敦,同以前留在伦敦的盟员一起,建立了支部。这个支部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埃卡留斯组成。莫尔受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甚至未经马克思的同意,就在科隆建立了支部。沙佩尔给我们讲了同盟的组织和目的,然后问我们想不想加入同盟并同他一起建立支部。我们回答说同意,但要求他先把新章程给我们看看,我们,尤其是赖夫还声明,我们将不参加密谋性同盟。沙佩尔答应立即写信给伦敦,让他们把章程寄来,等章程一寄到,他就拿给我们看。这天晚上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不久,约瑟夫·莫尔以特使的身份,受重新建立的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来说服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重新建立的同盟。莫尔持有英国护照,用的是英国人姓名,但我记不得这个姓名了;他住在他的密友沙佩尔那里。我得到沙佩尔的邀请,叫我第二天晚上到《新莱茵报》编辑部去。在那里,在二楼出口右边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
  1.卡尔·沙佩尔。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5]
  3.威廉·沃尔弗(鲁普斯)。
  4.卡尔·马克思。
  5.诺特荣克
  6.弥勒(鞋匠)。
  7.赖夫。
  8.伯多夫。
  9.豪德
  10.埃塞尔。
  11.莫尔。
  12.我。
  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应建立同盟。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为一方,沙佩尔和莫尔为另一方进行辩论。马克思重新声明说,既然还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盟是不必要的。沙佩尔和莫尔则声明,同盟的存在是极其必要的。马克思及其支持者还反对伦敦支部制定和通过的章程,章程是莫尔拿出来的。这个章程也就是在柏林的鞋匠黑策尔那里没收的那份章程,名称叫做《革命党章程》。[6]马克思反对这个章程,原因是它宣布斗争的目的是“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所以章程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倾向于密谋活动。在表决时,赞成新的同盟组织的,只有沙佩尔、莫尔、弥勒、豪德、迈耶尔,如果我没有记错,还有埃塞尔。莫尔不久即离开科隆到全德旅行。他在此行期间,正如马克思后来从伦敦来信告诉我的,接纳了下面的人加入同盟:
  1.比勒费尔德的商人雷姆佩尔。
  2.汉堡的木材商马尔滕斯。
  3.什未林的水疗医师迈尔。
  4.柏林的鞋匠黑策尔。
  5.莱比锡的裁缝马尔齐乌斯(马尔齐乌斯兄弟中的小马尔齐乌斯)
  莫尔写信给伦敦说,人们对他很冷淡,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巴登运动。
  在莫尔旅行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警察当局驱逐出科隆。沙佩尔去了威斯巴登,打算在那里进行鼓动活动。豪德和弥勒普法尔茨,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巴登进军,后来流亡瑞士,豪德后来从那里去了伦敦。这样,计划中的组织也就完了,因为领导人都已离开,或者已被驱逐出科隆。〔……〕[7]


波茨坦国家档案馆,Rep.30 C, Tot. 94,Lit. R.,Nr.20815




[1] 1853年12月30日审讯。

[2] 九月事件之后,卡尔·马克思当选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参看文件303,勒泽尔当选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3]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交给马克思的自行酌定行动的权力只能使用到1848年3月初中央委员会从布鲁塞尔迁至巴黎为止,参看文件206。有关细节,参看康捷尔《一个拙劣案件的拙劣辩护》,载于1962年《苏共历史问题》第3期,德译文载于1963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2期。

[4] 勒泽尔所说的莫尔已在1848年11月到德国作特使旅行,所以,这里提到的会面大约是在1848年底,至少是11月中以后,而那时沙佩尔还在监狱里。

[5] 如果恩格斯参加讨论的话,那么,最早是在1849年1月下旬才有可能,因为他这时才从瑞士回到科隆。

[6] 文件321。

[7] 勒泽尔关于革命以后历次事件的供词,见本书第3卷。


注释

[196]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在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法庭调查和审讯中表现得很坚定。当一名刑事在押犯以间谍身份同他取得联系后,他在1853年底即要塞监禁期间表示愿意详细招供。他希望获得释放,并趁此机会移居美国,但政府当局没有同意,相反,勒泽尔夫人却每月得到15塔勒的救济。他后来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当局进行审讯时采取了极其严密的安全措施。勒泽尔原先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起被关押在格劳登茨要塞,后来被极端秘密地押送到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在那里接受了第一次详细审讯;最后他被押解到什切青要塞。同时,共产党人案件的其他在押犯也被转移到了别的要塞。勒泽尔到了什切青之后又继续接受审讯。
  从他的大量供词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还竭力掩护自己的同伴以及其他盟员,因此,他在许多方面干脆作了伪供。这样一来,警察当局未能从他的供词中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勒泽尔也供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情况。由于勒泽尔的供述是值得怀疑的、模棱两可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伪造的、骗人的。然而,这些供词也提供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情况的有意义的证明,而有关这些情况,以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文字记载。勒泽尔的供词只有较小一部分涉及1848—1849年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本卷刊印的就是这一部分,刊印时未作详细分析,但凡是明显不一致的地方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他的大部分供词所涉及的都是革命之后的事件。——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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