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3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⑶

第五章 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总结革命经验

(1849年8月至1850年9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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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谈1848—1849年革命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摘自:1853年《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1860年《福格特先生》)



  〔……〕从1849—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即政党组织的合法手段。尽管反动派猖獗,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还是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了通过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诅咒它们,监狱冲散它们;而形势又总是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这些秘密团体中有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它们的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要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而是首先要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容置疑,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会重新参加反对现状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总的生存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么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现状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停留点,而跟它斗得筋疲力尽,那只应当是目光短浅和心胸狭窄的民主派干的事情。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密谋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等基本生存条件。如果说这样的团体在进行密谋活动,那就等于说蒸汽和电也在进行反对现状的密谋活动。
  不言而喻,这种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对于某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用密谋活动的那种戏剧外衣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而首先是打算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上捞到一份战利品,博得民主主义叫卖者的拥戴。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说,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即使不是要求真正的密谋,至少要求密谋的外表,因而要求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公债[1]的活动中是以承揽人的身份出现的。
  关于这一派对科隆人所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态度,刚才已经说过了。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在科隆陪审法庭审讯时已对这个问题作了明内而详尽的阐述。〔……〕


卡尔·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第77—79页,波士顿版第62—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8卷第458—46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32—536 页)
摘要


  〔……〕1849年夏末,当我再次被赶出法国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重整旗鼓,并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了几个月,维利希来到了伦敦,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他是由恩格斯介绍给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介绍,我还要指出: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恩格斯和我领导下,把中央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科隆,该地早就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总区部”所在地;除了伦敦以外,科隆也是同盟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们同时退出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在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2],它不仅同工人教育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瑞士和法国恢复了从1848年起就已中断的关系。1852年11月12日,科隆案件的被告们被判罪。过了几天,根据我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一份关于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852年11月),我已经附在我对《国民报》的诉讼案的文件里。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为从德国展开逮捕以来,即从1851年春天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实际上都已经中断,加之这类宣传协会已不再合时宜。过了几个月,即1853年初,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也寿终正寝。引起上述分裂的根本原因,我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该书转载了 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则是维利希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截然相反使分歧更加尖锐。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维利希妄想,普鲁士和奥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德意志联邦[3]问题上的争执[4]会引起严重冲突,从而给革命派提供实际干预的机会。

  1850年11月10日,即“同盟”分裂以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用这种精神拟就的宣言:《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由宗得崩德中央委员会以及法国、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签署。相反,恩格斯和我则主张——这一点可以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 5—10月合刊,汉堡版第174、175页)上看到——,“所有这一切喧嚷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斗争的双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5]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忌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不和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6]〔……〕

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4卷第439—44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137—139页)
摘要





[1] 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旅美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为了再次在德国唤起革命。这个活动的领导人是哥·金克尔、爱·梅因、奥·赖辛巴赫、卡·叔尔茨和奥·维利希。1851年9月—1852年3月,金克尔一直在美国动员那里的德国流亡者认购。这个活动遭到各方的非议,金克尔等人受到亨·伯恩施太因、威·魏特林、约·菲克勒尔和阿·戈克的攻击。金克尔回国后,1852年4月16曰在伦敦召开了德美革命公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命令。1852年9月,赖辛巴赫提出了第一个财务报告,它宣告了德美革命公债运动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原卷末注

[2] 宗德崩德(特别联盟)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其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的上层贵族。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于是宗得崩德在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1848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这个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曰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原卷末注

[3]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18曰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有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丹麦国王以荷尔斯泰因公爵的身份,尼德兰国王以卢森堡大公的身份参加了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这就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 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一原巻末注

[4]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解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1850年秋,奥普两国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在它们之间引起的冲突而尖锐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事件使奥普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为了回敬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政府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未经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一原巻末注

[5] 德意志联邦议会即以前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惟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全权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 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联邦议会从1850年9月2日开始仍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 从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原卷末注

[6]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1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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