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报纸提出的“问题”。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公众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1] 《平等报》同《进步报》（这家报纸并不寄给总委员会）一起动员《劳动报》（一家巴黎报纸，它还没有宣称自己是国际的机关报，并且同样也不寄给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2]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414
2．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3．关于通报的问题。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As often as its means permit，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a reportetc.”）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条件有连带关系的，那些条件从未实现。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从未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作出了决议，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但总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文献资料。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3]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决议。(见在代表大会监督下于巴塞尔刊印的德文报告。415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通报的原定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4．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几乎总是受到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应。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单单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而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地区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
如果地区委员会处于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国际的总委员会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作前台的闲扯，而不愿进行幕后的严肃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即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
5．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问题。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4]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极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而，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伤。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通过对爱尔兰贫民采取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standard of life（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或它们所代表的那些阶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隐蔽的斗争永远继续下去。它们以此来阻挠大西洋两岸的工人之间的严肃而真诚的联合，从而阻挠他们的共同解放。
还有，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事锻炼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
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5]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另一些决议的引言，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6]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极端无知的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未被任何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承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
“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 therefore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7]
在1864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as a means”（“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被删掉了。416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任意的删改。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一段宣称：“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a struggle……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8]
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etc.”[9]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the means of labour，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10]—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资本”。
不过，登载在《左岸》报社186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小册子上的法译文[11]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6．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
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地阐明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能加入国际。417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是同工人阶级的历史的、自然形成的组织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等报》编辑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曾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裁人418，而施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419]
为了结束这场不光彩的吵闹，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通信持续了两年之久，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要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横霸道同宗派组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预这场争吵将利多弊少。
7．既然《平等报》编辑部公开提出它的谴责，而这又可能被认为是来自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的谴责，因此总委员会将自己的答复通知所有与之有通信关系的各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