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
波立陶：20世纪以战争的形式结束了，正像这个短暂的世纪是以世界大战的灾难开始一样。时间好像没有流逝，民族问题再次爆发，并且以此对超级大国进行考验。那么，历史本身会重演吗？我们是如何在冷战结束后转回到热战的呢？现在难民的数量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可能性有多大？
霍布斯鲍姆：在某些方面，巴尔干爆发的战争具有以往战争的所有特点，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历次巴尔干战争[1]的延续，而且更普遍地来看，这是20世纪以及在此之前的19世纪中，由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所引发的战争的延续。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这样来认为，即巴尔干战争是这种国际体系所导致的最终后果，是世界大战的最终副产品。这种冲突体现了帝国的瓦解，这些帝国是由中世纪以前以自由民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哈布斯堡王朝[2]与奥斯曼帝国[3]的终结，绘制了东南欧民族主义者的地图，而十月革命则保留了沙皇帝国的统一。现在那个政体已经瓦解了，我们正在目睹着那个地区出现类似的结果。
在20世纪末，战争与和平的普遍特性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分析一下发生变化的方式很重要。战争的普遍特性是一个比引发战争的特定理由更有意义的问题。例如，它比我们质问科索沃战争是否是一场正义战争更为重要，而1999年春天这场疯狂爆发的战争看起来显然是一个严重而紧迫的问题。但是，对于未来那些打算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来说，其他问题似乎更为有趣，因为它们可以确定这个世纪末的特征，并且能够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说点什么。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来看，战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我有三个问题，并且努力回答它们。第一个问题，大国之间是否仍然有可能爆发战争？只要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答案就是否定的。中国迟早都有可能具备与美国进行有力竞争的军事实力。我不想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这种情况不出现，那么新的世界大战就不大可能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否有可能爆发核战争？一方面，如果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那么就不可能爆发核战争。然而，依我之见，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是可能的，而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进步不断地增加了核武器的实用性，使它们可以更加广泛地生产，并且可以更加迅速地运输。因此，即使排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也不能排除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第三个问题，国家之间是否仍然有可能爆发更多的、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常规战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类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非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直接对峙的那些地区，双方都非常小心地避免出现核灾难的风险。我们知道，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南亚发生了冲突，伊朗与伊拉克在中东爆发了战争。可见，即使在核梦魇期间，战争也在持续不断地爆发。因此，爆发更多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这种情况是极不可能出现的。例如，我们往往忘记诸如拉丁美洲这些地区，在整个20世纪，这些地区未发生过军队越过敌国边界的事件，仅有的一个例外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查科战争[4]。这些地区发生了大量的屠杀和内战，但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欧洲在多大程度上也会是这样。无论如何，虽然这类战争或许不像它们在20世纪那样重要，但它们不会在未来的世界里消失。
波立陶：那么，巴尔干战争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巴尔干出现的新情况，就是区别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图的界限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这就意味着，战争与和平之间、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南斯拉夫的局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它起因于对抗，但塞尔维亚认为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同时也受到了外部干涉。从19世纪一直到冷战结束，完全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越过边界的外国军队可以解决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冲突。既然这样，冲突双方的一方甚至会否认发生了战争。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轰炸，本来就是一种侵略行为，这一点看起来是不可否认的。然而，由于没有正式宣战，因此有些人认为战争状态并不存在，这就是局势令人惊愕的新奇之处。
显然，我们正在处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结果。在冷战期间，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在本质上是基于国际体系的金科玉律，即没有一个国家会越过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因为这样会打破现有的平衡。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自我约束也结束了。在中非、南斯拉夫、科索沃和伊拉克所发生的冲突到底是不是战争，并不清楚。这些冲突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存在着大量的争论，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的困惑，使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现象。博比奥[5]说他甚至不想提起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根据过去的原则，科索沃战争是否合法，其答案是否定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老规则（它们是用来区别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受到了侵蚀，而且这些规则在不久的将来似乎不可能得到恢复。
波立陶：作战的方式是否也有一些差异呢？
霍布斯鲍姆：是的，而且差异极大。有些差异是可以预测的，而有些则很少能够预测。第一个差异是高技术使作战方式发生了转变。我们起初担心高技术会导致更多的流血和破坏。但是，自从海湾战争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利用高技术制造了更加精确、更具识别力的摧毁性武器。智能炸弹能够选择特定的目标，并且避免误击其他目标。如果把操作性失误与发生“善意打击”的风险撇在一边的话，那么这一新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又可以把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区别开来了，而在20世纪越来越对平民进行直接攻击的战争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就使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又可以这样说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平民，而是他们的军队及其设施，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导致愈加频繁、愈加放肆地进行毁灭性打击。如果你认为自己强大到能够准确选择你想毁灭的目标，那么你就更容易受到通过轰炸来解决自身问题的诱惑，对伊拉克的打击就属于这种情况[6]。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技术增加了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至少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是如此。此外，高技术也低估了发生所谓“间接损害”的风险。我并不是指平民被误杀，而是指对平民居住并从事生产活动的社区基础设施造成巨大损害。假定不存在杀死太多人的风险，那么你可能认为这种发动战争的方式是非常文明的。然而，据估计，在几周之内，塞尔维亚经济所遭受的巨大毁坏，超过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毁坏[7]。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涉及到塞尔维亚的经济，例如，多瑙河上的桥梁遭到了毁坏，这就严重地损害了从德国南部到黑海的整个地区的经济，并且这种损害甚至超出了该地区。
最后，对于那些不拥有高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的人民来说，下述两种战争造成了巨大的差异：一种是空中打击，在海拔1.5万英尺高度的飞机投下技术水平非常尖端的炸弹；另一种是地面战，双方或许使用刀剑来杀死对方。中非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差异在科索沃表现得非常明显，两种不同方式的战争同时进行，而彼此之间却不发生接触。在过去，“游击队”装备着步枪与机关枪，如今他们拥有火箭筒与便携式防空武器。这是冷战的另外一个产物，使制造武器的能力满世界泛滥。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军事工业满负荷地运行，好像是在进行全面动员一般。显然，冷战的结束立即使这个庞大的军火库变得可以利用了。我想举一个例子：萨尔瓦多内战结束以后，数额巨大的自动步枪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军火商以每只100美元的价格买进，然后在哥伦比亚转手以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笔好买卖。现在世界上充斥着各种武器，这就形成一种新的局势，即出现了“自由骑士[8]”式的武装团伙，他们不需要与政府联结起来，但却在为战争做准备。
波立陶：但是，您在这里谈论的是私人战争，而不再是战争。
霍布斯鲍姆：不是这样，因为我将它看作是另外一种变化的迹象，正在形成一种关联，即国家或者有组织的运动之间的战争与个体或者组织之间的私人战争联结起来了。这是一种潜在的本质变化。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中，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们可以认为武装冲突都是在国家之间或者准国家的组织之间进行的（例如在意大利或者南斯拉夫、非国大的抵抗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这类运动并不是由私人企业组织的，就像意大利在具有“雇佣兵”或者雇佣军首领的年代里所发生的战争一样。在三十年战争[9]中，华伦斯坦[10]是最后一位将他的军队出租给那些发生冲突国家的中间商。
今天，私人企业在战争中又出现了轮回。这在世界上那些正在分裂的国家里，诸如在非洲，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国家有时是在派别战斗中使用雇佣兵，有时是在政府间战斗中使用。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补充有关战争与政府直接挂钩的最新趋势，例如甚至在那些直到现在才以自己的军队为基础的国家里废止普通征兵制的倾向。现在，普遍的趋势是集中使用职业化的、非常具备资格的军事人员。毫无疑问，这一发展为私人企业提供了用武之地。现在甚至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也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非常专业化的军事人员与提供安全服务的私人企业共同发挥作用。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突击队的士兵退役后又在公司里获得了相似的职位，在战争与反恐怖方面为政府提供咨询和实际服务。
对于私人军队在未来战争中的前景，伦敦战略研究所这类单位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些人认为这种前景并不怎么样，主要原因是此类服务不可靠。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发现在海湾战争中，私人企业广泛从事后勤支持工作。这多少有一点类似撒切尔夫人[11]当政期间民用领域的情形，以前有政府提供的服务改由外界提供。我认为军需品、供应品和军队的服装将会逐渐由私人企业来提供。
波立陶：在马其顿就有一个美国公司跟随着北约军队并提供后勤支持。
霍布斯鲍姆：确实如此。这是涉及20世纪的一个新现象，也是新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它起因于世界上一些地区性强国的相对瓦解。它使那些自从15和16世纪就在欧洲绝迹的“军阀”形象复活了，这类人有能力影响政治事件，因为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军队。这使我想起中国在帝国瓦解与革命爆发之间的50年内的情形，那时中国不存在有效的政府，各种权力都被军阀部队所霸占。有些人以前是强盗，就像统治着满洲并且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的张作霖[12]。我觉得目前的局势是一种私人战争与国家间战争的混合体，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正在明显分裂的那些地区，这种现象有可能再次出现。
这种现象得以增强的另一个新的因素是，私人实体现在可以利用非同寻常的财富。今天，个人或者公司有可能拥有与国家一样多的金钱，部分原因是诸如毒品交易与走私筹非法交易的增长。据我所知，并不是只有一个政府自主科索沃解放军（KLA）[1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最终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同样，我不认为阿尔巴尼亚政府会对他们给予重要援助，因为它无力对任何人给予钱财资助。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科索沃解放军是由科索沃人和阿尔巴尼亚黑手党通过非法交易而提供资金的，就像发生在车臣[14]的情形那样。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笔用于不正当目的的金钱，我想说的是，那些在政府方面不太重要的团伙，通过利用过去不可利用的资源来获得这些金钱。这种情况在哥伦比亚特别明显，哥政府实际上对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失去了控制，因为控制这些地区的各种团伙具有足够的财力与政府军进行战斗或者抵抗。目前世界上并不是真的饿缺乏资源。
我认为这些特征爱未来战争中将会越来越重要。或许这样就部分回答了你关于在今天的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难民的问题，让300余名全副武装的民兵在广阔的区域进行抢劫并且清除他们的“敌人”，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他们在理论上不受任何国家或者政治的控制。正如我们在科索沃所看到的，你不需要派太多的人去烧房子和村庄，也不需要将他们的居民投入战斗。武装冲突越是缺乏组织和国家控制，它们对和平居民所造成的危险也就越大。我认识一位女士，她与联合国一道在经受了长期内战折磨的苏丹工作了好几年。她告诉我，他们最初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得不让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控制南方的区域。但是，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所控制的领土就被分成了一个个分别由将军们所控制的诸侯国了，这些将军们将我着难民们的命运，联合国现在不得不与每一位将军进行谈判，以便能够为难民提供帮助。
波立陶：当时我们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难民们所遭受的痛苦。
霍布斯鲍姆：在战争本性的变化中，舆论的新角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所说的“CNN[15]效应”就属于这种情形。对正在发生的新闻进行选择，立即就变得可以利用了。这是冷战结束的另外一个结果，因为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与审查比过去少得多了，而且有时甚至不可能进行控制与审查。在越南战争期间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的，而且这种情形在随后的岁月里也仍然很少出现。现在由于电视具有非凡的控制力，因此使政府不可能以它们过去所习惯的方式对国际危机进行控制。但是，它也是一种迅速动员舆论的手段，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将“卢西塔尼亚[16]”号的沉没或者东京湾事件[17]作为开战的原因，需要大量时间。电视的效果是直接的，但它再也不可控制了。
这种情形从萨达姆与米洛舍维奇的身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允许与其交战国家的电视人员留下来，让其拍摄他们本来就想让西方舆论了解的东西；而在过去，自然的反应就是以传统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封锁这些镜头。在政治战中，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效果。
波立陶：您已经描述了“短暂的世纪”结束之际的战争新特征。然而，这些新特征也包括接受“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概念。依您之见，民主政体以普遍人权的名义所发动的反对独裁者的战争算不算正义战争？
霍布斯鲍姆：我对此多少有一点怀疑。我不认为一些政府发动战争是出于正义或者非正义。当然，它们设法证明发动这些战争是正当的，宣称它们是正义的，就是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取得舆论的信任，这是极端重要的。通过这种手段，使公众认识到战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要从历史上找到某些政府超越国家利益而发动战争的例子，则是非常困难的。
显然，这方面也有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是由极端政体所发动的战争，这是革命的一种表达方式；有时也出于其他理由而发动战争，诸如道义、意识形态或者民族解放。但是，即使是这类政体，它们一旦稳定下来，就会接受典型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且开始基于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美洲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国家。与苏联一样，美国是通过革命而立国的，因此它觉得需要对世界进行引导，从而符合它们的原则，这是它们对外政策的实质。
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毫不怀疑美国意欲改变世界，并且把保护人权作为其雄心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美国发动战争是专门为了行善事，而不涉及任何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连一次都不会这样做的。
毋庸置疑，今天在人权的重要性方面存在着坦率的争论，以便各国确定通过使用武力，使它们的国防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得到确保。但是，我仍然确信，北约与美国都不会认真考虑因某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而发动战争。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因此类行为准则而爆发的。当然，同盟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并且它们所取得的胜利将世界从纳粹手里拯救出来，但是欧洲的民主政体与苏联是被希特勒拖入战争的，美国是被日本拖入战争的。
波立陶：您经历了德国的反犹太主义[18]，因为您具有犹太血统。对于您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仅是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日子，而且您还记得，那是“柏林的一个冬日午后，一个15岁的少年（就是您）正在与妹妹从位于威尔默斯多夫的学校返回位于哈伦塞的家，在沿途的某个地方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即使到现在，我还可以想见这条消息，宛如一场梦。”与埃列·韦瑟尔[19]一样，您是否也觉得在种族仇恨能够击中要害之前，即使强迫自己，也要停止这种仇恨呢？您认为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了吗？它是否与纳粹大屠杀具有可比性？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没有。“种族灭绝”已经成为一个使用过度的术语了，因而失去了它的某些含义，有点类似于“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所谓种族灭绝，就是有计划地消除整个种族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种族清洗的一种合乎逻辑的与极端的扩展。例如，现在有资料认为，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快要接近种族灭绝了。不过，下述两种情形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种是将平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让他们“背井离乡”，并且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另一种是将他们全部消灭。纳粹就杀害了犹太男人、女人与儿童。种族清洗则是将女人、老人与儿童放逐，而把那些青壮年的男人关押并从肉体上予以消灭。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不能减少种族清洗的道德危险性，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能够分析它们的特性。种族清洗是一种具有各种程度危险性的现象，并目能够推进到种族灭绝的边缘。种族清洗本身是如此恶劣，以至于不需要将它同种族灭绝视为一体才能表现出它的恶劣性。事实上，虽然没有一个人喜欢与公众讨论这个问题，但将军们与政客们在私下里毫不犹豫地断言，历史上的种族清洗常常有助于问题的简单化。这是使我对科索沃战争的道德动机产生怀疑的另外一个理由。如果德国人还没有被从斯洛文尼亚赶走，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恬静与安宁的地方[20]。最后，通过把居住在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的人口隔离开来，波斯尼亚的冲突也结束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允许采取这种隔离的办法，是一个错误，甚至在原则上就不能允许这样做。这种办法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理论上的或者可能的解决办法来加以讨论。但是，由于我们居住在一个暴力盛行的世界上，所以这种事情发生了。
波立陶：如果不存在刺激北约的道德紧迫性，那么是什么利益驱动其成员国轰炸塞尔维亚的呢？
霍布斯鲍姆：对于这个联盟中的一些国家来说，它们的目的就是不想失去与美国的联系。波兰属于这种情况，该国在科索沃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因此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在刚刚加入北约之后不应该介人这场战争。其他许多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盘算，例如意大利与法国。对于英国来说，其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仍然有效，因此它认为自己有责任百分之百地与美国结盟。我不能说其余国家是伪善的，因为这些国家有一部分人民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政府所说的话，但这一点也不能理所当然地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动机。
至于美国人，科索沃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最初，美国人对巴尔干感兴趣，因为在90年代初，欧洲显然未能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进行干涉，因为他们在那时知道，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他们不能置身事外。这是因为巴尔干起码在部分程度上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而且它在地理上对于北约的结构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对其忽视。实际上，美国人第一次向马其顿派遣军队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是布什当政，美国人明确宣布南斯拉夫对他们具有战略利益，其中包括科索沃的命运。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联合国无力面对并解决波斯尼亚危机，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而是在超级大国授权的基础上行事。这样，在波斯尼亚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使自己无法得到解脱的境地，而在这种境地里，如果没有联盟的支持，美国不能单独采取行动。依我之见，美国人看到波斯尼亚危机是一个机会，在冷战后能够赋予北约新的角色、新的宗旨与新的价值。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愿望。今天，美国认为自己担负着稳定世界的职责，而且在必要时可以像国际警察那样行事。这就说明，如果需要的话，美国有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干涉，从而使北约防区之外任何潜在的敌人折服。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北约进行干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它自身的未来。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当克林顿为轰炸塞尔维亚而罗列理由时，第一条就是为了维护北约的信誉，也就是维护美国的信誉。我认为美国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不会取得重要的成效，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北约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事情。实际上，为了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可以采取许多其他行动。
波立陶：那么，为了制止一个能够对其人民为所欲为的独裁者的行为，能够做些什么呢？是否在事前就要排除军事干涉？
霍布斯鲍姆：当然会有例外。波斯尼亚就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有几项必须遵循的准则。有两个军事干涉的重要例子，成功地终止了残忍的独裁者的人道主义罪行，并且将他们予以驱逐。第一个例子是越南入侵束柬埔寨，推翻了波尔布特[21]的统治；另一个例子是当乌干达被艾迪·阿明[22]统治时，坦桑尼亚对其进行干涉。我认为，这些干涉都是正当的。但是，我对这两场战争没有任何保留意见的真正原因是，它们在达到目标方面都卓有成效，并且所经历的时间相对短暂。我对干涉科索沃持保留意见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干涉方式不对头，因为事情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北约向塞尔维亚头上倾泄的少数炸弹会使难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我想补充一点，在越南把波尔布特政权推翻的许多年之后，美国与中国继续援助这个独裁者的军队，这就进一步证明大国的政策主要不是由伦理因素所决定。同样地，我认为对波斯尼亚的人道主义干涉并不是真正地出于这种目的，因此是不会有效的。他们标榜自己将保护穆斯林飞地，但是他们却不采取确保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
我认为，由于国内与国际政治之间正好产生了新的熔合，因此必须明确规定一些干涉一个国家内政的规则与标准。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新规则是什么？需要对此进行讨论。我们需要回到这种局面中，即如果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如果没有正当理由，那么任何人都不能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有人能够说出“我强大无比，因而将为所欲为”这种话来，那么这个世界就乱套了。
波立陶：塞尔维亚为保卫单一民族国家而战。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之所以发动叛乱，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全球化被设想为结束单一民族国家的预兆，并且在这里甚至再一次披上了种族与宗教的正当外衣，其根源可以回溯到中世纪。您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单一民族国家这个术语的两层含义。在传统意义上，这个术语意味着一个民族的人民居住在其领土之上，国家拥有主权。单一民族国家的这一层含义来源于法国革命，也部分来源于美国革命。它是关于国家的一种政治定义，而非种族或者语言定义，即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并且决定在特定的宪法和特定的法律体系下生活。相比较而言，这个术语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最近才出现的，它包含这样一种思想，即国家的每一寸领土都属于一群特定的人民，他们具有确定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这些因素构成一个民族。根据这种思想，单一民族国家只能生活着一个民族，其他民族则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少数民族，而不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目前，这两种类型的单一民族国家都出现了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将它们区别开来。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情况是，在种族的意义上，多民族所共同生活的国家瓦解了，转变为好几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又从自己的居民中排除其他民族。
根据我的观察，实际上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分裂的巨大压力，最起码情况还算正常。我们最近在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情形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非常清楚，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都不是英国人，而且他们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归类。直到现在，这两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仍然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到目前为止，我想象不出一个经过民主投票而决定脱离的例子。我并不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而是说对民族自决谈论了很多，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当我们谈论人民进行民族自决时，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一场从下面发动起来的强大运动。不论以哪种历史理由，一旦真的出现了分离倾向，很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经常是绝大多数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多民族国家发生分裂，那么各地区团体不得不找到一种新的联结方式，并且选择新的效忠对象。
南斯拉夫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依我之见，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它将因各民族的政治压力而发生分裂，而仅仅是由于苏联在其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突然发生骚乱的结果。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也没有发生分裂的真正危险，起码在其内部爆发战争之前是如此。我们至多可以这样说，在王朝内部的两个民族中，一个民族内部存在着民族统一主义者的压力，要求与另外一个民族分离。例如，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一些少数民族分属于两个国家，但他们在地理上是相邻的，这就使民族统一主义者受到鼓励而要求合并。真实情况是，当帝国不管以什么理由消失时，在民族问题上不得不找到各种解决办法，宛如为既成事实进行辩护。
波立陶：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而创造的历史，是如何在一种政体中达成共识的呢？作为一位职业历史学家，您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吗？14世纪的一次军事失败[23]是否有可能转变为在其后6个世纪制造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神话的基础？驱使着欧洲公民将他们在2000年的事务与另外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的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神话是另外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必须区分哪些神话是由下而上自发出现的，哪些神话是由上而下人为制造的。民族主义神话不是从人民的实际经历中自发产生的，它们是人民从其他方面获得的，包括从书本、历史学家和电影里获得，现在则是从制作电视节目的人那里获得。它们并不是历史记忆或者生活传统中的普遍部分（一些特殊情形除外，这个领域里的某些东西最后变成了神话），而是一种宗教的产物。犹太人就是这种情形，他们从以色列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有一些人后来又返回那里，这就成为宗教习惯与文献著作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形是塞尔维亚人的真实写照，因为塞尔维亚人在中世纪失去了他们的国度，变成了为东正教服务的一部分，并且几乎所有的塞尔维亚王子都变成了信仰东正教的象征。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但是，我在这里想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人民要时常铭记这一点，而是有人时常提醒他们铭记这一点。
波立陶：那么，民族主义神话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如何诞生的？并且它是如何变为民族主义的正当理由的？
霍布斯鲍姆：我能够想出的极端例子，也是对这一过程的极好说明，这就是以色列。丝毫不用怀疑，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的历史神话和他们返回这块土地的梦想，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一直不被认为是一项政治计划。实际上，犹太人独自抓住了自己的历史性机遇。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并没有考虑将返回以色列当作一项政治目标，因为他们认为在弥赛亚[24]到来之前，他们还不能返回耶路撒冷。当然，他们相信总有这么一天，而且他们仍然认为弥赛亚还没有到来。实际上，只是在1967年，犹太教内部才第一次具有接受以色列国的倾向，因为以色列在六天战争[25]中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这使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进入了弥赛亚即将到来的时期。这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使得正统犹太教有可能接受一些直到那时起被抛弃的东西。事实上，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26]经常遭到正统犹太教的激烈反对。无论如何，以色列在今天继续存在着，并且就像犹太复国主义那样，以色列没有历史根基。恰恰相反，上自罗马帝国[27]，下至19世纪末，它多少有点违反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唯一能够用来证明自己的建立是正当的理由，就是这段至少200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所发生的其他事件被掩盖了，因为它不能证明以色列的建立是正当的，为此发生了许多战争。圣殿[28]坐落于耶路撒冷这一事实，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政治现实，以便证明耶路撒冷永远是犹太教的中心，因而也就是犹太人的首都（而在此之前的罗马帝国期间，很少有谈论首都的意识，但那是另外-个问题）。无论如何，犹太人不仅用它来证明建立他们的国家是正当的，而且把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首都也是正当的。这种论点或多或少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所持的论点相似。这样，能够证明目前的政治局势是正当的某件事情与现在无关，却与6个世纪或者2000年以前有关。过去习惯于在干涉期间将一切事情都弄个底朝天，这样就能够创造一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与战斗气息的历史。1945年的以色列与今天的塞尔维亚就是如此。以色列有一种在梅察达山[29]举行的宗教与历史仪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根据民族主义考古学家的说法，梅察达是900名犹太人直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并且最后集体自杀的地方。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仪式了，每一个以色列年轻人都要参加，而且也接收外国游客参加。通过将这个仪式中那些与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不适宜的方面进行掩盖，这一传统活动基本上得以流传下来了。虽然由于以色列在考古学方面的业绩而使这件事成为一个出色的例子，但也仅仅只有这样一个例子，而且此事从一开始就被高度政治化了，几乎忽视了当地考古学的所有其他发现，以集中证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是正当的。
同样的事情也在希腊发生了。当希腊独立时，雅典无论如何都不是首都。事实上，它从未成为希腊的首都，而是古代的一座重要城市。然而，与以色列的出现一样，有些人要求回到那种与真实的历史没有太大关系的显赫过去，于是选择该城作为首都。此外，当时雅典50%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它后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是因为新登基的巴伐利亚[30]国王按照新古典主义风格将它进行重建，因此才使它变了样，而那些选择它作为首都的人却谎称它始终就是整个希腊的首都。换句话说，过去被重新设计了，有点像“最新时装式样”，为一项特定的政治目标披上了一件时髦的外衣，从而使它以他们所希望的面目出现。
波立陶：为什么这些神秘的运动对人民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与魅力呢？
霍布斯鲍姆：这就很难说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管理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能够将他们对于历史与文献著作的看法强加到其余的人民头上。此外在独立的时候，普通希腊人根本不考虑作为古代希腊、雅典与伯里克利[31]继承者的现代希腊思想。希腊人没有为重建古典希腊而进行战斗，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觉得，他们正在为保卫东正教而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以及与那些击败拜占庭帝国[32]的国家进行战斗。拜占庭与东正教是希腊真正的生活传统。当然，如果一个新国家制定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那么其人民迟早会学习这些再现的历史事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其影响。对于希腊的情况，他们甚至企图创造一种新的正式语言，它与传统语言很接近。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对新建立的国家有效，而且无论在哪里都有效。这就是对“永久”与“基本”的需求，它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团体也表现出极大的心理价值，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这个总是变化的和不安全的时代里更是如此。甚至在那些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地区，例如像美国这种新移民一拨接着一拨前来定居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事项需要优先考虑，并且我们能够说：“我们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国度，其他人来迟了，我们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一种关于永恒的世俗说法。这使我想起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即美国印第安人的政治活动。史前史学者们普遍同意，美洲的人种是由东北亚穿过太平洋到达阿拉斯加的，然后逐渐在这块大陆上垦殖。这种情况的出现相对较晚，大约是在100万年前。对于那些从事印第安人活动的激进分子们来说，这种理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历史就显得太短暂了。这样，那些时事评论员有可能说出这种话：“我们并不关心史前史是如何说的，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们到达这里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要早。”我认为这种主张是极其荒谬的，因此必须摆脱这种强烈的和真诚的情感。当然，对于那些再也不能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以及可以永远留在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人民来说，具有这种情感也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们常常要与其他人相互混杂，而且要在全世界活动。
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能够以拥有一段悠久历史而自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尽管只是一种新的现象，却总有人宣称它已经非常古老的理由。这就如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对自己能够拥有永久优先于其他人的权力而感到满足。因此，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我们只能对其进行近似的解释，而不存在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
[1] 巴尔干地区历来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历史上共爆发过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结果土耳其战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是巴尔干各国间的战争。由于巴尔干同盟四个战胜国争夺领土的纠纷，加上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与以德、奥、土、保等组成的“同盟国”两集团的挑拨操纵，最后导致战争。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联合对保加利亚作战；土耳其也参加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争，结果保加利亚战败。——译者注
[2] 欧洲历史上的王朝。起家于瑞士阿皋州（Aargau）的哈布斯堡（意即“鹰之堡垒”）。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1273-1806，有间断）、西班牙王国（1516-1700）、奥地利帝国（1804-1867）、奥匈帝国（1867-1918）和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
[3] 也叫奥托曼帝国、鄂斯曼帝国，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军事封建帝国（1290-1922）。因创始人奥斯曼一世（Osman Ι，1259-1326）而得名。信奉伊斯兰教。原属鲁姆苏丹部落。13世纪末，鲁姆苏丹王国瓦解后，宣布独立。统治者自称苏丹，不断扩张。16世纪苏丹苏里曼一世在位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为其全盛时期。19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发展，帝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纷纷争取独立。加之地处交通要冲，遂成为英、俄、法、奥列强争夺的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同盟国方作战失败，又遭列强宰割，国内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帝国趋于崩溃。1920年，在安卡拉成为以基马尔（一译凯末尔）为首的政府。1922年奥斯曼帝国被推翻。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译者注
[4] 查科又名格兰查科（Crane Chaco），也译作“大厦谷”。南美洲中部的一个平原地区，地跨巴拉圭、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三国。查科战争也译为“大厦谷战争”，是1928年-1935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争夺格兰查科北部地区的战争。该地区的归属问题争执已久，自偏西一带发现丰富石油矿藏后，纠纷更趋剧烈。1928年12月巴拉圭军队袭击玻利维亚炮台，冲突开始，1930年4月休战，至1932年演变为全面战争。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与阿根廷支持巴拉圭，玻利维亚则有美孚石油公司与智利为后裔。在战争中，双方损失惨重。巴拉圭在军事上占得上风，1935年迫使玻利维亚接受停战协定。经美国与南美一些国家联合仲裁，1938年签订和约：争执地区约有7万平方英里土地划归巴拉圭；玻利维亚则保留约3万平方英里领土，包括石油矿区，并可以使用巴拉圭河上的卡萨多港（Puerto Casado），以通向太平洋。此次战争造成约十余多万人死亡，军人执政，影响甚大。——译者注
[5] 诺尔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994年出版的《左与右》一书，在意大利成为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他认为，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译者注
[6] 1998年12月17-20日，美国发动“沙漠之狐”行动，对伊拉克进行空中袭击，有人认为这是克林顿为了转移国内对他与莱温斯基丑闻的关注而采取的行动。——译者注
[7]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个昼夜的野蛮轰炸，使南联盟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40％，工业产值同1998年相比减少了45％；失业人数增加了33％，大约有10万人忽然之间流落街头。根据南联盟一个经济学家专门小组的估计，南联盟的经济倒退了不止10年，至少造成2000亿美元的损失，远远高于二战期间的损失。——译者注
[8] 骑士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最低阶层，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获得国王或领主的采邑，并以参加国王或领主的掠夺战争为职业。骑士制度盛行于11-14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射击武器的广泛使用，渐趋没落。——译者注
[9] 1618-1648年在欧洲已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所谓新旧教之争只是借口，实际上，皇帝要加强权力，新旧教诸侯要扩充领地，几个大国则乘机进行侵略。战争从捷克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以黄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的失败而告终。——译者注
[10] Wallenstein一译瓦伦斯坦，神圣罗马帝国统帅、政治家（1583-1634）。出身波西米亚贵族。在导致三十年战争的波西米亚起义时期，为忠于皇帝而失去全部领地。1620年在比拉山会战之后任波西米亚北部军队司令。1622年任布拉格卫戍司令，靠没收起义失败的波西米亚贵族的财产而致富。1625年晋封为公爵，在同丹麦的作战中，他在短时间内募集了4-5万人的军队供皇帝支配，任帝国军队总司令。这支军队的给养大部分靠掠夺占领地的财富和粮食，因此马克思称之为“华伦斯坦蝗群”。1626年4月，他率领这支军队在德绍附近打败新教徒诸侯军队，1629年，迫使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签订和约，因此被授予“大洋和波罗的海将军”称号。诸侯忌惮他的权势过盛，以其军队纪律废弛为由，迫使皇帝于1630年免去其职。同年夏，瑞典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德意志。1632年4月，皇帝被迫重新任命他为帝国军队总司令。他率军将瑞典军队从南德逐出。同年11月16日在吕岑会战中德军大败。瑞典军队撤至北德后，他企图乘机同瑞典谈和，以恢复国内和平，并使外国军队从德意志撤出。1633年以通敌嫌疑被革职，1634年为其下属军官所杀。——译者注
[11]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rs.Margaret Thatcher，1925-），英国第48任首相（1979-1990），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素有“铁娘子”之称。在担任首相期间，推行以货币主义为主的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加速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福利制度；限制工会权力；加强法律，对群众运动采取强硬政策。对外增加军费预算，加强防务，确保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主张对苏联的扩张进行遏制。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大获全胜，使她的威望在英国大为提高。8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撒切尔主义”面临种种挑战，保守党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执政十余年的撒切尔夫人被迫洒泪辞职。——译者注
[12] 北洋奉系军阀首领 （1875-1928）。土匪出身。1916 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1924年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1926 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月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中国停止在葫芦岛筑港等），发生利害冲突，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 （今属沈阳） 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译者注
[13] 科索沃的一支阿族武装，坚持以枪杆子实现独立。获得在西欧国家工作的阿族人的大量资金援助，并从邻国阿尔巴尼亚偷运武器，还从事贩毒活动。1999年9月 19日，北约宜布，科索沃解放军将被整编为“科索沃军团”，从而使这支非法武装事实上合法化了。——译者注
[14] 俄罗斯联邦版图内的一个共和国，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边界线长650公里。1859 年并人沙皇俄国。1922 年成立车臣自治州，1934 年与印古什自治州合并，1936年改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自1957 年起归俄罗斯联邦管辖。80 年代末，车臣的社会、政治形势趋于恶化，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抬头。1991 年 10月，车臣非法举行总统选举；11月1日，宣布脱离俄罗斯联邦，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1994 年12月11日，俄罗斯出兵车臣，伤亡惨重。1996 年 8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1999年9月16日，俄罗斯军队再次出兵车臣。经过半年激战，基本消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的主力。——译者注
[15] 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able News Network，Inc.）的英文缩写，是美国传媒巨子特纳广播公司的分公司，总部在亚特兰大。创建于 1980年6月，1991 年因其对海湾战争进行全时区覆盖 （around-the-clock coverage） 的直播而名噪一时，对美国官方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16] 英国的一艘豪华客轮。1915 年5月1日，在美国纽约下水，满载着1959名乘客与船员，开始了横越大西洋的纽约——利物浦首航。5月7日，在离爱尔兰海岸只有几千米的地方，被一艘在爱尔兰沿海游弋的德国潜艇发现，一枚鱼雷击中了船体，轮船发生爆炸，另一枚击中船尾。不到20分钟后沉没，1198 人葬身海底，其中有美国公民128人。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普遍义愤，公众切望美国参战，但美国政府坚持其中立政策。13日，美国政府照会柏林，对当时潜艇战原则提出指控。1917 年，美国以德国潜艇战为由参战。——译者注
[17] 即“北部湾（Beibu Gulf）事件”。1964年7月30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与北越海军发生遭遇战，击沉北越的一艘鱼雷艇，从美国“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炸伤了另外两艘鱼雷艇。其后，美国海军舰艇多次在北部湾发动挑衅。8月4 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宣称由于北越鱼雷艇无端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决定轰炸北越。第二天，北越 35 艘鱼雷艇和一座油库被炸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这次事件是美国把战火从南越扩大到北越，走上直接侵略越南道路的转折点，是为了使侵越战争“升级”而制造的挑衅事件和法律根据。——译者注
[18] 也叫“排犹运动”。公元前63年，罗马攻占耶路撒冷时，驱逐了城内的犹太人。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暴政，引起了四次大规模起义，罗马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了一百多万犹太人，并有大批犹太人被掠往欧洲，沦为奴隶。劫后余生的犹太人纷纷外逃，在公元一、二世纪离开巴勒斯坦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的处境很悲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基督教居于统治地位，而犹太教则被视为异端邪说，他们对犹太人实行种族歧视、迫害甚至屠杀。13-15 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犹运动”，特别是19世纪末发生在沙皇俄国的排犹运动，十分猖獗。希特勒上台后，于1935 年9月15日在纽伦堡主持了纳粹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这两个决议，明确规定，只有日耳曼民族和与日耳曼同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不再是帝国公民，而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同时明令严禁他们与日耳曼民族通婚。1942年1月，纳粹在万湖召开的会议上正式确定，就“解决犹太人问题”拿出了所谓“最后解决方案”，即把占领区内的全部犹太人斩尽杀绝。自此之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先后杀害了600多万犹太人，使反犹太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译者注
[19] 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小说家，犹太人 （1928-）。1944 年，他与家人被纳粹赶入奥斯维辛 （Auschwitz） 集中营，他的父母与妹妹都死在那里。战后，他在法国定居，为法国和以色列报纸撰稿。1956 年赴美国，1963年加人美国籍。从1972年起，任纽约市立学院教授，1976年后任波士顿学院人文学科教授。他的第一本书《夜》，是一个小男孩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心感受的回忆录，首次把纳粹暴行称为“大屠杀 （Holocaust）”。他因把对个人的关注化为全人类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荣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20] 此句颇费解。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作者似乎并不赞同外来势力对一个国家进行侵略或者干涉其内政。“很可能”似应为“不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占领过斯洛文尼亚，给这个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走上了民族分裂与国家解体的道路，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斯洛文尼亚也不例外。1991年，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德国与奥地利首先予以承认，从而加剧了南斯拉夫联邦的进一步分裂。——译者注（并不费解，需要联系上下文，重点见画线句。政客们常借助种族清洗，希冀简单地解决问题，[b]他们认为[/b]，如果德国在占领斯洛文尼亚期间完成了种族清洗，那么，它将变成“恬静与安宁”之地，当然，完成了种族隔离的波斯尼亚也将如此，但这是错误的，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作者随即进行反驳。译者费解处并非霍氏的看法，而是霍氏所引用的政客们的“断言”。——录入者注）
[21] 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1925-1998）。红色高棉成立于1960年。1970年3月，美国策动朗诺发动政变后，红色高棉参加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族统一阵线，开展抗美救国斗争。1975年4月，柬埔寨获得解放，红色高棉执掌全国政权，并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但是，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在掌权后推行极“左”路线，导致上百万人死亡，不仅搞垮了经济，而且造成民怨沸腾。1978年底，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败退至西北部丛林地区。长期以来，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以残酷的政治清洗而恶名远播，内讧不已。1998 年4月15日，波尔布特病死，成为红色高棉走向消亡的重要标志。——译者注
[22] 臭名昭著的乌干达独裁者 （1924或1925-）。1971年1月25日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总统和武装力量司令，1975 年升任陆军元帅，1976年成为终身总统。在阿明统治的8年内，军人专政，政治混乱，经济调敝，国民大批外逃。乌干达与坦桑尼亚关系紧张。1978年，10月，阿明派兵占领了坦桑尼亚边境一块领土。1979 年1月，坦桑尼亚军队发起反击。同年3月，20多个流亡国外的反阿明组织在坦桑尼亚的莫希开会，组成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4月3日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在坦桑尼亚军队支持下占领首都坎帕拉，阿明逃到利比亚，最后隐居在沙特阿拉伯。——译者注
[23] 塞尔维亚人与黑山人分别在9世纪和11世纪建立公国，12-14世纪塞尔维亚王朝强盛，黑山是其组成部分。1389 年6月15 日，由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 （Lazar） 统率的3万名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和匈牙利等国联军，在科索沃迎战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 （Murad I）统率的 10万大军。那一天塞尔维亚还出了一个颇似我国战国时燕国的荆轲式的人物——米洛什。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米洛什向土耳其人诈降，当穆拉德一世伸出脚让他亲吻时，他突然拔出短刀，将其刺杀。但联军被土军击溃，拉扎尔被俘遇害。两军统帅同时战死，据说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场令塞尔维亚人荡气回肠的战役，也成为欧洲一些最有名的叙事诗的主题。科索沃战役后，塞尔维亚于1459年被土耳其侵占，并受其统治400多年，大批东正教徒为逃避土军迫害和伊斯兰化而北迁至奥匈帝国的辖区，黑山则凭借崇山峻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译者注
[24] 希伯来文 Mahsiah 的音译，一译“默西亚”。原意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祭司等职位时，常举行在受封者头上敷膏油的仪式，故君王等人有“受膏者”之称。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犹太国处于危亡时期以来，犹太人中流行一种说法，称上帝终将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想象中的“复国救主”的专称。基督教产生后借用此说，声称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不是“复国救主”，而是“救世主”，凡信奉他的人，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升入天堂。——译者注
[25] 1967年6月5日早晨7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6月10日战争结束，阿拉伯国家失败。这就是“六天战争”，也称为“第三次中东战争”或者“六·五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埃、约、叙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而以色列仅死亡983人。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约且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共 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战争中有100万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译者注
[26] 也称“锡安主义”，是指犹太人回到锡安 （Zion），即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所坐落的锡安山，并重建锡安成为犹太人家园的一个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是匈牙利出身的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他于1896年写了《犹大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宣称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提出建立犹太人自治的国家。赫茨尔的主张得到了欧美犹太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在赫茨尔的领导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首次全世界犹太人大会，决定成立全世界统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主席。这次大会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分散的地区性运动进入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27] 指公元前30年至公元476年的罗马奴隶制国家。前期帝国 （前30-后284）：自奥古斯都至安敦尼王朝 （96-192），奴隶制经济特别是在各行省进一步发展。图拉真时版图最大：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达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自非洲北部，北迄多瑙河与莱茵河一带。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兴起，二三世纪迅速传播。公元三世纪奴隶制经济和政治转人危机时期，作为封建因素萌芽的隶农制不断发展。后期帝国 （284-476）：自戴克里先建立多米那特制 （君主制），至君士坦丁在位时 （306-337），皇帝权力加强，统治中心东移至拜占庭 （君士坦丁堡）；基督教由长期受迫害转而取得合法地位 （米兰赦令）。公元395年狄奥多西死后，帝国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半部城乡经济日趋衰落，统治也日益薄弱，同时，“蛮族”主要是日耳曼人源源入境。公元410年，西哥德人一度攻占“永恒之城”罗马。公元455年，占据北非的汪达尔人渡海袭击意大利，再陷罗马城。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帝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 （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存至1453 年）；在历史学上，以这一事件标志奴隶制的终结。——译者注
[28] 即所罗门圣殿，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相传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王花了7年时间在耶路撒冷锡山顶修建第一座犹太教圣殿，这里就成了圣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后将其焚毁，公元前六世纪重建。公元前一世纪末由希律王 （Herod，约公元前 73-公元前4，是一位阿拉伯公主与伊杜美部落贵族的混血儿子，聪明而残暴，被古罗马大将庞培立为犹太王）加以扩建，公元70年又被罗马人所毁。——译者注
[29] 梅察达山坐落于死海的西南岸，其历史记载大约始于公元前152年，《圣经》中所记载的大主教乔纳森 （Jonathan）在此处修建了一个堡垒，并将其命名为梅察达，意即“山中堡垒（Mountain Stronghold）”。由于希律王总是担心耶路撒冷会发生叛乱，因此对梅察达堡垒进行了扩建，以备急需，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公元前66年，罗马人在第一次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将梅察达围困了7年，但始终没有发现犹太人是如何上山下山的。于是，他们用成吨的泥土与石块修建了一条通向山顶的斜坡。当罗马人攻上山顶时，遇到的是可怕的寂静，进人堡垒后发现70具起义者的尸体，都是为了避免让罗马人俘虏而自杀的。只有 2名妇女与5个孩子在大屠杀中得以幸存。1955-1956年，以色列考古学家曾对遗址作过全面考察。1963-1965年对整个山顶进行发掘，结果与罗马-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史料叙述完全吻合，殿堂、库藏、防御工事、罗马军营和围城工事一应俱全。20世纪时该城堡被誉为犹太民族英雄主义的象征，现为旅游胜地。——译者注
[30] 也称拜恩，位于德国南部，昔为一独立王国。1919年4月13日德国无产阶级曾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叫“慕尼黑共和国”，但由于未实行工农联盟，也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5月1日为社会民主党政府所镇压，它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终结。——译者注
[31] 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主张扩大雅典海上势力和平民阶层的权利。公元前444年后历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雅典奴隶主民主宪法最后完成；执行发展工商业和奖励文化的政策；大兴土木，修建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其时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译者注
[32] 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古希腊殖民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扼黑海咽喉。公元330 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遂改名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死后，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都城君士坦丁堡是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查士丁尼在位时 （527-565）一度侵占北非及意大利。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东罗马帝国丧失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公元7-11世纪间，逐渐完成了封建化过程。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时，为拉丁帝国所取代。1261年复国但领土日削，国势衰弱。14世纪初叶后，面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不断进逼，1453年终为其所灭，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也是东正教的中心。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拂临或者大秦，以君士坦丁堡一带为大拂临，以小亚细亚为小拂临。——译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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