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二章 西方帝国的衰落
波立陶：然而，正如您刚才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世界上许多地方民族主义的爆发伴随着国家的瓦解、规章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崩溃，并且代之以暴力团伙与族群[1]的统治。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来看，在免税或者低税率国家中，企业的管理董事会可以简单地决定用全球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来替换现有的这些规章制度与法律体系。作为2000年的一种制度，您认为国家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悠久的历史波浪向着建设性的方向涌动，并且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逐渐增强了领土所属国家或者单一民族国家的地位。我可以说，自从16世纪直到大约20世纪60年代，这种倾向就支配着世界的发展。有趣的是，尤其是自18世纪以来，在不涉及国家意识形态本质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完全得到了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它适用于所有的政体，而不管它们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国家越来越能够支配它所统治的地区与人口了，它经常为自己提供与主权相关的大量信息，并且使自己的行政管理功能更为有效。换句话说，国家获得了知识与能力，增大了野心，扩展了职责范围与干涉领域。当这个过程在“短暂的世纪”中叶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国家所不能控制的东西就非常少了。你可能记得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2]的公民资格理论：首先出现公民、合法的公民资格与公民权利，然后出现政治公民（包括参与政治活动），最后出现社会公民。对于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它具有对法律的垄断权，并且将这种垄断权转化为国家法律。然后，政治活动变成了国民政治，并且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都要从属于它，或者依赖于它。最后，国家扩展了它的活动领域，至少从17世纪开始就控制着自己的军队，直到对企业进行管理，甚至对全部经济活动进行规划，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置于国家的控制之外了。
我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极权主义[3]。在18世纪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英国，早已具有强大的势力了，不仅清楚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对其进行控制。直到19世纪，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进行一次准确的人口普查。在此之前，实际上不可能具有一种能够有效地监控农村人口的体制。甚至一个主权国家也很难知道自己领土边界的准确位置。尽管比利牛斯山脉[4]形成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但在1868年签订条约之前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国境线并没有详细地划定。这种领土所属国家的趋势增加了领土的精确性、有关领土的知识、技术能力、国家权力和国家野心，而且甚至在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5]盛行期间，这种趋势也几乎不间断地持续着。
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在解除自己人民的武装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换句话说，它们承认国家具有这种垄断权，可以对自己的机构采取高压政策。在此之前，解除农民的武装要比解除贵族的武装容易。马基雅弗利[6]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19世纪，大多数国家阻止其居民携带武器的能力真是无与伦比。美国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虽然它可以这样做，但它没有选择这种办法。而加拿大则这样做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社会秩序，这是上述现象的一个部分。在欧洲发达国家中，确定社会秩序的地位是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它不是随着民主的到来而出现的，甚至也不涉及政治活动中的普通公民。这个要素就是，公民要自愿忠诚自己的政府并且要服从这个政府。这种忠诚不是对贵族的，而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如果没有这个要素，那么以征兵制为基础的战争是不可能发动的。我们或许会想起托马斯·霍布斯[7]曾经写道：国家甚至“利维坦[8]”唯一不能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强迫人民进行杀戮并且使人民乐于被杀戮。然而，现代国家设法巧妙地做到这一点，并且再三再四地这样做。虽然它们经常通过强迫征兵来做到这一点，但它们也设法想让每一位公民相信，如果他们认同集体利益，那么他们就要准备采取至高无上的行动，即放弃他们的自由与生命。对国家的自愿服从，已经作为一个动员人民和民主化的基本要素了。这一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并且于20世纪60年代臻于完善。那时，世界上包括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想把自己建设成为实力强大的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尤甚于其他国家。
波立陶：那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呢？
霍布斯鲍姆：这一趋势似乎停滞不前了。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发生了逆转，但它确实丧失了发展势头。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并不是国家的权力正在受到限制，至少在理论上不是这样。实际上，一个国家发现自己领土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对此予以控制的能力，比以前更强了。现在国家实际上能够倾听任何谈话了，甚至能够倾听最激烈的争吵。我们正在目睹着摄像机使用的巨大增长，一天24小时不停地注视着每一处公共场所。现在的监督程度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为严密和透彻。因此，我不能说国家已经失去了权力。当然，可能失去了一些权力，例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高压政治手段的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由于现在特定类型的武器具有相当大的有效性，而且还由于公民对于使用这些武器的抵触情绪减少了，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换句话说，要说有变化的话，就是与过去相比，公民更少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了。我认为，这种现象的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968年。在美国的法庭上，如果你把新左派学生和激进分子的行为与以前的共产主义者被告相比较，那么你将注意到，虽然后者拒绝对他们的指控，要求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9]，但他们的行为或多或少与他们最后所接受的规则相一致。另一方面，新左派却不遵守这些规则，他们拒绝整个审判程序，其行为好像是不再承认那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基本原则了，而这在以前被认为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另一个例子是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英国警方告知政府，它将不再可能确保国内和平与社会秩序达到当时的水平。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是另外一个例子，参加示威者差不多快要造反了，而不是在进行和平示威。当社会上的抗议活动在某些方面制度化，变成正规的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几乎成为一种例行仪式时，那么现代国家的实力也就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这种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也结束了。这种现象的明显证据就是，尽管存在着强大的政府，但长期以来却不能消除在自己国家领土之内组建起来的武装力量。例如，北爱尔兰具有正规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土等作为政府的所有要素，而爱尔兰共和军（IRA）[10]中却与北爱政府共存了30年，并且不受其控制，有人对此提出严厉指责。尽管这是事实，但与国家相比，爱尔兰共和军可供支配的人员与武器极其缺乏。这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但自7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灌输人们要对自由市场顶礼膜拜，爱尔兰共和军也确实得到了加强。由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其它方面也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责，因此爱尔兰共和军把矛头明确对准国家，以便削弱其力量，并且蓄意颠倒这种历史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已经分裂了。
30年来，英国尽管不得不生活在几乎是派别间内战的局势中，国家虽然受到了削弱，但并没有分裂。然而，我确实认为，这标志着在国家领土之内出现的国家行为与非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以其它形式表现出来，即那些地区内所有形式的政府正在趋向于消失。我们现在知道（而且我认为这是全新的东西），在非洲的广阔地区以及西亚和中亚相当大的地区内，几乎不可能谈论什么政府功能，或许巴尔干也属于同样的情形。今天我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谈论阿尔巴尼亚的政府功能，还不清楚。经过对照后的情况令人惊讶，这是因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在共产主义政体消亡之前，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个政府，正如从前在北高加索[11]地区还有一个政府，而现在不再有了。我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在加强单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这种逆转，以及某些国家的分裂与引人注目的消失，都与主权国家事实上失去了它对强制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相联结。有时候，例如像阿富汗这种情形，不会再有任何政府了。这里的宗教派别长期不和，各自拥有不同水平的武装，并且都与贵族和地主或多或少存在着瓜葛。此类派别武装通过战斗来解决争端，以达成一种均势，进而出现了类似于15世纪那样的封建制度。在其它地方，例如在非洲，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形。我认为，这些地区的国家发生分裂，主要是殖民帝国瓦解的结果，是欧洲大国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那个时代结束的结果。它们从前发现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不受政府所左右，因而就在某种程度上强行制造出一种外部与内部秩序。这种情形也适用于1800年之后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例如高加索地区。现在很明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由外界强加在自己的头上。例如，阿尔巴尼亚在1913年之前是没有政府的[12]，因为当时没有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对于共产主义政体来说，即使它或许是非政府权力团伙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它也具有政府功能。但是，实际上当这种政体刚刚消失，阿尔巴尼亚就陷入了一种部落冲突的体制，就像车臣出现的情形那样。
在我看来，世界上这些地区所出现的情形，在某些方面似乎与西欧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出现的情形相似，不再有任何中央权力机构了。有时候一些地方权力机构仍在运转；而另外一些时候则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建立这类权力机构。然而，有些地区却长期没有正规和固定的政府结构。我认为，这种情形正在世界其它地区再一次出现。这就使它在与世界上没有这类问题的其它地区，如欧洲、美国和东亚地区相比较时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政府的地区与没有政府的地区将因此而相互影响。由于这个原因，或者由于我在前面所介绍过的问题，究竟会不会使世界变得更难管理，换句话说，人民会不会服从他们的政府，现在还很难说。从大部分的历史事实来看，有一个普遍的假设，公民将服从实际存在的政府，而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政府，也无论他们对这个政府是否满意。有时候这一点是得到认可的，因为政府很强大；但有时候必须是在霍布斯所阐述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得到认可，也就是说任何实际存在的政府都比根本就没有政府要强。例如，当英国人征服印度时，他们包括士兵在内只不过有几万人，却长期统治着那个国家。假定他们统治着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大多数人决定不认可这种政体，那么这种统治就难以为继。印度人过去已经认可了同样是外国人所建立的其它政体，他们这一次也认可了英国人所建立的政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欧洲强国才非常成功地成为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最后，极少数人民进行了抵抗，而那些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政府统治之下的人民却没有进行反抗。只有那些生活在没有公民权的社会中的人民才拒绝服从政府，比如阿富汗、西大荒[13]的部落社会、库尔德人[14]或者摩洛哥的柏柏尔人[15]。起来反抗的人民主要是那些反抗任何政府的人民，而不管这些政府是自己建立的还是外国人建立的。我的意思是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即人民应该由政府进行管理。
波立陶：这种思想在今天还是正确的吗？
霍布斯鲍姆：不。在“短暂的世纪”结束之际以及随后从下层动员人民（因为这是一个平民的世纪，人民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承担着实质性的职责）的新情况下，你不再认为准备接受高级权力机构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抵抗运动，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预示。对外来征服的传统反应就像贝当与维希法国[16]“那样行事：我们输了，他们赢了，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现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反应。然而，抵抗运动却完全拒绝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就是变化的开始。19世纪，推行这种所谓理性解决办法的地区，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导致国家的分裂，转变为一块块的殖民地。因此，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再用这种办法的理由。这种办法的代价昂贵，而结果却不确定。
让我们来看看我在《极端的年代》这本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索马里。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在这个国家始终面临着难题，但这决不是当他们把这个国家当作殖民地来统治时碰到了严重的困难。甚至没有人认为他们应该撤退。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对该国进行干涉，但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东南西北时，就被赶出来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原则，即不值得为反抗敌人的占领而进行战斗。巴尔干就是这种情形。过去有一种论点认为，对于小国家来说，当它面临着具有明显的和压倒性优势的敌手时，它早晚不得不说：“好吧，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来阻止他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但是，由于这种情况太偶然了，因此不再容易出现。有鉴于此，越来越难于知道这些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效的干涉需要长期调动军队，而没有几个国家准备这样做，或者只有当他们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时才可能这样做。例如，英国永远不会为了在科索沃的行动而调动与它在北爱尔兰的同样资源，因为科索沃没有北爱尔兰重要。如果你将战后控制波斯尼亚所付出的代价与统治一个殖民地的代价进行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二者是极其不成比例的。在小小的波斯尼亚有64000名外国士兵，这差不多是英国控制印度次大陆并维持那里的秩序所需要的兵力。
波立陶：在中东欧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欧洲中心地带出现的危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旦苏联帝国那层易碎的面纱被撕破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就会再次迅速地爆发。您已经说过，在的里雅斯特[17]与乌拉尔山脉[18]之间现有的23个国家中，您出生的时候只有6个，而且有些出生在如今称为利沃夫这个城市中像您这个年纪的人、即使战争期间由占领军建立的政体不算在内的话，也可能已经在4个国家里生活过了[19]。这是否就是这些人民与欧洲命运的不确定性？这是否表明，斯大林的苏联与铁托[20]的南斯拉夫企图使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努力，在这些人民的意识里没有留下一道痕迹？
霍布斯鲍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这些政体会对它们所统治的人民产生长期的影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长期影响将是什么。例如，即使私人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集体化之前是俄罗斯农民天堂，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农民采取任何行动，在农业领域恢复私人企业。
另外一些影响已经延续好几代了。我最近看到了篇关于以色列籍俄罗斯犹太人的文章，认为俄罗斯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不一样，他们来到以色列后没有任何自卑感，没有受到大屠杀综合症的影响。尽管他们在俄罗斯吃尽了反犹太主义的苦头，但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我们与希特勒作战，我们打败了他。”此外，这些犹太人比其他犹太人更加不受宗教约束。我的意思是说，几十年来生活在这种政体之下的人民，会受到持久的影响。然而，我们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以证实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些影响究竟会有多么深远与广泛。当然，引人注目的民族主义者的敌对行为在这些国家再现，在某些方面是无法解释的，尤其是各民族间出现了大量的通婚现象（城市里尤其多）而使这类行为看来已经几乎消失了的情况下，对这种现象就更无法解了。比起社会上的穷人阶层，这种现象大概在受教育阶层更为普遍。但是，这种现象的传播是如此广泛而巨大，以至于我们不指望出现新的族群隔离。
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我提到一个因素，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如果只是由于共产主义政体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理由的话，那么这种政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慎重建立的精英政体。它的目的并不是改变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对它的信仰不比对官方教堂的信仰更坚定。基于这个原因，服从这些政体的大多数人民已经基本上非政治化了。共产主义没有进入他们的生活，就某种意义来说，进入他们生活的是天主教。例如，随着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化，天主教进入了该地区人民的意识之中。共产主义是一种能够预料结果好坏的事物，但一般而言，它不能被当地人民消化吸收而融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即内在化。一个真正的例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俄罗斯。毫无疑问，斯大林设法将他自己转变为一位真正的国家领袖，因为他直接指挥着战争，而且人民也真诚地把他当作国家领袖。实际上，这场战争把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卷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询问共产主义为俄罗斯留下什么遗产的时候，仍然会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探究这场战争的经验。
无论如何，当这些国家瓦解时，与其他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离破碎的情形同出一辙，每一个国家必须寻找不同的联合与团结对象。即使有些国家不想这样做，也不得不如此。因此，那些以前就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国家，或许没有必要去反对苏联，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发展来履行新的、作用更大和更重要的职责。共产主义者已经接受了民族主义者关于领土“归属”的标准，即由人种与语言来确定到底是什么民族，这与共产主义的宗旨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在多民族聚居的领土之内，帝国是由此类“民族”的联邦所正式组成的。当这种帝国崩溃时，它会顺着这些已经出现的裂纹而破碎。或许民族主义的复兴已经写入了这些社会的遗传密码之中了。民族分隔可能以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深度而持续进行下去。然而，我认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平共处了50年，并不全都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威信。因此，我要再说一遍，我对你的问题不能给出一个适当的回答。
波立陶：原来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具有进步历史观的人，不必担心单一民族国家的衰落。难道我错了吗？我们从18世纪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再也不会被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所控制了，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担忧吗？
霍布斯鲍姆：不好说。要说不是，这是因为从理想上来说，我们更喜欢一个不同的体系。进步的历史观也并不是说要以单一的方式组建国家与行政区域，这是对的。除了我们已经熟悉的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方式。要说是，我们也应该感到担忧，因为全球化是一种不易应用于政治活动的过程。我们可以具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向往一种全球化的文化，我们当然也拥有一种全球化的技术和单一的全球科学，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元化的，而且分成了不同的领土所属国家。确实是这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地球上现在有大约200个国家，某一类国家的税率很低，它们除了对全球经济有益之外，实际上这种状况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大约25个居民超过5000万的国家。在理论上，有可能建立一种全球性机构，但我认为政治活动不可能在这种真空状态下运作。实际上不存在全球性政治机构。与这种机构最接近的就是联合国，它的权力来自现有国家的授权。因此，在目前的情形中，两种不同的体制共存，一种是经济体制，一种是政治体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单一民族国家的削弱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应该留心这一点。但是，肯定不能忽视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我们也不能对它们进行审查，仿佛它们不存在或者不重要似的，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了。设想一个有效地履行政治与军事职责的单一全球权力机构，这种可能性目前不存在。
波立陶：过去的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结构，它们对各自的影响范围进行监督，并充当警察的角色。如果这种双雄并立的情形发生变化，您会不会感到进憾？假设苏联是这出国际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您怀着同情的心态把它看作是自由与稳定的一个要素，那么当它解体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霍布斯鲍姆：冷战的问题在于，世界经常生活在毁灭性灾难的阴影之下——世界核战争。在长期的冷战寿终正寝之时，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出现这种灾难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不是微不足道的一次意外事件。你知道“墨菲法则”吧，就是说，如果某事将要出错，那么它或迟或早几乎必定要出错。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反对冷战，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虽然有几次差一点就要爆发核战争了（一次是古巴导弹危机[21]，并且依我看来，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22]），但它并没有发生。然而，我们要竭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形。
我们必须承认，冷战使世界保持稳定，不论好坏，按照你的观点，至少使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保持稳定。大多数欧洲国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于亚洲的部分国家，我不知道能否这样说，例如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23]的统治之下稳定了30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不可否认，冷战使世界得到了稳定，但是，冷战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战争，准确地说，不是不可能发生19世纪那样的战争。在冷战期间，起码发生了几场易于应付的战争。当这种事态不再存在时，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能够代替它。目前它是被完全的不确定性所代替，因为不仅苏联已经完全被摧毁了，而且整个国际体系也完全被摧毁了。这个国际体系最迟从18世纪以来就被人们所习惯并且与世界相关，或者起码与欧洲相关。
实际上，这个体系是建立在特定的角色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角色就是在这个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是哪几个，而且也知道它们通常是属于哪个阵营的。这些国家中包括俄罗斯，自18世纪初期以来，它的疆域差不多就是这么大。此外人们也知道这个体系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自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以及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4]以来就存在着，至今已经350年了。各个国家的自治权与主权得到了承认，人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干涉别国的内政，以及在国际政治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现在，这些要素都消失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谈到了规则的侵蚀，例如，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不干涉原则以及除战争时期外禁止越过国界等规则（因为基本的规则并不是完全不能发动战争，而是要事先进行宣战）。
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因老牌强国的消失而留下了庞大的真空。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还在继续分裂。自17世纪中叶以来，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众所周知，自18世纪初，波兰与太平洋之间就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在中亚地区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总的说来是一个得到认同的实体。今天，这个实体不复存在了，我们甚至连这个概念也没有了。不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总是说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是主要角色之一。对于德国来说，即使在经历了1918年和1945年的灾难性失败[25]，我们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虽然德国现在双膝下跪，但很明显，德国迟早有一天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对于今天的俄罗斯，你就不能说出同样的话。俄罗斯的悲剧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将来的存在都很成问题。人们极大地低估了俄罗斯这种灾难的真实严重程度。
在20世纪，欧洲大陆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分裂：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一次是苏联解体之后。唔，我认为，我们虽然现在还无法知道最后一次分裂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影响将是巨大的和长期的。例如，从政治上来说，继承了苏联的那些国家将来仍然是不确定的。从苏联解体到现在不到10年，这些国家仍然在分裂。它们分成相互敌对的集团，中亚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且这种集团的组成很模糊。塔吉克斯坦与其邻居——陷人内战许多年的阿富汗一样，将来的政治走向一点也不明确。俄罗斯联邦本身还在继续分裂成自治的和政治独立的区域。这样，从俄罗斯边境向罗马尼亚和中国延伸的这些地区，其政治命运十分不确定。这种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没有出现。因此，2000年的向题在于，控制世界的老牌大国体系，将被何种有效的体系所替代。
波立陶：或许是美国。有人已经把这个即将结束的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了。现在，美国似乎正在筹谋对世界秩序进行安排，而北约则是实现这种野心的军事工具。在科索沃的情形中，美国及其盟国声称，北约之所以要在自己的防区之外采取行动，是为了纯粹的战略利益，而且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我们是不是要因此而向另外一个美国世纪迈进，而且这一次同样合乎“道德”呢？
霍布斯鲍姆：有可能，但我对此也表示怀疑。在我看来，美国世纪的基础，首先是美国在经济活力与经济规模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记得，在20世纪，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已经占世界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40%。在“大萧条”[26]时期，美国部分地丧失了这个优势，二战之后又得到了恢复，达到了所有其他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我认为，这种状况正在结束。相对而言，美国的人口比较少，它占全世界生产能力的份额也将较小。当然，美国通过商业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垄断与政治上的霸权，确实控制着全球经济的大部分。尽管如此，美国是否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我对此非常怀疑。最起码，如果它今后不论在什么时候，仍然以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行事，那么它就会结束这种作为重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因为它还没有强大到保持这种地位的程度。英国就曾有过这种经历。随着工业化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普及，美国在生产体系中的相对能力将会削弱。
成为美国世纪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的文化霸权，特别是在通俗文化领域。它是使美国文化永远存在的好机会，这是因为英语的作用日益增加，以英语的使用作为标准的计算机技术不断传播而使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从而使美国文化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加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世纪当然会得以维持。然而，文化霸权有其局限性。如果想一想意大利在17和18世纪音乐方面的统治地位，我们就清楚这一点了。当然，在没有政治、军事或者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单凭这一点是不全面的。因此，这种统治地位最后消失了。另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19世纪的英国文化霸权。实际上今天世界上开展的几乎每一项体育运动，都发源于英国。男性流行时尚发源于英格兰。今天世界各地都在踢足球，运动员的服饰是英国样式的，当然，在足球与流行时尚这两个方面，英国不再是领头羊了。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当作历史事件来看待，而不能作为流行时尚来看待。
然而，在这方面也有差别。美国不像19世纪的英国，它是一个以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革命性的强国。与法国和苏联的革命一样，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致力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文化霸权是一种政治因素，而英国的霸权则从来不是这样的。英国即使在其势力达到巅峰时期，也从来没有试图改变世界。另一方面，总想成为全球模式的野心与趋势，是美国体制的内禀特性。简而言之，虽然美国事实上明显地保持着主要强国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下一个世纪就是美国世纪。如果要我说的话，下一个世纪不是任何人的世纪，因为在我看来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那就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大、太复杂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支配它。
你可能还记得博比奥关于科索沃战争的观点，当时他认为世界上总是有一个霸道的强国，此刻它就是美国。他认为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为美国现在正处于鼎盛时期。事实上，我认为世界并不总是有一个霸道的强国。首先，在18世纪之前，全球霸权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在此之后，除了美国在20世纪后期做到了这一点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采取切实行动以实践这种主张。英国的霸权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军事上的某些方面（英国拥有一支比全世界所有的舰队加在一起还要庞大的舰队）非常强大，即使这样，英国也没有试图将整个世界组织起来。英国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调节这个世界，而不是去支配它，因为英国人很清楚，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这个份上，甚至也没有强大到有能力保持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舰队。他们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最终会出现另外一个足够富裕与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与英国相同的军事力量来控制海洋。这样，美国就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能够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现在即使是地区霸主，也很少见。远东的中国除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霸权也没有长期保持。欧洲的霸权思想总是南柯一梦，很少能够维持几年。16世纪也不存在西班牙霸权，因为法国总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17世纪路易十四[27]统治时期的法国尽管很接近霸主地位了，但也不存在法国霸权。在拿破仑和希特勒统治下的法国与德国，是两个通过战争而统治欧洲大陆的强国，但它们的霸权也未能维持几年。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认为虽然单一的强国是崇高而强大的，但依靠它就能够控制世界政治格局的想法则是错误的。美国试图做到这一点，而且仍然在进行尝试。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它从建国之初就具有一股改造世界的革命激情，而且它自己还没有发现在历史上有任何国家或者联盟有能力与它对抗。这是一种赌博，而且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赌博。换句话说，在美国成为世界警察或者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这种激情的背后，潜伏着一种风险。
波立陶：自由个人主义能够刺激市场，这种伦理是否能在对外政策中加以应用？由于它是以个人优先于他们所属的团体为基础的，因此它带有内禀的自由主义色彩。对于所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它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分离）来说，它是否是一支猛烈的解毒剂？崇尚自由价值观的欧洲，将来能否成为动荡世界的仲裁者？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把自由个人主义作为强权政治的基础，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集体政治的。人民可以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者其他集体形态的基础上动员起来。但是，如果你认为个人主义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就很难说服人民服从那些利益，甚至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自由个人主义的逻辑是与自由市场完全相适应的，但是我认为它并不符合国际政治的需要。我认为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由这种理想所决定或支配。能够使这种主张产生效果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曾经在冷战期间使用过的办法，即政府向人民灌输下述信息：我们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信条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自卫行动。这是一种使外交政策合法化的战略，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外交政策。假设它是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试图再次使用它。实际上，冷战清除了美国价值观的大敌，随后，美国有一些人认为其他文化力量——请如原教旨主义[28]和东方学[29]——是新的外来威胁，因此将动员人民起来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它似乎并不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因为冷战的强度以及发动冷战的正当理由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美国理想与利益的潜在攻击者，就是真正的和可怕的超大国。或许，当中国变成或者如果真正变成一个危险的超级大国时，这种论点才会再次生效。但我要说的是，我看不到这种论点具有什么普遍吸引力，它只是对富裕国家具有吸引力。很显然，这种论点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不会产生同样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自由个人主义是一支政治解毒剂。如果看一看科索沃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在这种学说的基础上，你就不能要求任何人牺牲他们的生命。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理论，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能要求士兵去送死。这种理论与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坚定信仰是完全相适应的。然而，事实上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此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你可以照这样去轰炸，但你不能照这样去战斗。有时，仅有轰炸是不够的。
波立陶：但是，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不是更安全吗？或者，多于一个超级大国是否可以更好地形成一种均势？
霍布斯鲍姆：问题在于，我们要理解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这个超级大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们已经谈过，超级大国不能确定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它能够设法缓和冲突并稳定国际局势。依我看来，我们在这里比较一下19世纪的英国霸权与20世纪的美国霸权，是很有益处的。
19世纪的英国霸权成为美国试图在20世纪追随的模式。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谈的话，那么，“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正是“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翻版，正像后者是“罗马强权下的世界和平[30]”的翻版一样。我认为，英国人知道中等国家力所不能及的是什么。英国人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地区，如果对其进行武力干涉，那么结果将会更糟，他们早在19世纪之初就完全相信这一点了。英国人取消了对南美洲的所有军事干涉，但他们却深深地卷人了反对西班牙的冲突之中，这是因为英国人非常清楚，他们不会介人美洲事务以反对美国。英国人之所以接受门罗主义[31]，并不是因为这是迫不已的事情，事实上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实力并不比美国弱。有关英属圭亚那[32]的争论是另外一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该地区的解决办法不能令英国满意。英国人最后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他们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的目标总是有限的。同样地，他们从未试图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一种霸权，他们只是有兴趣阻止任何其他强国这样做，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均势。英国人总是致力于控制海洋，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要素，也占领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他们完全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英国出于战略目的而吞并了一些小岛：直布罗陀、马耳他、福克兰群岛以及直到现在仍然置于英国直接控制之下的许多其他小岛，并且在这些小岛上建立起了帝国。另一方面，美国帝国是建立在对其卫星国实行霸权的基础之上的，而英国却从未试图这样做，除非这种做法对于殖民地化来说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英国人在印度、西非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中东就是这样做的，但也只有在其他选择不可能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
自1800年以来，美国从未想过要把北美洲以外的地方殖民地化。美国对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占领是历史性的意外事件，并且或许是对于那个将殖民地当作时尚的时代所做出的让步。美国的想法就是让许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国家不得不按照它的意愿行事。因此我认为英国人知道他们的局限性，而美国人则受到一种妄自尊大思想的驱使，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西半球可以为所欲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全球政治，而至多只有半球政治。美国人甚至明显地流露出了这种观点。
1895年，在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争端[33]解决之后，美国国务卿宣称：“今天美国实际上是这块大陆的主宰，而且美国的命令对那些未独立的国来说就是法律。为什么？这是因为，除了所有其他土地之外，这块大陆的无限资源是与其孤立地位相结合的，以便美国能够对局势进行控制，并且在反对任何或者有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几乎不受伤害。”没有一位英国交大臣、甚至就连帕默斯顿[34]都不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说出这种话：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干涉我们，并且如果我们决定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我认为，美国人这种表现的危险性在于，他们已经把这种观点扩展到整个世界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现在很清楚，无论如何，只要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其他国家，那么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它就不能采取行动。从理论上说，如果意大利决定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不向美国提供空军基地，就会使美国军队陷人一种极端尴尬的境地。我认为，他们时常想知道的是，例如在伊拉克或者巴尔干的情形中，如果没有盟国的基地，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他们投入战斗的飞机可能只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或者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往目标区。美国必须要有盟国，而有些国家则情愿帮助美国。
其次，美国由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总是足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在我看来，美国的政策将不得不与下世纪的这个现实相适应，要沿着过去英国政策的老路走下去，同时也将不得不与那种能够达到的目标的局限性相适应。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局面可能维持好长好长的时间。就人们对军事技术的关注程度来说，我甚至看到了那个时期的末尾。但即使这样也是不够的。如果在军事上能够保持某种巨大的优势，所构成的威胁足以使其对手说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只有投降”的话来，那么这种军事力量就足够了。美国在伊拉克与科索沃就陷人了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能越早设想出种适应于一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而炫耀武力则不足以支配这个世界。这一点对于超级大国和地区强国来说都是正确的，因为弱小国家的人民不再屈从于它们了。
我最近有机会与一些英国外交官讨论了中非的问题，他们是有关中非局势的专家。由于该地区一些国家拒绝遵守游戏规则，致使全部非洲政策遭到了破坏。如果某一个独立非洲国家的事情搞糟的话，那么法国就要适时地派遣伞兵部队，在主要的城市举行阅兵式，以炫耀武力，使坏人望风而逃，使老总统复职或者使新总统就职。要把秩序完全重建起来，已经不再可能了。当卢旺达发生种族仇杀[35]时，法国军队就在那里，而且准备采取行动，以阻止对图西族的集体大屠杀。法国军队实际上是胡图族的盟友，但他们也不希望出现大屠杀。他们尽其最大的努力以表明他们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最终却无济于事。胡图族自认为法军将无能为力，并且实际上是在法军的眼皮底下继续谋杀他们的邻居。最后，在中非的广阔地区内，情况完全变了样，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由某些大国或者国际组织的行动所造成的。每一方都卷进去了，包括巴黎、华盛顿和联合国每一方都试图进行调停，并且我听说，在一个时期内在卢旺达有多达13位来自不同方面的调停人员。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调停是不适当的。表面上虽然只有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4个国家，但实际上有7个非洲国家卷入了战争。我不想说任何外来干涉都将是代价高昂的，但与付出的努力相比，这种干涉都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即使美国很富裕，可以提供其承诺的大量资源，但如果它要进行干涉，也将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因此，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做不得的。
波立陶：2000年世界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实力方面，中国是否有望成为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竞争者？印度现在把自己投入了核军备竞争之中，依您之见，印度的野心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即使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强国，并且肯定是唯一一个渴望与美国在未来进行竞争的国家。然而，我认为在此刻极不可能看出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与美国在军事领域进行竞争。美国的优势太大了。我认为不排除进行核对峙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对峙从来就不是以双方平等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事实上一方具有足够的威慑能力，从而使另一方面临着遭受无法忍受的破坏的威胁。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即美国在很长时期内将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外，美国与中国在21世纪的任何冲突，或许会以有异于过去的方式表现出来，主要因为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陆军强国。这种推测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太危险，以至于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至于备受关注的印度核武器，我认为是直接针对巴基斯坦的。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是地区性的，而印度是一个地区强国。在今后的50年内，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印度的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些中国所没有的优点：在技术与知识研究领域真正具有某种程度的创新，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优点在儒教盛行的远东地区是不容易找到的。例如，印度已经发展起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学与数学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语言学传统，至少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得到论证的。在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里，知识的创新具有巨大的潜力。印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国家在社会结构、管理能力和政治体制方面相当脆弱。但是，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印度比远东其他国家具有更为辉煌的前景。
波立陶：罗马教皇[36]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支配世界。他以前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共产主义，现在似乎把极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作为他的敌人。约翰·保罗二世[37]作为一位历史性的名人，您是如何评价他的？从表面看来，他是最后一位改革派教皇吗？或者，我们是否面临着罗马教廷与帝国之间的新型冲突？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我们没有面临着罗马教廷与帝国之间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教皇的政治策略与宗教信仰。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位传统的天主教徒。与60年代和70年代相对自由的天主教相比，这届罗马教廷标志着回归到更传统的教会观念。这种回归到了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如果我是罗马教皇的话，我将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如果宗教具有未来，那么它恰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并且与时尚保持离。但是，我不信奉宗教，因此这个题目不会直接涉及到我。然而，我认为这个经过复原的题目将碰到非常严重的和可能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正如一个国家不再能够完全控制其国民一样，天主教会也不再能够控制其信徒的忠诚。像天主教这种专制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它是建立在对其宗教信仰自愿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我认为，自从欧洲的天主教女信徒停止自动接受教会的道德说教与命令以来，基督教对其信徒进行控制的可能性已经彻底减小了，并且这种控制将不得不由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但并不是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会这样做，例如拉丁美洲教会的弱点也在20世纪暴露出来了。欧洲的天主教会也没有免受信徒还俗以及公众的传统宗教信仰降低的影响。自从16世纪中叶以来，教会控制信徒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不过，教皇在某些方面还是很重要的，使人想起19世纪末教皇的权力和地位，以及“新通谕”[38]的权势。不论如何，约翰·保罗二世是最后一位批评资本主义的伟大思想家。这或许是一件历史性的意外事件，因为我认为世俗的左派将重新回到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立场上来。在最近的10年中，人们受到了太多的恫吓，以至于不敢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道德罪恶了。我认为应该再次开始说这个话。是的，此刻教皇是世界上系统地驳斥资本主义的唯一名人。与西方遵奉国教教会惯例者的观念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政界与知识界所达成的共识相比，这确实是反常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波立陶：不管怎样，正如在科索沃战争中，我们目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同盟，按照罗马教廷的标准，它是介于极左与极右之间，而且是在反美的旗帜之下团结在一起的。它没有对您造成妨碍吧？
霍布斯鲍姆：没有，至少在原则上没有妨碍我。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发现许多与众不同的联盟。在20世纪中所有联盟中最非凡的一例，便是美国与苏联反对纳粹德国的联盟。那时，天主教会更多的是处于这个联盟的对立面。事实上，即使能够形成这类前所未有的联盟，也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长久保持下去。如果有兴趣注意科索沃的情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派别划分并不是顺着传统的左与右的界线出现的，而是以民族与意识形态的界线划分的。左派确实分裂了，有人强烈主张进行战争，有人则强烈反对战争。但是，右派则是一致的。虽然我认为从军方的职业观点来看，流行着一股批评战争的思潮，但他们对正在进行着的这场糟糕的战争表示满意。从教皇的角度来看，他对于战争的指责确实不能作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理由。总的来说，我认为在批评战争的人士中间，大多数都信奉和平主义。他们反对用这场特殊的战争来解决特殊的问题。然而，反美主义与怀疑个别国家的霸权野心，是把各个政治阶层团结起来的因素。这并不是说我对此感到高兴，我只是强调事情就是这样的，并且科索沃战争增强了这种情感。
[1] 指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译者注
[2]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阐释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兴起，其思想体系大体上属于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福利制度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为经济的发展配置越来越能够充分实现的社会权利。——译者注
[3] 一种政体。在理论上不允许个人自由，力图使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从属于政府当局。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造“极权”一词，形容意大利新法西斯国家，后来进一步将其描绘为“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极权主义”成了专制独裁和进行压迫的一党制政府的同义词。——译者注
[4] 法语为Pyrenees，西班牙语为 Pirineos，欧洲西南部最大的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主干的西南延伸部分。东西走向为西班牙和法国的界山。长435公里，宽80-140公里，一般海拔2000米以上，最高峰阿内托峰（Aneto）海拔3404米。安道尔公国即在此山脉中。——译者注
[5]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适应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由重农学派首先提出，亚当·斯密竭力倡导。19世纪前期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加以鼓吹，认为听任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能达到社会的最大利益；听任资本主义自发力量发挥作用，能使经济自然调节，保持均衡。因而反对封建行会残余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主张放任各个人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剥削和掠夺。自由放任主义虽然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因它已不能适应垄断资本的需要，而被极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摒弃。——译者注
[6]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 （1469-1527）。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他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从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出发谈论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不重理论形式而重实际行动，这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曾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一些反动统治者所利用。主要著作有《君主论》（一译《霸术》）、《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译者注
[7]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 （1588-1679）。近代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借助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吸收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新成果，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利己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封建神学的精神。这使他成为新政治哲学的开创者。霍布斯用社会契约论否定封建的君权神授论，主张国家产生于人们的契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霍布斯被看作具有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霍布斯关于个人自由和国家目的的思想，使他的政治学说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物体》、《利维坦》、《论公民》、《论社会》等。——译者注
[8] 源出希伯莱文 Livyathan，即《圣经·以赛亚书》中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霍布斯用“利维坦”作书名，借以表示国家具有威慑一切的权力。他在书中阐述了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即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主权是国家的本质，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臣民对主权者必须绝对服从，但又强调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个人的安全。书中还提出了政教合一、教权服从王权的主张。《利维坦》是近代西方第一部系统阐述国家学说的著作，书中的无神论、人性论、社会契约论以及国家的本质和作用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9] 即《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第五条，美国国会于1789年9月25日通过，1791年12月15日生效。其内容为：除非大陪审团提起公诉或者控告，否则不能坚持让任何人对死罪或者其他丑行罪负责，在战争或者公共安全面临威胁期间陆军、海军或者国民警卫队中的现役军人除外；不准使任何人的生命与肢体由于相同的罪行而两次受到威胁；无论是什么罪行，不准强迫任何人作为自控证人，未经法律程序不准剥夺其生命、自由与财产，在不做出合理补偿时，私人财产不得充公。——译者注
[10] 谋求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的秘密组织，其政治组织为新芬党（Sinn Féin Party），成立于 1905 年。“新芬”的原意为“我们自己”或“自助”。1918年12月，新芬党在英国议会选举中取得空前胜利。1919年1月，新芬党人在都柏林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建立各级政权，组建武装“爱尔兰共和军”。英国拒绝承认爱尔兰共和国，于是，爆发反英游击战争（1919-1921）。1921年12月，新芬党与英国签订英爱条约，肢解了爱尔兰。1922年1月，新芬党分裂，爱尔兰内战（1922-1923）开始。1936年，爱尔兰共和军被爱尔兰自由邦宣布为非法组织。1961年大选中，新芬党丧失在议会中的最后4个席位。1969年12月新芬党再次分裂。爱尔兰共和军1994年9月宣布停火，1997年7月宣布“毫不含糊的”停火。根据北爱和平协议规定，共和军表示到2000年5月20日的限期解除武装，但它拒绝按照执政的爱尔兰统一党提出的限期马上缴械。2000年2月12日，英国政府以爱尔兰共和军没有开始解除武装为由，暂停北爱地方联合政府运作，恢复英国政府对北爱的直接统治。爱尔兰共和军于15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有关北爱缴械问题的会谈。刚刚出现一点曙光的北爱和平进程再度流产。2000年5月6日，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准备把武器“完全地”和“能核查地”搁置起来不再使用。这一声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其对缴械问题作出的最积极的响应，对挽救北爱和平进程将产生积极的作用。——译者注
[11] 高加索在黑海、亚速海与里海之间，高加索山脉横贯中部，北侧称北高加索 （Ciscaucasia），南侧称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苏联解体之后，该地区民族与宗教矛盾不断激化，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译者注
[12] 阿尔巴尼亚族是巴尔干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阿族人过去受奥斯曼人统治，既没有统一的国家，也没有固定的土地，因此被一些西欧人称为巴尔干的“库尔德人”。1912年，阿尔巴尼亚人要挣脱奥斯曼人的统治，在巴尔干找到了一块山地，成立了自己的国家，自称“山鹰之国”。——译者注
[13] 指美国开拓时期的西部。——译者注
[14] 主要居住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及叙利亚的边界地区，有少数居住在黎巴嫩、阿富汗、约旦等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库尔德人一直在为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而进行斗争，但遭到各居住国的严厉镇压。——译者注
[15] 北非的古老居民。公元7-14世纪时，曾与来自亚洲的阿拉伯人共同组成“马格里布”国家。很多柏柏尔人接受了阿拉伯文化、语言和供斯兰教。部分居住山区和沙漠地带的，至今还保留自己原有语言和生活方式，仍称柏柏尔人，包括卡比尔人、什路人、里夫人等。8世纪初进人西班牙的柏柏尔人的后裔称摩尔人，今散居于北非。长期受当地封建势力的压迫，19世纪末起历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曾不断进行反抗。——译者注
[16] 贝当 （1856--1951），法国民族叛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指挥凡尔登战役，大战末期任法军总司令，战后升为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年6月任总理，对德投降，7月1日将傀儡政府迁至法国中南部的维希。1944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军队在法国登陆后，维希政府于8月垮台。1945年8月因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译者注
[17] 在南欧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的利亚半岛的西北侧。原属奥匈帝国，1918年为意大利占领。1947年签订对意和约时曾规定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并把该区分为甲乙两区，甲区 （包括城市和港口）由英美管辖，乙区（市外大部分地区）由南斯拉夫管辖。1954年签订伦敦备忘录，将甲区划归意大利管辖，仍为自由港。乙区划归南斯拉夫管辖。1975年意南两国签订的里雅斯特地区区界的协定，对边界略作调整。——译者注
[18] 在东欧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之间，其东麓为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北起喀拉海的拜达腊塔湾附近，南至鄂尔斯克附近，蜿蜒2000多公里长，宽为60-150公里，是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流域与鄂毕河流域的分水岭。中乌拉尔地势较低平，最低处海拔仅350米，构成欧、亚两洲的宽阔通道。——译者注
[19] 利沃夫是乌克兰西部城市，俄语为 Lvov或L’vov，德语为 Lemberg，波兰语为Lwow。霍布斯鲍姆生于1917年，与他年纪相仿的人可能出生于沙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生活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生活在独立后的乌克兰；或许有一些人在乌克兰独立后又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这样，他们就在4个国家里生活过了。——译者注
[20]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Josip Broz Tito，1892-1980），南斯拉夫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1969-1980），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1953-1980），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他在世时，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民族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南斯拉夫这个欧洲的“火药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保持了暂时的平静。——译者注
[21] 1962年10月，当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SS-4中程导弹被美国发觉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海面，并扬言要摧毁苏联在古巴建设的导弹基地。当时美国拥有比苏联多6-9倍的核力量，加上古巴就在美国眼皮底下，美国的态度非常强硬，赫鲁晓夫的冒险行动失败，答应于10月28日从古巴全部撤出这些中程导弹。这就是所谓古巴导弹危机。在这次事件中美苏两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发生一场核战争。可以说，这是一场坐在核弹头上的危机。——译者注
[22] 80年代初期，西方一些冷战人士宣称苏联将发动核攻击。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3月23日发表电视讲话，宣称苏联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已大大超过了美国”，因此美国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战略进攻性武器，同时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里根的演说揭开了太空战略的帷幕，为今后打一场星球大战，打破核僵持开了绿灯。由于西方对苏联威胁的高烧宣传，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苏联人大为恐慌，认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双方于是展开了疯狂的核军备竞赛。——译者注
[23] 印度尼西亚第2位总统，陆军上将（1921-）。1965年印度尼西亚“九三O”事件之后，军人集团控制政局，大规模镇压印尼共产党和清洗异己势力，并逐步剥夺苏加诺总统的职权。苏哈托接管苏加诺的总统权力，任内阁部长和陆军司令等职，1967年任代总统，1968年正式就任总统。此后苏哈托多次连选连任总统。苏哈托执政30年，以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政策而知名。其家族势力庞大，印尼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苏哈托家族的人。苏哈托家族因其在所有的大项目中拥有 20%的股份，因此有“20%家族”之称。1998年3月，苏哈托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印尼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他下台。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于5月21日宣布辞职。——译者注
[24] 三十年战争以反哈布斯堡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交战双方在德国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签订和约。规定：德意志境内新教 （路德教、加尔文教）和旧教 （天主教）地位平等，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德皇盟国西班牙衰弱，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独立；荷兰和瑞士的独立被确认；法国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瑞典获得整个西波美拉尼亚等地，巩固了它在波罗的海的地位。战争使德意志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其内部的分裂局面更为严重，欧洲霸权转人法国之手。——译者注
[25] 德国在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5年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为战败国。——译者注
[26] 指美国于1929-1933年爆发的历史上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时期内发生的；是在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化，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缩小的情形下发生的。一般认为危机是从1929年10月股票行情猛跌开始的。危机严重削弱金融制度，动摇企业界信心，阻碍工、农业发展，缩小海外购买和投资，使美国经济陷人停滞状态。在这次危机中，工业、农业、信用危机同时发生，并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它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36%。世界贸易缩减 2/3。这次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特别长，危机停止后进人特种萧条阶段，未达繁荣又陷入1937年危机。——译者注
[27] 法国国王，史称路易大王 （1638-1715）。路易十三之子，5岁即位，由母后安娜摄政，宰相马扎然掌握实权。1661年亲政前爆发的反政府福隆德运动 （或称投石党运动） 迫使路易十四两度逃离首都。亲政后采取一切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宣称“朕即国家”，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军事方面，为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进行一系列征服战争。经过几十年战争，法国筋疲力尽，经济上濒于破产。路易十四把法国绝对君主制度推到顶峰。但在他统治后期，国库空虚，起义频繁，引起各阶级的不满，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开始走向衰落。——译者注
[28] 西方对近代伊斯兰教中出现的反对“异端”、提倡回到《古兰经》与圣训等原来教义中的思潮的称谓。阿拉伯人称尊古主义 （即宗教改良主义）。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以原教旨主义为基础进行复古返朴的净化运动，每次的动机和内容不尽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原教旨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译者注
[29] 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产生于 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的译解成功，东方学有重要发展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译者注
[30] 原文中“Pax”一词的原意是罗马神话中的和平女神，后来用以表示尤其是在一国支配之下的世界和平。文中所叙的这三种世界和平分别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美苏冷战下的和平即两极均势下的和平、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形成的以英国为主导的五强制衡的“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和平以及公元前27年-公元180年罗马帝国一极主导下的和平。——译者注
[31] 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五届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宣称：美国将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殖民地；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个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实际上宣布拉丁美洲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门罗宣言最初并未引起国外足够的重视。1870年以后，始有“门罗主义”的提法，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标志。1904年罗斯福 （1901-1909 在任）提出“罗斯福推论”，进一步补充了门罗主义。他指出，某个拉美国家一旦“闹事”，美国可以干涉其内部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拉美地区依然奉行门罗主义。有些中国学者认为，门罗主义的宣布是以投神圣同盟威胁英国之机，来抵御英国对美国扩张政策的威胁，以保障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的行动自由，因此，门罗主义也可视为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的一种政策。——译者注
[32]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大陆的北部。原有居民是印第安人。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圭亚那成为欧洲列强角逐之地。1781年英国侵占了荷兰在圭亚那的殖民地，次年法国又从英国手中夺去圭亚那。1784-1796年间，圭亚那重新回到荷兰手中。经过3国反复争夺和几经易手之后，根据《伦教协定》，圭亚那于181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831年起称英属圭亚那。——译者注
[33] 19世纪90年代，在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交界处发现金矿，英国派兵强占，委英两国发生争端。1895年美国在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界问题上进行干预，迫使英国让步，同意成立仲裁法庭，以确定两国边界。在美国干预下，1899年根据仲裁法庭的裁决，英国得到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译者注
[34] 英国政治家、首相 （1784-1865）。1802年作为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继承其父的爱尔兰贵族爵位和财产。1807年以托利党党员身份进人下院。1809-1828年任陆军大臣。帕默斯顿曾是托利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1832年议会改革前后，辉格党在政治上日益占据优势。他审时度势转到辉格党方面。1830-1851年三次任外交大臣，1855-1865年两次任首相。帕默斯顿视俄国为英国在中亚和近东的主要敌人，挑起克里木战争，他视法国为英国在希腊、埃及、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的主要竞争者；极力赞成萨伏伊王朝统一意大利，以便对付法国。在普奥对丹麦战争中，他支持普鲁士，指望它壮大成为法、俄的劲敌，以维持欧洲均势。在远东，他发动两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残酷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插手美国内战，支持南方奴隶主，因遭英国工人反对，才未敢出兵干涉。——译者注
[35] 1994年4月，卢旺达占多数的胡图族与占少数的图西族之间爆发了蓄谋已久的种族仇杀，据估计，大约有 50万-10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沦为难民。法国军队于1994年6月发起了“绿宝石”行动，在卢旺达东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人道主义区域，并且果断地清除任何抵抗。法国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法军人为地决定在8月撤退和联合国第二批援助卢旺达部队无力在卢旺达保持稳定。这种效果最终化为泡影。——译者注
[36] 据《教廷指南》，教皇全衔为“罗马主教、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首席使徒的后继人、西方教会最高教宗、西方牧首、意大利首席主教、罗马教省枢机主教和都主教，梵蒂冈城国元首”。根据天主教教义，教皇是众使徒之首彼得的后继人。因驻地为罗马，故又称罗马教皇。——译者注
[37] 原名卡罗尔·沃伊蒂瓦 （Karol Woityla），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波兰。1978年10月16日当选为教皇，22日登位，是第266任教皇，也是456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和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波兰籍教皇。除精通拉丁文外，还精通几种现代语言 （波兰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葡牙语）。1981年5月13 日遭阴谋暗杀，土耳其国民穆罕默德·阿理·阿卡在圣彼得广场将他枪击成重伤。1985年 11月25日12月8日，主持召开特别主教会议，发表了《致天主教徒的信》和《最后的报告》两份文件，强调教皇对地方教会的权力。1998年访向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并受到古巴群众的盛大欢迎。——译者注
[38] 天主教教利奥十三世 （Leo XIII）于1891年颁发的通谕。许多保守的教内人士认为，它宣传革命。这份通逾就社会公义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阐明天主教会的立场，强调教会有权对有关德原则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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