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法〕让·饶勒斯 ->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
第三章 革命的日子
（6月20日，7月14日，10月5日和6日）
三级会议
5月4日，出席三级会议的代表首次聚集在一起，列队前往圣路易教堂去做由南锡主教主持的圣灵弥撒。从巴黎赶来的大批人群在队伍经过的地方，注视着那些服饰华丽的王公亲贵和通身素黑、黑压压一片的第三等级代表。
第二天，5月5日，代表们到了被称为“三个等级大厅”的“游乐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大厅呈长方形，可容纳一千二百人左右，此外，四周柱廊还可容纳近二千人〔注：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前来旁听的人每天络绎不绝，并在人们的默许下渐渐养成在会场讨论时插言的习惯，此习惯一直延续到国民公会末期。这一情况壮大了第三等级的声势并使代表们置于革命舆论的监督和压力之下。——编者注〕。代表们徐徐进入会场，等了很长时间才坐到各自的位置上。第三等级坐在大厅中央，教士和贵族分坐两边。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泰纳在谈到他们时语气十分轻蔑，说他们是思想空泛的理论家和没有见过世面的寒微律师。他埋怨人们没有把那些确有才干，已经在法国掌管过国家事务的人，即那些同旧制度相依为命，希望维护旧制度的人都选进来。可是不管怎样，这一方面的尝试早已进行过了。
因为若论个人能力和才智，谁能比得上原利摩日总督杜尔果？可是他在内阁推行的几项重大改革却一败涂地〔注：见埃德加·富尔所著《杜尔果的失宠》，1961年巴黎版。——编者注〕。若论社会经验和个人威望，谁又能比得上卡隆所召集的那些“显贵”？各位亲王、大主教、高等法院显要和各省总督，这些体现了旧制度的力量和智慧的精华全都来了。但这一帮煌赫非凡一心维护其私利的人，结果也是一事无成，十分可悲〔注：关于“贵族的反抗”，见本书上一章补充注释。饶勒斯的这一看法似乎有点偏激。——编者注〕。因此，现在该由国民来起用其他思想出众的人了。不错，在第三等级571名代表中，行政官员很少，法学家却很多〔注：三级会议代表，特别是第三等级代表的确切人数，难以弄清。《关于代表的人数向国王内报告》一书，认为第三等级的代表为488人。——编者注〕。但法学家造就了现代王权和现代法国，正是他们提出了王权革命并使之走上正轨，资产阶级革命也将由他们提出并通过他们而走上正轨。
他们身上有着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这种思想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使无名之辈成了伟大人物。此外，这种思想形式多样，内容广泛，足以使那些受启发者不但不会受门户之见的束缚，而且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孟德斯鸠、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卢梭虽然倾向不尽相同，但却造就了一批人才。只要对制宪议会议员的言行作一番深入的研究，便可发现这些言行正是十八世纪所有伟大人物的思想结晶。
他们从伏尔泰那里汲取了关于宽容和宗教自由的思想，此外可能还有对天主教会表面上的谨慎尊重。至于专门研究英国宪法和三权平衡的孟德斯鸠，他们觉得他未免有点过时了。要是革命在他从事写作的1740年、也即资产阶级力量获得决定性发展之前爆发，他无疑会成为革命的伟大理论家。因为他所设想的那种微妙的平衡，到十八世纪末已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转移。对于卢梭，这些制宪议会议员没有采用他的那些反社会的奇怪理论，但大量吸收了他关于权利的思想。
最后，他们从“百科全书派”得到的是对于科学的广泛热爱。这种爱，后来不止一次地抵消了扬逊派教义或让-雅克的狭隘自然神论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在这些面对御座而坐在游乐堂中央的人身上，集中了十八世纪的丰富思想。人民已从他们当中看出了一些杰出人物并向他们发出了欢呼。不过现在我们还无须把这些人分开，因为他们身上所共有的，对每个人都起了作用的思想，正是十八世纪的伟大启蒙思想。
第一次相遇，革命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间就出现了麻烦和分裂的苗头。当局在选举期间所推行的是不干涉政策。马卢埃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指责国王和各个大臣未能密切注视选举活动并对其施加影响，以便选出温和人士。不过要是王权确实决心对国民寄于信任的话，它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也就谈不上是什么错误。况且在5月5日这一天，国王仍可表达这种信任。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人对他抱有成见。
他可以宣布自己是当前这场伟大改革运动的首领，这样在新的自由宪法中便肯定会保住王权所享有的行政权。可是第一次与他召集来的国民相见，他便流露出了一种积习难改的不信任情绪：“人们现在是普遍地焦急不安，对于革新所寄希望太大。这一情绪如不立即统一于温和的明智见解之下，势必会使舆论完全走上歧途……
“人心虽然浮动，但国民代表的会议显然应表现出明智和谨慎。先生们，你们自己也已看到，在最近的好几个场合，人们已离开这一点，不过你们在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主导精神，定会符合我们这个拥有宽容精神的民族所素有的感情，它对国王的爱历来具有鲜明特征。至于其他，我是不会记在心上的。”
这一指责真是拙劣透顶，他由于害怕而装出了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感伤腔调！至于这次新的大会应如何进行，即如何解决按人数表决还是按等级表决这一严重问题，他却只字未提。而正是这一问题，将首先使革命陷于瘫痪，随后又很快使革命受到大大激发。大臣们的表现也是同样拙劣，同样微不足道。掌玺大臣巴朗坦〔注：巴朗坦（1736-1819），巴黎高等法院推事，后任该院总律师，1775年任间接税法院院长，1788年任掌玺大臣。1789年5月5日后主张对第三等级的要求予以抵制，同年6月3日因米拉波的揭发而辞去掌玺大臣。——编者注〕虽然把按人数表决的问题提了出来，但不敢解决。他说：
“把三个等级中处境最糟、承担大部分税赋的那个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这几乎是一致要求。不过先生们，国王陛下在同意这一要求时，并未改变过去的表决方式。虽然按人数表决只会导致一个结果，似乎更易于反映普遍愿望，但国王仍希望这种新的表决方式只有在三级会议自愿接受并得到国王陛下的赞同后方可采用。”
把这个关系到全局的首要问题，让三个等级去讨论解决，这一作法孕育着多大的危险！照理讲，同意把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就是同意按人数表决。因此为何不能走到底？王权只需一句话便可给予的权利，为何要迫使市镇代表〔注：市镇代表即为第三等级代表。——译者注〕以革命的手段去夺取？
内克尔〔注：内克尔（1732-1804），出身于一定居日内瓦的英国家庭，1747年到达巴黎，起初任银行职员。后因做印度公司的生意而发了大财，于1765年创办一家银行。1777和1788年两度出任法国财政总管。——编者注〕也是一名无用之徒。这位日内瓦富有的银行家已两度执掌法国财政，并凭借其个人威望和几笔成功借款而得以应付美洲战争所造成的困难。他在这时，正是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举国都认为，三级会议能够开成乃是他的功劳。如果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不被可笑的虚荣心迷住心窍，本可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其财政上的才干为革命的和平发展顺利取得成功，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可以宣布，只要各种弊端不通过国民的监督而消除，他便无力使预算达到平衡。可是他在三级会议所作洋洋万言的财政报告中，却在无意间竭力向会议表明这个会没有必要召开。仅仅他一个人，凭借一些巧妙手法，如暂停发放某些俸禄，节省若干外事开支，修改与包税所签订的协议，对从印度进口的商品适当提高关税，便可使财政恢复平衡。不管怎样，赤字不过是五千六百万，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便可消除。更有甚者，这些常见办法一旦采用，并可为当年所需借款提供担保。
对他的报告本来就不甚了了的代表们，听了这些话必然要问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既然事情这样容易，为何要把我们找来？确实，内克尔让他们来参加这个会，似乎只是为了向他们炫耀其财政上的本领。事实上，他已经在那里象魔术师一样喊道：“先生们，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只须露几手便可使公共事务恢复正常！”
他没有看到，在他宣称只有自己不可缺少时，是多么刺伤了国民，并使第三等级因而失去了建立一种监督制度所必须的精神力量；因为不建立这种制度，仅靠一个银行家的足智多谋，事情照样可以圆满解决。
上文已经谈到，米拉波说过一句这样的名言：“赤字是国民手中的法宝”。可是现在内克尔却要把这件法宝从国民手中夺走，而他竟带着一副天真的样子，对他的报告受到的冷遇表示不解。他在其《回忆录》〔注：即内克尔所著《从显贵会议到共和四年葡月十三的法国革命史》。——编者注〕中说道：“不过反躬自省，我一想起自己当时多么失望的情景，就深感痛心。关于赤字如何巨大，财政如何拮据的谣传并无根据。我为自己能向大会宣布这一消息而沉浸在满腔喜悦中，暗自揣度着大会得知这一意外情况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但我看到的却是反应冷淡，一片沉默。”
他在事后也未弄明白原因何在，根本没有想到他言过其实地把事情说得如此容易，是为反革命帮忙。带着一种隐约的乐观心情而昏昏欲睡地听他讲述的路易十六，可能会这样想：“不管怎样，这些人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就无所遗憾地把他们打发回去。”
内克尔的这些话所直接导致的，正是6月23日御前会议所采取的政变措施。可是对于这一点，这位被自己喧赫威望弄得晕头转向的“首席大臣”竟一点也没有想到。大会虽然毫无经验，但却看到了。人们在散会时便产生了一种困难重重和缺乏安全感的纷乱心情。啊！面对统治者的这种无能，米拉波从第一次会议起，一定不知怎样高傲，怎样跃跃欲试呢！不用说，从这一天起，他便发誓要对这些人穷追猛打，把革命和王权从他们手上夺过来，由他来领导革命，由他来拯救王权！
等级冲突
第二天，各等级之间围绕着按人数表决的问题开始了一场激烈斗争。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分别到了不同的地方举行会议。第三等级由于人数众多，会场就设在头天举行全体会议的游乐堂内，因而有点象是全体大会一样。
贵族立即采取了明确立场：虽然卡斯泰纳子爵、利昂库尔公爵和拉法耶特侯爵持反对意见，他们仍然根据蒙洛西埃的提议，以188票对47票决定单独成立议院，单独审查其代表资格。如果贵族坚持这一决定，第三等级表示屈服，革命的道路也就被堵死了。教士也采取了类似决定，但以133票对114票的较弱多数通过。上午九时就到达会场的第三等级代表，希望另两个等级能来同他们一起开会，但一直等到下午二点半他们也未来。第三等级因而意识到革命从一开始便处于危急之中，看来要挽救革命，现在只有靠市镇代表的坚定不移和随机应变了。
怎么办？两种不同的办法于是提了出来。态度非常温和、保守的马卢埃提议第三等级的代表至少暂时先成立议院并制定出章程。可是米拉波认为，这样作将等于承认各等级自行其是，然而“只要代表资格未经共同审查，我们这些人便只是一些聚在一起的个人”。所以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暂不采取行动，继续等待。这样，从国民大会的角度来看，第三等级将可发现其他等级不来开会，是拖延执行国民的最高权力。因此暂不采取行动的建议获得通过。可是这样作势必会在全国和各市镇引起强烈不满而难以坚持下去。固执己见的马卢埃于是又提出第三等级应组织起来，派出代表敦促其他等级至少来审查代表资格。至于按人数表决还是按等级表决等其他问题可暂且搁置，同时第三等级所派代表应向教士和贵族表示其尊重一切财产和权利的真诚愿望。
可是以此代价换取他们来开会，岂不是灭第三等级的志气并意味着事先承认封建制和一切特权？市镇代表因而坚决否决了马卢埃这一建议。接着，穆尼埃提议允许第三等级代表以个人身份去非正式地敦促其他等级的代表来开会。这一作法虽然毫无结果，但却开始使第三等级在不会遭到任何损害的情况下摆脱其孤立处境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派出的代表在“贵族院”所见到的，只是负责审查代表资格的那些人，他们仍在郑重其事地工作着。
这期间，教士内部出现了分裂并受到少数很有活动能力的本堂神甫的影响〔注：在291名教士代表中，倾向改革的本堂神甫占200多人。高级教士中也有一些自由派，如艾克斯大主教市瓦热兰和波尔多大主教桑皮翁·德·西塞。——编者注〕。他们提出了谨慎的和解办法，主张每个等级派出代表共同会商，但未明确其所负使命。贵族同意这一建议，但指出其代表的权限，仅限于向市镇代表说明他们为何要单独成立议院。米拉波在5月15日会议上对此作了愤怒抨击：“贵族先生们同意派代表同其他等级磋商，这难道不是他们对其他等级的一大恩惠吗？既然他们有权单独审查自己的代表资格，未经他人同意就成立议院，有谁能阻拦他们继续前进，去制定宪法，解决财政问题和颁布法律？法国的一切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二千四百万人又算得了什么？难道也值得一提？”
通过这一席充满辛辣讽刺的话语，他在激励第三等级起来反抗。不过，他所关心的是，既要防止出现任何软弱表现，又要避免采取难以补救的措施。因此他尚未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只是在设法延续市镇和国民的代表对问题的久拖不决所引起的愤怒。首先使僵局出现转机的，是忠于本省强烈革命精神的雷恩代表——布列塔尼人勒夏帕利埃〔注：勒夏帕和埃（1754-1794），高等法院律师，雷恩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因为在牧师拉波·圣埃蒂安〔注：拉波·圣埃蒂安（1745-1793），新教牧师，尼姆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提议第三等级派出代表与另两个等级谈判但其权限应是维护按人数表决和大会的不可分割时，勒夏帕利埃主张授予这些代表一项颇具威胁的权限。
“市镇代表应当宣布，他们只承认代表资格经全体大会指定的人审查过的那些人为合法代表。”此外，勒夏帕利埃已将市镇称之为“国民实体”，这就向其他等级表明，没有第三等级，他们便什么也不是，而没有他们——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第三等级将组成国民大会。这是一种公开宣战。米拉波深感骇异，因为这样作会造成什么后果？要是那两个等级对第三等级的威胁和警告置之不理，则第三等级将以何为依托？因此他提出一项折衷办法。他知道，内部分裂、态度暧昧的教士不会死心塌地跟着贵族走；所以为使第三等级摆脱困境，打算促使这两个特权等级进一步分化。“先生们，你们应当派人去与教士谈判，但决不可与贵族谈判。因为贵族只知发号施令，而教士却可商量。你们可派任何人去同教士的代表商谈，只要派去的人不轻率提出任何妥协办法即可。因为在国民大会资格审查这一根本问题上，你们是不能作出任何让步的。至于贵族，你们应允许让一些副手以个人身份同其接触，但不要委以任何使命。因为贵族可能不抱什么目的，因而不会没有危险。”
他凭借革命的敏锐性，希望促使敌对营垒的分化。他没有教条地看问题，认为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对他们说来没有任何区别，而是设法利用二者的分歧，使革命进行下去。可是市镇代表一度没有采纳米拉波的议案，而是首先决定派代表与贵族和教士谈判。在此谈判失败后，米拉波再度提出了他的建议：
“我建议你们还是派一个隆重的大型代表团到教士那儿去。代表团在将我们的敌人提出的种种微妙理由及我们自己的代表已经谈过的那些恰当的话语简要地作一番陈述后，可恳请他们这些维护和平的神职人员站到理性、正义和真理方面来，同我们一起去向贵族作一次新的尝试。要是我们对大部分教士所怀抱的期望没有弄错的话，那么这种期望马上就会实现。况且邀请贵族来开会，必要时对其加以敦促或提出抗议——如果出现这一遗憾局面的话，这种事是我们同教士一起去做还是由我们单独进行，对我们说来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这样作不管成功与否，其结果都会为你们今后采取的措施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公共舆论对你们的克制态度和坚定决心表示赞赏。”
米拉波这一建议终于在一片欢呼声中被大家采纳并当即付诸实施。其执行结果本来很可能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本堂神甫在人数众多的第三等级代表这一隆重举动的鼓舞下，将会与那些主教决裂。教士这一等级将会解体甚至不得不站到第三等级方面来，二者的联合将会使贵族的处境难以维持。
米拉波在向市镇代表谈到教会等级正面临着“内部分裂的威胁”时，他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正当第三等级经过长时间的有益等待就要采取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时，国王却突然来干预了。5月28日，他向第三等级谈了谈当前的全部争论并在说了几句尖刻的话后，最后说道：“我希望，三个等级已经选出的谈判代表能于明晚六时复会。届时，掌玺大臣及我派给他的几名随员也将出席，以着重了解会上提出的和解建议，为实现期待已久刻不容绥的和睦局面作出直接贡献。”显然，国王这样作是听了高级教士的意见。高级教士已感到本堂神甫即将离他们而去，因此建议路易十六出面过问。这一手做得很漂亮，国王如今已成为革命的仲裁人。他在使三级会议代表也即三级会议本身降到次要地位后，在对其他一切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按人数表决还是按等级表决这一问题上，现在要强迫他们接受他的解决办法。由于本堂神甫的反抗至今仍不够大胆，高级教士在通过国王的干预将其挫败后，如今已因国王而取得胜利。国王已成为他们解决事件的仲裁人，即革命的最高调解人。教会便是这样以大胆的手段回击了米拉波的沉重打击。市镇代表进退两难。如果同意参加谈判，将意味着一切听任国王裁决，使革命受王政会议的决定摆布；如果拒不参加，则将与得到其他等级支持的国王发生冲突。马卢埃主张不仅派代表参加谈判，而且授以广泛权限，顽固坚持其实现市镇代表和“特权阶级的杰出人物”和睦一致的美梦。勒夏帕利埃及其他布列塔尼代表则反对参加任何谈判。这时，米拉波又提出了一项折衷办法，并使之获得通过。他揭露了国王的建议所包藏的祸心及高级教士为其出谋划策的秘密勾当，认为不参加谈判不仅有欠审慎，而且也难以做到。他主张在参加谈判的同时向国王直接派出代表，告诉他法国这次选出的是国民大会，谁也不能破坏国民代表的整体性。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人们随即起草了一份呈送国王的条陈，而且写得十分温和、谨慎。可是就在这种危害性很大的谈判正在举行的时候，显然掌握着主动权并把受到恫吓的本堂神甫牢牢控制在手中的高级教士，却提出了一项非常阴险的建议。他们要求三个等级能取得和解，以便解决粮价高昂的问题，使人民能够吃饱肚子。这一手实在毒辣无比。他们显然想以此争取民心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问题上转移开：何必为按人数表决还是按等级表决争吵不休呢？难道不应当更多地去关心可怜的人民吗？因此，为了一块面包或希望得到一块面包，人民显然会放弃革命。
市镇代表气愤不已，耐心已开始失去。他们回答道，如果教士真的要关心处于苦难中的人民，就应当同第三等级代表联合起来，而且暗示，既然教士如此迫切地要减轻民众的痛苦，那就应当放弃自己的豪华生活。不过市镇代表碍于谈判业已开始以及国王所进行的干预，仍不敢以革命的方式起来反对这种种欺骗伎俩和对抗手段。他们仍然在期待着。心中的怒火虽然越来越强烈，但仍努力克制着。然而他们有时也不禁暗自问道，全国人民还什么也没有做，如今已是一片消沉和沮丧，会不会任从他们陷入难于摆脱的境地？可是全国人民眼光十分远大，通过代表们的书信〔注：比如为使选民了解会议情况，米拉波曾主持出版《三级会议报》，但立即遭到王政会议的查禁。随后，这位艾克斯代表写了《米拉波伯爵致其选民书》。——编者注〕，他们对情况非常了解。只要革命资产阶级能在恰当时候展开行动，人民即使痛苦地等待几个月，对他们也还是信任的。
由于谈判久拖不决，内克尔提出了一项将一切交国王裁决的所谓解决办法，以国王的名义结束了谈判〔注：此事发生在1789年6月9日。谈判的结束标志着调解的彻底失败。内尔克此时已悄悄转向由国王裁决。——编者注〕。此办法规定，每个等级单独审查其代表资格，如遇其他等级提出疑义，可由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议决，若此委员会仍不能达成一致，则由国王最后裁定。因此，这一程序一旦运用于其他问题，整个革命将落入国王之手。内克尔显然认为这也就等于落入他的手中。这无疑意味着彻底承认由国王和内阁决定一切。
国民议会
现在是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无论同国王的大臣还是同国王本人发生直接冲突会造成怎样的风险，人们若再后退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米拉波在6月5日的会上愤怒揭露了内阁的阴谋，主张坚决予以抵制：“先生们，如果接受国王的代表提出的这一建议，对我们说来，那将是糟贱自己和渎职行为。这项建议践踏了国民的权利，也违背了正义和常理，后果将无比严重。它将使国民大会在显示其存在之前便陷于瘫痪，并使国民所怀抱的最后一点希望付诸东流。”他这样说是否因为感到大会这时出现了某种泄气的苗头？他后来在给宫廷的一封信中写道：“大会是来投降的。”这未免太严厉了，而且也很不公正，因为第三等级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但坚定不移，而且富于智慧。米拉波所以伟大，只是因为他善于从大会的思想意识中，在正确的大胆作法和必要的机智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三等级以等待全部谈判记录为由，暂时休会了几天。在这几天当中，即从6月6日至10日，不想贵族却为他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贵族看到教会的影响日渐扩大，嫉妒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同时权力极大的内阁所采取的作法也使他们深为忧虑。他们意识到革命如果就这样结束的话，将会对高级教士和国王有利，而他们从这场冒险事业中最后得到的，将只是声望进一步下降，甚至使人感到有点可笑。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保留，声称他们对某些类别的代表应当拥有最后裁决权〔注：确切说来，除由三个等级共同选出的“整体性”代表——如多菲内和几个选区的代表——外，贵族拒绝由国王裁决。——编者注〕。第三等级于是毫不迟疑地抓住贵族在无意间为他们提供的这种解救办法，申言事实终于表明此类谈判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同时由于第三等级现在已到了再也不能不明确表示其最高权利的时候，迄今一直沉默不语的教士西哀士终于在6月10日的会议上说话了。他要把自己关于第三等级就是全体国民的著名论断付诸实践，因此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建议市镇代表放弃他们长期来按兵不动的作法，组成国民议会，立即开展工作，并“敦促两个特权等级的‘议院’成员到‘三个等级大厅’来参加共同的资格审查，使之圆满完成，并服从审查结果”。
但大会仍不希望把话说得太激烈，经过说服，终于使这位推理严密，比较固执的理论家同意把“敦促”一词改为“邀请”。此外，大会还决定给国王上一道条陈，向其陈述他们这样作的理由；结果年轻的巴尔纳夫为此条陈起草的措辞有力的文稿获得通过，马卢埃起草的文稿未被选中。大会同时还分了组，所分小组共二十个，并对全体代表实行点名，无论这些代表是来自贵族，教会，还是第三等级。因此，大会已按国民议会的样子行事并打算对缺席代表给予处罚。
这一坚定态度对教士中的少数派是一大鼓舞，从6月13日起本堂神甫查莱等人便陆续来到了第三等级代表中。敌方营垒因而开始解体。这时已可认为市镇代表已取得胜利，不过困难依然很大。在6月15日会议上，教士西哀士在点过名后，向焦虑不安的大会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大会应当以何名称存在下去？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可能会说，这种繁琐的议会程序根本不必考虑！不，革命在开始的时候是一切都要按章办事的。因此，教士西哀士说了下面一番话：“代表的资格审查既已完毕，当务之急是大会的名称问题。通过资格审查可以看到，大会已由至少占百分之九十六的国民所直接选派的代表组成。人数如此众多的代表，不能由于某些选区代表或某几类公民的缺席便不开会。因为已经通知而未到会者，不能妨碍到会者行使其全部权利……此外，既然国民意志只能由资格审查过的代表体现之，既然资格业已审查的代表已全部来到大会，下列结论仍然是不可少的：国民的公共意志必然由、也只能由大会予以阐述和提出，其他任何完全属于推想的‘议院’代表丝毫不能剥夺其表决所具有的效力……在当前情况下，把大会称之为‘法兰西国民得到公认、资格业已审查的代表组成的大会’，是唯一可行的名称，也是大会只要还希望把尚在缺席的代表都吸收进来所只能采用的名称。”
西哀士这一动议，实际上是宣布第三等级享有最高权利。虽然其他等级的代表没有到场，他们仍然可以独自审查代表资格；相反，其他等级单独搞的那些资格审查则一律无效。因为有一个等级本身即为国民，这个等级就是第三等级。其他等级如不归属于它，便什么也不是。
一直希望使革命在发展中避免激烈冲突的米拉波对西哀士的这些斩钉截铁的提法深感畏惧。因此建议市镇代表选用一个既能显示其广泛存在，又不直接否认其他等级的名称。他说：“你们可以称自己为法国人民的代表。”米希勒对他的这一谨慎提议很不理解并十分气愤，说道：“他想阻挡西哀士的前进道路。这位刚刚因革命而重新站立起来并只是靠了革命才有了力量的平民演说家，现在却要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上试图阻止革命前进。如果换作他人，这一作法一开始就会使之在革命中身败名裂，永远无法洗刷。
“因为还有什么会比米拉波的提法更使人感到棘手？面对这些焦虑不安、群情激奋的代表，面对因当前的巨大危机而大大提高了觉悟的人民，他试图让人们相信‘人民对此类争论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要求在税收上做到力所能及，默默地忍受自身的痛苦’……这些话不但说得十分卑劣、令人伤心和泄气，而且总的说来是非常错误的。接着，他竟贸然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问题：‘是谁把你们召集来的？是国王……你们因为起草了陈情书，当上了代表便可宣称自己是唯一得到公认、资格业已审查的代表？国王若不同意……后果将不言而喻。抢劫和屠杀将到处发生，你甚至无法说它是一场内战。’”
米希勒对他的这一指责显然相当轻率，过于严厉。其实凡是在米希勒看来无法解释的地方，正是这位平民演说家所采取的全部策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从一开始，他就始终在将革命推向前进，但每一次，他都要确保其不与王权这样一个顽敌对垒。为什么？作为君主政体的热烈拥护者，他希望革命能反对特权，反对贵族和高等法院，但应与国王一起进行。他憧憬着建立一种君主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中，享有最高立法权的国民将在国王得到宪法确认的权威之下，行使其自由，因而十分希望避免一切可能会动摇王位的作法，避免在市镇代表和维护特权的国王之间出现任何冲突。因此，他很担心国王在驳回西哀士的那些过激提法时，会坚决采取反对第三等级的决定。况且他在不安地分析了人民的思想状况后，是否产生了米希勒似乎已指出的那种泄气情绪和背叛心里呢？
教会在粮食问题上所玩弄的无耻花招可能已迷惑部分国民，而且在7月14日之前谁能断言人民必会起来推翻专制势力？米拉波可能担心的是，三级会议一旦解散或推迟举行只会引起一种很快遭到血腥镇压的无力反抗。因此他的想法虽然可能比西哀士的想法要谨慎一些，但仍不乏勇气。他希望市镇代表在运用其自身称号宣布自己为人民的代表后，能努力去扎扎实实地争取民心。他们可暂时通过一些重大改革方案，取消税收上的特权，并可以对国民说：“我们所作的一切不过是一些愿望，一俟特权等级来与我们会合，这些东西便会成为法律。”这样，市镇代表将可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迫使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等级站到他们这边来，而不会导致任何流血事件。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虽然没有大胆地直接向特权者发出挑衅，但矛头所向是特权本身并可使第三等级赢得舆论支持的美好打算，为何要诬蔑它呢？不管怎样，西哀士对自己在名称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米拉波完全有道理就此向他提出指责。他实际上是要把第三等级变为国民议会，但没有说出来，从而失去了这一直率、简洁的名称本应给市镇代表所带来的革命力量，使得市镇代表一时殊感困惑。穆尼埃建议他们将大会取名为：“大多数国民代表在少数人缺席下的立法议会”。这就太长了，而且这一提案使其他等级资格尚未审查的代表同第三等级的代表身份完全一样，确实过份抹杀市镇代表所具有的国民性。在6月15日和16日会议上，市镇代表仍然犹豫不决。但他们的敏锐洞察力和处事的勇气，却超过其最为著名的首领，意识到只有大胆地运用明确的名称，方可使自己摆脱困境。因此终于在6月17日根据贝里代表勒格朗〔注：勒格朗（1748-1817），国王在夏特卢大法官管辖区的律师，布尔日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的提议决定，“唯一可行的名称是国民议会”。议会在当天就行使了最高权力，作出了一项出色决定：宣布现存各项税赋的征收皆为非法，不过“在本议会首次闭会——不论其由于何因闭会——之前”，暂时承认其合法性。这样，任何针对此议会的暴力行动，都会立即使征税失去合法性并使所有公民的拒绝交纳具有合法依据。这个长期来一直小心谨慎的大会，如今却作出了如此重大的革命决定。怀有刻骨仇恨或卖弄学识的反动派们，却煞有介事地把这些人说成是缺乏经验的理论家或毫无主意的律师！然而他们这种机智和胆识、智慧和英勇气概的巧妙结合，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网球厅宣誓
宫廷和特权者一片愕然。他们在经受这一沉重打击后，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服从，要么诉诸暴力，而且为使自己有一定成功可能，必须迅速行动。可是他们在慌乱中丢失了三天的时间。几星期前还是那样不可一世的贵族，在6月19日给国王上了一道满纸哀怨的奏章：“啊！陛下，我们这个贵族等级如今只有来求助您的善心了……第三等级代表竟然以为可以独占三级会议的权威而没有等待三个等级到齐和陛下的认可，他们竟然以为可以把他们通过的决定说成是法律，且已下令将其印刷出来予以公布并发往外省，他们取消了税收，随后又重新加以确认，显然认为可以把国王和三个等级的权利据为己有。现特将我们的抗议呈送陛下过目。”
从上述埋怨可以看到，他们的慌乱心情溢于言表。这些风度翩翩，好似在海边闲聊的特权者，蓦然见到一股巨浪向他们袭了过来，使他们不禁为自己的渺小而倏忽感到惊讶不已。不过他们当中已有少数人对这份抗议书大胆提出反对意见。特别是在第三等级的勇气鼓舞下克眼了内心惧怕的低级教士，已于6月19日作出决定，要到第三等级这边来同他们一起审查代表资格。下面这份在措辞上还有点躲躲闪闪的议案，是以149票获得通过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教士认为，代表资格的最后审查应在全体大会进行；不过等级区分应理所当然地维持不变。”如果再前进一步，那将是毫无保留的联合。惊慌不已的拉罗什富科红衣主教和巴黎大主教〔注：拉罗什富科（1712-1800），卢昂红衣主教，诺曼底首席主教。卢昂选区所选教士代表。巴黎大主教即勒克菜克·德·瑞尼（1728-1814），后任贵族院议员，是巴黎市内和城关所选教士代表。——编者注〕跑到马尔利找到国主，一项王权政变计划于是在教会的启发之下当场定了下来。
第二天，6月20日，上午九时，国民议会主席巴伊和两名秘书来到会场正门，发现大门有士兵把守！巴伊要求见一下卫队长。维桑伯爵于是出来说道，鉴于场内正在为御前会议进行准备，他已接到命令不准任何人入内。巴伊提出了抗议并宣布“会议将照常举行”。会场关闭有什么关系？议会既已宣布今天上午九点开会，那就一定要开。即使要到大街上去开，那也总是开会。国民大会的意志不可更改，因为它的意志高于一切。
天空下着倾盆大雨，但代表们没有去躲雨，而是找了个可以开会的场所。这个地方很大，是一间供打网球用的大厅，四周镶有玻璃，光洁的四壁上半截全为木窗。国民代表就在此集会，全体代表除马丁·多克〔注：马丁·多克，法学学士，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一人外，皆按照穆尼埃的提议作了宣誓：在把宪法制定出来之前决不分手。暂词由大法学家塔尔吉[塔尔吉（1793-1806），高等法院前律师，巴黎城关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起草：“鉴于：国民议会之使命既是制订王国宪法，复兴公共秩序和维护君主制的真正原则，便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它在它被迫选定的任何地方继续举行会议，总之凡其成员聚会之所即为国民议会。
“本议会因而决定：其全体成员立即举行庄严宣誓，在王国宪法制定出来并获得稳固基础之前决不分手，情况需要在哪里开会就在哪里开会，本暂词宣誓完毕，每个成员必须在暂词上签字，以表其坚定决心。”
这样，当此形势无比危急之际，第三等级的全体代表通过一条神圣纽带而把各人互相联结了起来，同时也把他们全体同国民联结了起来。他们现在已可面对定于6月2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和政变阴谋，因为他们已肩负起代表国民和履行暂言的双重使命。第二天，6月21日，星期日，议会没有开会，会议定于22日继续举行，以表明其活动的连续性从今之后任何东西也不可能使之中断。此外还决定，若御前会议在国民大厅举行，则全体代表将在此会议结束后留下来继续开会，开展正常工作。米拉波在回答德洛-布雷泽时说的那句名言，只是如实反映了这些伟大资产阶级革命者所作的一致决定。
22日，星期一，几名传令官于清晨宣布御前会议已推迟到第二天举行。会议所预示的那种暴力行径同延期举行实在很不协调。不过会议推迟一天举行却为大多数教士执行其决定，同市镇代表实现联合提供了方便。正当按照其自身意愿而组成了国民议会的第三等级代表在圣路易教堂开会时，那些本堂神甫忽然走了进来，宣布他们要同大家一起开会。这一决定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在御前会议举行前夕采取这一步骤，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动。显然，低级教士已对他们那些优柔寡断的作法感到厌烦了，他们刚刚给各个主教和大主教发了一封措辞傲慢的信，提醒他们多数人的决定对整个等级具有约束力〔注：当天站到第三等级这边来的，还有多菲内的两名贵族代表。——编者注〕。看来革命之风已开始变得猛烈起来，而被那些亲王和高级教士牵着走的国王，却还在那里妄图以23日的政变来对付它。
6月23日御前会议
在国王即将出场的这天早上，市镇代表周围到处布下了刀枪林立、咄咄逼人的阵势。游乐堂四周岗哨密布，附近街道和“巴黎路”也布满法国人卫队、瑞士人卫队及宪兵队和骑警队，主要道路架起了路障。革命的大幕正在拉开，它同专制制度所进行的这场斗争是那样激动人心，显然必须把从巴黎赶来观看的大批不安人群挡在一边。因此，会议大厅严禁外人进入。
反革命现在就已对讲坛的作用怕得要命了。他们小心翼翼采取的这一切，无比雄辩地说明了公众的思想状况。想当初，在5月5日的开幕式上，四周柱廊曾站满旁听的人群，国王在其“臣民”面前露面时是那样无拘无束，可是在一个半月后的今天，咄咄逼人但又慌乱无主的王权却要在这种禁止旁听、戒备森严的会场上向国民的代表发出挑衅。
大厅几扇大门打开后，首席典礼官布雷泽〔注：德洛-布雷泽侯爵（1763-1829），1781年任首席典礼官（乃其家庭世袭官职）并以此身份主持三级会议的仪式。——编者注〕首先让两个特权等级的代表走了进去，而任市镇代表在雨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更确切地说，他这是把国民大会扔在泥泞中。代表们气愤异常，在轮到他们进入会场时，曾打算不参加此会议。
大厅尽头放者御座，教士坐在左边，贵族坐在右边，第三等级坐在中央，一如5月5日那样。看到他们又在原来的大厅按照原来的次序坐定，人们可能会感到似乎又回到了开幕的日子。然而自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大变。在等待国王驾临之际，每人心中该是在进行着怎样激烈的斗争！第三等级代表如今正在以自己的脑袋参加一场围绕国民自由的赌博。他们对于国王的威望至今仍未取提出疑义并努力在思想上把他同特权者分开。但是，国王会不会对他们动用军队？国家的牢房会不会在不久之后收进他们这些带上镣铐的伟大资产者？对本等级中少数异端分子的日益活跃深感不解的贵族，现在也正带着奇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这些胆大妄为、竞敢声称自己就是国民的第三等级代表。
人们显然就要降服他们，给他们以污辱。但同时不也会使国王和内阁的极权得到永远的确认并使贵族在这种共同的贬黯中，永远处于彻底的屈辱地位吗？况且天晓得这个反叛的第三等级，这些穿着黑袍、如今已成为革命者的法务人员会作出何种反应？所以恐怕连卡扎莱斯〔注：卡扎莱斯（1758-1865），骑士、弗朗德尔兵团上尉，凡尔登河地区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之流的某些最坚定份子也不无遗憾地认为，他们的话要是能到国民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去讲，肯定会比在贵族的狭小圈子里要有力得多，也荣耀得多。只有傲慢无比、炮制了这一整套反革命计划的高级教士，正在内心深处为即将到来的政变感到得意洋洋。因为这场政变将会使王位得以巩固，并使金碧辉煌堆满人民奉献的祭品的祭坛，显得更为高大。
不过，本堂神甫的反抗及波尔多大主教〔注：即桑皮翁·德·西塞（1735-1810），波尔多选区所选教士代表。——编者注〕等几名高级教士的变节，却会在他们这些愤恨不已的人心中造成一定的混乱。这种情况各异的期待，要不是因为有一疑问而有所缓和，本来会非常令人难熬。此疑问是：国王到现在才采取行动是不是太晚了？形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国王的干预要突然改变命运的安排似将难以办到。第三等级代表决定在御前会议之后继续开会，似乎已事先使这场预谋的政变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对他们的决定所造成的后果也改变不了。
放着御座的讲台下，大臣们已经就座。但有个座位始终空着：内克尔没有来。这位大臣不想让自己的声望在这场冒险中经受风险，因而以缺席来表示其不赞成这种冒险行动。不过他只是缺席而已，并没有辞职。因此国王对他这位大臣反对他的意愿未予追究〔注：王政会议出现了分歧。内克尔在蒙莫兰和圣普里厄斯特的支持下，主张对第三等级的决定采取不理睬政策而不必将其否决，以便对此等级予以宽容。此外，他还提出了新的政策，如税收平等，公民参与公职一视同仁，将来的三级会议实行按人数表决，此会议中将设两个议院，国王在立法会议的同意下享有绝对的行政权。但此主张遭到巴朗坦的反对，路易十六犹豫不决。6月21日，他让两个弟弟参加了王政会议，最后抛弃了内克尔，内克尔所提设想也就被搁置了。——编者注〕，这无疑使会场气氛和众人的紧张期待得到了进一步缓和。
十一点左右，国王出了王宫，车子前后簇拥着他的狩猎人马、侍从、马夫及四个连的禁卫军，他好象要把旧制度的全部豪华都在自己身上炫耀出来，以便阻止革命，确保其摇摇欲坠的权利。他在直系亲王、宫廷显贵和几名禁卫军卫队长的陪伴下走进大厅。代表们于是起立，随后坐了下来。他发表了讲话。但这篇讲话信口雌黄，对三级会议提出了令人发指的指责。
“三级会议开幕已经快两个月了，然而迄今尚未在初步程序上取得一致意见。可是只要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人们之间的完全一致本来是不难取得的，后果不祥的分裂只会在每个人的心中造成慌乱。”他忘了说一句，这件事的责任在宫廷，是宫廷同意把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但又拒不接受由此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按人数表决，从而造成当前这种无比复杂的局面。他忘了指出，正当市镇代表的庄严行动就要使低级教士与之联合、并迫使贵族也不得不这样做时，他却把马上就要解决的争论向他们提了出来，因而使特权者的反抗忽然又活跃了起来。由于自身的软弱或心怀叵测，他这样作是为顽固不化的贵族和诡计多端的高级教士帮忙，因此他所指责的正是国民。可以想象，市镇代表内心深处一定对此深为不满。况且他为结束当前这场冲突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他只是想使特权者的要求永远得到确认并使国民永远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他在其声明的第一条中说：“国王希望，国家三个等级的原有区分应完全保持，以便同王国的政体基本一致；每个等级自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三个议院，分别召开会议，也可在国王的同意下，通过协商联合召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可被视为组成了国民代表机构。因此，国王宣布，本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所作决定及随后可能会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不符合国家政体的。”
这样一来，国民代表机构的完整性也就被他破坏了。此外，他还在声明的第二条中代替三个等级，宣布没有引起争议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最后，他特别宣布，“同三个等级的古老法定权利、今后三级会议的组织形式、封建领主的财产、前两个等级的用益权和荣誉性特权有关的一切事宜”，无须共同决定。
这样，封建财产应予维护还是取消，将由贵族说了算，因此贵族的命运将由他们自己决定；教会的特权也将由教会决定。资产阶级在法国所造成的那种使他们引以为荣的整体性，不过是一种假象。由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其分割开来的各个等级依然存在，每个等级都象是一座维护着一些特权的堡垒。不过这些保证对教会说来仍嫌不足，为使他们放心，国王特意加了一条：“同教会、教规、各个修会、在俗教徒和非在俗教徒有关的一切规定，必须得到教会本身的同意。”他这样作，不仅是在嘲弄国民，对王权本身也是一大污辱。他就这样把王权业已肢解的权力，永远让给了特权等级。
好象这些作法对国民代表机构的贬抑和取消犹嫌不够。国王还决定，一旦出现三个等级须联合开会这一极其罕见的情况——况且所讨论的问题不会有多大意义——公众旁听将予禁止。“为了维护会场秩序，使表决能够审慎而又自由地进行，国王陛下特别指出，除出席三级会议的三个等级有关成员外，任何人不得参加他们的会议，无论这些会议是联合举行还是分开举行。”这就等于把第三等级的代表监禁了起来，使他们同情绪激昂、迄今一直支持他们、把他们推向前进的广大人民所保持的生动联系完全隔绝开了，等于把市镇代表关进了巴士底狱，而看守他们的王权是永远不会把门前的吊桥放下来的。
国王在采取了这些决定之后，还谈了谈他的想法，说他要节约开支，公平合理地分配税收〔注：实际上，路易十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税收和借款须经三级会议同意，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通过省的三级会议实行权力下放。但正如绕勒斯所强调内。王权由于没有规定税些平等，对公民参与公职的问题未置一辞，并排除了今后三级会议实行按人数表决的可能，力图维护等级的存在及封建制和各种荣誉性特权，其主张是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和贵族的主导地位。——编者注〕，但这又有何意义？即使他的想法是认真的，即使一些限制性的、含糊不清的措辞不会使这些想法变得一文不值，即使他不会特意承认整个古老的封建制——“什一税、年贡，地租及封建领主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诺言将予遵守、改革终将继续下去的说法，对国民说来又有何保障？更有甚者，国王在解除国民武装的同时，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从而变成一个无力的国王在向俯首称是的众人训话。这是何等的软弱和无知无识！可是在这番显示出王权形同虚设的奇怪谈话之后，国王竟敢说这种形同虚设将会成为一切，创造一切。
他把权力拱手让给了贵族和教会，却还声称要把一切都吸收到他的专制制度中来。他以一种装模作样、十分刺耳的腔调说道：“先生们，关于我的决定和想法，你们已经知道了。一旦出现我所未曾料及的情况，你们要让我一个人去从事这一美好事业，那我将独自为我的臣民造福；虽然孤身一人，我将认为自己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而且我对你们的陈情书深为了解，知道国民的广泛愿望同我要为他们造福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我将因这种极为罕见的一致而信心满怀。先生们，我命令你们即刻散会，明天上午到各等级的议院去继续开会。因此我要让首席典礼官把我的意图告诉你们。”
通过这番谈话，国王一方面将其支离破碎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贵族和高级教士，一方面又要独自承担起拯救国民的重任，而他此次召集国民开会恰恰是由于自己的一筹莫展。因此这番谈话显得非常矛盾，它所引起的惊愕显然大于恐惧。这样，从一开始，便有人拒绝服从其旨意。第三等级代表就没有象他所命令的那样离开会场，而是留了下来继续开会。能够突然给人以启示、其深谋远虑的激情可立即产生效果的米拉波，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人物，他首先站了起来：
“……这个给人以污辱的独裁政权究竟是什么货色？这岂不是在以武力和对国民殿堂的践踏来命令我们如何幸福起来？然而是谁给你们下了这道命令？你们的委托人。是谁在专横地向你们发号施令？你们的委托人，而这个委托人是本应接受你们的命令的；也就是说，先生们，本应由我们这些政治上神圣不可侵犯、即二千五百万人对自己肯定会得到的幸福唯一寄于希望的人向他发布命令，因为他必须得到所有人的赞问、任命和接受。”
布雷泽侯爵这时走近大会主席，向他说道：“先生，国王的意图您已经听到了。”气愤不已的米拉波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一边挥动手臂，一边大声说道：“是的，先生，人家向国王提示的意图，我们已经听到了。您不会是国王在三级会议的代言人，您在这里既无位置，也无发言权，因此没有资格向我们提醒他的讲话。不过，为了避免造成任何误解，产生任何拖延，我要告诉您，您的使命如果是要把我们从这里赶出去的话，您应当去要求发布使用武力的命令。去对您的主子说吧，我们到这里来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只有刺刀才能把我们从这里赶走。”
大会发出一片欢呼，对他的讲话表示赞同。典礼官一言未发，退了出去。会场出现片刻沉默。西哀士于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使大家对当前的现实和自身的权利重新有了完全的认识：“我们今天仍同昨天一样，还是开会吧。”
好象战斗即将来临一样，米拉波要给国民代表披上一身不受侵犯的盔甲。大会因而通过一项决定，宣布每个代表的人身不受侵犯，凡损害这一至高无上权利者，将被视为对国民的污辱和背叛而罪不容诛。大会在以这一无比锐利的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后便散会了，决定第二天上午继续开会。
这奇怪的一天，政变流产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宫廷是何等地昏头昏脑？它向革命发出了上述挑衅，但却毫未准备好对任何反抗立即予以镇压。第三等级当场就抵制了国王的命令，而包围会场的众多军队却动也未动，一点也没有派上用场。宫廷难道压根儿没有料到人们会反抗？可是这种反抗早在20日就已明确宣布。它既然连对不同意国王意见的内克尔也不敢打发走，却为何要对国民摆出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是一切江河日下、其杂乱无章的暴力统治正走向衰亡，甚至在进行自我否定的政权所必然会有的矛盾表现。
国王这一虚张声势、毫无用处的作法，结果似乎只是加速了各等级的联合。贵族中的少数派意识到，他们必须在这一政变行动和市镇代表之间作出选择，因而坚决地走到市镇代表中去了；教士也是这样〔注：6月24日，大部分教士到了第三等级代表中参加国民议会。第二天，47名贵族代表在奥尔良公爵率领下也走了过来。——编者注〕。高级教士已被本堂神甫所抛弃，或者说已被他们所否认，为了保全面子，掩饰他们的这种失败，国王在6月27日写了一封信，要求教会的全体代表都到市镇代表那里去。
因此，随着三个等级的汇合，国民议会终于得以建立，而且这一完整的国民代表机构正是国王本人在他主持了那场“御前会议”四天之后加以确认的〔注：到此为止，可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即法学家搞的这场和平的法律上的革命，业已完成。7月7日，国民议会成立了一个制完委员会，7月9日，大会宣布自己的使命是制定宪法，从此在历史上称为“制宪议会”。——编者注〕。这是一种极其奸诈的计谋，说明宫廷如今也打算来麻痹人们的不信任情绪，以便稳妥地准备一场比国王刚刚搞的那场政变更为有效的军事政变？还是因为国王在精神上遭受了23日的重挫之后，内心深处已完全处于一蹶不振而灰心失望的境地？在此一片混乱的时刻，没有任何确切的材料或透露实情的关键谈话可以使人看出国王这种软弱表现的实在含义。
但第三等级代表已连忙将国王的这一仍然很不明朗的新的作法，解释为路易十六已回到其真正想法上去了。
大会处于一种奇怪的思想状况中。人们并不希望打倒君主制，甚至没有想到这是可能的。当时唯一自称主张共和的卡米尔·德穆兰，则被视为不值一提的没有头脑之徒。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无法否认，两个月来，国王对于国民的作法是时而软弱，时而强硬。如何解决他们内心存在的这一巨大矛盾？结果是一厢情愿而又十分固执地认为国王是好的，其内心所想无可指责，但他被一帮小人包围着，使他不能直接按其真实想法行事。
因此反对他的作法并不是反对他本人，而是怀着一片敬意恢复其被那些无耻之徒所歪曲的真实愿望。正是这种虚幻的想法，使得人们既赞成君主制又主张革命；对于国王既主张维护而又不服从他的决定。
他们在思想上所采取的这一权宜之计，在我们今天看来既难于理解，也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但在革命初期却恐怕是必要的。如果他们明确承认国王是同国民作对的特权者的天然盟友和自觉同谋，认为他对6月23日政变直接负有个人责任，那就势必要对他提出指控，将其废黜。
可是在当时，君主制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共和思想在人们心中还远未确立。法国如果摒弃王权，人们定会感到如坠空濛之境。是否可以换个国王而以奥尔良公爵或普罗旺斯伯爵取而代之呢？那也会在王权内部造成激烈斗争，引起全国人心惶惶。况且谁能肯定新任国王不会把过去那一套很快恢复起来，重新实行王权专制制度？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对事情的真相装作视而不见，先入为主地把国王本人同其作法分离开来。
但大会所采取的这一自欺欺人的作法，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是必要的，却也带来了不良后果。可以说，它成了革命的一块心病，不久便搅得革命不得安宁了。即使在逃往瓦伦这一明显叛变行为之后，大会所采用的也依然是它所无法摆脱的故伎：“国王是无罪的”，似乎枪杀马尔斯广场的请愿者也比拆穿革命赖以生存并使革命差一点送了命的这种可怜的慌言，更为容易〔注：此问题较为复杂。瓦伦事件之后，制宪议会的一举一动是出于对民主的害怕，担心引起社会动乱。它制造了国王被“绑架”的谎言。至于为何要这样作，巴尔纳夫在1791年7月15日的演说中作了说明：“革命就要结束，难道还要再来一次？……再往前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步如果迈向自由，将势必打倒王权；如果迈向平等，将势必消灭财产。”——编者注〕。
基奈主张历史必须服从思想，认为这些谎言完全没有必要，革命如果立即说明真相即国王所负的责任，定会避免许多挫折和失误〔注：基奈的《革命》一书发表于1865年。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恐怖政策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根本无益，它是对革命的否定。——编者注〕。可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往往比思想逻辑更为直接了当。
革命的现实在法国的思想为达到同一结论而作好准备之前，便已得出共和的结论。历史的悲剧便是形势发展所导致的新的必然趋势同思想——即便是最大胆的思想——的习惯势力所存在的这种差距造成的，而且这种悲剧不是傲慢的思想家所能消除的。米拉波对国王在6月23日发动的袭击殊感痛心，因为此袭击可能会导致革命和国王的彻底破裂，使革命走上流血的道路。
情绪激昂、愤怒不已的下层民众已开始起来，人民的力量已开始行动，议会很快就将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因此国王在6月27日一向教士和贵族提出希望实现完全联合的愿望——虽然此愿望是那样奇怪而且姗姗来迟——米拉波便立即决定让舆论重新转向王权和国王。其始终不渝的想法是把国王从贵族手中夺过来，使之成为革命的首领。
由于他的努力，道路业已敞开，议会在掌握了理性和国王的威望这种双重力量后，便不需要调动乱哄哄的人民力量了。国民大会因而可以平静地取得最高权力而又不会使其胜利成果沾上一滴血污〔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第三等级在取得6月胜利后所采取的温和立场。他们在将三个等级汇合到一起后，没有宣布在国民大会中取消这些等级，也没有要求实行西哀士所主张的制究机构的专政。因为人们此时仍认为国王的批准是不可少的，而且路易十六会同大会达成协议的。既然教土及贵族中的自由派已经争攻过来，组成具有温和立场的大多数似乎是可能的，后来由于宫廷求助武力，这一前景便丧失了。——编者注〕。
这显然是一种幻想。但此幻想虽然一再破灭，米拉波直到临死之前仍顽强地拼凑着，最后作为王权的寿衣将其带到坟墓里去了。因此，6月27日，他要求大会给选民写封信，让人心安定下来，使人们在革命的紧张时刻对和平的合法手段寄予信心。
他本着对未来的大同世界所寄予的多少带有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大声喊道：“这场伟大的革命不给人类造成破坏和流血事件，这对法国和我们来说将是多大的荣光！可是一些小国，却往往需要以极为珍贵的鲜血为代价，才能取得一点自由。有个国家（英国），因为制定了一部宪法便那样自负而对我们的体制弊病百出常加嘲讽；然而他们的法律，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动乱和内战才稳定下来的。
“美国所具有的世界保护神形象，对我们今天的解放事业似乎是一种报偿。但她也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惨重挫折和胜负不明的长期斗争之后，才得到这一无可估量的好处的。我们呢，先生们，我们将会看到，一场同样的革命所仰靠的，却只是人们的智慧和爱国精神……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往往是野兽般的血腥搏斗，人们已越来越难以从中分辨出哪些是英雄人物，然而现在我们却可以怀抱希望，真正的人类历史将从我们开始。”
这句话说得实在不能再好。我希望，这一出自人道的呼声，将来能运用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去。不过在1789年的革命初期，它也并非毫无作用，因为不管怎样，这场革命是最人道、也是最温和的。
因此，每当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米拉波便愤怒不已，而一旦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取得成功，他便设法缓和人们的情绪，这种往复不停的变化并无任何虚假之意。
动用军队
就在议会以为自己终于取得胜利，正在努力缓和6月23日冲击所造成的影响时，宫廷却在试图卷土重来。或者说，他们也许把自己从未放弃的进攻计划又捡了起来，如今正在结集军队，打算在巴黎和凡尔赛同时使用武力。他们知道，对于议会和人民，如果只打击其中一方，将会无济于事；必须将凡尔赛的国民首脑机构和巴黎的国民中坚力量同时镇压下去，方可解决问题。可是他们完全选错了时机。因为他们是在国民议会刚刚把一部分态度真诚的贵族和大部革命的教士争取过去的时候，试图展开这一大规模反革命行动的。
为了动员军队并将其部署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他们所找到的借口是阿贝伊监狱事件。自从议会同宫廷展开较量以来，具有高度革命敏锐性的巴黎人民，已经意识到必须寻求士兵的支持；因此作了些努力，把他们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这件事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因为贵族在军队中享有的特权，特别令人难以忍受。军官的晋升必须具有贵族身份。此外，军纪十分严厉，薪饷也少得可怜。士兵的伙食费每日只有八个苏，而他们的服役期限竟长达八年之久。为了生存，大部分人不得不利用兵营所给予的闲暇去另谋职业，以补薪饷之不足。因此，他们不但对自己的处境深为不满，而且早已参加到国民的火热生活中去，对于革命方面的争取工作已有思想准备。这期间，巴黎人民主要对法国人卫队展开了不断的宣传。
6月底，该卫队几名士兵因上司指责其违抗军令而被关进阿贝伊监狱。消息很快在巴黎传开，说他们将要被转送到污秽不堪并住着疯子、乞丐和传染病患者的比赛特收容所去。已经起来的人民，于是冲破监狱大门，把他们放了出来，带到罗雅尔宫，由大批人群将其保护起来。这件事在各兵营显然会造成很大反响。军事当局因而坚持要人，声称要以武力把他们夺回去。一批由巴黎公民组成的代表随即到了议会，要求议会去向国王替这几名士兵说情。
议会感到十分难办，起先拒绝接待这些代表。有人认为议会如果出面干预，将是对“行政权”的践踏，同时也可能会助长市民和兵营中的自发行动，而议会对此是不想承担责任的。以穆尼埃和克雷蒙-托奈尔〔注：克雷蒙-托奈尔（1757-1792），纳瓦尔皇家团队上校，巴黎市内和城关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为代表的右派和温和派坚持这一看法。可是如果把这几名士兵交给王权去粗暴处治，那对革命也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因为这将等于把军队推向反革命营垒，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危险，米拉波建议致书巴黎，安定人心，同时派出代表请求国王宽恕这些士兵。勒夏帕利埃则以其布列塔尼人的气势，指出此事的责任在于宫廷和国王本人。他说：“若在别的时候，这些人是应当受到处罚的，可是这一次却完全可予原谅，如果对他们撒手不管，将对我们十分不利。因为巴黎此次动乱的根由何在？是御前会议，是他们对三级会议的破坏，是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侵犯和越权。”勒夏帕利埃的讲话，受到几乎所有左派的欢迎。议会随后向国王派出了代表，请求他宽容为怀，恢复秩序。这样，国民议会并未因此而中断它与巴黎人民的联系，否则将是自取灭亡。
国王终于宽释了那些士兵。但是，可以肯定，他在王后和各个亲王的影响下，一定已将巴黎的动乱视为以武力恢复其权威的良机。关于这一点，他在7月3日给议会的信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露出来：“我不怀疑，议会对于促使我为恢复首都秩序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取得成功，十分重视。这种放任自流、违抗军令的行为，是一切纪律的腐蚀剂；如果任其发展，不仅所有公民的幸福将受到侵扰，而且人们最后可能会忽视国民代表即将举行的会议所具有的珍贵价值。”
宫廷的意图，已从这句话中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是想通过镇压巴黎，来打击凡尔赛的国民议会。他们已经发现，直接从国民议会动手将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因为国民议会的沉着威严，几乎无法制伏。所以王权在6月23日会议之后，未敢以武力把代表驱散。可是如果巴黎发生动乱，有人乘机制造恐怖，而巴黎市内也已集结足够军队的话，议会将不得不要么站在国王一边——这样的话，它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也就完了——要么反对军队的镇压——这样的话国王将可指出巴黎的一切动乱，同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然后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令其无限期休会。不管怎样，军队在镇压巴黎的“骚乱”之后，将会一鼓作气，毫不犹豫地直捣议会，使得议会象是被巴黎事件的余波所冲垮一样。
可见议会在精神上所拥有的力量是那样强大，以致宫廷觉得首先锁压巴黎比直接从议会动手要更为容易。因此整个革命命运现在已集中在巴黎方面。几名士兵得到宽释后，原先的动荡局面也就在7月初结束了；不过军队的集结仍在继续。7月8日，米拉波在国民议会的讲坛所作的杰出演说中，指出了危险的存在，他向士兵们发出了强烈的呼吁：
“局势动荡起于何时？起于军队的调动和御前会议的戒备森严。而在此之前，一切都还十分安宁。因此当前的动荡是从那可悲的、令人难忘的一天开始的。人民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们因军队的调动而发出不满，产生不安的心情。这难道也能责怪我们吗？因为军队的调动不仅是指向他们，也是指向议会的，而这个议会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自由地过问造成他们不满的种种原因。既然人们使他们对自己仅存的一点希望产生了担心，叫他们怎么能保持平静？我们这次要是不能砸碎他们身上的锁链，势必使之变得更为沉重；他们所受的压迫将因我们而变得更加难以摇撼；同胞们将因我们而处于敌人的淫威之下，无力自卫，那些对他们竭尽剥削和污辱的人将因我们而在胜利之后变得更加得意忘形；凡此种种他们难道不知道？
“提出这一糟糕计策的大臣们认为，这样作可以维护严厉的军纪，防止本国军队和外国军队因互相间长期存在的嫉妒而引起事端，同时可使法国士兵变成纯粹的木偶，在利益上、思想上和感情上与其同胞分开，他们现在还对此坚信不移吗？把这些人调到我们的会场附近来，让他们因同首都的接触而受到鼓舞，对我们的政治讨论产生兴趣，这种作法是多么地不谨慎？不，军人虽然以服从为天职，但他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什么人，他们会把我们视为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视为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大家庭。因为他们也是将自由、财产和荣誉委托我们照管的国民的一部分。不，这样的士兵，这样的法国人，是永远不会完全放弃独立思考的，他们决不会认为，其职责在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抓人打人。”
这种为了自由而向他们发出的不服从命令的号召，是多么高尚！最后，米拉波主张上书国王，请求他把军队调回去；同时还主张在巴黎建立资产阶级卫队，以维持市内秩序；但此卫队不得危害自由。
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卫队的议案，议会未能马上讨论。但是立即给国王写了封信，请求他“下令即刻停止上述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十分危险、造成人心惶惶的作法，把军队和大炮迅速调回原来的地方，以消除其忠实臣民的忧虑”。这封信除四票外，获得一致通过。无论是高级教士还是贵族，都不敢公开赞成向巴黎和议会使用武力。国王后来在7月14日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所以显得十分软弱，显然同他们的这一态度有关。可见王权在没有得到特权者公开支持的情况下便向国民发出挑衅，这种作法是多么地荒谬！既然这一存在久远的坚定支持已经失去，它终有一天会被自己的不智之举所葬送。
议会还在此信中，把军队有可能倒戈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些被调到会场附近，在感情上和利益上受到人民感染的法国士兵，可能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军人而想起自己首先是人。”国王复信于7月11日送到议会，信中所写令人殊为忧虑：“最近在巴黎及凡尔赛当着我和三级会议的面一再发生的骚乱和丢丑场面，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必须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使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秩序得到恢复和维护。保障社会的安宁是我的职责。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把军队调到了巴黎附……要是他们在巴黎附近的出现仍然引起不安，我可按照三级会议的请求，把他们调到诺瓦戎或索瓦松去，这样的话，我本人将必须住到贡比涅去，以使大会同我的联系不致中断。”
这些话是何等地虚伪！说路易十六懦弱无能是不够的，他无疑受到王后和几位亲王的影响。他所想到的是，不管怎样只应对自己负责，因而可以毫无顾忌地欺骗不听话的臣民，说谎成了君权的一部分。就在他向议会保证他那样作只是为了“防止”动乱时，他却刚刚把内克尔、蒙莫兰、圣普里厄斯特、拉吕柴纳等所有不愿为反革命效劳的温和大臣赶出了内阁〔注：国王此时已让布罗格利元帅和布勒特耶男爵进入内阁。蒙莫兰（1745-1792），外交国务秘书，8月10日后被捕，死于九月骚乱。圣普里厄斯特1735-1821），无任所大臣，巴士底狱攻陷后任王室国务秘书，1790年8月任内政大臣，同年12月辞职，旋即逃往国外。1814年回国，著有《回忆录》一部。拉吕柴纳（1737-1799），1787年后任海军国务秘书，巴土底狱攻陷后再度出任此职。1790年辞职，后流亡英国和奥地利。——编者注〕。他不会不知道内克尔的解职，必会在巴黎引起很大骚动，因此打算镇压他自己所造成的动乱。他是行将爆发的流血事件的真正肇事者。而对他的这一顽固态度和欺骗伎俩，议会什么话也没有说。由于在11日会议上尚未得悉内克尔被解职一事，人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做为好。米拉波一再敦促议会应坚持要求把军队调走，但未如愿。人们已感到无能为力，此议案因而未获通过。
不管怎样，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宜。再次提出要求吗？如果坚持这样作必会劳而无功，甚至会丢脸献丑。向巴黎发出革命号召？这与议会迄今所采取的步骤是背道而驰的，况且这一号召会有人响应吗？这个难题最后得由巴黎来解决。
7月14日
几天来，这座伟大的城市已在进行反抗的准备。米拉波7月8日在议会提出的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卫队的主张，正反映了巴黎革命资产阶级的要求。议会虽然未能立即对此议案作出决定，巴黎倒也没有等待，革命将因其主动性而得到拯救。大家知道，巴黎的选举是按选区进行的。60个选区，共选出产生三级会议代表的第二轮选举人407人。不过选举结束后，各选区初级选举会议并未解散。相反，会议仍在继续进行，革命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因而得以在这些为数众多、群情激昂的会议上得到反映，引起共鸣。凡尔赛的议会和巴黎，便是通过各选区的这种有关革命的共鸣而建起了有意识的联系。
第二轮的选举人会议也未解散。早在5月10日选举完毕之后，407名选举人便作出了使此会议继续存在，以便同其代表保持联系、注视形势发展的决定。御前会议后，从6月25日起，他们的聚会地点设在多菲内街的巴黎博物馆，6月28日又迁至市政厅的大礼堂内。因此，巴黎的自发革命力量，在市镇法制定之前便建立了一种与原来的市政当局并存的市政机构。这样，资产阶级和民众，通过众多选区会议而展开的遍布巴黎、热气腾腾的活动，同时也通过选举人大会而在市政厅得到集中。参加这407名第三等级选举人会议的，还有几名教士和贵族。
从6月30日起，选举人会议对阿贝伊事件所引起的动乱进行了过问。7月6日，会议向国民议会派出代表，汇报了他们在此严重事件中所展开的工作，“罗亚尔宫的人群情绪非常激奋，列席我们会议的二千多公民也是这样。夜已深了，但民众的愤怒依然未消。我们作了个决定，终于以正确的看法说服了他们，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说，国王的权力不容怀疑，一旦那几名士兵被送回狱中，我们将派出24名选举人前往凡尔赛，请求……结果天还没亮，他们就被送回阿贝伊狱中去了；罗亚尔宫的人群也已散去，巴黎因而恢复了平静。”议会主席向代表们说了几句赞扬的话，由于得到国民议会的这种确认，选举人会议的地位因而大大提高，勇气也大为增加。
7月10日，卡拉〔注：J-L·卡拉（1742-1793），御用图书馆职员，托马斯圣女选区（国民公会时期为萨奥纳一罗亚尔区代表）所产生的选举人。——编者注〕在市政厅建议由这些选举人“正式组成名副其实的巴黎市议会”，并以此身份行使市议会所应有的权利，如即刻直接选派市政官员并确定其职权，维护该市的安全、权利和财产。但选举人会议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资产阶级卫队，因而没有马上讨论卡拉的提案。11日，大会决定立即成立一支巴黎市武装。
7月12日下午，星期天，巴黎得悉内克尔已被解职，消息引起的震动十分强烈。巴黎感到，人们眼看就要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罩着绉纱的内克尔半身塑像被抬到了大街上。雷纳克和埃斯特哈泽的德国人团队已出现在爱丽舍宫大街和路易十五广场。市民们开始向他们投扔石块。他们于是开枪还击。朗贝克上校这时带着“一队龙骑兵冲进土伊勒利宫花园。慌乱之中，一位老人被马队撞倒，旋即被踩死〔注：群众示威似乎开始于罗亚尔宫。那天天气很好，宫内花园和奥尔良公爵新近开放的长廊里游人如织。一些演说家发表了即兴演说，其中只有一人为后世所知，此人即为卡米尔·德穆兰。——编者注〕。当天晚上，人们到了各大剧场及歌剧院，要求停止演出，为死者致哀。如同威尼斯大使所述，各家各户也接到命令，要求在窗户上点起明灯，以防军队采取行动或有人乘机抢劫。巴黎就在这群情激奋和大街上恍如白昼的气氛中，等待着第二天的搏斗。同时，包税所所设可恶路障已被人烧毁。
人民感到，反抗斗争要取得成功，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他们提出了两项要求：立即按合法程序建立资产阶级卫队，选举人会议应将巴黎的保卫工作认真抓起来。人们于是派了一名选举人，即巴黎所选三级会议代表基尧坦医生，于13日星期一，前往国民议会要求通过一项决定，在巴黎建立资产阶级卫队。巴黎革命资产阶级此刻显然感到，如果他们是国民代表机构，能够制定法律的话，一定会在外国雇佣军面前显得更有威力。
国民议会此时已从11日的昏沉状态中清醒过来，跟上了巴黎的步伐。连谨小慎微的穆尼埃，也从法制横遭践踏的感慨中恢复了当年多菲内的斗争豪情。他就那位爱国大臣被解职一事提出了抗议，说道：“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是为了法国而热爱君主制，而不是为了君主制而热爱法国。”
基尧坦要求议会协助建立巴黎资产阶级卫队的议案，一度似乎遇到某种反对。议会中的一些人对武装巴黎仍然犹豫不决，好象在此危急时刻，巴黎同革命是无关的。但勒夏帕利埃的慷慨言辞，终于说服了最后一批胆小者：“你们首先应讨论的是，敌人的军队和外国人军队对循规蹈矩的善良人民所进行的围攻。人们在流血，财产已无可靠保障；被煽动起来的德国人所引起的公愤已达到极点。只有建立一支资产阶级卫队，方可结束这一桩桩不幸事件。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由他们自己来保卫。”基尧坦回到巴黎后，因而得以告诉革命资产阶级，关于他们组织起来的要求，已得到国民大会的同意。与此同时，各选区已迫使选举人会议建立一“常设委员会”。此委员会由原来的合法市政机构同新近成立的革命市政机构混合而成。它由八名现任市府成员和选举人推选的十四名新成员组成，其使命是击退国王所拳养的德国人军队的反革命进攻。
巴黎革命资产阶级身上此刻所显示的杰出之处，即清楚地表明此阶级的出现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是其充分自信心。他们并不担心会受到穷苦大众和国王的两面夹击。一些胆小之徒，向他们指了指在蒙马特高地的慈善工场中干活的几千名衣不蔽体的工人，但徒劳而已。他们毫不担心这些穷苦工人会乘着革命的动乱，来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无所畏惧地分发枪支，因为他们知道自身的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对枪支的使用加以控制……他们把那些本身没有财产因而不能为财产提供保障的人排除了出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因此7月14日，邦卡尔·德·伊萨尔向国民议会说，资产阶级卫队缴了很多人的枪〔注：常设委员会派驻国民议会的代表是商等法院律师加尼尔和前公证人邦卡尔·德·伊萨尔。他们俩都是巴黎市选举人和该委员会成员。如果重新研究一下1789年7月资产阶级卫队的建立情况，便可清楚地看出其保护一切有产者的性质，它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对付王权及受其操纵的军队的过激行动，也是为了防止所谓危险社会阶层可能会造成的威胁。——编者注〕。他们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给了这支卫队以资产阶级性质；而且他们知道，跟随他们前进的无产者不会有任何怨言，虽然没有枪，这些无产者也会向反革命投扔石块。威尼斯大使发现，巴黎资产阶级是如何迅速而果断地在两天之中就把整个革命斗争开展了起来并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秩序。
7月14日上午，全体巴黎人民，无论是资产者，手工师傅，还是无产者，都在为战斗作准备。一队龙骑兵穿过关厢圣安东，到了巴士底狱门前，人们因而断定巴士底狱即将成为军队的集结地和部分军队进攻巴黎的基地。在这支部队和驻守爱丽舍宫大街的部队的夹攻之下，巴黎必会被压垮。因此当务之急是把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巴土底狱方面来。这座阴森可怖的古堡，也是多年来人们所深恶痛绝的，里面不知关押过多少出身平民或贵族的政治犯。它横卧在终日繁忙的圣安东区，对于欢乐的生活似乎是一大障碍，因此遭到全巴黎的切齿痛恨。上文已述，梅西埃曾希望新的市政规划能将此可恶的监狱拆除。巴黎的贵族公民也在其陈情书中提到了它：“请求陛下下令将巴士底狱拆除。”每一个等级或社会阶级都有一些人被投进其黑暗的牢房。虽然第三等级和贵族对于“自由”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但资产者和贵族对这幢象征内阁独断专行的建筑物，至少有着共同的仇恨。同时，攻打巴士底狱还显示了人民的革命才智，因为即便是这座伟大城市中的贵族，他们若反对这一行动，就必会违背其过去所说的话语和流露的仇恨，因而暴露其可憎的面目。这样，宫廷突然袭击的阴谋就被孤立了。外国人团队包围了革命；但现在同他们抗衡的不仅是革命，整个巴黎都起来了。
当务之急是弄到武器。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大批人群到了存放着大量枪支的残老军人院，夺走了两万八千支枪和五门炮。现在已可向巴士底狱进攻了。在市政厅开会的选举人常委会起先试图加以阻止，随后只好对人民无比高涨的激情表示让步，但仍努力要人们一定以和平方式让古堡投降。可是在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时，对方却向派去的代表开了枪。这是出于误会还是背信弃义？这种违背战场惯例的作法，典狱长劳内很快将要以其头颅偿付代价。几名英勇者于是越过壕沟，斩断了悬挂吊桥的铁链，人群随即一拥而入。士兵们在犹豫不决中很快被分割开来，最后只得交械投降。法国人卫队在进攻中起了决定作用；但很难把攻打“巴土底狱的胜利者”名单如实地开列出来。因为从第二天起，便有无数的人声称自己参加了这场战斗。《巴黎革命报》〔注：《巴黎革命报》由普鲁多姆创办，撰稿人主要是卢斯塔罗，第一期为1789年7月12至17日。——编者注〕只列举了一些表现突出的人：“法国人卫队勒苏维尔连的投弹手阿尔内，弗朗什-孔特省道尔县人，今年二十六岁，首先抓住典狱长。他无所畏惧地在狱中到处跑，身上受了几处轻伤，因而在市政厅被授以公民桂冠和劳内原先佩带的圣路易十字勋章。
“设在布里什的王后洗衣房领班于兰〔注：于兰（1758-1841）后在戎马生涯中青云直上。1789年10月任“巴士底狱胜利者”连连长，1791年任正规军某连连长，1797年意大利战役期间任旅长，后参与雾月18日政变。1803年任将军，主持军事法庭。1804年3月20日，该法庭判处昂吉安公爵死刑。1808年于兰被授以“帝国伯爵”。——编者注〕，曾率领勒苏维尔连的投弹手和吕贝萨克连的步枪手，带着三门大炮及人们随后送来的另外两门大炮，前往巴士底狱；因此是战斗的首领之一。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他同其他几人首先冲上吊桥，进入狱中，也是把典狱长带到市政厅的人之一。
“王后步兵团军官艾利曾勇敢地冒着敌人的炮火，让人们把几辆装运垃圾的马车卸下，然后用火把车点着。这一巧妙的计策给我们帮了大忙。艾利还参加了受降谈判，并首先冲上吊桥，攻破巴士底狱大门，后来同汤普勒芒一起，把毫无信义的典狱长押往格莱弗广场。
“举着旗帜的小马雅尔〔注：即斯塔尼斯拉·马雅尔，绰号“打得狠”，后在1789年10月和1792年9月的事件中成为著名人物。——编者注〕曾一度将旗帜交给他人，然后跳上铺在壕沟上的一块木板上，去逼对方投降。
“尚蒂利一个花匠的儿子路易·塞巴斯蒂安·库尼维埃，只有十二岁。他第五个冲进古堡，一直跑到巴济尼埃尔塔楼楼顶，把那里插着的旗帜取下来，勇敢地举着旗帜在平台上走来走去。
“住于尔普瓦街的昂贝尔，在战斗中身受重伤。
“住帕潘库尔兵营的布拉什连步枪手图潘，是那些首先在两桥之间被打死的公民的指挥者。他本人也受了伤，一枪打在右手，一枪打在肩上。
“吉诺受了两处轻伤，他把典狱长的银器送到了市政厅。
“年轻的文学家雷尼，在战斗中也表现勇敢。”
公社代表大会后来对此作了一番调查，并在8月13日会议上指出，“于兰、艾利、马雅尔、里沙尔、杜潘、昂贝尔、勒格里、杜科斯泰尔、若尔热和马尔克，在攻打和夺取巴士底狱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决定把他们推荐给各选区。请各选区为他们安排与其英勇精神和爱国精神相称的工作，而不必考虑他们原属哪个选区。凡在拯救首都和祖国的斗争中作出如此突出贡献的公民，应视为归一切选区所有。”不用说，大会是推荐他们到新成立的国民卫军中去担任军官。
可见此次战斗是由一些职业士兵及艾利那样的军官、小业主和小马雅尔那样的小资产者领导的，但穷苦无产者也广泛地尽了自己的职责。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一英勇日子里，不少工人为了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巴土底狱门前牺牲的一百来名参战人员中，有些人是那样贫穷，那样默默无闻，地位低下；以致事情过了几个星期，人们仍未弄清他们的姓名。因此卢斯塔罗在《巴黎革命报》上对这许多英勇无畏的战士至今仍不被人知晓提出了埋怨。因为其中三十多人丢下的妻子儿女，生活无比艰难，必须立即给予救济。
一年半后，建筑行业的木工工人在一封给马拉的信中，对那些一心想把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全部据为己有，而在危险时刻却早已逃之天天的大营造商，作了无情揭露。看来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建筑工人在攻打巴土底狱的战斗中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他们善用刀斧，因而担任了临时工兵，也就是革命的“开路先锋”。出现在参战人员名单上的，不是食利者和资本家——可是革命正是部分地为他们而进行的——，而是中小资产者、法务人员、手工师傅和无产者，是他们在那一天给了王权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面对古堡射出的密集炮火，此时已无“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分。那些因为纳税不足而未能参加选举的人，却为公共自由而参加了战斗，献出了生命。
人民因巴士底狱的背信弃义而被激怒后，向典狱长劳内和原巴黎市长弗莱塞尔进行了报复。后者显然也是宫廷的同谋。因为他欺骗了参加战斗的人，曾答应给他们弄点枪支；但最后送来的却是装满衣服的木箱。虽然于兰作了顽强努力，劳内一被押送到市政厅门前就被打死了。弗莱塞尔则在被人带往罗亚尔宫接受审判的途中，被人一枪打中脑袋。
可以说，将他们两人处死是战斗的必然结果。三天来，人们一直受到野蛮雇佣军的严重威胁；如今危险一旦过去，其愤怒之情是可以想象的。
还有两个坏人未受到人民的惩罚，其中一个是负责向发动政变的部队供应给养的内阁成员福龙〔注：福龙（1717-1789），七年战争期间任军队总督，后任海军总督，1771年改任财政总管。1789年进入内阁，在内克尔被解职后，负责部队给养。——编者注〕，另一个是他的女婿——物资总管贝尔蒂〔注：贝尔蒂·德·索维尼（1737-1789），王政会议诉状审理官，1768年任巴黎物资副总管，后任总管，负责首都的物资供应。——编者注〕。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天，陆军部写给贝尔蒂的一封信被人民截获。信中内容使贝尔蒂为宫廷效劳的面目暴露无遗。福龙随即放出谣言，说他已死并煞有介事地为他举行了葬礼。几天后人们将福龙抓去斩了首，并把他的头颅挂在长茅上走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他的女婿也被押着，跟在这血淋淋的胜利品后面，不久便被人们在一片狂喜中打死了。
从这种场景中，得到欢乐的不仅有所谓“市井小民”。据古伊·达尔西〔注：古伊·达尔西（1753-1794），骑兵上校，圣多明格西部省所选代表，并在麦伦和摩莱联合选区被贵族选为候补代表。——编者注〕在国民议会所谈，不少衣冠整齐的公民和富裕资产者，也怀着胜利的喜悦走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列中。这是因为革命资产阶级曾受到王权军队的直接威胁，而且人们对于其突如其来的凶残行径，至今仍余悸未消。此外，旧制度的残暴成性，也使他们深感畏惧。啊！我们伟大的、心地善良的巴贝夫，对于这些是多么深地理解到和感觉到了。在此资产阶级革命显示出不人道的时候，能听到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说出的那些充满人道和智慧的感人话语，这对我们来说是怎样的荣耀，同时也在我们心中唤起了多么大的期望！
队伍走过时，他正在现场，因此立即在1789年7月25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看到那个岳丈的头颅被人举着走了过去，他的女婿则由一个拿着枪的人押着跟在后面。他就这样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穿过整个圣马丁区，走过圣马丁大街，沿途旁观者达二十万人。他们向他咒骂着，同按着鼓声走在队伍里的人一起，沉浸在欢乐中。啊！这欢乐的场面我见了是多么难受！我是既满意又不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它既好又不好。我知道这是人民在进行报复；但我所赞成的是，这种报复应以将罪犯处死为满足。因此今天的报复能否不这样残酷呢？磔刑、拷打、车轮刑，火刑和绞刑等酷刑的存在及刽子手在各地的大量出现，把我们的风俗真是摘得坏透了.那些当主子的人不但未能把我们管好，却使我们变得野蛮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野蛮的。苦果将由他们自己来吞下，因为这一切，亲爱的妻子，必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现在还只是开始。”
啊！今天的统治者们，你们对这些话应当好好想一想，并从现在起就尽可能地使得习俗和法律具有人道的东西，以便在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时，能得到人道的待遇！
而你们呢，无产者们，你们应当记住残暴是强权的残余。因为它表明你们身上还存在着压迫制度的那些野蛮的东西。
你们应当记住，1789年，当工人和资产者一时沉醉于这种残酷的罪孽时，共产主义的鼻祖和无产阶级伟大解放运动的先躯，曾对这一作法感到十分痛心。
攻克巴士底狱的后果
巴士底狱的攻陷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各国人民看来，人们刚刚所攻下的是一座囚禁全人类的监狱。这一行动胜过一部《人权宣言》，因为它显示了人民为争取人权所具有的力量。全世界被压追者不仅从巴黎看到了光明，而且唤起了希望，从而使千千万万长期处于黑暗统治的人心中，在同一时刻升起了自由的曙光。
巴黎的胜利无疑使王权和宫廷所采取的攻势宣告结束。受王后和几位亲王怂恿的国王，在6月23日御前会议上向议会和革命展开了进攻；接着又在形势不明，变化急剧的7月向巴黎和革命发起了进攻。经过四处碰壁，他从今而后将会以狡猾的守势来应付一切。现在该由他不断受到进攻了；无论是在10月6日还是在向瓦伦逃跑时，再或是在6月20日和8月10日，他都任凭革命的人民展开公开的进攻。王权这部巨大的弹簧已在7月14日被折断，至少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了。实际上，早在王权采取挑衅和突然袭击时，其力不从心便已显露出来……
当巴士底狱遭到围困时，无论是伯桑瓦尔还是布罗格利元帅都没有毅然从背后向人民进攻。他们在等什么？为何不去驰援劳内而却命令他坚持到底？
显然，这些人墨守陈规，只习惯于一种形式的危险。他们的心中出现了对于责任的前所未有的担心。面对全国人民的大规模起义，他们虽然并未完全失去斗志，但已感到不知所措。况且有关指示也一定相当含混。7月14日，路易十六在答复议会使者时说，巴黎的局势不可能是由于他向军队所下命令造成的。那么他究竟打算怎样呢？
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他大概一直不愿正视局势发展的可能后果。他或许认为：仅仅把军队大量集中于巴黎，便会将巴黎压垮，因而不会再乱轰轰地去声援议会，议会则从此感到身上背着首都这个死气沉沉的沉重包袱，变得举步不定，行动艰难起来，一旦受到打击，很快就会跨台。
可是在7月14日事变之后，国王已学会认真对待革命的力量。他将施展种种诡计来与革命周旋，或借助国外的庞大军事力量来与之抗衡。因此从这一天起，他是彻底放弃任何直接挑衅和公开进攻的打算了。
议会尽管仍须挫败其阴谋；但对其力量已无须畏惧，给予回击了；因而可以与另一支代表过去的庞大势力——教会——展开斗争。
此外，7月14日在使议会摆脱这种束缚的同时，也使人民对其自身力量有了初步认识，使革命的巴黎看到了自己的作用。确实，议会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选举人常委会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不断地向它派出了代表。巴黎只有同革命连接在一起，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合法的，强大的。
况且议会本身已首先以其坚定不移的态度，甚至是英勇行动作出了不凡的表率。他们在网球厅的宣誓以及在6月23日之后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沉着斗争，对所有人说来都是一大鼓舞。使自己的表现与这些伟大的革命资产者相一致，如今已成为巴黎那些最为骁勇的战士的最大愿望。因为这些资产者赤手空拳，仅仅靠权利所赋予的力量和自身的勇气而取得了胜利。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巴黎人民的声援，国民议会仅靠其自身力量是必会以失败告终的。因此，迄今只有一个中心——议会——的革命，如今却有了两个互相联系的中心——议会和巴黎人民。
7月14日过后几天，关厢圣安东的演说家伯森来到议会大厅的栏杆前，要求为在三天动乱期间停发工资的该区工人拨给一点救济费。他说：“先生们，你们挽救了祖国，但人家也挽救了你们。”会议记录说，这有力的开场白引起了议会的注意。这我完全相信。因为这句话使议会看到了7月14日这一伟大事件的全部意义。不管议会有多大力量和怎样的威严，它都会突然感到自己是受到巴黎保护的。因此刚刚获得的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中，可能夹杂着某种隐忧。
当然，这还只是一些难以觉察的内心变化。7月15日，当议会派了一些代表前往首都，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加以肯定并使之合法化时，他们受到了倾城而出的人民的热烈而充满尊敬的欢迎。穆尼埃这个多疑而又富有的资产者，对民主作法一直心存疑虑；但他也被欢迎场面发自内心充满尊敬的热情征服了。
巴黎也从这一天起摆脱了束缚。虽然议会尚未制定出普遍实用的市镇法及国家大法；但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它已建起了自己的临时市政机构。
旧的市政府——其反革命思想，人们已从原市长弗莱塞尔身上有了切身体会——已被推倒。巴伊在一片欢呼声中当选为巴黎市长。拉法耶特当选为巴黎资产阶级卫队总司令。通过这两人的任命，巴黎使自己同国民议会和两个对自由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日子联系了起来。巴伊是因网球厅宣誓而当选，拉法耶特则是因美国革命。
在此建立市政机构的时刻，巴黎怀着满腔革命激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为新旧大陆的自由而完全敞开了大门。如同来自遥远太空的曙光使得高耸的城墙显露了出来一样，巴黎城廓也在世界自由之光的照耀下显露了出来。它好象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中心，人们因而感到其城市生活的光环会突然扩大开来，最后扩及整个人类。法国各地以巴黎为榜样，很快建起了无数的公社，以便管理市镇，展开斗争，挫败一切反革命企图，取代因突然销声匿迹或只局限于很小范围而变得软弱无力的王权行政机构〔注：这一被称为“市镇革命"的行动荡涤了王权的中央集权，使法国在几个星期内便建起了市镇联盟。饶勒斯对于这一点只是在此一笔带过地提了一下。见本章补充注释第432页，第3点。——编者注〕。可以说，这些公社都是在自由的同一影响下，和出于维护秩序的同一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们不久便与巴黎公社结成了联盟。许多资产阶级卫队在头几个星期便与巴黎资产阶级卫队建立起了组织上的联系，各地向巴黎市政府寄来了兄弟般的祝愿。
因此，一年之后，联盟节定在7月14日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法国的市镇联盟确实产生于1789年7月14日。各地公民和所有城市都在同一时刻产生了同一感觉：自由，如果仅靠国民议会维护将是脆弱的和不稳固的，必须使之有多少市镇便建立起多少基地。这样，革命在几乎可以说是同公民的日常生活混和在一起，就地得到无数倡议的激励和不断更新后，将会变得无往而不胜。
由于各城市的这些为数众多的自发倡议是以议会为政治中心，以巴黎为主要活动基地并以革命为最高理想，因而自然会、也必然会汇集到一起。这一明确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正是在那些如火如茶的伟大斗争日子里形成的！看来暴风雨所发出的闪光，当时便消失在夏日的明媚阳光中了。
7月14日在激发起市镇生活的同时，还使得依然处于默默无闻地位的无产阶级，往斗争的前沿靠近了一点。当然，工人和穷人还根本谈不上掌握市镇权力，如同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他们被人们从资产阶级卫队中赶了出来；在各选区大会上也没有占据任何席位。这是因为巴黎的市镇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比议会的主要活动所显现的还要浓厚。但是，在巴黎的60个选区——后改为48个行政区〔注：按照1789年4月13日选举规定，巴黎分为60个选区。此区划一直延续到1790年5、6月间市镇法的制定，从此改为48个行政区。1795年10月26日，这些行政区同国民公会一起消失。——编者注〕——中，如果不是其中一部分很快所显示的民众力量和激情，要建立合法权力机构是不可能的。当罗伯斯比尔的意见在国民议会不太受人重视，并似乎受到压制时〔注：实际上，从议会成立初期，罗伯斯比尔的意见就一直很受重视。——阿·马迪厄。〕，丹东的声音正响彻科德利尔选区。增加“权力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增加政权机构与人民的接触点，就是在取得选举权必须交纳一定税额的法律规定下，扩大民众发表意见的机会与可能，使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向民主制方向发展，而不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虽然社会主义思想还压根儿没有出现。如果政权组织过于分散，每个市镇都是一个小小的、封闭的世界，资产阶级寡头最后必会将这些缺乏活力的分散政权机构，全都操纵在自己手中。
可是地方活动的增加，如果同能使每个环节都得到“激发”的总的形势结合起来，斗争的连续性和激烈性便会使权力逐渐掌握在那些最为积极最有影响，同时也最为坚强的人手中。因此，7月14日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一大胜利，也是民众的一大胜利。当然，人民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直接参加了斗争，但对无产者说来，这件事马上还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场革命的性质，从其深刻根源说来，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因此7月14日过去几星期后，当由于人民的介入而使宫廷的阴谋未能得逞的国民议会确定选举制，把几百万穷苦的雇佣劳动者排除在选举活动之外的时候，没有一名议员，包括竭力主张民主的议员，曾想起巴黎的工人已经在巴士底狱前，为法国无产者赢得积极公民的资格。人民直接参加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似乎是一种既使人引以为荣又令人望而生畏的偶然事件，对于一个自由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的正常发展不可能有多大影响。
可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态度激昂、身强力壮的工人，这也不是毫无用处的。当革命形势因同旺代人、逃亡分子和外国所进行的战争而出现极度紧张的局面时，当人民同英勇的资产者一起守卫革命的各扇大门时，终于还是要承认其公民权的。如同古代的奴隶在战场上为自己赢得自由一样，无产者也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战场上，为自己赢得选举权，在政治上行使短短几小时的最高权力。
努力将是长期的，而胜利却很短暂。不过无产阶级若能随着形势和斗争的发展而在某个时候毅然登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地位，或至少是同那些最为勇敢的资产者一起参加到这场革命中去，它就为自己赢得了地位和未来。因此，我们不认为在7月14日包围残老军人院和巴士底狱的大批人群中有许多无产者，有什么难于理解的。他们应当去进攻，他们并没有弄错。他们也许很快就会被持不信任态度的资产阶级解除武装，并于两年后在马尔斯广场遭到镇压。但是，他们仍然以其勇敢和力量给这一伟大的革命日子留下了印迹。由于他们的努力，今天的世界才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它所进行的革命也罢。
大恐怖
不过巴士底狱的攻陷所造成的影响仍以农村最为强烈。自三级会议开幕之日，农民们便在翘首以待，不知大会何时才会想到他们的痛苦。虽然远离会场，但显然由于帮助他们起草陈情书的人常常给他们提供消息，他们仍密切注视着第三等级同特权者和宫廷所展开的斗争。啊！第三等级若能获胜，人们将会何等迅速地推翻贵族的统治！因此7月14日便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既然巴黎已攻下那里的巴士底狱，现在该由农民攻打他们身边的那些筑着碉楼和鸽舍、耸立在村子里和原野上的古堡、即一个个“封建的巴士底狱”了。
如同一根受压的弹簧被松开了一样，转眼间，整个农村都起来了。在这规模空前的起义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表面看去甚至完全相反的动向。首先是普遍存在的恐怖感。几百年来既对农民百般榨取又为农民提供保护的古老王权，是乡村人民所能理解的唯一政权形式。因此，农民起初觉得整个社会正在分崩离析；如果他们不起来自卫，将会受到形形色色盗匪的袭击。这样，当此权力出现空缺之际，人心惶惶的流言也就不胫而走了：“强盗来了，他们要抢收庄稼，烧毁树林。让我们拿起刀枪自己来守卫。”在整个法兰西大地，农民们于是武装了起来。他们在农村到处搜捕所谓“强盗”，结果却一个也未发现。
这一段恐怖时期在农民心中留下了经久不灭的难忘印象，以致南方农村至今仍有“恐怖年代”之说。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件事简直象是冲掉了其他一切往事。那么，这一遍及全国的恐怖心理究竟因何而起，其具体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诚然，以攻克巴士底狱为序幕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在人们心中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恐怖感，如同日落之后所出现的那样，一个社会的衰亡，也在人们心中产生了一些隐隐绰绰的可怖幻觉，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
有些人以此深奥莫测的解释为满足，不愿探求造成此现象的真正原因。贵族和反革命营垒是否发出了什么行动口号，妄图在各地制造恐怖？议会对此似乎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是这样解释恐怖现象的〔注：革命者和贵族曾互相指责对方是造成大恐怖的祸首。革命者认为，贵族想以此制造混乱，使国民议会陷于瘫痪；贵旅则认为资产者在人民中散布了恐谎言论，以策动他们起来造反。这后一种解释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接受。实际上，其深刻原因应到其他方面去寻找。见本章补充注释第431页，第2点。——编者注〕。
因为议会在其8月10日法令的理由陈述中曾这样说道：“鉴于国民的敌人在失去希望而无法以暴力和专制手段阻止公共事业的复兴和自由的建立后，似乎已制定出以制造混乱达到同一目的的罪恶计划；鉴于他们除其他手段外，在同一时期，甚至几乎在同一天，在王国各省散布了种种毫无根据的恐怖言论……”
事实上，恐怖现象的出现，并不具有能显示某种阴谋活动存在的那种突然性；而议会却使用了“几乎在同一天”这种字眼。
要是这一现象确实是由于某种行动口号而在各地同时造成的，那么它在“发现”自己的无济于事后，也会在各地于同一时间结束。可是我发现，到八月底，“由于担心盗匪的袭击”，波凯尔集市仍迟了几天才开市，因为盗匪确实有可能乘机抢劫。因此恐怖的出现不完全是反革命的阴谋造成的。
那么它会不会是农民自己造成的呢？会不会是一村庄农民集合起来到城堡去烧毁封建土地证书时，被邻近地区看成是强盗的队伍了？总之会不会是他们互相间的误解造成的？这不仅可能，甚至可以肯定。另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除有地农民在同贵族展开斗争，要求使其土地摆脱一切封建税赋外；在此群情激奋的时刻，那些流浪汉和无以为炊的无地穷苦农民也起来了。他们在不止一个地方成帮结伙，高呼他们也有吃饭和生活的权利。
好几个城市在给国民议会的报告电说，7月25日深夜，“一些强盗抢收了尚未黄熟的麦田”。这时候，即使在北方地区，麦子也快熟了，那些所谓替反革命效劳的“强盗”，显然是一些食不果腹的穷人。这些穷人不愿看到麦子熟透之后，被土地所有者收走，运到他们的谷仓里去。
这种事只要发生几起，便足以在长时期来对乞丐怕得要命的农村，引起一片恐慌。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所谓“大恐怖”主要还是这种长期存在的惧怕心理受到进一步刺激所致。只要把农村各选区即各堂区的陈情书拿来读一读，便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种植者对于乞丐所发出的种种抱怨。他们必须给这些人提供住处，饭食等帮助；否则便会受到要挟。因为对这些乞丐说来，放一把火把他们的农舍和谷物烧毁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大发展，工业和城市的兴起及农村经济的变化，使得许多人失去了生计。大路上成天是川流不息的流浪汉，弄得种植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谈起这些人，便愤怒不已，充满蔑视，但又怕得要命。农民们在其陈情书中，不但对领主的压迫和巧取豪夺提出了控诉，要求享受在林中收割饲草的权利，而且把流浪汉和乞丐视为一种祸害，说他们是——用他们的话说——“社会上的无用之人”，看到他们这样作，实在叫人无比伤心。
因为除他们这些景况不一的穷人外，还有一些境遇更糟、四海为家的穷人。后者便遭到了前者的蔑视，同时也引起前者对他们的恐惧。上文已述，有地农民对大批进入其刚刚收割的田地的拾穗者就十分不满。我想，那些成群结队抢收麦田的人，或许就是这些因饥饿所迫又受到革命形势激励的男男女女。因此各村最为穷苦的无地农民，有时恐怕也加入了流浪者的行列。
《巴黎革命报》在九月上旬的一篇有关外省的新闻中，作了这样的报导：“几封日内瓦来信说，该城邻近地区的大批山民向菲尔内方向涌了过去。当地驻军在许多自愿人士的协助下，立即追了上去而且还带着大炮，那些山民随后也就逃走了。个别省的民众十分无知和愚蠢，竟然以为平等和自由，就是允许对财产进行某种瓜分。造成外省惶恐不安的抢劫事件，大都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此7月14日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穷人们显然非常活跃。革命将从此不断受到对“土地法”的畏惧所产生的困扰。
大恐怖无疑开始于革命爆发后的头几天，即那些可能是最为激烈、最为混乱的日子。关于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一行动，迄今几乎没有一份材料谈到。他们这样作看来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提出了明确的口号，至于有明确意识的首领人物，似乎也不存在。
他们常常只是在夜间去偷拿一点提前割倒的庄稼，或是混杂在有地农民所展开的革命运动中。每当我从材料上看到诸如马空省和里昂省的农民即将去烧毁城堡和土地税簿册时，我便不由地想起，在各堂区陈情书中，“什么也不生产的富有资产者”往往同贵族一起受到谴责。因此拿着镰刀冲向贵族城堡的愤怒人群，只须碰到很小事由，便会去袭击大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
各地资产阶级对他们所经历的危险十分了然，所以各城市都派了资产阶级卫队到农村去，对农民加以遏制或镇压。7月27日，28日和29日，里昂地区的劳拉斯城堡、勒兹城堡、孔勃城堡、普西尼昂城堡和圣普里埃斯特城堡，相继被农民焚毁。资产阶级卫队向农民展开了进攻，回到城里时，他们遭到了同情起义农民的基尧蒂埃尔工人以石块和瓦片所进行的袭击。一时使人感到，似乎整个穷苦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马上就会起来，既反对旧的封建制度也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制度。无产者将会同有产者展开一场规模巨大的阶级大搏斗，取代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农民为反对贵族的特权而进行的这场肤浅的革命。但这些无产者所表现的愿望十分苍白无力，他们所进行的尝试不但目标不明，而且毫无用处！
时机尚未成熟。确实，这些带偶然生的最初几次起义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不过是一些游荡的人群于夜阑人静之时，去偷偷地割点尚未黄熟的麦子……但生活稳定的农民及小土地所有者和拥有园圃、花园或少量土地的乡村居民，已经感到整个下层劳苦大众都在那里跃跃欲试了。
这个生活无着、咄咄逼人的无产阶级，要是把局面弄得无法控制，革命如何能深入进行下去？如何向各封建的巴士底狱展开进攻？
昔日的那些低声下气的拾穗者，如今是毫不客气地来收割了。要是您们把所有的麦子都收走，人们为取消实物地租而同领主展开的斗争还有何意义？难道人们因为想使自己的土地摆脱束缚，结果却会颗粒无收？
因此当务之急是武装起来，以便对付这些“强盗”。这样，遍及全国的村政府便很快建立了起来。可是当人们发现所谓“强盗”并没有多少，甚至压根儿没有，那些无产者还没有相当的胆量和明确的意识，也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并能以其革命代替当前这场苹命时，人们也就放心大胆地去向城堡进攻了，把他们在惊恐之际拿起的武器转向了旧制度。
因此，在革命的大发展之后，便出现了一种类似收缩阵线、聚拢力量的保守行动。面对情况不明所引起的不安和无地农民的跃跃欲试，村民们采取了一些稳妥的作法，把自己信得过的人推选出来并建立起一支自卫队，在使财产安全在革命中得到保障后再向封建制度冲击。
更确切地说，在此非常时期，那些无比兴奋、变得更为聪慧的人，似乎已能同时应付各类问题，因此这两种行动——保守的和革命的——是连在一起、几乎融为一体的。正如巴黎革命资产阶级在7月14日之前的危急时刻，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卫队同宫廷的军队相抗衡，并将他们认为对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解除了武装一样，农村中的第三等级也组织了起来，既保护农民的土地不受任何侵犯，也为打倒封建制而进行斗争。
这种新的秩序所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危险，从而充分表明它是历史的合法产物。但在资产阶级和有地农民掀起的这场革命正在组织力量，并在7月和8月的那些富有成果的日子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历史学家如果看不到那些没有一寸土地的人内心所郁结的不安和本能反抗，那将是很不全面的。他们由于没有土地，因而不明白这场革命就是要把土地从封建税赋下解放出来，而是认为它是要使人摆脱贫困和饥饿。他们象那些到菲尔内去，显然要把伏尔泰留下的大笔财产分掉的阿尔卑斯山山民一样，带着一种纯朴的天真，本能地以为人人都能享受土地所结出的果实的时刻业已到来，因此泰然自若地到革命营垒中安顿下来，如同到了自己家中一样。但他们所遇到的，却是带着枪炮的资产阶级和举着镰刀的有地农民。因而又回到其贫困生活中去了，心中一定为自己不明所以而暗自嘀咕。
事实是，他们的这一理解还嫌太早。历史向这些“乞丐”关上了大门，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再来吧！”他们确实会再来的，历史的大门总有一天会打开，不过那时候，他们已不再是“乞丐”，而是有了自己的财富，即一种思想，因为他们的脑海中那时已有了一个新世界的轮廓，他们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农民。
当7月14日的后果在农村展开之际，国民议会可以说正在对其胜利进行某种平衡。
议会既已得救，它现在既感到欢欣又忧心忡忡，内克尔已被召回。国王在议会所派代表的陪伴下，于7月17日不得不到巴黎走了一趟，但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努力把他同其“居心叵测的谋士”分开并给以隆重的欢迎。因为这是战败者来向胜利者请罪。
巴黎在迅速壮大，议会因而感到一支同自己既友好又敌对的力量正在崛起。他们紧紧地围在国王四周，竭力让自己忘记路易十六的罪恶行径，以便让全法国都将其忘怀。但这个旧制度的国王并未因人民的力量而转到新政权方面来，革命议会同他结成这种关系不但令人费解，而且十分碍事。圣热尔曼发生了骚乱，入市税税务所受到冲击，被控囤积居奇的佃农托马森，性命危在旦夕。议会中的温和派根据拉利-托朗达尔〔注：拉利-托朗达尔（1751-1830，巴黎市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的提议，立即针对肇事者拟就了一份告国民书，但告国民书写得言过其实，只会引起恐慌，扩大事态。此外，圣热尔曼事件所以发生，可以说是巴黎那场伟大运动的必然结果，因为现在不是有人要拐弯抹角地否定首都所表现出的革命忠诚吗？
来自布列塔尼的议员反对这一议案，罗伯斯比尔也表示反对。他立即指出这种保守的温和作法，将会给革命造成危害；因为革命至今仍受到很多人的憎恨，被许多阴谋诡计包围着，“秩序确应维护，但自由也不可忽视。人们起来反对妄图败坏国民的可恶阴谋，这难道不是再合法不过的吗？普瓦西的骚乱是因反对囤积商品而起，布列塔尼局势平静，各省都很安定。我们这样作将会在各地引起恐慌，使人们失去信心。因此决不能仓促行事，谁告诉你们，国家的敌人已彻底打消施展阴谋诡计的念头？”
从现在起，罗伯斯比尔的发言之所以有说服力并能长久保持之，是因为他在赞成革命的时候，是连同革命的后果和条件一起接受的，他不会因为人们拿起武器反抗独断专行的王权所必然造成的混乱，而愚蠢地或虚情假意地表现出任何不安。
议会否决了拉利-托朗达尔的提案，不过它曾一度对其表示热烈赞成。这种摇摆表现，正说明议会虽然迫切需要人民，但也已开始害怕人民。不过这种短暂的担忧，尚未影响其激情。因为它满怀对理性的信心，立即开始了作为宪法前言的“人权宣言”起草工作。
8月4日之夜
正当它全神贯注地在那里从事这一杰出而又崇高的工作时，传来了农村发生暴动的最初消息。7月底和8月初，来自各方的消息表明，农民已赶在立法机构作出有关决定之前采取自发行动，或者说，他们的行动已经超过立法机构可能会作出的决定。他们拒绝交纳食盐税等可恶税收及年贡、实物地租等封建税赋。他们拿着镰刀冲进城堡，虽然没有对人身造成任何伤害，但没收、烧毁了旧的贵族证书及各种新旧封建契约。这是以暴力手段消灭整个封建制，是把合法程序和立法机构的意愿撇在一边所进行的伟大农民革命。
议会一片惊慌，对于封建制问题，简直已不敢正面谈论。因为它感到封建财产和资产阶级财产往往难以区分。比如要取消通常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的年贡，就必会触及契约的原则——资产阶级财产的合法依据和保障。所以革命资产阶级在起草各选区总的陈情书时，对于农民的强烈要求，曾尽量予以缓和和冲淡。
如果任其单独行事，议会恐怕只会废除税收上的特权和人身劳役。对于各项封建税赋，它充其量只会实行一种长期的、非强制性的赎买办法。现在，来势汹猛的农民运动使得它进退两难。出路只有一条：要么对整个农村进行镇压——但这种镇压必定难于展开，而且凶多吉少——，要么向造反农民作出让步。
会上提出的最初议案，全都主张镇压。在8月3日的会上代表报告委员会发言的萨洛蒙〔注：萨洛蒙，高等法院律师，奥尔良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把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从各省来信看，不论何种财产似乎都已成为人们明目张胆的掠夺对象。各地城堡和修院已被焚毁，农庄遭到抢劫。各种税收和领主税赋已全行废除。法律已毫无力量，法官没有权威，司法机构不过成了徒具虚名的摆设，法院已不能主持公道。
报告委员会的这个发言，无异于是在制造恐怖气氛；接着，委员会建议议会作出下列决定：
“鉴于：各地现在拒不交纳地租、什一税、年贡及领主税赋；各堂区居民已开会为此签字画押，不愿跟着走的人受到了严重威胁和粗暴对待；有的人手执武器犯下暴行，他们进入城堡，收缴各种证书和契约，然后在院内付之一炬。
“国民议会宣布，它现在正紧张地忙于制宪和国家复兴的有关事宜。无论要它解决的个别事情如何迫切，它都无法从当前事务中转移注意力，丢下这一无比重要、不能中断的工作。
“因此，在议会对各项权利作出决定之前，任何停止交纳王国税收和其他税赋的理由都不能成立，谁也不能以任何借口拒不交纳。议会对不交纳税收所引起的混乱深感痛心，这样作完全违背了它所一直维护的公共权益。”
这一议案如获通过，革命便会面临严重局面。因为几乎全国的农民都已起来，如何能把他们镇压下去？要是求助国王所掌握的行政机构，那将等于把法国拱手让给国王。要是让城里的资产阶级卫队去对付农民，那也会在革命的两大力量——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造成一场内战，使得旧制度因革命营垒的这种分裂而继续存在。因此议会出于一种本能考虑，没有采纳报告委员会提出的这一议，只是决定要发表一个声明。
这时，已有几名议员胆怯地起来替造反农民说话。其中一位很不出名，有关报导甚至连他的姓名也未提及。他说：“不应把大都靠武力和暴力建立起来的不公正权利称之为合法权利。因此不要提封建权利，乡村居民如今正期待着废除这些权利。如果发表这样的声明，将会激怒他们。”然而显而易见，那些最有影响、即已经被人称之为“舆论首领”的人，对此问题却没有表态。
封建财和资产阶级财产
如果维护封建财产，反对造反农民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导致革命的夭折。但若听任农民以暴力方式铲除封建制，岂不也会在某些方面动摇资产阶级所有制？不管怎样，当此严重关头，议会终于摆脱了这些犹疑和担忧，敢于在农民之后对封建财产采取了革命措施，这毕竟是它的一大荣光。起初，即使在8月4日晚上的会议上，人们仍可以认为议员们严格维护法制和秩序的考虑将会占上风，他们定会把封建财产列入不可侵犯财产〔注：关于1789年8月4日会议的准备情况，若尔热·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是这样写的：“有关决定的行文和能够这大会采纳的作法，是一百来名议员于8月3日至4日深夜在阿莫里咖啡馆即‘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定下来的。早在4月底，布列塔尼的议员来到巴黎后，便经常在此咖啡馆聚公，讨论问题，其他省的议员也很快参加了进来，大家决定要以“一种魔法’来影响议会，关于封建制问题，原先决定由艾桂戎公爵首先发言，结果在8月4日晚诺阿伊子爵却先把问题提了出来，艾桂戎也就只有从旁协助了。”——编者注〕。
会议开始后，塔尔吉代表起草委员会宣读了一份决议草案：
“鉴于正当议会一心一意制定一部自由宪法，为人民的幸福奠定牢固基础的时候，一些省发生的动乱和暴力事件致使人心惶惶，严重损害了财产的神圣权利和人身安全……
“国民议会因而宣布：旧的法律依然存在，在国民权威机构将其废除或修改之前，仍应继续执行……
“通常交纳的各项税赋和贡赋应象过去一样继续交纳，直到议会另有规定为止。”
相比之下，萨洛蒙提出的议案却比较温和。不过，既然议会似乎已表明要对这些法律至少作部分修改，因而已使之具有某种暂时性，它又如何能强迫饱受苦难、已经起来的人民去执行呢？因此必须另寻强有力的解决办法。两名贵族议员——诺阿伊子爵和艾桂戎公爵〔注：艾桂戎（1761-1800），法国贵族，布列塔尼省司法长官，阿热诺瓦选区所选贵族代表。诺阿伊（1756-1804），基埃纳地区司法长官，纳穆尔选区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在此问题上为议会帮了忙。他们俩都主张立即向农民宣布，将对封建制进行重大改革。这一行动非同寻常，弄清其原因和实质，在社会方面和思想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也许透过他们的发言，我们便可看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吧：“如不弄清王国目前到处出现反抗的原因所在，何以平息各省风潮？如不对症下药，焉能求得根治？
“各村社（即乡村堂区）已提出一些要求。但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一部宪法，他们只是在各选区提出了现在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要求呢？取消间接税和各类代理人，削减领主权利或准其赎买。
“三个多月来，他们看到自己的代表在从事所谓——实际上也确实是——公共事务；但他们所理解的公共事务主要是他们希望实现的那些。
“他们从国民代表的争论中只看到了两种人，一种是被他们视为来人、希望他们得到幸福的人，一种是反对他们得到幸福的权贵。
“这样便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他们认为必须拿起武器，反对强权。因此现在他们是无所顾忌了，从而使王国此刻正面临着两种可能：或是导致社会的破坏或是建立一个在整个欧洲备受称赞和景慕的政府……
“为使社会实现必要的安定，我提议：一，在委员会所拟声明发表之前先行宣布：国民代表决定，税收将由王国每个居民按其收入分担；
“二、所有公共税赋今后将毫无例外地由个人分担；
“三、一切封建权利将由村社以现金赎买或换取，价格合理估定，即按十年中一正常年景的收入确定；
“四、领主徭役、农奴及其他人身劳役将予废止，不予赎买。”
两人中的另一名贵族——艾桂戎公爵——是十八世纪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也是自劳以来从事投机、囤积和垄断的贵族之家的代表之一。他的发言内容与诺阿伊子爵基本相同，但更为有力：
“当此灾祸连绵之际，手执凶器抢夺钱财的人并不只是盗匪；不少地方的下层民众都已联合起来，他们烧毁城堡，抢收庄稼，特别是冲进土地证书的存放地，试图砸碎几百年来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应当承认，先生们，这一作法虽属犯罪（因为对他人的任何武力侵犯皆属犯罪），但因其所受盘剥，仍可予以原谅。必须看到，在拥有封地的领主和占有土地的贵族中，苛刻待人，受到其封臣埋怨者，为数极少；但他们的办事人员大都冷酷无情，从而使那些至今仍受封建权利的残余野蛮束缚的不幸种植者，对自己所受处境怨声不止。无庸讳言，这些权利是一种财产，而任何财产皆属神圣不可侵犯。不过这些权利给下层民众造成了难以承受的重负。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些权利对他们是一种长年累月的束缚。
“我相信，对于这一点，拥有封地的领主和占有土地的贵族不但完全承认，而且正打算公平行事，放弃自己所享受的这些权利。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即税收豁免权。不过现在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把这些权利一笔勾销。
“这些权利是他们的财产，而且对某些人来说，还是其财富的唯一来源。不过，他们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让出其所享受的好处的，要求他们放弃这些财产而不给予合理补偿是不公平的。
“先生们，鉴于这一正当考虑并为了让下层民众看到，对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你们的处理十分出色，我主张国民议会应宣布，税收将毫无例外地由所有公民按其能力分担，从现在起，封地和贵族土地上的一切封建权利，将由此土地上的封臣予以赎买，如果他们愿意赎买的话。赎买的比价由议会确定，我个人认为由于此赎买属赔偿性质，比价以30倍为宜。”（也就是说，要摆脱一项封建税赋，必须支付此税赋年总额的30倍现金。）
最后，艾桂戎公爵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共分八段的详细议案。
贵族中的这两位大人物所作这一发言说明了什么？首先，关于一时冲动、慷慨大方的说法应予排除。人们过多地把8月4日之夜描绘成了一种突然陶醉于牺牲精神，为权利而狂欢的夜晚。相反，诺阿伊子爵和艾桂戎公爵的议案显然是事先拟好并经过仔细推敲的，从而表明他们是冷静地按预先谋划好的计划行事的。
那么，他们的意图究竟何在？当然，说他们的这一行动未受任何激情的影响，或者说没有任何舍弃之意，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某些陈旧的，没有多大好处的特权，现在已经对特权者本身造成沉重负担；至少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是这样。此外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个贵族所表现的这一主动精神，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行动。他们对于农村中的真实情况，比大部分革命资产者、法学家和城市居民要更为了解。诺阿伊子爵在以上所引并由我加了着重号的发言中，就特别强调了显示农民真实思想的堂区陈情书所具有的实在意义。
因此，贵族业已懂得，要公开地顽固维护封建权利，必会同全体乡村人民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弄得他们在城堡不得安身。况且他们能够依靠什么力量来进行这场斗争呢？诺阿伊子爵已对此说得明明白白：只有靠他们在革命初期所得到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力量。当然，他们在这场反对农民的斗争中，可以向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求助。但是，他们也十分清楚，不管那些法学家和土地所有者在革命农民面前会如何张皇失措，革命资产者都不可能彻底投入这场斗争。因此，最后仍会是他们这些贵族，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这场斗争付出代价。所以，不如在议会大胆采取主动行动。这样作对于他们只会是好处无穷，而害处却一点也不会有。首先，他们可立即在农村为自己重新赢得声望，恢复其影响和权力。
城里的资产者谨小慎微，胆小如鼠，在财产问题上怕得要命。为了维护财产，他们竟然要把可恶的封建财产也包括进去。面对他们的这一表现，一些胆大的大贵族现在似乎已打算放弃他们遭到普遍憎恨的特权。他们这样作会失去什么呢？什么也不会失去。因为他们要放弃的那些特权，事实上已经被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所废除。农民收去的证书早已付之一炬，如何能再找回来？城堡周围的那种令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的气氛，也已被他们的斗争燥火驱除干净，如何能再保持下去？但办法仍然有，而且更好，这就是诺阿伊和艾桂戎所提建议。对贵族说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赎买而将自己放弃的特权完全找补回来。
农民在其乱哄哄的集会上焚毁证书时，已经宣称自己从此再也不用交纳年、实物地租等封建税赋了，而且无须给予补偿。因此，必须尽快通过法律手段对这一作法加以遏制，把他们的要求挡回去，而一旦有了立法，要无偿地剥夺贵族的财产也就难以进行了。因为即使在他们的堂区陈情书中，当时还比较冷静的农民也未敢提出这种粗暴的剥夺方式，而只是要求实行赎买。
这样，让议会在这方面作出决定，将可使革命退回到陈情书的要求上去，彻底消除农民的大规模自发起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把不能以武力夺回的那具价值万金的封建僵尸，再慢慢地从他们手上夺回来。
因此，贵族以国民议会的威严为屏障而展开了一场反击，并从第三等级手中夺回了斗争的主动权。诺阿伊和艾桂戎一再强调封建权利是一种不可侵犯的财产，议会只有以公平的、甚至是30倍比价的宽额补偿，方可剥夺贵族的这种财产，正说明了这一点。议会全体成员都对这两人的发言报以热烈欢迎，看来第三等级的处境确实非常难堪。它不便反对农民，也不愿轻易触及财产权问题。因此在它看来，贵族的这种表面上的牺牲，无疑是一种解决办法。
封建制的“废除”
封建特权的这种表面上的废除，不过是贵族所要弄的一种计谋。这确实相当可悲。而在此历史庄严时刻，却没有农民的代表以其粗壮的声音在这宏伟的资产阶级议会，向那些贵族说几句话，这也使人深感痛心。因为这些贵族所炫耀的那种暧昧不明、说不出所以然的牺牲，显然除慷慨舍弃外还有其如意打算。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了。
可是一位来自长期经受贵族无情盘剥的布列塔尼省的很不引人注目的议员，这时站了起来，多年来一直受到压制、似乎已被埋葬的痛苦，简直象是忽然从地底下迸发了出来一样。
啊！这是一篇多么感人、多么激昂、多么直率的发言，通篇充满被激发出来的忧伤！这倒不是说勒康·德·克朗加尔〔注：勒康·德·克朗加尔，土地所有者，布列塔尼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已经看出或拆穿贵族的巧妙建议所包藏的阴谋，相反，他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向这两位可尊敬的、刚才发言的议员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表示了敬意。因为他们虽然是地位显赫的贵族，但却首先大胆地把迄今一直湮没于封建制的黑暗中、对造福法国有着无比重要意义的实情公布了出来”。
也不是因为他已勇敢地提出对封建权利实行无偿剥夺，或是可能有了这一大胆想法。相反，他主张准许赎买并提议对领主包税人向贫苦农民征收的磨麦税，以20至25倍的比价予以偿还。他甚至认为，封建税赋在以现金完全偿清之前应继续交纳。不过与此同时，他却极其严厉地揭露了这些所谓权利的极不公正和暴力性质，从而使得赎买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极不公正的作法。
他的愤怒和推理超出了他的结论。如同一粒橡子被狂风刮往他方，不久之后便会长出一株橡树一样，一种关于对封建权利实行彻底剥夺的，直截了当的思想萌芽，已经深深扎根于大革命的土壤中：
“先生们，要是你们早点宣布，城堡里收藏的那些几百年来弄得人民坐卧不宁的可怕‘凶器’将要通过你们即将规定的强行赎买而消灭干净，城堡被焚的事本来就不会发生。人民由于迫切希望得到公正待遇，因而急忙烧毁了这些证书——我们的祖先野蛮时代的象征。
“先生们，我们应当公平一点。这些证书，我们可以把它拿到这里来看看。它不仅有伤风化，而且污辱人格。说它污辱人格，是因为它要求人们象牲口一样去拉犁耕地，并强迫人们在夜间到池塘边去搅动池水，以便青蛙的鸣声不致惊扰那些荒淫无度的贵族所作的美梦。
“先生们，在此启蒙时代，我们当中有谁不会把这些万恶的证书扔到祭献的柴堆上去，让那熊熊火光，作为一种祭品考献于祖国的祭坛前？”
正当吞噬那些古老证书的解放烈焰在各地城堡的院子里熊熊燃烧的时候，这句话是多么铿锵有力！它简直使人感到农民在各地燃起的烈火，已经集中到了国民议会中，集中到了焚烧奴役证书的祖国祭坛前！
把农民分散各地的愤怒烈火，集中于这个制定法律的场所，这是一种多么有力的比喻。勒康·德·克朗加尔的这一比喻，比正面肯定这场广阔的斗争烽火要显得更为有力。可以说，他让国民议会也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了。因为他以议会的名义并借助议会之手，而把那些给人类带来耻辱、造成种种压迫的证书，都扔到解放的烈焰中去了。是的，这个比喻确实非常有力，不过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也还不够大胆。因为勒康·德·克朗加尔所付之一炬的，只是那些同人身劳役有关的证书。至于其他污辱性较小但给人们造成的负担却要大得多的证书，他主张通过赎买而给予补偿。
但这无关紧要，议会要给农民点燃的这场烈火划定范围，把那些已经烧去一部分、同年贡、实物地租及一般地租有关的贵族土地证书从烈火中取出，以另一种形式加以肯定，那将是白费劲。
当类似勒康·德·克朗加尔所说话语从人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整个大地依然是烈火熊熊，议会却在无意中以其宣布赎买的方式把赎买本身也否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勒康·德·克朗加尔这篇诚挚感人但又自相矛盾的发言接下去是怎么说的。
“先生们，你们只有向人民作出许诺，说你们将把所有封建权利变为可自愿赎买的赎金，你们即将颁布的法律将把人民所不满的封建权利彻底废除，才能使全国恢复平静。你们应当向他们说，你们承认这些在蒙昧时代所取得的权利是不公正的。
“为了国内和平，你们应当迅速向全国作出这种许诺。到处都发出了强烈呼声。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每拖延一天都会燃起新的烈火，国家的崩溃已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出来。你们难道要等到法国被破坏殆尽，才把法律制定出来吗？”
这一呼吁无疑十分恳切，但其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因为所有这些权利都是不公正的，但又必须对其进行赎买！农民将因而不得不付出一笔赎金！
可以想见这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困难，革命在今后的日子里要解决这一困难，将是多么艰巨。可是现在，议会对此似乎并未注意到。它沉浸在欣慰的欢乐中，好象它所困扰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一方面，连一些贵族代表也在谴责旧的封建制，主张对某些封建权利无偿予以废除，其余部分实行赎买，另一方面，代表农民发言、言辞激烈的勒康·德·克朗加尔也赞成实行赎买。可见农民和贵族之间不是很一致吗？
此外，既然双方都同意赎买，契约的原则也就受到了尊重。收取一定封建地租的资产者，将不会被人无偿地剥夺其财产。这样，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基础，将不会因封建制的消灭而受到动摇。议会所以突然兴奋不已，原因也就在此。它感到，农村中燃起的这场社会斗争的烈火，将很快被它扑灭；既不会激怒贵族和农民，也不会危害资产阶级。
在人们的这种情不自禁的欢乐中，当然也有高尚的牺牲精神。因此当贵族急忙放弃其税收特权和狩猎专属权，教士放弃什一税，各省市为实现国内的大团结而放弃自身的特权和习惯法时，人们心中曾一度出现日常生活所难以见到的那种友爱之情。可见要是各等级认为拟议中的解决办法，没有为各自利益提供共同的保障，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就不会产生。
现在，贵族的财产已不会受到粗暴的剥夺。以赎买的法律为依托，他们今后将可或是无限期地保住其各项权利——如果农民无力赎买的话——或是以高额赎金将其转让。第三等级也无须在资产阶级因其自身利益而不得不严格维护的财产占有权和农民革命力量之间作出选择了。
教会在8月4日晚的处境最糟。它既难于不象贵族那样放弃它作为财产所享受的那些封建权利，也难于拒不接受对什一税实行赎买。可是赎买却会使教会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它们占有这些财产是有条件的，对贵族说来，封建权利完全是其个人财产，而教会征收的什一税却只能用于宗教事务。
因此不能将什一税的赎买所得交由受益人支配，否则会使迄今一直有固定用途的教会财产完全成为每个教士的私人财产。对于这一点，教会是清楚地感到了。因为当8月4日晚，南锡主教〔注：即拉法尔（1752-1820），曾任南锡主教和洛林首席主教，南锡选区所选教会代表。——编者注〕提出对教会财产实行赎买时，他追加了一句：“我提议赎买所得，不要被教会显要纳入私囊，而是用来为穷人做点有益的事情。”
不过虽然教会财产同贵族财产性质不同，虽然教会财产是一种特殊的团体财产，同资产阶级的个人财产没有任何关系，第三等级却没有任何理由对此予以照顾。
贵族可以说，我得到这笔年贡，是以让出某块土地换取来的。如果无偿剥夺我所享有的年贡，那将违反财产契约。而这种契约同作为资产阶级财产基础的财产契约，没有什么不同。有鉴于此，资产阶级才在剥夺贵族财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十分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因而受到损害。可是既然教会财产主要是用来为公共服务的，它岂不就是国民的财产？因此，可以把它交给国民而不会动摇作为个人财产基础的那种契约。这样，当贵族在8月4日晚巧妙地以资产阶级为屏障反对农民剥夺其财产时，教会却无任何屏障可依。由于其财产占有权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它的处境十分孤立。所以，8月4日晚主要是给它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
意识到这一严重性的几名教士，因而从8月6日起，对他们认为是轻率之举的4日晚上的决议，提出了反对。布佐〔注：布佐（1760-1794），曾在埃弗勒任律师，该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于是登上讲坛，首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引起了激烈争论。他大声说道：“我觉得应当对几名教士刚才提出的建议，给予直截了当的驳斥。首先，我认为教会财产属于国民。”会场的一侧爆发了愤怒的吼声，左派则报以热烈掌声。革命所采取的一项使自己得以拯救的重大行动——教会财产的国有化——也就从此开始了。
8月4日临时通过的法令，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诚然，惯于空谈、好为人师的布里索，在其《法兰西爱国者报》〔注：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报》于1789年7月28日创刊。——编者注〕上谈到这一法令时，态度十分冷淡。他指责议会匆忙行事。好象在农村出现暴动的情况下，议会可以慢条斯理地讨论似的。但革命敏锐性丝毫未受趾高气扬的布里索影响的卢斯塔罗，却在《巴黎革命报》上说，公民们在得悉这一废除了等级特权和封建统治的法令后，情不自禁地互相拥抱了起来。法令在农村造成的影响则更大。
由杜波尔〔注：杜波尔（1759-1798），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巴黎市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起草并在8月6日会上通过的正式法令是这样写的：
“国民议会宣布彻底废除封建制，并决定，年贡及封建权利和义务中有关实际或人身管辖权及人身奴役的部分无偿予以废除，其他部分可予赎买，赎买的价格和方式由国民议会确定。本法令未予废除的上达权利，应继续交纳相应税赋，直到赎买完毕为止。”
这一重大行动究竟有何社会意义？误解应当消除。人们所废除或决定采取赎买的，并不是贵族的全部财产，而是其财产中的封建部分。这一部分在其财产中只占很少份额。确实，他们作为封建权利对部分土地所享有的这一收取年贡或实物地租的权利，将被取消或赎买，但他们还直接占有着由他们自己经营或由其佃农或总管经营的大块土地，而8月6日正式通过的4日法令，对这部分由他们直接控制，数量也大得多的土地，却未提及。
因此，即使全部无偿废除贵族所享有的封建权利，这对他们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人说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据当时不太确切的统计，封建税赋的总额每年为一亿二千万。如果当时法国农业的全部净收入每年为二十多亿，如果贵族所得占其中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8月4日法令所涉及的也只占贵族土地收入的大约20%或25%，这确是一笔很大数字，但即便采取这一措施，贵族的财富和经济实力仍远未受到触动。
我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贵族已在8月4日晚拿出行动，资产阶级也应在某个时候拿出行动。”这种将二者相提并论的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要远远超过1789年8月4日的财产革命。无产阶级这场革命所触及的将不是资产阶级的部分经济力量，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因而要广阔得多。它将要求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作出新的努力，发挥新的才能。无产阶级将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并在生产上担负起它今天毫不沾边的领导职能。
相反，农民在摆脱年贡、什一税和实物地租后，将不会有什么新的创造。他们将一如既往，继续耕种土地，只是摆脱了一种义务，摆脱了一种奴役和债务而已。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无产阶级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并确保其运行，将要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进行一种比1789年的有地农民更为充分的准备。
这是不是说消灭封建制是一种很平常的历史事件？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农民不仅将因而在几年后摆脱往往十分沉重的负担，而且可以说，将不再生活在贵族势力的控制之下，从而会出现一种农民的民主制，其伟大作用本书将在后续部分逐渐加以说明。
封建权利的赎买
可是事实上，8月4日法令有没有废除封建制？如果就直接或眼前效果而言，没有；但如从短期来看，则必然如此。对于这个法令，农民所理解和记住的，只是其中的第一句话：“国民议会宣布彻底废除封建制。”他们认为这是从法律上对他们的革命起义所给予的承认，因此从这一天起便定然觉得无须再向贵族交纳任何税赋。国民议会虽然对大部分封建权利作出了实行赎买的规定，而且决定在以现金赎买完毕之前，有关税赋必须继续交纳，但根本没有用。贵族虽然拿着议会颁布的法令，以议会的名义要他们交纳，但也没有用。
农民虽然仍暂时不得不交纳；但他们是将这种要求视为一种已被打倒的制度所残存的统治来忍受的。在他们看来，有关赎买的规定全都公然违反国民议会的法令开篇第一句关于解放的话语，因此这种违反必然是暂时的。
实际上，赎买的作法根本行不通。本书不想在此就议会所提出的赎买方式作出评论。优柔寡断、焦虑不安的议会在几个月后，即1790年3月才将此方式确定下来，并立即遭到农民的愤怒反抗。可见当此革命时期，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这种赎买的作法本身就行不通，最后必然会垮合，被彻底剥夺取而代之。不过谁也不能埋怨国民议会没有马上明白这一点。
当一场革命尚处于探索阶段和形势不明的时期，如果要求它按照危机的发展而作出合乎逻辑、异乎寻常的决定，那是可笑的。事实上，无论是罗伯斯比尔还是佩琼，即使最深孚众望的左派民主主义者也没有一人大胆提出无偿剥夺。对于这一点，他们连想也没有想。由于许多资产者以契约取得了封建地租，由于契约的形式保护着大多数封建权利，只有在革命得到大大激化后，人们才会敢于以无偿的方式砸碎一切契约。
只有当革命为反对贵族及其外部盟友而展开一场无比激烈、无比残酷的斗争时，它才会冒损害自身某些同贵族的广大利益搅和在一起的利益的危险，首先想到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在1789年8月，当形势已因7月14日的胜利而出现缓和，贵族又巧妙地主动提出实行部分改革的时候，如何可能？
因此，议会在一开始所采取的这一不起作用、含糊不清的解决办法，可予谅解。但如付诸实际，这办法便难于执行，结果出现两种可能：或是赎买进展缓慢，这样的话，如何指望几百年来受到严重压制的农民阶级，在伟大的革命形势使他们如今已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欲望得到大大激发的时候，愿意继续长期承受这一沉重负担？
况且革命的步伐也不允许采取这种拖拖拉拉的作法。或是相反，赎买迅速进行或是立即进行，但所需款项是多少呢？如果封建税赋的总额每年为一亿二千万，其中大部分可以赎买，那么若以30倍的比价计算，将是三十六亿的惊人数额。
农民靠其土地如何能弄到这样一大笔钱？特别是两年的歉收，已使他们贫困不已，并迫使法国不得不从国外购买许多小麦，从而使大量金钱流到国外去了。
此外，8月4日还宣布对什一税可予赎买〔注：关于什一税，议会虽在8月4日决定实行赎买，但未形成正式文件。经过8月5日至11日的讨论，终于决定将其无偿废除。——编者注〕，而每年的什一税也几乎达到一亿二千万，农民因而还要付出三十多亿。因此，农民如何能够凑集到这六十多亿付给贵族和教会？
况且即使在封建权利和什一税废除之后，贵族和教会也仍然占有着法国一半的土地。如果现在又把这一大笔钱交给他们，那对革命说来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话，革命将会使他们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富翁，如同他们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一样。所以8月4日法令中有关赎买的规定，如果很快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的话，结果便会使反革命得到巨额战争经费。
这样，如果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资产者真的去努力赎买封建权利的话，议会为恢复财政平衡而开展的大规模金融活动，即11月便将原则决定的教会财产的出售，势将难以进行。要是他们在这时候把几十亿封建权利的赎金交给了贵族，将如何有能力购买收归国有的教会财产，因而使国库变得充裕起来？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谁也没有指出议会在4日和6日对封建权利所决定的赎买政策，同它即将对教会财产所来取的政策是矛盾的。可是这一矛盾是那样明显，我认为议会中的那些政治家不可能看不出来。因此不管怎样，含有赎买条款的8月4日法令注定不能贯彻始终，从而使革命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或是尽管提出了富于幻想的解放口号，它事实上仍会延长封建制，将理论上可以赎买、事实上赎买不了的封建权利维护下来；或是在农民不断施展的压力下，逐渐以无偿剥夺取代赎买。
到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时期，革命终于采取了这一办法，这两届议会不得不否定了制宪议会在封建权利问题上所采取的、具有很大局限性的保守政策〔注：1792年6月18日，立法议会取消了对封建权利中额外部分的赎买，随后又于8月25日取消了对所有封建权利的赎买，但须出示原始证书。1793年6月17日，国民公会彻底废除了这些权利并下令焚毁有关证书。——编者注〕。显而易见，制宪议会议员当时一定认为，剥夺教会的财产足可转移人们对棘手的封建权利问题的注意。
他们显然希望，农民若能立即真正摆脱什一税，并能购买一部分他们所热烈期望的教会土地，便可以对赎买进展缓慢的封建权利，再忍受较长时期。
因此，革命的主要努力，没有放在拥有契约的封建财产同资产阶级财产有相似之处这一敏感问题上。这样，被谨慎铲除的封建制，在它消亡的时候，就不会把资产阶级权利中任何相似的部分一同带走。
从布佐8月6日在议会说的那句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可以看出，从这时起，左派已打定主意。可是他们此时既已决心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又如何能认真执行对其部分财产的赎买呢？
什一税问题
因此，当他们在8月4日晚宣布什一税将同封建权利一样可以赎买时，这完全是一种骗人的平衡措施。关于什一税的赎买，议会不久便暴露了其真实想法，它在8月4日至11日的一星期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8月6日宣读的决议草案第7条这样写道：
“修士和在俗教徒所征收的及业已转移的实物什一税，可改为现金支付，也可由纳税人自愿赎买。赎买的比价，或由双方商定或由法律确定，但收税人所得收入的用途不在此讨论范围。”可见8月6日，人们谈的仍是关于什一税的赎买问题。然而到8月8日，在讨论内克尔提交的借款计划时，拉科斯特侯爵和亚历山大·德·拉梅特〔注：拉科斯特-梅斯利埃尔（1760-1806），骑兵上校，夏罗尔选区所选贵族代表。亚历山大·德·拉梅特（1760-1829），亚眠财政区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不仅提出什一税应无偿废除，而且要求出售教会的全部财产。8月11日，正当人们开始讨论有关什一税的条款时，几名教士独自起来提醒议会，它在4日已决定对其实行赎买，但无济于事。
孟德斯鸠神甫〔注：孟德斯鸠神甫，教会总代理，巴黎市所选教会代表。——编者注〕于是作了旨在维护教会的团体性和有条件财产的巧妙发言，攻击了贵族或资产者的个人占有财产：
“土地所有者有两种：自由土地所有者和为公共服务的土地所有者。有一种观点过分地把自由土地所有者视为国家最重要的阶级。确切说法应当是，总的说来，他们是国家最富有的公民。他们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此，而不是所谓优于其他阶级。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于土地，而不是某种士地所有者。为使土地出产丰盛，必须由内行种植，必须进行大量投资。
“不从事生产的净收入消费者（即不从事生产的土地所有者），无论怎样说，都不是再生产的基本因素。因为即使这些消费者去从事生产，生产和投资显然还会继续进行。因此对国家说来，当务之急是种好土地，适当提高土地的税收。
“人们永远也不会让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相信，剩余净收入归无所事事的人所有而不是归还要担负着某种公共事业的人所有——他们得到此收入也正是为了这一点——，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存亡。可是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却存在着如此深的偏见，以致一些大的、整天为其个人享受忙碌的自由土地所有者，都毫不隐讳地将自己视为最重要的人；视为整个政治机器围绕其运转，各公民阶级——即他们称为其雇工的人——为其劳动和奔忙的瑰宝。在制定出一部象样的先法之前，我们还有多少谬误需要纠正！”
啊！制宪议会中没有一位共产主义演说家，这是一件多么大的憾事！否则占有团体性财产的教会同不从事生产、占有个人财产的贵族或资产者之间的这种互相指责，他可以记下多少！
是的，他可以对孟德斯鸠神甫说，土地的净收入不应归不从事生产的人所有，即既不应归贵族和资产者这些不从事生产的个人所有，也不应归组成团体、不从事生产的教会所有。土地的净收入，应当在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着重大事业的国民代表机构和耕种土地的人之间分掉。
如果宗教信仰确是一项公共活动，其经费应从国民代表机构所得到的那部分净收入中提供。因此，不但不应使部分土地具有团体性质，而且应使全部土地具有公共性质。不从事生产的人，无论是谁，城堡贵族和资产者也好，还是教会也好，都不应得到任何东西。一切应归国民代表机构和农民所有！
可是连最大胆的民主主义者也还没有这种共产主义思想，以致没有一位制宪议会议员想到以孟德斯鸠神甫对经济学家和对“大的、无所事事的自由土地所有者”所作的有力驳斥，来批驳一切占有土地但又不从事生产的人。实际上，孟德斯鸠神甫的发言是一种失望之举。他感到教会财产已受到严重威胁，什一税所享有的优先地位已经失去，因而想以动摇个人财产的办法来进行报复。
神甫西哀士在建立公共权力机构问题上，是一个无比勇敢的革命者；但在教会财产问题上却分外保守。他也试图把人们的视线从教会方面转移开，认为不经赎买而取消什一税，是送给富有土地所有者的一份礼物。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倒也确实如此：
“我同别人一样，深知什一税的各种弊端……但我不认为，由于什一税是农业的一大名副其实的祸害，由于使土地摆脱这一负担比摆脱其他负担显得更为必要，由于什一税的赎金定可比此种税赋本身得到更为有益更为合理的使用，就必须给土地所有者奉送大约七千万收入。
“在当前情况下，立法机构要求作出或得到的牺牲，不应转到富人手中；七千万收入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这笔钱现在是注定完了……我想弄清楚，人们展开这一大规模行动，究竟为人民作了些什么；但未能如愿。我所看到的只是给富人带来了好处。这种好处与财产多寡有关，越富有的人所得越多。
“因此，我就听到一人十分感谢议会；说议会的一项决定，就使他增加了三万利弗尔收入。许多人坚信，牺牲什一税是为了佃农。这是因为他们对各地土地租金的制约因素缺乏了解。一般说来，税收或土地税的任何减少，都会有利于土地所有者。
“大的土地所有者并不会因而变得更为有用，或是让人们把土地种得更好，因为他们从土地得到的收入将不是一万或二万利弗尔，而是一万一千或二万二千。
“至于那些亲自耕种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当然应当给予更多关心。而我提出的这项赎买方案就可对他们给予照顾，在每个堂区，这只要根据小种植者的情况及其少量投资，免除其全部赎金便可。”
这一席话说得振振有词，妮娓动听。但尽管废除什一税有使大的富有土地所有者得益的可能，革命仍然明智地决定将其废除，不予赎买〔注：实际上，西哀士的话并非毫无道理。1791年3月11日法颁布后，什一税的废除确实有利于土地所有者。细农须将有关数额以现金支付土地所有者，分成制租佃的农民则以实物支付。——编者注〕。首先，既然制宪议会在封建制问题上并未减轻农民多少负担，它必须通过取消什一税来给他们一些直接的好处，使他们得到鼓励并与议会联系在一起。
西哀士所提对自耕农减免赎金的办法，不但涉及数额有限，而且难于执行，因而不足以解决问题。况且不经赎买便废除什一税的真正革命意义是，议会将因而不得不在剥夺教会财产的问题上继续走下去。
因为本堂神甫的薪体将从何而来？靠税收？税收现在已收不上来了。因此彻底废除什一税已使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剧，并迫使议会不得不对教会财产进行全面出售。同革命在农村所赢得的声望以及教会财产的国有化这两项伟大的革命成果相比，关于给大的土地所有者奉送几百万好处的忧虑又算得了什么！
议会一旦着手剥夺教会的财产，便会接二连三地干下去。这一点西哀士早已看到。因此他从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在革命报刊上，只有行事轻率，自命不凡，一直在寻求新奇的布里索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
在议会中，孟德斯鸠神甫和西哀士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一心想着自身利益的贵族一言未发。他们不仅想到什一税的废除会使其土地收入得以增加，而且认为，农民在从教会方面得到这一立竿见影的好处后，对于废除封建制的要求将会有所缓和。因此，他们希望把暴风雨转到教会财产上去。这种考虑实在拙劣透项！因为相反，农民在未经赎买便摆脱了什一税后，将更不会认为有必要对封建权利实行赎买。而且当国民大会对教会财产进行非世俗化处理并建立起庞大的指券发行机构后，将更易于对逃亡者的财产采取同样的剥夺方式。
因此贵族的目光非常短浅，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危险。这些较为狭隘的考虑，显然是他们在讨论什一税时一言不发的唯一原因。为了拯救自己，他们抛弃了教会。
反之，在封建权利问题上显得十分拘谨的第三等级，对于什一税则坚决反对赎买，主张彻底废除。第三等级代表的全部精力，都集中于如何把什一税同封建权利分开。
阿尔诺〔注：阿尔诺，勃艮第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委员会的律师，狄戎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特别说道：“弄清什一税的赎买或改为现金支付的可能，意义不大。对于什一税不值得给予同封权利一样的重视。封建权利是当初让出土地的土地租金，而交纳什一税的土地却不是教会让出来的。什一税不是一种地租，而是一种义务，一种税收。它对于教会正象公共税收对于行政机构一样。
“国民大会必须维护神甫的生存，但它完全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办法。委员会所拟那一条（即关于赎买的条款）与立法机构是不相称的。这是一笔地道的交易。”
可是议会中没有一人起来反驳；既然以赎买方式废除什一税意义不大，那么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权利不也同样意义不大吗？对于这一棘手问题，第三等级是清楚地感到了，但力图回避，不敢正视。贵族对于这种意外的、使之得到保护的不彻底性深为高兴。教会因而意识到，如果它要指出8月4日法令总的说来不会产生多大作用，势必会使无偿废除什一税变得更加不可避免。
杜波尔以其法学家的崇高威望支持阿尔诺的观点。接着，在8月4日一直缄默不语的米拉波这时作了有力的发言。他认为不能采取赎买：
“你们起草的第7条没有表达你们的意思。我认为，先生们，你们未能弄清这一条的含意，也就是说，什一税是一笔同样的数额。因为什一税具有无比严重的强迫性，我们若任其或以实物或以相当的等同形式继续存在，必会违背我们的神圣职责。”他接着指出，什一税每年所拿走的是净收入的三分之一。最后，他对教会的权利和职能作了无情的剖析，认为它不仅无权占用什一税收入，也无权占用其现有的一切财产。
“你们对这种强加的、有人想冠以财产的美名的税赋，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不，先生们，什一税根本不是一种财产，财产只是对那些能让出土地的人而言，而教会从来未能出让土地……什一税一直只是教会每年得到、君主可随意取消的简单占有物。还有，什一税甚至也不象人们所说，是一种占有，而是一种供从事公共服务即祭坛管理人员所用的捐献，是国民发给这些主管精神教育的人员的津贴。”
在辩论进行中，教会感到反抗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不但不能使它保住什一税，而且会引起人民的憎恨，因此突然决定加以放弃。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一税只会被修道院的那些大的得益者纳入私囊，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激起了本堂神甫的不满。他们因而认为，由国民直接发给薪俸将较为合理，所以迫使高级教士采取了这一行动。
8月11日，巴黎大主教和拉罗什富科红衣主教在会上代表法国教会庄严宣布，放弃什一税，不要补偿。这样，无偿废除什一税的条款获得一致通过，革命的自身力量终于瓦解了各种反抗。儿天前还被起义农民弄得焦虑不安的伟大资产阶级议会，此时此刻完全可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
通过废除什一税，它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好处，因而使之紧密地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三年后，当敌人入侵法国，问农民“何以拥护革命者”时，农民的第一个回答是：“他们废除了什一税。”
议会也希望，借着这一好处所造成的思想威望，它在农村能易于维护好秩序。因为在封建制问题上，它的行动曾经不够大胆，而且很不合乎逻辑。实际上，它在法律上废除封建制的同时，却把贵族对土地的占有维护了下来。
不久以后，革命的力量终于冲垮了这一模棱两可的作法。不过资产阶级议会把教会财产和封建财产区分开来的作法，一度分化了敌人的力量；人们恐怕仍应对此感到满意。
通过照顾贵族而孤立教会，议会终于在彻底废除什一税问题上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成，从而使这一信大革命措施，产生了无可比拟、具有无比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力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议会将因它对封建权利搞的那种赎买作法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我们很快将会听到，备感失望的农民再度发出的愤怒吼声。
但不管怎样，8月4日和11日都对革命的进程起了促进和稳定作用.
人权宣言
国民议会对农民的欠帐既已开始偿付，因而可以就人权和宪法基本条款这一重要问题重开讨论〔注：7月9日，代表宪法委员会发言的穆尼埃，认为有必要写一“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前言。8月1日，人们又围绕这一问题重开讨论。马卢埃等人认为写此宣言没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格雷古瓦尔神甫则认为应在人权宣言之外再加上一个“义务宣言”。8月4日上午，议会决定宪法前面应写一“人权宣言”。8月12日有关的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17日米拉波代表此委员会宣读草案。8月19日，此草案被放弃而改用第六局起草的草案，并逐条展开讨论，最后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编者注〕。关于“人权宣言”的意义，本书在分析陈情书有关部分时，已经作了论述。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不过这一豪情满怀，诞生于急风暴雨之中并压倒了急风暴雨的关于一些原则的宣言，有着无比悲壮和动人的东西。当议会坚持将人权置于形势发展之上时，整个议会所感到的是喜忧参半。对它说来，问题在于，要将它所理解的、先于各种社会存在并高于社会的天赋权利同历史权利协调起来，比较困难。
是的，来来往往、劳动、思想、生活及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其自由，是人的首要权利。是的，当人放弃自然状态的孤立处境，接受或寻求社会关系时，并不是为了失去其原始自由，而是为了巩固它，使之得到保障。因此，西哀士在其出色的抽象推论中完全可以说：“社会状态方便了并扩大了自由”。
不过，事情虽然如此，人虽然要在社会状态和政治组织中重新恢复其得到巩固和扩大的原始自由，但今天依然存在而革命又必须将其考虑在内的权威力量又有何意义，有何合法性？
比如王权的名义是什么？其根基究竟有多深？当然，革命理论家可以说，它是经几百年的经验启示、为缓和敌对自由的冲击和维持秩序——独立的根本条件——的持久性而采取的一种较好作法。
然而这样一来，王权所起作用便成了一种历史的权宜之计，人的个人自由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因此二者若发生冲突，必是后者战胜前者。按照制宪议会的推论，有整整一段抽象时期王权尚未出现，人们也不知道它是否会出现，因此不止一个制宪议会议员立即明白了那个具体制度。在此制度中，实际法则使天赋权利深入到了现实之中但又不排除现实。
他们认为，先于历史并高于历史的那种权利，并不是大的君主制的存在基础，要把这种权利的故国建立起来或对其加以承认，是十分有害的。
天晓得天赋原始自由一旦在社会制度中重新得到发展会不会将此制度搞乱？这正如一朵来自原始天空的瑰丽云彩到了城市上空，不但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也引起了不安一样。因此温和派马卢埃和穆尼埃不住地提醒人们，法国不是昨天刚刚诞生，也不是从丛林深处或在历史长河中突然出现的。
一天，米拉波对这种把历史的必然性同原始的天赋理想自由联系起来所出现的越来越大的困难深感畏惧。他力图让议会同意在将宪法条款通过之后，不要再对权利的一般定义继续纠缠。革命在将必要的制度建立起来后，必会顺利地对此牢固的大厦，赋予一种抽象的确认。
议会拒绝这样作，它希望将“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前言。而且即使从历史方面来说，它也是对的。不管怎样，历史的发展，文明和思想的进步都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一度摆脱所有次要的、变化不定的制度，把人的理想自由作为衡量社会意义的最高准则。
使人类思想得以解放的，是几百年的努力结果，是资产阶级在科学上和经济上所展开的活动造成的。当人类思想运用这种终于取得的自由去寻求和确认人的天赋权利时，它并不排除历史；相反，它对历史的成果给予承认和颂扬。
此外，即使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如君主制的制度中，也渗入了一由人的巨大努力所承继来的自由灵魂。因此在天赋权利和历史权利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困难在于如何将二者联系起来。
同王权一样，财产在天赋权利的范畴中也是比较难办的。西哀士也承认这一点。他在力图将财产作为人格化的继续和发展后，不得不说道：
“土地的占有是实际财产的最重要部分，就其目前状况而言，土地的占有是出于个人需要，而不是由于社会需要。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此场合不宜谈论。”
诚然，在“人权宣言”第二条中，制宪议会议员就把财产问题写了进去：“任何政治社会的目的，都在于维护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人身安全和对于压迫的反抗。”但这里的“财产”一词是多么地含混不清！财产的形式有无数种，其中一些——如道道地地的封建财产——连制宪议会也认为是非法的。
公民们将依据什么把财产的合法形式同压迫形式区别开来？实在说来，在制宪议会议员看来，资产阶级财产因其灵活性和伸缩性，同天赋自由是较为协调的。
没有任何封闭的等级，经济上也不存在任何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权利中，任何人，无论其出身如何，皆可获得财富，占有财产及从事生产和贸易。即便是工厂主和无产者、土地所有者和壮工签订的契约，由于始终可以撤销，看来也是符合自由和天赋权利的〔注：应当指出，“人权宣言”中未提经济自由，直到1791年人们才宣布这一自由。资产阶级对此特别重视。不过旧制度对此问题已不再持反对态度，而且第三等级对行会的看法也很不一致。——编者注〕。
可是，要是有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要求以雇佣工人的名义发言，向制宪议会的议员们说：“无产者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你们自己也承认他门处于从属地位，因为你们正打算根据这一从属性而拒绝给他们以选举权。因此，你们能说社会制度为他们扩大了原始的天赋自由吗？”
不用说，这些制宪议会议员定会无言以对。可是无产阶级思想当时还丝毫没有出现，所以不可能提出此类问题。资产阶级的那些玄奥理论家们因而可以把资产阶级财产塞进不受时效约束的天赋权利中。
因此，这一幻想就起源于几乎全是资产阶级的那种现实。一旦无产阶级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和阶级利益，它便会发现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人人享有的天赋权利同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从属地位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样，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改变了意义和内容的“人权宣言”，将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因为社会制度若不能使无产者得到财产，又如何能为他们自由发挥其能力和扩大其天赋自由提供保障？
秉性保守的马卢埃预感到了这一危险，因而在8月1日向议会说道：
“我知道，美国人〔通过其“人权宣言”〕把人从自然的怀抱中夺过来，按其原始最高权力把他们介绍给了宇宙。但新近形成的美国社会，其成员全属有产者，他们早已习惯于平等，同奢华和贫困毫无关系……可是我们呢，先生们，我们的同胞是数量惊人的没有财产的人……他们常因看到一些奢华和铺张的场面而愤怒不已，也不是毫无道理。
“你们大概不会以为我因而觉得，这些公民不应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我没有这个想法。自由应当同太阳一样，给人人带来光明。但我认为，先生们，在一个大的帝国中，让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看到天赋自由所具有的合理限度而不是其扩大，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种谨慎之举不但根本无益，甚至十分危险。因为革命资产阶级如果由于担心会唤起处于沉睡和消极状态的无产阶级而不敢提出人权，不敢把自己的权利同人类的权利等同起来，那么它早已失去同旧制度、封建制、教会及一切阴谋分子的暴虐行为展开斗争所必须的力量。而要把人权这一崇高理想树立起来作为一种战斗口号，革命的资产阶级是比较有把握的，即使这个崇高口号不久之后会使广大雇佣劳动者行动起来，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为了展开一场高屋建瓴的斗争，革命资产阶级必须把自己摆到全人类的位置上，哪怕这样作会越过其自身权利并预示着将来会有一种新的权利提出来，也在所不惜。革命资产阶级的强大，正产生于这种阶级的无畏精神，产生于这种铸造锐利武器的勇气，即使历史会有一天使这些武器掉转头来对付他们这些胜利者。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整整一段历史时期内，革命事业才具有普遍意义。
8月18日，杜波尔向议会说：“你们曾想发表一个适用于所有人、所有国家的宣言，这是你们当着整个欧洲的面所许下的诺言。”革命以其“人权宣言”履行了这一诺言。有人会说，这是一种幻想，是徒然无益的抽象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正如上文根据巴尔纳夫的观点所作分析，促使法国爆发这场革命的经济、政治条件已在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便可明白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欧洲已经出现一场发展不平衡和具有潜在意义的革命。对法国说来，对这场广泛的革命予以推动，使其有条不素地进行的唯一办法，是给自己的革命提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口号。随着历史的发展，十八世纪末的各国人民到处都在为要求其权利和明确人的尊严而跃跃欲试。因此法国革命通过与人有关的口号而把已作好准备的整个人类都激发起来，是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这场革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从来没有象它在明确其崇高理想时显得更加伟大，更富荣光：
“人人生来自由，权利平等。
“任何政治社会的目的都在于维护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人身安全和对于压迫的反抗。
“任何最高权力的原则主要存在于国民。任何实体，任何个人不得行使未经国民特别认可的权力。
“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全体公民皆有权亲自或通过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无论是保护还是惩罚，法律对所有人都一样。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除品德和才能上的差别外，都有按其能力担任任何显要职务及任何职位和工作的平等权利。”
可是正当议会对这些崇高议题进行审议时，它遇到了一大难题。因为在8月到10月这一段无比充实、无比复杂的时间内，它受到了王权的狡猾反抗和巴黎新近出现的革命动乱这两方面的夹击。
九月危机
自7月14日惨败以来，国王和宫廷已经放弃公开进攻的策路，但路易十六仍旧希望以疲劳战术来对付革命，以便最后将其征服。因此，他在得悉8月4日决定后，便放出风声，说他不会同意这些决定。即便在7月14日之后，革命仍一心盼望他来担任自己的首领，但他没有这样作，他依然是特权者的首领和保护人。
国王和8月4日决定
他在给阿勒大主教杜罗〔注：杜罗（1738-1792），阿勒选区所选教会代表。——编者注〕的信中说：“我永远不会同意剥夺教会和贵族的财产，有关法令，我决不会批准。因此，法国人民有一天可能会指责我不公正或意志薄弱。大主教先生，您是服从天主旨意的，使各等级激动不已的那种热情在我心中却怎么也起不了作用，我认为不让自己跟着这股热情走，正是服从天主的旨意。”
这些话不仅有损他自己的威望，同时也把特权者所作的牺牲表面上显现出来的一点诚意都剥光了。因为人民有理由认为，特权者放弃其特权的决定要是确无私心，他们定会促使其首领——国王——为着他们而同他们一起对此表示赞同。
但国王并未死守这一不承认政策，他在9月18日给议会的信中力图回避8月4日决定，对枝节问题提了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补偿也应适用于那些已经改为现金支付的、同人身有关的权利——徭役权。特别是，他为赎买设置了重重障碍，从而打算使封建权利得以长期存在。为此，他主张农民必须对他们所承担的各项封建权利同时予以赎买，即不仅赎买他们每年要交纳的年贡或实物地租，而且要赎买他们在出让土地时应交纳的转让税。
因此，无力筹措巨款赎买所有这些封建权利的农民，将只有继续忍受封建统治。他说：“议会定会看到，有些权利的赎买是不能分开进行的，比如若不同时赎买从年贡派生而来的各项额外权利，就无法赎买确认领主权的年贡本身。”
更有甚者，他以小块土地与封建制紧密相连因而要维护这些土地为借口，要求议会维持封建制。“我还希望国民议会能考虑一下，废除年贡和土地转让税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这些在各项权利中最为简单的权利，可以阻止富有者对其土地周围的小块土地实行兼并。因为维护其领主的这一荣誉性收入，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可是在这一好处失去后，他们就会以扩大土地的办法来保护其土地，这样小块土地就会日渐减少。而大家都承认，小块土地的消失不但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损害，而且由于从事耕作的人日渐减少，将使公民的思想受到限制和束缚，并会削弱道德准则，使人们的义务越来越局限于仆人和临时雇佣的人身上。”真是绝妙的讽刺！他要维护农民土地上的封建权利原来是为了农民！总之，国王宣称，农民的土地要摆脱封建制的束缚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农民向贵族交纳税赋，要么是如果贵族已不能将其领主权分散于许多小块土地，使许多种植者同他们保持附庸关系，他们便会将那些小块土地买过去。因此，国王为农民安排的出路只有两条：或是作为其附庸，或是作为其农庄的奴仆。所以，封建土地的消失要是确能使资本主义的大块土地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话，则应得出什么结论？当然不是农民应当忍受封建统治，而是在他们砸碎封建枷锁后，也应当砸碎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的枷锁。
议会对于未来没有看得这样远，但它认为国王的答复不能接受，因为那将是否决8月4日法令。因此，它坚持此法令应予颁布，国王却仍然施展诡计，他在9月21日的信中说，鉴于8月4日法令尚未形成最后的法律，他因而还不能将其颁布实行，但可先行公之于众，并说：“从你们所拟条款来看，我对自己能否完全公正地批准你们对自己的决定中所包含的各项事务将要制定的法律，毫不怀疑。”因此，国王公开表示，希望议会能在其最后决定中回避8月4日的原则法令。这样，他作为封建权利的维护者，对于那些骗人的法律，完全可以批准。上文已述，议会在真正消灭封建土地的问题上本来就犹豫不决；现在，它对国王的答覆表示了热烈欢迎。乡村人民不禁要问：你们在骗谁？不管怎样，巴黎人民已开始对议会的暧昧不明感到忧心忡忡。自7月14日以来，国民议会似乎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人数几乎占议会一半的贵族和教士如今发现，要抵消革命的影响，他们根本不必采用发动政变那种无用而又危险的作法，只须利用其自身的合法力量便可达到目的。温和派马卢埃和穆尼埃等人，只要同右派联合起来，便可使议会执行一种温和政策，从而使革命力量无所施展。8月和9月，人们已为三个具有严重意义的分歧争论了很久。议会的召开要不要经常化？此立法机构要不要分为两院？国王对于立法机构的决定能否给予绝对的否决？议会要是决定自己的会议不经常化，而是由国王根据需要不定期召集三级会议，或是决定另设一议院作为贵族的庇护所和活动中心，与国民的代表分享权力，要是议会在批准立法机构所作决定的问题上给予国王以无限否决权，从而使法国的合法意志无法实现，那么革命还会剩下什么？这三种措施如合并采用，革命便只会成为一种徒具虚名的东西，而代表过去的两大社会势力——教会和封建制——不久之后就会对被紧紧地束缚着的革命加以嘲讽。〔注：由于右派弃权，两院制于1789年9月10日以849票对89票遭到否决。但爱国派在国王否决权问题上则不够坚定，9月11日，以673票对325票通过了国王在两届议会期间拥有暂时否决权的决议。——编者注〕
人们因而可以在立法上对革命采取一种比军事政变更具危险性的政变，因为这种政变将会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通过代表们的愿望而束缚住法国的手脚。
当然，对于这种彻底弃权的作法，有着高度革命觉悟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接受的。低级教土也不会同意由那些满腹怨恨的教会显要来任意摆布他们，虽然他们已开始为那些对教会造成隐约威胁的计划感到不安和苦恼，甚至贵族当中也有少数活动能力很强的人，打算重新赢得民心。因此8月和9月，在人民和议会几乎是刚刚取得共同胜利的时候，似乎不可能出现这种倒退。
可是在8月31日会议上，拉利-托朗达尔和穆尼埃却以宪法委员会的名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以议会的名义——提出了一个极其保守的宪法草案。草案中，王权和财产问题上的严重折衷影响压倒了一切。不错，他们主张议会的召开要经常化，即每年举行例会，议员应始终存在，这是对自由的保障。但他们又提出立法机构应分为两个议院。第二个议院为参议院，由二百名经省议会提名、国王任命的成员组成。这些人将是终身参议员，他们须拥有土地方可当选。甚至要进入众议院，必须拥有财产。
拉利-托朗达尔说：“最富独立性的人最能捍卫自由，最希望对一国家予以维护的人对其服务也最好，最担心受到公共制裁的人一定最不会违背公共利益，这一点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可是，什么人最富独立性呢？是拥有财产的人还是毫无财产的人？谁最希望对一国家予以维护呢？是那些不但在财产上而且在生活上同该国紧密相连的人，还是那些一旦离去便毫无遗憾的人？谁最担心受到公共制裁呢？是那些因为渎职而可能受到剥夺其财产的惩罚的人，还是那些在违背公民们的利益后可能一走了之而无视其正当不满的人？”
这就是为选举规定纳税额的保守资产阶级的全部理论。此外，该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规定，两个议院彼此间对对方的决定拥有无限的否决权，国王对两院的决定也拥有无限否决权，而且每个公民要成为选举人或初级会议的成员，则必须交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人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提交国民议会的这一宪法草案，是对民主的直接否定。既然几百万穷苦工人和壮工将被排除于选举权之外，既然立法机构将一分为二并因而一事无成，既然参议员成了终身制且由王权任命，既然国王享有无限否决权，国民和下层民众的意志还有什么办法而得以实现甚至是表达出来？这一草案是由一位自由倾向不太明确的贵族和一位温和的资产者提出来的，其中的象征意义实在耐人寻味，好象各种保守势力都汇集到一起来了。旧制度的不坚定分子和新制度的保守分子如今已走到一起，一致要给革命规定种种限制。法国的解放运动会不会由于拉利-托朗达尔、穆尼埃，此外还有马卢埃——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右派中的温和势力及中右势力和中左势力——所采取的这种一致行动而被局限于最小范围？
巴黎的革命运动
革命确已到了严重关头。它正面临着两种可能：或是严格局限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范围或是具有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巴黎因而人心惶惶，动荡不已。同时，在市政机构和社会力量中，也已开始显露出资产阶级寡头同民主力量的冲突。认为新近成立的公社代表大会及国民卫军完全属于保守的温和资产阶级，显然言过其实。主持过网球厅宣誓的市长巴伊，虽然心胸狭窄，但与革命却是心心相印的。国民卫军司令拉法耶特曾去美洲为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尽了力，因而不会有意损害自己的声望，突然煞住革命的前进步伐。可是不管怎样，总的说来，公社代表大会和国民卫军所代表的，主要仍是资产阶级谨小慎微、步步紧缩的思想，是开始显出苗头的寡头统治。
由临时市长巴伊召集的巴黎60选区，于7月25日和8月1日选出了公社代表大会的184名成员。召开的选举会议虽然很多，但只有担任公职、拥有师傅身份或交纳6利弗尔人头税的公民方可参加。当选者几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显贵，如大商人、公证人、律师、银行家及拥有头衔的杰出科学家和著名记者。有才能的人比比皆是。据西吉蒙·拉克罗瓦提供的材料，7月25日选出的人中有：布里索·德·瓦维尔，《法兰西爱国者报》主编及后来的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议员；雷奥纳尔·布尔东·德·拉克罗尼埃，曾任律师和学校校长及后来的国民公会议员；布尔东·德·普朗什，记者；布鲁斯·德·弗谢莱，剧作家，1791年成为郡政府成员；肖维埃神甫，圣三会长老；达里马茹，记者；饶利，律师，国民公会秘书，丹东的前任司法部长；杜索，法兰西学院院士，国民公会议员；格拉维埃·德·维尔热纳，王政会议审查官；于格·德·塞蒙维尔，7月14日之前站到第三等级一边的贵族，共和国驻外大使；莫罗·德·圣梅里，原选举人大会主席，制宪议会议员；佩里埃，科学院院士，机器发明家，“用火水泵”的发明者；佩里尔，医学院教授；卡特迈尔·德·肯西，考古学家，立法议会议员，五百人院成员；图安，植物学家，1795年任巴黎师范大学教授，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沃维利埃，法兰西公学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土，五百人院成员，等等。
8月5日又补选了下列人员：毕戈·德·普雷阿姆纳，高等法院律师，立法议会议员，内阁成员，帝国时期的宗教大臣；布鲁索纳，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立法议会议员；卡耶·德·热尔维尔，律师，公社代理检察长，1791年末任内政大臣；卡隆·德·博马舍，《费加罗婚礼》的作者；吉贝尔·德·莫利埃，五百人院成员；老格卢，演说教授，后任巴黎师范大学校长；老拉克勒泰尔，律师，文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立法议会议员，帝国时期立法院成员；拉阿普，著名文艺批评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卢·德·拉维尔，原皇家盐场场长，1792年7月30日任公共税收大臣；雷阿尔，夏特莱裁判所检察官，后替代肖梅特，公诉人，内阁成员，警察署长；图里奥·德·拉罗斯埃尔，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议员，等等。
因此，这个新的巴黎公社代表大会决不是平庸之辈，大会没有从选举人那里得到任何关于采取温和立场的指示。我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布里索·德·瓦维尔当时是一名站在斗争前沿的记者；但他却是被金融银行资产阶级占压倒优势、不久之后被马拉不断地指责为反革命巢穴的圣托马斯修女选区选上的。因此，7月末的巴黎，资产阶级显贵中显然没有为遏制民主而出现任何对抗主张或与旧的统治阶级接近的要求。当选者中甚至有好几人本身就是勇敢的民主主义者，如布里索，雷阿尔等。不过这些人中似乎没有一个是在公众中颇具影响的人物。推选他们的巴黎资产阶级对7月14日的胜利深以为荣；但他们酷爱安宁，随后对国王寄于信任，因而厌恶动乱，甚至不愿再采取任何新的行动，并希望民众集会大大减少。
况且公社代表大会的产生，只是为了勾画建立市政机构的轮廓，使命并不明确，随后又与市长巴伊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吵，这些都使它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所以8月30日，当巴伊决心同其断绝关系，号召各选区重新产生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大会时，这个在争吵中产生的新的大会也没有多大活力。
大会于9月19日就职，人们很快发现，虽然把上届大会的优秀人士都保留了下来并新吸收了一些杰出人物，如杜维里埃、加朗·德·库龙、精明强干的银行家莫利安、作家莲纳维尔和弗雷龙，以及植物学家茹西欧、化学家拉瓦锡和天文气象台台长卡西尼等著名科学家，此外还有哲学家孔多塞。但大会既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作出什么重大决定。
卢斯塔罗早在8月就在《巴黎革命报》上比较尖锐地指出各选区的意见不一和市镇生活的涣散：“自从首次危险过去以来，各选区的互不协调及其所采取的原则，决定、管理办法的互相矛盾，已呈现出一片可怕的混乱状况。一个人的每只脚每只手和每个器官如果都有智慧和意志的话，要是一只脚要走路，另一只脚却想休息，要是胃需要食物而喉咙却关上了，要是两眼已困得难以静开而嘴却在唱歌，那会是一番什么景象？我们只要这样想一想，便可明白首都现在已到了何等糟糕的地步。”
由于各选区的这种互不协调和巴黎资产阶级中开始出现的这种政出多门，要作为中心的大会显得有活力和步调一致，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现在已可料想，巴黎将依靠的是个别选区的推动，即靠局部的自发运动而参加到大的革命事件中去。
至于公社代表大会，它当然不会什么事也不做，而会真心实意地把有关工作抓起来，但能力平平。它虽然极其认真地努力解决巴黎的日常供应，但其他市镇一心所考虑的是把粮食留给自己食用，它似乎没有多少办法让他们倾听其强烈呼声，使更多粮食运进巴黎。
对于集中在蒙马特和沙约慈善工场的工人，公社的资产阶级代表采取的是不信任政策，但并不粗暴。他们打算解散蒙马特的工场，因为那里已有一万多人。随着穷人大量从外省涌进巴黎，其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他们起初还比较谨慎，甚至决定星期六也照付工资，因为工人所得实在太少，不能中断。可是不久之后，他们便借口市政府负担太重而开始降低工人的工资。最后终于向他们下达了解散的命令。
卢斯塔罗是个民主主义者，心地十分善良。他在谈到这些人时，对他们的处境深为同情。但他也希望解散蒙马特的这家工场，而且没有为这些穷人提出任何全面的解决办法。他写道：
“这一万多人衣不蔽体，面色苍白，眼眶和两颊深陷，脸上笼罩着一片恐惧和不安的神色，有的还流露出悔恨的样子。看到他们挤在一处，谁心中都会备感沉重。司令〔拉法耶特〕同他们谈话时语气是那样和蔼，使得人们可以倾诉怨苦，得到慰藉，但同时又是那样坚定，使得牢骚难以发泄，胆大者难以开口。他对他们说，市政府将继续每天给他们20苏，以维持他们的生存，不过很快将不得不把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遣送到各自所在的省去。”
显然，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冲突，当时尚无任何苗头。这些无产者可不象1848年国家工场中的那些工人。他们尚未形成一支社会主义已开始深入其思想的“工人大军”。因此，1789年的革命资产阶级并未感到需要以镇压这些不幸者，来考验自己的力量。
不过通过卢斯塔罗对8月29日蒙马特慈善工场的遣散所作的简略描述，人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中已开始出现极度的恐慌，而且刚刚建立起来的巴黎革命政权，已作好进行无情镇压的准备。
“人心惶惶还由于另一原因。蒙马特的那些工人应予今晚解散，因此人们为关闭这一慈善工场而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不但把大炮拉了来，而且调来一支精锐部队，此部队主要由曾在于兰率领下在攻打巴士底狱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的人组成。四名特派员站在工场门口分发证件。
“工人们两个一组走上前来交回人们借给他们的工具，并领到24苏和一份证件〔注：工人们在离开工场之前可领到24苏，此后在到达目的地前的七天内，可凭证件在途中市镇每天领到12.苏，每走一法里外加3个苏。——编者注〕。当天共发出证件四千份。这些人中显然混杂着一些秉性凶顽和犯有罪行的人及一些危险分子，但未发生任何骚乱，连威胁性的话语也未听到。有些人常常毫无人道地说，应当用排枪把他们消灭，他们此刻应该到这儿来看看。看到他们那无比穷困的样子和市政府周全赈济的动人场面，他们的冷酷心肠只要还有一点人情或许会受到感动。”
可见，正是那些攻打巴士底狱的胜利者如今正准备着向蒙马特进攻。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场革命具有何等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夺下专制主义堡垒的英雄，并不认为打死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无产者会有损他们的荣光。因此当时的版画家，几乎带着同攻打巴士底狱一样的满意心情，再现了那些资产阶级大炮被拉上蒙马特高地的“壮丽情景”。
这些昔日的英勇战士思想上没有出现任何犹豫。在他们看来，向巴士底狱的守卫射击同向穷苦大众进攻都是为着革命。虽然象卢斯塔罗那样最富民主思想的人毕竞产生了怜悯之心，但除他们而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却因为害怕而赶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之前，主张以排枪把这些劳苦大众消灭掉。处事谨慎也比较人道的公社代表大会，希望不让工人流血而使巴黎人心安定和得到“清理”，并取得了成功。
国民卫军已开始演变成一种只有少数富人能参加的卫队。它由两种人组成：一种人定期领饷，住在兵营里；另一种是“自愿兵”，即所谓“公民士兵”。这后一种人全是或几乎全是生活富裕的资产者。实际上要加入这支资产阶级卫队，必须花很大一笔钱。
原则上说，只要享有选举权和住在本选区，便可加入国民卫军，因此比较穷苦的手工工人似乎也可参加。可是按照规定，必须购置制服，而一套带有绿色衣领及白色衬里和袖饰的制服却相当昂贵，价值四利弗尔。这一规定是军事委员会为建立一支巴黎有产者和富裕资产者卫队而挖空心思想出来的。
自从卫队一成立，人们就出于虚荣，为争夺数目有限的军衔而施展了种种阴谋。穿着闪闪发光的制服参加检阅，威风凛凛地在街头值勤，这给人以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自豪！此外从一开始，这支资产阶级卫队便同人民出现了分歧。因为人民指责他们有排外思想，而且盛气凌人，举止粗暴。
《巴黎革命报》在8月18日星期二的一期上报导了这样一件事：“首都的一些制造假发的工人，到了爱丽舍宫大街举行集会。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派人去附近选区，要求允许他们把会开完。一个正带着几名士兵巡逻的资产者军官这时走了过来，说他们是聚众谋反，并举起军刀发出威胁，而且真的砍了下来。一名工人因想挡住军刀，结果手上被划破一条很长的口子。要知道，这些工人全都手无寸铁，连一根手杖也没有。”
这种缺乏信任和团结的局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10月5日和6日，当资产阶级卫队把拉法耶特带往凡尔赛时，人民还一度以为他们要给身佩黑色标志的近卫军帮忙，为反革命效劳。人民想错了，资产阶级卫队很清楚，旧制度一旦卷土重来，资产阶级享有的所有权利，包括刚开始得到的特权，将很快化为乌有，因此他们是会去援助革命的。但最初的主动精神绝不会来自他们。
同样，公社代表大会也已准备好击退反革命的进攻，而且对人们放肆地佩带黑色标志十分恼火，认为这是对三色标志的污辱，但它没有首先起来提出革命的抗议，它没有担负起运动的领导。
在8月、9月和10月这三个月内，运动的推动力是在别处。
罗亚尔宫的动乱
巴黎有好几处群众革命活动中心，其中最活跃者为罗亚尔宫，终日人群不断，喧闹不已。宫内有小树丛和柱廊，路径曲折，店堂设置巧妙，多少年来一直是阴谋家、银行家、冒险家和娼妓寻欢作乐的场所。
革命开始后，这里成了革命者的聚会之地。
7月12日，帽子上插着一片树叶作为标志的卡米尔·德穆兰，便是站在这儿的一张桌上把军队即将进行的突然袭击，即下一个“屠杀爱国者的圣巴特勒米之夜”告诉了人们。
从那以后，罗亚尔宫便成了各种消息、动议和骚乱的发源地。那终日川流不息、不断更替、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的人群，其社会状况实在难以描述，甚至无法弄清。显然，缺乏固定的组织反倒方便了人们的私下活动。因此，某一派若想在此透露其主张和带有倾向的消息，从而逐步影响整个巴黎，那是十分容易的。
不言而喻，起劲地与宫廷作对的奥尔良公爵，在罗亚尔宫一定有他所雇佣的帮闲及为他制造舆论的献媚之徒。因此7月12日，当大批人群决定把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塑像同时抬到街上去时，这并不是一种自发行动。
公爵究竞想干什么？他是否想借助革命运动而登上王位？这个因荒淫无度的生活和低级下流的妖术而耗尽了精力的人物，不但秉性堕落成性、意志薄弱，而且叫人难以捉摸，他恐怕并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打算。但对他的恶习和发迹过程了如指掌的阴谋家和食客，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把这位有着严重缺陷的主子扶上王宫的宝座，以便得到无边的权力，领略尽情的欢乐。看来他们一度曾将希望寄托在米拉波身上。
革命一开始，米拉波可以说便以他那有力的大手对散布于身边的有用之物试了试，可能觉得一旦王朝因宫廷的盲目行事和路易十六的愚蠢作法而垮台，奥尔良公爵将是一位备用的亲王，被革命封为国王。
不用说，公爵在巴黎的党羽都在抬高米拉波的声望，以便加以利用。如果看不到他们的这一隐蔽活动，就很难理解8月底和9月初，正当米拉波全力支持给予国王绝对否决权时，罗亚尔宫何以有谣言说，主张给予否决权的反革命正打算除掉他，即使采用暗杀也在所不惜。这显然表明有人在有计划地精心歪曲事实。未经合法途径而滞留巴黎，经常光顾罗亚尔宫的人，相当之多。《巴黎革命报》于8月写道：“在巴黎，住在备有家具的公寓中、算不上正式住户但更是公民的外地来客达四万人之多。他们不是巴黎市民，因而不能列席各选区的会议。可是当各选区所讨论的问题常常不仅关系到巴黎而且关系到全国的时候，这些外地来客却在不知不觉中组成了一个选区，这个选区就是罗亚尔宫。”
可以想见，这些人到巴黎来，许多是为了就近了解革命形势。革命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所赞同的往往是最大胆、最有决定意义或最为激烈的动议。
况且欧洲各国所派使者——普鲁士国王后来所派犹太人埃弗兰即为一例——也不可能不混杂在这川流不息、变化不定、没有任何办法可予控制的人群中。
一年后的1790年12月，米拉波把他称之为“巴黎的狂热蛊惑宣传”向宫廷作了过于夸大的描述，指出“有许多独立的陌生人士在各公共场所煽风点火。”
他的这些话显然部分因罗亚尔宫而发。但是不管这些流动不定、甚至十分可疑的人士起了怎样的作用，不管奥尔良派或国际性的阴谋活动占有多大比重，总的说来，在罗亚尔宫占优势并起领导作用的，仍是巴黎革命资产阶级中的那些最为活跃的分子。其中首先是——用一句保守的话说——所谓“被遗弃者”，即那些在旧制度下未能得到与其才能、雄心或意趣相称的社会地位的人。既然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即将更换现存的一切公共机构，提供许多靠能力入选的职务，创造多种多样凭干劲发迹的机会，并在大批财产的突然转移中使得那些善于钻营者有可能得到丰富的猎物，他们因而期待着能从中得到所有好处：富有、名望及生活的各种情趣。
因此，每当革命受挫或至少是停步不前，即他们寄予希望的这个未知王国的实现可能因而减少时，他们的烦躁不安是可以想象的。
当他们得知议会中的温和派和右派已经联合起来，即将给予国王以绝对否决权，也就是说无疑会使旧制度的各种影响得以维持并长期存在时，他们的愤怒心情也不难想象。
教会财产如今已成为食利者手中债券的唯一可靠抵押，一旦与教会串通一气的王权专制制度得以基本恢复，他们以教会财产作抵押的希望便有可能化为泡影，因此食利者的暴跳如雷完全可以想象。
所以8月31日，正当人们有理由相信国民议会就要通过绝对否决权时，议会收到了几封言辞愤激的匿名信。这几封信都在会上宣读了。寄给会议主席的信是这样写的：
“罗亚尔宫的爱国集会荣幸地通知阁下，鉴于由部分教士和贵旅以及一百二十名不明真相或已被收买的市镇代表所组成的一小摄人，至今仍在破坏和谐局面，打算通过绝对否决权；我们一万五千人已准备好让他们的城堡或住所放光，特别是你的，先生。”
另一封寄给“议会秘书”的匿名信写道：
“你们不会不知道〔罗亚尔宫〕的爱国集会所具有的影响及其为反对寡头政权所可能采取的行动。我们已刚刚告诉主席先生，我们认为他特别希望通过的绝对否决权是对自由的破坏。但他很可能会我行我素，因此我们要揭露教士和贵族为反对公共利益而耍弄的阴谋，并对一百二十名被收买的市镇代表提出控告。我们已写好二千封信，准备发往各省，将其代表的表现告诉他们。你们要以你们的房产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愿过去的教训不会重演。望你们三思而行，不要自寻绝路。”
我觉得，这些恐吓信是出自几个因突然感到资产阶级冒险的大路已被堵死而怒气冲天的法院文书之手，或是由终日为自己的债券提心吊胆而狂怒不已的食利者所写。
可以想象，这些焦虑不安的人对于在市政厅就职的资产阶级显贵并无多少好感。因为他们大都或因从事学术研究而领取皇家俸禄，或因从事工商活动而发了大财，再或是在司法部门担任要职。
但不管怎样，公社代表中的这些资产者还是真诚革命的，他们只是过于死气沉沉而不合热诚者之意。因此在罗亚尔宫看来，不断地以其动议对他们加以促进是有益的。不过在罗亚尔宫，大公无私的民主主义者也为数不少。不要忘记，巴黎当时还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俱乐部。后来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布列塔尼人俱乐部，那时还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近旁。所以一切情绪激昂，热衷于自由，需要了解有关革命的消息和对革命加以保护的公民，便都涌到罗亚尔宫来了。罗亚尔宫因而也就成了一个公开的大俱乐部，成了一个情报中心和活动中心。每逢形势危急，罗亚尔宫便在这些热诚而又认真的公民影响下举行集会；虽然人声嘈杂，成份混杂不清，但已经在进行常常显示出不久之后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特征的那种资产阶级校正工作。
因此罗亚尔宫正在合乎法律和立宪的思想同革命激情之间徘徊，这种徘徊在卢斯塔罗的文章中清楚地反映了出来。这位刚刚26岁的年轻记者，不但勤于思索而且十分热情，他经常参加罗亚尔宫的集会。8月29日星期六，巴黎有谣言说，有关绝对否决权的议案就要通过了，此议案的反对者正处于危险境地：
“那天下午〔8月30日，星期日〕，公民们聚在一起，互相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和担心。头天会上的争论和混乱，似乎已证实阴谋的存在和人们急忙交换的那些可怕看法。大家于是到了罗亚尔宫的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希望弄清楚这一灾难性的消息是否确实。一堆堆人群越集越多，人人都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背叛，那些杰出爱国者已受到生命威胁。
“一些较为理智的人，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但未能如愿。不断地有一些因持爱国立场而被人们所熟知的人士，以其焦虑不安的心情谈了谈自由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以及人们在随后的会议上打算干的那些不公正的或伤天害理的事情。
“当天晚上在‘信仰咖啡馆’提出了几项动议，有人主张召开各选区联席会议。但各选区行动缓慢，会议能否开成把握不大；况且人们在推派代表问题上可能会优柔寡断。因为派出合法代表，须经公社代表的同意；而有的人认为某些公社代表是缺乏爱国精神的，因而终于不得不放弃这一没有成功把握的行动。
“不过人们仍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三天之后法国人将会成为奴隶，欧洲各国也会遭受同样命运！在此进退两难的痛苦时刻，人们只有听从其内心的爱国热情了。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个人起草了一份基本内容为立即到凡尔赛去的议案。议案写道，少数人为通过绝对否决权而玩弄了哪些阴谋，现在已是人人皆知；如果他们不悬崖勒马，一万五千人将向凡尔赛进军；吁请国民撤消那些不可信赖的代表，另选他人接替；最后，恳请国王和王太子殿下为自身安全考虑，迁到卢浮宫来。以上就是此议案的内容。
“圣余卢格侯爵〔注：圣余卢格（约1750-1810），1781年因逮捕密札而在夏朗通被囚禁三年，后押回原籍。不久逃往英国，于1789年回国，成为罗亚尔宫的鼓动者。共和二年芽月因丹东分子事件被捕，热月9日后获释。——编者注〕和其他几人受命将此议案送交国民议会，不过为防止少数派强行制止他们前往，须有足够的人与其同行。
“二百来人赤手空拳跟在这些代表后面从罗亚尔宫出发的时候，已是十点左右了。在巴黎，人们此时已经知道，罗亚尔宫在一片喧闹中通过了一项决定。刚刚向国民发过誓要保障国民自由的（国民卫军）军官们，见一些热爱自由的人已经出发去捍卫自由，立时慌乱不已，随即下了命令。一些投弹手于是赶到这些勇敢的公民经过的路段，阻挡他们的前进。其理由是：他们既未得到有关命令也无合法身份，如果祖国确已处于危急之中，那就宁可让她静静地灭亡，也不要违反合法规定去拯救她。
“更有甚者，被阻止前进的公民不过是五十来人，可是当时仍把大炮拉了来。各个哨所如临大敌，整个巴黎一片惊慌，并派人去凡尔赛报了信。凡尔赛惊恐不已，随即采取了防卫措施……这些巴黎人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大家全完了……
“是的，即便是布罗格利及其所率领的杀人不眨眼的军队，也不会象这些公民这样能引起如此大的混乱和恐慌！看来我们的人中一定还有许多卑怯的奴才和糟糕的公民，因为这种争自由的呼声和爱国主义行动所引起的恐惧，竟然远远超过了专制制度所进行的罪恶袭击。
“圣余卢格侯爵及其他七八名代表这时已回到‘信仰咖啡馆'，大家于是又让他们到市政厅去要求公社代表准其前往。不过由于他们不是选区推派出来的代表，因而没有合法身份，所以在‘市镇大厅’门前等了很久也未能进去。
“咖啡馆内的爱国者这时已等得不耐烦了，有人提议再派一些人去，但有人认为他们不会受到接见；所以主张到各选区去，到初级会议去。但这样作费时太多，而且没有把握……最后还是又派了一个五人代表团。这五人全都住在巴黎，而且都是公民，为首者是一名医生，也是巴黎卫队的上尉。
“他们到达市政厅后，经过一番周旋，终于破例得到引见。他们向市长、司令和公社代表陈述了聚集在罗亚尔宫的公民的忧虑和关心，谈了谈他们对绝对否决权的担忧，要求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以便向国民议会递交请愿书，至少是准许他们前往。但一切全遭拒绝，人们只是允许他们以个人身份、即不作为代表去递交请愿书。”
因此，在7月14日伟大行动的几星期之后，革命营垒已开始分裂，一方面是以公社代表大会和大部分国民卫军军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温和派，另一方面是主张使革命得到可靠保障和发扬革命成果的人。
罗亚尔宫和市政厅的冲突因而渐趋激化。公社对罗亚尔宫所派代表的答复也变得越来越生硬和粗暴。下面是卢斯塔罗对8月31日，即星期一的情况描述：
“昨天傍晚在罗亚尔宫，当人们因担心重新落入贵族和教士的统治之下而提出种种非常动议时，几个颇有修养也很积极的公民想发表意见，但未能如愿。今天一大早，‘信仰咖啡馆'便挤满了前来探听昨天谈判情况的人群。据说市政厅认为必须召开各选区大会。
“这一答复看来是一种托辞，以便不让人民发表意见并使国民议会中赞成给予否决权的人迅速通过议案。据说大部分选区不同意召开非常大会，因为从人民方面只得到暂时权力的人，已大都被那一小撮人牢牢控制。这样，人们的愤怒便达到了顶点。
“咖啡馆里不时响起反对否决权的口号声，外面的人群也随即跟着喊了起来。要不要到凡尔赛去？如果去的话，要不要带武器？否则难道是去哀求议会？应当去多少人为好？提出的动议终于又同昨天一样。这时，一位公民（即卢斯塔罗本人）应几个公民的请求——他曾向他们谈过自己的看法——提高嗓，谈了谈自己的意见。大家立即认出，他原来就是那天在罗亚尔宫争论如何解决从圣热尔曼监狱救出的法国人卫兵所造成的事件时让人们安静下来的那个人。自那时以来，他一直未在咖啡馆露面，今天的出现可能仍是一个好的征兆。会场一片肃静。现将其讲话的主要部分照录如下：
“先生们，我认为你们的主张全都缺乏理智，或者说十分偏激。你们不是要到凡尔赛去吗？为何而去呢？是要促进还是要妨碍国民议会的表决？你们想到没有？舆论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将要作出的决定是不可能成为法律的，因此你们应当彻底打消去凡尔赛的念头。不过你们现在担心的是绝对否决权会获得通过，因为赞成此议案的议员人数很多。可是我首先要问，你们对外省议员有何权利？什么权利也没有。即使对于巴黎的议员，你们的权利也仅限于审查他们的表现；如果他们辜负了你们的信任，你们可将其撤换；如果他们没有理解你们在陈情书中所阐述的关于国王否决权的观点，也可向他们解释一下，不过仅此而已。
“有人说赞成给予否决权的议员有四百多人。那好，先生们，你们可以通过撤换来惩罚他们，从而给外省树个榜样。你们要在罗亚尔宫提出你们对否决权的看法，讨论你们的议员是否背弃了你们的信托，这是不合法律规定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到各选区去。
“听说各选区很难同意召开非常大会，而要让他们按照你们的意图来讨论这些问题，则更为困难。
“但我认为，要是你们去找公社代表大会，请它召集各选区大会，讨论否决权问题及你们对巴黎议员的不满，这是不难办到的。这样的话，要讨论的问题将非常简单：公社在它通过巴黎议员所掌握的那部分立法权中是否愿意给予国王否决权？它对那些议员有何不满？有何指责？
“此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口号声随即响了起来：到市政厅去！到市政厅去！召开各选区大会！反对通过否决权！打倒独裁者！打倒暴君！
“另一位公民这时说道：‘先生们，赞成请市政府召开非常大会的，请举手！’与会者全都把手举了起来。”
但公社代表大会对派去的代表说，他们没有任何合法代表资格，因此不打算同他们展开讨论。在资产阶级温和派的抵制下，罗亚尔宫的革命动乱终于平息了下去。圣余卢格侯爵甚至还努力同资产阶级巡逻队一起维持宫内秩序；而随后召开的选区大会，对于讨论使资产阶级显贵的虚荣心得到大大激发的“制服”问题，似乎比对否决权问题要更加起劲。因此，在资产阶级“温和派”同“激进派”的首次较量中，温和派取得了胜利。激进派对于自己的莽撞似乎已感到害怕，很快便竭力洗刷自己给人们留下的“颠覆”形象。所以8月31日晚便有一人大声喊道：“我们明晨四点就到各选区去，大家要尽量穿上一样的服装，不能这样做的人也要穿得象样一点，把头梳好。因为有人正在让国民议会和市政府相信，在罗亚尔宫聚会的人都来自蒙马特。”
其实无须后面这句话人们也知道，罗亚尔宫的革命运动无论怎样激烈，怎样汹涌，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这场动乱中，没有一人提到纳税选举制问题。可是以议会有关委员会名义于8月间拿出的宪法草案〔注：“人权宣言”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后，8月28日，会议开始讨论宪法问题。——编者注〕，是只承认交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人为选民的，而且没有土地的人不能当选。可是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这一把几百万穷人排除于国家生活之外的重要规定，却没有在罗亚尔宫激起任何不满，甚至根本无人提到。人们的愤怒和思想都集中在否决权上了。当然，否决权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因为此问题很可能会使革命半途而废，而上述选举规定却不然，只要国民还继续享有最高权力，便始终可以由国民加以修改和充实。
否决权问题
因此革命的力量此时主要集中于反对否决权，是十分自然的。可是时常参加罗亚尔宫集会的下层民众如果对其阶级利益具有政治敏锐性的话，如果资产阶级“激进派”——由于当时对这部分人缺乏明确称呼，我们姑且不妨借用这一说法——具有民主主义的敏锐性，就会有人起来既反对否决权，也反对已经提出的选举规定。
然而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内部刚刚开始萌发的冲突，对于工人群众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响。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激进派，倾向于那些主张使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得到蓬勃发展的人。所以卢斯塔罗说：“人民这样快便了解了这一非常微妙而又深刻的问题，这真有点不可思议。
“星期日那天，一个工人听到有人高呼反对否决权，便问了问此否决权是哪个选区搞的。另一人答道，既然此否决权已弄得人人不得安宁，那就应当把它吊到路灯柱上去。某一人的意志已不可能同二千四百万人的意志相抗衡，至今仍不明白这一道理和知识无比贫乏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
激烈的争论不仅使至今仍毫无经验、愚昧无知的工人开始受到政治教育；同时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还迫使那些更为激进的资产者到人民中去寻求支持，反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温和派，从而使无产者的作用得以扩大。无产者力量现在虽然仍很薄弱，但已开始显示出有可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仲裁人。
巴黎的革命运动尽管已经夭折，但对国民议会却不是毫无影响的。我不认为，如果没有这场动乱，议会定会赞成给予绝对否决权，从而把自己出卖给国王及其谋土；但首都的反对无疑减少了绝对否决权获得通过的可能。
不管怎样，对米拉波说来，这种反对似乎打乱了他的计划，妨碍了他的行动。实际上，他是主张维护君权，赞成给予绝对否决权的。不过为了不使自己的声望受到损害，他不得不竭力将自己的思想掩盖起来，不得不特别小心从事，结果当然未能发挥显著作用。
西哀士是坚决反对否决权的。他把否决权看作一种虽然不会囚禁个人，但却会囚禁国民大会的“巴士底狱”。
他说：“否决权是一种对付公共意志的‘逮捕密札’。”有人为了支持给予国王否决权，声称议会的独断专行和“代表的人数有限”会使公共自由受到危害，佩琼·德·维尔纳夫〔注：佩琼·德·维尔纳夫（1759-1791），原为律师，夏尔特尔代理总督及该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则认为：“法律的批准权可以授予人民。”这是立法问题上最早出现的“公民投票”思想。
佩琼的发言具有相当的民主气息；他在思想上对于人民可以教育的道理，有着充分的信心：
“能够妨碍公民参与制定法律及妨碍他们审议以其名义而制定的法律的原因，我认为只有一个，这就是无法进行。一国国民只要有可能明确表示其想法，就应当这样去做；反对他们这样做将是犯罪。
“人民何以要推选代表？就是因为事情如果由他们自己去做，因此而造成的困难几乎总是无法克服。因为这些巨大实体如果能十分方便地定期召集到一起，委派代表就会成为多余，甚至是有害的。
“因此再说一遍，一国人数众多的国民，根本无法在一起讨论决定其幸福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使法律可以不经他们审议的唯一原因。
“如果此道理已明白无误地展示清楚，结果必然导致下列结论：当一法律条文遭到反对，争执不下，有关机构不能取得一致时，由国民在互相对立的意见中决定取舍，便是完全可行的，我看不出任何难办之处。
“相反，我认为，解决类似分歧十分简单易行。有关问题既已确定下来并通过公共讨论而阐述清楚，成为人所共知，初级会议便可对此以“赞成”或“反对”这种最明确的方式发表意见。如果人们愿意，也可用‘我赞成取消’或‘我反对取消’这一方式表示之。全体国民分为若干大组，发表这样的意见，应当没有什么困难。
“也可采取由每人投票的办法。这一活动看起来似乎很是庞大，其实只要想一想便会觉得非常简单，因为每个初级会议都会很容易地制定出有关表格，这些表格一经统计便可明确得出总的结果。”
他接着又说：
“有人对这一看法的高明之处深为怀疑，其理由是人民的愚味无知……我们不可被这些话所迷惑。人民就是国民，而国民就是所有个人的集合体，因此笼统地泛泛地说人民愚味是不对的。
“我很清楚，一切社会都有一部分成员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他们没有时间在智力方面加以提高，无法进入各个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部门。他们的理解力虽然相当敏锐，但视野很不开阔。不过要给这些人以启迪，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对公共事务关心起过要来，使他们对知识发生兴趣，仍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争自由的运动一旦开展起来，你们便可看到那些因专制制度的统治而变得非常无知的人，十分渴望了解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一切同政府有关、一切能影响他们命运的东西都会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他们阅读各类公告，希望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英国和美国，对两院的辩论一无所知以至无法就此同他人交谈的手工工人是很少的。
“况且今天最富有知识的那些社会阶级，几百年前又是什么样子呢？几乎是目不识丁，他们的头脑比我们今天的乡村居民还要昏昧。
“为何要让那些因为处于愚昧状态而十分不幸的人，继续处在这一境遇中呢？为何要利用这一点而不把他们的权利告诉他们呢？……促进知识发展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人民。”
佩琼后来成了吉伦特党的首领之一。此时已具有后来的吉伦特党人所具有的那种丰富广阔，但又有点躲躲闪闪捉摸不定的思想。同佩琼一样，另一个未来的吉伦特党人萨尔〔注：萨尔（1759-1794），原为医生，南锡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也主张由人民来决定取舍议会同国王发生争论的法律。这看起来似乎是提出了一项大胆的策略，但这种大胆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实际上，佩琼和萨尔是以这种求助人民的办法，使他们在不同意给予国王暂时否决权的问题上，避免直接表态。
相反，罗伯斯比尔在9月11日会议上就非常直截了当，他既不同意给予国王绝对否决权，也不同意给予暂时否决权。他认为所谓求助人民，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他说：
“有的人喜欢以求助人民的思想来取代给予国王暂时否决权，以为人民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官，对所提出的法律在国王和人民代表之间作出裁决。
“可是谁都会立即看出，这一想法是多么地不现实。如果人民能够自己制定法律，如果全体公民能够聚在一起讨论法律中的利弊，那么人民何必要推派代表？因此这一办法若要执行起来，将仅限于把法律交给本身就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各大法官辖区或〔巴黎〕选区的部分会议去裁决；也就是说，仅限于把国民议会的立法权转交给各省的单个初级会议，随后无疑是把这些单个会议的意见收集起来，统计各种表达方式很不一致的选票，用以代替国民议会共同的统一意见。
“有一点似乎十分明显……在这种作法中，立法机构将名存实亡，其职能将仅限于提出草案，首先交国王审议，然后由大法官辖区的会议通过或否决。
“至于在这个大的王国中，各地区之间的意见分歧会造成怎样的拖拉、变化不定和混乱，以及国王在这种分歧和由此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中会得到哪些好处，最后在立法机构的废墟上将自己的权力建立起来，希望我们的杰出公民能仔细想一想……”
说到佩琼和罗伯斯比尔这两位民主主义者1789年8月和9月在求助人民这一问题上所展开的争论，我不由地想起四年后的1793年1月，在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的严重关头，吉伦特派的主张是，把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交由人民裁决，而罗伯斯比尔派则拒绝了这一拖延时间的作法。
因此在求助人民这个总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早在1789年便已形成……当佩琼把国王的暂时否决权同直接求助人民的最高权力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革命显得既大方又胆怯，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动摇状态时，罗伯斯比尔已经对君权给予直接的否定，主张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的有力的人民政权。
这种不同倾向的争论发生在议会的极左翼，发生在它的那些可以说是最富冒险精神的人中，显然不会使议会怎样激动，况且公民投票问题并没有认真提出来。因此议会无疑只会把佩琼的观点，视为一种颇有意思的消遣。
争论的核心其实是采取两院制还是采取一院制，是给予国王绝对否决权还是不搞公民投票的暂时否决权。议会出于革命不能建立贵旅院的迫切需要，于9月10日以849票赞成，89票反对和122票弃权，决定采取一院制。
9月11日，议会又出于不能最终地使国民意志服从国王意志的同一革命需要，以673票赞成，325票反对和11票弃权，决定给予国王否决权，不过这种否决权只是暂时的〔注：通过这一让步，爱国派首领希望路易十六能批准8月通过的法令。由于国王坚持其顽固立场，爱国派很快认为必须再举行一次人民革 行动。——编者注〕。
几星期后，议会又在宪法第12条中明确规定“国王的暂时否决至提出一法案的某届议会后的第二届议会将告无效”。实在说来，问题并未解决，因此巴黎人民担心国王会得到绝对否决权，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当一个国家处于革命时期的时候，一切皆须重新立法，并须以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对付反革命阴谋，国王既然可以在一届议会和下届议会的整个任期期间使立法机构的意愿不能付诸实施，只有在第三届议会就任后才必须予以批准，这就给反动派和阴谋分子组织力量，展开预谋良久的进攻，提供了足够时间。事实上，国王后来一开始执行给予他暂时否决权的那条宪法条款，整个革命机器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使得议会不得不软硬兼施，请求他不要使用否决权。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议会终于取消王权，从而取消否决权为止。因此早在国民议会给予国王暂时否决权的时侯，它就宣判了路易十六的死刑。
不过这种很不明确，甚至似乎有点虚假的解决办法，即国民意志所享有的最高权利和许多议会议员所持保守态度之间的这种含糊不清的妥协，似乎使巴黎的局势得到了缓和。
9月10日，星期四，就在人们还只是将暂时否决理解为原则上批准时，《巴黎革命报》写下了令人宽慰的话语：“国王的否决永远只是暂时的，因此国民的自由终于得到了彻底的维护。”显然，卢斯塔罗等民主主义者对于导致巴黎向凡尔赛进军的那场动乱，深为不安，因此努力让人心安定下来。
然而巴黎动乱的规模是那样深广，不可能就这样停息下来。相反，少数当权者的自吹自擂却在激怒人民。他们声称得到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说，市政府驱散了蒙马特的强盗并迫使罗亚尔宫安静了下来。他们好象在期待着一种温和的反革命行动。国民卫军巡逻队对于群众集会已变得越来越严厉，竟然用枪托对付在罗亚尔宫“提出动议的人”。用一张版画上的一句名言来说，巡逻队正在驱散爱国派。一些公爵、伯爵、侯爵和证券经纪人已成为各连队的首领。
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革命将要上当的看法在各地蔓延着，所以有人说：“专制制度过去象一头雄狮，现在却变成了一条狐狸。”当初曾迫使敌人后退的那种资产阶级和民众的行动一致，如今似乎已荡然无存。许多人因而担心，倾向于同旧制度的人和事实行妥协的行径，会将陷入瘫痪状态的革命出卖给敌人。因此有人说，操纵着国民卫军及某些选区和部分市政机构的“一小撮富翁”，正在取代一小撮贵族；更确切地说，正在同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抵抗。
规定给予暂时否决权，从而使独断专行的国王拥有六年充足时间的宪法条款，对于人民的感情简直是一种嘲讽。因少数贵族和富有者的逃离而忧心忡忡并对他们的消费能力过于夸大的巴黎公民，现在十分担心各个作坊将不得不停止生产，而且这种忧虑已经到了很快会变成满腔怒火的程度。
工潮
除了这种普遍的人心动荡和人们对切身利益的担忧，工人们在经济上所掀起的风潮也非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可以说是整个革命时期所仅见。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是由于面包价格的上涨还是由于整个革命形势的影响？因为各行各业的工人似乎都提出了此种要求。8月18日，缝纫工人在卢浮宫前的草坪上集会，人数约达三千人。为防止外人混入会场，他们采用的与会标记是，出示各人在长年累月的缝纫中被针尖戳伤的手指，通过这种难以假冒的标记而进入会场。他们的首领正在讲话，因为他们此刻要推派二十名代表到市里去，其中十名为作坊主。看来这些作坊主同导致工人们组织此次集会的原因，有一定关系。
“工人们提出了下列要求，一、无论淡季或旺季，他们的日工资应一律提高到四十苏；二、旧衣商不得再包揽制作新衣，因为人们对他们的一点主要不满是，一名旧衣商最近为国民卫军承做制服，一套加工费只要了四利弗尔十个苏。”
《巴黎革命报》接着写道：“第一点要求显然正当而又合理，任何劳动者都需要吃饱肚子。至于第二点就不太合理了，特别是现在人们要求享有自由和取消各项特权的时候。因此听说市里有关委员会明智地没有对这两项要求作出裁定。他们觉得，第一项要求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而第二项则违背了当前的看法。这三千人集会如果发生在半年多之前，人们定会说它是暴乱，各家店铺定会惊慌地关上店门。而今天同此次集会有关的旧衣铺却并未关门，因为这根本不是暴乱。”
无须赘言，缝纫工人的这次行动是多么地不明确，他们竟在提高工资的要求之外，加上了一条为作坊主实现其垄断的要求！看来某些作坊主很可能对其工人即伙计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要是能帮助我击败我的那些对手旧衣商，我便可以增加你们的工资。”因此旧制度的行会思想似乎已同工人们的要求混淆在一起。不过这仍然是在革命形势的影响和鼓励下所发生的一次无产者风潮。
首都的假发工当天也在爱丽舍宫大街举行集会。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派人到附近选区去要求允许他们把会开完……他们集会的目的是要求取消一种勒索。因为一个假发工要得到一个摊位，必须花二十苏才能在行会办公室领到一张营业照或许可证。此外，还须给办公室管事奉送三至六利弗尔的酬金，因为此人颁发营业照完全凭其一厢情愿。这就给工人们造成了很大负担和损失。所以他们要求取消这一弊端，领取一张营业照只付六个苏。不过这个数额仍然超过营业照本身的价值。他们因而要求将多出的部分用来添置‘神宫医院’的病床，以减轻此行会工人将来因病住院的费用。接待他们的公杜代表自然是要他们去找各选区解决。”
工人们在此所反对的，是作坊主行会在颁发营业执照上给他们造成的沉重负担。
几天之后，“首都制鞋工人也在爱丽舍宫大街集会。会上根据几个有威望的行会成员所提建议决定，凡以低于通常行情的加工费制作皮鞋的人应理所当然地撵出王国。此外，大会有关委员会已负责募捐或筹款，用以接济失去工作的兄弟。
这类工人运动显然还很没有经验，制鞋工人更有点异想天开，以为他们可以用放逐的办法来对付那些把加工费降到通常行情以下的同行。不过这种幼稚性及工人们在卢浮宫前的草坪和爱丽舍宫大街越来越多的自由集会，却说明这些无产者所具有的崭新自信心。他们虽然还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纲领，但他们现在已似乎感到，他们所努力促进的这场革命对他们也有一点益处，因此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初步认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不管怎样，可以说，这些无产者所展开的行动，是巴黎整个喧闹场面的一部分，并将其喧闹声提得更高了。
不过，最使广大人民动荡不安的，却是面包问题。小麦价格高昂，特别是外省对巴黎的供应很不稳定。每斤面包的售价高达四个苏。当时收入最高的行业，日工资也不到五十苏，因此若与今天的工资相比，面包价格要比现在贵三倍。一斤面包的价钱，竞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工人的六分之一日工资。人民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有时还要在面包铺门前，等候很久方可买到。小麦没有运到、面包行将告缺的谣言不时出现，弄得妇女们常常惊慌不安地冲向大街，奔到面包铺前。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究竟何在？1788年的收成虽然很坏，但1789年却是一个丰收年。因此，到了10月运抵巴黎的小麦，应该相当多了。不错，当时的谷仓脱粒比今天要慢得多，但到9月底总该完成大半了。人民常常大声责骂那些囤积居奇者，但有关确凿可靠的材料我们却难以找到。比如有人指责勒楼兄弟开办的公司曾将小麦运往国外，随后再运进来，以便取得进口津贴；然而卢斯塔罗却为他们进行了辩护，显然希望保障巴黎供应的内克尔，也保护了他们。
总之，在这个时候，造成小麦奇缺和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似乎不是由于粮食的投机买卖，而是由于在革命初期形势的广泛冲击下，每个市镇如今都是各行其是。乡村居民由于担心小麦的供应会出现短缺，因而反对把粮食运走。甚至运往首都的粮食，也常常被途中经过的城市截留下来。这样，虽然总的说来面包并不缺少，但由于一有断档便造成恐慌。所以，人们始终处于如临饥荒的紧张气氛中。
早在8、9月间，在中央市场购物的妇女便已组织起来，因而成为全市贫苦家庭主妇的意见反映者和代言人。她们已数次派出代表，到市政厅反映面包铺前等候太长，要求一旦新粮供应充足，便将面包售价每斤降低二个苏。通过这些妇女，巴黎无数工人家庭不为人所知的艰难困苦，终于得到反映。正如讨论否决权时，罗亚尔宫的革命者曾打算到凡尔赛去迫使议会接受其主张一样，巴黎的妇女现在也觉得如将国王弄到巴黎来，使之摆脱宫廷的阴谋诡计，首都的粮食供应便会变得充裕起来。到凡尔赛去，这一想法是在8月底提出并着手准备的，至今一直深深吸引着人们。因此除资产阶级的革命动乱外，还有人民为其巨大痛苦所发出的不满；各方焦虑不安的力量如今正沿着同一个斜坡向下冲去。
马拉和《人民之友报》
马拉的思想是从整个这场动乱的下方，即从郁结着愤怒和反抗的无比深的地方开始起作用的，因此很象是一股充满绝望和仇恨的地火。《巴黎政论报》于9月12日创刊，几星期后改名为《人民之友报》。作者在文章中既显示了一种狂热性，也显示了尖锐的现实性。这种奇异的结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说，他一直在努力大大激发人们的怀疑情绪，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盲目信任和冒冒失失的怀疑，几乎进行了同样多的申斥。该报创刊不久，他就替被轻率地指责为从事阴谋活动的拉沙尔〔注：1789年8月5日，一条装载枪艾弹药的小船驶离军械库后，在圣保尔桥被人民拦截，船夫于是拿出了拉沙尔候爵签署的证明。在人民的要求下，拉沙尔于两天后被捕，9月5日，议会报告委员会要求将其释放。——编者注〕进行了辩护：“当此人们非常易于对什么都表示怀疑的时候，要不是由于拉法耶特采取了十分周密的谨慎措施，他恐怕早已成为民众骚乱的牺牲品。”“拉沙尔的获释，受到了各阶级公民的热烈欢迎，不过下层民众除外，因为除对自己所喜爱的人有时会表现出盲目信任外，他们的过分怀疑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拉法耶特拒收市政府为他担任国民卫军司令而发给他的薪饷给予了赞扬，这种赞扬甚至有点过分：“这位慷慨大方的公民，情操实在高尚。他拒绝了人们为报答他对祖国的忠诚而送给他的那笔臭钱。”
马拉不希望人民所怀抱的怀疑态度会消失或迷失方向，也不希望他们展开无节制的暴力行动，以免将其力量耗尽和给革命造成损失，“混杂在人民中的（贵族〕密使，正在千方百计鼓动人民采取过激行动，妄图让他们尝尽这一作法的苦果，从而对自由失去兴趣。”
因此，他让人民不要盲目地发泄感情；随后，他希望人民能多多考虑反革命所施展的阴谋。
他认为反革命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以表面上的让步麻痹人民。8月4日晚的戏剧性变化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贵族装出了一副慷慨舍弃的样子，因而得以避免使那些本可挽救革命的重大原则得到确认。
贵族的牺牲是在农民的威胁下才作出的，他们有什么可引以为荣？马拉因而问道：“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城堡被焚的熊熊火光下竟有放弃特权的宽阔胸怀，不给那些拿起武器争得自由的人带上枷锁？”
除努力欺骗人民外，反革命还在考虑着如何把人民弄得精疲力竭，妄图通过没完没了的恐怖气氛使他们紧张不已；并通过不停的巡逻和值勤使他们疲惫不堪，指望靠这种必然会出现的厌倦情绪，而使国民重新回到奴役状况——寻求安宁的必然结果——中去。
工人们因酷爱自由而个个斗志昂扬，以为自由可给他们以力量，为了革命而长期忍受种种疾苦，他们想错了。这种斗志不会持续很久的：“你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虚幻的东西。你们的工场和作坊已被人抛弃，走得空无一人。随着白天（因冬天的来临）越来越短，工人和作坊主的收入将日渐减少，从而使大家更为贫困。大批仆役流落街头，穷人的队伍将因而扩大。”因此必须丢掉幻想，冷静地认识现实：“一些演说家正在不加分析地鼓吹自由多么美好。可是自由只是对那些不愿受辱的思想家，以及因财产和地位之需而要起一定作用的人才有价值；对人民却一文不值。那一个个巴士底狱对他们有什么用？他们对这些监狱的了解永远只限于听说而已。”
接着，马拉对这种我们可称之为阶级性的东西，下了一条极为狭隘的定义，又说了下面一番奇怪话语：“穷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摧毁这种暴政统治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只是为着对付他们的压追者而修建的。所以他们这种热情，如今已成为哲学家特别加以研究的课题。”什么？一切不以得到面包为直接目的的斗争，巴黎工人难道都应漠然视之？
马拉难道一点也没有看到，无产者现在参加整个革命斗争，正是扩大其将来成功的可能？他的意思是要提防人们的斗争热情将转瞬即逝。他说：“对十分之九的公民来说，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幸福是富足、快乐与和平。”因此他的结论是不能让革命久拖下去，因为人民很快就会感到厌倦的。那么如何才能使革命加快步伐呢？如何才能迅速采取行动？必须把革俞权力集中起来。
这一后来由革命在形势无比危急的严重关头通过设立公安委员会而实现的建立有力政权的思想，马拉从一开始，即在1789年9月便提出来了。革命斗争如果由太多人领导，必会显得有气无力。法国决不能出现因群众的情绪过分激昂和行动盲目或各种会议太多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因此马拉建议：一、在（巴黎〕六十选区的公民中，用抽签的办法产生一个革命审判团；此审判团将以人民的名义，并能比人民更正确地进行必要的报复；二、建立一个人数不多但处事果断的委员会，用以取代市政厅的那个言行不一、常常显得软弱无力的代表大会。
他对市政厅的代表大会展开了猛烈攻击。显然，由于他曾在各学院受到嘲讽，他的内心深处正郁结着满腔怒火，因而责怪代表大会不该依靠其成员中的知名学者。他对代表大会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并写了一篇满纸愤怒的文章，揭露博马舍是个阴谋家和债券投机商。他声称好几名代表十分可疑，因为他们没有合法住所，而是住在连同家具一起出租的房子里，甚至连人头税也不交纳。
他不仅对富人深表怀疑，而且对“家境破落”的穷人也很不信任。国民卫军的巡逻队从报贩手中没收了他出的报纸后，他的攻击也就更加猛烈了。被传到市政厅的代表大会时，他十分傲慢地说：“我是人民的眼睛，而你们只是人民的小指头。”
他一直希望能有几个廉洁奉公、思维敏捷的强有力人物出来，使革命在几天之内便全部完成。他从革命一开始便强烈要求通过激烈手段把权力集中起来，建立类似革命后来所建立的公安委员会那种专政机构，这一主张是否具有很大政治意义？
赞赏他的人，常常把他说成是先知。可是在现实还不具备任何可能或在许多人看来还是异想天开的时候，要求采取过激措施并不是一种革命远见。
在1789年9月和10月，马拉的主张如果实行起来，很可能是建立一种由国民议会产生的某个温和委员会的专政。总之，只要国王和宫廷还存在，如何才能把各种权力完全集中起来？办法不外两种：或是把权力交给国王，那将意味着实行专制统治；或是把国王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这在事实上将等于废黜国王。可是对自己的大胆推理无比自豪的马拉，却在中途停了下来。他不但未敢提出废除王权，而且对这种可能性连想也没敢想，甚至还把“我们的好国王”时常挂在嘴边。这种怯懦性彻底毁掉了他的理论。因为革命和旧制度的王权同时并存，是名副其实的双重政权。
我想，即便在人民中，马拉的理论起初所引起的，也主要是惊异，甚至是议论纷纷。他在他的报纸上不止一次地攻击了米拉波；可是10月6日，中央市场的妇女到达凡尔赛后仍然要见“我们的小老爹米拉波”。这表明《人民之友报》对人民的思想尚未产生有力影响。然而某些反抗的呐贼和绝望的怒吼，却不可能不在许多受苦人心中引起共鸣！在谈到有人提出把积极公民同消极公民区分开，使后者因贫困而被剥夺选举权时，马拉写道：“始终受抑制、受奴役、受压迫的穷人，他们的命运永远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得到改善。这无疑是财富影响法律的明显例证。再说法律只有在人民愿意服从时才能发挥作用。穷人已经砸碎贵族的枷锁，他们也将砸碎财富的枷锁。关键在于如何启发他们，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权利，这样革命才会顺利进行，才不会受到任何社会力量的阻扰。”
实际上，马拉并没有在社会方面提出任何大胆的具体结论。他最后说了这样一句相当温和相当含混的话语：“富人要摆脱有可能受到的打击，唯一办法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多余的财产，分一部分给穷人。”
不过这些话却会对人民渐渐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不管采取何种作法，它都会在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中，唤起革命的觉醒。“为了打倒贵族的特权，平民提出了这样一条无可辩驳的重要理由，人既然是平等的，便应享有同样的权利。为了打倒富人的特权，穷人也会提出同样的理由。他们会对这些富人说，你们的财产几乎都是以恶劣手段，即几乎都是通过欺骗或暴力从穷人手中夺来的，几乎都是以封赠、诈骗、抢劫或贪污的方式得到的，你们根据什么神圣权利声称自己可以继续占有？”
这些话象人身上的伤口一样，常常使人很不好受。在谈到每个公民都要进行征兵登记〔注：即议会军事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关于每个法国人须服役四年的草案。马拉主张建立民兵制。——编者注〕时，马拉以穷人的名义写道（1789年11月）：“那些没有任何财产，不能得到任何工作，未从社会公约得到任何好处的人，他们的祖国在哪里？他们到处只能为他人卖命，即使不受某个主子的奴役，也要受到同胞的奴役。无论发生什么革命，轮到他们的永远是奴役，贫穷和受压迫。因此，国家除了不让他们摆脱贫穷和系牢他们身上的锁链，没有为他们尽过任何力，他们会欠国家什么？他们所欠国家的只是仇恨和诅咒。啊！你们呢，国家为你们提供了安逸而又幸福的生活，你们去拯救它吧。残酷的命运使我们不得不处于同你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无以摆脱的残酷境遇中，这已经够了，你们可不要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
这确是永存的劳苦世界所发出的绝望呐喊，是在奴役和贫困中挣扎的受苦者发出的怒吼，他们甚至不能得到同他人彻底分开的快慰，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地狱中，到处存在着特权者和幸运者的鲜明幻影。
十月的日子
正当巴黎因罗亚尔宫的动议，人民的疾苦，妇女们的多次请愿，马拉的绝望怒吼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温和派的冲突而不知不觉地孕育着一场动乱时，传来了宫廷正准备发动一场新的政变的爆炸性消息。国王对“人权宣言”迟迟未予批准，穆尼埃已因温和派和右派的联合而被选为议会主席，同时军队的调动又开始了。弗朗德尔团和蒙莫朗西团已以不值一提的理由而调到凡尔赛。禁卫军应于9月底进行部分更换，但新兵已经进来而老兵却没有复员，从而使一支忠于国王又尚未进行公民宣誓的军队人数大大增加。
几个团队的许多军官在获得下半年的假期后已纷纷来到凡尔赛；佩带圣路易勋章的武士们也在向这里涌来，似乎正为一场政变而进行集结。有谣传说，这些人打算抢走国王，把他送到麦茨去。因为布耶侯爵带着一支部分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正驻守在那里。巴黎城内一片哗然，卢斯塔罗等民主主义者因而高呼，为了不束手就擒，必须“再一次发动革命”。宫廷究竟有何打算？这里仍然可以认为，它并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想法，而是在徘徊观望，期待从形势的发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它搞的那些行迹可疑的准备工作和鬼鬼祟祟的阴谋活动，不仅是无视国民刚刚开始获得的自由，而且也非常拙劣。因为这种反革命威胁，必然会使业已开始发生冲突的资产阶级两派，为了对付共同的危险而团结起来。在那里。巴黎城内一片哗然，卢斯塔罗等民主主义者因而高呼，为了不束手就擒，必须“再一次发动革命”。宫廷究竟有何打算？这里仍
要是王权不怀二心，真心实意地遵守宪法，彻底采取革命的立场，它在几个月内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派别之争的仲裁人。温和派和民主派的争论，已发展到如此尖锐、如此激烈的地步，以致民众中，已经有人将国民卫军的军官中被认为替宫廷充当间谍的可疑分子，拟出一份名单。可是由于当权者的举止不慎和步调不一，革命内部竟在几天之内又恢复了团结。10月1日，人们在凡尔赛宫歌剧院，为禁卫军举行了一场丰盛的晚宴；各亲王夫人、侯爵夫人和公爵夫人在各个大厅转了一圈，对禁卫军的保皇热情鼓励了一番。乐队奏着《啊理查，我的国王，世界已将你抛弃》的著名乐曲。
王后手搀王子，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现在大厅里。刚刚打猎归来的国王也来了。酒酣耳热之际，人们对国王的忠诚也就失去了节制。几个禁卫军扯下了身上的三色标志，扔在地下用脚踩了踩，宫中贵妇于是给他们分发了黑色标志。凡尔赛国民卫军中校勒库•安特拒绝拿下身上的三色标志，当场受到污辱。他和其他几名国民卫军军官也应邀参加了今天的晚宴，这看来表明宫廷并无十分明确的计划。不过谁知道宫廷是否希望通过让他们同禁卫军一起出席这场宴会，而把由于受到人民的攻击和奚落而十分恼火的国民卫军争取过来？一名原为凡尔赛一家大肉店老板的国民卫军军官，就同禁卫军沆瀣一气。他同他们一样，把身上的三色标志扔掉了。人们已因反革命狂热而变得得意忘形。
向凡尔赛进军
转眼之间，巴黎笼罩在一片革命气氛中。四面八方的公民自动聚集在一起。在各桥桥头和中央市场，到处出现了集会。关厢圣安东的工人也已大批起来捍卫自由。中央市场的妇女排成队，逐家逐户地动员妇女们参加她们的行列。一些男人扛着梭标、长枪和钩刀〔注：一种修剪树枝用的钩形刀。——译者注。〕，走在队伍两旁。
到处都在同声谴责官廷的背信弃义和巴黎代表大会“三百名代表”的软弱无力。从外省运来的小麦已越来越少，为了逃避饥荒，巴黎好象已无人负责。10月5日上午九时，大批人群高呼“到凡尔赛去！到凡尔赛去！”的口号，到了市政厅门前。头天晚上开会开得很晚的代表们现在还未到来。妇女们想冲进市政厅，国民卫军少校副官艾尔米尼骑士让士兵们排成方队，以刺刀对着向前逼进的妇女。
人们开始向国民卫军投扔石块。为避免流血冲突，他们只得退到市政厅内。妇女们因而跟着冲了进去。艾尔米尼骑士未再阻拦，只是要求她们不要让男人进入。妇女们答应照办并真的在大门前担任起警戒。可是这时，市政厅的一扇通向拱廊的小门已被冲开，守护大门已变得毫无意义，大批男男女女于是一下涌入市政厅的各个大厅。从各选区响起的警钟而得到消息的代表们一个个赶了来。人们要求他们立即组织斗争，拯救自由。他们不同意在这乱轰轰的情况下开会讨论。时近中午，各选区开始向这里派来各自的营，按照1848年的说法，即所谓“维持治安营”；由塞纳率领的贝尔维尔选区的营队最先到达。
他们在“圣雅克医院选区”第一营投弹手的协助下，把民众往后推了推，至少让他们待在广场上，使之同市政厅隔开。由指挥官古维戎带来的三个营的投弹手已进入市政厅，开始把里边的人赶出来。到达中午，人们已可以认为资产阶级温和派已经稳住巴黎的局势。可是原先赤手空拳进去的妇女出来时却扛上了枪枝，因为她们撞开武器库的门，在投弹手的刺刀威逼下，一边后退，一边带走了枪枝弹药。犹豫不决、或者说已经难以克制的国民卫军，未敢解除她们的武装。她们约有四千人左右，根本不象反动派所说，是什么嗜血成性的泼妇和娼妓。
她们心地善良，十分勇敢。作为母亲，她们的伟大心灵已经为孩子们无法吃饱而经受了无边的痛苦。其中有好几人生活宽绰，颇有文化，如本人名叫玛丽-路易丝·勒诺埃尔、丈夫叫作什莱的女人，就给我们留下了一篇描述十月间这些日子的脍炙人口的文章。而且据她自己说，她“在帕西做着一种很赚钱的生意”。
她们是出于怜悯而参加到斗争中来的。她们靠着自己十拿九稳的天性，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贵族和高级教士为反对革命所施展的阴谋。她们认为，巴黎的粮食短缺和人民的痛苦，就是这些阴谋活动造成的。不管怎样，她们弄错没有呢？在这动荡不安的几个月中，各项工作之所以陷于瘫痪，甚至连小麦也运不进来，难道不正是由于反革命没完没了的阴谋诡计，使得到处都出现了隐隐约约的不安所造成的吗？无论怎么说，看到这些因世道不公而气愤填膺，因人们所受的苦难而焦虑不已的巴黎妇女，如今忽然脱离了教会，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中央市场的妇女还在教堂里一遍遍地做着弥撒，参加各种仪式，似乎要让基督来保护刚刚开始的革命。可是一进入10月这些日子，作为对宫廷和部分教士的叛逆者，这些妇女便突然中断了与教会的这种古老联系。到凡尔赛去的妇女并且一边把大炮装上马车，一边高喊眷“打倒教土！”什莱的妻子在谈到“她的那些女友”的出现在“带着圆帽的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时，笔调也十分得意。
那些人数不多的勇敢妇女刚被赶出市政厅，便作出了到凡尔赛去的决定。她们让攻打巴士底狱的志愿人员和胜利者来率领她们。于兰、里沙尔·杜潘和马雅尔因而成了这支队伍的首领。大炮已装上马车并用绳子捆好，人们于是踏上了通向凡尔赛的大路。
这期间，市政厅前的广场上虽然有不少投弹手，但聚集的人群仍越来越多。他们强烈要求全体国民卫军以妇女为榜样参加到斗争中来，象她们一样到凡尔赛去打击阴谋集团，拯救热爱自由的议员并把国王从乱党手中夺过来。他们恳求国民卫军中的士兵继续忠于革命，不要相信他们的长官，因为那些人中有不少是贵族和同祖国为敌的人。好几名士兵因而向拉法耶特提出请求甚至责令，要他率领他们到凡尔赛去。拉法耶特拒不同意，他显然对这一行动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不胜惊恐。一名士兵于是大声叫道：“拉法耶特先生本应服从公社的调遣，而他却要指挥公社，这可真是咄咄怪事。他现在必须去，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拉法耶特向他们答道，他只能服从合法的命令，而这种命令只有公社代表方可作出。
到下午四时半，代表们仍在开会，他们也同拉法耶特一样，不敢承担责任。最后，眼看民众和士兵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拉法耶特给代表们写了个便条，告诉他们不能再抗拒下去了。代表们因而给他下了一道命令，但仍在努力回避责任：“鉴于当前情况和人民的要求，并根据总司令所提出的无法拒绝此要求的看法，巴黎公社代表大会准许并命令总司令到凡尔赛去，同时希望他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市政厅的安全，如需要采取在此之外的其他措施，则以谨慎为原则”。
显而易见，靠这些胆小怕事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展开大规模行动的。巴黎此次所以能发动起来，靠的是人民的感情所发挥的威力，靠的是工人和妇女的力量；此外与律师丹东，在动荡不安的科德利埃选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起义鼓动，也是分不开的。正是此选区的法院书记——他们在这里住了很多——和渴望把布鲁图〔注：布鲁图（约前85一前42），古罗马政治家，曾在公元前44年与卡西乌等刺杀独裁者恺撒，旨在恢复共和政体。——译者注〕搬上舞台的喜剧院演员，给了这场革命以很浓的，同时也带有丹东本人特征的戏剧性色彩。
10月6日，革命已显示出将要摆脱太为软弱，因而无力担任领导的资产阶级温和派。
拉法耶特接到那个准许他到凡尔赛去的通知后，面色顿时煞白。他立即挑出三个投弹连、一个步枪连及三门大炮组成一支先遣队。在距离先遣队二百步远的前方，站着用长枪、梭标和棍棒武装起来的民众。
五点七分，这支国民卫军以三列纵队，开始沿佩勒蒂埃沿河路举行阅兵式。拉法耶特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回答人们向他发出的欢呼。阅兵式进行了四十分钟。
这期间，民众仍认为队伍中的许多军官，甚至还有士兵，精神状态不佳，因而正在把他们遇到的每一个穿着制服的公民，都强拉到行进中的队伍里去。战鼓发出阵阵声响，军旗在风中飘荡：“去吧，勇敢的公民们，去吧，法国的命运已托付给你们，我们的心将始终同你们在一起。去援救我们的国王，救出我们的议员，维护国民的尊严。我们二十七万双手随时准备着为你们鼓掌，为你们复仇。”
在国民议会
这天上午，在妇女们到达之前，国民议会便已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会议开始后，主席穆尼埃宣读了国王就送交他批准的“人权宣言”所作的答复：
“新的、确立权利的法律只能从总的方面作出评价，因为一切都凝聚在这一无比伟大无比重要的工作中。我认为，在我们要求国民通过一种显示出信任和爱国精神的行动〔即爱国借款〕来支援国家的时候，自然要让他们对其利益的主要方面感到放心。
“因此，鉴于我深信你们给我送来的首批宪法条款及你们随后要做的工作，将会实现我的臣民所怀抱的愿望，给王国带来幸福和繁荣。按照你们的要求，我同意这些条款；不过有一个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具体条件，即从你们的会议所产生的总的结果来看，君主手中的行政权应有其全部效力。你们从下面所列举的一连串事实和分析中可以看到，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是对合法税赋的征收，还是粮食的自由流通和公民的个人安全，我都无法提供有效的保障……
“我不想对你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发表任何意见。宣言中有着一些能够对你们的工作给予指导的很好的东西；但一些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运用、甚至是不同解释的原则，只有在以这些原则为根本基础所制定的法律，将其真正含义确定下来后，才能作出正确评价，而且也只有在这时，才有需要作出正确评价。”
因此，国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那些宪法条款。实际上，他是拒绝批准“人权宣言”，即整个宪法所依据的原则。议会的左翼全都愤怒不已。缪盖·德·南图〔注：缪盖·德·南图（1760-1808），格拉伊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大声喊道：“你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答复是多么含糊和狡诈！”罗伯斯比尔也作了有力发言：“国王的答复不仅使任何宪法都无法制定，而且也否定了国民的制宪权。他只是在具体条件下才能同意宪法条款。一个人既然能够对一部宪法规定条件，就必然会阻止其制定，他这是将自己的意志置于国民的权利之上。”接着，在对《社会契约论》的精神作了一番认真回顾后，他又说道：“他对你们说，你们的宪法条款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不想对‘人权宣言’发表意见。行政机构难道可以批评立宪机构？那么它是由谁产生的？世间没有任何权威有权对一些原则发表意见，把自己置于国民之上，对国民的意愿提出指责。因此，我认为国王的答复同上述原则和国民的权利是背道而驰的，也是违背宪法的。”
他凭着这一民主思想的严密推理，显示了高度的革命胆略。他的下面这句话，常被人认为模糊不清；可是其中却有着强烈而又突出的鲜明性：“除非排除障碍，你是无法回避的。因此，把国民的权利用一种东西掩盖起来，而这种东西又只会为人们损害它提供方便，这是什么理论？”
布什〔注：布什（1737-1795），高等法院律师，艾克斯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建议通过一项分外明确，含有明显挑衅意味的决定：“‘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及宪法必须由国王在国民同意征收任何税赋之前予以接受。宪法一旦制定完毕，国王必须到国民议会中来，为他自己及其承袭法兰西王位的继承人宣誓遵守‘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及宪法。在他宣誓之后，国民议会也将当着国王的面为国民宣誓，以明确双方的相互关系，一方宣誓按照法律执掌政权，另一方宣誓服从法律。”
格雷古瓦尔神甫谈了谈粮食紧缺的问题，并说了一句马雅尔后来在发言中也反映了同样情况的话语：“我不明白有人为何给一个磨坊主写了那样一封信并附加二百利弗尔，说什么只耍他让磨坊停工，每星期便可得到同样的数目。”
杜波尔和佩琼的发言都隐约提到了为禁卫军举办的那场宴会。由于王后在这件事情上起了相当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米拉波因而要求大家对此问题不要说话，并采取措施，今后不许在军中再搞类似宴会。此外，他主张派出代表，请国王“作进一步说明，以便人民对他的有条件接受感到放心”。
从这里，人们可再次明显看出，他想缓和革命同国王的冲突。这时，为了败坏佩琼的名声，一名贵族——蒙佩侯爵〔注：蒙佩（1733-1822），原为旅长，维尔弗朗什-德波绕莱选区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十分愚蠢地要求他把有关禁卫军出席那场宴会的揭发，写成书面材料送交议会秘书处，以为这样可使他十分难堪。这个傻瓜丝毫没有看出，这会把玛丽-安东奈特投入一场暴风雨中。米拉波站起身，以寥寥数语向议会的右翼发出了可怕警告：“我要说，刚才有人以挑衅的腔调提出的这种揭发，是非常不策略的。如果他一定要这样做，我随时准备提供全部详细材料，并对这些材料签名负责。不过在此之前，我要求议会宣布，只有国王的人身不可侵犯；国内其他人，不论是谁，都毫无例外地属于臣民，须向法律负责。”惊恐不已的蒙佩候爵，立刻明白了问题所在，收回了他的议案。
米拉波就是这样以让人发抖的革命勇气，掩盖其谨慎策略，保护国王的家庭不受似乎已对它形成威胁的这一严重事件所造成的任何危害。
最后，议会通过一项措辞简单而又十分坚定的决议：“议会决定由主席率领一些代表，今天去面见国王，要求国王陛下无条件接受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及已经送交他的十九条宪法条款。”
尽管反动派和温和派已开始联合起来，议会仍然得以集中全部力量，捍卫其核心成果，可以说，“人权宣言”给了它经久不衰的勇气。但国王会让步吗？已经写进“人权宣言”的十八世纪人类全部革命理论，他能使之确认下来吗？民众的突然到来，将使此问题迎刃而解。
议会秘书处刚刚把要去面见国王的十二名代表确定下来，从巴黎赶来的妇女已到达会场门外。当时是下午四时左右。虽然由于天雨，道路十分泥泞，她们的队伍仍很整齐。这是因为走在队首的马雅尔，曾对她们作了约束。主席这时告诉议会，外面有些妇女要求允许她们到会场上的栏杆前来。她们已开始同哨兵发生顶撞，待她们进入会场后，由马雅尔代表她们讲了一番话。
现根据《议会档案》，对这一乱纷纷的宏大奇异场面简略介绍如下：
“我们到凡尔赛来是要求解决面包问题，同时也要求惩罚那些污辱爱国标志的禁卫军。贵族企图把我们饿死。就在今天还有人给一个磨坊主寄了一张二百利弗尔的汇票，要他停止磨麦，并答应以后每星期给他寄去同样数额。”
整个会场立时爆发出一片愤怒声，四面八方的人都要求马雅尔公布此人姓名。
马雅尔说：“无论是揭发者还是被揭发者，我都无法说出，因为我也不知道详情。不过，今天上午在宫廷的一辆车上碰到的三个人对我说，此罪行应由一位本堂神甫向国民议会揭发。”
栏杆前此时有人喊了一声，说是巴黎大主教。全体与会者赶忙说道，这位高级教士不可能作出这种事来。
马雅尔又说道：“为了恢复秩序，安定人心，防止发生不幸事件，我请求你们派人说服禁卫军佩戴国民的标志，让他们对污辱此标志的行为表示道歉。”
好几名议员大声嚷道，关于禁卫军的那些谣传纯属诬蔑。
根据记录所说，马雅尔此时说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主席于是命令他对国民议会必须保持尊重。
主席接着说道，想当公民的人皆凭其自愿，他人无权强迫。
马雅尔答道：“谁也不会不以此称号为荣。在此庄严议会中，如果有哪个议员认为此称号是对他的污辱，应当立即把他赶出去。”
整个大厅顿时报以热烈掌声，并有许多人反复喊道：“是的，是的，大都应当作个公民，我们都是公民！”
就在这时，有人从禁卫军那里给马雅尔拿来一个国民的标志，作为他们并无好斗之意的证明向妇女们展示，这些妇女因而高呼起来“国王万岁！禁卫军万岁！”
马雅尔于是最后说道：“我并不相信现在使人人感到不安的那些怀疑，不过为使秩序安定，我认为有必要让国王陛下把那个团解散掉。因为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区面临粮食严重紧缺的情况下，他们的日常消耗所增加的一份，即便是必须的，也会给公众造成更多困难。
穆尼埃后来所谈情况与记录稍有出入。据他说，首先发言的不是马雅尔，而是他的一个同伴；他只是忽然插了一句：我们要强使所有人都佩带爱国标志，此后便一直没有再说话。
这篇发言有几处十分可笑，因为一座七十多万人的城市发生粮荒，怎么能归咎于一千来人的禁卫军？但发言也显出了相当的审慎和诚恳。不管怎样，发言以两句关键话语概括了民众的全部思想：面包和三色标志，也就是说吃饭和革命。显而易见，这些妇女到议会来并未带有仇恨，而是怀抱着很大希望。一看到禁卫军的友好表示，她们便软了下来，并向他们发出了欢呼。
议会对派去面见国王的代表又加了一项使命：除要求批准“人权宣言”外，还应要求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的供应。主席穆尼埃于五时左右带着其他代表离开会场，向王宫走去。他们身后跟着大批妇女，虽然已经商定，他们只有十二人可以同往。其中一人名叫路易丝·夏布莉，她向国王讲了几句话。国王带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同她谈到人民的困难时，亲了亲她。
穆尼埃向大臣们强调，国王必须立即无条件接受那些宪法条款和“人权宣言”，因为这可使人心安定下来。国王得悉这一要求后，退到另一房间去同大臣们商量。但对王权来说，批准这些革命原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即使在形势一片混乱而且日益严重的今天，它也仍在抗争者。焦急不安的穆尼埃，从下午五时半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可是在国王没完没了地在那里商量的时候，凡尔赛大街上已开始发生流血事件。排成临战方队的弗朗德尔团很快被妇女们包围了起来。士兵们表示他们是忠于国民的，可是吉什伯爵率领的禁卫军仍与妇女们发生了冲突，几名妇女因而被剑刺伤。同来的攻打巴土底狱的志愿者于是向禁卫军开了火，当即打倒几个。
这时，国王派人把穆尼埃叫了去！经过五个小时的犹豫，终于宣布无条件接受。穆尼埃后来说：“我请他把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给我。他立即写了起来，随后交给了我。刚才的枪声他是听到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如何，我的心情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我怀着万分的悲痛走出王官，回到了议会。”
因此，好象受苦人民的汉利，将要写进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最庄严的文件中去似的；“人权宣言”得到批准，是巴黎那些要求面包的可怜妇女所施压力的结果。新的人类社会经工人之手而得到了这一光荣证书。
主席穆尼埃离开会场之后，外面的人群逐渐涌到了议会中。他们参加议员们的讨论，大声要求制定一项法律，降低面包、肉类和蜡烛的价格。由于外来人群淹没了会场，议员们已渐渐散去，会议实际上已呈休会状态。更为可笑的是，好象为了显示人民享有最高权力，一个不知姓名的妇女坐到了主席的座位上。因此，在国王在王宫被围和议员们纷纷离开会场之后，一度只有民众逗留在会场上。不过既然他们在这个政权机构什么意见也说不上来，占据此机构对她们说来又有何用处？所幸坐在主席座位上的那个妇女终于将位置让给了穆尼埃。召集议员重新开会的鼓声，随即在凡尔赛大街上响了起来。复会之前，团团围住穆尼埃的妇女，既温和又严厉地对他劝说了一番。不过她们胸中的怒火倒也不是那样根深蒂固，这是穆尼埃本人说的：“围在我身旁的妇女同我谈着话，有几个人对我说，我赞成的那个鬼否决权（这是她们的话）使她们深感遗憾，要我当心有一天会被人挂到路灯柱上。我说她们被人蒙骗了，议员们的一言一行她们不可能明了，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宁可冒生命危险也不能说假话。她们对我的话似乎能够赞同，对我十分热情。”
可见民众并不象反动派所说如何蛮不讲理气势汹汹。他们还缺乏经验，很容易轻信温和派的诡辩；但总的说来行事大胆，观察敏锐。这些妇女在进入议会后，有一个曾一度占据议会主席的座位。接着，她们同这位议会主席进行了一番大胆而又亲切的谈话，最后又回到大街上的人流中去了，以便让资产阶级议会自由地讨论问题。她们的这些行动正反映了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穷人们突然涌了出来并突然接近政权，对政权机关提出质询，大声责骂，将有关人员团团围住，有时也给予引导，但他们不知道夺取政权，也无法夺取政权。
将近午夜十一点，在黑夜中踏着泥泞而来的拉法耶特，终于到达。他已经派人给国王送去一信，请他给予信任，告诉他巴黎国民卫军的到来是要恢复秩序。议会已重新复会并装出各届议会在不安人群所施加的压力面前都会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局势无动于衷的样子，讨论刑事法案。但几乎同议员们混杂在一起的妇女们，一边听他们发言，一边却不时打断他们，高呼道：“解决面包问题！少作冗长发言！”她们有不少人从早上到现在还什么也没有吃。
米拉波站起身，几乎带着威胁的口吻大声喊道：“我想知道为何有人在这里对我们摆出一种发号施令的样子。”
民众中响起了掌声，这位平民演说家在他们当中依然享有很高威望，况且这些妇女到凡尔赛来并不是要胁迫和污辱依然极为强大的议会。人民根本不是议会的敌人，而是一个性情急躁的盟友，他们是怀着良好愿望到议会来的。
凌晨三时，拉法耶特派一名副官告诉穆尼埃，现在可以散会了，并说他已采取一切措施，局势已完全恢复平静，明天再开会绝无危险。会议随即散了会，疲惫不堪的拉法耶特也去睡觉了。由于无处安身，部分民众就围坐在大堆篝火旁，以唱歌跳舞打发长夜。天刚亮时，一群群情绪相当激奋的人群到了凡尔赛大街上。一扇窗户前出现了一名禁卫军。有人向他说了些带有污辱和威胁的话语，他于是开了枪。人们立即冲进去，杀了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年轻禁卫军，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梭标顶上。他们随后又向一幢禁卫军营房冲去，撞开门，把里面洗劫一空，并四处追击禁卫军，一直追到王宫大院。进入王宫后，他们登上楼梯，到了国王的房间里。王后此时已经惊醒，逃到国王身边来了。候见厅内有几个禁卫军在值勤，冲进来的人群想把他们的枪缴掉。一些武士和国民卫军这时已跑来守卫国王的房间。较晚知道情况的拉法耶特也立即赶了来。
一些贵族指责他睡着了，从而使国王落入暴徒手中。他们说：“他这样作是反对国王。”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拉法耶特不仅是反对宫廷阴谋，保卫革命的卫士；也是防止民众采取暴力行动、保护国王一家的卫士；这一使命使他感到无上荣光。只是由于劳累和紧张，况且也被民众的表面平静所迷惑，他才有此疏忽。在他的说服下，国王带着王后和王子到面向院子的阳台上，同群众见面。
但心中七上八下的国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拉法耶特于是以他的名义告诉大家，将采取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措施。过了一会儿，稍稍恢复平静的国王又回到阳台上，以十分感人的言词请求人民饶恕那些性命受到威胁的禁卫军。“国王到巴黎去！国王到巴黎去！”阳台下的人群喊道。国王说“好，我将回到巴黎去，不过要同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去。”
他知道王后很不得人心，如今通过同人民达成的这一协议，可使王后受到讲究信义的巴黎人民的保护。人们对路易十六此人并未弄清，他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正如他的缺点常常是口是心非一样，他的诚实也常常显示出可贵之处。
“国王到巴黎去！”
“国王到巴黎去！”这是革命的一句具有决定意义的口号，也是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从今之后，革命的舞台将转到巴黎，国王将掌握在人民手中，不愿离开国王的各届议会也将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巴黎是人民力量的积蓄地，巴黎是法国的缩影，关于法国是一个整体的思想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有力。国王来到巴黎后，革命将会以民主的方式和统一的步调进行，这是莫庸置疑的。相反，国家生活和革命运动的中心要是移到外省，一种类似联邦主义和温和主义的思潮就有可能占上风，巴黎就会被人视为异端。为了同巴黎对垒，资产阶级温和派将会同旧制度的势力携起手来。这样的话，法国革命必会成为英国革命的翻版，最后以妥协告终，而不会按其必然趋势，通过广泛的发动而奋勇向前。
因此，10月5日上午从巴黎出发到凡尔赛去要求面包并将国王带了回来的那些可怜妇女，起了非常了不起的作用，这在历史上显然十分罕见。她们使革命和巴黎结成了一个无比牢固的结扣。这个结扣，不但任何贵族或后来的吉伦特派无法将其解开；普鲁士、英国或哥萨克的任何刀剑，也无法将其斩断。
国王在10月6日当天就到巴黎来了。走在国王前面的是一长列手上拿着树枝的妇女，这些树枝显然已透出秋意了。大炮上也覆盖着树叶。国王到达时，已是傍晚六时，天已黑下来了。各家门前都点起了灯笼，革命就在这壮丽而又凄凉的奇异暮色中，怀着满腔激情，步履蹒跚地向前走着。人民向国王发出了阵阵欢呼，而被汪洋大海的波涛托起来的国王，如今正象在梦中一样，向着烟雾缭绕的天际走去。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又十分奇怪的时刻。失败了的王权象是取得了胜利，部分获胜、部分受骗的巴黎，沉浸在无比喧闹的欢乐中，完全忘记了昔日的阴谋。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天的巨大危机似乎使巴黎的革命动荡平息了下来。今后两年将是一段平静时期。革命将向纵深发展，只有表层会掀起一点微澜。
1788年歉收后出现的并因革命动荡而加剧的困难，已迅速得到缓和。粮食又在源源不断地运来，各项工作又重新活跃了起来。面包售价已从每斤四个苏降为三个苏。1789年冬天，天气显得格外和暖。到了翌年2月，终日是那样晴和，各项土木工程已纷纷复工。各个作坊也是一片繁忙。各地业已建立的市政机构，举办了一些公共事业，把尚在失业的工人吸收了进去。到1790年末，此类作坊或场所便大都关闭了，因为国内的经济生活到处都出现了繁荣景象。贫困和饥饿所造成的忧虑已经消失，革命因而可以进行其组织方面的工作。
想当初，10月间出现的突发事件及对国王的生命形成威胁的意外混乱，曾使革命资产阶级分外忧虑。议会一想起民众那天涌入会场的情景就很不愉快。它之所以跟着国王迁到巴黎，是打算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一切街头自发行动。它依然享有很高的革命威望，因而可以颁布戒严令而不会引起民众的普遍反对。实际上，在未来两年中，它无须运用这一法令。因为在调整运动的步伐方面，雅各宾俱乐部将会给它提供很大帮助，使革命力量受到约束。
反革命
因此，下一阶段是展开平稳的合法行动的时期。在这个继危机频仍之后出现的平静时期中，各种主张将得以明确而最终确定下来。每个人，每个团体都会反躬自省，最终选择各自的道路。
革命和反革命这两大对立营垒，每一个都分为若干派。反革命营垒中的极右翼是毫不妥协而又分外糊涂的亲王派，路易十六的弟弟——阿特瓦伯——是其首领。7月14日的枪声一停，他便同孔蒂亲王和孔代亲王一起发出了逃亡信号。
逃到都灵官廷后，他施展阴谋，想在法国策动暴乱并使欧洲各国国君卷入一场反对大革命的战争中来。10月的那些日子曾把贵族吓得魂飞魄散，因而加速了他们的逃亡。许多贵族议员也已离开议会，逃往国外。
很久以来，王后就对阿特瓦伯爵的轻薄言谈十分恼火，因此阿特瓦这样作完全是自发行动，并不是受玛丽-安东奈特或路易十六的指使。不但如此，他的一言一行常常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他认为王后是个轻浮女人，路易十六则生性懦弱，况且已成为革命的阶下因。因此撇开他们去拯救王权是他的责任，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从1891年出版的梅尔西-阿让托伯爵的秘密书信可以看出，反革命向外国发出的最初求援起于何时〔注：梅尔西-阿让托（1727-1794），1766至1790年任奥地利驻法大使。1789年11月3日，约瑟夫二世从维也纳写给梅尔西的信中附加了“一封阿特瓦伯爵写给我并由埃斯卡男爵转交来的奇怪信件”。——编者注〕。1789年10月12日，阿特瓦伯爵从蒙卡利埃里给玛丽-安东奈特的哥哥德皇约瑟夫二世的信中写道：“人们现在要永远打倒全世界最为美好的君主制，使之落入最不光采的民主制泥坑中去。为达此目的，他们用尽了世间一切罪恶手段，使国家出现一片混乱……陛下是一位国君，必定珍视与此称呼相关的正当权利，而且深知一个忠实盟友所应承担的全部义务……请求陛下允许我仅仅提出这样一点考虑：法兰西国王的事情也就是各国国君的事情，人们对他所能提出的指责是过分的善良和温和，如果这些国君不来搭救他一把，也应担心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10月6日那可怕的一天，叛乱分子的暴行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之后，我若保持沉默，那将是犯罪，我若将自己置身事外，那将十分卑劣……我要向陛下补充一句，同我一起逃离出来的法兰西直系亲王全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将满怀激情为我们的国王和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因此，向外国求援是以“祖国”为掩饰的，我们不应被这种美妙言词所迷惑。我的意思是，在阿特瓦伯爵看来，法国和王权是一回事，他在为王权效劳的时候可能认为也就是为法国效劳。可是他的家族的历史分明告诉他，王权的形式和性质，在几百年中已改变多次；每当危急时刻，王权便以求助国民感情的方式，使自己得以更新。
所以从一开始便对革命和业已发生变化的王权之间取得谅解的可能，不抱任何希望，这至少是令人不齿的轻率行为。更确切地说，排除王权有任何变化的可能，这是一种罪恶的个人利己主义。
呼吁欧洲出兵，以阻止法兰西国民给传统的君主制打上新时代的印记，这种举动，从一位直系亲王当时所具有的思想水平来说，也是一种道道地地的犯罪，即出于一己私利的轻浮作法和自命不凡。
约瑟夫二世对这一要求十分恼火。他在东方有着重大利益，不愿贸然卷入一场对付法国的战争。况且他在奥地利已同贵族和教会势力展开过斗争，知道专制制度根本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形式。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提醒阿特瓦伯爵要尊重法国及其意愿。人们对于逃亡所给予的最严厉的谴责，正是欧洲各国国君给第一批逃亡者上的关于爱国主义的一课：
“请殿下考虑一点：几个月来，不管三级会议围绕宪法和主要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发生了哪些糟糕的事情，国王只要愿意，仍可采用许多办法，但他并没有发出任何怨言和不满。相反，所有官方文件表明，对于已经制定和公布的各项条款，他同国民大会是完全一致的。既然一切皆由最无争议的权威——国王和以议员为合法代表的国民大会——决定和批准的，一个人又有何权利采取什么行动，说出什么话来表示反对？
“当然，我既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专制君主，而且我想，我不但无此名声，也成不了这种人；但我仍然认为上述道理是无可辩驳的。殿下及所有认为有必要离开法国的亲王，确实都是非常杰出的公民，但你们不仅不代表任何实体而且也没有任何权利不服从国主和国民大会所决定的一切。
“既然你们热爱法国，热爱国王和王后及同他们有关的一切，你们应当达成一致意见，停止那种不知为何被人称为少数派的反对党的活动，这是你们让他们获得安宁和幸福的唯一途径。这个反对党天生虚弱，没有任何可能实现你们想做的好事；你们所以还能聚在一起，不过是为了做坏事。无可否认，闹得国王和臣民不得安宁的那一桩桩事件和灾难，都产生于对这一党派的认识。人们认为，解除大臣的职务，把军队集中于巴黎附近，是因为存在着罪恶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有人就毫不隐晦地指出是这个党搞的，它给人民造成的畏惧和污辱至今未消。国民议会因而不得不采取了它也认为十分难办的措施……因此，不失时机地去为国家造福，使你们对国家利益的看法服从于享有权成的多数人的看法，消除舆论中一切关于存在着反对党或所谓少数派的想法，对你们来说，不论采取何种行动都是值得的。”
这一教训不但十分严厉，甚至很不客气。它表明逃亡者不仅脱离了国民的思想，也脱离了君主制思想。
不过这一小撮闹事者和卖国贼并未理解。沃德勒伊〔注：沃德勒伊（1740-1817），玛丽-安东奈特的宠信和阿特瓦伯爵的密友，后者于7月16日夜同他一起逃亡。——编者注〕就是这样评价此教训的，因为阿特瓦伯爵曾将约瑟夫二世的这一复信交他阅看：
“这封复信我毫不感到惊奇……信中所提原则也未使我感到意外。此宫廷所遵循的原则正是这样，他们最后必将自食其果。同法国一样，虐待教会，贬抑贵族，是他们很久以来的一贯作法。我深信，一个君主制政权所能采取的这一最大错误作法，正是此宫延传给我们，让我们跟着效法的，法兰西王权的削弱始终是采取了这一作法的结果。”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真是可笑之至。既然奥地利宫廷建议法国对贵族和教会实行贬抑，是为了削弱法兰西王权，它为何在本国也采取了同样政策？一种趋势不仅在具有哲学思想的法国发展着，而且也在专制统治的古老奥地利发展者。这些自命不凡而又十分健忘的人，怎么就对此必然性一点也感觉不到呢？
他们谴责约瑟夫二世，说他也是一名革命者，同时也谴责了自己。不过他们对于人和事的影响还十分微小，因为他们搞的那些只是一种随风飘荡，难以觉察的反叛萌芽。可是议会中的部分右翼切与这些狂人心心相印。他们所执行的是“立法上的逃亡”，越来越不参加会议和表决。
他们认为革命这样无节制地滑下去，最后必会粉身碎骨。此外，旺代的叛乱虽然还相当模糊，不太明朗；但已开始显露出来。下普瓦图的贵族则采取了激烈的反革命立场。
他们公然以近于反叛的腔调，对待国王把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的决定。雷扎迪埃尔男爵曾打着孔代亲王的旗号，试图建立起一种贵族的“神圣同盟”，因此在革命初期各城堡之间便流传着要打一场内战的密语。
流亡都灵的那些人，因而同旺代沼泽地带或丛林地带的阴谋家们不断交换着想入非非的计划。阿特瓦伯爵打算以武力把国王劫持走，因为西部的贵族暴乱此时将可造成有益的时机。1790年5月，都灵一帮给王后写了三封情急词迫的信，要求王后说服国王同意让人劫持走。鉴于此计划已达到相当成熟程度，受奥地利宫廷委托为玛丽-安东奈特谋划各项事宣的梅尔西-阿让托，于5月15日立即给后者写了一封惊恐不已的信：
“都灵计划之轻率，令人不胜忧虑。这一作法不仅有可能危及国家命运，而且直率说来也可能危及两位陛下的性命。除去一些为常识所不容的假设和推想，没有任何措施和方案，这一行动势必会在一开始便因下列可怕后果而失败：国王全家被愤怒的民众抓获，受到他们的任意摆布，其暴行将难以料想。
“而此计划的罪恶和胆大妄为之处，还在于其以武力挟持国王的想法……谁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提出这一罪恶设想并打算贸然实行的人，应当受到极刑惩处。关于这一点，无论怎样婉转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因此希望并请求王后在这方面对国王的善良天性作出一点强烈反应，让国王对此计划给予明确而毫不留情的斥责。”
显然，梅尔西一阿让托所担心的是，国王不能以足够的明确态度否决这一计划。因此，他将其中的危险之处详细指了出来：
“没有一点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没有供应一支军队并使之能够灵活转移驻扎旷野而必须的一切装备……这一情况绝非夸大，实在可悲。但另一方面，国民卫队却有三四十万人。他们有着较为严明的纪律，装备精良，而且在人们的影响下受到那些原则的激励，正处于狂热之中。他们偏布于王国各个城市和村镇，把守着大小路口，特别在首都方圆四十法里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人们对国王及其全家的劫持有成功的可能？一旦国王及其令人敬重的妻子于途中被人抓住，他们所经历的危险将难以料想，而他们在到达安全地带之前是肯定会被人抓住的。一想到这一不堪设想的后果，我甚至连笔也握不住了。”
这些话对后来的瓦伦结局是多么准确的预言！对反革命是多么严厉的谴责！
什么！在革命还刚刚开始，国王一家并未受到任何真正威胁的时候，他们便提出了这种挑动内战的计划……人们在看到梅尔西-阿让托对这种挟持国王的计划有多么担心后，也就会想到因拟定挑动内战和挟持国王的计划而于1789年12月被捕并于翌年2月被处绞刑的马伊·德·法弗拉候爵〔注：马伊·德·法弗拉（1744-1790），普罗旺斯伯爵的瑞士人卫队统领，因被控试图劫持国王而于1790年2月19日在格莱弗广场被处绞刑。为实现其计划，他曾让普罗旺斯伯爵为其担保，借款二百万。——编者注〕，必然认为他至少曾受到模棱两可的赞同和巧妙的沉默所给予的鼓励。
一些可靠迹象显示，先生〔注：先生，法国旧时对国王的大弟的尊称。——译者注〕——普罗旺斯伯爵和国王的弟弟——对于此事在金钱方面的准备及后来的全部情况——虽然法弗拉十分高尚地一直对此守口如瓶——看来不是一无所知。阿特瓦伯爵的突然逃亡，10月5日白天凡尔赛盛传的有人要绑架国王的谣言，阿特瓦伯爵对因出于害怕而谴责法弗拉的普罗旺斯伯爵所说的充满蔑视的话语及那项令梅尔西-阿让托忧心忡忡顽固坚持的阴谋计划，一切表明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反革命营垒之外的一小撮亲王和亡命之徒，在宫中得到的反应是良好的。
这是不是说，早在1789年，国王和王后便已想到逃走和向国外求投？不是。王后当时正彷徨于两种仇恨，即两种因傲慢性情而造成的痛苦之间。在那辉煌年代，阿特瓦伯爵曾多次诬蔑她，刺伤她，她因而对他恨之入骨，决不会希望让他来负责此事，把王权置于他们这些亲王手中。此外，她还憎恨民众，特别是非常惧怕他们；因为他们的一些愤怒议论常常传进她的耳内。
何去何从？哪条路风险最少？她在等待着。她的信教热诚比国王要淡薄得多。她哥哥又是一位富有哲学思想的君王。因此，她对教会有朝一日会遇到的危险并不怎样担忧。她所关心的，主要还是她自己和她的儿子。
她有时发现，她只需一两句话语便可使民众的情绪缓和下来，消除多年的积怨。因此，一向自负、受到污辱的她，常常显然希望以其美貌的魅力和那凄哀而又动人的微笑去征服民众。
10月6日晚，巴伊向聚集在市政厅前的大批人群传达国王的简短讲话时，漏掉了原话中的“满怀信心”一语。王后带着一种高贵的媚态，侧身向他嘀咕了一句〔注：国王的原话是：“我是带着高兴的心情并满怀信心地回到巴黎我这个美好城市的居民中来的。”——编者注〕。不过，她有时虽然幢憬着能和流动不定的敌对人群实现某种和解，并带着一种好奇俯身注视那时而洒满阳光时而雷声隆隆的变化莫测的深渊；但她并未将自己和盘托出。相反，站到反革命一边，离国出走，实现她那异想天开的计划，始终是她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招。因此，她在那暧昧不明的探索中，从未将逃亡的大门关死。
国王的思想也同样地暧昧不明。他比王后要多一层关于宗教方面的颃虑。什一税的取消和拟议中的教会财产世俗化，已经使他那本来就畏首畏尾，又让教士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心灵，深感不安了。
在7月和10月的连续打击下，他这时显然希望努力与革命和睦相处。但这对他来说也始终不过是一种尝试，从而造成其行为在实质上的双重性和表面上的欺骗性。如果他不能通过对革命寄予信任而把革命局限在一定范围，他便会采取其他途径。他责怪其弟弟阿特瓦伯爵的，根本不是这位伯爵制定了那项将他和国民分开的荒谬罪恶计划，而是在温和手段证明无效之前，过早地采取这种只有在最后时刻采用的孤注一掷的作法。正因为如此，他对阿特瓦伯爵十分恼火；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没有象梅尔西-阿让托所要求的那样，明确而又干脆地否定那项计划，彻底打消意志薄弱的阿特瓦心中所不断滋生的阴谋勾当。
1790年2月4日，人们一度以为，国王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正彻底参加到革命中来。他主动来到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演说中的某些部分，表明他似乎已义无返顾地彻底站到革命一边：
“议会所制定的全部法律，时间将会对其中的不当之处作出修正。但任何旨在动摇宪法中的原则的企图，任何以推翻这些原则或削弱其有益影响为目的的联合行动，都只会在我们当中造成不和的可怕后果；即使反对我和我的臣民的类似企图能够成功，结果也只会使我们无可弥补地失去新的秩序向我们展示的种种美好前景。”
对于这些话，左派报以热烈掌声，少数派一声不响，温和派似平十分为难，不知道他们为了国王而反对的那些是否越过了国正本人的意愿。
可是这一明确而又强烈的印象，很快便在这篇充满言外之意的冗长演说中消失了。因为国王不厌其烦地强调，必须对贵族的荣誉称号予以维护，一度使人感到他今日此举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特别是，他要求议会加强“行政权”：
“我毫不怀疑，你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定会明智而又真诚地加强行政权。因为不这样作，便不可能在国内建立任何持久的秩序，也不可能在国外赢得尊敬。”
国王采取这一行动是内克尔建议的，并且讲话稿也是他起草的。因国王的这篇训辞充满感情色彩而立即得到消息的卡米尔·德穆兰，在《法国和布拉邦革命报》第十二期上写道：
“国王在议会说：‘你们定会真诚地加强行政权。'人们听了这句话不由地感到好笑，因为很容易看出这篇讲话是由那位大臣炮制的。他是在巧妙地通过国王之口为自己辩护。所以谁都看得出来，他把这篇讲话变成了一面照出其丑陋嘴脸的镜子。”
是的，在此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之前，国王是不善表现其个人思想和强烈意愿的。他此次的一言一行，显然是内克尔的授意。因此，是内克尔因看到议会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虚荣心受到刺伤而在以加强行政权为名，提醒议会对他的影响子以尊重，并对他的那些无用和拙劣且已失败的财政计划表示敬佩。这种关于行政权的没完没了的老调重弹，实在让人心烦。
实际上，革命对于行政权有着本能的要求，且拥有这方面的才能。为了改变社会政治制度，革命需要展开集中有力的行动。因此革命的各市镇机构一经成立，便联合了起来，以便展开有力的统一行动。
革命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权，这首先是为了砸碎旧的体制，其次是为了把已经起来的民众力量，限制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范围内。因此王权如能毫无二心地同革命一道前进，革命定会把与国民大会的立法权相应的无可比拟的行政权、即具有实在意义和空前规模的权力交给王权。
这样，一个对议案拥有六年暂时否决权，可以任命各个大臣和高级官员，具有广泛权限的世袭神圣王权，便会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它所唯一缺少的，只是革命的国民所寄予的信任。
内克尔不仅不应为国王所遭受的“个人损失”唉声叹气，而且应当对王权从业已解放的国民那里得到的权威和权力大加颂扬。可是此人的话语是那样贫乏，模棱两可，同国王的优柔寡断正相一致。
因此，尽管议会怀有良好的愿望，国王的演说所产生的效果却十分有限而又非常短暂。路易十六仍游离于革命之外，站在一种暧昧不明很快就会遭到两派攻击的中立立场上替内阁说话。这种中立立场，米拉波很是希望能让国王摆脱，用促使王权“国民化”的办法使之参加到整个革命运动中来，从而扩大其威望。
米拉波的打算
当米拉波进入议会时，他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而备受重视的人了。这个伟大人物的不凡之处在于，他在女色方面的强烈欲望却促使他产生了很大的约束性。他曾受到旧制度的严重摧残；由于生活放荡，他父亲曾以逮捕密札来对付他，让人把他投入万森监狱，其实只要有一点宽容精神，这种放荡不羁本来是可以克服的。
严酷的铁窗生涯虽然使他对于自由的要求得到进一步激发；但他并未成为一个庸俗的反抗者，试图以报复心里去摧毁一切。相反，他对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所必须的社会条件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他在狱中写给其“情妇”苏菲——法官莫尼埃的妻子——的充满淫荡之间的信中，常常说道：
“通奸是没有什么可赞扬的，我们可不能把我们因情况特殊而情有可原的自由爱情，视为一种社会原则。”
可见即使在他态意放纵的时候，他也始终保持着一种秩序感。甚至他的傲慢性情在使他相信他不但天赋不凡而且有着不凡命运时，也促使他没有因自身的错误而忘记社会生活的理想。由于生活放荡，不太留意物质利益及父亲对他的无比苛严，他欠下了大笔债务。要是他在手头殊感拮据，甚至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的时候，他没有常常以使其自尊心得以恢复的出色工作而摆脱困境，那么这种使人感到屈辱的负担早已将他压垮了。
因此，当他在普罗旺斯的选举斗争中施展其杰出才华时，他的一些研究文章，如关于专制制度的令人信服的论著，关于比赛特收容所的信札及关于外交问题的专著，已经使他名扬四方了。
他是站在人民方面向贵族展开猛烈进攻的名副其实的平民演说家。“格拉古家族的最后一人在贵族的利剑下丧命时，曾向天空扬洒了一把沙土，马里乌斯便是从这把沙土中诞生的。”当一个又一个村庄读到这一指向贵族的锐利檄文时，普罗旺斯的天空似乎仍是罗马天空的延续，古代集会的喧阔声使之受到深深的震撼，每个普罗旺斯人的内心深处都激动不已，从而唤起对过去共和时代的向往。
不过米拉波的思想却突然越过这一时爆发的激情和乱轰轰的回忆，而提出了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强大社会的看法；在这个社会中，王权将成为各种自由的基石。如同阵阵雷鸣使天空集结的怒云得以驱散一样，这位平民演说家的激烈言词，使每个人的心中出现了一片宁静。〔注：饶勒斯对米拉波的这种热烈赞美，我们不能苟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确实有着现实的预见性及左右人心的本领和无可匹敌的演说才能。但是，他青年时代引起种种议论的放荡生活和他那厚颜无耻的受贿行为，使得人们不可能对他有任何尊敬。因此他未能成为第三等级的首领，使之接受他所制定的改策。所幸他在1791年4月2日便去世了，这过早的夭亡挽救了他这位政治家的名声。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同1789至1793年间的那些安图寻求妥协的人一样，都是错误的。米拉波确实才智过人，是一位杰出演说家；但他的所作所为往往缺乏深刻性，只是浮在面上。他的才华不但蒙骗了他的同时代人，也蒙骗了后来为他撰写传记的作家。——编者注〕
他是带着热烈的愿望进入国民议会的，不仅要显示其演说才能，而且要发挥其政治家的本领，左右局势的发展。
他要建立一种永恒的秩序，当着历史的面并让自己看到，他是能补赎前衍的。革命一开始，他便看出其结果可能会导致王权的垮台。但他深信，如果不让得到改造的王权起一种调节作用，法国很快便会出现资产阶级寡头统治或军人专制。因此，他在国民议会中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保皇派，也是一个突出的民主主义者。
他在父亲的影响下虽曾受到重农学派经济理论的熏陶；但他丝毫未将土地甚至一般财产，视为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尺度。杜尔果，甚至还有孔多塞，在其关于市议会和省议会的草案中主张只让有产者拥有选举权，他越过了他们，主张人人都有选举权。1789年1月30日，他在普罗旺斯三级会议上说道：
“当一国国民因人数太多而无法集中在一个会议中时，它可以召开好几个会议，每一个单个会议的参加者，都授权一人去代替他们表决。
“因此每一个代表皆经选举产生，把这些代表集中到一起，便成了国民大会。这样，所有不是代表的人便定然是选举人，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代表。这样作的首要之点是，这种代表制将涉及每一个人，并将始终如此。因为既然我们须拥有自己的代表，在国民大会中便没有一人不是选举人或代表。
“我知道，好几个国家对此原则有所限制，只给有产者以选举权；但这向政治平等已经迈进了一大步。”
因此，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每一个人都不应排除于公民权之外。国王之所以必须保留并须通过法律对其整个权力加以估量和加强，是因为置于社会等级或阶层的利益之上的国王，是民主的代言人及其权利的维护者。
没有国王，没有这种可以不断地向国民求助的政权，代表们可能会篡夺至高无上的权力，仅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执政。
米拉波反复强调的“王权是人民的遗产”，就是这个意思。
他从一开始便在全国三级会议上大声疾呼，说他宁愿生活在康斯坦丁堡而不愿生活在一个国王没有否决权的国家里，也是这个意思。
他对王权形成了一种完全现代化的看法，既没有把王权看作一种神权的力量也没有把它看作传统的力量。他认为王权是首要的国民机构，由于产生于人民，其合法性只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在那篇关于专制制度的论著中说，“作为社会首领的国王，只是社会为了其自身利益而设立的”。
他还说：
“你所率领的人民能将其力量的使用交给你，只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或者说——这仍然是一回事——只是为了维护其内部和外部的公共安全，为了实现他们在设立监护机构时所设想的全部好处。你并没有将其权利的运用从其手中夺过来，因为他们在将自己的力量托付给你时，是最为强大的。人民让你掌权是为了其最大利益。为了实现这一最大利益，他们尊重你，服从你的指挥。说得更明确一点，他们是向你付出了代价的，而且是很高的代价。因为他们希望你能带给他们比他们为你所付代价更多的东西。
“总之，你是其首要雇佣者，（着重号为米拉波本人所加），而且只是雇佣者。因此，能够把我们付出了代价的权利及那些对我们用处不大的权利交出来，正属于天赋权利的范畴。”
每当国王对正在兴起的革命似乎形成威胁时，他便在议会一再重复的这些言论或类似话语，是多么地大胆！象他这样把社会契约的原则和不可转让的天赋权利，运用于有关王权的理论，是多么地有意思！
米拉波在作出上述推论后，因而可以向王权提出条件，不但可以敦促王权为革命效劳，帮助国民运动的发展，而且也可回过头来要求国民对得到更新的王权所从事的事业予以尊重，保障其发展。米拉波在其两年议会活动期间，正是为促使民主制和王权的这种和解与联合，为建立王权民主制——恕我找不出更恰当的词——而展开了大量工作，施展了全部才智。
他首先力图让内克尔、蒙莫兰、拉法耶特和马卢埃明了其思想。马卢埃似懂非懂。他似乎突然看到了米拉波的庞大革命复兴计划，但没有彻底加入。
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为自己对这位伟大平民演说家的努力支持不力而感到自责。其他人则煞有介事地认为，米拉波所以有此匆忙之举，是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或贪婪欲望。但他并未因自己在这些人面前所受到的冷遇和刺激而灰心失望。
一旦时机成熟，他便通过拉马克伯爵和图卢兹大主教〔注：拉马克（1753-1834），原军中旅长，格诺选区所选贵族代表，米拉波遗嘱执行人。图卢兹大主教即冯堂热（1744-1806），图卢兹选区所选教士代表。——编者注〕同宫廷取得了联系〔第一封信写于1790年6月1日〔注：若尔热·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认为，米拉波送交宫中的第一封信写于1790年5月10日。——编者注〕〕，竭力说服国王和王后，他们从革命的发展中不仅可得到拯救，而且可得到力量。因此，他们应当毫无保留地为革命效劳，把革命既视为自己的事情也视为人民的事情。这样，他们便会得到一种合法的实权，胜过自认为享有极权的历代国王。革命废除了各个省及各个行会、城市和等级所享有的特权，也就清除了旧制度为王权行使权力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因此，革命为王权平整了场地，提供了一块最为完整最为广阔的基础——广大人民整齐划一的生活。
国民将通过其代表制定法律，国王将按照此法律执政。不过，由于王权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从今之后是一致的，对王权说来，在有着深刻意义的主要方面服从国民的意志，并不意味着威望的下降；恰恰相反，这正是强大的完美体现。
因此，国王应当高高兴兴地赞成废除既对他造成束缚也奴役着人民的古老封建制，而不应当使革命半途而废。革命如果不能完成，必会使他的地位受到削弱，而如果完成却会使他的威望大大提高。
教会财产应全部出售，并大胆地、多多益善地广泛发行指券，使革命和他本人一劳永逸地摆脱财政方面的困境。
把有产者这一新的阶层都发动起来维护新的秩序，既防止旧制度卷土重来，也防止出现因煽动宣传而造成的不安定局面，并将旧的军队全部解散。
这将使革命得到巩固，并使纪律得以恢复。军官们的贵族出身及其反革命思想，造成了士兵削动乱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动乱成为正当之举。在新的军队中，新的军官将会忠于革命，因为他们正是由革命发动起来的。由于他们对革命广忠诚，他们很快就会把遵守纪律的习惯建立起来。
因此，国王要拯救王权，决不能采取退缩或犹豫不决的做法，而是应当同革命一样迅速一样果断，甚至比革命更为自觉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以上就是米拉波向宫廷所展示的利弊，所进行的说服工作。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极大的才华，机智、耐性和热情，以致当人们今天重读他的那些立论严密的信件时，有时仍会感到他会成功的。不管怎样，如果有人提出；要是米拉波果真说服国王接受了他的意见，结果会怎样，历史会如何发展？这绝不是什么天真的戏言。
我认为革命时期的人物中，只有他一人能够促使人们提出这种暂时离开现实的假设。因为他以其充满活力的思想和顽强意志展开活动的时候，形势的发展尚未趋明朗，个人的有力推动似乎仍可起决定作用。
要是米拉波的美好愿望得以实现，要是路易十六对革命寄予信任同时也得到革命的信任，因而成为革命的国王，现代法国和古老传统之间的联系就不会中断。革命就不会因国王的背叛和外国的入侵而不得不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不会被迫进行那种时间一长便导致了拿破仑专政的大规模军事努力。
因此，米拉波的设想，不仅可使法国避免出现专制政治和“最为糟糕的军人统治”，而且可防止资产阶级寡头占据优势。这样，路易-菲力蒲靠纳税选举制所建立的政权和拿破仑穷兵黩武的政权都不会出现。虽然有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分，但革命一下子就使四百多万人有了选举权。而按照米拉波的观点，王权为使自已体现出全体人民的力量，完全可以实行普选制。
因此，这种君主制，既保留着传统特征又具有现代特征，既采用议会制又采用民主制。它可以从总体上把广大自由人民，有条不素地发动起来。它当然不会强行干预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阻止工业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不过，由于它已经习惯于以大的革命胆略摆脱旧的束缚，使自己的行动同新的力量协调起来，它可能会逐渐地倾向于工人阶级，支持其运动。法国经常爆发的革命和庞大军事开支所浪费的那些力量，完全可以用来促进其内部的不断平稳发展。
这就是米拉波的才智给思想所展示的前景，而且他曾一度带着某种得意的心情而行动起来。不过谁晓得，虽然经历了各种风暴和痛苦，历史已经显示出来的革命的法国所经历的历程，对法国和世界说来是不是更好些？
诚然，革命同旧制度的势力及王权本身所展开的无情斗争，曾导致一场场巨大危机和专制制度的建立。但是，这种斗争也打开了为自由而奋斗的轰轰烈烈的局面。可以说，革命的烈火已进入法国的体内，共和思想，争取人类普遍解放的思想，已经冲破人们心中的旧的狭隘观念。
为了拯救处于危急中的革命，必须求助人民的力量。因此，思想家们在经济条件促使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产生之前，便一定提出了什么是无产者的未来这样一个问题。在1789年至1793年期间，孔多塞的思想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因形势的发展而受到深深触动的人民也已看到，共和制应当用来缔造“共同的幸福”。山岳派中的残存者，看到他们的左边又出现了巴贝夫和布奥纳罗蒂；但并未流露出多大的惊愕和恐惧。共产主义很象是共和火焰的顶端部分，因此法国的革命温度，已经提前把欧洲无产阶级催熟了。这不就超过了对米拉波要使法国避免的动乱所作的补偿吗？
此外，米拉波的打算纯属幻想，因为要实现此打算，旧制度的国王必须能够由衷地毫无二心地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可是，首先，米拉波本人对国王的思想就没有多大影响，能够使之彻底参加进来。况且他在同意接受国王的津贴后，这一影响也就更小了。他并没有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把自己出卖给了宫廷。因为他从未改变自己的政治步伐。为了实现他那自由驰骋的思想所设想出来的建立革命王权的计划，他得到的钱，绝大部分都用来为此计划作准备了。尽管如此，每月六千法郎的津贴仍败坏了他的声誉。
路易十六在那张便条中谈到这一伟大人物时，简直把他说成一个让他付出高昂代价的阴谋家，每读到这张便条，人们便深感痛心。显然，米拉波在同意接受甚至要求得到这笔月津贴后，便事先削弱了其建议对国王所能产生的影响。他这样做是因债务所迫，他当时正为手头的严重拮据而竭力挣扎着。为了安慰其已经在自己心中遭到损害的自尊，他对自己说，一旦摆脱他当前所面临的苦恼，他便可将自己的一切奉献与革命。但这种诡辩纯属徒劳！因为他现在十分需要的人们对他的尊重却被他自己损害了。
同时，即使他心中的烦恼少一点，动机更纯正一些，他的主张也是不会被人接受的。路易十六的思想和意志所受到的重重束缚，不是一个人所能解除的，无论此人有多么了不起的才干。米拉波对此十分了然，因此打算孤注一掷，快速行事。可以说，他是想把国王本人抓在手中，同他一起参加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赌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早在1789年10月，他的思想便已明确。他认为国王必须离开巴黎；但不能到东边去，不能到边境地区去；因为让人民感到他想离开法国和革命，想与逃亡者会合，向欧洲求援，这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国王去的地方必须是西边，是卢昂，从那里发表一篇完全赞成革命的声明，说明他希望依靠整个国家，要求议会能迁到他身边去，并晓谕天下，他之所以离开巴黎，是为了使他本人和议会摆脱盲目势力所施加的压力。
他将组成一个完全具有革命思想的内阁，并亲自到各个城市去，把国民的各方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有必要，也可重新举行选举。
这是一项无比大胆的计划，提出此计划的人不但自己在冒杀身之祸，而且可能危及国王的生命！同时此计划也漏洞百出！因为既然王权只有赢得全国的信任方可得到力量，那么为何要对国家的首都有此不信任之举？为何要逃离巴黎，出卖巴黎？一个国王如果抛弃巴黎，即将失去一切，而且有什么理自认为巴黎不会象其他地方一样支持一个真正忠于革命的国王？
况且如果被出卖的巴黎发生骚乱，国王将怎么办？如果议会不想离开首部的人民力量，不想听从受米拉波指使的国王的摆布，国王将怎么办？他势必会调集成团的兵力开向巴黎，使之以革命的名义，带着革命的色彩，重新展开一场反革命进攻。这样的话，虽然国王矢口否认，旧制度的所有力量都会来鼓励他，把他包围起来，重新争取过去。米拉波很快就会被排除于国王的智囊之外；结果只是给旧制度所发动的新的政变，涂上一层说不出所以然的革命色彩。
这一同伟大思想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错误所以发生，只能认为是急于求成和过于自负的结果，同时也是内心的绝望心情所致，觉得革命永远也不可能通过缓慢的正常手段，把国王争取过来。在米拉波看来，内克尔、拉法耶特等人皆属无能之辈，他对他们拥有的权力简直无法忍受。他认为这些人目光短浅，得过且过，只满足于他们已有的那点无用的声望。他要把国王弄出巴黎，可能就是想给予国王的卫士拉法耶特所具有的影响以致命的打击。特别是他认为，一旦国王对他寄予信任，接受他的意见而离开巴黎，国王也就永远无法脱身了。
因此，思想坚强的米拉波终日被此如意打算弄得晕头转向，可以说他有好几年一直走在悬崖边上。对于这祥一个心中装着这一秘密但却能给予革命的发展以巨大推动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一心以为仅靠某种大胆的突然袭击便可改变命运安排的伟大人物，人们简直不知是应当赞美其非凡能力还是应当赞美其异想天开。
议会中的党派
不，此时此刻，没有一人——无论他具有多么广泛、多么干练的才干——能够凭借其个人力量对十分活跃，处于混乱状态的革命力量加以控制或约束。因此米拉波的思想虽然高超，但却象是落在一片空濛之境了。让我们还是来看看那色彩斑斓变化不定的现实吧！在议会的右翼席上，大的政治思想家一个也没有。莫里教士〔注：莫里（1746-1817），佩罗纳管辖区所选教士代表，1791年逃亡，1794年任红衣主教，1810年总管巴黎世俗教区，第一次复辟时期被解织。——编者注〕和卡扎莱斯，一个口操神甫的华丽词藻，同时也夹杂着非常通俗的话语；一个明显带着南国的激情，出言吐语给人以某种感染，然而他们只是反抗营垒的代表。他们的讲话没有显示出任何行动计划和对未来的看法。在1789年10月，由于教会的问题尚未提出，反革命营垒既无坚实的组织也无稳固的基础。
中间派思想一片混乱。10月5日和6日之后，穆尼埃认为革命已走上歧途，因此打算借助外省的力量来战胜他所谓的巴黎的专断。他离开议会，到了他几个月前备受拥护的多菲内。
这一决定，包含着许多他个人的怨恨。他属于性情高傲而又意志薄弱的温和派，这种人希望局势的发展，能严格按照他们的思想所形成的框框进行。一旦现实越过他们的想法，他们便嘲笑或咒骂起来。穆尼坎因而为自己未能在国民议会起到他在多菲内三级会议上所起的那种决定性作用而沮丧满怀。
在那里，当他还相当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了，思想虽然有点干瘪，但也已明确起来；靠着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些重大主张。他带着傲慢的心情天真地以为，由他来领导革命的法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可是从一开始，在闹轰轰的议会大厅中，有些人的发言却要比他更为有力。米拉波的口才所取得的初步成功，显然使他深感不快。一天，他带着尖刻的语调，在三级会议说道：
“我发现，米拉波先生刚刚提出并获通过的建议，我在几天前就已提出来了。”
7月14日之后，随着内阁职权的问题提了出来，坚决拥护英国宪法的穆尼埃宣称，英国的内阁制是该宪法的唯一缺陷，实行这种内阁制使英国沉落了下去。对此，米拉波毫不客气地挖苦道：
“不知这个著名岛国，是在哪个纬度上沉没的？”
这个一向十分严肃的政治家，虚荣心受到的这一创伤是难以平复的。与此同时，穆尼埃的基本主张又遭到了否决。他本来希望采用英国的两院制，给予国王更多的特权并使内阁对立法机构享有较多的独立性；但结果却是一院制获得通过，国王只享有暂时否决权。
他的性情因而变得越来越暴躁，身体也越来越坏了。10月的那些日子过后不久，他谈了谈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促使他离开议会的原因，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心中郁结着一股莫明其妙的怒火，衰弱的神经一直未能安静下来。
他想在多菲内把外省温和派组织起来，但未能如愿。这种分裂活动只会有利于反革命，因此他的朋友没有坚决跟着他走。更有甚者，人们甚至掀起了一场针对他的革命联邦运动。
不久，人们对他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他于是向国民议会寄去一份辞职书，最后跑到英国去了。他在英国写了一本怨气冲天、非常拙劣的书，谈了谈他认为妨碍法国人民争得自由的原因。这本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它连布尔克〔注：布尔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和作家。——译者注〕的那种因愤怒而溢于笔端的文采也没有。此外，穆尼埃竟然在书中堕落到了如此地步，对革命运动的爆发表示遗憾。他写道：
“人们在看到赤字的泄露所造成的恶劣形势后，都为这一重要机密未能很好地守住而深表遗憾。”
这样说来，法国当时难道只是缺少一个比卡隆更为能干的人？这些懊丧满怀的温和派看问题就是这样天真。穆尼埃后来还竭力指资米拉波是10月间那些日子的组织者。这一指责当然是错误的，可笑的。马拉对他人的抨击常常是捕风捉影，甚至到了发狂的地步；但他的不近情理与这个因怨愤和仇恨而失去理智的“严肃、贤明”的穆尼埃相比，也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米拉波在谈到这个“可怜的逃兵”时语气非常轻蔑，是完全正确的。
里翁的代表马卢埃，则属于另一类型。他虽然同穆尼埃一样也是温和派，但他的无私精神和坚定性却要大得多。他曾在土伦军火库和基埃纳担任重要管理职务，因此不但思想明确，审慎，而且为人正直。他的发言常会反映出对海上壮观景致和奥维涅山区风光的回忆：
“暴君的专横意愿对臣民自由所造成的威胁，恰如天际飘浮的云朵。”
但他往往是行动较为专一，而眼界不够开阔。他对那些因为害怕或厌烦情绪而擅离职守的右派人士和穆尼埃那样的温和派提出了指责。他本来希望能将他们挽留下来，把温和派中的右翼和左翼联合起来，不久之后并打算创办一个“公正者俱乐部”。他很想把革命局限于理顺王国财务，建立国民财政监督机构的范畴。但他缺乏调动他人的能力。他任凭自己作为一个正派行政官员所怀抱的成见反对米拉波，没有及时看出此人身上蕴藏着多么大的组织才能。况且他又能做到什么呢？
要使革命变得温和起来，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国王争取过来。
看来马卢埃没有明白对宫廷施加影响的必要性；不管怎样，他在这方面未展开任何行动。因此，他对这一作法的反对不但是固执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不过虚荣心虽然遭此打击，他的生活至少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制宪议会中的左派，绝大多数对于暴力和过火行动没有任何既定看法。我们甚至可以说，除少数极其一般的原则外，他们并没有什么系统的见解。他们读过让-雅克的书，对他推崇备至；人们若当着他们的面赞美他，他们甚至会感到不快。
在最初几次会议上，萨尔在谈到卢梭时，是把他当作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来看待的。
克雷尼埃尔〔注：克雷尼埃尔（1744-？），商人，旺多姆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在讨论否决权问题时，曾大谈《社会契约论》，所得结论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他认为，每个人都应享有否决权，都可以不服从他本人所不赞成的法律。制宪议会不仅没有接受这种极端的荒谬结论，而且把完全的民主，视为一种幻想和危险理论而加意提防。但是，为了实现国民的最高权力和使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议会中的左派是什么都愿意试一试的。因此宫廷的罪恶而疯狂反抗，可以使他们走得很远。在勒夏帕利埃、图菜、拉波·圣埃蒂安等人身上，对旧制度、内阁的独断专行、贵族的蛮横无礼及对封建压迫和教会的不容异端所怀抱的憎恨，起着决定作用。为了拯数革命，解决革命的财政问题，他们后来就毫不犹豫地主张剥夺教会的财产，解除王权的行政权。他们倾向于温和的革命；但如果需要，也会赞成暴力革命。
此外，运动的发展知果在某个时候威胁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享有的优势及其所占有的财产，他们也会随时将此发展趋势挡回去。他们不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因而不能向新兴无产阶级力量大开革命的大门。
他们将在必要时利用这支力量，但在思想上随时准备着对其加以遏制，甚至是镇压。
介于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是亚历山大·拉梅特、巴尔纳夫和亚德里安·杜波尔的那个小小的一帮。人们称他们为“三头政治”。由于他们所具有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他们对王权所起的瓦解作用，米拉波在其书信中称他们为“三个无赖”。
确实，他们没有非常明确的原则，并不比其他左派更具民主思想。他们同这些人一样主张维护王权，财产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不过，为了得到民众的拥护，他们在动摇自己本来主张维护的王权时要更为大胆，更富冒险性。
这表明工人阶级的思想当时是多么地不明确。因为他们曾在长时期内，特别喜爱巴尔纳夫、拉梅特和杜波尔。其实这几人的态度，同其他议员并无多大不同。
拉梅特兄弟（亚历山大和夏尔）出身于贵族家庭。
他们的母亲曾得到国王发给的俸禄。费森在其书信中说，曾见她参与由布罗格利元帅在布列塔尼领导的、只有上层贵族方可参加的大的阴谋活动。表现出众，无比勇敢，言语简明而又灵活的拉梅特兄弟，正在以其激烈的革命主张弥补其贵族出身的缺陷。这种态度是真诚的，但缺乏深度。
拉梅特的《回忆录》，思想实在贫乏，没有什么引人之处〔注：亚历山大·德·拉梅特男爵（1760-1829），佩罗纳管辖区所选贵族代表，著有《制宪议会史》（1828年巴黎版）。夏尔·德·拉梅特伯爵（1757-1832），阿拉管辖区所选贵族代表，没有著作留存后世。秦奥多尔·热·拉梅特伯爵（1756-1854），立法议会议员，著有《回忆录》一部，于1913年出版，绕勒斯在这里所说的《回忆录》显然指亚历山大·德·拉梅特的《制宪议公史》。——编者注〕。简直可以说，在那伟大的年代，这些人没有为任何事真正激动过。杜波尔〔注：杜波尔（1759-1798），巴黎市所选贵族代表。——编者注〕的思想要更富活力，他对于司法的看法——建立陪审团和废除死刑——也很有见地。
他赞成实行普选，民主思想显然多于拉梅特兄弟和巴尔纳夫。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精力充沛的法学家何以会如此紧密地同言词华而不实的拉梅特兄弟，及貌似能言善辩的巴尔纳夫抱成一团。他大概希望能够起一种比他的法学家身份所能起到的更大作用，通过与这些煊赫人士的联合而使自己有更大的活动余地。有些人的表达能力与其思想深度不尽相同，为了显露自己，他们因而常常选择一些萍水相逢的中间媒介。
巴尔纳夫〔注：巴尔纳夫（1761-1793），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律师，多菲内三级会议成员及该省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爱国派首领之一，逃往瓦伦的事件发生后，他致力于加强国王的权力，后来与国王建立了书信联系。恐怖时期因这些书信面被捕，于1793年11月28日送上断头台。——编者注〕是当时最为奇特的人士之一，二十七岁即当选全国三级会议代表，脑海中充满幻想。他已预先显示出他的同乡、后人斯汤达尔的某些特征；追求执着，博览群书，勤于思索，始终想在敌对的或玩世不恭的环境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能力。
他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按照类似日记的形式记述了下来；其中记了不少同他的身体和性情有关的芥微之事。他在文学上颇有造诣，正确地指出了歌德和卢梭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他说米拉波“保留了激情的伟力”，我认为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这位无比出色的平民演说家，即使在激情和生活的沸腾浪花在他身上稍稍平息下来后，也仍然能够通过话语使之重新再现出来。青春的激流虽已逝去，但仍然能够通过演说这种奇妙的回声而发出巨大声响。
从巴尔纳夫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很早便已开始努力把资产阶级的渊博知识同贵族的幽雅风度结合起来。在那雄心勃勃的一代人中，他是突出代表之一。这些人不声不响地增强其内在力量，然后突然间在世界上爆发了出来。因此巴尔纳夫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很有点象波拿巴阅读《奥西安》〔注：十八世纪流传于英国的一篇歌颂战争和爱情的古代史诗。——译者注〕；无论这两人及其命运是多么地不相称，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多么地不伦不类。
不过巴尔纳夫在同广阔的苦难世界相遇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坚定的思想为依托。法格〔注：埃米尔·法格（1847-1916），法国文艺批评家。——译者注〕说，他的口才“非常之好”。我倒没有发现他的口才好在哪里，不过他很有点能言善辩的能力，转眼之间便可作出有条不紊头头是道的即席发言，因而连米拉波也不止一次对他深感畏惧。然而，他没有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没有任何激情的火花；甚至他心中所蕴蓄的那种自傲和遐想，也从未在演说中大量倾泻出来。
实际上，他年轻时代的自傲，几乎只是一种不事声张的虚荣，预先在那里为自己希望得到的胜利津津有味地领略其中的喜悦。他很易于为讲坛上的少许成功和朋友们的恭维之词所陶醉，轻率之举因而一再发生。他任凭自己跟着在圣多明各拥有大片庄园的拉梅特兄弟，卷进了风险频仍的殖民政策中；狂热地参与白人和有色人种的争论，支持对殖民地执行一项狭隘政策。这与他自己有时也煞有介事表示赞同的、近于民主的步伐，显得很不协调。不久之后，当他把国王一家从瓦伦弄回来时，后人斯汤达尔必会狂热追求的这一奇异冒险，也在巴尔纳夫身上产生了一种具有浪漫色彩使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诱惑。他没有抵御住这种诱惑，很不谨慎地为王后出谋划策，同宫廷进行秘密交易，结果于8月10日被人在土伊勒利宫发现有关证据。一年后，他在断头台上送了命。囚禁期间，他郁郁寡欢，思想处于极度的苦闷中。因为他那比较脆弱的心灵，似乎很难对付这命运的重压。
这与罗伯斯比尔是何等地不同！罗伯斯比尔也是一个性情内向的人，十分注重其个人尊严和仪表；但他却有着难以动据的坚定主张和不屈不挠的态志。他同布佐、普里厄、罗德雷、杜波瓦-克朗塞〔注：布佐（1760-1794），律师，埃弗勒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普里厄（1756-1827）律师，马纳河畔夏龙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罗德雷（1754-1835），高等法院成员，麦茨市所选第三等级代表。杜波瓦-克朗塞（1747-1314），维特里-勒弗朗索瓦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萨尔一起，都是议会中的极左派；但他的始终不渝和坚持到底的精神，却比他们要更胜一筹。马卢埃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语：“在议会的左派中，只有来拉波和罗伯斯比尔这两人，完全不是蛊惑人心之徒。”他的意思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行事的，没有屈服于群众的任性和舆论的某些暂时趋向。
罗伯斯比尔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国民享有最高权力。这唯一的想注，他一直坚持始终，没有任何迟疑，即使导致极端后果违在所不惜，这许不是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相反，他是君主政治的拥护者。但他不会在国民权利的问题上，向王权作任何让步。他对国王的容忍，只限于国王必须同国民的最高权力相吻合。
他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思想或共产主义思想。1789年，他在社会方面最大胆的行动，是要求人们把领主霸占的村社土地夺回来，把这些自瓜分以来已改为麦田的土地，再重新变为草场和树林。
不过，要使国民享有最高权力，必须使国民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多穷，都享有其应有的一份。他的政策中的民主倾向便是由此而来的。此外，反对革命的主要是穷人，至少是那些没有任何集团利益、收入不多的阶层，即手工工人和小土地所有者。贵族和富有资产者可能会试图对国民的最高权力加以限制，使其特权或财产得到保障。
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没有任何利益与国民的利益想对立。因此在罗伯斯比尔的思想中，国民的最高权力很快成为人民的最高权力。人们常说，他使用的“人民”一词含义相当模糊，情况确实如此。我们今天使用的“无产阶级”一词有着明确的含义，它指的是所有所谓靠劳动为生并只有凭借他人所掌握的资本方可劳动的人。在1789年，在法国社会的政治语汇和经济状况中，“人民”一词不可能具有这样明确的含义，而是在不同的时候运用于不同的阶层。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对罗伯斯比尔说来，在每次革命危机中，“人民”一词都指的是所有不能从限制国民的最高权力和妨碍其全面执行中得到任何好处的公民。因此，他的纯粹民主的政策，已开始显示出一种阶级政策；但这种政策还不太明确，正如阶级本身的轮廓尚欠分明一样。
他读过许多让-雅克的书，脑袋里满是让-雅克的东西；但若说他受让-雅克的思想所左右，则是不对的。卢梭所说的民主，只是一种大国无法实现的理想；罗伯斯比尔摒弃了这种社会方面的悲观论调。他认为，象法国这样的大国，可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唯一条件是使权力比小的共和国有更多的集中。因此他既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是一个观点模糊的人，而是一个为实现国民的最高权力和民主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理论家。
他那激烈的思想和辛辣的语言，起初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和引起怎样的注意；但他从一开始便在议会采取了非常明确的立场：反对给予国王以暂时否决权，反对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并不断提醒国民大会当心贵族的阴谋，勿以严厉的温和立场挫伤业已起来的人民力量。
他起初十分孤立；但不管怎样，他有两点十分有力。一方面，宫廷的阴谋诡计迫使议会不得不同意人民介入。7月14日，是他粉碎了政变阴谋，10月5日也仍然是他迫使国王批准了“人权宣言”。
此外，制宪议会议员也大都读过让-雅克的书，具有《社会契约论》及国民最高权力和民主的思想。他们不敢将这些思想在法律上完全反映出来，因为他们既要照顾王权传统，又要照顾资产阶级开始出现的特权。但他们不得不宣布了人权，而这一革命理想是必然会产生结果的。每当革命与敌人发生冲突时，制宪议会议员对于过去的照顾，或他们同资产阶级利已主义所达成的默契，便越来越处于自相矛盾之中，越来越行不通。罗伯斯比尔的立场已经走到革命的前边去了；但他仍待在革命所必须走的道路上，待在十八世纪的理想给人们指出的道路上。
但在1789年底和1790年初，议会由于其成员的不太一致，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设在圣奥诺雷街并与议会所在地“驯马厅”为邻的雅各宾俱乐部，成份也相当复杂；虽然他们都是清一色的资产者。他们不可能给予议会以有力的明确的推动。
因此可以预先断言，议会必是以一种中庸革命思想，十分谨慎地，靠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去着手其组织方面的工作。只是由于形势所迫，特别是财政赤字和局面的无法维持，它才会采取重大行动。
补充注释
七月十四日
一、经济危机。紧随着1778年之前生产发展（路易十五鼎盛时期）而来的，是路易十六时代的衰退，原因不外乎农业的变化无常——传统经济历来如此。葡萄收入减少，粮价下跌及1785年旱灾所造成的畜牧减产，使得农民购买力大大下降，而他们却是一股很大的消费群。工业生产因而受到影响，1786年英法商业协定签订后所造成的竞争，使得困难局面进一步加剧。在城市和已经发展起乡镇工业的农村，失业迅速蔓延。
人民群众在这一艰难情况下迎来了1788年。这一年，由于收成太坏，面包价格扶摇直上，1789年7月初的巴黎竟涨到每斤4个苏，而且这一价格是靠着政府的补贴才得以稳定下来的，有些地区则涨到每斤8个苏。雇佣者认为，面包价格每斤不应超过2个苏，因为面包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而他们的日工资仅在20至40苏之间。人民群众的生活因而每况愈下，不久便受到了粮食紧缺的严重威胁。为了说明资产阶级的崛起，饶勒斯十分强调王国的繁荣。但这种繁荣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好处并不一样，多年来的物价上张，使得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得益不少。但是，工人工资却没有得到相应增长。
城乡人民将其苦难归因于政府和统治阶级，这便是沉重的税赋，过高的消费税和入市税及什一税征收者和领主对他们的盘剥；这两种人并被指责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革命心态因而逐渐形成。进入1789年后，骚乱日趋频繁，市场出现混乱，粮食流通受阻。因封建权利和税收的双重剥削而愤怒不已的广大农村，形势尤为动荡。早在1789年3月，围绕土地的反抗已在普罗旺斯开始酝酿，加普地区及皮卡迪和康布雷西则分别开始于4月和5月。同时，乞丐问题这一旷日持久的沉疴也日益严重，从而使乡村中的不稳定和人们对“盗匪”的恐惧更为加剧。1789年4月28日，巴黎城关圣安东的工人起来洗劫了雷弗戎和昂里奥的作坊。三级会议就是在这种饥荒蔓延、社会普遍不安定的气氛中筹备和召开的。
二、革命心态。正当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时候，三级会议的召开，使得人们兴奋不已。正如若尔热·勒费弗尔所指出的，它象一个预示着新时代到来的“好消息”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第三等级中激起了“很大希望”。“在下层民众心中，这一希望使他们对于革命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认识，所谓神秘，即指能唤起创造性和力量的对于未来的种种遐想。因此，革命在开始阶段，能够容忍人们把它比作某些刚刚兴起并被穷人一厢情愿地理解为重建人间天堂的宗教运动。”（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因此，人民期待着他们的好国王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选举活动一结束，许多农民便认定国王定会如此行事，因此决心不再交纳任何税赋——无论是什一税还是封建税赋。革命心态因而逐渐增强。
贵族反对把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随后又反对按人数表决，以及他们在三级会议旷日持久的对抗行动，使第三等级终于明白，贵族将会不惜一切地维护其特权，他们会拿起武器，动用军队……这样，除对于盗匪的恐惧外，如今又加上了对于贵族的恐惧。更确切地说，这两种恐惧是交织在一起的，从而使经济危机的后果与三级会议召开的后果合而为一。这样，便出现了整个第三等级确信不疑的所谓“贵族的阴谋”。由于没有能力分析经济形势，他们把危机的责任归因于王权（不是国王）和贵族。不过这一看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布里安摘的粮食自由贸易就为投机提供了方便，正如封建权利对收获物的提取和商品的囤积为投机提供了方便一样。另一方面，宫廷和贵族此时已决心不能长期容忍第三等级的不听话，不久之后的军队调动，便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贵族的阴谋也就变成实实在在的了。
对于“盗匪”的恐惧和对于贵族的阴谋的担心，虽然总的说来造成了人心惶惶，但也促使了某些人的反抗。革命心态对于恐惧的反应是自卫。第三等级中最为觉悟的人士于是组织了起来，比如产生三级会议代表的巴黎选举人就是这样。他们成立了一个隐蔽的市政机构，使设在市政厅的原市政机构扩大了一倍。不久之后，他们又建立了一支具有双重使命的资产阶级卫队，既抵御王权军队的可能袭击也给下层民众以威慑。恐惧感因而被普遍地拿起武器所取代，并进而产生惩罚念头：必须对人民的敌人加以制伏和惩罚。这样便导致了随意抓人和民众所进行的屠杀。
若尔热·勒费弗尔认为，恐惧、自卫和惩罚，是1789年7月形成的革命心态的三个主要方面；直到1793年，这种革命心态一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
三、市镇革命。饶勒斯没有谈到1789年7月历史发展的这一重要方面，显然是由于缺乏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面资料。不过在饶勒斯撰写此书时，地方志的研究已经提供大量实例。
外省也同首都一样，通过其代表写回的书信，而焦急地注视着第三等级同特权者展开的斗争。在那里，内克尔的解职激起了同巴黎一样的不满。巴士底狱的被攻陷，也按照路程的远近而在7月16日至19日期间被人们知晓，从而促进了某些城市在7月初便已开展起来的运动。市镇革命便是在7月初（如起因于粮食骚乱的卢昂）到8月（如奥克和布尔热）这一个月内展开的。狄戎的市镇革命，是在得悉内克尔被解职之后进行的，蒙托邦则是在得悉攻陷巴土底狱之后。
各地市镇革命所进行的程度因城市而异，差别很大。一些城市比较彻底：斯特拉斯堡的原有市政机构，就被人们以武力取消了。狄戎、帕米埃的原有市政机构，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其成员在市政委员会内只占少数。波尔多的原市政机构，仅限于“维持秩序”，主要工作则由市政委员会承担。其他一些城市则不太彻底，出现了旧有政权与革命政权并存的局面，如诺曼底的某些城市就是这样，希望给未来留条后路。这一并存局面，往往反映了不同成员的对立，两派当中谁也不能取得明显优势；这种对立在麦茨和南锡是表现在社会方面，在蒙托邦和尼姆，除社会方面外还表现在新旧教方面，在利其热则表现在人际方面。还有一些城市也不彻底，只是昙花一现，如里昂和特罗耶，取得7月胜利的爱国派很快遭到旧制度拥护者的反扑。最后，还有一些城市，根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革命。这是因为旧有市政机构或是受到爱国派的信任（如图卢兹），或是得到军队和法院的支持（如艾克斯）。这种程度上的不同与市政机构的不同组成形式有关，也与社会对立所起作用有关。在弗朗德尔，运动没有怎样展开，因为第三等级内部出现了分歧，资产阶级的要求集中在政治方面，民众的要求则集中在社会方面，二者未能在先后顺序上找到共同点。总的说来，市镇革命在北方和南方开展较差。因为这些地区的城市，或是已经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或是控制在行政官手中，市镇传统较为稳固。
资产阶级国民卫军的建立，是与市镇革命同时进行的，而且也呈现出很大差异。新建立的市政委员会大都以巴黎为榜样，马上就成立了资产阶级卫队，用以维持秩序。但是，有的地方却是原有市政机构先建立国民卫军，然后在更加革命的国民卫军要求下成立了市政委员会，如昂热就是这样。图卢兹建立了国民卫军，但并没有搞市镇革命。阿尔比国民卫军的建立，只是将旧制度下的自卫队换了个名称。
这场市镇革命所表现的形式虽有很大不同；但其后果在各地却是一样的。王权统治和中央集权已经消失，各省总督几乎都已溜之大吉，税赋停止征收。当时的一位人士因而说道：“现在已没有国王，没有高等法院，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新的市政机构接收了旧的权力。长期受到专制制度刁难的地方自治，终于得以自由发展，市镇生活重新显出一片生机。法国就这样市镇化了。
在许多地区，市镇革命在社会方面的表现需要特别提一提，其根源在于粮食短缺和粮价高昂。城市人民期待着取消间接税，严格控制粮食贸易。在雷恩，新的市政机构一成立，便立即对囤积的粮食展开了搜寻工作。为了平息市民的愤怒，卡宴的市政官员作出了降低面包售价的命令；但同时也采取了建立资产阶级卫队的预防措施。在庞托瓦斯，因粮食而引起的骚乱是由一支从巴黎调来的团队平息下去的；普瓦西的骚乱者指责一佃农国积居奇，后来在国民议会所派代表的干预下，此人才获救，而圣热尔曼-昂莱的一位磨坊主则被人打死了。弗朗德尔的海关办事处遭到了洗劫。7月26日，凡尔登市民烧毁了入市税税务所门前的栅栏，并向几个被认为藏有粮食的商号发出了警告，城防司令因而要求资产阶级建立居民自卫队来维持秩序，同时不得不同意降低面包售价。布罗格利元帅在逃亡途中落入这一骚乱之中，后来费了很大的劲并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才得以逃脱愤怒的市民。
确实，由于担心贵族的阴谋，外省的气氛因而恶化。一切活动都受到怀疑，运输受到监视，车辆受到搜查。边境地带关于入侵的谣言不胫而走，全国沉浸在一片焦虑中。不久，大恐怖便开始了。
八月四日之夜和封建制的“废除”
封建制并没有在8月4日晚全部废除。当然，土地和人都摆脱了一切束缚，并宣布了土地占有的自由（见本书第二卷），不过，使8月4日晚的决定成为正式文件的8月5日至11日法令，虽然废除了什一税，取消了土地的贵族占有和封地的等级制及其有关法律，特别是长子继承权；但却将“与实际或人身的遗产永久管业权及人身奴役有关的”权利同“所有其他权利”区分了开来，前者无偿废除，后者可予赎买。梅尔兰·德·杜艾后来谈到关于封建权利的赎买的1790年3月15日执行法时，又提到了这一区分。
“统治性的封建”权利，即被认为从公共霸占、由公共出让或靠暴力确立的权利，全部无偿废除。这些权利是：荣誉权和司法权，遗产永久管业权和奴役权，征收税赋权和人身劳役权，征收杂使费、过桥税和市场税的权利，狩猎权和捕鱼权，养鸽权和禁猎权。此外，三十年来，有利于领主的村社财产“分解权”也宣布取消。
“契约性的封建”权利，即被认为来自占有土地的领主与佃农之间签订的契约、因而成为土地原始转让的抵偿的权利，被宣布可予赎买。这些权利是年贡、实物地租及土地转让的额外税。赎买的比价，按照1790年3月3日的规定，以现金支付的部分为年产值的20倍，以实物支付的部分为25倍，额外税按土地等级定价。赎买，严格限定于本人。农民还须补交三十年来的拖欠部分。领主若能证明其三十年来的一直占有，可免予出示证书。赎买的比价既然如此之高，问题很快便显现出来：广大小农根本无力赎买，特别是人们没有提出任何贷款办法，为其赎买提供方便，只有富裕农民或不亲自耕种的土地占有者，可使其土地摆脱束缚。不过后者只会把赎买的负担转嫁到他们的佃农和分成制租佃的农民身上。至于什一税，按照1791年3月11日法令，这一税赋的取消只有利于土地的占有者，因为佃农须以现金向其交付有关部分，分成制租佃的农民则须以实物向其交付相应份额。因此，如此废除封建制，只有利于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不会使广大农民感到满意。这种不满后来便发展成骚乱，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山岳派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公会，于是通过1793年7月17日法，彻底废除了封建制。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