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消除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会，这对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那它将犹如一块可怜的破布，一撕即破。法国无产阶级始终把捍卫国家的独立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受到民主主义者极其荒唐的诋毁。无产阶级有权利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
　　无产阶级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不要去干那种置法国和工人阶级于不幸的罪恶勾当，不要驱使法国工人同其它国家的工人弟兄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法国在海牙会议上主张仲裁政策，主张每个国家在冲突爆发之前，把争论提交海牙会议，由其进行仲裁。法国已在道义上作出这种保证，决不能出尔反尔。劳动人民希望国家不要轻率地中断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关系，希望国家继续保持其优良的传统。他们尽力保卫法兰西的崇高理想，使之免受人们的一时冲动或卑劣手段的践踏，这样做既有利于无产阶级本身，又有利于国家。
　　 无产阶级还有一个要求——他们有权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这一要求：国家必须抛弃一切阶级或党派的成见，根据国防本身的需要，组织军队。
　　我请求军官们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研究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研究社会党关于军事体制的见解。如果他们盲目地攻击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攻击与他们的习惯相抵触的思想体系，那对他们来说——我指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将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军队的军官通过德雷福斯事件，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误解的危险性。他们轻信个别与该事件有牵连的上司的话，为了挽救军队的荣誉，竟然发展到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地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场悲剧作何感想。如果他们文过饰非，顽固地坚持错误，或者出于对这类亏心事的厌倦，只是在思想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却不去吸取应有的教训，那就只能错上加错！相反，如果他们拿出最大的勇气，敢于从最痛苦的经历和最致命的错误中记取教训，洗心革面，他们就必然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个人必须思想开阔，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当国家的存亡面临威胁时，这些军官理应率领于百万无产者开赴战场。假如他们和无产者之间存在着思想隔阂，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误会，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不幸啊！

　　解决困难和消除危险的唯一办法，为了巩固国防而深入持久地进行军事教育的唯一办法，这就是破除对驻扎兵营的迷信，把兵营仅仅作为训练新兵的学校，就地编制部队，经常保持其满员，定期召集演习，进行严格和有效的训练。
　　在现行的兵役制下，对士兵和军官的教育均感不足，白白浪费青年人的大好时光和精力。这一制度成了建立生气勃勃的作战部队的障碍。凭什么理由这个制度居然能沿袭至今？这恐怕首先是因循守旧的结果。多少年以来，各个大国的军队一向驻扎在兵营里面，仿佛只有驻在兵营的军队才是常备军，而常备军则必须呆在兵营里。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变迁，尽管建立了平等的义务兵役制，全民武装的原则已得到确认，尽管大批入伍的平民应该成为一支真正的防御力量，但是人们总是留恋过去，总想尽可能地保留旧军队的那一套，使现在的军队变成旧式军队的翻版。因此，人们不知不觉地把驻在兵营的那一小部分军队看作是军队的整体，把仅仅用于训练和培养军事人材的场所看成是军队的根本。这如同把脚手架误认为是支撑整个大厦的栋梁一样。凡是研究历史并且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都不会对习惯势力的这种反抗感到意外。旧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起作用，而新思想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才能最后战胜习惯势力。守旧者力图保持一支脱离人民的、长期在特定圈子里生活的职业军队，而革新者则因为政治民主的胜利和旧军队的军事失利，提出了全民武装的主张。三十年来，我国制定的一系列军事法令和由此而产生的军事体制均是这两种思想不断妥协的产物。今天，当我们想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我们便感到旧的习惯势力的最强烈的反抗。同时，军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极力加以反对。许多人认为，实行全民武装之后，国民军中的军官首先应该是普通公民，这就远远不如统率百万正规军来得威风。现在，驻在兵营的现役军队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社会，有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行动，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习惯于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只承认某一家族或某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在他们看来，人民的民主是分文不值的破烂货。同样，深受我国旧军队传统影响的人只看到少数驻扎在兵营里的、完全不受他人约束的军队的力量。今天的政治和社会要求军队向全体人民开放，但这些人却顽固地主张军队必须保持其原来的脱离人民的特殊地位。他们完完全全地错了。建立在人民意志基础之上，并得到法律承认的政权是最有权威性的政权。同样，由热爱独立的人民组成的，并随时准备捍卫国家独立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这样的军队里，军官享有最大的威信，官兵关系最为融洽。
　　不合时宜的成见和自尊心，不能动摇人民自行捍卫民族生存的坚强决心。现在人民意识到，继续保持模棱两可的制度是危险的，迁就过去将妨碍新原则的发展。单纯、明确的新制度必将逐步代替混杂拼凑的旧制度。夸大常备军的作用和贬低一支真正的军队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断送法国的国防。
　　现在是真正拯救军队的时候了，否则它将毁于疲沓和懒散的寄生虫式的生活。
　　如同我在上面指出的那样，颠倒现役和预备役之间的关系——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后者处于屈从和被遗弃的地位——这起到了瓦解法国国防的恶劣作用，使法国丧失一半实力。由于军事制度中存在着这一弊病，法国在防务方面等于只有半个法国。

　　议员们在演说中都谈到了“全民武装”；所有的军官，甚至包括那些思想最保守的军官，没有不同意“全民武装”的原则。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为，临到危急的时候，人人都将手持武器，开赴前线。朗卢瓦将军以及其它一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指出，预备役是法国的一支重要的力釐。于是，人们便以为，一旦临战，十一级预备役将全部投入第一线，为保卫国土而战。这将是一支了不起的军队。预备役共有二百万人，年龄均在三十四岁以内，个个身强力壮，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这将不是一支人数有限的“尖子”部队，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是一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和组织严密的部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参谋部的动员计划，十一级预备役中，只有前五级——甚至不到总数的一半——才被派往前线，而其它七级——均为二十七岁至三十四岁的壮年——却不能上前线杀敌。
　　这样，在动员的时候，最年轻的几级预备役将编入 144个现役步兵团，使原有的兵力增加一倍，剩下的人将编入预备兵团。这些预备役步兵团实际上只是一些地方守备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守卫据点和交通线，或者是补充前线的伤亡和生病的士兵。麦西梅在 1906年和 1907年的两次报告中透露，政府把七级预备役弃置不用，即把一百万精兵弃置不用，使法国失去数量上的优势。他在 1906年写道：”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我们不认为应该取消预备役的年龄界限，以便把他们统统转入现役部队。实际上，年龄不同的预备役将被编入不同的部队。总动员时，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的人将参加现役兵团，而二十八岁至三十三岁的人将编入与地方守备部队类似的单位 ”。 1907年，他再次强调：“若把第二期召集时间减为十五天，预备役中的年长者将同较为年青的第五、六级一样，不参加第一线的大规模行动，只需集中在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但至今尚未很好利用的野外训练营里 ”。
　　现在，预备役截然一分为二。至少有一半人仅仅在名义上属于现役的预备队。他们在战时同现役军队毫无关系；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是徒有其名。他们只不过是地方守备军的一种形式，或长期驻扎一地，或承担一部分后勤工作。法国的预备役太多了，能够保卫国家的公民太多了，以致不知道如何处置他们才好。他们非但不能发挥保卫国家的作用，反倒成了累赘。
　　只有正义的国家，才能实行全民武装。假如一个政府把预备役全部弃置不用，这说明该政府居心不良，正在阴谋发动武装侵略。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便是一例。他们日益依赖现役军队，并且逐步缩小预备役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初级阶段中的作用，即缩小全体人民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合乎他们的逻辑的。
　　他们不顾民族的感情，公然违背已经萌芽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朗卢瓦将军对已婚公民简直是“关怀备至”。但这是贬低预备役作用的最好不过的借口。他在“关怀”的幌子下，把大多数人摒于军队之外，让一小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职业军人来左右国家的命运．难怪朗卢瓦将军在文章末尾叫嚷： “坚决制裁破坏分子！ ”
　　那些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把国防破坏殆尽的人最为可恶。他们使军队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使人民放弃维护和平与正义的权利。
　　今日法国的社会制度犹如大杂烩一样：既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又有寡头统治的因素；既继承侵略的传统，又表现出和平的意愿。与这种混杂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军事制度当然也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法国预备役的人数大大超过德国。预备役不但不受重视，而且遭人嫌弃，甚至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政府只是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才动用其中的一半力量。
　　法国只有从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出发，组织自己的军队，她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法国也只有奉行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她才能恢复其应有的权利，才能毅然决然地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放弃武力报复的企图——为了保全面子，她现在只得继续空喊这一口号。如果法国在各种场合光明磊落地宣布放弃其进攻策略，如果法国向各国保证愿意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如果法国真诚地希望维持和平，那么，一旦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时，法国就能依靠全体公民的献身精神，击退敌人的强大进攻，并持久地展开各种形式的抵抗。
　　到那时候，一切敢于冒犯法国的人都将遭殃！但是，那些自称最爱国、最富有牺牲精神和最懂军事的人，却把一半以上的预备役弃置不用，使法国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丧失全体人民的热情支持。这实在是法国的不幸！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把全国公民分成已婚和未婚的两类，这等于向敌人承认，法国无力进行真正的全民抗战，无力动员全体公民齐心协力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一方面哀叹，法国的人口日益减少，而德国的人口却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却不去发挥法国的唯一军事优势，即立即动员其全部预备役。法国的经济条件远比德国优越，因为法国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拥有长期积累起来的资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高，工农业发达，而且比例得当。
　　在动员预备役方面，法国也占道义上的优势：一旦法国遭到明目张胆的侵略时，法国就有充分的政治和社会理由动员其预备役，而德国则不敢贸然把预备役投入最初的进攻。法国在战略上同样处于优势，因为战争是在受到进攻的法国本土上进行的，只要善于并且敢于选择有利于集中的地点，便可及时地集中人民的力量，而侵略者则师出无名，得不到本国人民的热情和支持，很难动员预备役到异国领土上去打仗。我敢断定，德国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是不敢冒此风险的。如果他们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他们必将遭到惨重的失败，而这一失败必将导致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
　　如果法国能从一开始就动员其全部的预备役，做到举国上下团结一致，那么法国将变得强大无比，最疯狂的敌人也不敢对她轻举妄动。对于法国来说，这一崇高的国防政策不仅能很快导致和平，而且将确保持久的和平，也就是说，这将导致人类所希望的最纯洁和最慷慨的革命。为了巩固国防和确保和平，我们坚决反对把百万精兵弃置不用的极其荒谬的制度。职业的爱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神不知鬼不觉地使国家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而我们则希望把这支大军重新组织起来。对这个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人民却几乎一无所知，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公民中间，甚至在有识之士中间，有几个真正懂得什么叫 “动员“的呢？议会内外，又有谁关心参谋部的国防计划和兵力集中的计划？

　　麦西梅的报告以及国防部长最近的声明都公然要求取消一半预备役。但是，这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公开或私下提出责问的人廖廖无几。既然法国要求每个健壮的男子服役两年，既然战争艺术在于能否在关键地点集中优势兵力，既然军事首脑认为，战争的最初阶段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把一百六十万十级预备役与两级现役合并使用呢？这在实际战术中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让大家来讨论和研究吧！这类技术问题只有对那些毫无解决问题诚意的国家来说，才是无法解决的。
　　事实上，一般人对这类问题不感兴趣；军事当局或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从本阶级的私利出发，墨守陈规，独断专行。
　　 没有很好地在全国开展军事教育，一般居民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对国家的安全关心不够，不愿参与讨论和监督最有效的国防手段。军事多属秘密，所谓公开讨论，并非要向敌人公开作战计划或具体细则，而只是确定一般的战略原则，以便通过实行全民武装来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一个国家的战略原则如同军事组织一样，与本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因此，国家的战略原则如同其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一样，必须接受全体人民的审查。这里当然不是指军事行动的细节，而是指原则、准绳、方法和目的。只有当全国人民都关心国防时，国家的安全才有可靠的保证。
　　战略的种类繁多：有防御性战略，进攻性战略；有介于防御和进攻之间的、极其危险的战略；有政治寡头和职业军人的战略，即只依靠驻扎在兵营的现役军队或者依靠现役和少数预备役勉强结合的战略；有真正民主的和全民的战略，即从今开始就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凡此种种，究竟哪一种战略最好，哪一种战略最劣，均需让全体人民了解、讨论和决定 。但是，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并没有人民参加，而是在背着人民，甚至在违反人民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已逐步习惯让军事专家们秘密地制定全国行动的原则和具体细节。参谋部正在按照制度的原则精神和过时的理论，忙于削减一百万国家的保卫者，不愿有效地使用全国的预备役。他们之所以这么于，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无法调动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迷信由少数人组成的军队。此外，他们懒惰成性，根本不愿为组织一支精锐部队而花费气力。
　　我们提交议会和全国讨论的军队改组的方案不但包括真正实行全民武装这一点——目前还只是一个极不成熟的初步设想——而且还包括一系列与此有关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这个方案必将打破思想普遍僵化的状况，必将在实行全民武装的同时，通过对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人民养成思考的习惯。

　　如果东部地区的民兵在自己的家里藏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一旦临战，他们应征入伍和集中的时间就会缩短（至少对步兵来说是这样）。这是瑞士人想出来的一条绝妙的办法。我并不想一下子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办法，因为我不愿给那些 “好心肠”的人提供把柄，说我在加快征兵速度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幌子下，企图武装怒吼的无产阶级来反对可怜的资产阶级。我不希望我们这个从国防角度来看很值得研究的主张遭到粗暴的否定。但是，说实在的，我不认为，如果每个公民家里藏有武器，就会导致人们想象中的天下大乱。在骚乱和罢工中，人们手中没有枪反倒要比有枪时更容易出乱子。在人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号召开枪只不过是一种形象说法而已，对别人和对自己均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类号召固然是无害的，但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他们就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当人们手中有枪时，当人们只需从肩上取下枪，装上子弹，就能开火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时，人们便不敢轻易号召开枪，否则就会引起严重后果。一个人只有在发疯或绝对服从的情况下，才会开枪。士兵们向人群开火，可以说是在履行“公事”；而他们对这一类 “公事 ”正越来越反感。一个人只有在失去人性和理智的情况下，才会下令开枪。有良知的政治家在领导运动时，必须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采取负责的态度，必须反对任何导致流血伤亡的暴力行动。任何一个工人或者罢工者的妻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投掷石块，但是若叫他们开枪，他们便会变得迟疑起来。士兵在开枪的时候，不但会感到害怕和气愤，而且还会有一种闯祸的感觉。如果工人不惜酿成流血事件，滥用他们手中本应用来保卫国家的枪枝，那么他们的各种要求以及他们的事业都会遭到最强烈的反对和谴责。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游戏，工人们是决不会这么干的。不但非无产阶级群众，而且连工人阶级内部反对暴力的人——不管他们是出于明智或胆怯，还是出于忍让或理想主义——都会对使用武力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甚至包括肉体上的报复。不光革命的工人手里有武器，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半保守的工人也有武器。他们将汇合成一股愤怒的可怕的洪流。首先开枪的人最终将被屠杀的浪潮吞噬。这种可怕的场面足以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不敢轻举妄动。瑞士的社会党人和无产阶级从未想到动用武力。我曾问他们：“你们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难道不怕人民使用武力吗？ ”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未想到使用武力，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干。首先开枪的人是绝无好下场的。”
　　近几年来，瑞士的民兵虽然仍把枪带回自己的家里，但是枪中并没有子弹。他们只有在射击俱乐部练习枪法时，才领取子弹。当地的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的死对头对我解释说，从公民那里收回子弹，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或者出于治安方面的考虑，而是因为公民自己要求政府这么做的，他们生怕儿童或精神病患者摆弄枪枝时发生误伤。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担心，如果把子弹留在公民家里，可能会给企图自杀的病人和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提供方便。这是为了减少社会新闻栏里的悲剧性消息，人民才要求政府统一保管弹药，而决不是为了防止社会骚乱的发生。尽管如此，很多瑞士人仍把练习后剩余的子弹带回家里，而且他们还能自由地从官商那里买到子弹。这是我在洛桑时亲眼目睹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认为，瑞士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农牧业国家，那里的人民秉性温和，所以劳资之间从未发生过激烈的阶级斗争。
　　情况早已改变。现在，瑞士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农业，它比法国更加发达。工业城镇和工人的人数明显地增加。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性格的移民加入瑞士国籍，其中包括法国人、德国人以及热情奔放和爱动肝火的意大利人。南方发生骚乱之后，法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或者取消分区募兵的政策。国防部长皮卡尔在答辩时承认：“我在瑞士时，确实感到那里的民主制度相当健全。不但户户藏有枪枝，而且人人尊重法律。这使我产生新的想法和希望。“国防部长佯装不知道，最近在瑞士的韦维市，当一家巧克力糖果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时，曾发生激烈的冲突。瑞士的每个省份都爆发过大规模的、激烈的罢工运动。士兵曾向人群开枪。但是，由于我在上面说过的那些原因，瑞士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从未这“从肩上取下枪枝”。苏黎世林荫大道两旁的豪华的商店里堆满了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日内瓦珠宝店里陈列着光彩夺目的金银首饰；伯尔尼银行里黄金堆积如山；然而，家中有枪的贫民终日彷徨落魄在迷人的林荫道上或污秽的小巷之内，他们却从未想到把子弹推上膛。

　　报告以极其强硬的语气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学识。国家确实应该根据现有的教育条件，要求全体军官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为此，国家应该创办各级学校，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所谓军官出身问题不应高于拯救祖国这一最高原则，这个问题与军人的崇高使命毫无关系！军人之所以光荣，这是因为军人应该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可以说，世界上没有比自觉地献身于祖国更加伟大的行动了。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军官的责任是保持冷静，镇定地进行指挥；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扬英雄主义和高度发挥理智的作用。假如一个军人终日沉湎于庸碌的生活，精神不振，意志衰退，那他怎么可以有忘我献身的精神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军官们缺乏严峻的考验。在和平时期培养不畏艰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唯一途径是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一个人在充满幻想和激情的时刻，应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力求上进，以便胜任肩负的工作。否则，在遇到考验的时候，他只能凭感情的冲动和虚荣心行事，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战斗。然而，我们现在却不要求我们的军官发挥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而以最低的文化程度为标准，只要求他们具有 “一定的学识 ”，从而埋没了他们的一部分才能。普通学校的教育，尤其是军事院校的教育往往不是在提高学生们的知识水平，而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蒙泰涅只顾个人的前途，不敢思考人类的未来，”所以变得鼠目寸光，思想日趋僵化，慢慢地消声匿迹“。与此相反，拉伯雷能够高瞻远瞩，用希望和智慧的光芒照出问题的本质。蒙受奇耻大辱的奥什在狱中从拉伯雷的著作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安慰。临死前，他对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和丧失理性的人类非但毫无怨言，反而内心充满着希望。奥什完全理解拉伯雷书中所说的一切，他从他的老师那里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一个投身于伟大斗争的人从生活中得到深刻的启示，看到了精神生活中的巨大奥秘。人的精神力量和人的活动互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解释。拉伯雷的学说使奥什能够至死忠于革命的思想，而奥什的革命行动则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拉伯雷的学说。只要存在着军队，那么把军队同人民分割开来，这就是抹杀法兰西的智慧，就是对军队本身的犯罪。
　　一百十五年以来，凡是诋毁和镇压革命的政权都犯有这个罪行。它们阻碍一个新法兰西的健康发展，并且歪曲和贬低军队的价值。它们利用军队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使其成为一个为特权利益服务的残暴成性的特别阶层，成为一个脱离人民、不得人心和不堪一击的武装集团。一个世纪以来，军队既是反动派的宠儿又是他们的牺牲品。拿破仑手下的军队丧失了追求自由的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曾使它成为最伟大的军队——在获得一系列虚假的和孕育着危险的胜利之后，它使国家蒙受耻辱和遭到肢解。这时，利欲熏心的军官已对拿破仑感到厌倦，于是纷纷倒戈，投入旧君主制度的怀抱，军队变成了乌合之众。在残存的革命力量和拿破仑分子遭到迫害和清洗之后，军队变成保皇派和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的工具。它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即扼杀 1848年建立的共和制。军队还为那些企图用政变来根除共和制的人效劳。它在帝国中继续保持其虚荣和特殊的地位，它并没有把它在克里米亚和意大利取得的虚假的胜利当作严重的教训来加以记取。它不能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必要的反省，也不能接受追求自由的优秀分子的思想。王朝末期，军队成了孤家寡人，它夹在四而楚歌、软弱无能的政府和惨遭镇压、充满敌意的工人阶级中间。它无法从摇摇欲坠的帝国那里获得力量，也不能从对它充满不信任的民主阵营那里获得力量；它既缺乏改革的热情又毫无组织性。军队在没有准备、没有理论和没有方法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战争考验。光凭一时的勇敢是无法挽救它覆灭的命运的。第三共和时期，军队曾一度稍有起色。但是，军队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阶级地位使它在感情上依然同旧政党保持于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被共和政府，被资产阶级的软硬兼施的表面民主弄得晕头转向。几年来，军队被复仇的念头迷住了心窍，看不到自己地位不稳、精神生活空虚这一严重状况。当复仇的念头变得淡漠或完全消失时，它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封闭的真空里。在与人民严重脱离的情况下，军队的本身就成了中心和目的。它单独成为一个天地，有其特殊的法律和特殊的荣誉。资产阶级政府正在大肆鼓吹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企图以此来转移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视线，转移人民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政府在极力颂扬军队的同时，抽掉了军队的最根本的东西——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精神。
　　军队没有思想，没有理论，没有理想，只听到官方的一片空洞的赞扬声。它就象一个挂满胜利品、战旗和奖章的空架子。当最凶狠的反动政党仿效钻在木马肚内的希腊人，准备起用这个凶残的和思想空虚的军阀集团时，资产阶级共和派只好依靠临时的手段，依靠警察的力量来应付局面：这只能激怒军队中的旧党派和危害新生力量。现在，法国资产阶级军队既没有专制王朝时期的绝对服从纪律，又没有人民民主制度下的热情。因此，如果不用某种形式的社会革命和意识革命来改革目前的军事制度，那么军队只能是一个没有目标和灵魂的庞然大物。诚然，人们可以反驳说，尽管一百年来我国的军事制度饱尝军队与民主政治脱离的苦头，但是军队中毕竟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材。我知道，军队中确实存在一批很有胆识的人。我知道，一些军官确实具有高尚正直的品质。维涅曾描述过这些军官在看到军队沦为替党派私利卖命的奴隶时的痛苦的心情。我知道，一些有觉悟的军官确实参加了圣西门运动以及共和党的宣传工作。我知道，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军官们的身上仍然闪烁着英雄主义和聪明才智。我也知道，三十年来，很多军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出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几年来一直在痛苦地探索新的道路，他们在极其荒谬的制度下无力地挣扎。他们好比被围困在一座孤城里，弹尽粮绝，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

　　我首先关心的是军官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同低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目前，法国不同级别和不同军种的现役军官共有 31， 000人。其中 6， 000名军官不编入作战部队，如行政军官、军医、参谋军官等。如果把更多的行政事务工作委托民事部门和工业部门去办，那就可以减少军官的人数。这里，我只想笼统地谈谈军官问题。
　　从理论上说，总动员时，十一级预备役均须投入保卫国家的战斗，所以仅靠 31， 000名现役军官是不够的。
　　按照作战计划，预备役军官需有 18， 000名，其中 12， 300名步兵军官， 1， 300名骑兵军官， 3， 500名炮兵军官， 900名工兵军官，400名铁道兵军官。现在，现役步兵军官为 14， 000名，预备役步兵军官的人数和现役步兵军官的人数基本相等。实际上，预备役步兵军官常常缺额，目前只有 5， 000人，还不到总数的一半。我不打算细谈这一问题。我只想说明，战时，军队一共需要大约 50， 000名军官。既然人数如此之多，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全部都是职业军官。否则，国家的财政是负担不了的。此外，如果这些军官指挥的部队全是驻扎在兵营的常备军，而部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无事可干，军官们无疑也将过着悠闲的、寄生虫式的生活。这将削弱军队的士气。为了真正体现新军队的人民性，为了使这支军队对自己的原则产生信心，必须把士兵驻兵营的服役时间从两年时间缩短为六个月训练所必需的时间；必须组织地方部队和尽可能地就地募兵；必须使军官的任命和晋级带有若干民主色彩。但是，光靠这些措施还不够，还必须使绝大部分军官同士兵一样不脱离平民生活，即公众生活；必须使人民明白，平时他们可以照常生活和工作，而战时他们则将成为士兵或军官。尤其应该注意克服我国历史上那种放任自流的恶习。应该让优秀的职业军官专门研究日趋复杂的军事问题，研究和宣传最有效的作战方法以及对全体公民进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当然，这些军事专家本身也必须与民主武装力量和现代生活保持不断的联系，尊重民主和具有民主精神。法国大革命时代，军队混合编制，每团有三个营，其中一营为旧军，两营为志愿军。我认为，今天的国民军的军官也应采取混合编制。职业军官应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较多的军事专业知识，受过民主的高等军事教育。不脱离平民生活的民事军官至少应占三分之二；他们通过国民军的职业军官的课堂教育、示范和合作来丰富自己的军事知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事军官分两种情况：他们当中的一半人是受过严格的普通教育的学生，经相当的军事训练之后，便可在很短时间内由军士提升为军官；另一半人是很有才干的军士，他们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也可晋升为军官。因此，军官的来源有三类：职业军官、受过普通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民事军官以及优秀的军士。这三部分人的人数基本相同。根据法国现有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这种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的人材，以便组成一支精干的军官队伍。
　　我对所谓出身一律，毫无兴趣。因为要求军官的出身一律，只能是虚假的幻影或危险的圈套。只要今天的社会基本维持现状，只要不对现有的占有制从根本上进行真正的革命改造，只要文化为大、中资产阶级所垄断，只要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仍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那么，所谓出身一律只能是一场骗局：它将很快被事物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现实所粉碎。其实，即使在面临着反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威胁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也不会强求军官出身一律。当然，在全体人民都有支配财产的权力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已经消失，人们完全可以按照科学的专业分工，把军队的一部分领导职责交给职业军官。但是，在今天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出身一律将意味什么呢？要确保出身一律，全国的军官候补生必须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同的文化程度和智力水平。让 “体质情况不同 “ 的人一起参加 “赛跑 ”又有什么意义呢？一部分人 “先天不足、体质虚弱“，没跑出几步，就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而另一部分人 “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肯定一路遥遥领先。两只充气后具有相同升浮力的气球升入空中，由于遇到的气流不同或者控制气球的人的胆量和技巧不同，结果一只升得高一些，另一只升得低一些。但是，在开始时，这两只气球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两只气球因为充气程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升浮力，你却硬说它们的机会是均等的，这纯系无稽之谈。
　　选拔军官时，保证出身一律的具体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所有的军官候补生首先必须在军队中服役当兵两年，并担任相同的军士职务；然后进入相同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根据他们在校的考核成绩和当见习军官时的成绩，来决定他们的提升。这是瑞士人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在法国，那些希望军官出身－律的 “民主人士“恐怕不愿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他们只要求一部分军官候补生服役当兵；即使如此，他们对这部分人也不是一视同仁。1905年颁布的组织法规定：“凡军官候补生均须经过服役当兵之阶段。圣西尔军校和陆军技术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照此规定，法国军官似乎皆为士兵出身。我无意批评这个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相当不错的法律条文。我只想指出，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服役两年，但是军校的学生在当了一年兵之后，就处在比他人优越的地位。

　　教会成立初期，狂热的基督教徒对异教徒宣称：“我们的人遍及天下：在你们的法庭里，你们的军队里和你们的宫廷里，都有我们的人。唯独你们的寺庙是例外。“必须让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雄心。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军官怎么可能无视或不理解无产阶级呢？
　　其次，为了使军官较为容易地接触民主，应该废除军官学校中的贵族式的和修道院式的制度。从今以后，普通大学的课程应包括军事这门学科。培养律师、化学家、工程师、医生或教师的大学也应该培养军官。各方面的理由都促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方面，关于大学的概念扩大了，更加系统化了。大学各专业的学生可以自由听讲，任其选择课程。原来各院系之间互不通气的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各专业，特别是相近的专业开设了共同的课程。学生除了必须掌握专业知识之外，还应了解本专业与整个科学以及整个人类活动的关系。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已经并入、或起码已经附属于巴黎大学，它虽然依旧是一所培养师资的高等学府，但是那里的学生在学习教育学的同时，还学习普通课程。
　　军事科学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现在起在既培养分析能力又培养归纳能力，既传授专业知识又传授普通知识的大学里，将开设这门学科。另一方面，军官学校也已比过去开放一些。考入圣西尔军校和陆军技术学校的新生，在入学前，必须首先入伍当兵，这就是说，未来的军官必须接触士兵和平民的生活，接触由来自不同阶级的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国民军的民主制。缩短军官学校的学制，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起码可以缩短学生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过去那种把学生禁锢在学校里单纯学习专业的制度在某些方而已经被打破。现在为什么不把军官学校的门窗全部敞开，以便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呢？为什么不填平人民和军队之间的鸿沟？为什么要继续维护军官的特殊地位？为什么不让未来的军官同普通大学的学生亲切、自由地进行丰富多彩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呢？为什么不让普通大学的学生从准备担负国防重任的青年人那里得到新的精神食粮呢？现在，军官学校中存在着令人窒息和等级森严的纪律。学校委员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这种纪律不利于培养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和民主军队所需要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军官。学校的教官以高人一等的长官自居，事事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官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发号施令。学生和教官之间不存在平等和自由讨论的余地。甚至在教学过程中，教官也只要求机械的、盲目的服从，给学生的思想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即使是那些从外面聘请来担任普通课程的 “世俗 “教员，也无法摆脱这种恶习。如果他们允许学生自由讨论，提出大胆的见解或疑问，那就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学生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和机械钟表一样，只有上了发条，才能行走，否则它就停止不动，这和根据阳光的投影自动指示时间的日晷完全不同。假如在普通大学里开设军事班，担任教学的军官便能逐渐习惯于学生大胆的和自由的讨论，军事班的学生也可象数学系、历史系或哲学系的学生一样，培养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学生再也无暇进行操练。实际上，只要合理安排时间，他们就完全可以把射击之类的军事训练和课堂学习兼顾起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方面随巴黎大学文学系或其它系的学生一起听课，另一方面在本校学习当一名教师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军事班的学生也应该采用这种办法。然而，我并不希望加重学生的负担，以免他们生吞活剥、不求甚解，来不及消化学到的知识。未来的军官在校学习时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不应少于医科学生或法律系学生。我们认为，他们的学制，包括在新兵训练营的六个月时间在内，应该定为四年。四年后，当他们被分配到国民军各部门中去的时候，他们必须既精通专业技术、又具有今后进行研究和创新所必需的广博的学识。麦西梅发现，人们过分偏重军官在校的教育，而忽视了他们毕业后的教育。他引用了某一将军的一句话：我们把燕麦全部喂给了幼马，而壮马却一点也没有。我们不希望把军官的智力教育仅仅局限于在大学的这么几年，他们应该在整个服役期间，坚持自学和进修，始终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为了使他们在工作中不至于象其它人那样墨守陈规，为了使他们对今后的学习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基础教育应该是广泛的和扎实的，应该引起他们对科学和自由的向往，培养他们广阅博览的习惯。
　　大学军事班的学生在校期间应享有一定的待遇，他们的生活费用将由国家和我曾提到过的各类团体负担。学习努力、成绩优异的学生将受到晋级的奖励。这样，大批优秀青年就会踊跃报考大学军事班。每年，每所大学的军事班招收二十名学生，这同军部举办的尉官训练班相仿。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波尔多等地的主要大学每所将各有 60名至 80名这类学生。思想和行动的力量聚积在一起，必须燃烧起熊熊烈火！

　　我们在深入研究真正的人民军队的组织条件时，遇到一个更为迫切的重大问题。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是否愿意保证军队的正常活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热情支持，一切军事机构等于虚设。如果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军官的征募制一点也不热心，不注意把军队的指挥权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思想控制之下，那么一切征募制度，不管人们把它设想得如何合乎民主精神和人民性，都不能发挥其效用。只有当人民积极参与军队的建设，这类征募制才会行之有效。假如人民采取敌视或袖手旁观的态度，军事制度方面的任何形式上的变动都会起到瓦解国防的作用，从而使法国无力抵御外来入侵，甚至导致重新建立军人寡头统治。在人民麻木不仁的情况下，唯独有产阶级掌握战争机器和镇压工具，他们以军队组织的表面民主化为幌子，继续保持他们的实力和现有的特权；这种军人寡头政治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愿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以日益壮大的自身力量，来承担组织军队和保卫国家的重任呢？我觉得，反军国主义的宣传，甚至反爱国主义的宣传往往含糊其辞，引起了不少混乱和误会。因此更加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确信，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劳动人民将会明白，无产阶级参加新军队的建设，这对社会和他们自己，对全体人民、革命和国家都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们的宣传中既有一些必要的事实根据和大胆的有益的主张，又有一些轻率的和不正当的奇谈怪论。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这一点，以便制造更大的混乱。他们出自内讧或勾结的需要，矛盾百出地解释我们的宣传对群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它们故意扩大危险的一面，因为他们害怕社会党和激进党之间的接近，害怕一切民主力量在大胆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中的合作。这些教训试图说明，反爱国主义在工团主义中占了主导地位，逐步分散了全国的力量。它们对激进党人说：“难道你们将同破坏法国社会的政党携起手来吗？ ”有时，为了说服犹豫不决的政府对工团主义和社会党下毒手，它们又说：“不用害怕，这些人虚弱得很，他们的组织毫无力量。他们无法把他们的邪说灌输到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头脑中去。他们没有触动——更不用说掌握——人民的心灵。我们的士兵虽然在演习中疲惫不堪，但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仍然愉快地服从长官的命令，这便是一个明证。”
　　对反动的、保守的资产阶级这种自相矛盾和荒唐可笑的说法，我们根本不用理睬。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对军队的现有形式及其具体运用的抵触情绪，或者对社会反动派给国家的概念所规定的形式的抵触情绪，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当中的某些人在盛怒之下，或者因为被一些遭到滥用的简单提法迷住了眼睛，从抵触、不满发展到否定包括防御性的人民军队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军队，否定包括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国家。但是，根据世界现状以及法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我们必须弄清楚，无产阶级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和利益在于对现有的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其成为民主的和人民的军队；还在于在明确的正义和和平的总原则的指引下，警惕地守卫正在逐步发生变革的祖国。即使从法国的安全出发，无产阶级也必须参加军队的改组工作，因为国家的安全是他们在国内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我曾经指出过，现在的军队已经奄奄一息，我国的国防软弱无力。法国工人阶级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在陈腐过时和矛盾百出的军事体制下，继续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使法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要么亲手创建一个崭新的防御体制，并成为这一体制的中坚力量。仅仅接受改组军队的一些提法是不够的，即使它们是积极的和明确的，应该采取认真和坚决的行动，使这些提法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如果工人不热心于军事教育，不参加体操和射击训练，不参加野外演习，以代替今天枯燥无味和令人窒息的教育，那么嘴上说民兵制度比兵营制度优越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绝大部分来自无产阶级的十万名低级军官把保卫国家看成是一件令人厌恶的苦差事，那么即使有得到法律确认的三百万民兵又有什么用处呢？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摆在法国和无产阶级面前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法国继续维持其陈腐过时、摇摇欲坠和千疮百孔的军事形式，一切听天由命；或者工人阶级自觉自愿地组织一支生气勃勃的和广泛的新军队，并成为这支军队的中流砥柱。但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愿作后一种选择呢？
　　工人阶级和社会党人指责军队沦为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冒险的工具。不错，军队确实是工具，它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主见，也没有自己的政策。至少在法国，军队只是文官政府的奴仆，虽然军队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虽然它违反宪法，威胁或践踏自由，屠杀人民，但这一切不是为了谋取它的切身利益，它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而已。
　　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军队自发地进行有益或有害的革命。而法国的军队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工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平民革命（La revolution civile）， 它对以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雾月的掷弹手们是不为某一集团卖命的。波拿巴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这是因为各政党被长期无休止的争吵弄得精疲力尽，但军队始终游离在它们的争吵之外。波拿巴自称在军队之外，并且凌驾于军队之上。他的幕僚对他的发迹感到不安的程度至少不亚于忠于革命的革命者。可怕的”六月镇压“虽然是由卡芬雅克指挥的，但不是由军队自己策划的，也不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利益。镇压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军人集团在共和国中的实力。自私的、胆战心惊的和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一手炮制了“六月镇压”。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窥测时机，企图一举消灭社会主义。教会清楚地知道，只有当遭到血腥镇压的工人阶级厌弃共和派资产阶级时，它才能战胜民主共和制。因此，教会利用冲突事件，拼命推波助澜。不过，它在利用冲突的同时，又有点担心。蒙塔朗贝尔生怕将来的资产阶级秩序只靠物质力量维持，简单地靠刺刀生存的社会可能会认为精神力量，即宗教的力量和教会的说教是多余的。
　　可怕的“十二月政变”之所以发生，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农民盲目地崇拜拿破仑，同时也因为自私透顶的资产阶级扼杀了人民的力量和扑灭了共和的烈火。聚集在谋取王位者周围的野心勃勃和享乐成癖的将军们并不是这场政变的罪魁祸目。因此，与其说这是军人政变，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保守的社会政变。当然，军人只知道消极地服从；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士兵和普通军官完全听任几个鲁莽的将军的摆布；追求暴力和统治的本能在与人民相脱离的军队中迅速滋长——这一切无疑使得那位阴险的冒险家能够更容易地实现其野心。但是，军队的欲望或要求不是导致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同样，在公社时期，梯也尔和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决不是在军队的影响下才起来反对巴黎的共和派和工人群众的：当时军队只是一个穷途潦倒的可怜虫。由于军事上的失利，指挥官的无能和叛卖行为，军队已经名誉扫地，毫无威信，再也无法左右局势和发号施令了。巴赞纳的事业，更正确地说，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梯也尔这个固执己见、心胸狭窄的老牌议员，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并打算继续充当军队的后台。凡尔赛国民议会本身并不是由军人集团控制的。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出于对专制独裁的憎恨和害怕，互相抱成一团。对于民主制的狂热信徒和神权的崇拜者来说，军队显然服从人民或上帝任命的文官政府。奥尔良议会制的干将们在这些对立的理想主义派别之间周旋。为了阻挡和扼杀民主，他们并不直接依靠武力，而主要依靠立宪会议，巧妙地进行抵制和从中作梗。在最后几天的战斗中，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和思想的巴黎无产阶级，面对一批疯狂的、如痴如醉的士兵以及趾高气扬的和冷酷无情的军官。这时，爱好虚荣和暴戾的迪克罗对无产阶级大发雷霆，把他自己的无能和笨拙归罪于他在巴黎围困时期从未去组织和领导过的“巴黎小市民 ”。加利费手下的一名将军对无产阶级大肆炫耀武力，犯下了种种暴行。反动派在穿着军装的士兵和杀人不眨眼的将军的血腥支持下，取得了胜利。这一情景将永远留在无产阶级的心目中。但是，国民议会之所以反对公社，不是由于受到军队的唆使或者为了谋求军队的利益。国民议会企图通过扼杀不断震撼整个法国的首都工人和共和民主制，来维护一部分人主张的传统的君主制或议会的君主制，维护另一部分人主张的资产阶级保守的共和制，使之甚至在人民的合法进攻下，也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这不是军人集团的事情：这是特权阶级采取的一个血腥步骤。这场反动风暴过去以后，体现共和派意愿的普选制确立了；尽管保守党派为了在群众中制造混乱，高喊要制止社会祸害，但是他们已被民主运动远远抛在后面，再也不敢动用军队的力量来反对人民的合法力量。政府首脑麦克马洪元帅是军人出身。那些最疯狂的人，那些刚被击败的最喜欢独裁的人，当然还有一些将军和主教，要求麦克马洪发动军事政变。即使麦克马洪本人一度曾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他也不敢冒此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已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合法要求；因为所有的共和党人，从最温和的到最激进的共和党人，都一致反对这类肮脏的勾当；因为反动派中的一些政治头目受到议会传统的约束，讨厌采取武力；还因为军队并不毫无保留地支持那种靠政变上台的反革命政权。

　　在法国，军队是一支处于从属地位的力量。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它的活动很容易脱离人民意志的监督，所以往往成为执政者手里的压迫工具，并且久而久之成为一个闭关自守的行政机构；此外，它的行会思想会发展成军国主义。
　　军事制度是可以民主化的。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中施加自己的影响，着手改革军事制度，如果他们在焕然一新的军事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那么，他们就决不会被一个在力量方面比他们强大并且肆意歪曲他们要求的机构捆住手脚。他们不用害怕起来铲除不完全属于人民的、半职业性、半民主和半寡头统治的军队，代之以一支真正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军队，一支不会转而反对工人阶级的权利及其和平志愿的军队。他们不用害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和行使军队的指挥权，以便保证人民军队永远发扬创建时期的精神。他们决不要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要承担在社会冲突中血腥镇压工人阶级的责任。首先——如果这种意见成立的话——无产者、社会党人、民主党人不应该只是在作为军官或军士时，才拒绝执行命令，而应该在作为普通士兵时，就这么做，因为当无产者举行罢工或革命时，士兵也是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或者说，无产阶级在作为士兵的时候是最消极被动的。普通军官，例如中尉或军士，能够不那么严格地或不那么粗暴地执行上面的命令，能够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采取温和的谨慎办法来代替挑衅性的轻举妄动。与此相反，当士兵根据具体的命令介入激烈的暴力冲突时，他们只有两种抉择：或者违抗命令，拒不执行任务；或者被迫奉命行事，使用武力和进行杀戮。因此，如果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害怕被资产阶级政治利用，而拒绝向新军队输送干部，那么，按照逻辑推理，他们就应该反对普遍兵役制，让雇佣军、非洲兵团或资产阶级民团完全垄断军队，以使由他们去承担社会冲突中进行镇压的责任。但是，在任何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和他们的思想都反对这种做法。各国的工人和社会党人都要求建立普遍兵役制。他们既不允许资产阶级利用金钱方面的特权逃避兵役，也不愿看到无产阶级象斯巴达的奴隶和古罗马的奴隶一样，被摈弃于军队之外，而资产阶级则象一座枪炮林立的堡垒，牢牢地控制着人数众多、被免除兵役和受人任意宰割的无产阶级。
　　他们要参加军队，甚至不惜在今天的军队中承担接受可怕命令的风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参加到军队中去的；他们知道，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握巨大的军事机器。现在穿上军装就意味着要为一个屈从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特权国家服务。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指挥下佩带武器，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种力量。他们知道，由工农群众带到军队中去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到一定时候将会发生作用。他们知道，尽管国家规定了种种法律限制，但它也不得不考虑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的力量。他们知道，劳动人民决不会听任别人的摆布。即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人民只能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但是这种暗中的反抗也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大批进入资产阶级堡垒的心脏，在悲剧性的大动荡中，他们岂不能够更有准备地利用各种机会吗？因此，假如无产阶级在按照我所说的人民计划进行改革的军队中，不去担任和争取一切可能获得的职位，那简直是发疯！即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可怕的责任，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也应该向新军队输送尽可能多的新干部。

　　法国在这类斗争中，预先就已经被击败了。只有把预备役迅速派往前线，依靠他们的力量和热情，法国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取得胜利。只有把全民武装的思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法国才能得救，才能获胜。假如她仿效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制度及其精神，假如她把现役军队看成是唯一的希望和力量，假如她把预备役看成是可有可无的配角和附属品，假如她被结盟和表面上看来似乎对她有利的局势迷住了眼睛，忘乎所以，从而抛弃和平的政策，假如她变得富有进攻性和侵略性，驱使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现役军队入侵德国，那么，情况就有可能完全颠倒过来：受到威胁的德国在这一动乱中将重新组织 1813年那样的国民军，她将再次使我们尝到她的预备力量在防御和进攻方面的厉害。总而言之，即使对于德国来说，过分迷信现役军队和断然与 1813年国民军的传统决裂，这也是军事力量削弱的标志。这很可能说明，她已经感到需要退缩，已经对全体人民失去在危机时刻所必需的信任。然而，德国人民无疑是十分驯服的和遵守纪律的，尽管他们已经受到新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把帝国的军队关在密封罐里，不让它接触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决不是最好的战争准备，或者起码不是夺取胜利的最好办法。
　　如果一个国家善于采取与本国军事制度（即确实实行全民武装）相适应的策略，那么它在遭到突然袭击时，首先就会动员其全部预备力量；要是谁想用人数有限的现役军队来进攻这样的国家，那就是以卵击石，就是最大的失策。法国不应该象德国那样，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局限于驻在兵营的现役军队，轻视预备役或者只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力量。她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也就是说根据建立全面的和平和健全的民主制的理想原则，发展自己的军事组织：她应该把全部预备力量变成一支伟大的、名副其实的现役军队。消极地抄袭德国的那一套，这对法兰西的独立和她的精神都将是巨大的灾难。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复仇方法是把法国的思想从德国军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后，再利用权利的力量，进行其它非暴力的复仇。建立强大的和民主的民兵，把兵营变成培养人材的学校，并且使全国人民成为一支捍卫国家独立与和平的百战百胜的伟大军队，这就是法国在军事方面的真正解放。法国的解放仅在此一举。

　　假如某些国家的人民听任一度到手的自由被重新夺走或窃取，那么他们得到的惩罚就是过去的传统在人们头脑中遭到歪曲。自以为忠于传统的人实际上在糟蹋传统。他们不顾铁一般的事实，拼命追求富有浪漫色彩的莫名其妙的理想主义。他们把1792年的志愿兵想象成完美无缺的英雄。他们从未想到，被古代自由之神的翅膀扫过的士兵也会犯过失，也会胡乱猜疑，提出蛮横的要求，甚至惊慌失措。他们把思想捧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于是，他们便向反对革命的可怜的学者挑战，因为后者居然发现并且罗列了一大堆尚未定型的组织的缺陷和并非十全十美的人类的弱点。可怜的空想家自以为在赞扬法国的智慧，实际上他们却抽掉了智慧的精华！但是，这些人的力量和荣誉在于他们在清醒地看到并且坦率地指出玷污新制度的混乱和错误的同时，并没有感到沮丧。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建立真正的秩序和拯救祖国，这不是因为他们用可耻的妥协来贬低和削弱思想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加强思想的威力，使之消除混乱的因素。如果根据卡诺在1793年4月间写的书信，人们很容易对北方军队的士兵提出强有力的控诉。泰纳在这些信件中，可以随便举出许多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雅各宾的荒唐做法所造成的恶果：道德败坏，目无法纪和腐化堕落的例子不胜枚举。国民公会准许士兵未经上级的同意便可结婚；于是，士兵们以此为借口，把兵营变成妓院，或者索性在 “纯洁的农村姑娘“家里过夜；部队行军时，轴重车上装满了乌七八糟的东西，致使行军速度大大放慢；士兵经常因为兑换钞票而同酒店老板发生争吵，狂妄和爱慕虚荣的志愿兵不愿编入现有的连队，却喜欢组织什么 “官比兵多三倍”的“自由兵团“；新兵在市场上贩卖他们的军装、枪枝和弹药。这些都是卡诺揭露的丑事，是那些被 “淫妇弄得神魂颠倒”的人干出来的丑事。多么可耻啊！这简直是思想的明显堕落和希望的破灭！我们的 “现实主义 ”哲学家本来是能够克服这些弊端的。神经脆弱的人只知道哀叹过去或者完全悲观失望！要是革命一度对自己产生动摇和怀疑，革命就不能胜利。尽管有些人灰心丧气，但革命依然勇敢地前进。面对这些令人厌恶的丑事，卡诺的信念却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当他看到士兵们在英勇地攻克了弗内斯城之后，为了庆祝胜利，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在城内大肆抢劫财物的时候，他只是感到愤慨，并没有因此而气俀。他曾再次求助于国民公会，但是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错误。他要求无情地镇压一切进行抢劫、滥用暴力和违法乱纪的人。与此同时，他更希望恢复革命的荣誉感。他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他知道，在这些胡作非为的人的身上蕴藏着一股力量。他的信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希望是有道理的。这些看起来似乎是腐败透顶、不堪一击的北方士兵在五个月以后，却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大无畏的精神，一举攻占了莫伯日兵营，而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当时竟光着脚！遗憾的是这支军队缺少几千把长刺刀，否则，他们可以发动地道的 “法国式进攻”。

　　世界上的一切军事制度中，瑞士的军事制度无疑是最接近于人民民主军队的理想：它尽可能地缩短驻在兵营的服役时间，不但实行分区征募制，而且实行就地征募制，把广大身体健壮的公民组成地方部队，使军事生活和平民生活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尽管如此，我并不要求法国照抄瑞士的制度。为了适应法国的现状，必须对它进行重大的修改。
　　首先在经常性的军事教育方面，尤其在青少年的军事预备教育方面，法国应该制定出强有力的法律，因为法国人对军事教育还没有养成习惯。当全体公民的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始认识到义务兵役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的时候，就会慢慢习惯于军事教育。这一制度将克服等级观念和阶级观念所造成的一切弊病，抛弃用武力征服别国的企图，重新回到这一崇高目的上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保障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民主长期受到压制，军事体制被于曲得不成样子，以致人们不能自觉地认识新制度的作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将会引起人们对义务兵役制的高度重视和极大的兴趣。但是，目前则需要运用法律的力量来进行教育。尽管瑞士人在军事教育方面已有悠久的传统，尽管他们对此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军事教育也不仅仅依赖于这些有利的条件。瑞士的法律规定（从1874年起）：“所有青少年从十岁起直至小学毕业，都必须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参加预备性军事操练。”
　　人们知道，在瑞士，对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体操教师在师范学校或新兵学校（即在兵营服役几个星期）受过专门的训练。瑞士的法律原则上还规定，青少年在小学毕业后直至服兵役之前，均须继续参加预备性军事操练；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青年还应参加射击训练。然而，正如勒芒在一份详尽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一规定并没有很好地实施。对十岁至十四岁的少年来说，军事操练是必修课；但是对超过十四岁而又未到服役年龄的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则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上述条文只是一个原则，具体的训练则完全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和一部分热心军事教育的公民仍积极鼓励孩子们参加操练。我们的法律草案指出，军事预备教育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若有违反，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放任自流的做法会产生两个弊病。首先，由于孩子们缺乏明确的和高度的自觉性，所以如果训练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那就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次，他们的热情往往容易被成人的政治考虑引入邪路。一些党派企图通过军事操练来博取一部分青少年的欢心，以便在他们长大后，把他们争取过来。有人向孩子们灌输不健康的思想或反动的沙文主义。为了使军事教育不危害青少年的成长，为了使它不至于成为毒害孩子心灵的手段和制造分裂的新工具，人民应该自己担负起这项工作，对孩子们进行关于民主、民族独立与和平方面的教育。决不允许那些党派象做广告似的把军事操练变成华而不实的虚架子；操练应该是严肃的、有效的和简洁的。

　　这样，学生从十岁起就能兼学军事，并同所在地区的地方部队发生一定的关系；待他们长大以后，便可正式编入这些部队。由于我们尽可能地实行就地征募制，由于军事组织应该动员当地人民的力量，所以人们从小就能意识到与担负军事教育和作战任务的军事单位保持联系的必要性。不管在公立学校还是在私立学校，学生在毕业前，都应参加操练。为此，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必须配备一定的师资力量。小学以上，就不再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所有孩子从十三岁起，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不管他们来自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也不管他们是否继续上学，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按不同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参加操练、行军、射击等项训练。因为训练是在每月的某个星期天进行的，所以人人都必须参加。青少年们在体操教师以及与他们挂钩的地方部队的教官和各区推选的军事进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训练。我在下面还将具体谈到军事进修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集训的地点就设在本区或离居民点不远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得无故缺席。不督促自己孩子参加训练的家长将受到经济制裁。犯有严重错误，对训练漫不经心或者动机明显不良的青少年将受到加倍的处罚，因为他们不但影响自己参加训练，而且妨碍整个国家进行这类保卫国防和维护和平所必需的教育。他们在兵营受训的时间将因此而延长，以弥补过去的损失；而且还将正式宣布他们不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公职。
　　除了采取上述严厉措施之外，国家应该善于安排有趣味的、丰富多采的训练，组织各项比赛，奖励行军、赛跑和射击的优胜者，以便激发青少年的好胜心，提高他们的兴趣和推动各类活动的开展。国家还应该教育青年必须具有勇敢精神和强壮的体魄，不断告诉他们，进行体力和灵巧方面的训练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和完成全人类的正义和自由的崇高事业。这样，我国的青少年就能把军事训练看成是盛大的节日和最有趣味的活动。
　　瑞士人对这类预备教育早已养成习惯，而我们这里的情况则不同。在瑞士，军事组织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具有悠久的传统。人们在新近由许盖出版的德塞的游记中可以看到，甚至在瑞土的偏僻的小山村里，居民也经常练习射击，并且举行激烈的比赛。早在革命以前，早在民主制度建立前，瑞士人就在全国各地举行射击比赛。可以这么说，新的民主制度只是把民主精神带到了这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中去。历史上，瑞士各邦或各城市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为了有效地维护本地区的独立，瑞士人逐步建立了一套训练制度，此外，他们常把本国的军队以高价 ”出租“给其它军事强国，为了保持军队的“商品价格”，他们十分重视军队的素质。现在，瑞士建立了民主制，从此变得更加集中，更加自由，但她仍继续沿用过去的那些军事制度。世世代代以来，瑞士的儿童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与此相反，法国由原来的封建割据变成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民兵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奴役性，是一种宫廷徭役。
　　在乡村广场的榆树荫底下进行操练的人都是强迫来的，他们将被迫参加远征。大革命只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起义；帝国时代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在国家和军队之间造成了很深的裂缝；征募制和兵营制使军队同外界生活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军事生活的习惯怎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牢牢地扎下根呢？因此，国家必须用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制度，使人们养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习惯。在这方面，法国的思想条件要比瑞士好，因为法国可以用瑞士人不太了解的革命理想主义来推动公民的军事教育。
　　即使不对青少年进行军事预备教育，在兵营的服役时间——我已指出过这一点——也没有必要规定为两年。无论在法国还是在瑞士，兵营只能是训练新兵的学校。但是，我们要求年满二十岁的法国公民作出比瑞士人更大的努力。我们要求他们在这所 “学校 ”里学习六个月，而不是三个月或两个月。由于法国人不象瑞士人那样已经习惯于军事活动，所以我们需要制定法律，迫使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起码一直到军事预备教育在法国成为新风尚为止。这类新兵学校可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气候条件，挑选一年中最适宜于进行训练和学习军事的季节开学。它可设在兵营里，也可设在野外训练营或活动营房里。它们的宗旨是传授实际作战知识，进行对作战真正有用的个人或集体训练。但是，这类新兵学校仅仅是一所学校而已。它们不是军事组织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说，它只负责进行初步的短期训练。圣西尔军校和军事技术学校的士官生不单独编成一个营，他们在毕业后将分配到军队的各个团中去。同样，新兵学校的士兵也不是一支常备部队，他们将编入他们所在地区的地方部队，即他们从小接受军训时就已报名登记过的地方部队。
　　用这样的方法训练出来的士兵组成的地方部队是真正的现役军队，他们的年龄均在 21岁至34岁之间。这是一支整齐划一的军队。在十三年现役期内，他们将参加八次训练和演习。小股部队的演习就地或在较小的区域内举行；大部分的演习在野外训练营或荒山野地里举行。两种演习交替进行。大规模演习的时间为21天，而小规模演习的时间为11天。

　　如何给这支庞大的部队配备干部呢？如何给这支由各阶级中20岁至35岁的青年组成的、庞大的和“精锐的“现役部队配备经验丰富的军士以及出类拔萃的军官呢？这支军队的干部显然不可能全都是 “专业人员”。在今天的军事组织中，退伍的军士和预备役军官被要求担任前线部队的指挥。如果常年保持一大批负责军事教育和军队指挥的专职干部，这将过多地消耗国家的财力和人力——我指的是消耗有技术能力的和具备担任领导职务条件的优秀人材。这非但不能增加下级职业军官的人数，而且随着在兵营服役时间的缩短，驻在兵营的军官和驻防部队的军官在军事组织中的作用将逐步缩小。接受军事教育的青少年不应脱离他们的平民生活，故负责这类教育的大部分教官也不应脱离平民生活。常备军官和军士应是批造诣很深的专家，专门负责新兵的训练，干部的进修以及军事科学的经常性研究和宣传。
　　他们是军队中的教练，负责示范和推广不断更新的作战方法。但是，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把我国的常备军官的人数削减到象瑞士那么少。因为法国需要发动广大的群众，而若要把这么多的群众科学地组织起来，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因此必须拥有数量较多的专业人员，专心研究和操纵这架巨大的 “机器 ”。何况法国人在历史上一贯不太熟悉军事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往往采取消极态度。他们把军事问题完全交给职业军官负责，就象他们把宗教问题完全交给神父负责，把法律的制定及其监督完全交给政府和议会负责，把公共事业完全交给官员们负责一样。现在只能逐步地激发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着的热情。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我国目前的军事制度下，军队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在职业军官手中；而在瑞士，常备军官的职能仅仅限于训练新兵，因此他们的人数很少。为了更好地培养军队干部，我提出一个把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的折衷办法。在瑞士，教官是一支专门的队伍，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等级制度。这一制度是根据法律第 105条和1907年11月3日公民投票通过的联邦法律确立的。新法律中的有关条款保留了原来的内容。“教官团的任务是指导新兵的训练和在专门学校里培训干部。”

　　本书已经接近结尾，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在开始时说过的话：法国民主制度的巨大不幸在于它的优柔寡断，在于它不能根据原则逻辑，大胆地改革军事制度。现在，军队的情绪波动，军官们感到现有的军事制度弊病百出，他们正在进行探索。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加以引导，这些倾向便能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我在这里所指的决不是博纳尔将军。他那酸溜溜的、极其反动的悲观论调足以使军队的心完全变凉，起到瓦解国防的作用。他反对两年兵役制，不相信人数众多的军队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他似乎正在等待灾难的来临，以便证明这样的军队是毫无用处的。他蔑视预备役，他认为，我们的现役军队，按其现有的形式，是无法抵御德国军队的进攻的。他从死板的教条出发，断言战争的第一仗是决定一切的，仿佛他事先已经掌握了今后在现代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的全部奥秘。他向为了捍卫自由和生活继续英勇抵抗的人民宣布，他们的抵抗注定遭到无法挽回的失败；他的话好比一块又硬又重的墓石，压在他们的心上。他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只要旗开得胜，便可大胆放手地采取一切行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对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首战败北的军队则相反，它必定士气低落，不可能再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即使人数很多，也无济于事，而且反倒成了累赘，终将导致全军覆灭。如果一个国家初战失利，那么，不管继续打下去还是求和，其结果都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战争拖延得愈久，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就愈苛刻。这里，我并不想抹杀法国军队在 1870年—1871年战争的第二阶段中的英勇业绩。只要能保持荣誉，这就保住了一切，战败者的作战热情｀毕竟＇能使战胜者肃然起敬，从而有利于维护今后的和平。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承认第一战役的决定性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转败为胜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博纳尔将军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呢？他有什么权利对拥有三百万大军的人民说，意志的力量无法挽回在头一仗中遭到的重大挫折？这一宿命论的战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战争中，怎么可以说，人们一开始就能预卜将来的结局，人们的抵抗力在一瞬间就会化为乌有？
　　我清楚地知道，这种令人沮丧的预言不仅是针对我们讲的，而且也是针对我们的敌人讲的。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主要是针对我国人民讲的，因为我们军队的将领不了解人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这一力量恰恰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年轻军官应该具有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然而我们却对他们进行如此莫名其妙的教育！更有甚者，博纳尔在指出第一战役的决定性作用之后，竟然认为我们的军队在最初的战斗中肯定会被打败。他只想依靠非洲军团，似乎没有这些黑人军团，我们的现役军队，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这就是那位著名理论家的观点。这就是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军事思想同共和思想以及社会思想相脱离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一种悲观、颓废的反应。

　　我希望我的建议将有助于推动思想的发展。这个系统的改革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与现代精神和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制度；我希望这一计划将有助于军队里的人彻底摆脱陈规旧习的桎梏，使他们片面的和零乱的思想系统化。为了使改革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为了使它能够在人们的思想中引起有益的和必要的震动，我希望完整地实现这一计划。当然，我并不是说不需要任何准备。我将尽力协助完成那些过渡性的改革。分区征募制应该恢复，甚至可以更具体地细分区域，以便尽可能地把组织军队同组织一般的公民生活结合起来。驻在兵营的军事教育应该更加生动活泼，不受任何拘束。各兵种应该利用各种地形举行联合训练。野外训练营的数目应该增加二倍或三倍。十四级现役和预备役应该通过演习尽可能地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应该抛弃一切因循守旧的思想，不抱成见地和实事求是地确定每个作战单位的人数，使之与指挥官的实际指挥能力相适应。例如，现在各连的人数过多，作战时，队形散开后，占地面积过大，因此每个连队应缩减为150人。这样，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本连队的动向。应该考虑现代战争的具体需要，而不要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据我所知，这正是许多军官所要求的。应该使连队指挥官的指挥意图更容易被士兵理解和接受。在各类演习中，指挥官必须有明确的计划；就象苏沃洛夫所说的那样，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应向士兵解释清楚，并为他们所理解。军官学校应该尽可能地了解现代文化知识的动向。应该把参谋部的军官从繁重的、常常是毫无用处的行政事务堆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确实能够从事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的研究，成为全军的思想中枢，成为推动军队发展的中坚力量。高级军官的挂名闲职应该取消，人人必须努力工作，并切实担负起责任。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预备役军官的地位；担任公职或其它领导职务的公民必须具备军事学业的文凭。应该大力发展青年的体育教育，但不要让他们机械地和过早地学习某些军事动作，应该搞一些适合于他们体力、人人都能参加的操练，以提高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是的，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上述各项措施。我并不轻视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尝试。但是，如果能够完整地实现全部改革，那就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首先，从财政预算来看，要想真正深入地发展国防教育，只有精减军事机构。瑞士全国的人口约为三百四十万，她的军事预算为四千一百万法郎。若按这个比例计算，我国的军事预算应低于五亿法郎。然而，目前军费开支竟高达八亿七千二百万。我知道，在我们的改革计划中，新兵学校的学制比较长，而且我们将保持相当数量的职业军官。即使如此，我们在五亿法郎的基础上再增加二亿，即提高到七亿法郎，那也比现在的八亿七千二百万节约将近二亿法郎。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再重复一遍，只要继续实行寄生虫式的驻在兵营的服役制，只要军队的军官全部都是职业军官，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来对青少年进行体育教育以及对从新兵学校出来的成年人进行军事教育。我们将保留一小部分优秀的军官，作为军事训练的骨干力量，他们将按月领取薪饷。我们在提高预备役军官的待遇的同时，将把目前花在干部身上的一部分钱用于生动活泼的公民军事教育。当然，现有的军官将被派往新的单位，但他们仍可保持其原来的军阶。必须大刀阔斧地削减专职干部的人数。
　　实行全面改革不仅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且还出于思想方面的原因。只要驻在兵营的服役制依旧保持其现有的形式和特殊显眼的地位，法国人就不会重视兵营以外的训练，军事首脑们也不会把这类训练放在眼里。除此之外，驻在兵营的服役制把军事教育搞得面目全非。例如，它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强迫青少年过早地参加真正的军队生活和军事操练，从而把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引入歧途。我不想在这场关于操练方法的辩论中表态。皮迪埃医生的观点可能过于偏激。他似乎不应该摒弃一切杂技式的训练，尽管这些训练往往超过一般人的体力，使人体的肌肉在某一时刻过分紧张。不过，体育训练确实应该全面兼顾，循序渐进，根据各人的身体素质，区别对待。
　　毋容置疑，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增强休质，切忌疲劳过度或不顾生理条件的做法。有一种训练旨在培养人的力量和灵巧，我们称之为基础训练；另有一种训练专门培养人的冲劲和勇猛，即爆发力。应该由亲身参加训练的教师和医生来确定这两种训练的比例关系。
　　不管这场关于训练方法的激烈争论最终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训练都象初临考场一样紧张，那就不对了。训练的目的应该是让每个人的身体都能够均匀和健康地发育，从而既能适应平民生活又能适应士兵生活，于万不可一下子就与专门的军事项目不切实际地和过分紧密地结合起来。射击和识别地形的远足固然可以使年青人学会行军、辨认方向和确定方位的本领，掌握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但是，体育训练的范围应更加广泛，上述训练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负责指挥由全国各省市青年组成的地方部队的军官，应该尽早关心青年的军事教育，同学校的教师、医生以及受过良好训练的教练一起制定学生的训练计划，并且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不过，他们必须摆脱兵营制的精神枷锁，不再用机械的、迂腐的和片面的军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和国防；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最后，我认为，促使我们采取全面行动，迅速和系统地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只有当灵活、自由和生动的新制度确实保障人人都能在体育和德育方面健康地成长，从而更有力、更充分地保卫国家独立的时候，只有当这一制度使人民对他们所向往的和平树立起坚定信念和得到新的保证的时候，人民才会对军事改革发生兴趣。如果把动员军队变成动员全国人民，当政者就不敢轻易地进行冒险。一旦法国这样做了，一旦她比其它国家先走了一步——法国完全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带这个头，因为这样做决不会削弱其力量，相反只会使她变得更加强大——其它国家，特别是德国，就一定会开始注意组织和动员与民主共和法国的人民相同的本国群众，而不管这些国家现在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把现役军队看成是最基本的形式和最主要的希望。我暂且不知道，德国在开始时是否会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但是她最终必将会感到严重不安，被迫——用法尔肯豪斯的话来说——深入挖掘其军队来源，也就是说，深入动员各阶层人民。壮大保卫国家安全的力氮，这就能阻止好战的军国主义的发展，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德国。欧洲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正义与和平的崇高愿望将帮助法国工人阶级认识我们提出的这一制度的意义、好处和必要性。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一切善良正直的公民，一切善良正直的法国人迫切希望实现的极其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将以满腔的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