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土地问题（1898）
第二章 保护农业无产阶级
一 工业与农业中的社会政策
直到现在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土地政策的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果，这种结果对于寻求社会民主党土地政纲的人，即对于无产阶级应当提出的，要拯救农民的经济，或者避开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痛若地把农民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生产的那些要求，绝无慰藉之可言。
但由此不是说，从我们的观点着来，积极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为不可能，我们已被注定在土地的虚无主义上面。
如果从社会民主党底观点说来，在现代社会内积极的影响在工业领域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那末这对于农业也是有效的，因为整个社会，这已经重复过多少次了，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社会民主党在农业领域内的政策，正如在工业领域内的政策一样，不会有另一种政策。
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经长时期的考虑就不能把自己目前因工业的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政策移用到农业方向来；他应当使这个政策适应农业底特殊性。如果社会民主党要想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它就应当首先解决这个任务。
社会民主党在农村中的活动无须去找寻新的原则和新的纲领；它最重要的是研究，在应用于农业方面它的总纲领底现有基本原则中所得结论是怎样，并且它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会受到怎样的改变。
这样的研究是一件重大的工作，在农业关系底多样性情形之下，它对于每个国家，甚至对于每个地方都得提出不同的结论。理论家只有和一些或少数“实际家”，即是和在不同的国度很熟习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底农业实际情形的人一道才能完满地完成这种工作。这种工作自然不会得出最终的结论，正如社会政策的纲领对于工业常常是暂时的一样，因为生产关系在不断的改变。
如果我们在这里也一样着手这种研究。那末我们的目的，只是提供不容争辩地证明了的一些具体实例，从我们的观点说来，积极的土地政策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绝不希望在这里提供把问题说得详尽的和确定的土地政策。
社会民主党底历史任务，在于要求社会底发展超出资本主义制度底界限以外，这一任务，一方面以整个社会利益的措施为条件，另一方面以无产阶级底利益，即能够将社会提高到资本主义阶段以上的这一动力底利益的措施为条件。社会民主党也指示出社会政策底这两方面：因此社会民主党底土地政策应当分为如下的措施：
（一）为农村无产阶级底利益；
（二）为：a.农业底利益，
b.农村全人口底利益。
农民底特殊保护在这里没有它的地位。
前一种措施又分为两类：（一）从无产阶级底自由活动及组织底道路上消除一切障碍；（二）在个别的人及有组织的群众底活动不可能的地方，要实行一些措施，要求用国家的权力来保护无产阶级底体力、智力和德力使其免于经济因素底腐化影响。
二 结社权及关于雇农的条例
首先，用来取消在德国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封建隶属底残余的措施属于第一类。
雇农是这些残余中为众所周知的，统治阶级靠雇农帮助在封建制度崩溃的时候从农奴制中拯救出所能拯救的东西。安东·迈格尔说：“在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内没有一种现象像雇农关系这样接近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论市民的富有与无产的国民阶级。社会立法的蓝皮书”〔Das bürgerliche Reich und die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Brauns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第二卷，第四〇三页）
雇农关系底这一封建性质在通过关于仆役的特殊法津及雇农的条例而得到立法的认可的地方，就会加强起来。
德国民法底创制者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一百年仍保存封建制度底这些和许多其他的残余，当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件事实对于他们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在德国只有帝国的领土亚尔萨斯·劳伦，由于法兰西的法律，才免除了雇农条例（参看伏尔姆：“大众百科辞典” 〔Volkslexikon〕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颇有教益的论文，一八九五年版，第二卷，第二七六页，并参看凯莱尔：“德国仆婢制度与仆婢条例”〔Gesindewesen und Gesindeordnung in Deutschland〕）。
但是，除了对付雇农的特殊法律以外，还存在着对付整个工人阶级的这样的法律；工人阶级在德国还不曾得到结社权，结社权只适用于工业工人。例如在普鲁士对于大批农村工人，雇工、日工、仆役，租佃者像对于海员水手一样，根据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法律，照预定契约辞去工作要受到禁止，用一年监禁来恐吓，并且这个法律直到现在还有效。结社权对于现代无产阶级，除普选权及迁移自由外，是根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无产阶级没有这种权利就不能发展，这种权利已成为他的生存条件之-。如果社会民主党要想唤起并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把他联合到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里面来，——那末，社会民主党就应当替农村误差阶级争取这种权利，虽然这种权利对于城市工人更为重要，因为这种权利并不消除农村工人底孤立性和经济的依赖性。在英国企图组织农村工人是开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但我们在现在看见什么呢？“大不列颠七十五万农村工人中在现时有组织的不过四万人。”（见威伯：“英国职工运动史”，伯恩斯坦的德译本，第三〇〇页）
不待说，结社权对于农村工人是必要而有价值的武器，但实际上自由迁徙权对于他更为重要。如果在某些地方他的地位在最近逐年有所改善，那末首先就是由于迁徙底自由，使他能够从一地方移出，移居城市或工业区域，就为这个缘故迁徙自由在地主党人看来是现代国家最可憎的一种制度。要公开地侵犯这种权利，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于是他们竭力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去限制这种权利；采取各种手段将工人束缚在土地上，利用土地得到收入，恢复公社和公共牧场，租给日工田地和菜园等等，以至于在地方当局协助之下限制迁徙（这是在加里西亚阻止小农逃出农村所惯用的方法）；更进一步实行增加火车票价，增加到城市去的旅费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计划。
社会民主党应当和所有这类手段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地主党人很想在工业工人与农村工人之间挑拨离间。为离间两者，他们向前者指出，工业区要是充满从农村来的劳动力会使工业工人底生活条件恶化并减少他们在和资本家斗争时的反抗力。随后就说，工业工人自己就很关心于阻止工人从农村流入。这种论调也在工业工人当中传遍了。
甚至在起草为布勒斯拉夫大会（一八九五年）所否决的土地政纲以前的讨论会上就已指出，工人从农村流入，使援助农民及改善农村工人底命运成为十分必要，以便把他们留在农村内。有人说，如果大批欲望低、知识水平低的新的无产阶级分子要是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在经济上完全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分子要是使有组织的工人底一切努力麻木不仁，那末在工业区中的鼓动就不会成功。
这种论调从个别工人阶级底狭隘的眼前的利益底观点来说，从狭隘的行会手工业者底观点来说，而不是从整个无产阶级——走向新社会制度的动力——底观点来说，那是对的。如果上述的论证是正确的，那末工业无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就应当和一切增加自己的队伍作斗争，即是说，自己取消自己胜利底必要条件。诚然农村群众流入城市会妨碍有组织的工人在无产阶级当中占据特权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流入就有可能把劳动人口底许多阶层组织到并联合到战斗的无产阶级方面来，否则他们就停留在无产阶级队伍之外甚至部分地供作工具来反对他。自然，把新兵引向胜利，比老兵更困难，可是，在法国大革命底军队中新兵以其极大的热诚及其人数之众多战胜了没有办法来补充自已队伍底损失的欧洲专制国家底老兵。这样看来，无产阶级军队胜利底保证，不在于他的老兵底发展，而在于很兴奋地在他的旗帜之下新兵数量底迅速增加。
同样必须记住，确信无产阶级底胜利并不是依据于进行得很慢的、有些地方完全没有进行的大经营吞并小经营上面，而是依据于社会内工业底统治上面，——这种统治一方面以工业排挤农业为条件，另一方面则以农业对于工业依赖性底增加为条件。
要是社会民主党希望停留这个过程，禁止新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工业区而人为地阻碍工业底增长及工业无产阶级底增加，那从社会民主党方面说来就是一种自杀。幸而，这是不可能的。
唤醒农村居民并提高他的欲望之后，同时又把他留在农村内，那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社会内农业工人阶级底地位比工业无产阶级底地位恶劣得多；前者底发展永远跟在后者发展底尾巴后面，因此就不能消除工业对于农业人口所具有的吸引力，恰好相反，这种吸引力将随着农业人口的动荡增加，从自己的愚钝中苏醒起来，并与工业人口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结社权与迁徙权同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自由活动和组织底最重要手段。社会民主党底任务就在掌握住阶级斗争底这个武器，确定其为自己所用并教工人阶级各阶层来使用这个武器。
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所采取的第一类方法就是如此。
三 保护儿童劳动
第二类包括劳动立法来保护一般工人，而特列是保护妇女和儿童。
但是这样的法律用来保护农村工人有没有必要呢？这样问题底可能性不能不令人惊异。但是还更值得惊奇的是竟有一些德国的社会政治家根据在这里不止一次引证过的，社会政策学会所作的关于农村工人状况的调査，对这一问题给以否定的答复。这种调査无论如何乃是以特殊的方法进行的；调查表单是分送给农业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被社会政治家认为是一个来源，从那里可以得到关于农村工人状况底极其真实的真理。
在指责这种行动底荒谬时，地方行政厅底一个年老的参事吉尔，他是调査研究所底领导者之一，在其对所发表的结果作的序言中曾反驳道：“如果某个地方雇主们底陈述不需修正就能为工人所赞同，那也只有在农业内，因为在这里相互间的关系还很简单，宗法关系既未为多年的工资斗争，又未为罢工及阶级斗争的号召，也未为利益底深刻矛盾所毒害。主观的判断自然是有的，并且常常可以从雇主底立场得到说明，但那时却很容易区别它们而且它们也不会把任何人引入迷途。”（“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一卷，第一二页）
换句话说，调査研究者把那种需要调查的和他们要想证明的，误认为已证明了的；他们觉得最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能比企业家更好地答复下述的诸问题：“由于过长的劳动日，特别在妇女和儿童方面，是否有力不胜任的工作？妇力的劳动是否引起对家务的忽视？田间劳作是否影响儿童智力的发展？现存的关于雇农的条例是否需要改革？”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纯朴的农业经营者中有人“主观地说明”自己的回答，那末这也容易辨别。人们很难容许有学问的人会有这样奇怪的断言。
自然，我们并不怀疑，在上述农业经营者当中，有很诚实和明达事理的人，人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得很多；我们应当感谢上述的调査有丰富而有教益的材料，但它（调查）要说明农村工人状况有改革之必要，那是极其不适宜的；它不但不适宜，且会陷入迷途：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向那些有理由阻碍改革的人去询问他们是否有改革底必要。
然而，除了坚定地确信地主贵族对自己的工人宗法式的爱护之外，社会政治家们还有别的理由只去询问地主贵族。缺乏方法和参考资料， 这是我国统治阶级和生活有保障的阶级底科学兴趣之可悲的证明。这些先生们应当向社会民主党请教：无产阶级会提供他们以方法和参考资料，使他们除农业经营者外，还去询问农村工人。
社会民主党同样能够克服第二种障碍，据吉尔先生的意见，妨碍了询问农村工人的第二种障碍，能够克服农村工人底智能的落后性。诚然，由于对胶州比对国民学校耗费更多金钱的那种爱国主义，这种落后性无疑是存在着的，但我们的同志们在某些地方是可以指出一些农村工人能够给社会政治家这般先生们叙述出一切的真理。自然，人们不能希望德国的社会政治家们，当问题设计研究工人状况时，要他们和劳动者的组织发生关系。诚然，做这种事情的那些人，如沙克斯在屠林根、海尔克勒在亚尔萨斯获得了丰富的科学材料，但他们一定是在秘密中做的：这是没有地位和声望的青年人。另一方面在德国领导纯理论的社会政策的，有深谋远虑的机要顾问先生，他们任何一个人不会要求在某处地方在上流社会以外来研究工人底状况。
但如果他们关于工人底状况不愿屈就来询问工人，那末他们可以不降低自己的身分去询问那些他们的利益和工人底利益不发生直接冲突的人。请想一想，儿童劳动是否妨碍上学，教师们对这一问题比儿童底剥削者提出了更有资格的答复，关于饮食和住宅底满足及关于工作底疲劳程度，农村医生比农业经营者能提供更正确的报道；最后除学校教师和医生外，在农村中还有极忠实于自己职务的僧侣，最低限度，从他们的某些人中比从企业家自己当中可以希望得到更公正的回答。
如果问题一开始就是关于企业家，而不是关于工人，如果调查是以证明前者底贫困境况并以提供办法来改善这种状况为目的，那末社会政策学会底此种行动就有意义。
在修改各种结果时，凯尔格尔博士非常了解这一点并且做出结论：“农业的工人问题，据我的意见，可以归结到如何开导农村工人，尤其在普鲁士东部，愿意在家乡受雇于本地的土地所有者？”
“我愿意首先以问题底这样提法，来表明农业的工人问题，主要是从雇主底立场，而不是从工人自身底立场来说是存在的；除少数的例外，农村工人底物质状况，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范畴，在整个德国并且在最近两三年来表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这样看来，关于农村工人的问题，不需要去找寻各种办法来提高工人底经济状况。”（“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一卷，第二一七页）
因而凯尔格尔所提议的，唯一的立法方法就在于加强对破坏契约的惩罚。这就是关于农业工人状况底德国科学调査底结果，然而在这个不完备的调查中，无论怎样素朴地粉饰事实，无论怎样避免那种不可能染以蔷薇颜色的事实，希望看一看事实的人，总可以找出充分事实，指出甚至单从卫生观点来说，对于保护农村工人阶级，都有采取坚决手段的必要。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说，自然不仅要关心预防劳动人口底退化，而且要关心提高他的智力和德性，使其能够掌握经济运动的领导权。
从深信农村工人地位很低，深信农村工人对自身状况问题不能置答出发的，并得出结论说农村工人的情况非不美满，而一切方法用来改善他的地位都是多余的那种社会政策，早已被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驳倒了。
保护工人的法律中最重要的，是以保护年青一代为目的的那些法律，其实一切社会运动在于为我们的儿孙谋利益较甚于为我们自己。
儿童从事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底特征。自有人类以来他们就已从事生产，也许，更早些，因为野兽在牠尚未成长以前就开始给自己寻找食物。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一般劳动尤其对儿童劳动予以特殊的和不利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家内劳作底地位上代之以供企业家使用的雇佣劳动，儿童从劳作的父母底帮手变为他们的竞争者，使精神和身体发展的各种活动底形形色色的更换代之以使智力和体力疲弱的单调生活，半游戏的工作代之以疲惫的劳动。这些特征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各种雇佣劳动所固有的，但它们台北明显地表现在儿童劳动领域内，儿童比成年人更不坚强，同时对于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影响更易感受，其结果影响他们的一生。
起初资本主义剥削儿童的破坏作用只表现在大工业内，但这种破坏作用在手工业和在农业内很快就成为显著的现象：在这些领域内大生产由于分工而创造出许多简单的，容易的操作，这些操作，显然很容易由儿童来完成，于是这些贱价的没有反抗的劳动力就被使用来做这些操作。
但是无论在工业内或在农业内，儿童底雇佣劳动并不限于大生产；恰恰相反，儿童底雇佣劳动往往用作维持小生产的一种手段，供给小生产以贱价的劳动力。农村逃亡愈是发展，在农村内成年的工人愈少，则吸引儿童作雇佣劳动的需要亦愈有力。
但是儿童雇佣劳动在农业内不会带来有害的结果，最低限度社会政策学会所询问的企业家们是这样相信的。可是有许多人则抱着另一种意见。诚然，田间工作是在露天中进行的并且儿童底工作往往很轻便——如拾集石块，采摘忽布之类。但在保佣劳动制下总是需要劳力之极度紧张，劳动之极大的强度和持久性，同时需要工作尽可能的一样，因为每一次从这一工作转到别一工作就伴着时间底损失，且往往发生监督底困难。最容易的及在某种限度以内有益于健康的劳动，如果不断地继续下去超过一定限度就成为有害的劳动。
存在于工业内的夜间劳动，在农业内就用不着担心，但是儿童夜间休息时间底缩短，恰好在农业内却是最常见的事；农业内的劳作，尤其在夏季（冬季照料牲畜）开始得特别早而完得很晚。如柯兰德、阿干德叙述到（波森省的里沙区内）从事田间劳作的儿童从早上四点钟到上学为止；然后他们到学校去，随后又工作到黃昏时候（“德国儿童义务教 育”档案〔Die Erwerbsthätigkeit schulpfilchtigen Kinder im Deutschen Reiche. Brauns, Archiv〕，第十二卷，第四一三页）。
布鲁格地方农村教师，拉威尔博士关于这种情形说道：“农业的工件对于儿童可能是有害的，就因为农业工作缩短必要的夜间休息时间。雇主们，同样许多父母们，往往不考虑到睡眠对于儿童是怎样地必要。“人们在早上四五点钟就叫醒十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在晚间九点钟或比这更晚的时候才放他们去睡觉：这是一种极有害于儿童发育的一种暴行。保护劳动应当禁止未满十五岁的儿童在早上七点钟以前晚上七点钟以后工作；午饭应当保证有两点钟休息，要使这种规则达到目的，这种规则应当推广到学校和家庭工业方面，并且学校的功课应当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国际大会关于工人阶级对农业关系的决议”载“瑞士经济与社会政治集刊”〔Die Beschlusse des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es für Arbeiterschutz in Bezug auf die Landwirtschaft〕，〔Schweizer Blätter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第六卷，第二六九页）。
不仅劳动底过度持续、紧张及单调有害于儿童的身体，就是在过早的年龄内一切正规的劳动，也有害于儿童的身体。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经营者都不会用小马来驾运货的大车，但同时在农业内常常强令六岁的儿童来作雇佣劳动。阿干德叙述波森的一个学校，那里有五十五个学生的一班，其中只有两人不作农业劳动：二十人替别人劳作，父母的家内留下了六岁——二人，七岁——一人，八岁——两人，九岁——三人，其余的都是十岁及十岁以上的儿童（见同书，第四一四页）。这样六岁的工作者被注定每天劳动在十二小时以上，从家到工作地来回的路还不算，而在农村道路往往是很长的。在农村中剥削儿童时会发展着何等令人憎恶的条件，阿干尔特政府对保护儿童所颁布的如下的决定就指示出，但就是这些决定许可的情形也是十分可耻的：儿童从八岁起才可以整天劳作，年轻一点的儿童就做这时间底一半或三分之二时间的工作……工作日被规定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中饭时有两点钟的休息。如果在工作之后须要步行，那末工件应当这样完结，以便归家至迟不过八点钟。在用大车送儿童时避免装载过多并且要照顾到，使儿童不致跌出去。早晨上课前不应劳作，热天雇主应照顾到充分的饮料（见阿干德引自同书第四二三页）。
阿干尔特政府底处置，大概是为我国制糖工厂底甜菜种植场上的工作条件所引起的。西倍尔这样叙述这些条件：“有些工作专是使用儿童：例如拔出甜菜，即是说拔除小的无用的甜。人们可以想像得到，从六岁到十四岁的儿童，继续坐上十二——十八小时、在地上弯腰曲背，弯曲到这样地步，血液都往头上流。成年人都不能支持这样的状态到几十分钟；如果儿童到一周工作完毕由于坐在潮湿地上而失了常态并完全病倒，那有什么奇怪的哩。学校对于这种工作，还放几天假，这几天假期叫作‘甜菜休假’。有人从迈尔慈堡区写船‘普鲁士学校校刊’的通信说：‘这些假日对于学校真是不幸：半裸体的儿童整天整星期匍匐在甜菜种植地上，在两性在一道的时候，是非羞恶底感觉全被破坏了，他们转回学校以后已是疲惫、愚钝、健忘、低能到这样程度，开始各种精神的刺激和鼓励学习，都是无效的。这些儿童的面孔浮肿，目光迟钝，皮肤因太阳热力而开裂，两手因在地下继续挖掘而破裂，污泥透入伤处和毛孔，就是用肥皂洗过几次的手也不会变白。四肢继续匍匐的结果脊椎骨在起立和坐卧时就很难伸直。'如果在某处地方儿童人数不够，那末地主们就雇代理人并派他们到附近的地区去招寻儿童，并且除按雇到一个儿童给予五至十蒲费林的日薪之外，还付给他们工资。此种招寻借有诱惑和欺骗，答应儿童有柠檬水、点心和啤酒，然后把他们装到马车上，前面有一群乐队，把他们送到指定的乡村。儿童一日的工资达到五〇或八〇蒲费林，这是在惨无人道的极长的工作时间之下，——要从早上五点钟继续到晚上九点钟。甚至在节日他们也要工作！如果儿童是从别的村落招来和诱来的，那末他们要到夜间十一点钟才能回家，可以想像到这是怎 样的情况”（见西倍尔〔M. Schippel〕：“德国制糖业及其补助'〔Die deutche Zuckerindustrie und ihre Subwentionirten〕，第二二，二三页）。
然而凯尔格尔说些什么呢？“农业工人问题只是从雇主的立场说来才存在。”为要将调査表呈报阿干尔特政府，社会政策学会是有足够的经费和补助金的。那些机要顾问先生们是可以向社会政策学会请教的!但我们对调查表并不公允。在调查表的某几处我们发见一些激烈的话反对儿童劳动。例如维贝尔报道说：“从约干涅斯堡区寄来的一个报告中证实，牧童的劳动时间太长并引起德性的败坏。”（“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三卷，第八五页）
从拉比·维拉区寄来的一般报告，指出牧童底生活方式在农民中是明显的，但很难废除的，引起儿童堕落的滥费（同书，第一二八页）。这和阿干德所叙述的完全一致：“牧放牲畜对儿童造成极大的损害，波美拉尼亚的教师们做出了这方面的数字材料。”在那里对“儿童底农业工作”这一题目有五十八个报告者曾断定，在三、二七五个儿童中，对二、三一〇个儿童德性败坏底可能性曾表示忧虑，对三一二个儿童则表示怀疑，而对其余六五三个儿童，这种可能性就被否定了，但除这些以外曾表示出对儿童健康的忧虑。
郭尔慈也说到“牧童生活方式底道德的和经济的损害”（“儿童劳动阶级”〔Die Kindliche Arbeiterklasse〕，第二六四页）。
我们的诗人给我们描写了在诗意境界中的牧童，诚然在古代牧童生活，确有它的优点和魔力，当时必须把大群牲畜驱入森林和无人居住的地方，把牲畜聚集在一个地方并保护牲畜免于一切可能的危险。这种情形发展了能力、机警、勇敢、坚忍及明敏。现时牧童的责任则要整天伴着一对牲畜蹲在森林中的草地上并且关心到使牲畜不走出草地范围以外。他的智能只执行一种机能，他竭力拦阻牲畜的外出。很显然的，这种强制的不活动和不变动会引起各种可能的邪恶的思想和本能。即使不从卫生的观点，也应当从教育的观点来反对儿童牧畜。
但是出身自农业经营者的社会政治家怎样来指责儿童底牧畜生活呢？这样的博爱主义从何而来？很简单：“牧童多半为农民使用，大地主则有他自己的牧人”（维贝尔：“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一二七页）。大地主不是叹息儿童的命运，而是看到劳动者的缺乏，叹息小经营浪费着这些贱价的劳动力：“如果这些儿童从事田间工作，那他们的力量就用得更得当；这不仅对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有益，而且对于农业雇主也有益”（见郭尔慈：同书，第二六五页）。
这种对儿童的关心与威斯特发里尼的一个报告者的关心一模一样，这个报告者指责当地矿山所有者破坏有关少年人工作的法令，并表示一种愿望，要少年们完全被排除于工业之外：如果在工业内有严格的监督，使不满十六岁的，最好不满十八岁的，少年完全不被雇用，那末这些少年就不得不供农页经营者和手工业者之用，这对农业正如对工业一样有益”（ “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一卷，第一四〇页）。
这样看来为我国社会政治家所质询的农业经营者在保护儿童的问题上并不完全冷淡：如果一方面的保护供作别一方面工作的刺激，那这种单方面的保护是受人欢迎的。
在儿童是外来的地方，在没有谁会来保护和帮助儿童的地方，在儿童是赤手空拳处于自己的剥削者全力支配的地方，做雇佣工作的儿童，其境况尤为悲惨。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儿童外出工作没有成年人陪伴，这在德意志南部，在巴登、威敦堡是常见的。在提罗尔有一个特别的“牧童协会”，以买卖儿童为目的。在佛拉尔堡“斯瓦比亚的儿童”是特别的一类小学生，他们从十岁起享有一种“特权”从三月十五日起到十一月半不去上学，为的是在邻近地方去做田间工作。累根斯堡是主要的市场，在春天人们把成百的儿童从提罗尔及佛拉尔堡赶到那里去，为的是到夏天把他们卖给肯出高价的人。农村牧师就是干这种运送软弱的人的商品的勾当的。
容易想像到，这些不幸的，完全外来的儿童受着何等的待遇。农民的“伯尔尼农业日报”在一篇论文中（一八九六年九月一日“论农业的工人问题”）说道：“农村中缺乏工人，大部分应归咎于对雇工，尤其是对儿童待遇太恶劣。”
把儿童交给农民使之“对不幸的被弃的儿童负监护之责”，就和在某个时期把儿童出卖是一样的不人道，“新时代报”（第十七卷，第一九七页）的一个有权威的撰稿人用鲁斯提库斯这个笔名，报道在瑞士有同样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德国也很显著。儿童受虐待在农民环境影响之下甚至在教育机关内究如何发展，这在刚才提到的鲁斯提库斯的论文中就有一个显著的实例证明（第二〇四页）：“对约尔德的刑事事件（Straf und Sexualmissbrauch von Fflegebefohlenen.一八九八年一月）调査底偶然结果，发现在贝尔尼高级农业教育学校内对女子施以令人愤慨的待遇。在贝尔尼的凯尔査茲学校的女生在夏天为要喂牲畜饲料，一定要在四点至四点半钟起床。然后他们一定要清洗厩舍，收拾粪料，汲出粪汁，在山坡上代替用重犁掘地的工作，在山谷内要清扫苔草丛生的凹坑，掘松土地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
所有这些超出少年能力以上的工作，据贝儿尼地方极为流行的意见看来，大部分并不属于妇女工作并且在一切有健全思想的人看来也是一种残忍，无论人们怎样说‘劳动神圣’，和圣经中祈祷与格言一致要把‘罪恶底萌芽’连根拔去。”
被卖给农民的儿童，在家长制关系下，他们是农民家庭底成员，他们的处境还勉强过得去，离去故乡的儿童境况，就坏得多、他们是拐骗人口底匪徒首领底奴隶，他们在他的残酷管束之下列处漂泊。在别的情况下我们再回头来说流浪及一般外出工作底方式，现在我们只指出，就连凯尔格尔先生都不得不说：“最年幼的儿童应当无条件地受到保障以防遭受危险，这不仅就道德方面来说，就是在甜菜种植地上劳动底过度紧张的时候，就纤弱的身体底健康方面来说都应当如此，因为这是去到萨克森工作底必然结果。”（“萨克森游记”〔Die Sachsengängerei〕，第二〇七页）
由于这一类事实，不仅理论家，就是熟悉农业状况的实际家都极力为农业中儿童底法律保护来辩护，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例如迈耶尔博士在苏黎支大会上曾宣称劳动底保护：“报告者似乎以为田间工作有益于儿童的健康。我以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北德意志、波希米亚、匈牙利，极大的甜菜和马铃薯种植地。他从来没有见过，在秋天，在潮湿和寒冷之中儿童从很早的早晨到很晚的夜间匍匐在地上，采集甜菜和挖掘马铃薯。这样的儿童比你们所关心的工厂的儿童多得多。”
实际上，一八八二年在德国从事雇佣劳动的，未满十四岁的儿童共计四〇六、四七四人，其中一四三、二六二人从事于工业、矿山业及建筑业，而二九一、二八九人，即是一倍以上，则在农业内。在一八九五年未满十四岁及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才第一次分开计算。从事雇佣劳动的，未满十四岁的全部儿童共有二一四、九五四人，其中一三五、一二五人在农业内。未满十二岁的儿童三二、二九八人中在农业方面的不多不少恰有三〇、六〇四人。所有这些数字可以当作最低限度的数字，事实上工作的儿童人数还要多——总在一百万以上。郭尔慈博士以为单是牧童人数从易比河到东部就有五万至十万之多（“农业工人阶级”，第二六五页）。但是无论如何正式统计的这些数字指出儿童底工业与农业工作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在农业内剥削儿童更加普遍，因此保护他们真有必要。
儿童劳动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伯恩斯坦紧接苏黎支大会以后，在他的一篇有趣的论文“论社会主义与青年工业工人” （Sozialismus und die gewerbliche Arbeit der Jugend）（载“新时代”，第十六卷，第一期，第三七页）中，就指出这一点。儿童生产的体力的工作自身就含有许多重要的教育的动机。在发育时期没有什么再比单调的智力工作有害的了。充分的体力活动是必要的。谁在这个年龄内不学习体力劳动，他以后就很难习惯于这种劳动，他在工作中就永远不会得到从少年时代工作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熟练和那种习惯。但在生产的工作中还有重要的道德的因素：儿童生长为社会底寄生虫抑或生长为社会的有用的成员，绝不是没有区别。有产者底子弟，在性格形成底几年之内不事劳作，如果他将来不的不骤然自立谋生，他往往是软弱的和无气节的，是卑鄙的阿谀者和寄食者，他要靠别人底庇护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替自己开辟道路。相反的，无产者必须有效果地工作并且关心自己，有时还关心别人，很早就激起责任感，而且也认识自己的力量。
社会主义底伟大空想家，同时又是伟大教育家，他们想很早诱导青年来工作。约翰·贝莱尔斯和傅立叶使四五岁的儿童做有益的工作。罗伯特·欧文则使八岁的儿童做工作。
就这一意图说，他们和工业资本家是相似的。但是在社会空想家底未来社会内作为人类地位提高和改善的那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就成为劳动的无产阶级底最可怕的退化底原因之一。没有必要引用这种情况底证明——它们从欧文时代起已被引用过无数次了。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站在进退两难的前面：让青年受资本底支配走上未来劳动者灭亡的道路，而整个工人阶级也和他同归于尽，或者使青年失去生产工作并以此使他的性格和工作能力底养成遭受严重的危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矛盾底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正如人民大众底完满的教育一样不可能。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忠诚的和聪明的拥护者战胜工厂主们底眼前利益的时候，就以妥协为满足：资本主义社会从教育计划中完全删除一定的年龄（十二至十四岁）的生产工作，以便在这以后宜告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底教育已经完成，并任其专做“生产工作”，即任其受资本主义的剥削。
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方面在自己的实际胜利中差不多完全站在上述妥协底基础上。社会民主党和苦心焦虑的资产阶级不同之点，就在于它设法纯机械地提高儿童劳动底限制年龄。但是在这一方面它走得愈远，它愈是接近于使青年只在成年时候才有可能开始生产工作的目的，它就愈加不能对正在成长的一代性格和工作能力形成的影响给予生产工作；避开斯齐尔拉，却跌到哈尔布德方面。[1]
把完全禁止儿童劳动底限定年龄提高到比现在已达到的标准——十四岁以上，不见得是为工人阶级本身的利益。限定年龄被规定得愈低，则对于劳动儿童底保护更应严格地加以规定，“儿童”这一观念应当就最大限度而言，即是说到十八岁为止。在现时，一方面劳动底强度，另一方面工人对社会活动及教育的需要这样提高了的时候，并且到处发出对成年人八小时工作日底要求的时候，我们就看出这样的工作日对于少年是太长了。我们宁可要苏黎支大会替少年工人要求四小时的工作日而不必将禁止各种工业工作底限定年龄提高到十五岁。现时在英国纺织工业中所施行的：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只做半班工，即一天做四点半钟工的制度，应当施行于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儿童劳动底限定年龄愈低，则在这些生产部门内使用儿童和青年底劳动，应当无条件地加以禁止。生产部门及工作种类底立法的区分应当加以严格的实施，工作底卫生条件应当加以严格的规划，工场的监督应当更加完备，监督者为数更多，地位更独立，尤其重要的，是在检查机关内除技师和实际工作人外，医生和教育家亦应有发言权。
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就工厂而言应如此，就是就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而言，尤应如此，在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内儿童劳动所处的地位更为恶劣。
四 学校
想在现代社会内尽可能合理地处置儿童劳动的愿望，如果想达到目的，就不应当以工作底一些地区为限；它必须将学校包括在自己的行动范围以内，使学习和工作彼此联系，使它们互相适应。这里就很明显地表现出社会民主党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这些政党中底每一个都希望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但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为的是要阻碍社会底发展，而社会民主党则是要加速社会底发展；后者为的是要使无产者即使不回复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也是要回复到小资产阶级的中世纪底思想方式，而前者则是要提高生活水平和思想方式到较高的阶段，使无产者能够越出资本主义社会底界限以外。为此社会民主党十分需要学校底改革，而基督教社会主义则十分痛恨这种改革。
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不属于那些过分夸大学校意义的人。有一种见解，以为学校属谁所有，则青年以及青年的将来都一同为他所有，没有比这种见解更错误的了。
训练我们的不单是一个学校，而是全部生活，学校只是生活底极小一部分。在学校的知识和生活底知识发生冲突的地方，总是后者制胜前者；学校无论怎样敬神和信仰宗教，如果生活教人以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学校就决不会教出伪君子和阿谀者。在学校底知识和生活底知识发生冲突的地方，它们只是有害于儿童，空费时间并因一切教育的影响而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学校当然支持统治阶级底政权，但它对统治阶级没有多大用处。
学校无论怎样好，它没有力量提高人类底智力的和道德的水平，如果整个环境对此无所裨益的话。社会改造不能从学校出发。每一种社会形态，每一个阶级，都需要特殊的教育和训练方式；没有这种特殊教育和训练方式，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种关系内学学校底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绝不是无差别的东西。
我们没有根据断言，现代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学校知识，在智力和德行方面都超越自然底儿子。首先我们觉得，“荷马史诗”或“埃丹”底诗人和大众不仅在审美的感觉上，而且在道德的力量和智能上，对自然与人间底理解上都超出现代民众诗底创作者之上。为了要使智能和精神发扬和高尚，为了要获得知识，他们并不需要学校。几千年来在一个方向内进行的公社底社会生活教他们以所需的一切；要使每个普通人得到全部实际的经验及社会底一切知识，只需口头相告和个人的观察就完全够了。
现在，在国际交际时代，在不断革命，——不仅政活的，而且主要是技术的和商业的革命——时代，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突变和动摇，谁要是只以口头相告和个人观察为指导，他在这些变动之前就毫无办法。读书、写字、计算、自然科学底原理、地理学、统计学以及政治史——对于每一个要在社会生产中辨列方向的人是无条件地必要的。这些学校知识，尤其是在现在教授这种知识的形式内，其本身需要了解和正确的观点，较之在古代普遍靠广场上口头传述和个人观察的知识为少。学校知识是实物教学底最坏代用物，而普通的国民读物，廉价的格言报以及无价值的文学不是引人入胜，而是使人愚钝，那时自然界底观察，同自然界进行斗争，来自远方的客人底陈述就不断地刺激智力并增加认识。但反正一样；如果实物教学用学校的学科来代替并不是以文明人精神和道德优于自然人为先决条件，学校学科代替实物教学对于文明人为完成其任务，总是非常必要的。文明人底生活在时间和空间内这样无止境地扩大，以致个人无论他禀赋和工作能力怎样丰富，要靠个人观察来把握这种生活总是不可能；个人观察无论怎样重要，它只包把全部生活之一部分，其余部分只有靠学校的学科才能知道和学到。
在现时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整个民族，没有一定的学校教育，就不能在竞争的场合中占上风和满足现代文化底要求。社会愈发展，现时国民学校所教的就愈感不足：必须改善和扩大国民学校，在十四岁以后的几年间要继续实施普及教育。
在调整儿童劳动底延续时间，除注意卫生的要求外，还要注意到教育的要求。在十四岁以后的儿童劳动也应当仍在使正常的有效果的就学容易办到的限度以内。
但学校不仅为教学服务，而且也为培养服务。
当社会生活已成为公共的时侯，这种社会生活就提供了对于社会目的所必要的一切教育因索；在游戏和轻便工作中平等的同辈们底团体，成年人底范例，参加在他们的事业里面，老年人底教训，这些对于社会德性底发展是足够的。在现时对于儿童，尤其在城市内，个人的家庭的生活，占据了公众生活底地位。现在不是社会教育儿童，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是父母教育儿童；但是父母们正是缺乏在社会中的生活，在平等的人们当中的生活所具有的那些教育的因素；儿童从父母学到的顶多是服从，而不是学到友爱、思想一致和独立性。有几多个父母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儿童呢？强制的工作完全霸占着他们。家庭不仅剥夺掉儿童的平等社交，而且特别剥夺掉少年的有益作业；现代的家庭同社会隔离、同工作隔离。如果儿童不去作雇佣工作，那他们就丧失在劳动中和合作中事例底教育意义。学校在这里就出现了；它把孤立的儿童集合拢来并平等地给予他们一个有力的培养工具，同时在师长指导下给予他们有计划的，仔细思考的作业；但要使这些作业发生教育的影响，这些作业就应当是多方面的；儿童不仅应当充满死板的学校知识，而且要体验人世间底活泼的感情；教师不仅以教员的身分接近他们，而且在游戏和工作中，即是说在与教学和游戏不同，而能传授立刻就可看见的结果的这类活动中，应当和儿童接近；这种活动对于儿童有明显的目的，并且由所做的活动中得到的愉快可以鼓起儿童们创作底兴趣和自觉。
对于较为成熟的青年，学校应当是生产工作底补充，但生产工作在上学底头几年也不应当缺少，这倒不是从经济上着想，而是从教育上着想。
对于雇佣劳动被禁止的那种年龄，教事与生产工作结合，学校与实习工场及实验农场结合是必要的，在这些地方教以各种手工业及植物栽培底简单实例并作实习，并且限定的年龄愈高，则这种结合就愈加必要。
我们看见，儿童劳动问题自身包含着复杂的问题；单纯的机械的提高雇佣工作底限定年龄，是很少有的。
当我们从工业转到农业的时候，儿童劳动问题就具有不同的形态。
在农业内儿童为习于劳动并为获得必要的习惯而参加劳动，比在工业内更加必要。在工业内分工和机器把各个人底劳动归结到既不需要体力，也不需要灵巧的不多的几种简单操作，不过训练这些动作要由无经验的人来担任总是很困难。在农业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工作，需要注意力、灵巧，还常常需要体力以及抵抗气候影响的坚定性，从早岁起就要习于所有这些条件。现在城市的工人就不适宜于做农业的工作。
在农村内就没有存在于城市内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城市内禁止雇佣劳动就意味着几乎完全禁止生产的劳动，禁止资本主义的剥削，就等于禁止发展儿童的工作能力，并使儿童受到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底教育的影响。
现时在农村内每一个家庭经济都和农业生产相联系。雇佣工人在农村内部也料理自己的家务，如果他有家庭的话；儿童要工作不必受雇于外人；在这些条件下禁止雇佣劳动就意味着禁止资本主义的剥削。
如果在工业内禁止未满十四岁的儿童劳动，那末在农业内就需要更早加以禁止。无论如何儿童外出营生凡未达成年都应加以禁止。外出营生特别常见的形式是流浪，即雇佣劳动底最令人惜恶和最败坏德性的形式。
但是农村中儿童劳动问题，并没有因这些禁止而得到解决：我们刚才指出，农村中在父母经营内的工作充分提供儿童活动的机会。父母往往滥用这些机会，使儿童担负过重劳动并使儿童疲惫：在手工业和农业内尽可能增加自己儿童底工作，是小经营赖以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在农村内缩短学校教育底时间，这种强有力的意图就证明着，这种办法对于农民是怎样地重要。无论如何不能对这种意图让步：在农村内，为农业本身的利益，学校教育底改善和扩大尤为必要。现代生产方式在工业内已使手的劳动简单到极点。在农业内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情形，农业极为复杂，它的工具完备，它的方法需要更多智力和细心。这样看来，正是农业需要更有知识的劳动力；可是最有知识的劳动力却很少到农业方面来，——它的最有才能的工作者都去到城市；在那个时候，城市以其报纸、联合会、集会、博物馆之类对于进一步的校外教育给予无数的鼓励，——而在农村内殆难做到防止成年农民的极为贫乏的学校知识消失。在农村内学校教育不仅十四岁以前就是十四岁以后，都极为重要——这样的教育，本身就可作为进一步自修的一种鼓励。
农作者需要儿童劳动；在农村内雇佣工人人数愈少，则农作人需要儿童劳动亦愈多。但是他也需要更高的谷芳。如果代替伦理的、精神的以及对科学无用的宗教教育，而授以那些科学底原理（化学、机械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的教育，这些科学对农业的合理经营是需要的，并且这些科学的知识能使农业经营者在必要的时候便于继续学习，那末，在不延长学校教育底时间，甚至缩短这时间到一定的限度，亦可以得到更高的教育。
但正是那些以拯救农业为己任的政党，在情况对此有利的地方就企图缩短学校教育的期间，并企图以国民学校内占优势的那种宗教教育来排挤极为贫乏的现实的知识。
现存政党中只有受国家支助的政党，才为自己一时的、反文化的利益而牺牲农业底成就。
在奥地利教皇政权拥护者在这方面的行动最为可恶。但在德意志，甚至在新教徒的教区内，也可看到同样的情形。
例如，屠林根的农村牧师写了“论农民底信仰与道德”一书，在这本书内说到新制学校对于农民的影响，他很恶毒地批评道：“现在，读书简直把人带进疯人院内；可是这对于农民是很少有的事，因为农民还是习惯于在学校读书。我以为，这一方面有最大的危险威胁着，人们很少注意到这种危险，这就是：读书当作教育手段，一部分是多余的，而主要是，现代学校剥夺农民还在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练习劳动的可能性，尤更重要的是，夺去对劳动的爱好，劳动的快乐及对自己境况的满意。一切公正的观察者都明白，男孩和女孩，从初级小学开始至补习学校为止，即从六岁至十四岁，为了念书而避开田间工作，他们被各种各样的科学所填满并成为一知半解的人，他们随后对田间工作，对照料牲畜以及一般地对农业都不感兴趣。我常常观察到，正是勤劳而有能力的女生不愿离开学校，并且暗中抱怨帮助父母是她们应尽的本分。十分明显的，学校教育妨碍正常的，即是早些习惯于农业工作，学校教育还往往鼓励易于感动的儿童对儿童读物和国民读物中所描写的悠闲的、富裕的和十分快乐的生活，对其他阶级底所谓“幸福”怀着热情的渴慕。结局教育底盲目狂信者就会很可怕地了解，“知识”在农村内有很黑暗的相反的方面。目前一切迅速地发生——这也就是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满意的农民从不满意转到自由思想及工人运动，那末社会民主党就完全合他的“口味”。一个年老而有经验的村长说：“这种情形现在是悬空的”，他又加一句说：“从前人们不曾想到这样的事，而是生活是怎样，他们就怎样生活，并以此种生活为满足，现在他们拿自己的境况和别人的境况作比较并且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应当比我们好些呢？'”
不能再有比这说得更可耻的了：因为更高的教育会使人们成为社会民主党人，那末让人民仍旧在无知无识的状态吧。无知无识的农民不及有知识的农民能够进行合理的经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需要的不实富裕的农民，而是恭顺的农民，“颂诗和教理问答万岁，打倒农村学校内深深印入农村儿童头脑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教育底断片。”我们的农民的朋友得意洋洋地说到农民对于学校兴趣底减退，这是不足为奇的。（屠林根农村牧师著“论农民底信仰与道德”，第二四、二六页，参看“教育的欺骗”〔Bildungsschwindel〕，第九七页）。
在社会政策学会关于农村工人境况的调査表中威斯巴登区的一个报告者也有同样地说法：“如果学校改善底结果提告了农业工人底教育，那末他们的粗暴性也就增加”（别的报告者则断定相反）。这种粗暴性是多读报纸底结果。
从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同一区域寄来的通讯说，在七十年代人们都很热心去上的农村补习学校，现在去的人就少得多了（“德国农村工人状况”，第二卷，第五四、六一、六三页）。
普鲁士农村补习教育底概况（见下表）指出在农村补习教育领域内还要做多少工作。
| | 农村补习学校的数目 | 经费
（马克） | 学生数 | 从十四岁到
十八岁农民儿童数 |
| 东普鲁士 | — | — |
— | 64000 |
| 西普鲁士 | 8 | 1265 |
91 | 47000 |
| 布兰金堡 | 1 | 30 |
26 | 65000 |
| 波美拉尼亚 | 3 | 150 |
25 | 45000 |
| 波兹南 | 21 | 1441 |
213 | 57000 |
| 西里西亚 | 33 | 5297 |
910 | 131000 |
| 萨克森 | 41 | 4932 |
733 | 65000 |
| 斯勒兹维格 | 50 | 5027 |
394 | 36000 |
| 哈洛维尔 | 133 | 14753 |
1982 | 70000 |
| 威斯特发里尼 | 8 | 1430 |
138 | 77000 |
| 黑森纳沙 | 320 | 27812 |
4518 | 48000 |
| 莱茵省 | 206 | 26132 |
3791 | 121000 |
| 霍亨索伦 | 51 | 3519 |
504 | 2600 |
| 总计 | 875 | 91808 |
13317 | 828600 |
所有补习学校的总费用为九一、八〇八马克，其中国家拨付三三、一四七马克。价值差不多和两发炮弹相等。同时又投出巨额金钱“为救济农业之用”。不待说，对于提高地租，补习学校没有什么用处。
补习学校使农民面临困难的绝境：农民愈是无知无识，则他的经营愈不合理，他愈不能采用在他的小企业内可以办得到的那些技术的改良。但是他的教育愈高，则他愈强烈地感觉到迫使他作力不胜任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欲望降低的生存斗争，他亦愈迅速地抛弃自己的职业。
这种情形对于邢些要想保全现在的农民的生产方式，当作现社会底支柱的人，是很不愉快的，对于社会进步底拥护者，倒是一件快事。如果农民的经营与更广泛的合理的教育产生出的文化生活底要求不相容，那末这是前者（农民的经营)的不是，而非后者（文化生活) 的不是。学校教育底改善应当引起农民经营更合理的处理，在它还能改善的地方；在情况不容许这样做的地方，更高的教育必然会刺激人们放下农民的经营。在前一场合同在后一场合一样，教育是经济进步底因素。
学校教育还有好的一面。在没有保护儿童的法律的地方，学校教育直列现在是最好的手段，用以反对儿童在自己的家庭内在农业内以及在家庭工业内的过重的负担，立法要避免干涉家庭底内部生话，则这种学校教育更其有价值。为限制农村内儿童底雇佣劳动、义务教育在儿童劳动完全被禁止的时候是必要的。在工作者散处在极大地面上而且相距很远的情形之下，要监督保护劳动的法律底实施， 在农业内比在工业内更加困难，义务教育底毅然决然的施行，就会将儿童雇佣劳动缩减到这样的范围，那时儿童雇佣劳动就不会更有利了。
显然，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保护农业劳动法，即一八七四年英国的“农业儿童条例”(Agricultural Children Act)，只是间接地，通过义务教育来限制儿童劳动。根据这个法律，不满八岁的儿童一般地不能从事农业。从八岁至十岁在一年上学二五〇次的条件下可以从事农业；从十岁至十二岁只要上学一五〇次；各种外出工作都被禁止。替自己豫留地步的这些限制无论怎样有限，它们总使未满十二岁儿童底工作减少至最低限度。
初级学校同补习学校一样，在农村内比在城市内有更大的意义。保护正在工作的儿童，这种意图首先应当归功于这种学校。
禁止未满十四岁的儿童作雇佣劳动，没有例外的禁止一切儿童和少年从夜间七时至早晨七时的工作，禁止少年们底外出工作，禁止以工业目的为动机而排除义务教育，义务补习学校底足够数量——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关于儿童农业劳动的社会政策中提出的要求。
五 妇女劳动
关于妇女劳动，可以简略地说一说。
在农业内妇女劳动的发展并不和工业内的发展平行地进行；这里我们看见明显的例子，两性之间分工如何变化，妇女劳动与男子劳动两者之间界限如何经常地移动，因此把这些界限认为是自然的，即是说对社会制度的关系而言是永久的，那是如何地不适当。
农业在其发生时专是妇女分内的事，男子则从事于狩猎和牧畜。随着农业对于社会的意义底增加，妇女对于家庭和社会——妇女是家庭和社会的主要的养育者——底意义也增长了（参看库洛夫极有趣味的论文“母权制底经济基础”，载“新时代”，第十五卷，第一〇六页）。当农事已使狩猎和牧畜失去重要性的时候，男子就必须从事于农耕。人口底定居和农业底发展平行地发展起来；简陋的帐棚，代之以拥有颇大家业的坚固而宽大的家屋。
家内工作增多了并且很快地完全吞噬了妇女，而纯粹妇女的技术——农事（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农事底发明归功于女神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成了男子底财产。
黎佩尔特问自己，为什么在犹太神话里农事一开始归功于男子：亚丹、凯恩、劳永呢？他以为犹太人未曾经过农事发明底阶段，而是在征服了哈拉的时候，在很高的发展阶段上摹仿来的（见黎佩尔特〔Lippert〕：“文化史”，第四四七页）。反之，随着野兽绝了迹，保护牲畜以免野兽侵害，以及在厩内饲养牲畜的时期愈长，牲畜变为家畜动物，牧畜业就开始过渡到妇女手里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将妇女赶到田里，一方面造成了多数的农村无产阶级，他们的报酬太低，以致靠一个男子的工资难以维持家庭，要增加工资就得把妇女和儿童吸引来工作，这当然又更加降低男子底工资；另一方面，农民底境况更加恶化并使他们为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使出自己的全部力气及妻子儿女底力气到最后的可能。
在农民生活得好的地方，妇女只限于家务，她只要料理家务就够了。就是日工的妻子也是这样。美洲虽然雇佣工人很缺乏，但妇女向来就不参加收获。“在美洲农场经营者底见解和观念看来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妻子底地位。农场经营者家庭底妇女成员专一注重狭义的经济，而粗笨的工作则委诸男子去做……在美洲很少看见在田间工作的妇女，并且可以相信的，就是妇女都出身于移民底家庭”（柴林格：“北美洲农业竞争”，第一八〇页）。
这个事实很难用统计数字来证明，因为职业统计只是列举出一定职业部门内的工作情况，而没有指出它的种类。在一切场合内最有意思的，是在德国一八九五年农业工人男子为三、二三九、六四六人，妇女为二、三八〇、一四八人，而在合众国一八九〇年时“农业工人”计有男子二、五五六、九五七人，妇女四四七、一〇四人，而单是工人（其中有许多农业工人）男子为一、八五八、五五八人，妇女只有五四、八一五人。
但是这种趋势并不以美国为限。在英国，由于侨民的关系，农业工人底状况，在最近十年来，因工资增高及消费品价格降低，大体上已经改善了。农业内妇女劳动底减少和农村工人状况底改善平行地进行着；通常取消妇女的田间工作证明劳动者地位底改善，我们已经引用的英国关于农业底贫困的最近调査报告（第三七页）不只一次这样说的。
在大不列颠（爱尔兰除外）农业工人在一八七七年时计有：
| | 男子 | 妇女 |
| | 1060836 | 100902 |
| | 873480 | 46250 |
| 减少 | 187356 | 54652 [2] |
男子的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一八，妇女减少了百分之五四。
德意志农村工人的运命底改善并不显著；但在这里妇女底田间工作减少了。即如维贝尔从西普鲁士寄来的通讯说：“有些地方妇女的雇佣劳动已完全绝迹；自由日工底妻子差不多在各处都很少和他们一同工作；妇女劳动，显然是减少了。”
从波美拉尼亚来的通讯说：“妇女劳动之减少，和一八四九年比较是很明显的。”（“德国农村工人状况”，第四九、一八五、二〇二、三七七页）。这样看来，这里是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和工业内完全不同，若注意到农村内私有家庭经济底巨大意义，私有家庭经济在这里占据着妇女比在城市内完全不同，那这种情形就十分显然了。
只有一方面使家务减少到极度，他方面不得不去从事过度劳动的赤贫才把日工或小农底妻子赶到田里作雇佣劳动。显然，英国的农场经营者指出对儿童更加关心，雇佣劳动不许他们参雇佣劳动，这也成为妇女劳动减少底原因之一。“义务教育使我们丧失了不仅儿童的，而且妇女的劳动，因为妇女们要留在家内看顾小孩”（见卡布鲁可夫：“农村工人问题”，第一〇二页）。因为农村内已婚妇女底雇佣劳动显见得是正在消灭的现象，同时由于农村劳动者境况底改善，于是已婚妇女底雇佣劳动在一般的社会政策还十分有力足以引起这样改善的地方，就不需要特殊的立法保护。
据我们所知，少女们底雇佣劳动，在其占优势的形态内，即以仆婢资格工作的形态内，也不需要有特殊的限制办法，即不推广到所有仆役或整个农村工人阶级的特殊的限制办法。
但是这样的办法用来保护从事外出工作的少女们则是必要的。
六 外出工作
英国的流浪制是外出工作底典型形态。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这样地描写这个制度：“外出工作队由妇女及男女少年（从十三岁到十八岁，可是已满十三岁的少年就被排除），以及男女儿童（从六岁至十三岁）十人乃至四十或五十人组成为一队。工作队由队长率领，至于工作队的首领通常是普通的农村工人，这种人大部分是坏人、放荡者、流浪皆和酗酒之徒，但他们富于冒险精神和才干……队长从这个租地转到别个租地，并剥削自己的工作队一年中六个月乃至八个月。这一制度底黑暗面就是儿童及少年男女们底过度劳动，远距离的转移及工作队员底德性败坏。常常可以看见十三四岁的少女和自己同年的男队工发生关系而怀妊，是数见不鲜的。供给工作队人员的农村都变为苏丹士和哥摩拉士（Sadoms and Gomorrahs）并且私生子比其余各地多一倍”（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三章，第七二六——七二八页）。
德国的外出工作底某些形式稍微好些。我们且听一听这位十分善意的证人，这位外出工作底热烈赞扬者（这样的热烈，只有在一定的场合内才是可能的）凯尔格尔的话。
“外出工人多从穷苦的，在经济上落后的区域去到甜菜生产的区域，尤其是去到萨克森做挖掘和收取甜菜的工作，因为地主们在附近找不到恭顺而廉价的工人来做这类工作。这些工人是由募集人招募来的，这些募集人和英国流浪工作队队长极相类似。招募是在下等饭店中用各种各样的奸猾的诡计去进行的。如果募集人和愚蠢的，很落后的人办交涉，向他们证明他是官厅所许可的，然后他指示他们在契约上画押，他最先雇用会说两种语言（德国话和波兰话）的心腹的人，要他在工人中间活动，向工人证明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契约是有利的，并且像领导者一样，第一个在契约上签字。不幸，在农村内有时也有会说波兰话的居民，于是募集人就向人们发誓说待遇条件比契约中所明定的条件好得多”（“萨克森的农村季候工人”〔Sachsen-gängerei〕，第三一页）。
这些募集人这样招募了许多人以后，在工作时仍为监督人并利用机会继续自己的敲诈行为。募集人用各种欺压手段去剥削被他用契约欺骗的人们：“监督人因为享有优待就庇护商人，在分配工作时挑剔那些不愿向他的商人购买货物的工人并且指定他们去做不愉快的，报酬很坏的工作，这在实际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对流浪工人的危险还要增加，当监督人发放工资的时候，他简单地扣取工资底一部分，要是在这种支付方法被废除的地产内监督者就公开地申言，从他的工人底工资总额中给他一小部分利息是合法的，这种情形也是常有的。”在许多地方因为这种情形人们就废除了这种工资支付的方法。
处在这样主人底监督之下的工人，尤其是少女们“人数往往超过 男子好几倍”，并且这些少女们多半年纪很轻。在萨克森省的四个地产内凯尔格尔计算工人有三三七个是妇女，一五〇个是男子；前者之中百分之四八·三不满二十岁，百分之三三·九则由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百分之八二·二不满二十五岁，百分之九三·四不满三十岁；可惜，凯尔格尔不曾提到不满十六岁的少女有多少；的确，即使他去问过，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就连制糖工厂主也不会把自己事业的秘密泄漏给凯尔格尔先生。
一五〇个男子中有百分之三二不满二十岁，百分之一九·三由二〇——二五岁，百分之七三·三不满三十岁。
年轻的、独身的、对一切陌生的少女们，就在这样如募集人的严厉的道德家底指挥之下，成群地和年轻小伙子们一道在世间漂泊。很显然的，在这种情形下发展的条件，表现出和英国外出工作制有不祥的相似。
“他们陷入我国基督教爱国主义的地主们底地产后，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危险。工作繁童，工作日长得不近人情。我在契约上看到，在西部毫无例外地，工作到处都在早晨五点钟开始，并继续到晚间七点钟，中间早餐有半点钟休息，中饭有一点钟，晚饭有半点钟。除此以外，额外的工作到处都是事先说定的”，（第四一页）。这样看来，年轻女子被剥削总在十四小时以上。至于妇女们怎样工作，马克思对此曾指出：“农场经营者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支配之下才能很好地工作，但另一方面妇女和儿童，一旦他们竭其全力真正献身于工作——傅立叶已经知道了这点——那时成年的男工就很狡猾，竭力节省自己的力气”（“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二七页）。
工业剥削者从自己的工人尽可能榨取更多的劳动，其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尽人皆知的“家长式的”制度。特别是在流浪的工人工作的部门内，难看的工作根据“协定”起着很大的作用，从易比河到东部人们发明了特殊的天才方法去鼓励自己的工人作力不胜任的劳动。维贝尔对这种情形在其许多次为我们所引用的书内（第一二六页并参看第二八六页）给我们指出：“不止一次被证实过，人们用‘清凉的饮料’（烧酒）比用金钱更容易使工人同意作额外的工作；从海里根贝尔区来的通讯说到关于额外工作底重要方面就在工人是被‘恶性的酒’刺激起来做额外工作的，虽说现在已不及从前。”
这就是说，我们的基督教德国的贵族有系统地用酒灌醉自己的工人，来鼓励他们工作，像在十七、十八世纪时力作战前使雇佣的兵士大喝烧酒，以便鼓舞他们作英勇的抵抗一样。我们看见，普鲁士的恶性烧酒不仅可当作商品，而且可当作款待自己工人的一种手段，来替贵族地主产生利益。
人们爱护流浪的工人总不及爱护本地的工人。他们可以一个跟一个病倒！在整个冬季又不消养活他们和付给他们在医院的费用。但是最坏的是替流浪工人安排的住所。人们不值得替他们建筑坚固的住宅。因为一年之内住宅总要空七八个月，他们的住宿地愈简陋愈好。凯尔格尔先生对于在某些地产内替流浪工人建筑的住宿所大加赞扬；他指出那一种规定（无论如何在那里是不可理解的），即两性分睡的规定，为这些宿舍底特别优点。这是照警察局底要求做的。
从易北河到东部不必走得很远：“代替可以住人的宿舍（在西普鲁士），一部分木板房，一部分厩舍和空的谷仓都被利用了，工人在它们里面十个人或十多个人睡在一起。无论哪里都看不见各处曾实行两性分宿，有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往往更多都是少女；并且就是在先进的领地内情形也和在别处一样”（见维贝尔：“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二四〇、二七五页）。期待这种分宿究有多久——从维贝尔早先用好几页篇幅抱怨的情形就可看出，维贝尔抱怨道，甚至在本地工人住宅内并不时常具备两性分居的必要的条件。“家属不得不和外来工人共居住宅和寝室”（第一八三页）。
不是在“未来国家”内，而是在现代国家内，基督教德国的谦逊和德性还一点也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毒素所触害，那里我们的“名门贵族”和“上流人”无阻碍地支配和统治着——我们就看见，家庭与结婚底保护者所引起的混乱的性的共同生活，这些保护者为降低烧酒和沙糖底生产费使自己的两脚的劳动牲畜不分性别与年龄群居在厩舍内。
在现时就连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家都承认，这种令人愤慨的状态真是需要立法的干涉。
首先应当要求禁止未成年的少女们外出工作。凯尔格尔博士自然不愿意知道这一点，他有自己的理由：“提议禁止未成年的少女外出工作是发生于想藉此稍稍减少风俗败坏底危险性，但我想少女失去童贞底百分数，不见得因此种方法而减少，因为受父母保护到二十一岁，一旦独自谋生的少女，如果她在家乡还未曾成为诱惑底牺牲品，那她也不见得比更年轻的少女更能抵抗外来的诱惑”（第二〇六页）。这句话引起很多的反驳，但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凯尔格尔博士很冷静地接受马克思底叙述，即在外出工作的时候十四岁的少女和十四岁的少年结合而怀妊。这种情形发生之或迟或早，还不是完全一样。
凯尔格尔反对禁止外出工作，首先是为外出女工底父亲底利益着想的。如果不照契约把未成年少女卖出去做奴隶，这些贫农对她们怎么办呢？
“例如，小土地所有者——我们且举一个最明显的实例——命运使他连续于六年之内每年生一个女儿，当最后一个女儿也满十六岁的时候，他对这些过多的儿女怎应办呢？我们不去争论这个例子底明显性，但如果认为它是证明了的，那末其他同样随意举出的，但自然比较不明显的例子，也一样是证明了的；小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六个女儿送进外出工作队，而每个都带着私生子回来；他对这些多余的儿女怎么办呢？”
但星凯尔格尔博士还有别的确实的理由：剥削十六岁至二十一岁的少女，对于种植甜菜的农业经营者和制糖工厂主是最有利的，因此禁止使用她们的劳动，为着甜菜种植底利益，当然要被搁置了。这样看来，我们的高贵的博士领导着真正文明的斗争来拥护甜菜种植底权利而使未成年少女们趋于堕落；但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汪达尔人（意即文化破坏者），不是以人们的堕落为代价而达到甜菜种植底成功之爱好者，虽然我们也要求禁止未成年少女外出工作。
但这还不是所要做的一切。自然，二十一岁的少女白甘墮落也比十五六岁的少女为少，因为她比较有经验，她的性格比较坚定；但是现时流浪工人底生活条件是这样恶劣，可以使更成熟的人墮落。可是，虽然如此，不能走得更远，希望禁止共同的外出工作：这就意味着剥夺劳动人口大部分的自由迁徙并剥夺他们去找寻比在家内获得更高工资的手段。但是契约奴隶制和流浪制并不构成外出工作底必要条件，因而应当加以取缔。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公开的介绍机关，排除募集人及其贩卖人口的制度。
在上述一切之后就无须证明值得人们要求的住所的严格规定底必要性了。缩短长得不近人情的工作日，也有必要并且这种必要不单是对外出工作为然。
七 正常的工作日。星期日休息
现在我们说到正常的工作日的问题——劳动保护底主要问题。
工人运动底反对者不再争论工业内正常工作日底合理和必要了，虽然他们反对劳动时间底缩短；但是他们宣称，正常工作日和农业底条件不相容，因为农业不比工业单调而且要依靠外在的条件：靠风和气候，靠雨和日光，因而是变动不居的，不能用正规工作日底界限来限制。
实际上，农业比工业需要较少的变动性；在一个地产内工作计划被规定为一整年，而那时工业企业底计划则随情况而改变。
工业企业家更加抱怨，正规工作日使他们没有可能利用市场底景气及履行一定要迅速完成的大批定货。他们比农业经营者更加坚持工作日底变动性，以便适应比风和气候更变易不居的，市场底变化的需要。可是我们看见，一切都照自己的顺序进行：技术的知识和组织的才能战胜了一切的阻碍。而凡是正规工作日被实行的地方，伤害的不是工业，而是工业中的旧习。
正规工作日在农业中也有自己的热望者。诚然，我们对于农业没有用法律严格规定工作日底标准，只是在某些地方有过施行正规工作日的企图，一部分是受愤激的农村工人底压迫，一部分是由于农业保护者底理想的冲动，这些保护者自然是很知道农业的条件的。迈耶尔在其对苏马赫尔·査尔赫林：“正规工作日史”（载“社会经济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c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六卷，第一期）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对于工作时间底立法限制于一八四八年首先实行于美克林堡。领主的日工们底骚动在那里引起了仲裁委员会底设置，由政府调解争端。这个委员会规定了大地产内的劳动时间。从那时候起在一八六九年保守党人瓦根勒尔和布洛赫特斯旋行正规工作日的政策遭到了斯屠姆的反对。在一八七二年我和苏马赫尔在农村雇主底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法规定农村工人底劳动时间；在一八七四年或一八七五年我和瓦根勒尔一同起草了法律草案，限制城市和乡村成年人底劳动为五十六小时半，并将这草案呈报俾斯麦。”这些企图没有得到成功。但经济的发展从那时候起就继续有利于农村中正规工作日底规定：技术把工作底较大的规则性带到大经营内，比用于小经营内为甚，而农村工人底正在增大的压力在这一方面也发生作用。
我们想起在萨克森替外出工人用契约规定的，甜菜种植场上工作日底时间：这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正规的劳动日。维贝尔指出规定正规劳动日这种意图不断增长。即如他从里特弗来的通信说：“劳动时间实际上是缩小了：在南部各区一部分经营内工作在日出后一定时间开始。这个时间在这些场合内大约在早晨五点与六点之间。有些地方采取一定的，不以日落为转移的工作终止时间，为晩上七点至八点”（见前书，第四八页）。凯里格斯堡区来的通讯写道：只有在小地产内才看到，工作在夏天从日出开始；在大地产内工作底开始大部分都有了一定的时间（五点、五点半、六点）（见前书，第一二一页）。马宗里区来的通讯说：“在比较多的场合内工作底开始在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在许多场合内工作终止也规定一定的时间”（同书，第八四页）。
在这种情形下维贝尔就断定，农村工人对超时间工作的憎恶态度在增长着。这样，我们看见德国农业内正规劳动日底开端；这个开端这样微弱其原因与其说是农业生产底特殊性，勿宁说是农村工人底依赖地位；要达到劳动时间底缩短及其实行，他们的力量是不够的。摆在工业中同志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关心立法给他们以用自己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
决定农业的正规劳动日底界限越出本书的范围以外；无论在工业内或在农业内实际上所达到的界限各不相同，尤其是这种界限不仅为客观的技术因索，而且为强有力的主观因素所决定。但我们并未看见有任何根据要在农业内，像在工业内一样，要求八小时的劳动日，甚至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只着眼于劳动时间底长短并不能是工人运动底目的。
人们可以反驳我们说，农业中的工作比工业中的工作是在优良的卫生条件下进行的；在工业内单调的机械的劳动是在关闭的，且常常充满毒气的屋子内进行的；而在农业内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在露天中进行的。在大多数场合内情形的确是如此，但另一方面雇佣工人的状况在城市中就比在农村中不同。在农村中家庭经济，像我们已经屡次说过的，必须和农业生产联系。日工从雇佣工作转回来后，还没有完结自己一天的劳动：他还要关心家务、清扫厩舍，给牛以饲料、掘取马铃薯等等。如果雇佣工作从日出到日落占一整天时间，那末他只有在夜间和星期日来料理自己的经营。
无论对于已婚的工厂女工，或对于农村中的日工，雇佣工作底时间和劳动时间并不完全一样。农村工人地位每次改善，私有经营中的工作即随之增加。这种情形不见得能迅速改变。农村工人雇佣工作缩短到八小时还是不会使他比城市劳动者占优越地位。
如果我们把农业中正规劳动日也认为是可能的，像在工业内一样，那末还是不能以此为条件，就说正规劳动日在那里和这里可一样地施行。自然的一天底长短在农业中影响于工作日底长短，比起工业中来是完全不同的，在工业中人们是在人工的光线下工作。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后备军供工业之用，比农业为多。因此，大概，必须作这样规定，在一整年间不用同一的正规劳动日，而是对于一年底不同时期规定不同的劳动日，例如采用八小时工作日为平均标准，决定冬季工作日为六小时，夏季为十小时。在自发现象及收货时期迅速工作底场合也不得不容许超时间的工作。但不必为这件事去绞脑汁；一旦农业的正规劳动日被确定，当事者自己就会注意到正规劳动日底必要的伸缩性。社会民主党底任务不在于要注意这种伸缩性，而在于注意这种伸缩性不要变为任意处置，使劳动时间底一切限制等于零。
我们姑且承认，农业中正规劳动日同在工业中一样，但我们不知道农业底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才把农业的正规劳动日只宜采用于大地产内认为是正当的，像苏黎支国际保护劳动大会决定的那样。
经营小生产往往比大生产更草率，工作底严格调整，是大生产内技循的必然，而在小生产内只有受到外来的压迫才能实行，这种情形无论对于农业或对于工业都是一样。虽然如此，如果社会民主党替手工业也像替工厂一样要求正规劳动日，那末社会起主党无论替富农底雇佣工人或替贵族地主底工作者都应当要求同样的权利；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绝不在于给小生产以比大生产更有特权的地位。
如果正规劳动日实施于农村中大生产内时我们不坚持一些限制，那末也不能由此就说，我们认为正规劳动日可以间样地采用于一切种类的农业内。应当有所区别，但不是在大经营与小经营之间。
社会民主党替一切种类的雇佣劳动要求正规劳动日，除了一种——即家庭经济内的工作以外。它做出这种例外，并不是因为家庭用人不需要劳动时间底缩短，而是因为家庭经济底需要，不容许以一天底一定钟点来限制工作。这种情形对于农村的经营与对于城市的经营都是如此；在农村内，家庭经济和农业生产，或最低限度，利农业生产的某几方面有紧密的联系。在农村内生产部门与家庭经济间的联系愈紧密，则在农村内使工作日正规化也就愈加困难，于是就不得不在正规劳动日实行的地方明显地标出那些种类的工作。一般地可以说，田间工作可以说比家内和户内工作（尤其是照料家畜）更早，受支配于工作日底正规化，而日工底工作日底正规化又比仆役工作日底正规化为早。前一类工作大部分是有一定的、同一方式的、而且容易加以测量的——如除草、刈禾、打谷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后一类工作则变动无常不易加以管理。
因此，仆役底力不胜任的工作由于工作日底正规化，只是部分地取消了。正规劳动日是劳动保护底一种形式，是最符合于现代雇佣工作除条件的。要保护仆役——中世纪底这一残余，就需要采取中世纪钓方法。那时候自然的一日符合于工作的一日；一日的工作时间没有限制，而是一年的工作时间受许多节日的限制，这些节日，依照当时的见解，是根据宗教的传说自然而然规定下来的。教会的节日为数很多。
在中世纪，争取工作时间，就是争取节日；在手工业内学徒们还把星期一也加到教会的节日上去。民主主义阶级战胜重商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起初是在新教的国家内，随后在加特力教的国家内引起了节日底减少。但是星期日休息仍旧保留下来。现在星期日休息并不严格地遵守，尤其不为最崇奉宗教的农民所遵守。
我们知道的“屠林根的农村牧师”就抱怨道：“我知道有过一个时期，当时农村中星期日是真正的‘福音’书上的安息日；田间偶尔紧急的工作早晨很早就做完了，最迟到六点钟做完；只有在歉收的年份，牧师依照村长建议，在星期日早上宣告，午餐后做礼拜取消并代之以田间工作。我活了几十岁，当时关于星期日的法律，由于当局毫无例外的宽容，就成了一纸具文，而没有丝毫的效力……由于农业底成就，收成底提高，不断增加的神经急躁及渴望利益，老农对神的指靠、谦逊及恭顺也就减少了，而同时星期日工作一年比一年增加了……”（“农民的信仰与伦理”〔Zur bäuerlichen Glaubens und Sittenlehre〕，第二九六页）。他期待因星期日休息的新法律而有所改善，但一切仍迅速地照旧过去了。
星期日工作不仅在农民的地区而且在大地主的地区都增加了。在这种情形下，正如在超时间的工作情形下一样，烧酒就是一种刺激力（见维贝尔著前书第二八九页）。热烈地力图支持民众宗教信仰的敬神的泰斗，却用下等火酒激动民众去违犯宗教。我们当然不是要抱怨，教堂很少有人去参拜，而是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去抵制它，为的是使农村工人从工作归来后剩下的极少休息时间不致再被减少。
严格禁止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星期日工作及保证仆役们有完全自由的一天来过星期日，这就在正规工作日已实行的时候都是必要的。严格禁止非必要的星期日工作容易达到，因此必须坚决地要求它。
至于说到保护劳动者的其他规定，则在大部分农业部门内比在工业内易于实行，在使用机器时安全设备及禁止使用不熟练的年纪小的工人这在农业内也和在工业内一样的必要。相反在农业内夜工在现时并不起若何作用；农业内采用电气后，这种情形就会改变，最后田间工作关于工作场所底宽敞、清洁、及通风不需要有特殊的规定。
八 住宅问题
农村中在保护劳动面前在住宅问题领域内发生出比在工业内更困难的任务。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研究整个住宅问题，但我们不能缄默，在城市中住宅的缺乏和在农村中一样的可怕；工业人口底某些部分住得比农村人口还要坏，这是可能的；例如，根据辛格尔教授叙述，在北波希米亚工业区内住宅状况堪与居累、克维司托尔、维登贝尔格及其他牧师们所报告的最令人厌恶的农村茅屋相比。
居累所看见的在屋顶下的地方，里面铺在地上的八张稻草席上，睡着四对彼此完全陌生的夫妇，——并不比辛格尔在夜间去参观过的特拉乌特卡工人宿舍的房间为坏。在这个一五·二平方公尺的房间内只摆了一张普通大小的床，五个人（三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的一个家庭就住在它里面。其余老的少的男女九个人一个挨一个并卧在坚硬的、不盖稻草的土坑上面（辛格尔〔I. Singer〕：“波希米东北部工厂主社会地位底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socialen Zustände in den Fabrikbezirken des nordöstlichen Böhmen〕，第一八六页）。
自然，并不是到处都这样坏，并不是到处都可以断定目前工人的 “住所与其住居者人数不相称”；居累牧师在海姆尼茲地方就发现了这种情形（Drei Monate Fabrikarbeiter，第二一页），这种情况就会使夫妇俩不仅和自己成年的和半成年的儿女，而且和外来的寄宿者——男子和少女共住自己的宿舍，大部分是自己的卧宅。
这里所说的不是指一般穷苦阶级底住宅问题，而是指构成工资底一部分的那些住宅而言。这样的住宅在农村内比在城市内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城市内雇佣工人生活在雇主底家宅内是中世纪手工业习惯底迅速消逝的残余；在农村内现代大经营最低限度不得不供给自己的工人底一部分以住宅。在手工业内，尤其在大工业内，仆役底工作并不起任何作用，在农业内就不然：在那里可以把有私有经营的，但从雇主得到住宅的，受契约束缚的已婚的劳动者、仆役、租佃者归到雇农方面，他们为自己的住宅必须要照契约做几天的工作等等。
但是住宅是工人，广义的说来即执行所谓手工工作的阶级底代表最不重视的生活条件一个领域。他在自已身上威觉到营养的各种不足；要仍旧有工作能力，工人就应当吃得很饱，尤其是在露天中做着烦重工作的农村工人；另一方面，要满足嗜好上的需要，即是不仅吃，而且喝酒和抽烟，这些由于习惯和生理的需要，特别接近于工人，这些嗜好的满足容易达到而且是很被重视的。
在衣服方面明显地反映出社会地位和社会意图。因此一切贵族政治和僧侣制度都极重视一定的服装及各人出身和职位底区别，武人底傲慢更明显地在他给自己要求所谓服务的服装——制服的那种尊荣中表现出来。在军国主义不占支配的地方，例如在英国，那里兵士的制服是服务的服装，而不是名誉的服装，每个军官如果在服务之外穿着制服那是很可笑的。
消灭不同阶级间服装上的差别这种意图随着民主主义的成就而增长，这些不同的阶级，在法律之前将一律平等，就希望在社会内具有同一的形式。无产者在工作之外不愿意戴着自己的经济的奴隶地位底烙印，不愿意在外表上有别于有产者，在星期日他愿意穿得像有产者一样。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阶层底社会地位的提高，我敢说，与其说表现在饮食方面，勿宁说表现在衣服底改善方面。相反，对于住宅就很不重视。坏的住宅在生理上的有害影响并不表现得像营养不足的影响那样迅速而直接。要考察坏住宅与体力衰退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必须有观察和认识，这些观察和认识对于那些全部知识不是依据个人的经验，而是归功于国民学校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住宅对于现代工作者是什么呢？就是睡觉的地方。极度疲卷的工人在夜间很晚回到家来就在自己床上一躺，早上很早就离开床铺而去工作。单是为了睡觉——一个位置就够了。
工人在住宅方面要求不高，甚至就连最敌视工人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了。无论他们怎样叫嚣着工人热爱享乐和装束，石匠举行香槟酒宴会，工厂女工底丝制衣服，可是对于住宅底奢侈我们却听不到一点怨声。
在这一点上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和有产者的生活方式就有极大的区别，并且在这一点上工人对于使处境恶化的一切企图更少反抗，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处境恶化的这些企图表现得更有力。制造品和生活资料底价格到处都在降低，只要是在不是人为地用保护税或新提加手段把价格抬高的地方拿它们同工资比较就可以断定许多无产者阶层生活程度底提高。和住宅比较就不然。在农村内地租在降低，但在城市内地租到处都迅速地增高，因此城市内住宅的价格迅速地增加并迫使工人或者把自己工资底较大百分比耗费在房租上或者在住宅问题上大天地抑制自己。在农村内情形也不见得好些，在那里雇佣工人是以自然物，即工资底一部分而得到住宅的。由雇主供给工人住宅的制度愈是普遍地推广，减低生产成本费的意图愈是有力，工人不许缩减他们的用生活资料方式支付的口粮和固定工资愈是顽强，应当支付的工资愈高，则使供给工人居住的住宅恶化的愿望亦愈强烈，或在使住宅变坏已经不可能的地方，就反对住宅的改善。
住宅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改善最少，而恶化倾向最多的一项；另一方面，这一项更加压迫着无产阶级。不能令人满意的住宅，有如不能令人满意的饮食一样，不仅引起体力的衰退，而且引起精神和道德前力底衰退，引起从亲密关系中流露出来的温柔的感情底完全消灭。谁想了解统治大城市监狱的无耻和粗暴，则研究流浪者底住宅比研究他们的头盖骨会提供他以更丰富的材料。
流浪的工人和许多其他正在工作的无产者都住在像走城市底最穷困的流浪者所居住的，同样的洞穴内；夫妇和自己的孩子们，少女和青年，病人和健康者，大家混杂在一起，而且一个靠紧一个，以便在狭小的地方取暖和居住。白天他们工作着像驮重兽一样，夜间住的地方比驮重兽厩舍还要坏：在这些条件之下，除了粗暴和无耻之外，还能发展出什么呢？但是像平常那样工厂工人底住宅（参看居累上述的描写），或仆役底住宅绝不适于敏锐的感觉底发展。
可是在这一点上城市与农村之间就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果城市内住宅的缺乏使工人堕落并在道德上使其麻木不仁，那末城市却也发展着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抵制着这种情形，并减弱、有时会完全克服住宅缺乏底影响。工作本身把工人联合起来不仅是为了劳动，而且在工作之前和工作完结之后以更在休息时间，为着互相帮助和为着讨论公共的事务。在农村内工作使人们分散在广大的地面上，并使他们彼此隔离，在城市内生活，除工作以外，提供无数的机关、团体、集会、展览会、博物馆、戏院；甚至饭店也是公共生活底机关并在工人当中推广着城市的世界观；在那里工人读着报纸并谈论读过的新闻。有些人发展到独立思考的地步，磨练出自己的人格，在他们能够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自己的家园需要有自己的娱乐，自己读书和自己思考。城市的条件，最低限度，在工人阶级底个别的、处境较好的阶层内，能克服住宅缺乏底恶劣影响，并在这些阶层内同时发展着对住宅的渴望并激起工人们对住宅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农村内就不然。那里没有任何机关足以抵制住宅缺乏底恶劣的影响。像我们看见的，工作使人们孤立；集会结社，由于农村工人底经济的依赖性，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广泛的精神生活并未提高劳动者，——小旅店是公共生活底唯一中心，它反映出农村精神的完全空虚，并使微末的精神生活，沉没在烈性烧酒内，于是小旅店不仅不是缓和住宅缺乏底压迫的影响，反而增大着这种影响。
一般说来，住宅缺乏底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居住在雇主住宅内所显现的影响，在农村中比在城市中表现得更利害。城市内这种影响为公共生活所减消。制面包的人或屠户可以禁止住在他家里的学徒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带冋家来，但他不能禁止在饭店里读报纸，不能阻止他们出席会议等等。相反的，在农村内住在地主家里的工人，不仅在工作时间，就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都不得不无条件地服从他。工人的精神生活，他的政治信念以及私人朋友——全都受监视；在他既没有言论出版底自由，也没有结社底权利（甚至就在法律规定他有这种自由和权利的地方）。即使在有普选权的时候，也往往没有选举底自由。他和奴隶不同的，只在于他可以随时更换奴隶主，而奴隶主当他已不能劳动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把他抛弃。
城市住宅条件底改善，无论怎样重要，但这种改善在农村尤为重要。农村保护劳动的立法如果不注意到住宅的条件，那就不能完成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保护劳动的立法对于雇主供给工人使用的，而作为工资一部分的住宅，应当规定最低限度的卫生条件。
符合卫生原理的，并在这种情形下毅然决然实行的这种方法，对农村是会有良好影响的。这样的方法不仅大大地改善了农村工人阶级大部分底住宅条件，提高了农村居民底生活程度，废除延续到二十世纪的封建的劳动关系底残余，这种方法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它迫使所有的农业经营者把住在他们那里的工人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以自由的日工来代替他们。用工作以外自由的日工来代替雇农和仆役，乃是社会的大的成就。
虽然这一成就，在技术方面是倒退一步，因为要在自由日工的区域内留着自由日工为自己之用，地主们就不得不设法，使他们进行自己私有的经营，即是说，使他们能够有一块私有土地，或租佃一块土地。这样看来，雇农人数底减少本身引起了靠牺牲大生产的小生产底增加。但这种增加是这样不关重要，大可不必加以考虑，因为社会的进步是与自由的雇佣劳动排挤封建的农奴制底残余相关联的。但如果自由的日工在社会方面所站的地位比雇农或仆役高，如果他有一个家和少许的土地，那末他就缺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底主要武器——迁徙底自由。私有财产把他束缚着。
我们看出能取消这种障碍的，只有一个方法：用公款建筑住宅租给工人。这个要求和一系列的先决条件是相关联的：首先，它依赖于公社自治，不依赖于区或地方及选举代表机关底人员时的普选权。只有在这些条件存在时，只有在农村工人底独立运动十分强固，即他们愿意而且能够在公社或区以内争取代表权的地方，——只有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才能提出要求，要公社，或最好是区（在那里个别的土地所有者底经济的优越，出现得较不尖锐）建筑住宅，把它们租给农村工人。用这样的方法农村工人即可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可以达到的较高阶段的独立。
但是除英国以外，我们并不知道，会有一个国家，那里为农村工人底利益提出过这种要求。
九 租金
关于租金的一些问题与住宅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在前几章中底一章内曾看见，已耕土地底价格，只有当它供作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用的时候，才为地租所决定。在土地只是家庭经济底附属物的地方，这种地价可以被提高到地租以上，并且人口底增加与对土地的需要其条件愈有利，则这个价格亦愈高；在个别场合内，供作商品生产之用的土地愈少，土地愈是家庭经济底附属物，即是，一般说来，地块愈少，则地价亦愈高。
这无疑对于农村中劳动的人口有很大的害处，并且是剥削农村人口的一个丰富的源泉。工人为创立私有的经济要想得到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底价格愈高，则他为要积聚买价就得更多地节省自己的工资，更低地降低他的生活水准，他企图更快地借得一部分购买土地的款项，于是他就沦为奴隶和债务主的隶属关系。在他租佃一块土地，而不是购买一块土地的地方，他要从自己的工资中，而不是从自己的土地底生产物中〔因为它（生产物）完全不是商品，或者就是商品也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付出的租金愈高，则他亦愈益迫切地委身于雇佣工作，租金愈高，则他更急急于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并且在工资降低的时候他更少有反抗力，他往往延期支付租金，这也是他们依赖和奴隶地位底来源。抵制这种悲惨的境况会大大地加速了农村工人生活程度底提高和独立性。
在租佃制统治的地方，这种情形是可能的；只要使租金延期支付受特别法庭底监督，这种特别法庭有权将不正当的极高的租金，即超出正规地租范围以外的租金，减缩到普通地租的程度，即是说，把无产阶级租佃者底租金减低到资本家租佃者支付的那个限度。自由派重商主义的格拉斯顿内阁约在一八八一年时在爱尔兰规定了同样的制度，这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利益。
此种法律底作用在某些方面与我们要求的关于住宅的法律相矛盾，后者（有关住宅的法律）迫使大地主以分出小块土地给自己的劳动者来减少自己的生产；反之，前者则使这种小块土地底分出比从前成为更加不利；一个是促进小生产，别一个则促进大生产。但在实际上两种法律并不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并且两者是在同一方向内起作用，因为每一个，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却都促进着工人生活程度底提高及独立性。
在农村工人不是租佃，而是购买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地方，事情就不是这样简单。我们没有看见有适当的立法手段，足以强制降低土地底过高价格；但如果有这种立法手段，那也是令人大大怀疑的。土地所有者，——降低地租是可以由他来承当的——往往自己就是劳动者。这样的降低对于购买土地的劳动者无论怎样有利，但它却使那个以所有者或共同承继人的身份不得不出卖自己土地的无产者在困难的日子辛辛苦苦集聚起来的金钱丧失。这里我们又碰到一种情况，在这极情况内土地私有制使合理的改革成为不可能。
[1] 希腊神话：斯齐尔拉与哈尔布德是在意大利与西西里间，对于航海者极为危险的海峡对岸的两个悬岩；在古代希腊人的观念中被人格化了的两个怪物，消灭企图经过海峡的航海者。——译者
[2] 原文为54697似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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