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土地问题（1898）

第四章 保护农业人口



一 变警察国家为文化国家


　　如果社会民主党在拯救农民的事业上不能和农业政党竞赛一下，那末总还有一个领域，在这一领域底范围内社会民主党可以提供给农村人口的，比资产阶级政党中“真正农业的”政党所提供的更多。
　　为说明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稍微离开本题说一说。
　　现代生产方式有使城市靠农村而致富的这一根本趋势。关于这一点找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说过了。这里我们还要提出一些有重要意义的考虑。城市底富裕是资本积累底自然结果，资本本身以及大量的剩余价值（农业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在内）更有力地集中在城市内。此种趋势只能随看资本主义制度底消灭而消灭，因此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更有兴趣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底到来。
　　工业移置于农村以及农业底资本主义化，在上述的趋势内本质上没有改变什么。只是剥削方法对一部分农业人口有所改变。但是在城市内从农业人口榨取的剩余价值底集中总是继续下去。
　　关于从城市带给农村利益以损害的思想，是我国地主党人通常的主题；他们想藉增加消费品和原料底价格，将损失转移到城市人口身上，来补偿这种损失，他们就错误了。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只是增高地租和改善土地所有者底地位。而其实不能将土地所有者和所有农业人口等量齐观，农业人口底大多数不是靠占有土地私有权生活，而是靠自己的雇佣劳动生活。固然许多农业经营者单就外表上看来好像是土地所有者——其实城市中执有抵押权的人才是土地底真正所有。而且大地主也爱把自己的地租挥霍在城市内。消费品价格底提高及地租底增长就增加着地产底价格、提高抵押的利息（在财产继承和出卖的场合内）并且增加着大土地所有者及其儿女在城市中所消耗的费用。但是，另一方面，它不仅增加剥削城市人口，而且增加剥削农村人口底大多数，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增加着城市剥削农村的程度，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降低这种剥削的程度。
　　既然可以抵制现代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这种趋势，那末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及农村无产阶级底文化生活环境的社会民主党，就应设法抵制这种趋势。
　　但是不是单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使农村成为城市的牺牲品。现代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同一方向内也起着作用，这种情形甚至在现代中央集权的国家完全在地主党人影响下并好像倾向于相反方向的地方，也可观察得到。
　　现代国家，像过去一切既存的国冢一样，首先就是一种统治底制度。现在国家权力底支持者，议会、尤其是国王，一直到最近时期，都看出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不大的，或多或少独立的中世纪公社丧失其独立性，并夺去其权力手段，把它们合并起来进行现代国家底教育。城市和农村公社、马克公社、封建领域，丧失了自己的自治和它们从前用以支配的权力工具。司法制度、警察、军队、税收机关都无情地集中起来。
　　但是现代国家，在这里也正如过去一切既存的国家一样，只是在极不重要的阶段内才是文化利益底代表者。国家把一切集中在自己手内，这一切只是统治底工具，国家把文化的任务付托公社和各区，甚至付托给私人：这些文化任务底集中化并不引起它的注意。它把初级的国民教育，而一部分中级的国民教育推卸给公社去承担。高等学校自然是由国家办理——在大家期望之下它不能强迫公社去接办，但是高等学校在国家手内主要是为着统治底目的，而不是为着文化底利益，并且高等学校的任务是训练服从国家的官吏，而不是教育自由的研究者。
　　福利警察一字广义而言，如：卫生警察、医疗、慈善事业都由公社负责，而有时由私人负责。交通工具底修缮和保养，有时是公社的事，有时也是私人的事。国家平常干预这一领域，只限于改善军事交通及与军事工业有联系的时候。国道都被叫做军用道路，那是最有意味的。而铁道到最近时期，变为国有，特别是在军国主义国家内，而不是在瑞士、英国和美国。虽然德国皇帝说过，我们的世纪时交通道路的世纪，但是，普鲁士国道底标志，——不是交通底标志，而是军国主义和掠夺底标志。
　　现代国家予以关怀并与以帮助的科学和艺术的机关，起初也只是宫延豪华的附属物，起源于宫廷剧场、宫廷陈列馆、宫廷博物馆，而且直到现在在莱茵东部它们还保存着宫廷的性质。
　　但是，既然国家除统治工具外，还获得文化底工具，并引到生活上来，国家就当常把它们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集中在首都，农村居民对此负担不得不像城市居民一样，可是只有后者才能享受它们。
　　在国家生活内必然出现相反性质的趋势，但这种情形的发生不会早于无产阶级对国家生活命运具有影响以前。国家权力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杠杆，而且无产阶级必需夺取这个政权，也是自然而必然的。不过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只想像成大城市底“卑微的和被侮辱的人”在一天黄道吉日用暴力夺取内阁，并利用国家权力底强制手段，去劫夺有钱人。
　　无产阶级不把自己和国家提高到最高的发展阶段，就不能顺利地掌握国家政权；就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利用这个政权。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他才获得使他达到统治阶级地位的道德的和知识的品质，并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的统治。但无产阶级争取掌握国家政权，就意味着不单是简单的争取这一政权工具：斗争底结果，专制的君主政体或寡头政治应当变为民主政治；同样就发生国家行政权底缩小和它的文化任务底提高；一言以蔽之，就是警察的和军事的国家转变为文化的国家。
　　其实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无需进一步的解释。
　　可是，如果国家底这样转变有利于全人口，那它对于农业人口比对于城市人口还要更有利些。在这种情形下农业人口所得较一切的人为多。
　　有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形。

二 自治


　　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国家的、地方的和公社的事业中人民有自治权。后一种自治对于农村居民比对于城市居民尤为重要。国家的官吏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城里人，他对城市的需要，比农村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和同情。除此以外，城市居民比起农村居民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来对付官僚政治：即强有力的出版物。这当然并不妨碍政府和官僚政治靠城市工业部门的负担对土地所有制予以明显的保护。可是，有可能享受这样有利地位的土地所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土地所为者，尤其是他们中的那一部分，即自己是城市阶级，住在城市中靠自己的地租生活，并且对政府和官僚政治具有个人影响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些土地所有者底利益和农村居民大众底利益是矛盾的，他们剥削农村居民，并且他们的影响恰恰引起在国家行政所及的一切特殊场合内，利归大土地所有，害则属于农村居民底全体。这种情形，例如在摊派公社捐税的时候，在估价野禽的损害的时候，就可看出。在这里也正如在“保护”农业的政策下一样，国家政权底重农倾向，通过关税和奖励，只是造成对农村人口损害的一种手段而已：它们不是减少这种损害而只是增大着这种损害。
　　省、区和公社底自治应当不仅阻止低能的、专横的、甚至受贿的官吏们加之于农业人口的监护和暴行，而且抵制大土地所有底优势，最低限度因为这种自治，是基于政治的势力，但它在经济领域内将会有利于农村居民，只要完全取消了一部分城市的官吏，而吸引另一部分到农村来，在农村中他们靠自己的薪资生活，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发号施令者，而是人民底仆人。

三 军国主义


　　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比约束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还更重要的任务，是限制军国主义。自然，军国主义的负担对全人口都异常之重，可是对农村说来，更其不可忍受。产生出不断增大的失业后备军的工业，抽出一部分工人移作常备军之用，比一般感到工人缺乏的农业要容易得多。从农村到城市去当兵的青年人，往往失去对平静的农村生活的恋慕，并且永远抛弃了农业。那些回到农村去的人——并非常常是最好的分子。人们战战兢兢地防护兵士使其不受城市文化底影响；老天爷保佑他不要感染一些城市的精神罢！
　　士兵的饭店和妓院，这就是祖国保卫者在闲暇时间唯一“适合身份”的地方，没有一处会引导他到革命的思想上去；兵营的精神和梅毒，这就是他从城市带回农村去的一切。
　　用以供养军队而从农民身上强制征收的和农民为供养身穿军服的子弟而自愿缴纳的租税，都交到城市并在那消耗。
　　一些工业部门，城市居民底许多阶层，都靠军国主义营养。一个农民从军国主义得到的只是损失和租税。
　　因此就很难了解，为什么农民恰恰是军国主义底最好支柱？没有一个人会断言，民族意识在农民当中比在城市居民当中更有力地发展，农民有更活泼的理想的鼓舞。但是因“国王的制服”而对君主政体的同情和狂喜——也同样不能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以为比较接近真实的是那种假定，即农村人口多少明确地感觉到敌人的侵袭加之于他们自己——自然除要塞不算，——比加之于城市居民更惨重和更厉害。
　　战争底恐怖和蹂躏以其主要的力量破坏了农村；由是农民深怕国家没有防卫，由是他对于拒敌于和平的耕地之外的军队深表敬爱。
　　要将农民卷入反军国主义的斗争，首先就必须明显地向他证明，问题决不是不保卫“祖国”。
　　但是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有两方面，平常是互相混淆的，必须严格地加以区别。
　　首先我们要指出树立永久利平的意图。现代各个强国底军事设备采取这样疯狂的范围，使最优秀的爱国者都因之惊惧。不能再进一步了，——在这点上每个人都信以为真；事情会走向军事制度底破产，或者走向最具破坏性的，为过去爆发过的一切战争中最野蛮的战争，这种战争一定会被容许的，因为作为和平保证的武装负担再也不能忍受了。人们以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防止这个战争：通过各个强国相互协商普遍裁灭常备军以及独立国家自愿服从国际仲裁法庭，服从这个法庭底一切决定。
　　无疑的，这种思想是漂亮的，但就其对社会而言是空想的，在社会内利益底矛盾十分强烈，甚至在一国之内经济斗争这样的现象，例如，罢工斗争，用仲裁法庭也不能解决。永久和平底前提条件，最低限度应当是那个条件，即各大国首先应当解决它们现有的一切争端，并预防新争端底发生。但我们此刻离开这个前提条件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远。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底发展所产生的一切民族问题尚未解决；欧洲底分割尚未完结，而为分割世界的最后斗争又已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民族间利益底更深刻的对立，以致不能期待资本主义政府间缔结联盟。这一任务注定是要由无产阶级底国际团结来解决，这种团结现在已经是比资产阶级的一切和平会议还更可靠的和平的保证者。
　　以人民武装即民警来代替现时的常备军，这种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代替在现代社会内，甚至在现存各国相互利益极尖锐矛盾情形之下已被实行。这种代替不是要取消军队，不是减弱军队对付外敌的战斗准备，而是企图使它在国内战为无害而已。现在军队不仅是防御外敌的一种手段，而且是用来压制“国内敌人”；军队是一切统治工具中最可靠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底最坚固的支柱；因为他们的政权是依靠政治的因素；军队正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作为最后手段来镇压被剥削阶级和平解放底一切企图。因此要求实行民警制度乃是高度文化的要求，这一要求对于凡是诚恳希望社会发展尽可能走着和平道路并尽可能使暴力和残忍少出现的人都是愿意的。
　　欧洲永久和平底理想首先迫求着经济的目的。这种理想要想从资本主义社会去掉它所不能忍受的重担。这种理想只提到政府间的相互关系，而不触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外解除武装无论如何还不是对内解除武装。刚刚相反：现代各大强国在自己的军队数量方面互相争胜的倾向最后就会走到军队开始逐渐接近人民武装的形式，指使人民武装来反对人民就更加困难，那时解除武装思想所有的意义，即是各国政府都采用由职业兵组成的少数军队（这些职业兵是从流氓队伍中招募来的，他们准备为较好的报酬就可枪杀父母）来代替现在来自民间并回到民间去的大量军队。
　　因此要求解除武装，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希望解除武装，是和军国主义斗争底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首先是可以说服资产阶级各阶层的，虽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一般地不能希望其实现。用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不能吸引这些阶层，也许是因为，或者可以更正确些说，因为人民武装乃是只能实现解除武装的理想的这样社会状况底一个先决条件。
　　民警制这一理想，首先追求的，不是经济的目的，而是政治的目的。这种理想乃是真正民主主义底必要的先决条件，即是说，是这样的政治状况底必要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人民底仆人而不是人民底主人。但是从这种理想的实现中也难于期待经济压迫有显著的真正的减轻。在这方面就不得不偏重于永久和平底思想。
　　人民武装这一理想无论如何还不是意味着人民武装程度底减少，反而是迅速地增加它，因为要把能够携带武器的每个人都要武装起来。这一情况将引起大的费用——这一问题要由技术的发展程度来解决，技术的发展不能预见，而且正是在军事领域内，技术的发展，一直到资本主义国家间利害矛盾继续存在时，将会庆祝其巨大的和最不祥的胜利。
　　从全体居民的人民武装制度发生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底多寡，依许多技术的和政治的条件为转移，这些条件不断地在变化，并且现在什么也不能预见。
　　但这种利益无论怎样大或是微小，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农村人口从民警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在人民武装制度下兵士教育底方法无论怎样固定下来，然而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这依赖于许多政治的、技术的、经济的和教育的条件，——在每个个别的场合内这个制度会使现在存在于兵士与国民间很大的差异归于消灭。这是民警制度底基本特征。一方面，结束了自己军事训练时期的公民，仍为武装的人（在瑞士每个能携带武器的公民都有武器在自己的家内）；另一方面，尽力设法使兵士在受军事教育期间仍为公民，使他的服兵役时期（离开其余居民的时期），即是他住在兵营内的时期，以他对于获得战斗的准备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时期为限，并且使这种训练底大部分尽可能不在兵营内进行。在青年时代保卫能力底有计划的训练在每一种人民武装制度内都起着显著的作用。因此兵营内的训练只消几个月。然而这种情形意味着不是别的，而是在民警制度下兵士离开自己职业的时期对于工业造成极大的困难，但并不是重大负担。这对于生产活动底每一个部门，尤其是对于缺乏劳动人手的农业都可以这样说，对于农业，兵营就意味着军队集中在城市内，意味着最坏的不在主义形式——农业的最重要的劳动力底不在主义，这些劳动力不仅从劳动者一变而为剥削者（无疑的，完全是非自愿的），而且，除此以外，他们把剥削来的生产品消费在远离农村的地方。可是甚至就是把从民警制度中所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认为无足轻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正是废除了农业中一个最烦重的剥削形式。

四 国家有办理学校、慈善、道路等事业的义务


　　但是社会民主党渴望把国家从统治的机关变为文化的机构来帮助农业，不仅是在这一消极的形式上，在和官僚政治及军国主义底全能作斗争的形式上。战斗的无产阶级也应当设法使国家成为普及文化和解决文化任务的一个工具，这些任务是私人和公社无能为力的，而同时对于全体人民却有无可争辩的需要底意义。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有许多文化的任务，它们在现在仍由公社办理，只有对于城市才有满意的解决，但是这些任务底执行对于农村正如对于城市一样的极其必要。甚至有些任务在农村中比在城市中有更大的意义。即如，前者（农村）就很需要优良的国民学校，因为在农村方面就缺之其他的教育手段，而农业又是比大多数城市的职业需要更多科学知识的这样一种职业。救贫事业其情形也是如此。在城市中，财富堆积在那里，有许多权人，他们毫不困难地从自己的剩余分出一部分，以便消除贫困底最悲惨的情景。在农村内，私人的慈善事业，在这方面在纯粹农业的和少地的居民绝无剩余以为生的情形下，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做。在能够靠自己的收入来减轻贫困底最尖锐的现象的大地产存在着的地方，又往往有这样一种不在主义，即是有钱的大地主完全不知道在他们地产的周围有贫困的现象。就是那些地主，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城市，即使他们真表同情，他们也常常只会分一些余润给城市的穷人，而不是给农村的穷人。
　　加特力教的修道院则是例外，修道院本身往往就有大的领地，这些领地的住民并不实行不在主义，而且也没有儿子或女婿在城市，要他耗费自己的地租来养活他们（儿子或女婿）。修道院多半是为在农村内从事慈善事业而设的。虽然修道院全是这样，可是必须指出，如果把它们视为专门做慈善事业的机关，那末耗费在行政上的费用未免太多。在修道院厨房内为穷人设置大餐桌，无论如何都比把食物丰富的供给所有的人更便宜，这使修道僧们衷心喜悦。
　　像慈善事业那样，在农村内医疗和卫生事业一般说来都不很重要。农村的精神上的荒涼把医生们都赶到城市去。在农村内更加感到医生的缺乏，可是在城市内许多年轻医生又不容易找到实习的机会。患病对于无产者虽然到处一样坏，但在农村内对于无产者比在城市内情形更为恶劣。在城市内为着学术的目的常常把无产者当作实验的“材料”，收容在公共病院内或者他享受医生底廉价的诊断。在农村内无产者不得不长期去找医生，最后他不得不求救于庸医及巫医或某个老太婆底感应治疗。在这里关于医院或隔离传染病人的地方是谈不到的。
　　这里要加上农村在交通方面的落后性。
　　由于农村人口底分散性，由于各个居民点之间极大的距离以及农业生产品底微小价值，这样的农业生产品只在有优良的运输工具的时候，才能多少补偿远距离的运输，因而任何地方良好的道路都不像农村那样必要。在城市内人口非常稠密，而在农村内我们却往往看到相反的现象。此外在城市内长途交通底发展其资金不断增加，并且在城市内廉价的交通工具底设置（如公共马车、电车、马路、运输事务所等）已成为这样有利的营业，即有力地吸引资本到这方面来。在农村内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问题，而穷乏的农村公社又不能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立必要的交通。
　　这样看来，城市与农村间的对立是很显著的。
　　社会民主党向国家指出了那些非公社力量所能办到的任务后，并对此加以干涉。国家应当担负起国民教育、救贫事业、国民健康以及交通的费用。
　　可是，这样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部门从某一个时候起都为官僚主义千篇一律的方法所照管着。公社、区和省底自治不应当缩小；在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内自治的范围还应当扩大。公社、尤其是在普选制原则胜利的地方，并不是像国家那样坚强的统治制度；公社不愿将学校变为执政者意图的工具，或为执政者的利益利用救贫事业及交通工具来收买选民。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公社具有的进步要素比国家行政具有的更多，国家行政比城市公社更处于反动的——落后的农村，落后的统治阶级，士兵、僧侣、贵族的影响之下。国立农村小学，看情形也许是有利的，但对城市而言，决然是一种退步。
　　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的“国家举办普遍平等的国民教育”这一要求时，马克思在自己的一封有名的信中就指出：“国家举办国民教育，是一件办不到的事。单单用一般法律来决定国民学校底经费，教员底选择，教学课目等等以及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藉助国家监督来考察这些立法规定底执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比把国家变为人民底教养者不同！相反，政府和教会对学校事务的各种影响应当加以排除。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国家本身正需要人民加以严格教育”（“新时代”，第九卷，第五七四页）。
　　的确也很少有理由使照顾穷人，关怀病人及交通道路像学校一样去服从国家官僚政治底陈规旧套。在俄国必须保证人民有医药救助就迫使采行病人的公医制度，这种制度只有在地方自治机关——乡绅会议底代表们把公医的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具有某些意义，至于在照顾穷人及修筑道路时必须充分认识地方的资源、居民需要底范围，那是用不着多说的。
　　此外，把国家从统治机关变为文化机关这种意图是与赋予国家以不必要的新的支配手段不相容的。教会慈善事业是教会权力底基础之一，至于政府管理大的国有道路的情形如何，每一次的选举都会指出：忠实于政府的选区比较反对政府的选区常有更多机会看到自己希望新铁道（宽轨与窄轨铁道）街道、桥梁等等底建筑都已实行，这种情形又帮助政府底许多崇拜者得到自己的委任状。一旦政府有权支配各地的道路，它在自己手中将获得何种力量，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所有这些领域内只能使国家政权具有辅助资金征集者的作用，这种资金是经由国家税收得来，并按一定的标准给与各省、各区、各公社、完全由它们去支配。

五 裁判底免费


　　社会民主党底要求中还有一个要求，也是使国家离开统治底机能而进入文化的机器并且对于农村居民比对于城市居民更其有利：这便是免费裁判和法津保护的要求。我们十分了解这样的要求，它绝不是指从这时起一切裁判的事件都应当免费：一切诉讼，无论它们是哪一类，都应当由国家的资金，也就是说由无产者的资金来承担。如果两个资本家为一百万遗产争吵并互相扭打，两个股份公司为某种特许权而互殴等等，社会民主党就不能要求无产阶级对这些诉讼负担一部分费用。
　　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权利任意向法庭起诉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虚幻的不公正的费用。如果国家要负担费用，很显然的，国家就得有可能来决定，哪些诉讼事件有理由，哪些没有理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引起这样的处理民事诉讼事件的组织，这种组织和现时检察机构底起讼垄断权有其危险的相似之处。国家获得了新的政权工具。另一方面，从我国检察官和法官底行动看来，我们还不能希望国家官吏代替自由的辩护士。
　　要求司法免费，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就有那种意义，即应当创设一些机关，使没有财力的人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因为现在无资产的人还没有可能来捍卫自己的权到。这里就是指无产阶级在某些地方已经争得了或实现了的那些机构底组织而言，这些组织能够使它的每个成员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些机构应当成为公共财产，而维持这些机构的费用，现在是由各个团体和公社担负，以后应当由国家来担负，在这方面自治底思想不应加及限制。这里我们要说一说产业裁判和劳动者的免费法律询问处。
　　对免费裁判的迫切需要，诚然可以通过民众中可资信托的人所组成的裁判机构来满足，他们在职业裁判所底领导下没有多余的形式手续，就能迅速而便宜地解决了各种小事件，正如法律询问处底机构一样，在它里面明达事理的人免费而且公正地予诉讼当事人以关于他们的权利，他们希望诉讼胜利的一些知识并指示他们较好的道路。
　　这样的法律事务所底基本好处，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在于它们给各个人有办法独自进行讼诉，而是在于它们减少诉讼案件。因此它们特别对于农村居民说来，是一种善行。
　　律师是靠打官司的两造生活，医生是靠病人生活。从医生的利益说不是健康的社会，而是疾病丛生，从律师的利益说是诉讼的频繁。自然，在这两种职业内也有不为这类见解指导的正直的人，但是无力抵抗这类见解的人也不少，这类人在律师当中比在医生当中多得多。律师所谈的只是金钱，医生谈的还是生和死的问题。医生不能以机智胜过自然，而多才的律师却能以奸计胜过偏狭的法官底形式主义。事情一定是已经太坏，才不会剩下半点希望。有些律师，他们在争论的场合，不管事情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总是劝人打一次大的官司，这种官司有利于律师而有损于他的顾主（诉讼当事人），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这些官司任何地方都没有农村中那么多。这自然不是发生于农民对“诉讼欲”有某种神秘的偏好，而是由于农村财产关系底结果；许多诉讼事件都因财产而起。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多的私有者，像在农村中那样，在农村中甚至无产者底大部分都拥有土地财产，这种财产往往小到极可笑的地步，但总是能够影响它的所有者底心理的一种财产。如果农村有许多私有者，那它就有给予频繁的诉讼以机会的特种形式的财产——土地所有权。土地本身就是一些特别的东西。其他的物件，所有权固然可以推广到它们上面去，但极不固定，或者有如贵金属一样，容易改变其形式和位置。土地总是固定在同一位置上并且甚至在几世纪期间也很少改变其形式。这是经济结构中最保守的成分，是一般现象中最不变动的成分。土地所有权本身就表明这种保守主义。和其他物件的所有权比较起来，土地另外还保存着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过去几世纪旧的权利义务还没有取消，新的权利义务又加上去了。这样，一块土地底所有权就不单包括这样多平方公尺地面的使用权而且包括许多其他的权利和义务。至于在别的私有财产形式下不可能的东西，——在土地私有制形式之下都是可能的：从十 七世纪相沿下来的审判案，在远古的时候即已丧失的封建时代底权利和义务——大部分都没有明文规定，完全和现代的权利观念不能相容，或者很难相容。对于打官司是何等不竭的泉源呵！但同样对于有充分金钱和势力的人要毁灭阻碍道路的地主而占有其土地财产，说来是多么伟大的手段呵！在贵族剥夺农民财产的时候“法律手腕”促成这种剥夺并不亚于兵士的拳头。为大地主底利益公开破坏法律，在现时是用不着担忧的，他们的钱袋充分优裕使诉讼案件经过各级裁判直到反对者耗竭精力为止，这种情用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着。根本消灭有钱人的这种优势，其可能性在目前社会关系内，在我们看来还是可疑的。我们所建议的法律事务所却可以减少这种罪恶，但很难使其根绝。另一方面制止在任何场合内不能提高农民经济的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诉讼案件，他们也有很多好处。如果农民拿到城市去送给律师和法官的钱少，而用来提高生活水准并用以改善自已的经营的钱多，那末他们由此只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这里所提议的一切改良对农村居民比对城市居民更有利，但这些改良决不是农村居民底特权，而是土地所有底特权。这些改良是在民主主义及平等的精神内来实行并且它们也不是要保护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阻止经济的发展，而是刚刚相反，这些改良用尽一切方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发展着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各种力量。它们不单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且是站在必然的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例如过渡到国家管理学校已成为普遍的必需，每个文明国家都负担国民学校的费用：法国（在 一八九三年）每年总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以上，英国则多两倍（一八九三年为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普鲁士为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一八九六年）马克。至于医院由国家管理，像上面所述的，在这方面俄国做了很好的开端。说到国家关怀农村的交通，则现在各处都特别注意到修筑窄轨的铁道。但所有这些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作，只是指出社会发展沿着它进行的一个方向，若要满足这一发展底需要，那是完全不够的。

六 现代文明国家底预算


　　这一点并不依赖于政府底善意。它们对无论哪一个人民阶层都没有像对农村居民那样欢迎；但这要靠款项，靠资本来决定。
　　不用说，我们所拟具的改革纲领在普遍的和完满的实行这个纲领的时候，需要有大笔的金钱。
　　我们且举学校由国家管理这件事来说。要把全国国民教育提高到现代文化需要底水准究竟需要多少费用，那是不可能正确地决定的。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大城市中国民学校和高等学校所需费用，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近似的数字。如果把普鲁士的农村学校提高到柏林市学校的程度，就会得出如下的费用：

　　一八九六年普鲁士国民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为：
　　在国家内………………………………35.50马克
　　在农村内………………………………29.67马克
　　在柏林市区内…………………………67.24马克

　　把国民教育提高到柏林市的水准，其费用就要增加到两倍。
　　一八九六年用于国民学校的经费为一亿八千六百万马克；其中有八千三百万马克由国家资助。国民学校底学生人数为五、二三七、〇〇〇人；全部初级学校底学生人数为五、五二〇、〇〇〇人。
　　按照柏林的标准，这些初级学校的费用就要三亿七千六百万。
　　但是柏林市学校离理想还是远得很。
　　在国民学校内平均：

　各班学生人数一个教师教的学生数
农 村5670
城 市5959
柏林市各区5352

　　如果一班内学生人数在三十人以下，那末因此增加的费用就要把学校预算编制为五亿。
　　但我们还未曾列举现时对合理的国民教育提出的一系列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既没有免费教材，又没有供给贫苦学生的饮食和衣服，我们没有供给工场、园艺场、农业和工业专门人材的学校；没有专家和必要的资金来为各劳动部门组织和训练青年；没有未满十七岁和十八岁年龄的人的补习学校。这种情形，一方面，增加了必须就学的人数，另一方面增加了每个学生的费用。
　　现时普鲁士高级补习学校学生要用二百多马克，大学学生要用八百多马克。假定对每个学生花一五〇马克，这也并不太夸大。这种情形使普鲁士学校预算甚至在从前义务教育期限至十四岁为止而不延长至十七岁时，即为八亿马克，在延长期限时则为十亿马克。在这样大一笔款子面前甚至使普鲁士军事预算底数字大为减色。
　　我们且不去计算国家在救贫事业、卫生事业、交通事业、讼诉手续方面所担负的费用。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必需的资料；但这些费用一定很大。在实施上述的改革政纲时节约固是可能，但要满足我们现代国家预算增至两倍乃至三倍的这些极大的要求，就太不足道了。省和公社底自治机关代替官僚政治底集中机构还不是要取消公共事业中的有给的官吏。社会公共事务在现时极其复杂、繁多、广泛，以致非偶尔参与者在其闲暇时间所能办理。社会公共事务需要专门献身于此事业的训练有素的专家和有给的官吏来办理。
　　公共的自治，即在公共事务不是由有给的官吏而是由群众中在闲暇时和无给地从事这些事务的人来管理的这一意义内，——这样的思想是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空想，也可说是反动的和非民主主义的空想，无论这种思想底支持者具有怎样的民主和革命的情绪。这样一种自治在恢复原始形态的国家内，只有在贵族政治下——在富农，封建地主，各种食利生活者（他们靠别人的劳动生活，并有闲暇和财力专门献身于社会事业）条件下才有可能。受人称赞的英国的自治也不过是贵族阶级底特权。现代的大国愈是民主，则它们愈要设法在有自治权的地方以有给的职务去代替无给的名誉职。现代的自治，现代的民主政治和官僚政治底集中主义比较，与其说是减少官吏的人数，勿宁说是很平均地把他们分配到全国，使他们服从人民的意志，并且因此部分地改变他们的罗致和进级的方法。如果民主主义底发展不是使官吏人数大为减少，那另一方面就使他们的定额工资趋于平均。在君主贵族政治的国家内最高的职位是贵族们的特权，并且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极高俸酬，而且最高职位对于贪钱的或缺乏金钱的贵族，懒惰而又无识的贵族愈是带有冗职的性质，则俸酬亦愈高。工作都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来完成并得到与工作相当的报酬。民主主义底发展使最高职位底薪俸减少，反之，使下级官底可怜的薪俸增高，下级官底薪给在现时往往低于为私人服务的无产者底薪给，但是希望好像是有保障的晚年，满足虚荣和高慢，以及往往从职位中得来的不洁的收入——换言之，各种贿赂——就是对这 种可怜的薪给的一种报酬。
　　民主主义的国家，官吏不是人民底主人，而是人民底仆人，那里法律不单是为人民，而且同样并主要是为有公职的官吏，那里制服不是表示特别的权利，而是单纯地表示这一种或那一种任务，——这样的国家，如果不保证官吏的俸给使之适合于他们所属的那一阶级底生活条件，就很难找到有才干的官吏。由和许多其他的理由（叙述其他的理由会把我们拉得太远）有关的这一理由中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即是官吏俸给随着国家进一步的民主化而大大地提高起来。
　　然而因为现在他们处于可怜的地位并且他们的人数很多，而赚高薪的官吏却极少，因而他们的俸给底逐渐平均倒不是趋向减少，而是使有公职的官吏底俸给增加。
　　在这一领域内一点也不能节省。
　　在军事机关方面，情形就好些。
　　普遍裁减军备会省出一大笔款项，这笔款项用来实行上述的改革政纲虽然还是不够，但总可以提高一般的文化程度。德意志帝国每年用于海陆军方面的经费为七、八亿马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用这笔款项是可以举办国民教育，使全世界为之惊异并使德国人民成为文明国家底首领。可是普遍裁军的希望是很黯淡的。
　　普遍裁军的条件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出来。但是，不能将每一种需费很大的郑重的改革延缓到普遍裁军实现的时候。
　　从常备军制度过渡到民警制度是会，而且必不可免地会使军事预算大大地和绝对地减缩。在一切场合内军事顶算不会减少到使省出的款项足够弥补现代文明国家底费用。
　　然而，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在申述下层人民担负着租税吗？从军事 改革中所得的大笔节约难道我们不利用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吗？从何处取得资金把现代国家改造为文明国家呢？资产阶级的租税政策在这一方面面对着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底解决中，资产阶级的租税政策一定遭到破坏。为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看一看这个租税政策底原则。

七 资产阶级的租税政策与无产阶级的租税政策


　　任何一种租税政策，若不愿成为单纯的掠夺，就应当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税收要从，并且应当从人民财富底哪些泉源中获得。各个人应当纳多少税和怎样纳税，这是次要的问题，只有对前一问题找到答案以后，对这个问题才会给以满意的回答，
　　某一社会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生产品可以分为两部分：为使社会能够生存，生产品的一部分作为维持和增大生产的劳动力并且应当归诸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超过这一部分的剩余，就成为剩余生产品，不事生产的阶级就是靠此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剩余生产品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归资本家所有。
　　用这样简单的图式来观察经济关系那是很明显的，国家的税收可以而且应当只有一个来源：剩余生产品，更正确些说，就是剩余价值。在封建主义时代这种情形尤为显著。那时国家的机能，是由国王、教会、地主们执行；他们不是从我们所指的字义上的租税中取得自己的收入，而是从他们自己的地产，即是从农村居民底劳动中取得自己的收入。他们以实物贡税或实物赋税的形式，将农民的剩余生产品全部或部分据为己有，他们担负起现时国家政府所担负的那些机能——司法、警察、国防和外界交际等等。
　　这些贡税和徭役通常并不超出剩余生产品限度以外；正如马克思已经指出，首先是因为自然经济并不具有货币经济底无限的贪欲；其次是因为在军事技术发展底最低阶段情形下，农民在领主面前并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最后是因为农民若受虐待太甚的时候，他可以逃亡，而由于劳动人手底缺乏，到处——在别的地主方面，在城市内，——都愿意收留他。
　　在城市内首先产生了商品生产，发生了货币经济。尘产品成为有一定价值和价格的商品，剩余生产品也具有价值底形态，而预定作为国家给养的那一部分剩余生产品，也成为体现在货币中的商品价值底一部分；货币租税代替了封建的贡税和徭役。
　　在本书开始时，我们就已经叙述过由此发生的情况。和资产阶级一同产生的新的国家政权，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它首先应当推翻社会生活底原来的主人——教会和贵族领主。但和他们斗争的结果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和他们妥协，肯定他们在新的基础上生存。他们从国家的主人一变而为国家的仆人，随后国家政权就来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新的国税并不是取封建的贡税和徭役而代之，而是和它们并存。有新的军事技术即枪炮的全全副武装，有新兵组成的军队，对货币经济有无线贪婪的中央集权国家，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完全不是像从前地主所榨取的那个数额，农民在国家警察面前，甚至连过去很容易避开小领主的视线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封建的贡税和徭役在新的国家政权保护之下增加得比减少的尤为迅速，此外新的货币租税又无止境地增加。诸侯们尽可能地掠夺了金钱，毫不注意到生产底进步和人民底幸福，而国家帮助在经济上已经破产的封建地产并不是引导生产进步，而是引导生产退步。
　　在这样条件下就显现出，剩余生产品越来越不够满足国家底需要；就不得不把剩余生产品底一部分及对于工人阶级底维持和繁殖所必需的一部分，最低限度在农村内，牺牲给贪焚的国家政权及其设置的征税吏。从前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时还是富裕的农民，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显然已经贫穷了；生产已经衰落，农民已经饥饿。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应归咎于封建制度底压迫，它不让合理的农业有发展的可能，一部分应归咎于货币经济底需要急速增长，而农民的自然经济只是缓慢地采取了商品生产底性质，而另一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直接由于租税底苛征。
　　这种情形在法国表现得最露骨，法国大革命就是反对这种最可怕的状态的一个最酷烈的反动。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底理论家最先追求合理的租税政策。
　　重农学派第一个明显而确定地提出了以国民经济为依据的租税政策，并且说明了此种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补助作用。由此得出的原则，乃是自然而然的结论：租税只应由剩余生产物交付。但是按照他们的意见看来，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出剩余生产物，因此他们要求取消一切其他的租税并课农业的剩余物（produit net）以单一税（impôt unique）来代替它们。但甚至连主要是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底征税的这种租税，他们并不认为是过重的负担，因为国家的机能已被他们缩小到最小限度；然而因为国家和领主贵族有密切的联系，国家已成为有害无益的吸血虫，到处压制经济的活动，因而经济繁荣底笫一个条件就是废除这种国家。重农学派说出了这句名言“laisser faire，laisser aller”[1]。
　　重农学派所开始的事业，为后来急进的自由贸易论者所继续，自由贸易论者在本世纪（即十九世纪）领导资产阶级和封建国家底残余作斗争。自然，他们在理论上另有其立场，和英国古典的经济学派不同。他们像重农学派一样，倾倒在“让他们做，让他们走”这个原则之前，他们也要求国家底机能减缩到最小限度，并且像重农学派一样，他们力争与生产底需要相和协的租税政策。这样看来，他们的租税政策和他们前辈底政策是有亲属关系的。自然，他们不曾想到，一切租税都应当归结到一点，归结到征收剩余价值；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对于他们一般地并不存在。但他们总是排斥间接税，即一切场合内生活必需品的税，他们要求最小的收入以外的所得税，这种租税，虽然不完全与剩余价值底课税一致，他总与它十分接近。
　　但是自由贸易学派无论何处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像封建国家--样也是好战的。充满了重农学派思想的法国大革命把蹂躏整个欧洲并残酷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在两百年以上的许多可怕的世界战争中止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即为急进的自由贸易派开辟道路的革命，结束了战争的第二个时代。革命底失败又重新把战争推到舞台上来，这些战争为当时革命底遗言执行人——三个独裁者：路易·拿破仑、俾斯麦及亚历山大二世所进行。在东方斗争开始以至结束的二十年战争时代之后，跟着来了武装和平的时代，这时代对人民所加的压迫不见得比以前历次战争为轻。这种情形在一切文明国家内形成了租税负担和国债底经常增加，而国债的利息又一再要求增加租税。此外，也增长了对国家的要求即对文化要素的需要，虽然政府在这一方面努力实行严格“节约”。高等学校、交通机关及许多其他的事项都提出了一切新的不能延缓的要求。
　　实际上经当的军事阵营替代了自由资易派所幻想的和平的国家，在社会生产领域内国家干涉范围底不断扩大，代替了放任政策。
　　用什么来弥补国家不断增加的需要呢？是不是用剩余价值，即是说用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或者用生活必需品底课税，即间接税来弥补它们呢？问题是这样提出来了。但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是永远会从自己肩上摆脱国家的主要负担的这样一个支配阶级。我们试举一个国家为例，如法国，此刻还没有任何的所得税，一般讲来，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底威力所致，资产阶级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和贵族决裂，并且利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不断地予无产阶级以有力的妨碍。同时在法国对人民生活资料底征税又非常发达；谷物税、间接税——其中盐税、糖税、酒税及烟草专卖税也列为它们的租税 ——为其主要的收入。
　　据一八九七年底预算其税收如下：（单位百万法郎）

　　关税…………………………………………410
　　间接税………………………………………599
　　烟草，火柴税及火药专卖税………………421
　　　共　计……………………………………1430

　　国家的收入总额计为三十三亿八千六百万法郎。交易所税为八、七〇〇、〇〇〇法郎，从动产征收的所得税为六五、八〇〇、〇〇〇法郎，其他税（印花税）绝不能代替所得税。
　　在许多现代国家中，资产阶级在英国占着优越的地位，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以最纯粹的形态发展起来，但是在英国也正因为这种原因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工人阶级既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压迫也不受农民阶级的压迫，同时资产阶级还不得不顾虑到强有力的贵族阶级。
　　因此我们在英国完全看不到生活必需品上的任何间接税。英国的税收政策建立在这样的妥协上面：英国实施了所得税（收入在一六〇英镑一三、二〇〇马克以下的，得免征所得税），但不是累进的所得税（对于从一六〇英镑至五〇〇英镑的收入，一八九四年的法律规定了一些等级），这样看来，许多大的收入被征的税和中等的收入比较起来就并不怎样高。遗产税也是以同一精神制定的。但除这些之外我们又看见供人民大众用的奢侈品上，即烟草和饮料上的高额的间接税和财政税。这些间接税在一八九六年时提供了四八、七一四、〇〇〇英镑，约为十亿马克。所得税及印花税提供了三四、八三〇、〇〇〇英镑，约为七亿马克。全部收入总计有一亿英镑之多，即在二十亿马克以上。
　　其他文明国家底政策则介于英法租税政策之间的中间地位。但是我们在大陆上列处（除民主主义的瑞土之外）都看见对剩余价值所课的税比对人民生活资料所课的税少得多。一般讲来，后一种课税形式——间接税——有向上增高的趋势，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顶不合理的是，这种间接税还常常光顾到人口颇多的贫困家庭，这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比富裕的家庭更易感觉得到；例如盐税就是如此。它们之不合理还因为它们的征收，吞掉他们收益底大部分。另一方面间接税是便利的：人民觉得间接税的负担比直接税的负担为轻，而——这是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并不坚决地抵制间接税，像资产阶级反对过重地加在它的收入的直接税那样。此外，资产阶级在现时还是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阶级。没落的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自己还在用自己的关税政策来促进间接税底发展。输出的工业其实差不多全是大工业，而手工业者和农民只需要国内市场；他们也愿意保证自己有国内市场。因此他们赞成保护税则，这些保护税则，自然并不保护他们，而只是成为新的间接税的形式，其大部分都是加在他们自己的肩上。
　　资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何处都没有越出这里所描述的两种租税制——自由贸易租税制与保护贸易租税制——底界限之外，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既非资本主义的又非反资本主义的政党，调和阶级利益的政党，巧辩资本家与无产者、小有产者及农民有共同利益的政党，都不曾越出这些界限之外。这种政党没有决心对付资本家；它不敢把租税底一切负担加在资本家身上，但同时它又企图替下层阶级减轻这种负担；这样看来，它的整个租税政策归结到要求尽可能缩小租税，归结到和现代国家继增不已的任务不相容的一种理想。立足在这样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党要将国家变为文明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虽然在这一方面它的意图是很好的。
　　无产阶级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底租税政策就完全不是这样。它的口号不是取消租税，而是将租税转嫁在那些有力担负租税的人底肩上。它要恢复重农学派底旧要求，主张专以剩余价值缴纳租税。自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并不这样容易把握剩余价值，像对付重农学派底纯收入（produit net）那样便当。后者（纯收入）在过去一世纪农民自然经济盛行的时候（当时农民大都以自己的劳力生产出一切必需的东西），乃是超过农民留着为满足自己需要的生产物以外的物质的剩余，农民即将此剩余供地主去享受。剩余价值只有在各种各样的分配及变形以后才会表现出来。因此要直接把握剩余价值就完全没有可能。剩余价值底各个来源或各个部分底课税容易引起不平衡，而有时会引起不公正的转移租税的负担。即如城市土地所有者享有特权地位把自己地租底支付转嫁到房客身上。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叙述这个问题，即剩余价值的课税，何种形式为最合理的问题，这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们倒要充分地注意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底政纲，此政纲要求把用在社会需要上的一切费用作为征税底对象，因为租税、收入及财产的累进税，以及按照承继的财产底范围和亲属关系为比例的遗产税，就是社会需要的一切费用的来源。这样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使全部剩余价值底课税更有保证的方法。
　　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也在追求这样的租税，并且已经部分地实行了自己的要求；但它没有决心用这样的方法从资本中榨取较大的款项。只有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一点也不客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要求国家方面出大笔款来作社会改革，同时注意到用所得税、财产税及遗产税来代替其他的租税。
　　资产阶级国家由于财政上增长的需要，也时常不得不大量地吸收剩余价值来弥补国家需要，但为要弥补需要，它所选择的不是租税底方式，而是国家借款底方式。
　　有时这植借款是为着经济的目的，例如建筑铁賂或开凿运河，但通常借款是完全不生产地用之于建造大砲和战舰，用之于弥补审貲 及其他。
　　最显著的，就是在一切君主国家内，凡属国家的一切均被宣告为皇帝的或国王的，但只有债务不是国王的。兵士的制服是国王底制服，但如果预定为支付国王的制服之用的债款叫国王的债，国王就会坚决地提出抗议。债务宽宏大量地被交付给国家或人民。这里甚至俄国的专制主义也显示它是最高度的共和主义。
　　人们可以把这些公债拿来和统治阶级、贵族和僧侣，在封建时代当祖国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候，有时被激发起来而作自愿的捐献等量齐观。自然这里也有一些差异：领主们对自己贡献到祖国祭坛上的供物并不要求利息，可是利息对于资本家却是最主要的。固然，你可以把富裕的领主、僧正、修道院、城市因他们的捐献而得的永久特权比作我们的国债的永久利息。
　　偿付国债的利息在现代一切国家内构成预算底最大一项，仅次于军事费用。在英国总预算二十亿马克中，用于海陆军方面的，约为八亿马克，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约为五亿马克。在法国用于海陆军方面的，约为七亿马克，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竟有十亿马克之多！
　　在德意志帝国内，我们假定，偿还帝国债务的利息，仅为七千四百万马克，反之海陆军费则为七亿马克。但是德意志帝国还年轻，战争——帝国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给了它几十亿法郎，而从那时候起它就不曾进行大的战争。就在这同一期间，德意志帝国开始挪用四十亿马克战争赔款，使负债额达到了二十二亿六千一百万马克。英国的国债则从一百五十六亿马克降至一百二十四亿马克，这样看来，使面包、肉、火油等类东西免去三十二亿马克的税！为比较完满起见，还应当将联邦各国底债务加到德意志帝国底债务上去！单在普鲁士，国债为六十五亿马克，利息为二亿二千九百万马克（一八九八年），巴伐利亚、萨克森及威敦堡等处的债务合计二十五亿马克。这就是说，对于整个德国的国债我们得到和英国一样的数字，不过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我国，国债沿着上升线迅速地变动，在英国则沿着下降线变动。
　　除军费之外，国债利息底偿付在现代国家内构成这样一项预算，即取消这一项预算就会提供极大的一笔资金，这一笔资金或者可以用来减轻人民底租税负担，或者用来实行巨大的社会改革。军队底普遍遣散及国债利息底停止支忖，在随便一个现代大国内在这些方面就省出了好几十亿马克，而用这些钱随便干什么都可以！
　　国家的破产一点也不稀奇；我们用不着断言，现在假定的、在无产阶级监督之下的那种制度，没有体验到停止支付利息的需要，就不能战胜资主义的生产方式。
　　假使只是几个资本家被任意攫夺，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则平等权利底原则就会横遭破坏，并且实际上正是最小的资本家占有绝不是极小部分的国家纸币，这种情形就更不公道。没收小民辛苦所得的几个铜钱这与民主主义政府底意愿很少相符。
　　自然，这种制度应当永远放弃新借款底缔结，并尽可能迅速清偿现有的借款。任何一种新的借款都意味着新的奴役国家于资本底压制之下。国债是资产阶级国家把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用于国家底目的的一种手段。无产阶级的民主党对于这些目的，除了课税之外，不知道有别的办法。
　　无产阶级的民主党无论怎样不注意资本底利益，它终究不能十分任意地课取剩余价值。我们不能希望这样的增高上述的租税，作为没收剩余价值。要记住，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那时候我们的叙述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因为自身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要占有剩余生产品，并不需要经过租税，——而是要说这样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固然具有充分的政治权力，以自己的精神去影响租税制度，但是在这种状况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占支配地位。当情形还是这样，当社会因各种原因不能将资本的一切机能完全操在自己手内，剩余价值便演着重要的经济作用。资本家并不敢消耗他的工人供给他的全部剩余生产品像领主或贵族——罗马人那样。他一定要“节制”，一定要“俭省”。只有一部分剩余价值用来挥霍，其他一部分则积累起来，并转化为新的资本。资本底积累随着自然科学底发达在我们这一世纪对于经济底进步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我们应当像感谢自然科学一样，要感谢资本底积累，因为在这个时期经济的进步这样突飞猛进，这是过去任何一个世纪所没有的；因为它创造了极其巨大的生产力，世界一切以往的奇迹和它比较起来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概；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它首先替社会主义社会在更高文化程度基础上发生的可能性创造了许多条件。当社会本身还没有占有生产力并且还没有把生产组织抓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阻碍 资本积累就是阻碍进步，并且成为社会主义前提条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制动机。
　　幸而资本积累的倾向，对于进步是这样强有力，使任何粗暴的侵害的行为都不能阻碍它。劳动立法和劳动组织一直到现在都显示自己不是一种妨碍，而是促进经济进步的一种力量，它们未曾给资本积累以丝毫的损害。资本积累现时已达到了这样的限度，开始把资本家置于困难境地。年复一年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量异常巨大，不管资本家怎样穷奢极侈，而存储的金钱还是愈来愈多。
　　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系列个别国家（如阿根廷、葡萄牙、希腊等国）以及巨大的私人企业（这还在巴拿马破产以前）的破产。这种情形在经济生活上并未引起厉害的震动，并未缩减资本准备将成亿金钱投到完全不生产的国家借款上去，同时耗费在新的工业部门及新的交通事业发展上的也比任何时候为多。
　　由此可见，剩余价值可以不像以前那样使用，并且也不用害怕会给经济发展以损害。
　　这种情形能够达到什么限度，即使大概地加以计算，也是徒劳的。
　　但是用这样的方法是不会为国家底财政需要筹出怎样巨大的款项来的，人们可以更确信地断言，如果文明国家要想真正满足全体人民生活提高到现代文明程度之一切要求，那末这样数额是不够维持文明国家底一切费用的。这里应当提出获得剩余价值底其他补充方法：国家，——或公社，上述一切都可mutatis mutandis（变通地）适用于它们——一定要自己从事剩余价值底生产。
　　此外，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本身也不得不有此要求。我们有许多自然资源的私人的垄断——矿产、大的交通事业、照明设备等等，这些事业底经营在没有竞争的时候，不仅剥削工人，甚至还剥削消费者。同时资本集中经过卡特尔等等的组织造成人为的垄断，这些组织的作用有类于私人的垄断。不单是无产阶级，就是全体人民都要起来反对这类垄断。用立法程序调整它们，这全是一些可怜的补缀；只有—个方法可以终止它们对社会的剥削：这便是把它们作为社会的财产，在公有的原则上进行生产。当资本家还像现在一样把国家把持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样剥夺的确不容易的，但另一方面这样剥夺是更有希望的。一方面无产阶级还不能从对他敌视的国家政权中达到自己势力范围底扩大，另一方面，资本家还有充分的势力，足以在不利于他的场合内阻止将生产资料转到国家手里，要把生产资料转到国家手里只有在它表现出有利于资本家的时候才能实现。自然，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国家赎买铁路的时候，铁路费用是不会照数付清股东们的。
　　一旦无产阶级能够使国家政权对资本具有相当不重视的态度，一旦人民没有理由害怕国家管理范围底扩大，因为国家完全操在人民的手里，则这一切考虑也就不必要了。这里国家收回利人垄断的企业就可加速进行——在其他同等条件之下，国家底需要愈繁，征取剩余价值的范围愈狭，则收回私人垄断亦愈迅速。在一切场合内，垄断权转移到国家手里，是在这些条件下开始，这些条件虽然不是一种没收，但是保证国家有丰富的收入。国家可以把收入，一部分用来改善工人生活状況，一部分用于消费者底利益，一部分则用于广义的文化工作。
　　这种国家垄断企业还并不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商品生产底现有条件下，国家垄断企业的目的还不是直接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但这种垄断本质上已经和资产阶级国家底垄断有所不同。前者作为无产阶级租税政策底一部分，是将剩余价值交由国家处理的一个手段；后者作为资产阶级租税政策底一部分，是间接征税，使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有利于政府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
　　生产形式底高度是无产阶级国家垄断的某一生产部门有用性底标准；官僚主义式地组织成的，由私人手中转为股份公司所有或新提加所有，而实际上又已经站在一切竞争之外的企业，对这一目的更为有用。
　　反之，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垄断的生产部门底有用性底标准，乃是生产品价值，即消费者生活资料与享乐品（烟草、酒、盐等）底价值。这里完全不考虑到生产发展底高度；这种垄断也包括小生产形式（烟草）占优势的其他的生产；这种垄断用人为的方法排除竞争，并且用剥削消费者，也往往用剥削工人的办法来获得自己的收入，比在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时候达到更高的限度。
　　如果不能将国家的垄断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那末同样不能将无产阶级国家的垄断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垄断等量齐观。
　　在国家或公社内，私人垄断企业转移到国家或公社手里，以收入、财床及遗产的累进税代替间接税，停止以借款办法来进行国营经济——这就是无产阶级租税政策敢作敢为的地方。这个租税政策意味着不单是无产阶级，而且是全体劳动民众底负担大为减轻，这是很明显而用不着证明的。甚至还可以说，这个租税政策对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以及小农，比对于雇佣工人更为重要。无产阶级，最低限度无产阶级底许多阶层是处于上升的进程中，而这些阶级则趋于没落。现时资产阶级的租税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中上升的阶层阻碍他们的上升，对于这些没落的阶级则等于加速他们的没落。租税加在小有产者和小农身上比加在雇佣工人身上还重；因此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租税政策比工人还更加注意。
　　这样的租税政策不单是解放了民众中的工人阶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大量剩余价值存在的地方，国家就有可能大力推行以提高民众幸福和文化为目的的政策，这和资产阶级的租税制度完全不同。对民众消费品底征税范围，尽可能缩小，它不应当引起民众底贫困及降低其生活水准；征收全部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租税政策之下是永远办不到的。
　　只有无产阶级的租税制度才无情地征收剩余价值，只有无产阶级的租税制度才能征收那些款项，即征收现时资本家阶级放置在国内外债务上的，并比用租税征集更多的款项，它既不损害工业底发展又不损害资产阶级消费底数额；剩余价值底生产，由于大规模垄断转移到国家手里是服务社会的国家底最重要的生产力，并且让国家政权给予现在闲散的无数劳动力在文化工作底舞台上以有效的使用。国家和公社底物资资料，由于这种情形，就广泛地增长起来。资本继增不已的集中，对于国家底经营提供新而又新的领域，对于国家是收入的新来源，由于生产数量增加，人民没有一点负担，收入来源的出现也没有止境。
　　还有一个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随便什么时候实际上推行自己的租税政策？这个政第的前提，是我们作为推论基础的、但一向并未实现的那个状况：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阻碍的推进情形之下，无产阶级有巨大的政治影响。这两个条件差不多是完全互相排斥的，在一切场合内它们只能短时期一同存在。
　　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仍以为无产阶级如果获得政权，则分析一下他们所奉行的租税政策是必要的。政治理想底意义与其说是在于它是否实现，勿宁说是在于它是否正确地指出社会运动的方向。理想底意义乃在于这一运动底意义之内，在明显性和正确性之内，理想即以此明显性和正确性指示社会运动以适当的方向。只有当你认识这一运动的理想时，你才能向自己说明这个运动。
　　如果社会关系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时将是这样的，即特殊的租税政策在这里所说的范围以内成为多余的，那末无论如何这个政策现时总还是无产阶级民主党意图底目标，并且无产阶级政治影响底尺度要以他们的租税政策在其中实现的那个尺度来衡量。社会民主党愈强大，则间接税亦愈少，所得税、财产税及遗产税意义亦愈大，国债及其利息亦愈缩小，资本主义垄断大企业亦愈迅速而廉价地转移到国家或公社手里。

八 使农民中立


　　总括我们研究中得出的要求列举如下：
　　一 为农村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措施
　　（1）取消有关雇农的法律；农村内联合底完全自由；保证迁徙底自由。
　　（2）禁止未满十四岁的儿童从事雇佣劳动；对于一切儿童和青年毫无例外地禁止从晚间七时至早晨七时的农业工作；禁止未满十八岁青年外出劳动；实施小学及补习学校底义务教育。
　　（3）保护外出工人；禁止未满二十一岁的少女外出劳动；禁止游牧式的劳动制度；用社会职业介绍所代替招募人。
　　（4）实行对田间工作按平均年度计算一日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日，在收获时期及为自发现象所引起的工作紧急时期准许额外的工作；保证雇农星期日休息。
　　（5）为健康及道德底利益起见，对于农村工人底住宅规定各种必要的条件：在农村中设置强有力的住宅警察。
　　（6）特设审判机关以缩减过重租金。
　　二 旨在保护农业的措施
　　（1）取消世袭财产制。
　　（2）取消地主的地区；并入农村公社。
　　（3）取消大地产内的狩猎区，并入农村公社。
　　（4）限制土地私有权以促进：
　　　　①土地划分，消灭地块零散现象；
　　　　②土壤培护；
　　　　③传染病预防。
　　（5）由国家办理雹灾保险，有时牲畜保险亦可由国家办理，但后者无须国家的补助费。
　　（6）用立法办法促进在合作原则上建立联台组织。
　　（7）国家保障农业教育。
　　（8）为森林及水利事业收归国有。
　　三 旨在满足农业人口利益的措施
　　中止城市对土地的剥削及消减城乡对立应实施以下办法：
　　（1）在公社和省区内实施最完备的自治。
　　（2）以民警代替常备军。
　　（3）学校，恤贫及路政由国家办理。
　　（4）医疗事业由国家办理。
　　（5）免费裁判。
　　（6）以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及遗产税代替现行的租税制度，有利的私人垄断企业及卡特尔均收归国有或公社所有。
　　为方便起见，也可把这些要求说成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纲；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名称是适当的。在第一项内列举的各点已经包括在社会民主党对保护劳动这一问题上的目前要求底各主要点中，同样列举在第三项内的各点也列在它的目前政治要求上。在笫二项底各点之中——只有一点特别重要：森林及水利事业收归国有；这一点不是纯农业的，它追求的不单是农业底利益，而且也是工业、人民健康等等底利益。其他的要求，无论怎样重要，但作为一个大的政党的纲领底基础，就未免太琐碎。这些“小办法”在许多进步的国家内早已实行过了，并且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方面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在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底一般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对待私有制不加顾惜而已。社会民主党当然要说明这些“小办法”对于农业进步的整个必要性，但由于土地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加给农业以过童的负担，就得同时说明用这些“小办法”来拯救农业是不济事的。
　　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我们绝不打算拟出一个毫无遗漏的政纲。农业的行动纲领对于个别的场合和个别地方，照我们的意见是要很合适的；但这种行动纲领不是理论家单独拟得好的，必须和实际家共同来拟定。
　　如果我们所描写的农业发展底道路是对的，我们的任务就在具体的事例上指示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应当采取的一般方向。由此对于每个个别的场合就容易做出实际的结论。
　　我希望，一旦我们宣称希望拯救或甚至提高农民经济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与我们的原则相冲突的，则我们就已成功地指出，这不是我们方面应有的社会政治的虚无主义。社会民主党对待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的观点，也可以适用于对待农民的经济，并且在这种情形下不仅为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为农业及一般农村人口的利益都可以展开丰富而有效的活动。
　　自然，要使这个土地政策吸引农民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是可怀疑的。根本上社会民主党永远是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政党，永远是经济进步底政党；社会民主党永远要和保守的农民底顽固的偏见作斗争，农民心理上是厌恶城市的生活并且是站在使少女和青年妻子和儿女完全受他支配的家长制家族关系底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不像农民政党那样迎合农民，这些政党不仅迎合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能约许农民以更多的希望，因为他们不相信经济进步底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因为他们不怀疑从前的关系底恢复，不怀疑农村人口将依靠城市人口而生活，农业依靠工商业来营养。
　　社会民主党不论什么时候未必能使照旧经营的农民倾向到自己方面来；但它可以把农民放在中立的地位，而且这已经就是很大的成就。不待说，经济的发展会跨过他。并且社会民主党在农民妨碍它的道路的地方也能对付他；但是当农民还表现出力量时，就不应该轻视这种力量，如果排除这种力量的反对作用时可能的，而又加以忽视，那是错误的。
　　农民敌视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固然，当社会民主党不愿供给农民以消费者，当它反对人为的提高粮食价格来提高地租的各种企图时，当它一点也不愿过问承继权、过问对雇农的规定、过问自由迁徙的困难时，农民是不会喜欢社会民主党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也和加在农民身上的过重的租税负担进行斗争，和官僚及大地主等等底滥用职权作斗争，而农民对于这些是不愿忽视的。社会民主党底胜利带来的没收土地底思想会激怒农民；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把他们从自己的住宅，从自己的庭院驱逐出去，并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一无所有的穷人。
　　如果这一点不弄明白，研究社会民主党底土地政策就不会充分；本书结尾即企图说明这一点。



[1] “让他们做，让他们走”，即自由放任政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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