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
第四篇 基督教之起源 >> 第二章 基督教之弥赛亚的观念

四 钉死后复活

  当耶稣的时代,弥赛亚甚多,尤其是在加利利,在那里,每一个瞬间,都有先知及盗党首领之兴起,他们都以为是拯救者和上帝之膏立者。但当这个拯救者被罗马威力所压服,所拘捕,钉之十字架,或置之死刑,则他的弥赛亚之使命便终止了,他自然被人当为一个假伪的先知及一个假伪的弥赛亚了。真的弥赛亚犹待降临。

  然而基督教会仍站稳在他的领袖那方面。从他们看来,弥赛亚及其一切光荣之降临,犹有所待。然而这一个将临之弥赛亚,并不是别个,就是那一个已经被钉死,三日后从死复活,显现在他的使徒之前,而且升上天去的基督耶稣。

  这种概念之在基督教会中,是很特殊的。它的根源,来自何处?

  根据着原始基督教之概念,这是耶稣于钉死后,三日复活之神迹,这一件事,证明他有神圣之性质,而且令到他的门徒,构成一种希望,希望他从天堂下降。我们现在的神学家,其思想之进展,也不能超越这一点。自然,神学家中之“自由精神派”(liberal spirits),也不再以字面来解释复活这一种事情了。在他们看来,耶稣并没有实际地从死复活,不过是他的门徒相信,在他们狂热到出神的情境当中,见着他死后重现而已,于是便推证他是有神圣的及超世间之渊源的:

  “于是,我们以为彼得所见之基督的第一次显示,其经验,和保罗在大马色(Damascus)路上所见的一种忽然出神的状态,在其中,他便看见基督之在天空的光明显示一样。这不是一种生理之经验,不是一种不可理解之神迹,而实是一种在一切时代很多人都有类似经验的心理上之认知。……根据着其它的类似,则我们很容易了解,这种灵感的异象之经验,并不限于彼得一人,因为不久,便重复于其它的门徒表现,而且最后,还同样表现于信徒。……所以信徒对于耶稣从死复活之信仰的历史根据,实是在于这种出神的异象之经验,其初由一个人发布出去,其后,不久便为公众所认知了;在这些经验之中,他们相信,他们确见着那个钉死的领袖仍然活在,而且光荣地升天而去。他们在神迹世界之中,把想象做成一个外衣,遮盖着那些移动他的灵魂,满布着他的灵魂的东西。而在其根柢上,则他们对于耶稣复活的动力之信仰并不是什么,只是由于一个人提供他们以不可抹去之印象而已;他们爱慕这一个人,信仰这一个人,此死还更有力。这是一种爱的神迹,而不是无所不能(omnipotence)的神迹,而爱的神迹才是原始教会对于复活的信仰之基础。所以,这种神迹决不能停止在一种迅速消灭的情绪之中,它是会重新唤起的,会启示发生行动的信仰;使徒承认这是他们的终身之工作。他们宣传全国,对全国之人说,那一个为他们交给仇敌者之手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实是他们之弥赛亚;上帝由耶稣之复活及他的升天而愈显示他自己于世人,耶稣也不久便会回到世间,建设世界之弥赛亚王国了。”①


① O.Pfleiderer:“基督教起源”(Christian Origins),一九〇六年纽约,B·W.Huebsch版,第一三七―一三九页。

  上面的解释,会使我们晓得基督教会对于弥赛亚信仰之散播,与乎基督教全部的历史现象,都是一个单独的会死的人之一种意外幻觉的结果。

  使徒之一个会有一种钉死后的耶稣显示之异象,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异象之为多数人所相信,也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实是一个很易轻信的时代,而犹太人尤其深切印象于复活的信仰。从死复苏,在当时看来,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们再增加几件上面已经举过的例证罢。

  在“马太福音”,耶稣预言他的使徒之活动:

  “医愈病人,清洁癞者,起死回生,驱魔逐鬼。”(第一○章,第八节。)在这里所包括之起死回生一事,是与医愈病人在一起的,这是他们日常责任的事实的一种。他又警告他们不应当为这种工作而接收酬报。这样,耶稣——不如说是“马太福音书”的作者——实以为起死回生而收受酬报,换一句说,以起死回生为一种职业,是在于可能的范围之内的。

  最为特色的,是马太所记载的复活故事。耶稣之墓场,有兵守卫,所以使徒便不能盗取尸体而宣传耶稣由死中复活。但是墓门之石移开,光焰照射,大地震动,耶稣便复活了。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少许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为总督听见,有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他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马太福音书”第二八章,第一一节以下。)

  这些基督徒以为一个人由死复起,葬后三日复起,最令人发生深切之印象,其必要的见证,必须说,以重金贿赂守兵,令其缄默,甚至还教导他们,四处宣传一种反乎真实之记载。

  我们可以相信那些主张上述的观点之传道式的著作家,是能够接受复活之寓言,而没有些微之狐疑的。

  不过这还没有把整个问题加以处理。这种易欺性,这种对于复活可能性之坚固的信仰,并不是基督教会之一种特色,因为当时全数犹太人,都无不有这种信仰,最少,那些希望弥赛亚降临之犹太人,便是这样信仰的。然则为什么只有基督教会才有这种弥赛亚复活之异象呢?为什么当时别的殉难的弥赛亚之信徒没有这种异象呢?

  我们的神学家,或者会解释为这是因为耶稣人格的特殊深切之印象,而这种印象是不能够为别的弥赛亚所具有的。但和这种意见发生矛盾的,却有不少事实。因为在事实上,耶稣之活动,根据一切的记载,其时间很短,在群众之间,没有留下什么遗迹,而其结果,则当时没有一个同时代的人记载他的事情。而至于其它的弥赛亚,则在一个长久的期间,继续与罗马人斗争,在当时,并且得有极大之成绩;而其成功还为历史所记载;然则那些弥赛亚不能够令他人有耶稣那样的印象么?又假设耶稣虽然不能够吸引群众,然以其个人人格之势力,能够以好些根深蒂固之印象,遗下给他的少数门徒罢。然而这样的假设,也最多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他的个别朋友之中对于耶稣之继续信仰,但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的宣传力量能够及于那些不认识耶稣和耶稣之人格不能够影响到的人们。假如耶稣之个人印象是产生他的复活和他的神圣使命的信仰的原因,则这种信仰,在他死后,个人的回忆渐弱,与乎那些和耶稣有个人接触的人数渐少的时候,便必然地衰弱了。

  “后代的人对于戏剧表演者是不会加以荣誉的”①,在这一个观点上,喜剧家和宣道者是很相同的。在演员以为真实者,同样在宣道者也为真实,假如他只是一个宣道者,而且只从他的人格上实践他的行为,在后来,又没有遗下他的个人生活之记载。他的演词或者是非常深切地感动的,非常有鼓舞的能力的,但对于那些不听见这些演词的人,只是由于传闻的人,便不能够产生同样之印象了。而且他的人格对于这些人,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的想象,完全不能为他所刺激而起了。一个人,除了产生一种能够令到和他远离的人们也会发生印象的创作品之外,决不能再有他的人格之记亿,遗给那些不和他有个人接触的人们,而这些可以令和他远离的人们也会发生印象的创造品,就是一种艺卫的创作品,一座建筑物,一种复制物,一篇音乐之构造,一种文学之著作;又或者是一种科学之发明,一种数目排列的对象之收集,一种理论,一种新发现,一种新发明;最后则或为一种政治的及社会的制度或其它这样的组织,这必要为他所创制,至少,也要为他的特殊合作的。


① Dem Mime flicht die Nachwelt kwine Kranze。”―—席勒
(Schiller):华伦斯丹(Wallensteins Lager)的卷首语。

  一旦这种产品继续传下去,而且具有势力,则这种产品之创造者的人格趣味,也仍旧继续传下去。在事实上,他的产品,在生前,或者为人所不了解,但在死后,他的产品之价值,或会增高起来,而开始成为重要的东西了,这种情形,在很多发明,发现和组织中,都是如此;所以最可能的,是一般人对于创作者之趣味,要在他死了之后,方才开始发生,而其后则增高继长,日甚一日。在他生时,对于他的注意愈小,他的为人愈不被他人认识,则如果他的创作品真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东西,则这些不认识的人们所由刺激的想象必愈多,围绕着他的人格而发生的轶事和传奇之光轮必愈大。事实上,人类总喜欢有因果的关系,这就是说,在每一种社会的事故——在某一个时间,连每一种自然的事故,也是如此——其后而必有一个主动的人格,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偏爱,便能够令到每一种工作之创作者的发明,都有极大的重要性,并且,假如真实的创作者已被忘却,则至少,这种工作所联合的几个名字,也必流传于后世,又或者则像常常所见之情境一样,假如这是一种由好些天才所合作之产品,则无论其中之某一个,也不能遮掩着其它的名字——这便令到它从开始的时候,便不能够称呼它以一个特殊创作者的名字了。

  总而言之,这并不在于他的人格,而在于和他的名字有着关系的创作品,我们由此,便可以晓得耶稣之弥赛亚的活动,为什么不碰着了犹大斯(Judas),提大司(Theudas,都是当时之自称为弥赛亚者,事实见前一篇——译注),和当时其它的弥赛亚的活动相同的运命了。先知人格热狂的信仰,喜爱神迹,狂喜,复活之信仰——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别些弥赛亚之信徒中找出来,这并不是耶稣信徒的单独具有的特性。我们不能够从其共有的原因中,找获它们中的一种分别。虽然神学家——就是连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很自然地假设一切人们以为是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可以抛弃,但是耶稣本身就是一种神迹,一个超人,他是世界上所未曾见过的神迹和超人——然而就是这一种神迹,我们也不得不加以拒绝。实际上说来,耶稣和其它的弥赛亚的分别,只如下述:其它的弥赛亚并没有遗留他们人格可以保存的东西,而耶稣则不然,他遗下一种组织,他遗下好几种因素——那些能够紧紧地连结着他的信徒,而且能够吸引新的使徒加入扩充数目的因素。

  其它的弥赛亚只会结合一队群众,以达到暴动的目的,而在暴动失败以后,这一队群众便鹅飞狗走了。假如耶稣的行动也只是这样而无所增加,则在他被钉死之后,怕他的名字也一齐消灭了。幸而耶稣并不只是一个谋反者,他还是一个代表者及豪杰,或者他更是那个留传着他的名称而继续增加人数及能力的组织之创设者。

  传说上都假设,直到耶稣死后,使徒才开始组织基督教会。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强令我们接受这种假设的。而且我们更可以说,这种假设是难以入信的。因为这种假设所容许之条件,是说耶稣死后,他的门生,马上便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于他的教训之中,而这种因素是为他本身所不认知和不期望的。又他们在以前是没有组织的,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采用一种他们的先师所没有的组织之步骤,因为在他的先师之时候,他们曾经过一次非常重大的失败,便连一种组织与严密的团体,也为所毁坏了。我们倘若以那些我们所熟知其起源的其它同样的组织为类推的判断,则我们只可以假设,那些浸淫着弥赛亚来临希望之耶路撒冷城中无产者的共产主义之团体,即在耶稣之前,便已存在,而其中,有一个勇敢的煽动者及背叛者,名为耶稣,从加利利来,后来,他便成为他们之中之一个最卓越的勇士和殉难者。

  根据约翰所载,则耶稣在世的时候,十二使徒的财产是公共的。但耶稣还命令他的一切其它的门徒,都要舍弃他们的一切财产。

  我们即在“使徒行传”之中,也找不出在耶稣死后,教会还未有组织。事实上,我们见着在当时的基督徒,已有组织了,他们的会员,已有会集,而且履行他们的效能了。在“使徒行传”之中,关于共产主义之第一次记载,如下所述:

  “他们都恒心遵守(ησαν δε ποοσκαοτξοοξντεζ)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第二章,第四二节)换一句说,他们都继续像前时一样,公同用膳,而且还继续其它一切共产主义之实践。假如这种实践,直到耶稣死亡之后还没有引用,则这上面所引的一句话,便不能够这样应用了。

  教会之组织,其用处在于团结耶稣死后的他的信徒,而且它还保存着他们被钉死的领袖之记忆的手段,活泼不灭,而这一个领袖,是根据传说,自称为弥赛亚的。后来因为组织增大,它愈成为强有力,于是它的殉道者在它的各个会员中所占据的想象,必然更多,必然更不敢把这一个被钉死的弥赛亚当为一个假伪的弥赛亚,而且不得不把这一个已死的当为真正弥赛亚,他将来会在一切荣耀之中而再次降临;这样,他们便很自然而然地相信他的复活了,弥赛亚的性质及钉死而复活这两种信仰便成为教会组织中的最特殊的记号,和别种弥赛亚之信仰者,大不相同。假如弥赛亚复活的信仰是从“个人”之印象发展起来,则它在时间的进程中,必然会逐渐削弱,这种个人之印象还会渐渐地被其它的印象所涂抹,而最后,等到那些生前认识耶稣的人都死去了之时候,它便一同消灭了。但假如一个被钉死的人复活的信仰是他的“组织”的影响的一种结果,则当这一个组织增大的时候,这种信仰便渐渐成为坚固而更为热烈,那些直接认识耶稣个人者愈少,则他的崇拜者对于耶稣的想象,其为限制的细节所桎皓的地方便愈少了。

  并不是被钉死的耶稣由死复活之信仰创造基督教会,加增基督教会之能力,而恰恰相反,教会之活动和能力创造弥赛亚永存不灭之信仰。

  本来没有一种被钉死的弥赛亚复活的信仰的,因为这和犹太人的人生哲学相冲突。我们已经在上面见到这种哲学,怎样深深地渗入于复活的信仰之中了;但我们也应当重视在犹太人的一切弥赛亚书籍中,并不是没有以为将来之胜利只能以善人之痛苦及死亡为代价而获得的思想,这一种思想实为犹太人所屡屡遭遇的艰苦和灾难的自然结果。

  于是,在当时被钉死的弥赛亚之信仰虽披露于各种记载之中,然而只是犹太人对于弥赛亚预言的多种变化性中的一种而已;它最多只是这样,决不能增进了。但是它从这种运命——而且其结果会归于埋没——之中,得获超脱,这是因为它所建基于其上的基础,恰恰就是必然地包含在反对犹太传统的发展的基础。这种基础,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组织的生命和活力,紧紧地和耶路撒冷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之弥赛亚期望的特性,发生深切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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