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会，特别当它被国家承认了之后的罗马教会，把原始的弥赛亚的会集的倾向，变形而为其明显的反对方面；然而这不是由于和平的手段，没有抵抗和斗争而便成功的。在事实上，供给原始基督教以民主倾向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条件，仍旧继续存在，当帝国解体之时，并曾采取攻势和饱受痛苦。
我们已经指出那时已有反抗新的概念的呼声。这种呼声在其开始之时，便已听见了。但当这种改革已成为教会中的优越的和正式的态度时，则在个别的教会中，便不容许有其它的观点，然而在罗马教会之旁，却继续发生新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各种派别。举例言之，当君士坦丁大帝承认教会之时，西琴斯仑（Circumcellione）派盛行于非洲的北部，热狂的乞丐把但尼德派（Donatist）的斗争，推到极端，反对国家教会及国家自身，宣传仇视一切富人和权贵的真理。像在基督时的加利利一样，第四世纪的非洲北部的农耕民众，从绝望中奋然而起，反抗它的压迫阶级，而且又有无数的盗党，四处横行，用这种态度来表示他们的抗议。又像以前之热狂派一样，或者也和耶稣之第一代使徒的事件一样，西琴斯仑派替这些盗党，设立一个脱离压迫而解放自由的鹄的。他们以绝端之冒险，甚至和帝国之军队相对抗，但在后几十年之间，帝国军队和罗马教的祭司，互相携手，极力压制这一种叛乱。
这种努力终归失收，恰像用别种和平的或破坏的手段，努力引用共产主义于教会之内一样，结果也不能成功。它们失败的同一原因，在乎它们把原始的共产主义，变形而适成为其反对方面，在乎他们和那些产生这样的努力之刺激继续并存。因为虽然这种剌激与正在发生的灾难一同增加，但不要忘记教会的资源也一并增加，使教会可以用救贫组织的方决，减少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令他们堕落于最坏的诱惑去，由是，无产阶级依赖于教会的祭司，渐次腐化，把一切热情和其中的一切高尚理想，都遏死了。
当教会成为国家的教会时，一种比之在历史上已经显现过的暴政和掠夺的工具，都更为有力和更为巨大的工具出现了，在其中，原有的一切共产主义倾向的命运，通通都消失了。然而这些倾向，还从国家教会中，引生一种新的能力。
一直到国家承认教会的时代止，基督教会的传播，大抵也仅限于大的城邑；因为只有这些教会，在被困逐时才能支持其生存。在其它的乡野地方，则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被人监察，所以其中的秘密组织，只当它能够受到全部人民的赞助方可维持，例如爱尔兰在最近的几个世纪，反对英国束缚的秘密团体可为明证。所以，在乡野地方，一种少数人的反抗运动，常常遇看极大的困难，而这种情形，也可以同样地适用于最初三个世纪的基督教运动中的。
但当基督教不复为国家之反叛的组织，而且为国家所承认的时候，则乡野间的传布，便没有妨碍了。从这时候起，在乡野间，没有别的东西可为基督教会组织进行之阻碍。在最初三个世纪，基督教也和犹太教一样，几乎全是一种城市的宗教。现在，它成为农村的宗教了。
基督教之共产主义的倾向，和基督教一同侵入农村，在农村中，它找获了几种完全与城市不同的而且非常可喜的情况，这在我们上面讨论敬虔派时，便已讨论过了。共产主义组织开展的可能性，一经在农村中建立起来，农村在基督教形式中，马上便觉醒一种新生活了，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都指明它能够完成需要是如何地伟大。当基督教为国家所承认时，这就是说，在第四世纪的初期，第一个僧院，建设于埃及，其后在罗马帝国的很多部分中，很快便有其它的各个僧院随之而起了。
这种共产主义的形式，不特不为教会及国家的权威所反对，它还为它们所助奖，这种情形，很像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在美洲的共产主义的试验一样，它们也是同样地为当日的英法两国的政府所赞助。他们巴不得劝导那些大城市中的常动不息的共产主义宣传者，隐遁于世外，投身于旷野中，从事一种农耕的和平之教化。
但埃及人安东尼（Anthony）及其徒众的试验，却不同于奥文派(Owenites）傅立叶派（Fourieriste）和美洲的加伯德派（Cabetists）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因为后者是失败的，而安东尼派则有很优越的成功，其成功很像十八九世纪美洲之农耕的共产主义新村，这种新村和埃及人的运动，是很一致的。很多人以为他们之成功，在于他们的宗教热情，这是为近代乌托邦之信徒所缺乏的，没有一种共产主义是没有信仰的。但启示寺院中僧侣之同样的宗教热情，也同时启示在最初几个世纪之中的大城邑的基督教会会友，然而他们的共产主义试验，却既没有彻底，也没有长久的时间。
乡野中获得成功，而城市中却遭逢失败，其原因不能在宗教找出来，而实在仍在于其物质的条件。
若和大城市的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试验对比一下，僧院制度和旷野中的共产主义新村制度，却实在有一种极大的好处，这就是农耕须要田合和家庭的一种结合，这样，大规模的农耕不但成为可能，而在大地主之“埃加斯制度”(oikos system）中，还能够达到一种高级发展的阶段。但是这种埃加斯制度的大规模的推行，原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奴隶制度限制着它的生产力和存在性。奴隶供给的中止，便使大地主之大农场消灭了。然而寺院制度却再重新兴起，继续推行这种制度；在事实上，当僧院制度把他们自由会员代替奴隶的工作时，便能够把农耕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地位了。当时社会中一般分解，所以寺院便成为正在灭亡中的帝国内的一个唯一的地址，其中虽然经过欧洲民族迁徙时代的大洪流，然而仍能保存古代技术的最后的遗迹，并且在好几点上，还加以完成的工作。
除去从东方来的影响，尤其是亚拉伯的影响之外，僧院成为一个中心，在其中，中世纪欧洲的文明，又重新生长。
在上古时代的结束和早期的中世纪之间，寺院中合作的生产方式是很适合于农村生产的条件的；这便显示出它的胜势。但在城市中便不是这样了，城市之生产条件是反对协同工作的，所以，在城市中，共产主义只能为消费的共产主义形式，不过决定社会关系性质的最后分析不在于分配和消费的方式，而在于生产的方式。只有在乡野之中，在僧院之中，基督教原来所希望的消费团体，才得获一个生产团体的永久基础。在这一个基础上，敬虔派之团体，已经盛行过几个世纪，敬虔派后来之归于毁减，实并不在其内部的原因，而在于犹太社会的骤然的消灭。在这一个生产组织中，便发生基督教寺院之巨大构造，至今仍然存在。
不过，为什么近代乌托邦共产主义新村又归于失败呢？他们的基础也和寺院的共产主义的基础相同，但是生产方式却完全不同了。在古代的独立而单纯的工业中，所发展的是一种劳动的个人主义，想让城市工人实行合作，非常困难，常常启示他们以一种生产的无政府的态度——这是古代的情况。但在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城市工业中找出无限的设备，在其中，每一个工人都形成一个输齿，而和其它无数的轮齿互相合作。合作的习惯，工作训练的习惯，以个人隶属于全体之下的习惯——这些在现代都代替了个别工作者的无政府的态度了。不过这是指生产而言；消费却是一种不同的事体。
生活的条件，从前是很简单的，而且和人口的群众相一致的，而其结果，则为一种消费和需求的一致性，作成一个能够永久的悄费团体。
近代的生产方式把一切阶级和一切民族，合成一起，把整个世界的产品，放在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无停止地不卷怠地产生新的生产品，不独造成满足需求的新手段，还且造成需求，所以，便在一般群众中，造成个人的决志和希望之一种巨大的变异性，这一种个人主义在从前，是只能从富人和权贵阶级找出的。换一句说，很多消费方式的用语，都用在“享受”物质东西的最广阔的意义之中。最粗糙的最物质的消费手段，如食物，饮料，衣服，在很多情境中，都是服从于近代生产方式的标准化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精义，却并不把群众之消费限制于这种物质之内，它还使劳动者之间，发生一种一致的要求，要求更多的文化，教育，艺卫，体育的物品，和其它的物品，这些需求，把他们更为分化，在每一个个人之中，都找着了不同的表现。所以愉乐之个人主义，在从前是富人和教化者的特权，现在则盛行于劳动阶级，最初，则在于大城市，其后，便侵透到其它的人口去。虽然近代的劳动者不得不大大的让步，要接受与其同僚之劳动者互相协作的训练，并且也要承认这种让步的必要，但是他却全神反抗一切要统治他的消费，他的愉乐的企图。在这种情境之中，他渐渐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或者，如你愿意，也可称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读者总会晓得，为什么近代城市无产阶级，会喜欢住在旷野中之一个细小的共产主义的新村内，而这一个新村，最多也只能是一个大的农耕基础，而以工业的运用为之补助。像我们在上面所述，工业和家庭，在这种生产部门中，是常常关联的。这是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一种方便，它本来是以一种消费的组织开始的。但在乡野间之僧院组织之中，则这种共产主义又和一种生产的共产主义相联合，所以，便使它有更大的抵抗力，和更大的发展。
但近代之乌托邦共产主义则以生产之组织为发端，并且在这种组织中，找得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它为消费及生产间的互相关系所驱策，在它的细小的新殖民地之中，把一种消费的共产主义加入于生产的共产主义之上，前者影响后者，像红布对于一只壮牛的影响一样，一有微小的激怒，便产生一种最为可憎的永久之争论了。
只有那些仍然没有被近代资本主义所接触的人口，超世间的农民，才能够在近代文化之领域中的十九世纪，找着共产主义之移民新村落。他们的宗教与他们的胜利无关，除非其宗教热狂达到像一种群众的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性质的程度，这样的分子只能够在人口之最为退化的阶段，才找得出来。
生产的共产主义在近代大规模的工业人口之间，其实行，只能够在这样的一种进步阶段，而非常庞大的消费的个人主义——从其最广义的说——才可以和它联合起来。这不是生产的共产主义在十九世纪的非宗教的共产主义新村，遇到了失败；因为资本主义在一个时候曾经实行过这种共产主义而且胜利了。其所以失败者，只是和近代习惯大相矛盾的个人消费的标准化中之共产主义而已。
在古代和在中世纪一样，在人口群众间要求个别化这一点，是没有痕迹可寻的。所以僧院共产主义并没有遇着这样的妨碍，并且当它的生产方式成为优越，而为一般的流行，与它的经济崇高性相一致的时候，僧院的共产主义便更为流行了。罗芬那司（Rufinus，三四五到四一〇）在纪元后三七七年，邻近耶路撒冷之橄榄山，创始一个寺院。他还宣言在埃及之乡野区域中，也像在城市一样，很多人生活于僧院之中。我们对于这一种夸大的敬虔想象即使接受了，但也要承认这种记载实是以异常表现的男僧女尼的一种数目为根据的。
所以，僧院制度便把一种生命的新园地，供给基督教的共产主义热狂者，因为他们在这种制度中获得了一种新表现，它不致成为一种对于优越的教会官僚制度的异教的反对者，它可以和教会的官僚制度，好好地提携起来。
但这种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形式，不能够成为普遍的社会形式，其理由是它实行一种公有房屋的生活，于是便必然地反对婚姻制度，这像敬虔派在前时所行的一样，而在其后（十九世纪），则北美之宗教共产主义新村，也是这样实行。公有房屋的实行，必须抛弃私人的婚姻制度；一种集团婚制和它非常适合，这在大部分的新村都可以表明这种倾向。但这种两性关系，与后期中世纪所一般地承认及公众地实行之普通社会情感相冲突。一般地看来，这一个时代之特性是一种急转直下的情感，是一切愉乐的禁戒，是节欲主义，是一种更自然的解释，除此之外，还环绕着一种实行这种禁戒的特殊的光轮。但是独身主义的实行，便把僧院主义的进步，限制于少数人之内。这少数人在某一个时间，或者人数甚多，像上面所引述罗芬那司的记载，然而即使罗芬那司的那样夸大，也不敢说僧院人口是有大多数的。而且在罗芬那司时代的埃及的僧院主义的热狂派，不久便减少了。
当僧院共产主义成为坚固和耐久之时，僧院中之财富也必然地增加。并且因为公有房宅，生产之价值因之可以减低，于是僧院工业，便价廉而物美了。像大地主之埃加斯制度一样，僧院自身可以产生一切他们所需要的食粮和粗制品。并且僧院中的工作者与大地主的奴隶相比，其工作更为热心，因为他们是僧院中之一分子，可以享用他们工作的全部生产品。此外，每一个僧院人数很多，所以，它可以选择那一种最适宜于他们的工作，从事生产，由此，便产生一种非常优美的分工制度。最后，僧院是和个人不同的，它是永久的组识。一个发明家及其家属死亡之后，其发明及职业上的秘诀，很容易便丧失了，但在一个人数很多的僧院之中，便不会这样，僧院中的发明及职业的秘诀，是互相传授于其后继者的。又除此之外，僧院是一个永久的法人，它是不会为遗产的浪费和破坏的危险所妨害的。它的财产的集积，决没有在一种遗赠的形式中被剖分的。
由是，每一个僧院的财富都加增了，同时，同隶于一个头目或同一的规制——即所谓“僧侣之诫律团体”——之下的僧院的财产结合，更为加增。但是僧侣制度一达到了财富和有权力的时候，则其历程，必像很多的其它的共产主义的组织一样，它只容纳社会的一部分人，这种历程，就在现存的生产合作组织中还可以看见。生产手段的拥有者，现在晓得，假如他们能够找获必要的劳动者，像毫无分文的工钱劳动者，奴隶，或农奴，替他们工作，则比之所有者自己去从事工作，更为方便得多。
所以，虽然僧院制度在其发端之时，把一种新生活付给基督教的共产主义的热狂者，但后来，却又采取了教会中之主教所会采取的同样途径了。它像教士阶级一样，成为一种掠夺和统治的组织。
这种有统治权的组织，不是常常愿意充当教会的统治者，主教，的一种单纯盲目的工具的。它们在经济方面，是独立的，在财富方面，可以和教会相竞争，它们的组织，也是国际性的，所以在没有别一种团体敢于反抗主教的时候，僧院已能够反抗主教了。
他们不时都会削弱主教的暴虐，这种仁慈，已被决定是根本地反对主教暴政的方向。
在教会分为东方教会及西方教会之后，罗马大帝便成为东方教会的主教的君主。而在西方教会，则没有一个国家的威权能够统治教会之整个领域。所以，罗马城的主教便开始因为他的主教区之重要性，而成为高过西方教会的其它主教之优胜者。这一个优胜者，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日渐增加其优越的权力，而高过一切的主教。恰像在近代封建贵族和资产市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一种近代之王政一样，在主教的贵族和大僧院工业的所有主——寺僧——的阶级斗争中，便产生一种绝对的教皇政体的制度了。教皇制度既经巩固，教会发展上升的曲线便达到它的顶点了。一切国家和社会后期的演进，都因为教会而退步了；现在的一切发展都反对教会，而教会也反对一切发展；教会成为绝对反动的势力，一种反社会之组织。
就在教会变形而成为早期阶段的教会之反对方向之机，在成为一种统治的及掠夺的组织之后，教会在一个时候，仍能胜利地完成几宗伟大的事业。但在十字军的终局，则教会对于人类，完全没有效能了。它既经成为国家宗教之后，它的贡献，只在于把已找获的古代文化的遗迹，加以整理和发展。但当一种远胜于古代的新生产方式，在教会所援助及完成的系统之基础上发展着的时候，当资本主成为一种结果而一种包含一切的生产共产主义起来的时候，则罗马教会便不能确有什么用处，并且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妨碍物而已。它从共产主义而生，现在却成为近代共产主义之不共戴天的死敌之一了。
近代共产主义将会同样地发展一种辨证法的历程，像基督教之共产主义一样么？也会成为一种掠夺统治的新机构么？这个问题是须要我们最后考察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