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到一八五〇年“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from 1848 to 1850)的新版本，作了一篇有名的序言，该序言的结尾说：
“距今约一千六百年以前，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举行了一个大骚动。这个变革党把宗教，把国家底一切基础全然破坏了；它率直地否认该撒底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没有祖国，它是国际的；它蔓延于罗马帝国各处，从高卢到亚细亚，而且越出了帝国疆界之外。它早已就从事地下的秘密的煽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它觉得自己已够强大，可以公开出现了。这个变革党，那些称为基督教徒底党，在军队中也有强大的代表者；全军团都是基督教徒。当命令他们去参与异教的国教会（Der hei dnischen Landeskirche）底牺牲祭，以表敬意时，变革党士兵很有胆量，敢在他们的甲胄上，插着他们特有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军官所惯用的兵营式拷打，也是徒然。戴克里辛皇帝当他的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军纪已被颠覆时，他就不能再漠然视之。他乘现在还来得及，猛烈干涉。他颁布社会主义镇压法——我应该说是基督教镇压法。禁止变革者的集会，封闭或甚至拆毁他们的会场，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既被禁止，如同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巾一样。宣布基督教徒不能任政府中的官职。甚至也不许他们任军队中的排长。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像库拉先生(Herr von Koller）底社会主义镇压法所假定的那样受过‘尊重人格’的良好训练的裁判官，所以，不许基督徒在法庭上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除外法’也是没有什么效果。基督徒轻蔑地把告示从墙上拆下来；甚至说他们在他的头上把皇帝的尼可默地亚（Nicomedia）的皇宫烧掉。皇帝采取报复手段，在三○三年大迫害基督徒。这是大迫害底最后的一次。其效力之大，至于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对大多数是基督徒，继任的整个罗马底独栽君主——君士坦丁，由牧师赐称为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①
凡晓得恩格斯的生平和把恩格斯的“政治见解”之最后的几行与恩格斯在其一生中所表现的观点加以比较的人，便不能够怀疑隐在他的猾稽的比较后面的意旨了。恩格斯要指出我们运动的进步的不可抵抗的基础的性质，他说，其不可避免的性质，特别因为军队中的信徒的增加，所以便很快使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让步。
这种记载是很有趣味的，其主要点，是因为这是恩格斯直到逝世之时还尚保留的健全乐观主义之一种表现。
但是这一段文字，也可以作很不同的解释，因为在其前面记述的派别，在今日，当其实行法律方法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还以为恩格斯在其“政治见解”之中，反对他一生的工作，而最后，还说他指出为他所支持了两个时代的革命观点是一种错误。这些人以为恩格斯现在已承认马克思的教条——他说，武力是每一种社会的新方式的助产妇——再不能够维持了。在描述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比较时，这种形式的解释者，不会把他的注意，放在事件前进中之“不可抵抗的及基础的性质”之上，而却放在君士坦丁“自动”公布基督教为国教之上；后者在国家中，完全没有经过少许“破坏的骚动”，便获得胜利了，他之胜利，只应用“和平”的方法，经过“政府的一种友爱的赞助”。
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将来必是战胜者。在恩格斯死了不久，这种希望，似乎是实际地达到了，因为华尔德克·卢骚（M.Waldeck.Rousseau）像一个再生的君士坦丁，出现于法国，而且指派一个新基督教的主教米勒兰（M.Millerand）为他的部长。
凡晓得恩格斯的生平而且毫无成见地批评他的人，必会晓得恩格斯之脑中，永没有走进一种他的革命概念的请求，所以他的“序言”中最后的一段，必不能以上举之意义，加以解释。不过，我们也可以承认那一段文章是不很清楚的。凡不晓得恩格斯而想象他在逝世之前忽地发生对于他自己终身工作之实践，加以怀疑之袭击的人，或者会解释这一段文章为一种独立的文章，指明基督教之胜利就是现正从事工作中的社会主义旅程的一种模范。
假如这真是恩格斯的意见，则对于社会主义之判断没有比它更坏的了；它不是等于一种获得成功的预言，而是等于为社会主义所拟想的伟大鹄的的一种完全失败的预言。
这是那些运用这一段文章而却忽略了恩格斯的一切伟大的和深刻的因素的人的特点，但是热狂地拥护这一段文字的词句——假如它们真正包含所应该包含的——却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看出，基督教不等到转变而站在它的原始性质的反对方面时，它是没有达到胜利的；我们又见出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却是掠夺无产阶级和统治无产阶级的祭司阶级的胜利；我们更见出基督教的胜利，不是一种颠覆现存制度的势力的胜利，而反是保守势力的胜利，是一种压迫和掠夺的新支持者的胜利；它又不特不消灭帝国的权威，奴隶制度，群众贫苦，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它反而令这些条件得以长存不朽。基督教的组织，教会，所以获得胜利，完全由于它抛弃了它的原始的目的，而反拥护它的反对方面的缘故。
自然，倘若社会主义的胜利必要在基督教胜利的同样历程中而得获，则这确是一个抛弃革命而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良好的理由，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是没能够找出严重的谴责以反对社会的民主主义的，而在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攻击，或者尚可以找着它正当的理由。所以，在法国中，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分子，企图设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统治的职能，其目的则在于模仿基督教的方法，把基督教当为一种国家组织，像古代一样——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它承认这一种国家的组织是和当时国家的教会争衡的——这样的一种努力，除了助长“半无政府主义”(semi-anarchism)，和反社会主义的工团主义之外，便没有其它的效能了。
但幸而在这种关系之间，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是完全平行的。基督教在其发迹时，也像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贫穷的运动，所以两者都有很多共同的因素，这在上面已经屡屡指出了。
恩格斯也在“新时代”①杂志中，做了一篇“原始基督教史论”的论文，指出这种相同的性质，这篇文章是在恩格斯死前不久写作的，它指出恩格斯在当时对于这个题目之注意是怎样深刻，又指出他怎样自然地写作一篇与“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相平行的文字。这一篇文章说道：
“原始基督教历史表现了好些与近代劳动者运动之可惊的一致性。基督教像近代劳动者之运动一样，原始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的表现是一种奴隶和自由人的宗教，贫穷者的宗教，被放逐者的宗教，服属于罗马和为罗马所分散的民族的宗教。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两者，都宣传横暴和不幸的拯救；基督教把这种拯救付之于死后的天堂之一种将来的生活；而社会主义则以为由于社会之变形便可以在这个世界得获这种解脱了。两者都被人捉获及困迫，他们的信徒都是违法的，都被镇压于特别规律之下，在一方面，像是一种全人类的仇敌，而在他方面，又是国家，宗教，家庭，和社会秩序的仇敌。但虽然有一切之困迫，两者的进步，都是不能抵抗的，而且在好些情境之中，由于这些困迫，反得获胜利的支持。基督教从其发迹时起，过了三个世纪，便为罗马帝国认为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只过了六十牟，却已经征服了一个地方，证明它的胜利是绝对可靠的。”
大体说来，这种平行的比较是真确的，自然其中也应有几点修正；基督教决不能称为一种奴隶的宗教；它对于奴隶，是没有作出什么来。在另一方面，为基督教所公布的对不幸者的解放，最初，是很为物质的，其实现是在于地上，而不在于天堂。这一种情形更增加近代劳动者运动之类似性。恩格斯又继续说：
“这两种历史现象之平行更出现于中世纪，在被压迫的农民之第一次叛乱，而尤其在于城市之平民。……法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韦德灵（Weitling）及其徒众一样，在雷南（Ernest Renan）说：‘假如你会构成第一代基督教会之观念，你便会在国际劳动者联合（International Workers'Association）之本土的部分中，得获暗示了之前，已经提供原始基督教为参考了。
法国文学家著作一本教会的故事，名‘基督教之起源’（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其胆大妄为，实为德意志圣经批判之抄袭主义所无可匹敌的——他自己不晓得书中所包含之真理，究有多少。我很想晓得有几多个旧日之‘国际主义者’，读过‘保罗寄哥林多人的后书’，而不发生在某种意义中之旧日的伤痛的情感。”
恩格斯便更进一步，详细地把原始基督教和国际党人，加以比较，但他却不追溯到基督教或劳动者运动的后期发展。前者的辩证的瓦解，也得不到他的注意，而且假如恩格斯认真讨论这个题目，他自然会在近代劳动者运动中，寻获同样的变形的。这种运动也像基督教一样，在其生长的程序中，不得不创造永久的机构，在一党或各个联合中，要设立一种职业的官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它便不能发生效能，所以这种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它便继续生长，而且得获更多的重要职务。
这一种官僚制度，要按据其广义来解释，它不仅包括行政的官吏，且还包含著作家和国会中的代表，难道这种官僚制度在事件的进程中，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贵族，像以主教为首领的祭司阶级么？难道它不会成为一种宰治及掠夺群众的贵族，而最后得获与国家之权威者有同等权限的权力，由是而受诱惑，不但不打倒国家的权威者，且还和他们联合起来么？
假如这种比论是完全相同的，则它的最后结果便更为确实了。但幸而不是如此。好在在基督教和近代劳动者运动之间虽有很多相同之点，但同时也有其基本不同的地方。
特殊地言之，今日的无产阶级和早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是很不相同的。以为当时只有包含着乞丐的一种自由的无产阶级的这种传统观点，恐怕是夸大其词；奴隶也不是唯一的劳动者。奴隶劳动破坏了自由劳动的无产阶级，其中很多是在他们的家庭之中工作的，这一层可是真实的事情。一种无须劳动的无产阶级理想便努力迫求，乞丐也是如此，他们想实现一个社会的存在，在其中，不须工作，只倚赖于富人之施舍而生存，奴隶也希望在富人中，榨取其生产品的必需的数量。
并且基督教在最初的三个世纪之间，完全限于城市运动，但当时之城市无产者，在社会的构成中，只有微小的重要价值，当时的生产基础几乎完全是上古式的，只和很主要的工业实用相连合而已。
因为这些结果，于是基督教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为城市之自由无产阶级，劳动者和懒惰者，他们都不觉得社会是倚赖他们而生存的；他们都企图生活于社会之中，但不愿供给少许的报偿。在他们将来情境的异象中是没有劳动的位置的。
所以，虽然有对于富有阶级憎恨的存在，但企图获得富人之恩宠及仁爱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更成显著，而教会的官僚在教会的群众中，对于富人之特别喜悦的决意，其所遇的阻力，也像官僚制度自身的骄傲所遇的阻力一样，是非常之微小的。
罗马帝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的及道德的衰颓，因为当时一切社会之逐渐贫穷和逐渐绝望的一般的衰颓，而更为增大，它的生产能力，也日渐衰颓了。所以，失望和绝望紧紧地把捉着一切阶级，把他们的创制力，弄成残废，令到一切人们，只希望在非常的及超自然的权力的手上，获得解放，他们成为奸诈的骗子，有能力的，和自信的冒险家的无望的牺牲品，他们无望地抛弃一切对于统治能力的独立的反抗。
近代的无产阶级是怎样地不同啊！它是一种劳动的无产阶级，它晓得一切社会都放在它的肩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渐渐把生产的重力中，从各个地域而移到工业中心去，在其中，心能的及政治的生活，都非常活动。在这些中心的工人，是最有能力和智识的，现在成为统治社会运命的因素了。
同时，生产的优越方式极度扩大生产的能力，并且增加工人对于社会的要求，同时又增加他们的权力以实现这些要求。希望，信仰，自觉心——这些都启发他们，像在以前曾经一次，启发正在兴盛的资产阶级一样，以权力供给它，破坏封建的，教会的，官僚的统治和掠夺，并且从资本之巨大增进中，引出必须的能力来。
基督教的原始和一种民主主义的衰落同时发生。在它为国家承认之前的三个世纪的发展，是以一种一切自主的遗迹的不断衰颓为特色的，同时也以生产力的一种前进的瓦解为特色。
近代劳动运动渊源于民主主义的一种广大的胜利，这就是伟大的法国革命。自此以后，经过一个世纪，它虽然有一切的变化及起伏不定，但总是表示着一种民主主义确定的进步，在生产力中，有一种确实骇人听闻的增加，这不特表现于无产阶级的一种伟大的扩张，还表现于一种伟大的独立和纯化。
每一个考验这种对比的人，总会觉得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会离开它的正当过程，像基督教的前车一样；我们不必怕从它的范围内，会发展一种新的统治者和掠夺者的阶级，要和古代的暴君，分配他们的胜利品。
在罗马帝国中，无产阶级的战斗的能力和战斗的精神，不歇地退步，然而这些性质，在近代社会中，却是增强的；阶级的反抗成为不可避免的尖锐化，就单是这一种反抗，已会令到那些由于它的拥护者所悦意而领导无产者放弃它的斗争之一切企图，尽成失败了。直到今日，这些企图只使变节的人孤立，他们以前虽曾为无产者服务，但已为无产者所丢弃了。而且不特今日之无产者是和基督教起源时代不同，便连他们活动于其中的政治的及社会的环境，也和原始基督教时代完全有别；现代的共产主义及其实现的条件，和古代共产主义的条件，大相径庭。
为共产主义之“斗争”，为共产主义之“需求”，在今天是由同一根源发生的，这个根源，就是“贫乏”，而且假如社会主义仍是一种情感的社会主义，仍是这种要求的一种表现，则由于它自身的时常表现，甚至在近代劳动者的运动中，其倾向是会和原始基督教时代的倾向相同的。可是现代共产主义经济条件之极微小的理解，也会马上把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加以非常不同的改造了。
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上，在罗马帝国中，是和一种生产力的恒久的退步一同进行的——生产力之退步，它是要负部分责任的——而在近代，则不如此，现代财当的集中却成为生产力大大增加的基础。虽然当日财富的分配还没伤害社会的生产力，甚至极微小的程度的伤害都没有，它只是帮助生产力，然而这样的财富分配却等于今天生产的一种完全的残废。近代共产主义再不会想及一种财富的平均分配；它的对象，无宁是要确定把极伟大的可能增进于劳动的生产力中，它又要确定一种劳动力之每年生产的更公正的分配，其方法则把财富的集中，推进到最高的顶点，把它从少数资本家团体中，转移而入于一种国家的专利去。
近代共产主义，假如它满足于近代生产方法所作出的新的需要，它便应该同时满足地保留消费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当消费的时候，个人彼此的互相独立，它可以采取一种社会消费，一种社会活动的形式；享乐的个人主义并不等于毁灭消费品生产的伟大经营，也不等于以手工代替机械，如同很多唯美派的社会主义者所梦想。所谓消费之共产主义要求在享受之选择上有自由，同时在消费者消费于其中的社会之选择上也有自由。
但原始基督教时代之城市群众是不晓得社会生产的形式的，自由劳动者之大经营，是不能够存在于当日城市工业之中的。他们只熟识消费的社会形式，尤其是公共用膳这一事，它常常是由团体或国家所供给的。
所以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是一种财富“分配”和“消费”标准化的共产主义；而近代的共产主义则是财富之“集中”和“生产之集中”。
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不必扩展到全个社会，以求普及。它的实行，最初只在一个极小的区域之内，它以各种限制，便冒称为永久的形式了；而在实际上，它反而具有一种妨碍成为社会之普遍形式的性质。
所以，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必然地成为一种新的贵族制度，而且它不得不在其所在的社会内，完成这种内在的辩证法。它不能购消减阶级，而只是把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加入于社会之内而已。
但近代的共产主义，若考虑到它的生产手段的无限扩张，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和财富之重要对象的巨大的集中，便没有机会可以运用于小规模中，它要运用于整个社会。所以一切企图把共产主义实现于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移民新村或生产的合作社等的微小的建设，都无不失败。共产主义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微小组织的形成所产生，因为当这些微小组织扩大之时，是会渐渐地给那一个社会吸取去的。它只能从获得充分的权力以统治及改造整个社会生活中生产出来。这种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所以无产阶级夺获政权是实现近代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
直到无产阶级还没达到这个阶段之前，还不能够有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不能够有社会主义生产在其发展之中，产生矛盾，从无意义变为有意义，从痛苦变为愉快的矛盾——的思想①。但即在近代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社会生产仍不能够马上成为一种完美的整体，可是经济的发展便会骤然采取一个新倾向，它不再存在于资本主义所发展的方向中，而趋向着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然而到什么时候，社会生产才进展到一切矛盾和误用都会显现于其中的地方，预定发展新社会在一个现在未曾晓得而且绝对模糊的方向之中呢？这种条件不能够在现在加以描述其轮廓了，而且也不必在这里详细讨论。
以我们能够追溯的近代社会主义的运动观之，它必不能够产生像基督教被认为国家宗教的同样的现象。同时，基督教获得胜利的条件，也确实不能够用为无产阶级热烈追求的近代运动的模范。
无产阶级领袖的胜利确实不会像第四世纪的优越主教的胜利那么容易了。
然而我们还可以主张，不但社会主义不会在其胜利之前的时代，发展有某几种内在冲突，就是社会主义若和那些附随于基督教后期的各种形势相比较，在发展这种胜利可以预示效果的时代中，决不会产生趋于物质化的内在的冲突。
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各种条件，把社会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和一切从阶级开始发生之后的社会所由建立的基础，完全不同。虽然以前没有过新的革命阶级或党派——甚至连那些比之为君士坦丁所承认的基督教形式更进步的形式，甚至当它们会直接消灭现存阶级区别的形式——能够消灭一切阶级，虽然它只代替旧日的阶级区别，而另形成新的阶级区别，但我们现在已经具有物质的条件，可以消灭一切阶级的区别了。近代无产阶级是为它的阶级利益所指挥的，他们利用这些条件于这种消灭的方向中，因为现在的无产阶级是最下层的阶级，而在基督教的时代，则无产阶级之下，却有更下一级的奴隶。
阶级的区别和阶级的对抗，决不能用一种分工的手段，便把各种不同的职业的分别，加以混淆。阶级的对比是由于三个原因：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度，武器操纵中的私有制度，和科学中的私有制度。某几种技术和社会的条件，产生生产手段的拥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后来，它们又产生曾受训练以运用武器者及全无防卫者的区别；最后产生的，就是熟习科学者和愚昧无知者的区别。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毁灭一切这些彼此对抗的必要的条件。它不特要作用于毁灭生产手段之私有制度，还且用它的生产力的财富，毁灭一切限制武器之训练和知识的必需，到若干程度。这种必需，一到武器之训练和科学已经达到一种较高的阶段之时，便已经被创造了，它使那些有自由时间和有在生活需求之外的物质的人们，可以获得武器和知识，而且成功地运用它们。
虽然劳动之生产力仍然机微小，而且仅能产生微小的剩余，不能够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手段，一齐获得他的时代之武器的知识和一般的科学；但在事实上，很多个人的剩余，便供给一个单独的个人，在武器和学问的领域中，显出一种成功的运用了。
但除了以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方法之外，便不能够获得这种条件。少数人增进的智慧和武力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压制及掠夺全无保护的无知群众。而在其反对方面，则对于群众之压迫及掠夺又成为统治阶级之武装的技巧和知识增加的手段。
那些能够脱离掠夺和压迫而纯粹自由的民族，仍然处在无知识和无防卫的地位，他们是有良好武器和良好教训的邻近民族的对抗者。在生存竞争中，掠夺者和压迫者的民族，便征服那些仍旧处在原始共产主义和原始民主主义之境遇内的民族。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有极完备的劳动生产力，这便使阶级区别不能够长久存在了。阶级区别不复成为一种社会的需要，而只是一种武力的传统形态的一个结果及其终局，当这种形态不再发生效力的时候，一切阶级区别，便都停止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身，因为由它所创造的伟大剩余的缘故，便能够使各种不同的民族，都吸入于一种“普遍的武力服务”中，所以，便消灭了贵族和武士。但资本主义本身又把一切世界市场的民族，联成彼此互相亲切和永久的关系，于是世界和平，便愈成一种急切的需要，而一切战斗，都成为一种残忍无情的愚蠢了。假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各种民族间的经济仇视，能够被克服，则为大多数人道的群众所希望的永久和平的情境，便会实现了。在基督纪元第二世纪，为着环绕着地中海的各种民族而由帝国主义的暴君所实现的世界和平——这是专制主义所给予这些民族的唯一利益——将会为社会主义为着世界的各种民族而实现于二十世纪中。
由是，武士和非武士阶级之间全部的反抗基础，都消灭了。
而且，有教育者和无教育者的对抗的基础，也同时消灭了。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用廉价印刷的方法，使知识的工具，无限地价廉，而为一般群众所能够购阅。同时，它又为知识阶级产生发展的要求，它把大部分群众送到学校接受训练，但当知识阶级之分子众多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回到无产阶级中去。所以，资本主义已经把作工时日无限缩减，创造技术的可能性，而大部分劳动阶级，又已经在这种方向中，获得某几种利益，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教育的活动。
和无产阶级之胜利相伴随的，就是这些因素，马上会充分发展，创造一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供给的群众的普遍教育可能性的良好的实践。
基督教发生的时代是一种最可悲悼的知识阶级衰颓的时代，是一种荒谬无知的盛行的时代，是一种最愚昧的迷信的时代；至于社会主义发生的时代则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下的各个阶级迅速获得知识的一个时代，是自然科学有最惊人进步的一个时代。
从武力训练而发生的阶级反抗，现在，完全失去它的基础了；由生产手段中的私有制度发生的阶级对比，一自无产阶级之政治统治产生了效果之后，也完全失去基础了，而且这种政治统治的结果，很快便会证明介于有教育者和无教育者之区别，已经逐渐减退，大抵在一个世代之间，也会完全消灭了。
于是，阶级区别和阶级对抗的最后原因都消灭了。
所以社会主义不独应该采用与基督教所采用的完全不同的手段而获得权力，还且应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它应该永远消灭一切阶级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