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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情事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1923年
Kay H 译



　　【按】此系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1923年创作的小说《三代情事》，由Kay H根据俄语原文的英译本（A Great Love, The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1929.）转译。小说的英译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库中找到：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1929/great/ch03.htm
　　《三代情事》出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即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时期，收录于柯伦泰的小说集《伟大的爱》之中。它是柯伦泰最著名的、最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更是苏维埃俄国初创阶段前卫艺术的代表。小说展现出的性观念和感情观念极为大胆、前卫，因此甫一出版就立刻在苏维埃俄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即便是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篇小说仍旧是非常先锋的作品，对今日的人们探索亲密关系的新可能不无启迪。
　　《三代情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被译介至中国，最初译名为《三代的恋爱》或《三代人的爱》等等，沈端先（夏衍）、周起应（周扬）、李兰等左翼知识分子都进行过翻译。考虑到近百年之前的汉语语言习惯与今天差异很大，我们选择将这篇小说重新译出，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译本进行录入。祝各位读者阅读愉快。


　　一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桌上一摞私人和公务信件中，一个厚信封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着这里面可能有张报纸，便打开了它。是一封信，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落款……奥尔加·瓦塞洛夫斯卡娅。我沉思着端详这封信。
　　据我所知，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瓦塞洛夫斯卡娅同志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名组织干部，身居要职。我也知道，对于我当时正在从事的妇女工作，她是毫无兴趣的。到底是什么促使她写这封无休无止的长信？我又看了一眼信封，发现“纯属私事”四个大字写在角落处。
　　“私事？”女性讲私事的信多半意味着家庭悲剧，寻求建议和理解。难道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那个冷静、自立的女人，也会……？这不可思议！
　　眼下我无暇读这封信；有紧急事务亟待处理，而这封信这么长，这么严肃，显然不能匆匆一瞥。但我在工作时，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这封信和其作者上。
　　我回想了为数不多与她见面的场合——总是以公职身份。我想起她待人接物时一板一眼、无人情味、甚至讳莫如深的态度；我也记得她作为俄国女性来说，处理公务时效率非凡。有一次，我还结识了她的丈夫：他以前是工人；尽管他可能没有他妻子那么广为人知、受人尊敬，但他看起来坦率又讨人喜欢，所以走到哪儿都受人爱戴。他们受雇于同一组织，她是他的上级。他比她年纪小一点。也许这场婚姻……但是他们看起来总是如此琴瑟和谐，无论一起走到哪儿，都让人对他们的和睦和友爱印象深刻。他毫无保留地仰慕她。
　　我记得有一次，当着我的面，他说：“但您既然知道了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为什么还要继续争辩？”对他来说，她是绝对权威，无可置疑。
　　她也极其喜欢他，但更多是种母性的慈爱。我想起来还有一次——那是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两个都是代表——当她得知丈夫生病了时，神情轻柔起来，那拒人千里的寡言和严厉荡然无存。他经常生病。或许就是因为他体弱多病，老让她提心吊胆，她才逐渐变得平易近人。但她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呢？为了寻求同情？她这种女人，要是没什么更严肃的理由，是不会写出这样的信的。
　　当晚我回到自己房间后，才有机会仔细阅读这封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信。
　　“我以一个同志的身份，私下里给您写这封信。我写信给您，是因为您是一个女人，而且我知道您经常面对这类问题。我现在抑郁不已，或许您能帮我找到解决之法。
　　“我活了四十三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荒唐，一无所措。
　　“您所认识的我是个高效的干部。我知道自己在一般人眼中总是严肃、迂腐的。不知道您能不能把我想象成爱情悲剧的女主角——一出普通、琐碎、综艺节目似的悲剧？正因为它无足轻重，才让人更难忍受。我之所以能来找您倾诉，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它仅仅是表面上无足轻重，实际上我目前的痛苦背后存在着更重要、更深层的意义。要是这纯属私事，那么我会尽量自己忍受，但是我确信，我的经历是俄国现在礼崩乐坏的直接后果。天才伟业确实存在，但同时却有人暗中作恶。
　　“我相信我的经历并非个例，这让我不寒而栗，十分恶心。我是不是错了？我的生活观是不是还充斥着过时观念？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偏见是不是还在控制我的想法，所以我才会用扭曲的眼光看待一个完全自然的局面？我的女儿坚持这样认为，而我的丈夫嘉布科夫同志也同意她的看法。谁是正确的？他们，还是我？请帮助我找到出路，如果我错了，如果确实只是资产阶级偏见导致了我的惊恐，请您告诉我。”
　　信在这里停住了。在新的一页上，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以一种更平稳、显然更克制的笔调，继续写道：
　　“我想要立即向您讲述这个悲剧如何折磨着我的灵魂，但如果我只是告诉您最近发生的事而不提过去的话，您便会对我的心路历程产生歪曲的印象。您会容易在某些肤浅的事情上小题大做，难以认识到这些事其实与我的痛苦毫无关系。这悲剧并不是那种女人没了爱人的陈词滥调；事实远要更复杂，更痛切。我也并非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只是这背后的动机……动机……我恳请您保持耐心，把我的信从头读到尾。请记得，写信给您的是一个极度苦恼、痛苦的同志，正寻求其他同志的建议和帮助。”
　　处处有修改的痕迹。这里，她划线删除了一整段文字。在下一页上她继续写道：
　　“您还记得我的母亲，对吧？她还健在，负责N省的一所巡回图书馆，也是该省公共教育协会的一名重要成员。”
　　我清楚记得她的母亲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她是一位典型的90年代宣传人员，出版科普读物，翻译社会主义手册，不屈不饶地致力于公众教育领域。在她那个时代的自由派政治工作者中，她广受尊重和爱戴，地下革命者也因为她不止一次地大力帮助他们，而对她十分敬重。她广交朋友，广受仰慕。
　　她的政治观点接近俄国民粹派，但她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为穷人和农民提供书籍、开办学校和图书馆，这才是她的兴趣所在。我收到她女儿的这封信后不久，她便去世了。虽然她生前从未参与任何政治党派或劳工组织，但当地劳工组织、苏维埃代表和党代表都出席了她的葬礼。
　　她是个高挑苗条的女人，面容姣好又盛气凌人，五官生动，眼中透露着智慧。她的人格让人肃然起敬——的确，那些不如我们了解她的人会怯于见她。她说话简洁精炼，声音沉稳清晰；双唇间常常叼着烟。她衣着简朴，穿衣风格总是我行我素，毫不关心当下风尚。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双手，那么美丽，那么精心地护理着——真是一位“女士”的双手。她的无名指上总是戴着一枚镶着深色红宝石的大金戒指。
　　“您可能不知道”——我收回思绪，继续读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的信——“我母亲年轻时也曾经历过一段不幸的爱情，她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时——确切地说，是她进入那段感情时——是带着她自己一套关于性关系的非常明确的道德准则的。对于所有行为不符合她准则的人，她都不留情面地予以谴责；她发自内心地鄙视他们，尽管广义而言，她总是善良且高尚的。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她偏狭到了迂腐的程度。
　　“外界一般认为，我跟她因为政治分歧而变得形同路人。这并不是事实。我的人生故事伊始，我和她在男女关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可以允许这一问题上就起了冲突。
　　“我母亲违背她父母之意，嫁给了一名军官。作为军团指挥官的太太，她婚姻美满，生了两个儿子，人们都把她当作模范主妇。
　　“但好景不长。军官们的生活都如死水一般，唯一显著的特色便是奢侈铺张。她天性活泼，难以忍受这种生活。您知道，我母亲一直以来都精力无穷。她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远超与她同阶级、同时代的女孩们，她博览群书，出过几次国，与托尔斯泰常有热切通信。您肯定能理解，过不了多久，地方上一个小军团的指挥官就不能令她感到满足了。她与地区医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相识，实是命运的安排。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就是我的父亲，或许就是契诃夫哪本小说中一个人物的现实化身；他带点困惑的理想主义和不懈探索未知的精神，正是那一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他有着俄国人那种对于美食和舒适生活的热爱，也像典型的俄国人一样，在面对现实生活的磨炼和沉浮时无能为力。他英俊潇洒，体格健壮；我母亲推崇的书他也爱看。他在谈到穷苦农民的苦难时总是唏嘘感伤，也想要到生活艰苦的群众中去；对于大规模建立图书馆、开办学校、开展教育工作，他满怀柏拉图式的理想。
　　“该来的总会来。一个燥热的夏夜——那时指挥官去指挥军事演习了——我母亲在我父亲怀中，他们脚下的草地上还放着一本关于新西兰巡回图书馆的书，尚未翻阅。
　　“我父亲当时似乎并没有觉得这场随随便便的仲夏夜‘诗意之梦’将会扭转他的人生坦途。在私人关系上，他渴望绝对自由。而且，他的管家还是个年轻、漂亮又健壮的农民寡妇。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母亲在这种事上主意非常明确。她从没想过要压抑爱意，或者要向外界和她丈夫保密。这是因为，她一向相信并主张爱的权利优先于婚姻。对她来说，爱情是神圣的；不把爱情当回事才有损尊严。
　　“母亲相信谢尔盖就是她心灵、头脑、灵魂所寻找的完美另一半——既是她狂热爱恋的男人，又是她深深尊重的个人，还是能够与她携手致力于公众教育的伙伴。
　　“要解决眼下困境，她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立刻与指挥官分手。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生活，将邻居的流言蜚语置之不理。因此，第二天早上，母亲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见她，带他到椴树遮荫的小路上，把她写给丈夫的那封短暂而坚决的信读给他听；信中她以自己特有的坦率，告诉丈夫发生了什么，并要求离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目瞪口呆。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他支支吾吾说了什么要保护母亲名声之类的话，让她别忘了她的两个儿子。母亲非常惊讶，但仍固执己见。由于她当时美得摄人心魄，而我父亲正处于热恋期，他们的谈话以又一次拥抱告终。这更让我母亲决心要立刻解决眼下的局面——这对她来说不可思议的局面。
　　“但这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可怜的指挥官爱她爱到不能自已，大为光火地赶回家，生硬地拒绝考虑离婚。让他妻子非常惊讶的是，他满口尽是些毫无用处的埋怨，一会儿威胁要自杀，一会儿又说要杀死那医生，过了一会儿又央求她回家，哪怕只是当一个管家和母亲也好。
　　“母亲对他深感歉意，但是她爱那个她认为与自己灵魂相通的男人，这爱意胜过怜悯。母亲最终发现，再怎么解释也不能让她丈夫听进去任何道理，于是打点了行李，带上她的钱和书，亲吻了儿子，没向指挥官告别就走了。
　　“这场婚外情让政府震惊了很久。我母亲得到自由派的支持，他们认为她为了一个地区医生而抛弃指挥官，乃是向当下制度抗议的壮举。当地报纸印了一首赞颂她的诗。当地一场晚宴上，有人提议为‘敢于卸下传统婚姻的枷锁、与工薪阶层共命运、为人民服务的巾帼英雄们’干杯。
　　“她一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家里站稳脚跟，就开始致力于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建立公众图书馆。我父亲像个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一般，全力支持她。那时，俄国正遭遇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但是母亲以她一贯的坚韧为理想斗争，从地区法官到省长，她都一一拜会；她还去到圣彼得堡，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上她的个人影响力，永不言败。
　　“那时，正当他们的计划就要实现时，我母亲和她那稀里糊涂、胆战心惊的丈夫遭到逮捕，被迫流亡到一个偏远地方。我就在那里出生了。
　　“就算在流亡期间，母亲的热情也丝毫不减。她建立了一个自学组织，为一系列图书馆打下了基础，自己也教书育人……
　　“我父亲却闷闷不乐，逐渐发胖，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都不断恶化。
　　“尽管如此，当他最终结束流亡回来时，他作为坚定革命者早已声名远扬，他也开始在地方上组织活动。母亲以重燃的热情，投身于公众教育事业。我父母的生活似乎终于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母亲撞破她那几乎秃顶但仍旧帅气的丈夫和挤奶女工阿丽斯查在一起，场面毫无疑问有伤风化。
　　 “我父亲试图辩解。但是情况比他想象得更复杂。阿丽斯查怀孕了。
　　 “母亲毫不迟延，理了行李便带我前往省会。她给我父亲留了一封信，信里她要求让阿丽斯查的孩子衣食无忧，并告诫他不要饮酒，那时酒精对他味觉的影响越来越大。她小心翼翼地不抱怨，不指责。这都是多年后我从母亲自己口中得知的，那时她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希望能够以此影响我的决定，把我引回到她认为的唯一光荣的道路上。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以可敬的意志力面对命运的安排。我从没见过她流泪，尽管她一直爱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且一生都忠贞于他。
　　 “在省会，我母亲开始组织一系列科普书籍的出版，她因这项工作而享誉全国，名声经久不衰。
　　 “我跟她住，很小就对革命者圈子的想法和活动熟稔于心；‘被禁文学’就是我十二三岁时的读物。对于违法行为和违法人员，我视之如家常便饭。
　　 “我们生活节俭，几近清苦，家里总是洋溢着勤劳奋斗的氛围，心中满是理想和‘新起点’。十六岁时我第一次被捕，母亲为我自豪至极。
　　 “这就是我早年的成长环境。但是，早至那时，我的想法就已经开始和母亲分道扬镳了。我强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母亲依然认同民粹主义。在与革命者一起工作时，我结识了战斗组织的一名重要成员。可以说，他是我的上级，还有一段‘过去’。母亲摇头反对，认为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又觉得我最好再等等。她担心我继承了我父亲对待风流韵事的轻浮态度，但她最终还是勉强让步了。我和他跟母亲住在一起，同时两个人都继续工作。但我们并没有结婚，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婚姻制度。
　　 “我丈夫是‘非法’的，不久我们就被捕了。一些朋友动用影响力使母亲得以释放，而我和丈夫则被迫流亡。
　　 “我担心这么长的开场白会令您厌烦，但是不说的话，您就无法明白我现在的痛苦。我希望您理解这个事实，不要忘记——我是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的女儿，也是她的门徒！幼年时吸收的想法，并不会仅仅因为不合逻辑就能忘记。
　　 “因此，我恳请您耐心一点，继续读这封长信。现在，我要讲述第二代的悲剧了。
　　 “我成功从流亡中逃了出来，丈夫却还留在那里。我逃到圣彼得堡，为了掩藏行踪，朋友们安排我作为私人女教师，住在一位富有的工程师M先生家中。自从学生时代起，M就或多或少对于马克思主义运动有所接触。
　　 “在这个奢华的家中，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心愿和倾向来生活。总体上说，除了现下艺术剧场的演出，或是鲁贝尔的最新画展，他们对于政治问题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客厅聊天时的有趣谈资——仅此而已。
　　 “我之前从没有接触过这种气氛；这气氛很诡异，我在心里对它百般厌恶。住在那里的第一晚，我就陷入了与雇主的激烈辩论。之后我才发现，我那时的语调完全够不上公认的礼貌沙龙谈话的标准。我记得我们讨论了伯恩斯坦。我非常愤怒，又羞愧于自控不足，因此几乎整夜无法入眠。不知为什么，我尤其厌恶我对他发火时，工程师M先生投向我的目光——既是嘲弄，又带着点奉承。很奇怪，这男人身上有些地方令人兴奋。他的本性无疑是肤浅而令人不快的，但是他又让人着迷，使得我一次又一次想要接近他；我拼命地迫使他接受我的观点，劝说他信奉我们的原则。
　　 “他的妻子是个穿着蕾丝和裘皮的瓷娃娃，有五个强壮健康的孩子，她真心地把丈夫当偶像一样崇拜。她会经常笑着向我们保证自己的婚姻可没有什么七年之痒——她与丈夫在一起越久，越是深爱他。
　　 “她如此自鸣得意，这家人如此自负地展现出家庭和满的一面，这激怒了我。丈夫始终如一地忠于娇妻，一直对她嘘寒问暖，这让我恼火到几乎生出恶意。我会故意说些羞辱自由主义的话，说它如何浅薄；我嘲笑资产阶级的快乐之餍足，嘲笑他们的存在之微不足道。我把我之前的见闻和经历一一告诉莉迪亚·安德列耶夫娜，那个迷人又脆弱的小女人，并且不止一次使她声泪俱下。
　　 “‘您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那位工程师会略带责备地问我，但是他的眼神里分明带着钦佩。
　　 “我对他们两个的恨意强烈地怂恿着我胡作非为，哪怕只是导致他们冷不丁被警察问话也好，这样就能打破他们心安理得的安逸生活。
　　 “我想离开他们，但这完全没有可能。他们家对我来说不只是个避难所，而且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聚点，在这儿我就可以密切了解我的同志们的工作进展。他们听到我说要换个藏身地时，愤然提出反对，要我给出理由。
　　 “‘你干什么要和他们有任何瓜葛？’当我试图解释时，朋友们就这样问道。‘离他们远点。’但那我也不可能做到。我跟中了魔咒似的，极度痛恨那雇主自满又帅气的样子，痛恨他嗓音刺耳，走路随意。连着几天见不到他时，我就会因神经紧张而痛苦异常。要是失去了哪怕一点点他的注意，我就会苦恼得难以形容。
　　 “但是我们一见面就争吵，吵到两个人都声音沙哑，然后竟然互相说些不入耳的刻薄之语。在外人眼里，我们互相之间根深蒂固的恨意肯定显而易见。
　　 “但是在这些争争吵吵之中，我们会目光相汇，眼神相通。谁都不敢解释或理解这眼神在交流着什么。
　　 “有一次，我因为党内事务在郊区留到比预计的晚；当我那晚很晚回去时，M亲自帮我开了门。
　　 “‘啊，您还是回来了。我都已经放弃希望了。’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躺在他怀中，热吻不止。
　　 “奇怪的是，我们的关系发展成这样，我并不惊讶。好像很久以前我就预料到这会发生……
　　 “破晓时，我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房间，他则留在书房里。一般他在楼下工作到特别晚的时候，就会整夜睡在书房。
　　 “第二天晚上，他人在场时我们激烈争吵，只有两个死敌在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辩护时才会吵得这么凶。客人走后，M邀请我乘他车去“群岛”上，那是圣彼得堡一个广受欢迎的游乐园。那时正是春天——极昼之季。他的妻子坚持要我去——她似乎觉得这个点子很有意思。她从没有把我看作过她的潜在情敌。
　　 “我的生命之结就此系上了。
　　 “那时我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专心致志履行职责。每一天我都茫然度过，一次又一次推迟对我的未来道路作最后决定。我以时间不足为由，为自己开脱罪名。M太太则准备带着孩子去南方。
　　 “也许您会觉得难以置信，在那焦躁不安的几周中，每每想到我的丈夫，我总是满怀柔情和思念。我使劲浑身解数，只为了使他得到释放。
　　 “如果那时有人问我到底爱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丈夫，也是我的朋友。但是要是让我离开M，那我宁愿去死。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但是我又觉得与他难以言喻地接近。我厌恶他的目光、他的习惯、他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又爱他的一切弱点和愚笨，尽管他根本不是我所爱、所崇拜的男人类型。
　　 “我们谁也没有在这段爱情中感到快乐，但是一想到要分开，我们又都痛苦无比。我不能理解，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哪一点吸引了他。那时我几乎毫无魅力可言，也不懂怎么穿衣打扮，甚至对服饰都没什么兴趣。我行动笨拙，缺乏女人味。即便如此，M还是爱我，好似他从不曾爱过他那备受宠爱的妻子。
　　 “整个夏天，我们都呆在那空寂的房子里——真是一个恼人的夏天，我们对彼此的感情矛盾至极。两人都不快乐，也都没有试图掩藏自己的不满。您能理解吗？就是这种不快，比起我们这段关系中的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使我们互相接近。
　　 “初秋时我怀孕了。……堕胎？我们都无法忍受这个想法。
　　 “我去找我母亲了……”
　　这里，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的信戛然而止。这封信显然是在极端紧张的精神状态下写的，常有中断。在公文页上，她用铅笔继续仓促写道：
　　 “我向母亲和盘托出。我努力让她明白我内心的纷争以及我们之间的冲突，让她理解我正经受的痛苦——我既爱我的丈夫，又爱M，而M也既爱他的妻子，也爱我。
　　 “我母亲一言不发地听我讲完，然后久久坐在她卧房里，若有所思地端详着手中的烟。
　　 “第二天早上，她来到我的房间，坐在床沿上，不容置疑地宣布：
　　 “‘显而易见，你爱这位M先生。你必须立刻给康斯坦丁写信。’
　　 “‘但是我写什么呢？’
　　 “‘当然写你爱上了别人。在这一点上，你不能给他留有任何幻想。女儿，相信我，在这种情况下同情心毫无益处，只会带来更多痛苦。’
　　 “‘但是我并没有同情康斯坦丁。我爱他。我从没有停止过爱他。’
　　 “‘要是那样的话，你怎么可能爱上另一个人？’我母亲质问道，‘真是一派胡言。’
　　 “‘这不是胡言乱语，母亲……这才是悲剧之处……’
　　 “我越是努力让母亲理解这样两种情感可以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对康斯坦丁的款款柔情、深深爱意，以及完全与他灵魂相恰的感觉，另一方面是对M 暴风雨般的渴求，虽然单就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我既不爱他也不尊敬他——我越是不成功。
　　 “她理解不了。
　　 “‘如果你对M只是有肉欲，那你应该控制自己。要是这样的话，你对康斯坦丁的感情总该足够让你离开那个男人了。’
　　 “‘母亲，你不理解！我对他不只是欲望。我爱他，只不过跟我爱康斯坦丁不一样……如果我知道M遇到了危险， 那么我会牺牲自己去救他。如果要我为康斯坦丁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我不干。即便如此，我还是爱康斯坦丁。我需要他。我的灵魂需要他。没有他，生活就是冰冷空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既不爱M，也不尊重他。’
　　 “‘这完全是疯言疯语，’母亲暴躁地反对。但是她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她也困惑起来，拿不定主意，一会儿要求我立刻写信给康斯坦丁，要我离开他，跟我孩子的父亲在一起，几个小时以后，又坚持说我应该结束和M的这段不当关系。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母亲和我无法理解对方。我向她寻求帮助真是个错误。她坚持要求我做个抉择——两者只能取其一。但是M和康斯坦丁两者我都想要。在我看来，这样才更近人情，更正确，更符合当下情况在我眼中的精神价值。
　　 “最终，我写信给康斯坦丁，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当然，不只是事实，还一并告诉了他我内心的剧烈冲突，以及拷问着我灵魂的疑虑。一开始，我只收到了一个简短的答复——他说他会仔细考虑，努力适应这个新情况。他也说很快会再回信。但单单那几行字就充满了暖暖爱意，因此我立刻告诉自己：康斯坦丁不像母亲那样，他会理解的。
　　 “他确实理解了。流放远方的他能够感我所感，惑我所惑。他接受了不可避免之事。我的灵魂本就渴望着他，没有他便不能存活。现在，正是由于他的接受，又使我的心前所未有地牢牢系在他身上。
　　 “前路明朗起来。母亲还是坚持要我抉择，我仍然以她的名义收到M和康斯坦丁两个人的信，她因此十分不满。就是那时，她把自己的不幸经历讲给我听，无疑是希望她的亲身例子能够帮助我。她说，当时她正是因为像我这样缺乏意志力，才饱尝辛酸。
　　 “‘这样懦弱不敢决断，真不像你，’有一次，她这样说道，‘你一直都那么意志坚定，搞得我现在都看不懂你了。我在想，你是不是继承了你父亲的软弱……?’
　　 “她就是不能明白，我其实已经做出决定了。我已经理清了和我深爱的两个男人的关系，而且下决心接受人性本就是我所发现的那样——这本身就是一种决定。
　　 “‘那M太太怎么办？’母亲会问。‘你会告诉她吗？你指望她能理解你的观点？’
　　 “‘不。’我承认道。‘很遗憾，她多半不能理解。一定不能告诉她。但是她和她丈夫之间从来就没有过将我和康斯坦丁绑在一起的那种精神纽带。他只不过把她当作一个脆弱又迷人的玩具来爱。现在她丈夫爱我，她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任何东西。’
　　 “这话让我母亲震怒。她认为我对于婚姻关系的看法简直就像巴黎的波西米亚人那样轻浮随便。
　　 “那年春天，我生了一个女儿。我临产的那几周，M与我们同住。在我母亲家与M共处的那几周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时光。
　　 “不出一会儿，母亲和M便建立了友好的相互理解。比起康斯坦丁，她变得更喜欢M，因此前所未有地坚持认为我应该离开康斯坦丁，与我孩子的父亲在一起。
　　 “但是，不知怎么地，母亲的坚持适得其反。似乎母亲和M站在同一阵营，而我和康斯坦丁则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也许是母亲心中那个有修养的女人，那个民粹主义者，使她不可抗拒地被M这个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吸引。在精神倾向上，他们两个的接近程度是我望尘莫及的。而正是他们这个联盟，急剧地促使我捍卫自己的立场，也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康斯坦丁的生活——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会孤独得不可忍受。
　　 “眼下，逮捕和流放决定了我的走向。我被迫离开母亲家；我的女儿由她的外祖母照管。我继续保持与M和康斯坦丁的通信，直到我最终得以再一次与康斯坦丁见面。
　　 “使我母亲极为震惊的是，我们住在了一起——并没有戏剧性的破镜重圆，也没有宽恕原谅——只有两个灵魂相通、心有灵犀的人，才能这样自然、快乐地住在一起。我母亲立刻站到了M那边，坚称我毁了他的人生，也毁了我自己的生活，而这仅仅是因为我对于婚姻义务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对一个我已不再爱的男人错误地怀有同情。M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再三要求我回到他身边。这些书信的最后一封本质上已是最后通牒。在那之后，他便不再写信了。我还是与康斯坦丁待在一起。
　　 “春天来了，自由派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季，他们在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屈尊俯就的注视下大办宴会。我们获准回到俄国，而命运的安排把我再一次推向了圣彼得堡。不可避免要与M见面了。我难道要否认这一点吗？我想要与他见面，因此找机会碰到他。
　　“我们见面了，好像从没有分别三年一般。还是同样欣喜若狂，同样痛苦煎熬，同样不可思议，同样的疑虑，同样强烈的狂恋之火。我震惊于痴心将我们玩弄于股掌的魔力；M甚至凭借着爱火重燃时的鲁莽疯狂，决定离婚，以便我们能在法律意义上结合。我仍是拒绝了他，因为在精神上我们从来都形同陌路。我视同生命的政治斗争正进入新阶段，两个党派之间的鸿沟与日俱增。三年前，我们的激烈争论不过是在理论层面，而现在那些观点已成为了党派活动的核心——对我来说，也就是生存之本。
　　 “一方面，M已经如此不食人间烟火，不懂群众每天的艰辛，以至于他根本不愿与‘解放者’共命运。当我说起我最珍视的事物时，也已是对牛弹琴了。每一次见面后，我都鄙视自己的懦弱，但是几天不见到他，我又会愁绪如麻……M毫不掩饰对我那些活动的厌恶。他鄙视布尔什维克，用尽一切力量把我拉到他那一边。另一方面，我鄙视资产阶级，讨厌他那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样子，但又无法让自己彻底离开他。我对他的感情中带着些母性，似乎总觉得他故意表现得比实际更糟糕，而我必须帮助他找到自己，不能在这政治变革的关键时刻抛弃他。
　　 “所以，我连续几个月痛苦不堪，直到康斯坦丁到来后我才不再犹豫。这一次，我的坦白残忍地伤害了他；他妒火中烧，之前小心翼翼建立起的心理防卫也几乎要坍塌。但我们继续住在一起——作为朋友。但是M却忍无可忍，大发脾气，哀求我离开康斯坦丁。当我向他保证我和康斯坦丁纯属朋友关系时，他也拒不相信。我用尽一切办法，才避免了与他妻子公开撕破脸皮。……没有一天不带来新的指责和痛苦。然后，M终是被嫉妒逼疯，他强行闯进我们家，要求我立即跟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威胁说要是我不同意，他就永远离开我。我拒绝他后，我们怀着尖刻的敌意分开了。我的痛苦难以言表，康斯坦丁看在眼里，但帮不得我半分。他显然因为事情的走向而欢欣鼓舞，又怎么可能指望他帮我分摊悲痛？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无法投入工作。我心烦意乱，无法悉力以赴。
　　 “M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悲戚的信，于是她便带着我的小女儿来见我。她坚持要求我做一个明确决定，一劳永逸地了结这档子邪门事。
　　 “‘我很久以前就做出决定了，’我告诉她。
　　 “‘那么，’她愤怒地答道，‘你就不应该跟康斯坦丁住在一起。你说你们不是作为夫妻一起住，我相信你。但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非要装样子呢？为什么你要让M这么痛苦？’
　　 “‘母亲，你不会理解的。我必须要跟康斯坦丁在一起。’
　　 “她坚决反对，但毫无用处。M在信中已经告诉了她最近十个月来发生了什么，而我也已让她对我的痛苦有所了解。
　　 “‘你爱M，这没有错，’她坚持道。‘但是你斤斤计较，处处分析，使得你们的爱不再神圣。你为什么非要折磨自己呢？当爱神召唤时，人要有勇气冲破阻碍——即使是政治信仰的阻碍。你会把M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他那么爱你，会愿意为你做任何事的。你比他强大得多。’
　　 “母亲想要使我回心转意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她越是劝我，我越是看清了我不可能和M永结连理。对我来说，这样的结合会意味着精神沦丧；我和M的信仰水火不容。
　　 “为了让母亲满意，我同意了和M再见一面。她甚至试图利用孩子来影响我的决定。但是这次见面只不过徒增痛苦和误解。
　　 “接着，历史性的1905年来临了，首次俄国革命爆发。大事接踵而来，不容抗拒，汹涌的时代潮流裹挟着我们向前，一切个人问题和情感都只得靠边站。在国家剧变面前，我们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不过沧海一粟。大革命的浪潮将我们推向各方。我去了南方，康斯坦丁出国，而母亲则赶忙回到了她自己的省。
　　 “我们工作、期盼、战栗、奋斗、抗争。
　　 “接着是反动时代，比起之前，我们能用来考虑个人问题的时间更少了。
　　“1908年秋，命运让我的人生轨迹再一次和M交汇，这一次是在一个工厂小镇。那时，反动派大肆夸耀着胜利；革命一败涂地。我再次成了“非法分子”。M在1905年剧烈动荡的强烈影响下，曾短暂支持过激进主义，之后，他与激进运动完全断绝了一切联系，转而在金融界和工业界一跃成名。他成了重要人物，重要到政府报纸都会报道他的行踪。我知道他当时就在这个城市，而仅仅知道他在，就足以使我兴奋不已，几乎无法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避开他，害怕重新见面必然又会带来痛苦。之后，警方洞察了我的行踪。同志们的及时告知才使我勉强逃过逮捕。
　　“我立刻逃命去了，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为了保护交由我负责的文件。正当黔驴技穷之际，我想到了一个可能的避难所：M家。我去找了他。仆人一报上我的名字，他就立刻迎上前来，满心欢喜地欢迎我。但是当我们俩独处时，我告诉他我的来意后，他便惊慌失措。当时投向我的目光中没有爱意，也没有友情。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两个陌生人。也许那时他也在问自己：我曾经居然爱过这个女人？我眼前的似乎不是M，而是某个跟他长相一样的远亲。我曾经深爱的那张脸只是依稀可辨——仅此而已。
　　“我后悔来找他了，但为了保护我带着的文件，我还是决定坚持初衷。就让这个资本家向我发火吧！这样他能减减肥，也有好处。
　　“他试图礼貌地表示，我在这里对他不方便。但我假装不懂他为什么尴尬，并且恳请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助我。
　　“那晚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容我过夜。我可以想象他一定辗转难眠，我自己倒是呼呼大睡。
　　“我几乎没有想到，就在两扇门之隔，正在睡觉（或者说，更有可能的是，正在竭力入睡）的男人，就是我曾经的爱人——曾几何时，他的脚步声、笑声、或仅仅一瞥，就足以让我心血上涌，在房子最远的角落我也能感应到他的存在。就在这晚，我意识到：我们的爱情已成死灰。留下的只有一种模糊的空虚感，和我的小女儿。他甚至都没有问起女儿。
　　“我们冷淡地道了别。谁也没有说起要再次见面。往事已如烟，无人记起。
　　“但是，后续的事还更奇怪，更令人费解。不久之后，我见到了康斯坦丁，这中间隔了很长时间，那时他在国家的另一块地区工作。我对他也感到了同样别扭的疏离感。我看着他，但我似乎不再是原先的我。这些年汹涌巨变，是否抹去了我们每一个人原先那熟悉的面容？现在的我们各自带着不同观点看待所发生的事情，从不同角度理解眼下的问题，也站在不同的经历背景上展望未来。
　　 “这些年来，康斯坦丁屡遭痛苦的失望。他与我党分歧严重，有时甚至到了针锋相对的私仇斗争的程度，这浇灭了他原有的激情。由于目前革命中产生的错误，以及他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他丧失了对于革命前景的信念。展望未来，他只看到连年的原地踏步，因此建议我们要小心慎重。从他的讲话和情绪中，我只看到一个厌倦了斗争的人。那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但毫无疑问，他正逐渐远离革命运动，去寻求某个宁静的安乐窝。
　　 “但另一方面，我则正处于心高气盛的顶峰。革命非但没有使我灰心丧气，反而鼓舞了我，激励了我。那时，我的力量与日俱增，认为自己可以在艰难岁月中成就非凡之举。我再见康斯坦丁时，还是保持着长久以来的温暖友爱之情。我们本可以像一直以来那样并肩工作。但是现在这也不可能了。我们已形同陌路。
　　 “我利用一次出国机会——当然是非法的——留学继续学习化学；我之前因响应革命的召唤而中断了学业。那时，我和康斯坦丁已经如此疏远，以至于我走之前都没想着见他一面。在那以后，他与革命运动失去了一切联系。战争期间，他作为预备军官，在一所男校教书。他还积极参与破坏苏维埃的行动。再之后，我听说他在白军的一次暴动中丧命。
　　 “M也加入了反革命派，他及时出逃国外，才勉强逃避了无产阶级的报复。对我来说，他们两个都早已不存在了，我对于他们的命运也无动于衷。
　　 “‘这就是她的悲剧？’您在看这冗长的生平传记时或许会问。这些老故事……老掉牙，早已被人遗忘。
　　 “但您得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知道我过去如何，才能评判我的现在。在讲我的故事前，我先坦述了我的过去，这样你就能知道我与别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能这样直说），知道我完全可以理解人之常情。
　　 “但是，我现在经历的事情，我女儿的这件事……纵使我再有耐心，再有信心，也无法理解。
　　 “我还是那句话，有时我也会安慰自己我只是不理解吉尼亚，就像我母亲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不能理解我一样。但是，更多时候，我还是觉得她就是缺乏自尊自律到离谱的地步，这让我震惊得心里打颤。请帮帮我找到出路……要是我该骂，就尽管斥责我；要是我是个反动分子，要是现在的新生活确实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爱情观和生活观，也请你指出来。
　　 “今天我只能写这么多了。请让我来找您吧。既然您了解了我的过去，我就可以更容易、也没那么难堪地向您讲述命运摆在我面前的这道新坎，我不知道该怎么跨过去。请打电话给20751号，转分号3，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单独见您。晚上对我来说最合适，只要您方便，到几点都行。静候回复。
　　“祝好，
　　奥尔加·瓦塞洛夫斯卡娅。”
　　几天以后，就在我们电话里约好的时间，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来见我了。比起我上一次见到她时，她看起来更加面色苍白、身材瘦削，眼神也闪烁不定。
　　 尽管她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这个衣着朴素、发型简单的女人还是散发出某种巨大魅力——成熟人格的魅力。我们简短地聊了聊目前的政治问题，期间她明显在努力保持沉着。我试图把这个在本国工业组织中身居要职的女人和她的信里展现出来的形象合并在一起，但是徒劳无功。
　　 “我们还是立刻讲讲私人问题吧，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打断我道，她声音中明显带着一点不近人情的意味，这让我立刻想起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我想跟您谈谈我的女儿。希望您告诉我对她的看法。可能我真的是不能理解，可能这又是一出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也可能是别的——是执拗，吉尼亚出生和成长的反常环境所导致的执拗。这孩子整个儿时早期都被迫四处流离辗转。先是她的外祖母，然后是我，后来又是我的朋友们照顾她。革命的最初几年，她住在工厂里，上前线照顾伤员，当然她的许多所见所闻是我那时候像她这么大的女孩一无所知的。也许这样更好……就应该认识到生活的原本面目。但是另一方面……
　　 “这几个星期以来，我已经自信尽丧，再也难辨对错了。过去我总是很高兴看到吉尼亚不受偏见所困地长大，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应付任何可能的情况，不像我们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毫无骨气。她完美无缺，率直坦诚。但是如今却……
　　 “让我告诉您……
　　 “您知道我在达沃斯遇到了嘉布科夫同志，并照料他康复。从那以后，我们就以夫妻的身份住在一起，尽管我比他大很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门徒。但是，我们在一起的这七年中，彼此之间尽是和睦友爱。1917年我们一起回国，也一起全身心地为苏维埃斗争，奉献一切。
　　 “您认识嘉布科夫同志。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一员——他无疑如此。我没必要提起他的贡献，对此大家肯定绝无异议。
　　 “他患有肺结核，我也尽全力对他关怀备至。我一直觉得，没有任何一片乌云能让我们的友谊蒙阴。一切都那么明亮、安宁、明朗……
　　 “去年我们定居莫斯科后，我让吉尼亚搬来与我同住。那时她才二十岁，但是积极参加党内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坚定不移，孜孜不倦，像她外祖母一般满腔热情地投身工作。尽管她还很年轻，但是在她那个区域，大家都认为她是这场运动的重要财富。
　　 “您知道莫斯科的居住条件——我们三个人只有一间房。当然，这很不方便，但是眼下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挑剔。毕竟，我们都几乎不怎么在家。我经常连着几周出长差，去视察我们的工厂。
　　 “一开始，我有些不确定长期分离对于我们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但我们立刻成了密友。没错，就是朋友，因为我对她的爱并非出于母性。看到她，我就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她的热情和笑容都让我看到自己的青春。她那种自信如此积极，富有感染力。
　　 “我很高兴的是，嘉布科夫同志和她立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之前还担心他们两个会处不来。他跟她一起去剧院，去开会，去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轻松而友爱。安德烈的身体也逐渐好转；他的病越来越少发作了。
　　 “我们就这样过日子，直到发生了这件事……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犹豫着，似乎很难说下去。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窗外，一言不发。
　　 “我能猜到发生了什么，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必然会这样。吉尼亚和嘉布科夫同志昏了头。但是这为什么那么让您难以忍受，那么令您羞耻呢？我会觉得您能够理解的。
　　 “但并不只是那样。我当然可以理解那样的事，”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打断了我。“问题在于之后我发现了他们灵魂有问题，他和吉尼亚都是……”
　　 “您发现了什么？”
　　 “无情冷酷，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有权利这样做……这，这种玩世不恭……您能理解吗？没有真爱，没有热情。想想我当时如何痛苦，我爱得不幸，因此如何艰难地挣脱情网！对于他们来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不能理解，那便是因为我是反动分子。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堕落、放纵，已经放荡到无法理解的地步。但是，我还是有迟疑的时候。也许，终究我就是个反动分子。我记得自己在经历爱情之痛时，母亲也不能理解我。我需要您的引导。请帮助我找到出路。”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告诉我，她女儿之前去过她办公室，恳请她给自己十分钟。
　　 “‘母亲，我必须立刻跟你说点事。只有在这里我才能跟你单独说话。’”
　　 之后，她毫不遮掩，非常平静地告诉母亲自己怀孕了。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惊恐万分。
　　 “但是是谁？”她质问道。
　　 “‘我不知道。’女儿回答道。母亲认为女儿是不愿告诉她孩子的父亲是谁，也就没有再问。但是，女儿回答时满不在乎的态度直击她心扉。
　　 吉尼亚是来找她母亲寻求建议的。她打算堕胎……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合法中止妊娠的法律。“有谁帮她一起做些必要的安排呢？她母亲会不会给她开介绍信？她并不想要孩子。”
　　 “‘我现在没有时间生养小孩。’”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没有把女儿的困境告诉她丈夫。她认为那是女儿的私事。如果女儿自己选择告诉他……但是，一种模糊的不安挥之不去。潜意识里的骚乱使她心灵不得安宁。疑虑逐渐明晰，他们共同生活中的一些小片段重回脑海，但却呈现出一个她之前从未设想过的角度。
　　 她因自己的猜疑而深深鄙视自己，努力把这些想法赶出脑海。但是，疑虑挥之不去，干扰着她的工作。她一定要知道真相——一定要知道，哪怕只是为了让自己确信这些想法仅仅是空穴来风也好。一天晚上，她称病提早结束会议，她知道那时女儿和丈夫正在家里独处。她赶回家，发现女儿在他怀中。
　　 “您会理解的，我敢肯定。让我震怒的并不是他们俩在一起这件事，而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安德烈拿上帽子便离开了家，不出一言。吉尼亚则等着我说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安德烈让你怀孕的？’
　　 “吉尼亚轻声回答：‘我只能重复一遍我之前跟你说的——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安德烈，也有可能是其他同志。你不认识他。’
　　 “您能理解我当时目瞪口呆了吗？吉尼亚告诉我，她几年以前在前线的时候有性关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个打击。我之前还把她当作个孩子。但是这我还能理解。但是她又说这些男人她谁也不爱！她从没爱过！
　　 “‘但是，为什么，吉尼亚？’我问她。‘你的欲望就强烈到无法抑制吗？你还这么年轻。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母亲，我怎么才能让你理解？我从没有过你说的什么欲望，或者说，至少在我遇见那个男人之前都没有，就是这几个月跟我在一起的那人。但是我们已经结束了。我倒是确实挺喜欢他的，我感到他也很喜欢我。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没有迫使谁承担任何责任。母亲，我想不通为什么你会因为这件事如此激动。要是我去卖身了，或者我被强奸了……但是我是自愿的。只要还互相关爱，我们就在一起。当我们的友情不能够满足我们时就分开。我和他都没有失去什么。当然，这次怀孕非常倒霉——我得有两三个星期不能工作。但这是我自己的错。以后我应该更加谨慎一点。’”
　　她同时有两个男人，尽管她不爱他们任何一个。和安德烈的事则颇为偶然。事实上，安德烈远没有另外那个男人那么吸引她，但是那人总是惹她生气。他非要把她当小孩子一样对待，从不把她当回事，因此她经常气愤郁闷地回到家。在这种时候，安德烈是如此体贴她，支持她。他属于她，他是她的同志。跟安德烈在一起总是愉快幸福的。
　　“‘这两个人都互相知道对方吗？’
　　 “‘当然了。我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安德烈完全不介意。我承认，另一个人曾大发雷霆，还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但是不久他就想开了。我最终离开了他，因为他真是越来越无聊。他很粗暴，而我鄙视粗暴。’”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努力让她明白，如此轻浮地对待生活、爱情和婚姻，是很危险的。但是吉尼亚不接受她的观点。
　　 “‘母亲，你说我的所作所为粗俗不雅，说我不应该没有爱情就把自己交出去。你告诉我，我的玩世不恭令你极度不悦。但是，母亲，请你实话告诉我：如果我是你二十一岁的儿子，去过前线，独立生活，要是你听说他与喜欢的女人发生了关系，会同样愤慨吗？请注意，我指的不是妓女或者性交易，当然也不是遭人欺骗和背叛的女孩。那确实很卑鄙。我指的是与他互相喜欢的女人？你会这样愤怒吗？那么，你为什么对于我的“道德沦丧”如此介怀？我向你保证，我跟那个假设的儿子一样有人性。我完全清楚我的责任。我知道我对党应尽的义务。但是这些事情，党、革命、白军，还有你所说的什么礼崩乐坏，跟我和安德烈发生关系这件事又有何干？是这样，母亲，在现在这样每个人都忙不开的时候生孩子，那是错的。这我明白，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母亲的。但是其他……’
　　 “那难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吗？”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问过她。“你想没想过我会怎么想你和安德烈的关系？”
　　 “‘考不考虑又有什么关系？你也想让我们成为朋友。你看到我们喜欢彼此时还很开心。友谊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保持友好关系，却不能亲吻？我们没有夺走一丁点属于你的东西。安德烈一如既往地崇拜你。我没有夺走一丁点他对你的感情。至于我亲了他……？你有时间陪他吗？母亲，想必你不会想要把安德烈牢牢拴在身边，你不在时都不让他享受生活吧！那可不是爱。那是自私的占有欲。这儿，外祖母的资产阶级式培养就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这不公平。你年轻时随心所欲，为什么安德烈就不行？’”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既痛苦又气愤，因为无论是她女儿，还是安德烈，对于发生的事都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意。他们把这一切看作是稀松平常，理所当然——她觉得，吉尼亚和安德烈凑合出几句话来开导她时，肯定感觉他们自己无比宽容。他们明显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遗憾，可要是他们果真如此的话，那也只是因为这事令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他们深爱的人——不快；他们在内心深处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无论是他们俩一起，还是其中一个单独与她谈话时，都一遍遍向她保证，他们对她的爱毫无改变，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有意伤害她；如果她真的这样看这件事，那么他们当然保证将来断绝一切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危局中，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决定来找我，寻求建议和帮助。
　　 我们恳谈了很久。该拿这新的一代怎么办？这究竟是肆无忌惮的淫乱——除了满足欲望以外一概不知——还是新生活所孕育的真诚信念，植根于新国家发展过程中与之俱来的种种问题？崭新的道德观……
　　 “最让我伤心的，”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一边用手撑着头，一边说道，她那优雅的手像极了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是这一切都那么冷漠无情。这种冷酷精明的对错权衡，仿佛他们已老于世故……不带一丝感情。如果吉尼亚爱安德烈，或者他爱她，那么我倒能理解。那样我会无比伤心，因为我全心全意爱着安德烈，但是我不会感到这种恶心和痛楚。我怎么才能告诉您我的感受，告诉您我多么怨恨他们两个背叛了我？我可是完全信任他们啊！他们口口声声说全心全意爱我，也肯定能料到我会有多痛苦，为什么他们就毫不顾虑呢？请不要误解。我觉得能够像他们这样无视一切人之常情的人，从本质上说，是不懂得爱的。他们两个都保证说爱我，但是这爱如此轻率地伤害了所爱的对象心中最深、最真的感情，还毫无遗憾，毫不后悔，这还是爱吗？我看到的只有冷漠无情、铁板一块的心灵。……我没法理解他们……
　　 “当我批评吉尼亚时，她回答道：‘但是母亲，你也背着父亲的妻子和他保持关系。那不也是谎话连篇吗？’
　　 “但是这有很大区别，吉尼亚不能或者不愿理解这点。我从没爱过M的妻子。对我来说，她是个陌生人。我们之间毫无共同点，我不让她知道，是因为这样比较仁慈。而且那时我爱M。我多么爱他啊！不比他妻子爱得少——啊，不对，远比她爱得多。这些情感赋予了我拥有他的权利，我爱之深与痛之切给予了我正当理由。但现在他们心中空空如也——没有爱，没有痛，没有快乐，也没有悔意……只是冷漠地相信自己有权利寻欢作乐，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又在那儿，就像采摘生命花园里的花朵，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到了便采。这才是使我恐惧的地方。没有热情，甚至没有对人最基本的情感，也没有把所爱之人的感情至于一切之上的善良心灵……这就是共产主义吗？”
　　 我不禁笑她不合逻辑的结论。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也有些惭愧地承认，至少在这里，眼下的情况几乎无法推出她的结论。
　　 我们决定第二天由我和吉尼亚本人谈一谈，然后便道别了。
　　 第二天一早，吉尼亚来找我。她解释说，这是一天之中唯一属于她自己的一段时间，下午和晚上都被区里的工作占满了。
　　 她高挑而苗条，面容严肃认真，昂首的样子让我想起她外祖母胸有成竹的姿态。她脸色有些苍白，还带着黑眼圈，双手冰冷而微湿。很明显，她还没有完全从手术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
　　 她颇有礼貌，礼节简单而友好。
　　 “我想您跟我母亲一样反对吧，因为我没有恋爱就和男人发生了关系。但是恋爱是要花时间的。我看过小说，知道爱情会如何让人无法自拔，其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是我没有时间。我们区里的活动完全占满了每个人的时间，没人有时间想别的，想什么个人问题。我们的任务一个接一个。有时候事情稍微少一点……便会有时间注意到某个人比其他人更有吸引力一点。但是在这种一时空想能落实之前，我们又去迎接新工作了。我们之间从来不会超过同志友爱的最初阶段。一会儿这个被派去前线了，一会儿那个又被调走了。令人兴奋的事接踵而至，我们总有新的想法，旧的便忘了。所以我们便利用一下那短短几个小时的解散时间。没有什么约束力，也无需承担责任……当然，总会有感染疾病的危险。但是没人会在这一点上说谎——我是指，没有同志会这样——只要你直直看着他的眼睛，问他真相。我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其中一个人非常喜欢我——有时我觉得他是真的爱我。我能看出来，要他坦白很难。但是我们从没有在一起过。他知道，要是那样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吉尼亚迷人的大眼睛中闪烁着诚实坦率。
　　“但是，吉尼亚同志，告诉我，”我打断她，“为什么你没有立刻告诉你母亲。为什么你背着她和安德烈保持秘密关系，还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她偶然发现真相为止？”
　　 “这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跟她没关系……如果我和安德烈相爱了，那么我当然会立刻告诉母亲，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我会直接在她的生活中消失。我不想她不快乐。但是我们的关系丝毫没有改变安德烈对她的感情。她就是不明白，如果不是我，也会有别人。她难道认为她可以牢牢拴住安德烈，以至于他眼里就没有其他人，就不会和其他人产生感情吗？至少我是不能理解这种爱的。我和安德烈关系友好，比起向她，他更多向我说心事，他内心里也与我更接近——这些都丝毫没有让母亲担心。但是，他吻了我，这就说明我从她身边抢走了他？然而，母亲自己都没有时间跟安德烈在一起。相信我，她太忙了。从年龄上说，安德烈也远更与我这一代接近。我们品味相似。我们两个在一起，这太正常了。”
　　 “也许你不清楚你对他的感情，”我提出，“你确定自己不爱安德烈吗？”
　　吉尼亚猛烈地摇头。
　　 “我从没有感受过您所说的爱，但是我肯定我对安德烈的不是爱。相爱的人想要守在一起，他们愿意为对方最微小的愿望赴汤蹈火，总想着彼此，记挂着对方过得怎么样。……如果安德烈要我和他白头到老，那么我会婉言谢绝。我喜欢有他陪着，跟他在一起时觉得快乐。他是一个好极了的同志，我为他感到遗憾——他那么娇弱，那么美好而飘逸，母亲也一直这么说。但他会变得无趣……总体上说我还是更喜欢阿布拉斯卡。但是，爱情？不，我也不爱他，尽管有一段时间他对我来说有种魔力。那时，我就是得什么都依他，因为我受不了看到他不高兴。他无可抗拒。”
　　 吉尼亚皱起眉头，陷入思考。
　　 “母亲听我说他们两个我都不爱时，非常生气。她说我这个年纪的人没有爱情就把自己给了出去，是不道德的。但是我认为她错了。我是说，这样反而更简单，更好。我清楚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在康斯坦丁和我父亲之间摇摆不定，那时她多么绝望，多么折磨自己和其他人啊。他们都受了多少苦！康斯坦丁！外祖母！我现在仿佛还能听到外祖母要求母亲做出决定的声音。‘不要懦弱，’她以前一直说，‘选一个，做决定！’但是母亲做不了决定，因为她爱他们两个，而他们两个也都爱她。所以他们相爱又互相折磨，直到最终闹得不快收场。我不会和朋友们怀着敌意分开。一切结束，我再也不在乎，仅此而已。当朋友表现出嫉妒时，我总是想起母亲经历的痛苦、康斯坦丁和父亲的妒火……然后我便告诉自己：‘你不会经历那种事的。他们得从一开始就明白，我只属于我自己。’”
　　“你真的从没爱过任何人？我不敢相信。你谈起爱来头头是道。这种对于爱的理解可不是光看书就能看来的。”
　　“是什么让您觉得我从来没爱过任何人？”吉尼亚毫不掩饰她的惊讶，问道，“我只是说，我从没爱过任何跟我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
　　“那你爱谁？这样问是不是有些莽撞？”
　　“爱谁？唔，我最爱我母亲，我爱她胜过爱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没有人能跟她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说，她比列宁还重要。她身上有某些特质……我觉得要是没有她，我也无法生活下去。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她的幸福更重要的了。”
　　“但你还是牺牲了她的幸福，深深伤害了她。这你又怎么解释？”
　　“是这样的，”吉尼亚若有所思地回答，“如果我之前就想到，如果我之前就知道母亲会这样想，会因为这件事这么痛苦，那我相信——实际上我敢肯定我不会干出那些事。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她绝不会为这种事情所困扰。现在我知道我想错了。我说不出有多抱歉，她也不会理解我有多难受。”
　　我们谈话开始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吉尼亚眼中闪着泪花。她偷偷用指尖擦去眼泪，不让我看见。
　　“我可以为了母亲而死。这不是夸大其辞。母亲可以跟您讲讲那次我们以为她得了斑疹伤寒的时候……您知道什么最让我伤心吗？我很遗憾我伤害了她，我也恨我自己没有早点想到她会多难受。如果我可以抹平我带来的伤害，我愿意付出——我也不知道什么。但是我又的的确确忍不住觉得我和安德烈之间发生的事并没有错。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只要母亲愿意从我的角度来看，不怀偏见地来看，那我敢肯定她会理解我的。我一如既往地爱她，但是我真的觉得她错了，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我一直以来觉得她是绝对智慧、永不犯错的，但现在这个信念动摇了。出了这件事，我如何还能相信母亲远超我们之上，相信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懂？您能理解这多么让人伤心吗？我绝对不能不再爱她，绝对不能丧失我对她的信念，否则我还怎么相信其他人？您不能想象这念头让我多么不安……我不是指母亲非要我感到的悔意，而是指这一切带给我的种种怀疑和问题……”
　　吉尼亚泪如泉涌，毫不害羞，泪珠打在她破旧的黑色衣服腰身上，留下湿痕。接着她逐渐平静下来，我们便从各方面讨论了现在的情况。首要的问题是，该做什么？
　　吉尼亚决心离开她母亲的住处，去她大多数同事住的“家园”。过几天她就要搬家了。但是，她走了，她母亲和安德烈要怎么过呢？他们都太习惯于她的照顾。
　　“母亲会一直吃不饱，”她感叹道，“除非有人照顾她，把每顿饭摆到她跟前，否则她会一整天油盐不进。安德烈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实话，我不知道没了我他们要怎么过日子。他们两个都像是个孩子。当然，我会每天去他们那儿，干些我力所能及的活。但这最多也只是临时安排，因为我太忙了。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那么简单。”
　　她叹了口气。她听起来充满母性。她的母亲和安德烈都是小孩子，是小弟弟、小妹妹，需要她的保护。
　　她起身要离开时，我向她保证：“我很高兴我可以安慰你母亲，可以告诉她你有多爱她。她深深忧虑着，觉得你不会真正地爱一个人，无法拥有那种更深层次、更强烈、更健康的感情，那种感情才能使芸芸众生变得伟大。她担忧你满脑子只有原则和信仰。”
　　吉尼亚笑了笑。
　　“您可以让她不要担心这个了。我肯定，将来有一天我也会为爱痴狂，爱到丧失理智。毕竟，我是她的女儿，是我外婆的外孙女。而且我也有所爱的人们——啊，我是多么爱他们啊……不仅是母亲，还有比如列宁。请别笑。我爱他之深，远超过我爱任何一个我一时喜欢的人。当我知道我将要亲眼见到他，将要亲耳聆听他的声音时，我好几天都欣喜若狂。我可以为他而死。还有我们区的书记吉拉西姆同志。您知道他吗？他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啊！我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无论他叫我做什么，即使我知道他是错的，我也会服从，因为我知道他的初衷是那样善良而值得尊敬……一年以前，您大概记得那些人暗算他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诡计？我整夜睡不着。啊，但是我们为他而斗争，还动员了整个区。没错，我爱他。”吉尼亚语气坚定地说完这些，好像她刚刚也测试了一下自己能不能动真情，而结果让她满意。
　　“但是我要赶快走了。有好多事要做。我当上了我们小组的书记，”她言语间明显透露出自豪，“这意味着比以往更多的工作。啊，生活如此多娇，只要母亲试着理解我。”
　　又是一声孩童般的长叹。
　　“您会让母亲相信安德烈一如既往是属于她的，对吧？他完全属于她。我不需要他……一点也不需要。您觉得她会理解吗？她还会爱我吗？我真害怕……没了她和她给我的爱，我活不下去。当我一想到情绪激动使她不再有充沛的精力，不再能出色完成工作，而这都是由于她爱之切……不，我永远不会像母亲那样去爱……如果一个人那般失去自我，那还怎么工作呢？”
　　 吉尼亚抛下这个问题，就消失在门后了。我还立在送她出门时的位置，试图回答她和她母亲抛给我的问题。谁对谁错？时间是否终会证明，新的阶级、新的青年带着他们新的经历、新的观念和感情，正走在通向真正幸福的道路上？
　　我听到门外吉尼亚朝气蓬勃的笑声，和她兴高采烈的声音。“同志们，今晚再说。现在我得走了。我已经晚了。要做的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