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克鲁泡特金 -> 面包与自由（1886年初版）
鲁多尔夫·洛克尔序
（德文本序）
彼得·克鲁泡特金在1876年夏天从彼得保罗垒的陆军医院中逃走之后，再赴西欧，他不知不觉间又走到瑞士犹拉山谷里的那般富于同情心的人中间，四年前他的燃烧着求知的欲望的心在那群人中得到了极深刻而且难消灭的印象。自由社会主义在它的理论的发展上，当时正经过一个重要的新阶段。1876年在佛罗伦斯举行的意大利联盟的大会中加非洛[1]与马拉铁斯达[2]主张不仅土地和生产手段应该收归公有，同时劳动产物也应该归社会所有。他们以为在对于集产主义纲领的此种补充里面，实在含有最能适应休戚相关原理之必要的社会基础；大会通过了他们的提议。于是，共产主义的标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便出来代替了集产主义的格言：“各人应得其劳力之全部产物”。
这个新的见地在犹拉同盟[3]所属的各分部中引起了激烈的论战，新旧两种见解各有它的赞成反对之人。克鲁泡特金是赞成共产主义的。1879年10月在勺得封开的犹拉同盟的大会中克鲁泡特金宣读了他的一篇题作“从实际的实现之观点所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报告书，[4]这篇报告书可算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第一次的理论告曰，自此以后，他始终是这主义之天才的、博学的、深刻的理论的创立者。
同年2月，克鲁泡特金和少数友人创刊了题名《反抗者》的刊物，他在《反抗者》上面发展了他的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在拉丁诸国的知识阶级中，尤其在无产阶级中得到了无数确信的，勇于牺牲的信奉者。
1885年克鲁泡特金尚在法国克来服监狱中的时候（里昂法庭因为克鲁泡特金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判了他五年的徒刑），爱利赛·邵可侣便把这类文章的评论的一部分编成《一个反抗者的话》出版了。在这书里面燃烧着克鲁泡特金的全部革命的激情。他的精神所感动的一切，他的心灵所铭刻的一切都在这书里找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表现。这本书不单依据着冷静打算的与慎密思考的理解，并且还诉于人的心灵，在人心中唤醒对于我们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一切泉源之即来的更新的一种预感。在《代议制度》、《法律与强权》、《革命政府》、《反抗的精神》等证明作者的渊博的历史知识之光辉的论文以外，还有那篇光芒万丈的《告青年》，它以它的自然的素朴与热烈的感情成为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品中空前的文献了，从这燃烧着最深的人类爱与最高的理想主义的字里行间，人们第一次得以正确地理解那个惊人的运动的精神，这精神当时曾经抓住俄国青年的心，感动了千百青年男女，使他们抛弃了以前的生活，甘愿过那种手工匠、农工、看护妇等等的艰苦的日子，去向人民报告关于他们的就要到来的解放的新消息。[5]
1886年1月克鲁泡特金在三年的监狱生活之后恢复了自由，他在巴黎住了短的时期，便去到伦敦。在那里他又继续从事于他在监禁期中所中断了的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哲学的与社会学的基础之研究，写成了一些连续的论文，起先在《反抗者》与《反抗》上面发表，后于1892年印成单行本，题名“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便知道应该把工业生产之最新的发达和农业及近代园艺方面的最近的成就根本研究一番。这个研究的结果使他起先于1888—1890年间在英文杂志《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ury）与《公所》（Forum）上面发表了连续的论文，后来于1898年增补了许多新的材料，在《田园工厂手工场》[6]的题名下出版了单行本。这书是作者在《面包略取》中所阐明的见解之当然的增补，它的最近的版本是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刚印出的，内容比初版本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正是新的思想与具体的事实之无穷尽的宝库，我们还可以断定说最近三十年来全部社会主义的文献中，再没有一本比这更重要的著作。
克鲁泡特金很久就知道无政府主义在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秩序之特殊的理解或普通的行动方法以外，还有更深的意义。他愈埋头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界的研究，他愈明白无政府主义乃是一般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哲学之一部分，这种哲学的发展与建设必须依据着一种新的方法，不应该靠着玄学的与辩证的方法的帮助，而事实上不幸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两种科学之创立的尝试上，辩证的方法却占了很重大的而且不应有的地位。克鲁泡特金所说的新的方法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的方法，这个方法他很早就充分理解了的。他素来对于生活的实在现象与科学的确信就有着明晰的认识，他又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和研究家（他的关于亚洲北部山脉与高原的发端的学说，已经使他在科学界中有了相当的名声），因此他对于任何形式的辩证法及其不可避免的谬误推论，便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憎厌。他知道它不仅在近代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上不断地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并且还把大部分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都束缚在它的圈子里面。
克鲁泡特金说：“所谓辩证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家看来，不过是一种属于辽远的过去的东西，久已被科学忘记了的东西。十九世纪中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的领域内的各种发见，并没有一件是得过辩证法的帮助的。它们全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归纳的演绎法的成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与一朵草花的生长，或蚂蚁与蜂的社会中生活之进化等同样，都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因此我们从草花移到人类，从海狸的村落移到人类的都市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来变更我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法之优越性已经如此确切地被证实了：十九世纪这一百年中间科学的发达所以能够超过过去二千年间的，就全靠着这个研究方法的力量。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当归纳的演绎法开始被人应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时候，并没有人遇到不得不摒弃这个方法而回到那个黑格尔[7]复活起来的中世纪的烦琐哲学[8]的这样一个论点[9]。
克鲁泡特金始终坚守着这个确信。因此当他着手构成他的世界观的建设的方面，起草无政府主义社会秩序的大纲时，他决不肯学从前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榜样，让自己受着思辨的概念与纯粹抽象的假定二者的支配，来向读者变戏法；他专门根据着社会生活的已有事实以及对于过去与现在各种社会努力之精细观察来立论。他开始便搜集那些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就要到来的兆候，然后将组织上本质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分开，以便可以在这样得来的基础上面引出一般的结论。这个方法便必然使他与近代经济学的规制立即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今这个名称所包含的一切，大部分都是玄学的公式与诡辩的狡计，不过人们努力给它们加上一个科学的图记罢了。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大部分也沿着这个旧轨道进行。它依据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证引出了自己的结论：资本家靠着榨取劳动者而存在。蒲鲁东与马克思就这样做过了的。然而依照克鲁泡特金的见解，这和科学大体上并没有一点关系，而且也不能是真正国民经济学的本来目的。
“经济学应该被视作一种自然科学，而且应该采用一切精确的，经验的科学所用的方法；它应该追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它对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位，应该与生理学对于植物和动物的地位相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生理学。它的目的应该是来研究社会之不断增加的欲求（即需要）的总量，而且还研究过去与现在所用来满足此等欲求的种种方法。——即然每一种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实际生活的要求之指示与应用（培根[10]早已这样说过了），那么经济学也应该来研究怎样以最少的劳力消耗来尽量满足现在和将来的欲求，而为全人类获得最好的效果。”[11]
因此克鲁泡特金便把人类欲求之满足作为他的观察的第一义，而显明地与那般对财富之生产异常重视的经济学的代表者对抗。这个好象完全是不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却有着一个深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之最中心的本质，便是将个人的致富放在社会全体的负担上面，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的价值之生产当然占着最重要的决定的地位。经济学的目的既然是给资本主义制度之社会的认可与必要，找到一个理论的基础，那么无怪乎它的代表者们要把他们的注意集中在生产问题上面了。克鲁泡特金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把财富生产与消费的状况引回到它的本来的基础上；他认为生产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在他，问题的中心乃是：人类欲求的满足；它的本质的意义就完全在这个目的上面。因此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之下，欲求之研究便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而生产作为它的基础，则应该来完成这个效果。
在这个研究中克鲁泡特金得到的结果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完全不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现今社会秩序之下人类的生产量已经比较保证万人的幸福所必需的超过很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现在的生产关系之下，生产量实在比较满足我们的生活欲求所必需的少得很多。这应该归咎于下面一件事情：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走入了完全错误的道路。因此在革命实现以后，单是让各人仍旧继续他的日常的工作，只把如今落在资本家的袋里的“剩余价值”收为社会全体的利益，这样来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信赖这样的思想，即是，我们的全部生产必须建立在完全新的原理上面，并且依着这个原理规划进行，来使一切部分的生产能力大大增高，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万人的安乐。
克鲁泡特金依着详细的科学的研究给我们指示出来：所谓这样的社会状态之可能性决不是空想的；他又向我们证明：在我们经济生活之合理的而且有计划的组织中，生产能力真可以增高到不可测量的程度。然而最要紧的还是先把那个以为近代的“分工”与“工业集中”是绝对必要之盲目的信仰摆脱掉（那个信仰在现代的经济学家看来却是完全无误的教条，而且它又象一个梦魔似的压在我们的身上）。在近代国民经济学的那些伟大的创立者的心目中，这两个现象启示了一个有着无限经济的可能性之新时代，这个新学说的印象竟是如此之深，以致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人们也习惯地把它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之历史地必然的前提条件。然而实际上它不过是那个与社会主义冲突最厉害的资本主义榨取制度存在之前提条件罢了。在如今我们近代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中现出来的千万兆候给我们指示出来，这个不健全的制度，对于生产者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发展，对于社会一般的正常的存续，实有可怖的影响与危害。我们的工业与农业之不调和以及精神劳动与筋肉劳动之不幸的对立，便足以证明这个事实。因此要解决我们的经济生活，适用的口号并不是工业的集中，而且工业的分散，并不是分工，而是全工（劳动的结合）；到社会主义去的路便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克鲁泡特金给我们指出了这个新的发展之正确的指标，这个新发展便是将我们的教育根本加以改造，使我们的全部生产的出产能力大为增高，以便能够毫无困难地满足社会安乐之一切的要求。正是这个确信使得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拥护“自由享乐权”，并且排斥一切将社会所完成的劳动依着它的个别的价值来评价来计量之企图。依据这个理由他便根本否定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以至马克思所定的“特殊劳动”与“单纯劳动”的区别，认为这只是随意的假设。他用他的简明的笔调指出李嘉图、蒲鲁东与马克思等所主张的一件货物的价值当依它所含有的社会的必要的劳动来计算，只是一个缺乏科学根据之无益的思辨。交换价值与劳动量并不互相为比例；要以一个作标准来量其他一个，是不可能的。亚当·斯密说，必要的劳动量一增加，则货物的交换价值也随之增加，克鲁泡特金对这种说法并不表示反对；“不过要从这个引出结论说，因此这两个数量是互为比例的，一个可以作为另一个的尺度，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正如断定明天将落的雨量和明天晴雨表下降到当地与本季节的通常气压以下的度数为比例，是同样的大错。”[12]
然而克鲁泡特金所注意的并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我们就要遇到的社会大革命，不只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之根本的改变，并且也必须是现代政治组织之完全的革新。因此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突击，同时也是向着国家的支配的突击。在十六世纪开始才在欧洲发达的近代国家之中央集权组织，并非随意地形成的，这是当时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之自然的结论。由于私人独占之扩张与社会之阶级的分化（这是和那个立在封建基础上的旧文化群之暴力的而且有组织的压制相关联的），在支配阶级便感到有创造一个制度来保护他们的经济特权，维持他们的社会势力之必要。这个制度便是近代国家，行政的中央集权化以及社会的权力之归个人掌握。这个制度实际上不过是有产阶级之组织化的强权罢了，或者用克鲁泡特金的话，即是“领主、僧侣、军人、法官等的一个互相保险的团体，它的目的是在支配人民，并且利用民众的贫苦来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13]
人对于人的支配将与人对于人的榨取同时消灭。权力的独占也将与财产的独占一起从人类历史中消去。国家的中央集权必须让位给自治的公社的联合，法律的强制也应该让位给自由合意。克鲁泡特金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之千百的团体与社会结合（它们的工作与存在都是建立在会员间互相的自由合意上面的）里面，已经见到了这个新的发展的兆候。因此在他看来，无政府共产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中特别显著的在经济生活与政治组织两方面之二大精神的运动之一种综合。他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主张土地、资本与劳动工具的私有制度应该消灭，而生产手段则应该收归社会共有，由社会价值的生产者自身来管理。他并且和那般政治急进主义之最进步的代表者一样，主张政府的权能应当缩至最小限度，社会的各分子应有发意之自由和自决权。在社会主义方面，克鲁泡特金得到了它的最后的结论，他主张工钱制度之完全的废除——他主张共产主义。在政治急进主义方面，他达到了这个理论之终极的归结，他主张将政府的权能缩小到没有，这使他达到一个没有政治支配制度的社会状态之观念，使他达到了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之发展倾向的这种见解是和离世孤立的观念论者的空想的认识并无丝毫关系的，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在他的光辉的著作如《国家和它的历史的任务》、《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近代国家论》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证明出来了。而在他的那本充满着不灭的价值的名著《互助论》（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中他更特别显著地给我们展开自然界的运行中之完全新的景象，并且立下人类进化史的一个全新的理解之基础。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的论旨，甚至近代博物学的最优秀的代表者们也以为这单是指在同一动物种族或同一人群的个体中间发生的继续不断的斗争，在这斗争中强者残存而弱者灭亡——数十年来都流行着这样的解释。现在克鲁泡特金却出来用了如许多有力的材料给我们证明，对于自然界的这种见解不过是将生活的真正事实弄成了一幅可笑的滑稽画罢了。他告诉我们所谓生存竞争除了这一种残酷的形式外，还有另一种形式，这就是在弱种的社会的结合中与在同种彼此间的互助的实际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然而这个生存竞争的第二个形式对于个体的生存与种族的存续，实较强者压迫弱者的残酷斗争更为有效，这已经由下面一个事实充分地证明了：即营着孤立生活，而且只靠着自己的纯粹肉体的优越性保持生命的物种逐渐归于衰灭。
这个事实在人类进化史中最为明显。在这进化中的每一个阶段上，我们都可以见到无数社会的制度与习惯，它们是借着休戚相关的感情产生的。在蒙昧人的氏族中，在野蛮人的共产村落中，在中世纪自由都市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中，在我们现代的无数的团体与制度中，互助的精神都很活跃而且发生大的作用，并且它还作为我们社会的与文化的进化之最有力的因素而在到处活动。国家决不是如某一些人所说“对抗强者之横暴弱者的保护者”，它倒是人类史上最残忍的生存竞争的形式，不管它对于任何从下面发出来的自由的发意抱着如何显明而当然的敌视，然而连它也不能够遏止社会感情的这种表现。
“在人类中间有着一种社会的习惯与观察之胚芽，它可以被视作尚未得到充分评价的过去时代的遗产，而且它不依靠着外部的强制手段，却反而超越过这种手段。人类的一切进化都基础在这个胚芽上面，只要人类在肉体与精神两方面不改变，那么无论怎样多的非难与一时的暴力的侵害，都不能使这个胚芽消灭。”[14]——克鲁泡特金的这段深刻的话语使我们得以透彻地洞察了一切社会的大运动和大革命之伦理的方面，这个洞察非常深透，实非现代辩证法论者之最美妙的幻术所能比拟的。他是一个新的认识之开拓者，又是一个社会成长的道路（从濒于死灭的文明时代之混乱中进入自由社会主义之新天地）之指路人——作为思想家和人的克鲁泡特金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了。
鲁多夫·洛克尔[15]
1919年8月于 Neukölln
[1] Carlo Cafiero（1846—1883），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好友。——译者
[2] Errico Malatesta（1853—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好友。克鲁泡特金以后的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译者
[3] 1871年11月在瑞士松维叶（Sonvillier）成立的拥护自由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劳动团体。在第一国际中它还是巴枯宁的主张之主要的支持者。——译者
[4] 原名Idée anarchiste au point de vue de sa realisation pratique，克鲁泡特金用Levachoff（来瓦学夫）的假名赴会宣读这篇报告书。——译者
[5] 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的“到民间去”的运动。——译者
[6] 中译本全集第五卷，原名Fields，Factoriesand Workshops.
[7] G．W．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绝对的唯心论之创立者。——译者
[8] 或译经院哲学，因为当时的学问为教会垄断，僧侣集会于经院研究教理，称为经院学者。他们研究学问大抵奉教义为中心，而采取哲学的理论，以证明教会的信仰与人间的认识绝不相反。后人因其谈空理，且支离琐碎，故称它为烦琐哲学。——译者
[9] 见克鲁泡特金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中译本全集第九卷）第八章。——译者
[10] 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
[11] 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12] 《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13] 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又参看《国家和它的历史的任务》（中译本全集第九卷）第八节。——译者
[14] 参看克鲁泡特金的论文：《无政府共产主义》，它的基础和原理（1920年伦敦自由社版。）33页。——译者
[15] Rudolf Rocker（1873—），德国的亡命者，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希特勒执政后，亡命美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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