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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学 *

(1926年3月2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会议讨论会的报告和发言)



  研究现实情况是二级学校社会课教学大纲的基础。在第一圆周阶段,即七年制学校,不开设历史课,只是进行一些历史方面的参观,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现实的理解。第二圆周阶段也没有开设历史课,只是对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一些社会学的评述。
  这种作法是否正确呢?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当然,应该以研究现实,研究实际生活为中心。而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历史,完全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现实生活,特别是为了理解现实的发展趋势,理解当代社会的成长过程,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要使历史课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就必须对历史与现实分开进行研究。它们两者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有机的、稳定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两者的教学应该分别进行,否则既不可能对现实进行认真的研究,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可以正确阐明并深刻理解现实的历史知识。这是因为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一方面它必须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还得指出一个时代如何为另一时代所替代,以及造成这种更迭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撰写整个历史。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七年制学校给历史唯物主义下个定义。但是,我们要为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为掌握实际材料打下一个基础。
  如果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这样研究历史,同时根据“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的原则,不去涉猎全部历史,而主要是了解与当前相近的时代,那么,历史就有助于他们对现实的理解。目前搞的一些历史参观活动,往往是脱离了任何历史时期而从具体的时代中抽出一些史实,堆积在一起让人观看,尤其是一些业务水平差、马克思主义修养浅的教师在教学中更是如此。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我们必须认识到,13 -15岁的儿童还不具备任何历史的展望能力,他们把一切都加以现代化——他们心目中的列宁,就是工农速成中学所教的那样。那些对历史时期具有明确概念的人去进行历史参观,这是一回事;而那些对历史没有任何明确概念的少年儿童去进行这种参观,这又是一回事― 结果只不过是用离奇的方法往他们头脑中塞进各种历史情节而已。如果历史教学安排得妥当,少年儿童自己就会尽力去联系实际,进行历史与现实两者的自然对比,这样就能激发学生去积极地进行独立思考。当然,要使历史能为说明现实这一目的服务,那还需要在现实和历史的教学中有一定的适应性,需要有一种内在、明确的联系。
  必须指出,由于研究现实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七年制学校应把现实和历史的教学分开进行。研究现实的方法不仅是参观实际的情况,而是积极参加实际工作,参加共同生活的建设工作。少年儿童不仅要观察现实,还要积极参与其事。而研究历史则不然,在这里仅仅是研究,而且十分之九是对书本进行研究,对各种文献、文学作品等等进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也要加以注意。
  在第一圆周阶段,应该选学比较接近现实的时期,即从农奴制产生的时代开始,以农民改革为中心,直到现实为止。中心是俄国历史。如果这样安排教学,七年制学校的学生就能比较明确地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2至于8年级和9年级(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的历史教学,它只占一年时间,带有明显的社会学性质。我认为,这样安排是错误的。要了解社会学的各种结论,需要具备明确的历史知识,否则全部教学就会成为一些现成定律的灌输。在讲授社会学结论的同时,只应讲那些特别严谨的东西,这样才可以把注意的中心放到系统地学习历史上去,而且,这种学习应占两年时间。
  同时,要特别注意阐明那些与二级学校专业方向有关的历史发展方面[1]。如果是教育专业方向,那么历史课就要阐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教育问题等等。如果是合作化专业,那么重要的是特别详尽地讲述一下各种交换形式,小生产和大生产、手工业等等的相互关系。
  据说,教育界有人认为我的建议是复旧。我们的教学大纲不可能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要根据使用这一大纲的经验,不断对它进行修订,使之日趋完善。过去的经验恰好要求我们在上述方面对大纲加以修订。这是前进,而不是倒退。
  说到文学教学,在这方面必须坚决而又明确地规定,不能根据当代的小说作品来学习历史,不能根据亚历山大·布洛克的作品来研究埃及,更不能根据艾别尔斯来研究埃及,不能根据安纳托里· 弗兰斯来研究希腊,不能根据叶甫盖尼·肖和圣克维奇来研究罗马,不能根据维克多·雨果来研究中世纪。但是,在历史教学中,该时代的小说作品却有极宝贵的价值,因为关键不仅在于研究那个时代,而且还要研究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和感 受体验。
  但是,正如历史应为现实服务一样,文学也应为现实服务。
  文学不仅是研究过去的手段。文学还是创造新人的强大武器,是巩固一定的感〔情〕体验的武器,是影响人的行为的武器。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要放在首位的东西是什么,要唤起的“善良” 感情是什么,要憎恨什么和热爱什么。所选读作品的作家应不是沉缅于过去的人,而是能反映具有前途的新生事物的作家。要善于做到这一点。
  不能把通过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时代与研究“风格”混为一谈。研究风格是研究感情作用的手段。这是完全不同的一项任务,它与研究语言、科学和人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米·尼·[2]所说的凡是被当作普通教育的东西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意见是完全应该同意的。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大纲中还有很多现在用不着的知识,在这方面当然还应进行大量的修订。我们看到,在升入中等技术学校时必须具备许多预先规定的知识,升入大学时要求的更多。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做法表示同意。
  下面再谈谈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有人说,最好闭口不要提 “历史”一词,否则伊洛瓦伊斯基[3]编的那套旧教科书又将死灰复燃,教师们还会采用老一套的方法。我认为,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我们要把教科书编写成这样:即使旧时的教师想复旧也做不到。我们应从编写这样的教科书着手,并且同意这样的观点。不过我认为,在目前强调现实与历史联系的情况下,某些人仍在想方设法按伊洛瓦伊斯基那一套来讲述史实的片断。
  如果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要讲地方行政长官,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因为他能够把这位地方行政长官与整个旧制度联系起来,但是,旧时的历史教师如果按伊洛瓦伊斯基的观点来搞“参观活动”,可能会得到很糟的效果。我们曾经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由于孩子们忘记了什么是专制制度,因此应该详细讲讲这些问题。可见,我们一般地应把地方行政长官与专制制度联系起来讲。
  日阿沃龙科夫同志[4]说,孩子们年龄很小,因此不应该给他们开设系统的课程,开设系统的课程就必然会使这一课程很抽象。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并不是说:可以开设很具体的课程,讲得十分生动,自然地得出各种结论。
  但是,我们对这种教科书,例〔如〕,特拉赫杰别尔格[5]编的教科书,对各种社会学方面的特拉赫杰别尔格,应比对旧时的历史教师有更多的防范,因为如果出现了用社会学的结论来代替历史时,孩子们所得到的各种概念就会十分混乱。
  现在的社会学没有任何生动实际的材料,一般说来,历史并非这样的社会学。
  是否有必要把普通的社会科学课程分为两段[6]而把它称为一门课程呢?我认为,所谓两段乃是两门课程的婉转说法,是两门课程的客气称谓,但是对此不必担心和粉饰,不必担心因此会给单元教学法造成什么损失。
  问题在于,我们在第二阶段采用的单元教学法不同于第一阶段。我认为,对各个历史时期搞“参观活动”是很危险的,因为只是从历史的某一侧面入手,而不与该时期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察;这样我们就会把各种概念混淆起来。如果某一整体缺乏联系,那在这儿就只能进行一些很肤浅的比较。所以,我认为必须让学生对旧制度有一个概念,而不只是讲个别史实。这是否会脱离现实呢?我认为不会。举例来说,如果在讲授现实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学习有关农民、农奴制及其更替的情况,那么,只要我们鼓励儿童提出各种问题,让他们进行比较,这时他们就会从自己对前一时代的理解出发,认识到这一时代如何演变发展成为当前的时代。如果不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而是无休止地进行历史参观,那是不会有任何益处的。
  列列维奇同志[7]也谈到了狭隘的“实践主义”。应该承认,目前的确存在这种东西。你们在我国儿童和共青团里都可见到这种东西。也许这种实践主义是出自生活的需要,其中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但是还是要使它与深刻地理解现实联系起来,而如果我们不系统地讲授以往的各个时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这种深度。当代青年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各种现象的发生、发展缺乏理解,因此我认为,一定份量的历史主义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谈谈8年级和9年级。当然,这两个年级学习的史实,应该从现代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应该按目前要求的观点进行研究,但是我认为,如果对历史的全貌不了解,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这种了解是不可缺少的。



*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5~6期),据该刊印出。

[1] 1925~1930年,俄罗斯联邦中学8年级和9年级实行职业训练,分为:师范、合作化、行政管理等专业。

[2] 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系苏维埃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1918~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

[3] 季·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系历史学家,贵族君主派的政论家,承撰官方的历史教科书,该书在革命前俄国中小学广为发行。

[4] Ь.Н.日阿沃龙科夫著有社会学科教学法方面的著作多本(出版于20年代),系学校工作教学法研究所研究人员。

[5] O.B.特拉赫杰别尔格(1889~1959),系苏联哲学家,二级学校社会学科教科书的作者。

[6] 有关教学大纲的结构问题请参阅《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7] Г.列列维奇(生于1901年),系《岗位》和《十月》杂志主编(1923~1925),文学团体《岗位》的组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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