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返回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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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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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伊里奇吃过午饭准备上图书馆去，我刚收拾好餐具，勃朗斯基走进来说：“你们还一点不知道吗！？俄国爆发革命了！”他把报纸号外上的电讯告诉了我们。勃朗斯基走后，我们立刻赶到湖边，那里贴报栏张贴着所有刚出版的报纸。
　　我们把那些电讯细读了几遍。俄国真的发生革命了。伊里奇的脑海翻腾起来了。我记不得这一天的下午和夜晚我们是怎样度过的。第二天，我们接到了关于二月革命的第二号政府电讯，伊里奇马上给在斯德哥尔摩的柯伦泰写信说：
　　“无论如何不再采用第二国际的形式！无论如何不同考茨基合作！一定要有更革命的纲领和策略！”他接着写道：“要象从前一样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斗争，以便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而不是由立宪民主党的骗子手）夺取政权。”^[1]
　　伊里奇立刻采取了明确的不调和的路线，但是，革命的规模有多大，他还没有感觉到；他还用1905年革命的规模来衡量这次革命。他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合法斗争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第二天，在复柯伦泰的电报中，谈到指令的必要性时，伊里奇的写法已不同了，比较具体了，他已经不说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是远景，而提出要实际准备夺取政权，武装群众，为面包、和平与自由而斗争，“要展开工作！把新的阶层发动起来！唤起新的主动精神，在一切阶层中成立新的组织，并向它们证明：只有武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取得了政权，才能有和平。”^[2]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一同起草关于二月革命的决议案。
　　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时刻起，伊里奇就急着要赶回俄国去。
　　英法两国政府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布尔什维克通过国境回俄国去的。这一点伊里奇是很清楚的。他给柯伦泰的信中写道：“我们担心不能很快离开这该死的瑞士。”^[3]伊里奇由于考虑到这一点，便在3月16日和17日给柯伦泰的信中，商量应当怎样更好地与彼得格勒建立联系。^[4]
　　合法的道路是没有的，只好走秘密的道路了。可是怎么走呢？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天起，伊里奇就没有睡好觉，夜里他想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归国计划。可以坐飞机飞回去吧，但这在夜里似睡非睡的时候想想是可以的。只要一说出嘴来，就很清楚，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是不现实的。可以从中立国搞到一张外国人的护照，最好是搞一张瑞典人的，因为瑞典人引起的猜疑最少。通过瑞典同志可以弄到瑞典人的护照，但是，不会说瑞典话却是个障碍，装哑巴呢，又容易露出马脚来。“一睡着，梦见孟什维克，骂起‘混蛋！混蛋！’来，全部秘密就会暴露出来了，”我笑着说。
　　列宁还请教过加涅茨基，是否可以偷偷地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去。
　　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伊里奇到瑞士的工人中心地绍德封去作专题报告。伊里奇很乐意到那里去，那里有一位青年同志阿布拉莫维奇^[5]，他在当地的一个工厂里工作，并且积极地参加瑞士的工人运动。关于巴黎公社，关于如何把巴黎公社的经验运用到已开始的俄国革命运动中来，关于如何避免重犯巴黎公社的错误，——近来伊里奇对这些问题考虑得很多。所以，这次报告很成功，他自己对这次报告也感到满意。^[6]这次报告给我们的同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瑞士同志觉得这次报告的现实意义不大——甚至瑞士的工人中心对俄国发生的事件都缺乏了解。
　　3月19日，侨居瑞士的俄国国际主义者各个政治派别举行了一个会议，商讨回国的办法。马尔托夫提出了一个计划：以释放被扣留在俄国的德、奥俘虏为条件，取得侨民假道德国回国的许可。大家都反对，只有列宁赞成。实行这个计划时必须十分谨慎。最好由瑞士政府提出进行谈判。当时委托格里姆同瑞士政府进行谈判。谈判没有任何结果。拍到俄国去的电报也没有回音。伊里奇感到苦恼。在给斯德哥尔摩加涅茨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时候呆在这里，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折磨。”^[7]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
　　《真理报》于3月18日在彼得格勒复刊。伊里奇从20日起就给《真理报》写《远方来信》。共有五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新政府和无产阶级》、《论无产阶级的民警》、《如何争取缔结和约？》、《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任务》。^[8]列宁到彼得格勒的那天，报上才登出第一封信，其余的几封还在编辑部里。第五封信甚至还没有送到《真理报》去。这封信是在归国前夜写的。
　　这几封信特别鲜明地反映了列宁在归国前夕所考虑的问题。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伊里奇对民警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他的第三封远方来信《论无产阶级的民警》阐明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在伊里奇逝世之后于1924年才发表出来。在这封信里，伊里奇阐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见。谁要想彻底了解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著作，就必须读一读这封《远方来信》。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具体。由普遍武装起来的成年男女公民组成新型的民警，这就是伊里奇在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要点。这样的民警，除了执行军事任务之外，同时必须正确而迅速地征集粮食及其他物资，实行卫生监督，要关心使家家都有粮食，要使每个婴儿都有一瓶优质牛奶，要使富有之家的成年人不敢多拿一点牛奶（在牛奶还不够孩子们喝的时候），要使宫殿及富翁的公馆不白白地闲着，而拨给贫苦无依靠者作安身之所。列宁在《论无产阶级的民警》这篇文章中写道：“除了有妇女与男子平等参加的全民民警以外，又有谁能实行呢？
　　这些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它们涉及消费品的分配，而不涉及生产的改组。……目前的任务不在于理论上把它们划归哪一类。假使我们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9]无产阶级民警可以实现真正教育群众参加管理一切国家事务的任务这种民警把少年男女吸引来参加政治生活，使他们不仅受到教育，而且受到工作的锻炼。”^[10]“摆在当前日程上的是一项组织的任务，但是，也不能把这项任务刻板地了解成仅仅建立千篇一律的各种组织，而应当理解为吸引空前广泛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到组织中来，并且由这个组织执行军事的、行政的、国民经济的任务。”^[11]许多年过去了，当现在我们读伊里奇这封信时，好象他就站在面前，一方面，他的思想非常清晰，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武装斗争，不允许在当时作任何让步，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而另一方面，他又极为注意群众运动，注意用新的方式组织广大群众，注意他们的具体需要，注意立刻改善他们的地位。关于这些问题，伊里奇在1916年冬季，特别在二月革命即将发生的那一时期谈得很多。
　　谈判继续拖延着。临时政府显然不愿意俄国的国际主义者回国。从俄国传来的消息说，有些同志已开始动摇了。这一切要求我们赶快动身回国。伊里奇给加涅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加涅茨基3月25日才收到这封电报。
　　伊里奇在电报中写道：“我们现被耽搁，原因不明。孟什维克要求由工人代表苏维埃批准。请立即派人往芬兰或彼得格勒同齐赫泽商定，这是否可能办到。别烈宁意见如何，切望见告。”^[12]这里的别烈宁指的是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柯伦泰在3月18日到达俄国，向中央局报告了伊里奇准备动身的情况；加涅茨基的几封信也到了。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发来一份指示，内称：“乌里扬诺夫应立即出发！”^[13]加涅茨基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由瑞士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去负责进行谈判。普拉廷跟徳国驻瑞士大使签订了确切的书面条件。条件的要点是：一、不问其对战争抱何种观点，全部侨民都可归国。二、未经普拉廷许可，任何人都无权进入归国侨民乘坐的车厢；对护照、行李不作任何检查。三、回国者有责任在俄国展开鼓动工作，争取放出与归国侨民同等数目的被拘留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作为交换。^[14]伊里奇立刻写信到伯尔尼和日内瓦给许多同志，积极准备动身回国。同伊里奇进行过谈判的前进派拒绝回国。我们的两位最亲近的同志卡尔和卡斯帕罗夫当时病势很重，在达沃斯奄奄一息，未能同行。临别前，伊里奇写信向他们辞行。
　　实际上，伊里奇只是在我写的长信上附了几句话。我写得很详细，告诉他们谁走，我们怎样准备动身，有些什么打算。伊里奇虽然只写了几句话，但从这几句话里看得出来，他是多么了解那些不得不留下的同志的痛苦心情，把主要的都说了：

　　“亲爱的卡斯帕罗夫：紧紧、紧紧地握您和卡尔的手，祝你们精神愉快。要忍耐一下。希望我们不久能在彼得格勒见面。再一次向二位致亲切的问候。您的列宁。^[15]

　　“祝你们精神愉快。要忍耐一下……”是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同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卡斯帕罗夫和卡尔不久都去世了。
　　伊里奇给苏黎世的《Volksrecht》^[16]写了《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还写了一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他在这封信的结尾说：
　　“正在开始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万岁！”^[17]伊里奇还写了《告被俘同志书》^[18]，在这封信里，告诉他们发生了的革命及面临的斗争。当时必须写信告诉他们。我们住在伯尔尼的时候，就已经同关在德国俘虏营里的俄国俘虏开始广泛地通起信来。对他们的物质帮助当然不可能很多，但我们总是尽力而为。我们经常给他们写信，给他们送书刊。同他们建立了不少密切的关系。我们离开伯尔尼归国之后，由萨法罗夫夫妇继续这个工作。我们把秘密书刊送给俘虏，把柯伦泰论战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很受欢迎）、许多传单和其他材料寄给他们。
　　我们归国之前几个月，有两个俘虏到了苏黎世。一个叫作米哈列夫，是沃罗涅什的农民。另一个是敖德萨的工人。他们都是从德国俘虏营中游过鲍坚湖逃出来的。他们到我们苏黎世小组来了。伊里奇曾多次同他们谈话。米哈列夫谈了俘虏营中许多有趣的事情。他谈到，起初乌克兰的俘虏怎样被解送到加里西亚，德国人怎样在他们中间进行乌克兰独立的宣传，唆使他们反对俄国。后来，他被遣送到德国，被迫给德国的富裕农户当劳动力使用。“他们可真精明，连一点面包皮也不白白丢掉！等我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我也要那样过日子！”米哈列夫嚷道。他出生在旧教徒的家庭，因此，祖父和祖母不许他认字，说什么印刷品是妖魔邪道。在俘虏营中他学会了认字。他的祖父和祖母常给他往俘虏营寄小米和猪油，德国人好奇地看着他怎样煮小米粥吃。米哈列夫想进苏黎世的民众大学学习，可是苏黎世的民众大学都不收他，他非常气愤。他曾受到拘留。后来他在一个地方做土工，看到瑞士工人受压制的精神状态，感到很惊讶。他说：“我到管理处去领工钱，看见许多瑞士工人站在那里，他们连进管理处门都不敢，只是靠着墙，探望着窗口。他们多么受压制啊！我到了那里，一手把门推开，就走进管理处。去拿自己的工钱嘛！”这个刚刚学会认字的中部黑土地区的农民谈论瑞士工人受压制的状态，使伊里奇大感兴趣。米哈列夫还告诉我们，他在俘虏营的时候，那里来了一个俄国神甫。士兵们都不愿听他说教，叫嚷起来，并且骂他。有一个俘虏走近神甫，吻了一下神甫的手，对他说：“请走开吧，老爹，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米哈列夫和他的伙伴请求我们把他们带回俄国，但我们连自己的遭遇如何也不知道，因为可能我们全体在路上都会被逮捕的。我们回国以后，米哈列夫迁居到法国，起初住在巴黎，后来在某地的一个拖拉机工厂里做工，再后来，又迁到有许多波兰侨民的法国东部去了。1918年（也许是1919年，我记不清了），米哈列夫回到俄国来了。伊里奇还同他见过面。米哈列夫谈到，在巴黎的时候，他和一些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俄国士兵被叫到俄国驻法大使馆去，要他们在必须把战争继续到胜利为止的宣言上签名。虽然大使馆里那些挂着勋章的高级官员亲自出来同士兵们谈话，可是，士兵们都没有签名。“我站起来说，必须结束战争，接着就转身走了。别人也都跟着我默默地走了出来。”米哈列夫还谈到他居住过的一个法国市镇上的青年进行某种反战宣传的情形。米哈列夫本人已经全然不象个沃罗涅什的农民了：他头戴法国鸭舌帽，腿上打着草绿色的绑腿，脸刮得干干净净。伊里奇把他安置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但是，米哈列夫总是怀念着故乡。红军和白匪曾在他的故乡进行过拉锯战，村子的中心几乎全被白匪焚毁了，可是他家的房子侥幸被留下了。他的祖父和祖母也还活着。米哈列夫曾到政治教育总局来看我，谈到他的故乡的情形，也谈到他准备回家去的事情。我问他：“那您为什么还不回去呢？”他说：“我等胡子长出来之后再回去，否则，祖父和祖母看到我把胡子刮得精光，他们会伤心死的。”今年我收到米哈列夫的来信。他在中亚细亚某地铁路上工作。他在信中说，在悼念伊里奇的日子里，他给大家讲述过1917年在苏黎世见到伊里奇的情形，他还在工人俱乐部介绍了我们在国外的生活。大家都津津有味地听着他讲，但听了之后却怀疑他的话是否真实，米哈列夫请我给他证明：他在苏黎世真的见到过伊里奇。
　　在米哈列夫这个人身上，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现实生活；而俘虏们寄到我们援助被俘同志委员会的那些信，也同样反映了一部分现实生活。
　　伊里奇不把自己当时所最关心的问题写信告诉他们，他是不能到俄国去的。^[19]
　　当从伯尔尼来信说普拉廷所负责进行的谈判行将顺利结束，只要在记录上签字就可以启程回国的时候，伊里奇马上就说：“我们坐第一班列车走。”离开车只有两小时了。在这两小时内，必须清理好我们所有的“家业”，同房东把账算清，把书籍归还图书馆，收拾好行装，等等。我说：“你一个人先走吧，我明天就赶来。”但伊里奇坚决不同意：“不，我们一块儿走。”在这两小时内，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做完了：捆好了书，烧毁了信件，收拾好了必需的衣服、物品，结束了一切事务。我们乘第一班列车到伯尔尼去了。^[20]
　　回俄国的同志都在伯尔尼的民众文化馆聚齐。其中有我们俩、季诺维也夫一家、乌西也维奇一家、印涅萨·阿尔曼德、萨法罗夫一家、奥丽珈·拉维奇、从绍德封来的阿布拉莫维奇、格列别利斯卡娅、哈利东诺夫、林杰、罗森布吕姆、博伊措夫、米哈·茨哈卡雅、马里延戈夫一家、索柯里尼柯夫^[21]等。拉狄克也装成俄罗斯人的样子到俄国去。如果不算跟我们同行的一个女崩得分子带领的四岁的娃娃——卷发的罗伯特，我们一共是三十个人。
　　弗里茨·普拉廷护送我们。
　　那些护国分子看到布尔什维克要假道德国回国，便拼命喊叫。当然，德国政府准予通行，是出于这种想法的：革命，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不幸；因此，他们认为让我们这批侨居国外的国际主义者回国，就会促使革命在俄国发展。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在俄国进行革命的鼓动是自己的职责，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至于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怎样打算，布尔什维克是很少关心的。布尔什维克知道，护国分子一定会制造各种谣言来诽谤他们。但是，他们深信，群众终究会跟他们走的。那时，3月27日，只有布尔什维克冒险回国了。一个月之后，有两百多个侨民也取道德国回到俄国来了，其中有马尔托夫及其他孟什维克分子。
　　上车时，没有人盘查我们的行李和护照。伊里奇是人坐在车上，心早飞回俄国去了。大家在路上多半谈些琐事。罗伯特的快乐的笑语充满了全车厢，他对索柯里尼柯夫特别亲近，却不愿意同妇女们在一块谈话。德国人竭力想表现自己非常富有：厨师给我们准备了特别丰盛的饭菜。但我们这些侨民对这样丰盛的饭菜感到不甚习惯。我们从窗口向车外望去，根本看不到成年男子，这很使我们感到惊奇。无论在车站上，在田野间，或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只看到一些妇女、少年和儿童。后来，当我们回到彼得格勒的头几天，看到那么多的士兵挤满电车而感到惊奇的时候，我就不禁回忆起在徳国所见到的这种情景。
　　我们的列车进入柏林车站，停在备用线上了。快到柏林时，有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上车，走进一个专门的包房里去了。我们谁也没有同他们说话，只有罗伯特往他们的包房望了望，用法语问他们：“乘务员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德国人是否回答了罗伯特提出的问题。但是这样他们也就没能向我们布尔什维克提出什么问题来。3月31日，我们到了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林德哈根^[22]、卡尔松、什特列姆^[23]、图雷·涅尔曼等人来欢迎我们。大厅里挂了一面红旗，还举行了欢迎会。斯德哥尔摩的情况，不知怎么地我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一心只想念着俄国。临时政府不许弗里茨·普拉廷和拉狄克进入俄国。但它不敢用这样的手段对待布尔什维克。我们从瑞典乘芬兰人赶的马车到了芬兰。不大好的三等车厢，俄国士兵，——现在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亲切的。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愉快。待了不大会儿，罗伯特被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抱起来了，他用小手攀着老兵的脖子，用法语讷讷地说了一些什么，吃着士兵给他的甜奶渣糕。我们从车窗向外看。火车经过的车站的月台上站着成群的士兵。乌西也维奇从车窗探出头去，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士兵们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有个脸色苍白的陆军中尉在我们身边来回走了好几次，而当我和伊里奇走进邻近的空车厢时，他即走近伊里奇，两个人谈了起来。这个中尉是个护国分子，伊里奇维护着自己的观点，他的脸色也气得苍白了。士兵们慢慢地聚集到车厢里，很快地就挤满了车厢。有些士兵还站在长凳上，以便更清楚地听一听和看一看，是谁把反对掠夺性战争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士兵们的注意力愈来愈集中，他们的脸色变得愈来愈紧张了。
　　在白岛车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施略普尼柯夫、斯塔尔和其他同志来接我们。女工们也来接我们了。斯塔尔一再要我给她们讲几句祝贺的话，但是我的话一下子都没有了，我连一句也讲不出来。同志们跟我们坐了一会。伊里奇问大家，我们这次回来，临时政府会不会逮捕我们。同志们笑了。我们很快地就到达彼得格勒了。

^[1]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9页。——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92页。——编者注

^[3] 同上书第291页。——编者注

^[4] 见同上书第288—292页。——编者注

^[5] 亚历山大·叶梅利扬诺维奇·阿布拉莫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8年3月27日——1972年1月21日），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7年任敖德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24—1925年任俄共（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1925—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副组织部长。1934年起在大学任教。1953年退休。

^[6] 列宁于1917年3月5日（18日）作关于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发展前最的专题报告。——编者注

^[7]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4页。——编者注

^[8]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304—348页。——编者注

^[9]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8页。——编者注

^[10] 同上书第337页。——编者注

^[11] 同上书第339页。——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44页。——编者注

^[13]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70页。——编者注

^[14] 见《关于瑞士俄国政治侨民回国的谈判基础》。《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卷，192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82—383页。——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32页。——编者注

^[16] 《民权报》。——编者注

^[17]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63—369页，第376—383页，第351—357页。——编者注

^[18]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63—369页，第376—383页，第351—357页。——编者注

^[19]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忆列宁》（1931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第2辑第181页）一书中接下去写着：“卡梅雷家（过去我们常向他们借房子住）在一幢新房子里租下了一套住宅，在这套明亮而又洁净的新住宅里拨了一个宽大舒适的房间给我们。但我们在那里只住了两天。”——编者注

^[20]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31年版的那本书中接下去写着：“我们完全可以不用赶得这么急，因为当时是复活节；由于过节的缘故，我们出发的日期推迟了一段时间。”——编者注

^[21]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科夫（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被捕。1909年流亡国外，期间是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十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列宁，主张与区联派合并。1917年10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1922—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于1923—1926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1926年期间是“新反对派”成员。1927年初退出左翼反对派。1929—1932年任驻英大使。1932—1935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5—1936年任第一副木材工业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在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中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22] 卡尔·林德哈根（Carl Lindhagen，1860年12月17日——1946年3月1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加入自由党。1897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89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03—1930年任斯德哥尔摩市长。1910年起立场急剧左倾，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1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左翼社民党。1921年因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而退党。1923年返回社民党。

^[23] 奥托·弗雷德里克·什特列姆（Otto Fredrik Ström，1880年7月10日——1948年11月23日），1911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1916—1921年、1930—1938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加入左翼社会民主党。1919年发起成立瑞典共产党。1921—1924年任瑞典共产党中央书记。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退党。1926年返回社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