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格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在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的群众、工人、士兵和水兵都来迎接自己的领袖。许多亲密的同志也来了。其中有一个叫丘古林，是龙寿姆党校的学生，肩上佩着宽宽的红带子，他激动得泪流满面。海潮似的人流，自发地聚集起来。
　　没有经历过革命的人，无法想象出革命是多么雄伟，多么壮丽。到处飘扬着红旗，喀琅施塔特的水兵组成了仪仗队，彼得—保罗要塞的探照灯照亮了从芬兰车站到克舍辛斯卡娅^[1]公馆的道路，路上停着装甲车，道路两旁由男女工人担任警卫。
　　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正式代表的身份到芬兰车站上来欢迎伊里奇。同志们把伊里奇引到过去专供沙皇休息的车站大厅里，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在那里等着。当伊里奇走上月台时，有位大尉走到伊里奇的面前，立正向他报告。这种意外的欢迎仪式，使伊里奇感到有些不安，他回了个举手礼。月台上排着仪仗队，伊里奇和全体归国的同志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当我们坐上汽车的时候，伊里奇却被安置在装甲车上，车子向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开去。伊里奇向成千上万的人群高呼：“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万岁！”
　　这一革命的开端，伊里奇己经完全深刻地感觉到了。
　　我们到达了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当时，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都设在这里。在公馆的楼上，举行了一个欢迎的茶话会，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还准备致欢迎词，但伊里奇却把话题转到他最关心的问题上去，他开始谈起目前党所必须采取的策略。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周围站满了工人和士兵。伊里奇不得不在阳台上向广大群众发表了演说。由于会面和高涨的革命热情所激起的欢乐淹没了一切。
　　后来，我们便乘车回家，到安娜·伊里尼奇娜和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家里去。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彼得格勒区宽街上，让我们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安娜·伊里尼奇娜抚养大的男孩戈拉，为了欢迎我们，在我们两张床之间的墙上挂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天夜里，我和伊里奇几乎没有谈话，因为没有词句能表达出我们当天的感受，但是即使不说话，一切也都是很明白的。^[2]
　　时间是这样宝贵，甚至连一分钟也不容许浪费。伊里奇还未起床，同志们就赶来接他去参加在塔夫利达宫楼上举行的出席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3]列宁在这次会议上用十条提纲来阐明自己对当前任务的看法。^[4]在这个提纲里，他对时局作了估计，明确地指出奋斗的目的，并规定了达到目的的道路。听报告的同志们起初有些惶惑不安。许多人觉得伊里奇把问题提得太尖锐了，谈社会主义革命为时还早。^[5]
　　楼下，孟什维克也在开会。他们派了一个人来请伊里奇到布尔什维克及孟什维克代表的全体会议上去再作一次同样的报告。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决定让列宁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全体会议上再报告一次。列宁就这样做了。全体会议是在楼下，在塔夫利达宫大厅里举行的。我记得，一进大厅首先就看到戈尔登贝尔格（梅什柯夫斯基）坐在主席台上。在1905年革命时，他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时他已成了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变成一个护国分子了。列宁作了将近两小时的报告。戈尔登贝尔格起来反对列宁的观点。他的发言非常激烈，说列宁是企图在革命民主派中间挑起内战。显然，双方所走的道路是大相径庭的。我记得，柯伦泰在当时也发了言，她热烈地为列宁的提纲作辩护。
　　普列汉诺夫在他所办的《统一报》上说列宁的提纲是“梦话”。
　　三天以后，即4月7日，列宁的提纲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第二天，《真理报》上也登了加米涅夫的文章《我们的分歧》，表示不同意列宁的提纲。他在文章中说列宁的提纲只是列宁个人的意见，无论是《真理报》或中央委员会常务局都不赞成。他说参加这次会议听过列宁这个报告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所通过的不是这个提纲，而是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的提纲。加米涅夫还说，《真理报》仍然持原来的立场。
　　于是，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部斗争开始了。但这次斗争很快就结束了。一星期之后，召集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全市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使列宁的观点获得了胜利。会议从4月14日到22日一连举行了八天；这几天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说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6]
　　4月7日，即列宁的《四月提纲》在报上发表的那天，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还投票赞成发行“自由公债”。
　　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护国分子的报纸开始疯狂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谁也没有理睬加米涅夫的声明，大家知道，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部，占上风的一定是列宁的观点。对列宁的攻击使列宁的提纲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列宁称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大家看到他是真正拥护和平的。这感动了水兵，感动了士兵，感动了那些同战争问题生死攸关的人。4月10日，列宁在伊兹马伊洛夫团发表演说，15日《士兵真理报》开始出版，而在4月16日这天，彼得格勒的水兵及士兵举行了反对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示威游行。
　　4月18日（5月1日），全俄国举行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五一示威游行。
　　同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7]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出照会，声称临时政府要把这次战争进行到彻底的胜利，临时政府认为必须遵守对各盟国所承担的全部义务。而布尔什维克做了些什么呢？布尔什维克在报纸上说明了这是些什么义务。布尔什维克指出，临时政府要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和沙皇匪帮所承担的义务。他们指出了这是对谁的义务。这是对资产阶级的义务。
　　这样，广大群众一经弄清楚这个道理，就又走上了街头。4月21日，广大群众在涅瓦大街上举行了示威游行。临时政府的拥护者也到涅瓦大街来举行游行。
　　这些事件团结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按列宁的精神通过了决议。
　　4月21日和22日，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几项决议，明确地指出必须揭露临时政府，谴责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妥协政策，号召重新选举工人和士兵代表，号召巩固苏维埃，号召广泛深入地进行解释工作；同时也指出，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企图是不合时宜的。
　　到4月24日全俄代表会议开幕的时候，即列宁的提纲发表三星期之后，布尔什维克内部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回到彼得格勒以后，我就很少看见伊里奇了。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又在《真理报》工作，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我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党中央书记处工作，这里的书记处的工作，不象我们在国外时或在1905—1907年时那样了；从前必须按照列宁的指示进行相当大规模的独立工作。这里书记处的书记是斯塔索娃，她那里有许多做技术工作的人员。我负责跟来访的工作人员谈话，但当时对地方的工作我还了解得很少。中央委员常常来这里，来得最勤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我对情况很不熟悉。没有固定的职责，这使我很苦恼。但是，我却尽力去了解我周围的生活。那时候，街道上的情景非常有趣：到处都是人群，人们到处都在热烈地讨论着时局，讨论着一切事件。你只要走到人群跟前，就可以听到。有一次，我从宽街到克舍辛斯卡娅公馆走了三个小时，因为这些街头的群众集会太有意思了。我们房子的对面有一座院子，深夜一打开窗户，就可听见热烈的争论。有一个士兵坐在那里，时常有一些女厨子、邻屋的女仆人和青年人围着他。深夜一时，断断续续地听到：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三时，还听到：米留可夫，布尔什维克……五时，又是政治啦，大会啦。现在在我的回忆里，彼得格勒的白夜始终是同这些晚间的群众集会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我见到过许多人。彼得格勒委员会、军事组织、《士兵真理报》编辑部都设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里。有时候，我去参加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更深入地接近群众，了解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工作。我对青少年和青年工人也很感兴趣。当时，青年人都卷入了革命斗争。他们的倾向各不相同，有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有的追随孟什维克，有的支持社会革命党人，有的赞成无政府主义者。青年组织已发展到五万人，但在初期，这个运动是“没人管的”。我在他们中间进行了一些工作。中学高年级学生则同青年工人完全相反。这些学生时常成群结队地到克舍辛斯卡娅公馆门口来，大声谩骂布尔什维克。显然，他们受到的影响是很深的。
　　回国后不久（确切的日期我记不起来了），我参加了一次教师代表大会，出席那一次会议的人很多。当时教师完全处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之下。一些重要的护国分子都在会议上发了言。在我参加会议的那天早上，阿列克辛斯基在我到会之前也讲了话。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赞成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总共有十五到二十人，他们挤在一间单独的小房间里，交换意见，研究将来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学校。有许多出席过这次会议的代表后来在区杜马中工作。当时的教育界笼罩在沙文主义的乌烟瘴气之中。^[8]4月18日（5月1日），伊里奇参加了五一示威游行。他在奥赫塔和马尔斯校场先后发表了演说。我没有听到他的演说，因为当天我因病躺着，起不了床。伊里奇回来的时候，脸色激动，使我感到惊讶。我们侨居国外时，也时常参加五一游行，然而，那些得到警察当局批准的五一游行和战胜了沙皇制度的革命人民的五一游行，完全是两回事啊！
　　4月21日，我必须去丹斯基那里会见伊里奇。告诉我的地址是旧涅瓦大街3号。我步行穿过了整个涅瓦大街。一支庞大的工人示威游行队伍从涅瓦关卡走了过来。挤满了人行道的工人群众都在向这支示威队伍致敬欢呼。“来啊！”有一个青年女工对站在人行道上的另一个女工喊道，“来啊！我们要通宵游行！”另外有一小队由戴着礼帽的人所凑成的队伍朝着工人游行的队伍走来，站在人行道上的那些戴礼帽的人向这支小队伍呐喊欢迎。在涅瓦关卡附近，工人占大多数，而在靠近莫尔斯科伊关卡的地方，在警察局桥附近，大多数是戴礼帽的人。这帮人交相传播着一个谎言，说列宁用德国的黄金收买了工人，所以现在工人都拥护他。一个穿得很摩登的女郎在叫喊：“列宁该打！”一个戴礼帽的人也狂呼：“这些恶棍都该打！”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而工人阶级是拥护列宁的。
　　从4月24日到29日，举行了全俄四月代表会议。有一百五十一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且讨论了下列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形势问题，战争问题，筹备第三国际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党纲问题。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伊里奇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这个报告非常明显地表现了伊里奇怎样对待群众，怎样密切注视着群众所关心和注意的问题。他说：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不要战争的。他们受到传统和欺骗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政治经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进行长期的解释工作。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作任何原则上的让步，但是不能象对待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这些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刚刚觉醒过来，参加了政治生活。但是他们的阶级意识在飞快地提高。必须好好地向他们解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对于一个昨天还处于地下的党来说，更是特别困难。”^[9]

　　在这个报告中，列宁说：“许多人，连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末他们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很难了解我们想怎样结束战争，我们认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应该讲得极其通俗。”^[10]

　　“……必须面对群众，向他们作具体的答复。”^[11]

　　伊里奇说，不仅对无产阶级，而且对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都必须善于进行解释工作。
　　在谈到监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要监督必须有政权。如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广大群众不了解这一点，就应当向他们耐心地解释，决不要对他们说假话。”^[12]伊里奇决不许任何人蛊惑群众，跟他谈过话的士兵和农民都感觉得到这一点。但信任不是轻易获得的。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时刻，列宁保持着平时那种清醒的头脑：“我们现在还是少数，群众还不相信我们。我们要善于等待，只要政府暴露出本来面目，群众就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13]伊里奇同不少士兵和农民谈过话，当时伊里奇也看到不少人对党表示信任，但是他并没有抱任何幻想：“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就是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多数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主观，千万不能主观。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灭。”^[14]
　　在形势报告的最后部分，伊里奇说：“俄国革命创立了苏维埃。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国家机关，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这一政权不能运用其他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不是为了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能的。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苏维埃夺取政权是为了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的和具体的步骤，这些步骤可以实现，而且应当实现。在这方面，主要的敌人是恐惧。应当向群众宣传，告诉他们必须马上采取这些步骤，否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政权就会毫无意义，就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15]
　　接着，伊里奇谈到摆在苏维埃面前的直接任务。“必须取消土地私有制。这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为大多数人民都主张这样。为此我们就需要苏维埃。旧的官僚机构是不能实行这种措施的。”^[16]在这个报告的结束语中，伊里奇举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在各地夺取政权意味着什么。他说：

　　“最后，我要谈谈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的一次演说。一个煤矿工人作了一次绝妙的演说，他讲他们怎样进行革命，没有用一个书上的字眼。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总统，而在于夺得矿井后，必须保护大铁链，使生产不致中断。其次是粮食问题，当时他们没有粮食，于是商量好了一个取得粮食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纲领，而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东西。这就是在当地真正夺取政权。”^[17]

　　季纳伊达·巴甫洛夫娜·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回忆我给她讲述那个矿工的演说的情况时说：“现在他们主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工程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要是格列勃能到那里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我们会见了许多熟人。顺便说说，记得我们会见了龙寿姆党校的学生普里夏金，还记得在听伊里奇的报告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怎样地闪闪发光。普里夏金现已不在人世了。1918年，他在西伯利亚被白匪枪杀了。
　　1917年5月初，伊里奇拟订了一个党纲修改草案。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旧的党纲已经过时，要求对许多问题作新的估计，采取新的态度。
　　这个新的最低纲领草案提出要努力改善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广泛地发挥主动性。
　　书记处的工作越来越使我苦恼，我很想直接去做群众工作，同时又想多看到伊里奇，因为当时伊里奇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敌人对他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走到彼得格勒区，你就会听到一些家庭妇女在叨念着：“该怎样收拾那个从德国回来的列宁呢？把他扔到井里淹死吗？”当然，谁在制造这些收买、叛国之类的谣言，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听到这些谣言，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些谬论出自资本家之口是一回事，而出自群众之口却是另一回事了。我曾为《士兵真理报》撰写一篇文章，说明列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党史的一页》。伊里奇看过原稿，并作了修改。这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5月13日《士兵真理报》第二十一号上。^[18]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疲倦地回家来时，我不愿意再问他工作上的问题。但是，在散步的时候，不论是我或是伊里奇，都习惯于随便谈谈。我们有时也在彼得格勒区比较偏僻的街道上散散步，虽然不是经常地。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跟邵武勉同志和叶努基泽同志一起散步。邵武勉把一些红色的徽章交给伊里奇，这是他的几个儿子托他交给列宁的。伊里奇微笑着接受了。
　　邵武勉（斯切潘）同志在巴库的无产阶级中威信很高，我们早就认识他。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就站到布尔什维克这边来，并且参加过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他参加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次大会的规模之大，那是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不能比拟的。在前两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对每一个代表都很了解，而这一次有许多代表是完全陌生的。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里，在审査每个代表时都引起尖锐的派别斗争。我记得，邵武勉同志在委员会里的工作是非常劳累的。我没有参加伦敦代表大会。后来，在第二次侨居国外期间，我们跟巴库同志们的通信增多了。我记得，他们还写信来问我跟前进派决裂的原因。我很详细地写了回信，告诉他们争论是怎样引起的。
　　1913年，伊里奇就民族问题同邵武勉进行了频繁的通信。1914年5月间伊里奇写的一封信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信里发挥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所有民族或大多数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拟定一个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提交国家杜马。按伊里奇的意见，这个草案要充分说明，我们所理解的平等权利也包括语言问题、学校问题和一般文化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伊里奇写道：“我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广泛地揭穿民族文化自治的胡说，彻底消灭这种胡说的拥护者。”^[19]伊里奇甚至亲自拟订了这样一个草案。
　　所以在1917年，伊里奇很高兴跟斯切潘见面，并同他畅谈了当时十分尖锐地提到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一切问题。
　　我还记得伊里奇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情形。这次大会是在瓦西里岛第一道街的一所武备中学内举行的。人们在长廊里走动着。教室成了代表们的宿舍。大厅里坐满了人，布尔什维克为数不多，坐在后边。列宁的演说只有布尔什维克鼓掌。尽管如此，但列宁的演说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有人说克伦斯基听完列宁的演说之后便晕倒了，躺了三小时之久。我不知道这话有几分是符合实际的。
　　6月间，进行各区杜马的选举。我去看了一下瓦西里岛的竞选运动是怎样进行的。大街上挤满了工人。大多数是管道工厂的工人，拉费尔姆工厂的女工也来了不少。拉费尔姆工厂的工人都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到处都进行着热烈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候选人，不是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各个政党的活动、这个党和那个党的主张等问题。我记起了我们从前在巴黎的时候，也看到过各个区的选举。使我们惊奇的是那里没有政治方面的评价，有的只是掺杂到选举中去的许多个人打算。这里的情形恰恰相反。跟1905—1907年的情况比较起来，群众的成长也是引人注目的。可以看得出来，人们都在读着各种不同派别的报纸。有一些人在议论，我国是否可以实行波拿巴主义。人群中有个身材不高、暗探模样的人钻来钻去，这种人在最近几年成长起来的工人群众中，显得特别刺眼。
　　群众的革命情绪越来越高涨了。
　　布尔什维克确定于6月10日举行示威游行。但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准，它决定三天内禁止一切游行。当时，伊里奇主张取消彼得格勒委员会确定的示威游行。他认为，既然我们承认苏维埃政权，就不能不服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不然就会使反对派有可乘之机。可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对群众的情绪作了让步，确定在6月18日举行自己组织的示威游行。但结果却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参加示威的约有四十万工人和士兵，百分之九十的旗帜和标语牌上都写着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拥护临时政府的标语只有三个：一个是崩得分子的，一个是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的，还有一个是哥萨克团的。伊里奇说6月18日这天是一个转变的日子。

　　他写道：“6月18日的游行示威，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政策的示威，无产阶级指出了革命的方向，指出了摆脱绝境的道路。星期日游行示威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它同革命烈士安葬日和五一的游行示威的原则性区别就在这里，那两次游行示威是全体人民对革命的最初胜利和对革命英雄的敬礼，是人民对自己最迅速最顺利地走向自由的第一阶段的回顾。五一是充满着愿望和希望的节日，这些愿望和希望是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它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联系着的。
　　前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想要指出革命今后发展的方向，也不可能指出这一方向。前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在群众面前并且代表群众提出具体的、明确的和迫切的问题：革命应当往哪里走，应当怎样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6月18日的游行示威是第一次有行动的政治示威；它说明（不是在书本或报纸上，而是在大街上；不是通过领袖，而是通过群众）各阶级为了推进革命，正在怎样行动和想要怎样行动。
　　资产阶级躲藏起来了……。”^[20]

　　选举区杜马的工作结束了。我在维堡区当选。在维堡区当选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孟什维克没有参加工作。当时在区议会工作的只有几个布尔什维克：列·米·米哈伊洛夫^[21]、库奇缅科、丘古林，还有一位同志和我；我们的区议会起初同区党委会设在一座房子里。区委书记是任尼娅·叶哥罗娃。拉齐斯同志也在那里工作。我们区议会和党组织的工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维堡区工作，使我学到许多东西。这是一所学习党和苏维埃工作的非常好的学校。我曾长期侨居国外，甚至在一些人数很少的会议上也不敢讲话，在此以前一直也没有给《真理报》写过片言只字，对我说来，这样的学校是很需要的。
　　维堡区里有许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布尔什维克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便不得不接替司徒卢威的妻子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格尔德在士兵家属救济委员会维堡分会的工作。格尔德是我的老朋友，中学时代的同学，后来一起在星期夜校教过书。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初期，她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现在，我们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了。向我移交工作时，她说：“士兵的家属不信任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干，他们都不满意。他们只相信布尔什维克。好吧，您来担任这件工作吧，也许会搞得好些！”我们不怕担任这个工作，我们认为：同工人一道，依靠他们的主动性，就能广泛地展开工作。^[22]
　　工人群众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都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我们区很快就成立了国民教育委员会，区内各工厂都有代表参加。工厂代表中，我记得有普雷舍夫、卡尤罗夫^[23]、尤尔金、戈尔季延科。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一些具体的措施。人人都要识字的问题一提出来，各工厂的工人就迅速地进行了文盲登记。工人要求厂主拨出房屋来成立扫盲学校。有一个厂主拒绝提供房屋，女工们查明工厂里有一座房子被敢死队员（受沙文主义熏染极深的士兵）占着，几乎闹翻了天，终于迫使厂主租一座房子来办学校。工人们亲自检查到校上课情况和教师的教学工作。离区议会不远驻有一个机枪团，这个团最初被认为是很可靠的，但它的“可靠性”很快就失去了。这个团刚调到维堡区，就有人在士兵中进行鼓动工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鼓动员是卖葵花子和克瓦斯^[24]等食品的女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士兵的妻子。维堡区的女工不是我在九十年代所看到的那样的女工了，甚至也不是1905年革命时那样的女工了。她们都穿得很好，在会上积极发言，政治觉悟很高。有一个女工对我说：“我的丈夫在前方。我们过去很要好，不知道将来他从前方回来后会怎样。现在我拥护布尔什维克，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前方怎样……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已经明白，已经看清楚应该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我夜里时常这样想：万一他还没有明白呢？不过，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着，他也许会被打死，我呢，常常吐血，上医院去。”这个两腮上有红斑点的女工的瘦削面孔，她担心因观点不同而不得不跟丈夫离婚的忧虑神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那时在文化工作中走在前头的不是女工而是男工。他们关心着一切。例如，戈尔季延科同志为幼儿园的工作化了许多心血，库克林同志则十分关心青年工作。
　　我也认真地抓青年工作。青年们成立了 “光明和知识协会”，订出了会章。这群青年中，有布尔什维克，有孟什维克，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无党无派的。他们的会章是非常幼稚和简单的；但是，围绕着这个会章进行的争论却很有意思。例如，他们的会章中有一条规定：每个会员必须学会缝纫。有一个小伙子（布尔什维克）提出：“为什么每个会员要学会缝纫呢？当然，姑娘们是应该会的，否则，她们将来连丈夫裤子上的扣子也不会钉。但何必一定要人人都学这一套呢！？”这几句话激起了一场惯怒的风暴。不但姑娘们，连小伙子们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猛烈地攻击他。“妻子必须给丈夫钉裤子上的扣子吗？你在说什么？要维护奴役妇女的旧制度吗？妻子是丈夫的同志，不是婢女！”这位提出只让姑娘们学缝纫
　　的人，被围攻得不得不低头认错。记得我曾同一位热烈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青年穆拉舍夫谈过话。我问他：“您为什么不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他回答我说：“您看到了吧，我们青年当中有几个已经加入了组织。而我们为什么加入了呢？您以为加入的人都是由于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吗？不是的，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给自己的人发手枪！这样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应该根据觉悟去做；我退回了党证，等到把问题彻底认识清楚了再入党。”应当说，参加“光明和知识协会”的全都是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不能容忍自己中间有人发表右的观点。他们都很积极，在自己的工厂里、在会议上经常发表意见，只是太轻信别人了。当时不得不用一切办法同这种轻信态度作斗争。
　　在妇女当中，我们也进行了很多工作。我已经忘记了自己不久以前的不好意思，哪里需要，我便到哪里去讲话。
　　我专心致志地工作，希望把每个群众都吸收来参加社会工作，希望创造条件来解决伊里奇当时提出的关于组织“民兵”的问题。
　　我参加维堡区工作之后，就更少看见伊里奇了。当时形势很紧张，斗争非常激烈。6月18日不但是四十万工人和士兵高喊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举行游行示威的日子，也是摇摆了三个月的临时政府在协约国的压力下在前线开始进攻的日子。布尔什维克已在各种报刊和集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临时政府感到自己的宝座摇摇欲坠。6月28日，俄国军队在前线开始败退，这就使得军队更加动荡了。
　　6月底，伊里奇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同到穆斯塔米亚克车站附近的内沃拉村（离彼得格勒不远），在邦契—布鲁耶维奇家里休息了几天。^[25]在这期间，彼得格勒爆发了下述事件。驻在维堡区的机枪团决定举行武裝起义。两天以前，我们的教育委员会曾同机枪团的文化教育委员会约好在星期一开会，共同研究几个有关文化工作的问题。不用说，机枪团的人一个也没有来，全团的人都开走了。我就到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去。很快地，我就在萨姆普桑大街赶上了机枪团的士兵。他们正在列队行进。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个场面。一个老工人离开了人行道，迎着这队士兵走去，向他们躬身致敬，并大声高呼：“弟兄们！为工人而斗争吧！”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里，当时在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同志中间，我记得有斯大林和拉舍维奇同志。机枪团的士兵们到了阳台下边站住了，向党中央致敬之后，才继续前进。接着，又有两个团的士兵从党中央的所在地经过，随后来的是工人的示威队伍。当天傍晚派了一个同志到穆斯塔米亚克去接伊里奇。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把这次示威变成和平游行的口号，可是机枪团却在驻地筑起街垒来。我记得，在这个机枪团进行工作的拉舍维奇同志，他在出发到机枪团去劝说士兵们停止举事之前，曾在维堡区议会躺在沙发上对天花板呆望了很久。这对他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工厂的工人也举行罢工了。喀琅施塔特的水兵们也来了。武装工人和士兵的强大示威队伍集合到塔夫利达宫的前面。伊里奇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发表了演说。^[26]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号召停止示威的宣言。临时政府出动了士官生和哥萨克。在花园街，他们向示威者开枪射击了。

^[1] 玛蒂尔达·费利克索夫娜·克舍辛斯卡娅（Мати́льда Фе́ликсовна Кшеси́нская，1872年8月19日——1971年12月6日），俄国芭蕾舞蹈家。与沙皇家庭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伊里奇看了看这个房间，这是一个典型的彼得堡住宅的房间，我们感觉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已经到了彼得格勒，而巴黎呀、日内瓦呀、伯尔尼呀、苏黎世呀那些地方，都确实已经成为过去了。交谈了几句关于这方面的感想。然后伊里奇又问起其他同志的安顿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对他说了。”——编者注

^[3]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只记得巴黎党校的一个名叫普里夏金的学生不知怎的也在那儿，他望者伊里奇，两眼炯炯放光。记得伊里奇朝他笑了一笑。普里夏金过去是莫斯科的工人，当过制革工和安装工。1911年担任莫斯科秘密刊物《安装工人》的编辑。起初他十分腼腆，后来则成了伊里奇在巴黎党校的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只要谈上几句话，彼此就能了解了。普里夏金对工人中最落后阶层的生活十分了解，常把他们的情况讲给伊里奇听。普里夏金后来在西伯利亚被白匪枪杀了。伊里奇在4月4日发表演说之前，曾愉快地跟普里夏金用目光打招呼。”——编者注

^[4] 指列宁1917年4月4日（17日）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449—459页。）——编者注

^[5] 手稿中写着：“伊里奇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提纲，在这个提纲里提出了一整套新的革命的行动纲领。对于这个提纲，恐怕只有同伊里奇一起回国的同志们才不会觉得是个意外，因为对每个问题伊里奇都已经跟他们谈过许多次，再就是象普里夏金那样同工人群众息息相关的人，也不会觉得意外，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出这样的提纲是不言而喻的……”——编者注

^[6]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忆列宁》（1931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第2辑第189页）一书中写着：“伊里奇4月4日的两次演说我都听了，也听了他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编者注

^[7]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8] 在这一章手稿的另一文本中写着：“ 5月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马尔斯校场发表了演说。这是沙皇政权被推翻之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所有的党派都讲了话。五一是充满着愿望和希望的节日，这个节日是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它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联系着的。这一天我因病躺着起不了床，所以没有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演说，不过，他回来时候的神色并不是兴高采烈的，而是带着几分倦意。
　　那个时候他时常显得很疲劳，所以我没有过多地问他工作方面的事儿。散步的情况也不太妙。有一回到叶拉金岛去，但结果发现那里人很多、很拥挤。我们走到卡尔波夫卡堤岸上坐上一会儿。然后再按照老习惯在彼得堡区的几条冷清清的街道上散步。记得有一次跟邵武勉一起去散步。邵武勉，阿廖沙·查帕里泽这些亲爱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同他们之间建立了十分牢固的同志关系，那次邵武勉来同伊里奇谈了民族问题。临走时，邵武勉把一些别着徽章的红蝴蝶结交给了伊里奇，这是他的孩子们托他带来的，东西虽小，却是很珍贵的。”——编者注

^[9]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6—207页。——编者注

^[10]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3页。——编者注

^[11] 同上书第208页。——编者注

^[12] 同上书第202页。——编者注

^[13] 同上书第203页。——编者注

^[14] 同上书第207页。——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2页。——编者注

^[16]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2页。——编者注

^[17] 同上书第213页。——编者注

^[18] 在这一章手稿的另一文本中接下去写着：“当时，我在书记处的事总摆不平。伊里奇没有私人秘书工作起来当然会困难得多，但根据当时俄国的情况，我要是象以前那样做私人秘书的工作，就得既要跑编辑部，又要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是不大方便的。跟伊里奇商量之后，决定离开书记处，去搞教育工作。当我现在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对那样的做法感到后悔。如果我留在伊里奇身边的话，那末，也许我能使他摆脱许多琐碎事务。”——编者注

^[19]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26页。——编者注

^[20] 《列宁全集》第25卷第95—96页。——编者注

^[21]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72年11月12日——1928年3月5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维堡区杜马主席。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维堡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驻挪威外交代表。1923—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中亚局委员。1924—1928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逝世。

^[22] 在这一章手稿的另一文本中接下去写着：“后来，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从事教育工作。这个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知道的。当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请求把她父亲的肖像以及一些儿童玩具还给她时一这些东西是在搜查司徒卢威住宅时拿走交到综合技术馆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指示发还给她。”——编者注

^[23]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卡尤罗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аюров，1876年1月1日——1936年9月1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曾参与1905年索尔莫沃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任维堡区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20年代主要担任二线职务。1932年发起成立反对派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同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6年遇害。1989年平反。

^[24] 克瓦斯是一种用面包属酿成的清凉的酸饮料。——译者注

^[25] 列宁于1917年6月29日至7月4日（7月12日至7月17日）在内沃拉村休息。——编者注

^[26] 列宁是在1917年7月4日（17日）发表演说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