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在十月的日子里



　　十月夺取政权的问题，是经过无产阶级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密考虑和充分准备的。起义在七月事件时就自发地开始了。可是，党认为这时举行起义是不合时宜的，党保持着完全清醒的头脑。当时必须正视现实。群众还没有作好起义的准备。中央委员会决定推迟起义。当时很难拦阻那些渴望投入战斗的起义者，布尔什维克要做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但是他们毕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们懂得正确选择起义的时机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
　　两个月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被迫隐匿芬兰的伊里奇，在9月12日和14日之间给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接着，他论证了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必须夺取政权。他们打算交出彼得格勒。[1]这会减少胜利的机会。英、德帝国主义者之间已在打算单独媾和。伊里奇写道：“现在向各国人民提议和平这就是胜利。”[2]
　　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详细地谈到如何选定起义时机和如何进行起义准备的问题：“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阴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捩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3]
　　伊里奇在这封信的结尾指出，应该怎样做才是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保罗要塞，[4]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
　　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忠于革命。”[5]伊里奇呆在芬兰非常焦急，唯恐将要坐失起义的良机。10月7日，他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写信，[6]同时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写信。[7]8日，又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写信，[8]他耽心这封信会收不到。9日，他已经亲自来到彼得格勒，秘密地住在维堡区，在那里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最后这一个月，列宁以全副精力专心致志地考虑起义问题。他的饱满的情绪和坚定的信念感染了同志们。
　　伊里奇从芬兰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即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的那封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信中写道：

　　“……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起义当作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一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一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这样的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战术家丹东说：勇敢，勇敢，再勇敢’。
　　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说：一定要同时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烈韦里、喀琅施塔特等各方面，出其不意地、尽量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要使用全部舰队来进攻，要集中大大超过一万五千到二万（也许更多些）我国‘资产阶级近卫军’（士官生）以及我国‘万第军队’（一部分哥萨克）等等的优势力量。
　　要把我们的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领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1）电话局，（2）电报局，（3）火车站，（4）特别是桥梁。
　　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我们的‘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组成一些不大的队伍，派他们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战役，例如：
　　包围彼得格勒，切断其对外交通，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的联合进攻把它占领下——这是需要艺术和三倍的勇气来执行的任务。
　　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编成一支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派他们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敌人。
　　我们希望，一旦决定发动，各领导者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马克思的伟大遗训。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9]

　　这封信是21日（8日）写的。22日（9日）伊里奇已经来到彼得格勒；次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会上发言反对起义,并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加米涅夫威胁说，他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要求给他以最严厉的党纪处分。
　　在粉碎机会主义逆流的同时，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5日（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29日（16日），举行了有各个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当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选出以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其他同志组成的实际领导起义的军事革命总部。
　　30日（17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织草案不仅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而且得到整个苏维埃的批准。五天以后，彼得格勒各团党委会会议承认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为彼得格勒驻军的领导机关，并决定拒绝执行未经军事革命委员会签署的参谋部的命令。
　　11月5日（10月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给各个部队派去了政治委员。次日，11月6日（10月24日），临时政府决定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交付法庭审判，逮捕被委派到各个部队里去的政治委员，并且把士官生召到冬宫。但是已经晚了一步：部队已经拥护布尔什维克，工人已经拥护政权转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大部分中央委员，如：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其他人，都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起义已在展开。
　　11月6日（10月24日），伊里奇还秘密地住在维堡区我党党员玛格丽特·瓦西里耶夫娜·福法诺娃的家里（原萨姆普桑街与谢尔多博里街的拐角92/1号住宅第42号）。他知道在准备起义，而他却在这样的时刻不能直接参加工作，这使他非常焦急。他多次派玛格丽特送便条给我，让我向上转达：不可拖延起义时刻。晩上，埃诺·拉希亚终于到伊里奇这儿来了。他是一位芬兰同志，同各个工厂，同党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当时任伊里奇和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埃诺对伊里奇说，城里的巡逻队增强了，临时政府为了切断各工人区之间的联系，已经下令吊开涅瓦河上的桥面，并派许多部队把桥看守起来。显然，起义开始了。伊里奇本想让埃诺把斯大林同志请来，可是从谈话中知道，这一点几乎是无法做到的。当时，斯大林多半在斯莫尔尼宫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里，而电车可能已经停驶了，要把他找来，得费很多的时间。于是，伊里奇决定立即亲自到斯莫尔尼宫去，并且急着马上动身。他给玛格丽特留下一个便条：“我走了，到您不愿意我去的地方去了。再见！伊里奇。”[10]
　　这天夜里，维堡区武装起来，准备进行起义。一批一批的工人到区委会来领取武器并接受命令。夜里，我到福法诺娃的家里去看伊里奇，到那里我才知道他已经到斯莫尔尼宫去了。我同维堡区区委书记任尼娅·叶哥罗娃搭乘了一辆不知什么原因被派往斯莫尔尼宫去的卡车。我急于想知道，伊里奇是否到了斯莫尔尼宫。我已记不清是我亲眼看见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还只是听别人说他在那里。反正，我同伊里奇在那里没有谈过话，因为那时候，伊里奇把全部精力都贯注在领导起义的事情上，而通常他在进行领导的时候，总是周密地考虑一切细节问题的。
　　斯莫尔尼宫灯火通明，并且整个沸腾起来了。赤卫队员、工厂和士兵的代表从各个地方来听取指示。打字机不住声地响着，电话铃闹成一片，我们的姑娘们坐在那里埋头整理一叠叠的电报，军事革命委员会一直在三楼开会。斯莫尔尼宫前的广场上，装甲车在怒吼，架起了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还堆着准备搭街垒用的木柴，大门口架着机枪和大炮，门旁站着卫兵。
　　10月25日（11月7日）早晨十时，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发出的《告俄国公民书》已经付印，上面宣告：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己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11]

　　虽然很明显，革命是胜利了，但是25日早晨，军事革命委员会仍然继续紧张地工作，因为它要占领一个一个的政府机关并组织这些机关的保卫工作，等等。
　　下午二时三十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开幕了。代表们以热烈的欢呼来迎接这个消息：临时政府己被推翻，临时政府的一些部长已被逮捕，其余的部长也将被逮捕，预备议会已被解散，各个火车站、邮局、电报局、国家银行都已被占领。现在正在攻打冬宫。冬宫虽然还未攻下，但它的命运早已注定。士兵们表现了罕有的英雄气概；革命未经流血就实现了。
　　苏维埃代表们热烈地欢迎前来出席会议的列宁。列宁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对已经取得的胜利没有大肆宣扬。这正是伊里奇的特点。他讲了别的问题，讲了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那些必须认真加以完成的任务。
　　他说，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苏维埃政府将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法令即将颁布，对生产将建立真正的工人监督。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就要展开。旧的国家机关将要被彻底粉碎，而新的政权，即各地苏维埃组织的政权将要建立起来。我们拥有群众组织的力量，它定能战胜一切。我们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缔结和约。要缔结和约，就必须打倒资本。国际无产阶级一定会帮助我们缔结和约，国际无产阶级中间已经在出现酝酿革命的征兆。
　　伊里奇的这次演说，对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们说来是亲切的。是的，我国历史上的新时代是开始了。群众组织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群众已经站起来了，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倒下去了。我们必须夺取地主的土地，必须把工厂主管制起来，而最主要的是要取得和平。世界革命会来援助我们。伊里奇说得对。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了伊里奇的话声。
　　晚上，预定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将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正式地将已取得的胜利巩固下来。
　　代表们纷纷到来了。在代表们中间展开了鼓动工作。工人政权必须依靠农民，必须领导农民跟着自己走。社会革命党算是代表农民意见的党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代表富裕农民和富农的思想家。小农的思想家，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摇摆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纳坦松、斯皮里多诺娃[12]和卡姆柯夫[13]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领导者。早在第一次侨居国外的时候，伊里奇就认识了纳坦松。在当时，即在1904年的时候，纳坦松的观点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他当时只是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斯皮里多诺娃当时是个很出名的人物。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即在1906年，她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就刺死了镇压坦波夫省农民运动的卢热诺夫斯基[14]，因而后来遭到严刑拷打，再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二月革命才获释。彼得格勒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处于群众的布尔什维克情绪的强烈影响之下。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比其他的人要好。他们看到布尔什维克在认真地为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并将其交给农民而进行斗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必须实行土地平均使用制；而布尔什维克则认识到必须对整个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过，伊里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至于以后用什么办法来实行改造，实际生活将会告诉我们。[15]于是，他就开始缜密地考虑如何草拟土地法令。
　　在福法诺娃的回忆文章中有一处写得非常有趣。她写道：“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把已出版的全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给他找来。当然，我完成了这个任务。我已记不起找来了多少号报纸，反正找来了不少。总之，是足够研究用的大量的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连两天都用很多的时间来从事研究，甚至夜里都不休息。第三天早晨，伊里奇说道：‘看来，我已经把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都彻底研究清楚了，今天只剩下读读他们的农民的委托书了。’两小时以后，伊里奇把我找去，他用手敲着报纸（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份8月19日的《农民消息报》）愉快地说：‘喏，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协议已经有了。二百四十二个地方代表签署的委托书，非同小可呵！我们就拿它作为土地法的基础，看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有什么办法来拒绝。’他把一份用蓝铅笔在好几个地方划过线的报纸指给我看，并且补充说道：‘现在我们只是要找个小小的把柄，以便将来按我们的方式彻底修改他们的社会化。’”
　　玛格丽特就职业来说是个农艺师，她在工作中碰到过这些问题，所以伊里奇特别愿意跟她交谈这些问题。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不会退出代表大会呢？
　　25日晚上十时四十五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这天晚上，代表大会应确定组织机构，选出主席团，规定大会的权限。在六百七十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仅有三百名；另外，社会革命党人有一百九十三名代表，孟什维克有六十八名代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会上大发雷霆。他们破口大骂布尔什维克。他们发表了抗议的宣言，反对“布尔什维克背着苏维埃中的其他党派所搞的军事阴谋和夺取政权的行动”，接着就退出了会场。一部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退出了会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占社会革命党代表的极大多数，在一百九十三名代表中占一百六十九名）都留下来了。[16]退出大会的一共有五十人。25日伊里奇没有出席代表大会。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正在攻打冬宫。克伦斯基还在头一天晚上就改扮成一个水兵躲藏起来，乘汽车逃往普斯科夫。普斯科夫军事革命委员会虽然接到德边科[17]和克雷连柯签署的直接命令，但是并未逮捕克伦斯基。于是克伦斯基就到了莫斯科，准备在那里组织向士兵和工人掌握了政权的彼得格勒进军。以基什金为首的其余的部长们都躲藏在冬宫里，由集结在那里的士官生和一个妇女突击营加以保护。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就围攻冬宫一事在代表大会上发疯般地大吵大闹。埃尔利赫声言，鉴于没有停止对冬宫的炮轰，市杜马部分代表决定赤手空拳冒着枪林弹雨到冬宫广场上去。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党团和社会革命党党团决定跟他们一同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会场以后，宣布暂时休会。三时十分，代表大会复会的时候，宣布冬宫已经攻下，部长们已被逮捕，军官及士官生已被缴械，克伦斯基派遣的向彼得格勒进攻的第三自行车营已经转到革命人民这边来了。
　　伊里奇在头一天夜里几乎没有睡，一直积极地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只是在看到胜利已经完全确定无疑并且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退出代表大会以后，他才到离斯莫尔尼宫不远的彼斯基区的邦契—布鲁耶维奇家里去睡觉。他们给他腾出一个房间，可是他很久不能入睡，于是他又悄悄地起来草拟早已经过周密考虑的土地法令。
　　10月26日（11月8日）晚上，伊里奇在代表大会上作了阐明土地法令的报告，他说：“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就让它这样吧。无论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在生活烈火的考验中懂得，真理究竟在哪里。……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农民在我国八个月的革命当中，已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亲自解决一切有关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对对这个法案作任何修改，我们不希望规定得很详细，因为我们草拟的是一个法令，而不是一个行动纲领。”[18]
　　这段话表现了伊里奇的全部特色：他没有无谓的自尊心——只要说得正确，至于是谁说的，则无关紧要；他考虑下层人民群众的意见；他了解革命创造的力量；他深深地了解群众最相信实际，最相信事实；他深信事实和生活会使群众认识到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所捍卫的土地法令被通过了。从那时起己经过去十六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废除，在同旧的、小私有者的观点和习惯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农业集体化，现在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普及到大部分农户中去。旧的小农经济和旧的小私有者的心理即将成为过去。强大而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己经建立起来。
　　10月26日（11月8日）晚上的会议，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这两个问题上，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了协议。可是在组织政府的问题上情况却不大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退出代表大会，也不能退出代表大会，因为他们懂得，一旦退出，就会失掉在农民群众中的一切影响。可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于10月25日退出会场，他们发出关于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冒险行为，关于夺取政权以及其他等等的叫嚣，却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大为不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一些人退出会场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之一卡姆柯夫声称，他们拥护统一的民主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尽一切可能来建立这样的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说，他们愿意做布尔什维克同退出代表大会的各党派之间的调解人。布尔什维克并不拒绝谈判，不过伊里奇非常清楚，谈判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夺取政权、进行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天鹅、梭鱼和龙虾都套到苏维埃的小车上去[19]，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意见纷纭、行动不灵的政府。但是伊里奇认为当时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还是可能的。[20]
　　在10月26日代表大会开会前两小时，曾经就这个问题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们会谈过。我还记得这次会谈的情景。会谈是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摆着许多深红色软沙发的屋里举行的。斯皮里多诺娃坐在一把沙发上，伊里奇站在她的身边，温和而又热烈地对她进行说服。但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未能取得成功，他们不愿意参加政府。于是，伊里奇提议全部任命布尔什维克做社会主义政府的部长。[21]
　　10月26日（11月8日）的会议在晚上九时开始举行。我出席了这次会议。我还记得伊里奇作报告的情形，他在阐明土地法令的时候，讲得很平静。听众紧张地听着。当宣读土地法令的时候，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代表的神情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不怎么年轻的农民打扮的人，由于激动，他的脸上简直象涂了蜡似地发亮，他的双眼也闪现出一种异常的光辉。
　　克伦斯基在前线实行死刑的命令被废除了，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批准了人民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任命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阿·伊·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弗·巴·米柳亭为农业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为劳动人民委员；弗·亚·奥弗申柯[22]（安东诺夫）、尼·瓦·克雷连柯和巴·叶·德边科为陆海军人民委员；维·巴·诺根为工商业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为财政人民委员；列·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格·伊·奥波科夫（洛莫夫）为司法人民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23]为粮食人民委员；尼·巴·阿维洛夫（格列博夫）为邮电人民委员；约·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主席；交通人民委员的职位暂时空着。
　　据埃诺·拉希亚同志谈，当布尔什维克党团拟定第一批人民委员名单的时候，他坐在屋角里听着。有个被委任为人民委员的人推辞说，他对这个工作没有经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哈哈大笑道：“您想一想，我们当中谁有这种经验？！”当然，谁都没有这种经验。但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前，已经浮现出在革命烈火中产生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委员的面貌，即新型的部长、国家某个工作部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面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刻都在加紧考虑新的管理形式的问题。他在考虑怎样建立一个与官僚主义习气完全不相容的机关，这个机关善于依靠群众，善于组织群众帮助自己工作，善于在这个工作中培养新型的工作人员。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中，用下面的话表达了这一点：“设立各种委员会，主持国家生活各部门的事宜，其成员应与工人、水兵、士兵、农民和职员等群众组织紧密团结，保证实行代表大会所宣布的纲领。行政权属于这些委员会主席的会议，即人民委员会。”[24]
　　我回忆起了在伊里奇住在福法诺娃家里的那几个星期，我同他就这个问题的谈话。我当时专心致志地在维堡区工作，贪婪地注视着群众的革命创造，注视着整个生活正在怎样彻底地进行改造。我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就对他谈区里的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谈起我曾经参加过的一次人民法院的独特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早在1905年革命时就在某些地方举行过。例如，在索尔莫沃就举行过。丘古林同志是索尔莫沃人，他是个工人，在巴黎近郊龙寿姆党校的时候，我就很了解他，这时我们又一起在维堡区议会工作。他建议在维堡区也来组织这样的审判。第一次审判是在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屋子里聚集了许多人，人们肩挨肩站着，有人站在长凳上，有人站在窗台上。现在我记不清审理什么案子了。就实质而言，这些案子不能算是真正的犯罪，不过是一些日常生活上的问题罢了。审讯了两个企图逮捕丘古林的形迹可疑分子。“审讯”了一个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更夫，因为他殴打自己的未成年的儿子，剥削他，不让他学习。人群当中有许多男女工人讲了很多暖人心肠的话。“被告”开始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后来在他的脸上淌下了眼泪，答应不再欺负儿子了。其实，这并不是审判，而是对公民行为的一种社会监督；这样可以形成无产阶级的道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样的“审判”极感兴趣，向我询问了一切细节。
　　但我和他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文化工作的新形式的问题。我当时在区议会主持国民教育局的工作。夏天，中小学不上课，可以多做些政治教育工作。九十年代我在涅瓦关卡外星期日夜校的五年工作经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可以放手开展工作了。
　　每个星期，我同大约来自四十个工厂的代表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实现这种或那种措施。我们一旦决定什么事情，我们就立即付诸实行。比如说，我们决定扫除文盲，每个工厂的代表就分头在自己的企业里亲自进行文盲登记，寻找校舍，推动工厂管理部门，筹措经费。每个扫盲学校指定一个工人作全权代表，他要关心让学校有一切必需的东西：黑板、粉笔、识字课本。还要选出几位代表负责了解教学方法是否正确，工人们对讲课有什么意见。我们则指导这些代表并听取他们的汇报。我们把士兵家属的代表召集起来，同她们一起讨论托儿所的工作情况，把她们组织起来监督托儿所的工作，指导她们，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我们把区里的图书管理员召集起来，同他们和工人们一起讨论群众图书馆的工作形式。工人们的主动性大大发挥，国民教育局的周围团结了不少的力量。当时，伊里奇说，我们国家机关和我们未来的部长们的工作就应当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也就是说要建立由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了解工作情况和了解当前群众所最关心的事情的男女工人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懂得怎样吸引群众来管理国家事务，所以他特别愿意常常跟我谈论这些问题；后来，他还当着我特别咒骂过无孔不入的“可恶的”官僚主义。以后，当提出必须提高那些爱把责任推卸到委员会去的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部各部门领导者的责任问题，即提出一长制问题的时候，伊里奇突然让我担任人民委员会直属的负责审查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委员。伊里奇说，必须注意，无论如何不能让一长制压制委员会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不能让它削弱同群众的联系，而必须把一长制同善于与群众一起工作结合起来。为了建设新型的国家，伊里奇努力运用每一个人的经验。在现时由伊里奇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面前，摆着一个建设史无前例的新型国家机关的任务，这种国家机关要依靠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按照新的方式，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
　　但是，首先应当保卫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用暴力推翻它、从内部瓦解它的阴谋。必须巩固自己的队伍。
　　11月9日至15日是为苏维埃政权本身生存而斗争的几天。
　　伊里奇极其仔细地研究了巴黎公社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经验，指出工人群众和工人政府对待人所共知的敌人的那种宽容，是怎样致命地影响了巴黎公社的命运。所以伊里奇一谈到对敌斗争的时候，总是说要“坚决彻底”，唯恐群众和自己过分宽容。
　　十月革命的初期，这种过分的宽容并不算少：放走了克伦斯基，放走了许多部长，根据空口的保证放走了保卫冬宫的士官生，把指挥克伦斯基部队进攻的克拉斯诺夫[25]将军软禁在家里。有一次，我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穿堂屋里坐在一堆军大衣上面等人，亲眼看到克雷连柯同志同解到彼得格勒来的俘虏将军克拉斯诺夫谈话。两个人一起走进屋来，没有警卫人员跟着；他们靠着摆在这间大屋子当中的一张孤零零的小桌坐下，心平气和地谈起话来。我记得，他们谈话的和平气氛使我多么地讶。11月17日（4日），伊里奇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说道：“我们对克拉斯诺夫的处置是宽大的。他只是被软禁在家里。我们反对国内战争。但是，如果国内战争还是打下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26]
　　被普斯科夫人放走的克伦斯基，组织了对彼得格勒的进军，在空口保证下被释放的士官生在11月11日举行了暴动，被软禁在家里的克拉斯诺夫逃到了顿河，在德国政府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近十万之众的白匪军队。
　　对帝国主义大屠杀已经厌腻的人民希望不流血的革命，而敌人却迫使人民投入战斗。对整个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考虑得最多的伊里奇，不得不首先来抓保卫革命的工作。
　　11月9日，克伦斯基占领了加特契纳。波德沃伊斯基[27]同志在《列宁在革命的日子里》（见1927年11月6日《红色日报》）一文里，非常清楚地叙述了列宁在保卫彼得格勒的日子里所进行的巨大的工作，叙述了列宁怎样来到军区司令部要求向他作关于战局的必要的报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开始汇报总的作战计划，并在地图上指着我军的部署和敌军大概的部署和兵力。“列宁同志注视着地图。他以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统帅的敏感要求解释下列问题：为什么这个据点不防守？为什么那个据点不防守？为什么采取那个步骤，而不采取这个步骤？为什么不提出要喀琅施塔特、维堡、赫尔辛福斯方面的支援，等等……经过交换意见，清楚地看到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确实是疏忽大意了，在组织人力物力来保卫彼得格勒方面，我们没有表现出应付危险局势所必须有的那种高度主动性。”[28]9日晚上，伊里奇就亲自用直达电报同赫尔辛福斯联系，要求派出两艘鱼雷艇和“共和国号”战斗舰支援彼得格勒，保卫通向彼得格勒的要道。
　　伊里奇还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到普梯洛夫工厂去，检查该厂是不是在抓紧制造迫切需用的装甲火车。伊里奇同工人们谈了话。司令部从军区司令部迁进斯莫尔尼宫。列宁开始监督司令部的整个工作，并且帮助它进行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工作。波德沃伊斯基同志写道，当列宁召集工人组织、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部队的代表开会的时候，他才特别认识到列宁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我才认识到列宁同志的力量所在。在紧要关头，他能把我们的思想和人力物力作到最大限度的集中。而我们却把精力分散到各个方面，在调度和使用力量方面没有计划，结果造成步调紊乱，造成群众情绪的不稳定，因而使群众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具有坚定信念……群众感觉不到铁的意志和铁的计划。这种计划应当象一部机器一样，一切都是紧凑的、环环扣紧的。列宁使每个人都树立起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必须集中一切力量进行保卫战。从这个思想出发，他进一步展示了大家在开会时所已经了然的计划，这个计划正象一部完整的机器一样，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在它上面找到自己、自己的工厂、自己的部队所应占的位置。在会议上，每个人能够马上具体地想象到今后的工作计划，并且立刻觉察到自己的工作与共和国整个集体的工作的联系。因此，他也才感觉到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刻起所赋予他的责任。应该诱导群众并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不是由领袖们来安排的，而是应该由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双手来开拓安排自己生活的道路、保卫自己国家的道路，——这就是列宁一贯力求做到的事情，这里正体现出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他善于引导群众认识他们所迫切需要采取的步骤，并且使群众自己高度自觉地釆取这些步骤，而不是不自觉地跟着领袖走。”[29]
　　波德沃伊斯基同志在这方面讲得完全正确。伊里奇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善于经常在群众面前提出具体的目标。
　　彼得格勒的工人们一致起来保卫彼得格勒，无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奔赴前线去迎击克伦斯基的军队。哥萨克、外省调来的部队最不愿意打仗。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就到他们中间去进行鼓动，说服他们。于是哥萨克以及克伦斯基动员来的士兵们就干脆带着枪炮跑下了火线。克伦斯基的战线瓦解了。我们胜利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彼得格勒人在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中牺牲了。顺便提一下，曾经在瓦西里岛区积极地工作过的维拉·斯卢茨卡娅[30]也牺牲了，她是在乘卡车到前线去的时候被炮弹削掉颅骨死去的。我们维堡区的人牺牲的也相当多，我们把他们安葬在区里，全区的人都来送葬。
　　11月11日（10月29日），当克伦斯基还在拼命进攻的时候，在空口保证下从冬宫获释的士官生决定支援克伦斯基，并且举行了暴动。当时我还不住在斯莫尔尼宫，而是住在彼得格勒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属那里。清早，在离我们不远的巴甫洛夫士官学校附近爆发了战斗。得知士官生暴动的消息以后，维堡区的赤卫队员们和各工厂的工人们都赶来平定这场暴动。大炮轰鸣。我们住的整幢房子都在摇晃。市民们吓得要命。清晨，当我由家里往区上去的时候，邻家的女佣人迎面向我跑来惊叫说：“不得了啦！我刚才看见：士官生象甲虫似的被用刺刀捅掉！”在路上我碰到维堡区赤卫队的一支新的队伍，运着一门大炮前往增援。士官生的暴动很快就平定了。
　　当天，伊里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在这个会议上说道：“克伦斯基的尝试同科尔尼洛夫的尝试一样，是一种可怜的冒险。但是目前形势是困难的。必须釆取有力的措施整顿粮食工作，制止战争的灾难。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对克伦斯基的叛乱一天也不能容忍。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组织新的进攻，他们将遭到今天士官生暴动所遭到的回击。让士官生去抱怨自己吧！我们夺取政权几乎没有流血。如果说有牺牲的话，那也只是我们方面的牺牲……根据工兵农代表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政府，决不能让科尔尼洛夫分子来嘲弄自己。”[31]11月14日，克伦斯基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了，收复了加特契纳。克伦斯基逃跑了。在彼得格勒取得了胜利。但是国内战争爆发了。早在11月8日（10月26日），卡列金[32]将军就宣布顿河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并且着手组织哥萨克来反对苏维埃政权。11月9日，哥萨克的首领杜托夫[33]占领了奥伦堡。在莫斯科，情况仍在僵持着。白匪在那里占领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斗争比彼得格勒更为残酷。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退出11月8日（10月26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党派，组织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他们想把苏维埃的所有敌人都团结在这个委员会的周围。加入这个委员会的有：中心市杜马的九名代表，预备议会的整个主席团，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各三名代表，孟什维克联合派的代表，中央舰队的代表，以及普列汉诺夫“统一”派的两名代表。他们想从背着他们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冒险分子”那里拯救祖国和革命。可是，他们已不能有多大作为了。“为和平而斗争”，“为土地而斗争”的口号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群众都以高涨的热情毫不动摇地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在莫斯科成立的“社会保安委员会”同彼得格勒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合并了。莫斯科“社会保安委员会”是根据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鲁德涅夫[34]为首的莫斯科市杜马的倡议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公开地支持反革命。
　　当时必须派遣军队增援莫斯科。但是由于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所采取的立场，增援没有成功。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是退出代表大会的党派的支柱，工人在这个执委会里没有影响。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声称，在已开始的国内战争中，它采取“中立态度”，无论哪方面的军队都不准通过。实际上这种“中立”打击了布尔什维克，阻碍着他们进军增援莫斯科。铁路工人们担负起了运送军队的任务以后，就粉碎了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怠工。11月16日（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从彼得格勒派遣军队到莫斯科去。但是还在援军到达之前，白匪在莫斯科的反抗己被粉碎了。
　　在最困难的时刻，即在彼得格勒士官生的暴动刚刚平定、克伦斯基还在进攻、莫斯科的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许多中央委员开始动摇了。他们认为局势无望，必须让步。他们这种动摇在同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谈判中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11月9日，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必须成立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由布尔什维克并包括人民社会党人在内——组成的政府的决议，并且自愿充当调停者。开始只是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左派同中央委员会进行谈判，中央委员会授权列·波·加米涅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进行谈判。开始时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插手谈判，但是，当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被克伦斯基的进攻和莫斯科的局势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他们知道中央委员会里面有人开始动摇的时候，他们就嚣张到了极点。11月12日至13日（10月30日至31日〉他们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会议，要求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拒绝参加十月革命的犯罪分子的政府，要求首先把列宁撤职，成立由切尔诺夫或阿夫克森齐也夫[35]担任主席的新政府。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没有退出会场，甚至听任讨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议案。次日，即11月14日（1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要求立即停止同站在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之流一边的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谈判。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7日（4日），诺根、李可夫、弗·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提出辞职，辞去人民委员的职务。他们认为必须成立由所有社会党组成的社会党政府。还有一些人民委员附和他们。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弗·米柳亭声言他们要退出中央委员会。早在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以后，他们这伙人就都主张由所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中央委员会要求他们服从党的纪律。伊里奇非常气愤，并且竭力坚持自己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发表了关于他回到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书。
　　布尔什维克取得的进一步的胜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对上述同志退出中央委员会和辞职所持的坚决否定态度，使党能够比较迅速地平息这一事件。我不由地回忆起过去的事——十四年前即1903年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时党才刚刚建立。当时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火星报》编辑部，这在党内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危机，伊里奇非常沉重地度过了这次危机。现在一些同志的退出中央委员会和辞去人民委员职务，只不过造成暂时的困难罢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帮助迅速地平息了整个事件。伊里奇平常总是在散步的时候谈当时最使他激动的事情，但他竟一次都没有提到过这个事件。当时他在全神贯注地研究怎样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考虑怎样贯彻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11月17日（4日），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的演说充满了对胜利的信心，对布尔什维克采取的路线的正确性的信心，对能得到群众支持的信心。“克伦斯基政府罪恶的无所事事，使国家和革命濒于灭亡；实际上，拖延就等于灭亡，新政权颁布了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程碑。各地苏维埃可以因地、因时制宜，可以修改、增加或补充政府所制定的基本条例。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让工人们建立起自己监督自己工厂的制度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统计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36]（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
　　这些话说得多精彩呵！这些话现在读起来还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伊里奇说：“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就让我们的某些同志去拥护同布尔什维主义无丝毫共同之处的政纲吧。但是莫斯科的工人群众是不会跟着李可夫和诺根走的。”[37]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演说的结束语中说：“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人民委员会在召开下次会议之前推荐出内务人民委员、工商业人民委员的人选，并提议由柯列加也夫[38]同志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职务。”[39]柯列加也夫是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没有接受要他担任的职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仍然不想承担责任。
　　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人进行了鼓动怠工的工作。官员们拒绝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工作，不来上班。11月17日（4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演说时说道：“有人说我们被孤立了。虽然资产阶级对我们大肆造谣诽谤，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士兵不欢天喜地地庆贺政权转归苏维埃。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农民表示反对苏维埃。”[40]正是这些给了列宁胜利的信念。
　　1917年11月21日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代替被撤换了的列·波·加米涅夫。是伊里奇提议他为候选人的。选举进行得非常顺利。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十分坚强的人。在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此外，当时面临着组织一个新型国家的巨大工作，需要一位雄才大略的组织家，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正是这样一位组织家。
　　过了两年，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在最艰巨的时期完成了国家如此需要的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后，于1919年3月18日逝世了。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发表了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演说，这篇演说作为纪念这位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战士的最卓越的文献而被载入了史册。列宁说道：“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在革命胜利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比谁都完整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伊里奇继续说道：“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革命”最“深刻的经常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也就出现了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一位首先是和主要是组织家的人物”。伊里奇评价斯维尔德洛夫是“职业革命家的突出的典型”，他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事业，经过多年秘密活动的锻炼，从不脱离群众，从来没有离开俄国，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把自己锻炼成不仅是受工人爱戴的、对实际工作有极全面极深刻认识的领袖，而且是先进无产者的组织家……只有他的非凡的组织天才，才使我们的工作达到了足以自豪的地步。他使我们完全能够同心协力地卓有成效地进行无愧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众、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真正有组织的工作，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就不能克服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中的任何一个困难，我们就会经受不住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严重考验中的任何一次考验”。伊里奇评价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位“拥有绝对威信”的“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是一位“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务工作”组织者，“这个党建立了苏维埃，实现了苏维埃政权……”。[41]
　　十月革命改变了革命斗争的条件。新的斗争条件要求人们当机立断、坚毅顽强和“眼明手快”，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说的那样，要求人们有巨大的组织胆略。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说过：“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组织。”随着事业的进展，不怕担负责任的人们开始被提到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过去地下工作的条件未能使他们施展出自己的才能。伟大的组织者斯大林同志很快地被提到重要岗位上来了。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拟定人民委员的时候，伊里奇提议任命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这并不是偶然的。伊里奇多年以来为各民族的解放、为各民族能够得到全面发展而奋斗，特别在最近几年来他为民族自决权而奋斗。我记得，伊里奇对任何一件有关这个问题的小事都非常关切。有一次当我告诉他说，教育人民委员部正在为是否要把某些对波兰人说来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归还给他们这个问题而犹豫不决时，伊里奇是多么震怒啊！伊里奇极端仇恨大国沙文主义，极力想使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与压迫各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相反的完全解放这些民族的政策，即给各弱小民族以同志式的关怀的政策。他非常了解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观点，在克拉科夫他们就多次交谈过这些问题。他相信，斯大林会把它看作一个光荣的任务，这就是：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把过去经过深思熟虑和全面探讨而现在必须付诸实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化为事实。必须把民族自决权给予各个民族。这个任务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要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施行这种权利。必须把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工作同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问题、与国内战争问题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领导民族战线工作的人必须具有广阔的眼界、深刻的信念和实际组织工作的能力。正是这样，所以伊里奇才推荐斯大林担任这项工作。
　　摆在党的全体工作人员面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怎样学会按新的方式工作，改造自己一切习惯了的东西，怎样把过去属于革命反对派的人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负责的、精明强干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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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伊里奇终于搬到斯莫尔尼宫来了。拨给了我们一个房间。这里以前是一个女学监住的。房间里有一道隔板，床就摆在隔板的后面。出来进去都得经过盥洗室。可以乘电梯上楼去，伊里奇的办公室就在楼上，他就在那里面工作。他的办公室对面有个不大的房间——会客室。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来谒见伊里奇。从前线来的代表团特别多。有时去找他，他总是在会客室里。士兵们肩挨肩地挤在一起站着，一动不动地在听，伊里奇则站在窗户跟前给他们谈着什么事情。当时斯莫尔尼宫经常挤满了人，伊里奇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工作的。人人都向往着斯莫尔尼宫。当时由机枪团的士兵保卫着斯莫尔尼宫。1917年夏天，这个机枪团驻扎在维堡区，完全受维堡区工人的影响。1917年7月3日，机枪团首先举事，已准备好投入战斗。克伦斯基决定用杀鸡儆猴的办法惩处起义者，把他们赤手空拳地押上了广场，并且彖对待叛徒一样加以侮辱。从此机枪手们愈加仇恨临时政府。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们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战斗，后来，他们就担负起警卫斯莫尔尼宫的责任。机枪手热尔蒂舍夫同志被派去照料伊里奇。他是乌法省的一个农民，他非常敬爱伊里奇，对伊里奇特别关心，细心照料，从当时设在斯莫尔尼宫的食堂里给伊里奇打饭。热尔蒂舍夫是个非凡天真的人，他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对酒精灯怎样燃烧也感到新鲜。有一次，我走进房间，看见他蹲在地板上，往燃烧着的酒精灯里灌酒精。他对安装好的水龙头、对餐具都感到新鲜。有一次，警卫斯莫尔尼宫的机枪手们发现了女子中学学生的一堆小匣子。他们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用刺刀把小匣子挑开了。原来里面装的是几本日记、各种小装饰品和发带。机枪手们把小装饰品分送给附近的小孩子们。热尔蒂舍夫也送给我一个小玩意——一面圆形的小镜子，上面刻有花纹和英文“尼亚加拉”字样。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面小镜子。伊里奇有时同热尔蒂舍夫随便聊上几句，他不惜为伊里奇赴汤蹈火。热尔蒂舍夫当时还负责照应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全家住在我们对面从前斯莫尔尼宫的女官住的房子里。但热尔蒂舍夫不喜欢托洛茨基。有一次，热尔蒂舍夫给我写信说：“他是个爱发号施令的人。”
　　他现在住在巴什基尔共和国的一个集体农庄里。他有一个大家庭，自己常常闹小病，现在在养蜂。他有时给我写信来，还怀念着伊里奇。
　　我整天忙于工作，开始在维堡区工作，后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当时伊里奇终究还缺乏应有的照料。热尔蒂舍夫给伊里奇送菜、送面包和按口粮份额应得的东西。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有时候从家里给伊里奇带来各种食物，而我却常常不在家，对他的饮食也未能经常照顾。不久以前，有个叫科罗特科夫的青年对我说，他十二岁的时候，曾经跟着在斯莫尔尼宫食堂做清洁工的妈妈住在一起。有一次，他妈妈听见有人在食堂里走动。她张望了一下，看见伊里奇站在桌子旁边，拿着一块黑面包和一块鳞鱼在吃。他看见清洁工，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就微笑着说：“真想吃点东西。”科罗特科娃是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在革命后不多天，有次伊里奇上楼时看见科罗特科娃在擦楼梯，因为干活累了正靠着栏杆站着。伊里奇同她谈起话来，当时她还不认识同她谈话的人是谁。伊里奇问她：“呃，同志，您说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生活要比在旧政府下面好些？”但她却回答说：“这关我什么事，只要付给工钱就行了。”后来，当她知道那人就是列宁的时候，她是多么吃惊呵。她一辈子都记得她当时是怎样回答他的。现在她已是个领养老金的人了，她那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做收发工作的儿子已在国立高等美工实习学校毕业，成为一个美术家了。
　　绍特曼的母亲终于住到我们家里来了。她是芬兰人，非常爱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当过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帮助伊里奇在七月事件的日子里隐蔽过，她以此感到自豪。她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使伊里奇非常高兴。她还着手训练热尔蒂舍夫、女清洁工和食堂女服务员。现在我可以安心地离开家了，因为伊里奇会吃得饱，会得到很好的照应。
　　傍晚，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下班回来。要是伊里奇没有事，我就同他到斯莫尔尼宫附近去散步、聊天。当时很少有人认得伊里奇，他散步时也不带任何警卫。的确，机枪手们一见他出去就耽心，生怕出什么事。他们监视着不让敌对分子在斯莫尔尼宫附近集聚。有次抓来了十多个聚在一个墙角里大声辱骂列宁的家庭妇女。第二天早晨，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马尔科夫同志来找我说：“昨天我们抓了几个妇女，她们起哄，您看怎么办，要不要把她们押起来？”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首先，这批妇女中大部分是在逮捕后获释的，其余的则是些什么事也不懂的居民，把她们押起来是可笑的。我笑着建议马尔科夫快点把她们释放了。一个妇女往外走的时候转过身来指着马尔科夫悄悄问我：“这人是列宁吗？”我摇了摇手。我们在斯莫尔尼宫一直住到1918年3月迁往莫斯科的时候。[42]



[1] 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曾秘密地打算把彼得格勒交给德国人，以便镇压革命。——译者注

[2]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页。——编者注

[3] 同上书第4页。——编者注

[4] 亚历山大剧院在彼得格勒。民主会议当时就在那里开会。
　　彼得—保罗要塞位于涅瓦河的另一边，与冬宫相对峙。沙皇时在那里关押政治犯。彼得—保罗要塞有一个巨大的军火库，是彼得格勒的战略要地。现在是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26卷第9—10页。——编者注

[6] 见上书第127—130页。——编者注

[7] 《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写于1917年10月1日（14日）（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2—123页）。——编者注

[8]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62—168页。——编者注

[9] 见《局外人的意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9—161页。——编者注

[10]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453页。——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6页。——编者注

[12]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年10月16日——1941年9月11日） ，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加入了党内的战斗小组。1906年刺杀了坦波夫州长卢热诺夫斯基，当场被捕，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1906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二次会议主席。同年另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2—3月是彼得格勒革命防御委员会委员。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被逮捕。1918年11月被判处1年徒刑，随后将其释放。1919年再次被莫斯科契卡逮捕，被判处1年监禁，后被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医院。1919年4月逃离克里姆林宫。1920年再次被捕，1921年获保释。1923—1925年被关押在莫斯科国营农场，1925—1936年期间被监禁。1937年在乌法再次被捕，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2年完全平反。

[13]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卡姆柯夫（Борис Давидович Камков，1885年6月3日——1938年8月29日），早年即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起流亡国外。一战时持国际主义立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5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逃往立陶宛。1918年成为乌克兰社会革命党领导人。1920年被捕。1929年因“劳动农民党案件”被判处2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92年平反。

[14] 加夫里尔·尼古拉耶维奇·卢热诺夫斯基（Гаври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уженовский，1871年2月12日——1906年2月1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担任律师。1904—1905年任坦波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905年加入俄罗斯人民同盟。1905—1906年任坦波夫副省长，在任期间指挥黑色百人团残酷迫害农民运动。1906年2月1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刺杀身亡。

[15]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现在还要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走在一起”。——编者注

[16] 关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成员的资料是后来搞确切的（参见《苏共党史》俄文版第3卷第1册，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31页）。——编者注

[17] 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Дыбенко，1889年2月16日——1938年7月29日），1911年入伍。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七月事件后被捕，9月获释。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1月参与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3月因私自撤退被开除出党并被捕，被判处死刑，后被特赦。1919年任克里米亚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打败了邓尼金部队。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坦波夫叛乱。1922年重新加入俄共（布）。1928—1933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33—1937年任伏尔加河军区司令。1937年6—9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7—193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副木材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2月被捕，7月遇害。1956年平反。

[18]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9—240页。——编者注

[19] 俄国文学家克雷洛夫写过一则《天鹅、梭鱼和龙虾》的寓言，大意是天鹅、梭鱼和龙虾合拉一辆小车，尽管都用了很大力气，但因为各自方向不一，结果小车还是停在老地方。说明共事的人如果不能一致，就会一事无成。——译者注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рыло́в，1769年2月13日——1844年11月9日），俄国作家、诗人、记者、剧作家、翻译家。

[20]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可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愿意为建立新政府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拒绝派代表参加政府。”——编者注

[21]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这些部长应该创立起崭新的工作形式，他们工作的性质将区别于旧的部长，与旧的官僚主义的习气完全不相容。虽然问题并不在于名称，但部长的职称还是应该采用新的叫法，就象法国大革命时的叫法一样，名称必须体现他们是革命人民的全权代表。部长应该叫做‘人民委员’。他们的会议将不叫部长会议，而叫‘人民委员会’。只有依靠群众，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纲领才能够得以实行。人民委员在工作中应与工人、水兵、士兵、赤卫队员、农民和职员等群众组织紧密团结。由他们组成各种委员会，主持国家生活某一部门的工作，这些委员会应受人民委员领导。”——编者注

[22]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

[23] 伊万·阿道夫维奇·泰奥多罗维奇（Иван Адольфович Теодорович，1875年8月29日——1937年9月20日），1894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组织了莫斯科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工会”。1900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年夏越狱并流亡瑞士。1905年年底回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8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他支持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建立“左翼联合政府”的提议，为此辞去一切职务，但不久后又收回辞呈。1922—1928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6—1928年任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28—1930年任农民国际主席。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4]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1页。——编者注

[2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26]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6页。——编者注

[27]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28] 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列宁在革命的日子里》，载于《列宁在1917年。回忆文集》，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53、254页。——编者注

[29] 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列宁在革命的日子里》，载于《列宁在1917年。回忆文集》，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55—256页。——编者注

[30] 维拉·克利门捷夫娜·斯卢斯卡娅（Вера Климентьевна Слуцкая，1874年9月5日——1917年10月30日），189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加入崩得。1902年流亡德国，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年再次流亡国外。1912年回国。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吕班。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年10月30日在为镇压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赤卫队运送药品时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31]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8—249页。——编者注

[32]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33] 亚历山大·伊里奇·杜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Дутов，1879年8月5日——1921年2月7日），1899年入伍。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1913年转入预备役。1916年重服现役，参加了布鲁西洛夫攻势。二月革命后任哥萨克部队联盟理事会主席。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发动叛乱，被红军击溃。1919年支持高尔察克。1920年被彻底击溃，逃亡中国。1921年在伊犁被契卡特工暗杀身亡。

[34]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鲁德涅夫（Вадим Викторович Руднев，1879年1月5日——1940年11月19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5年回到莫斯科，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07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1年流亡瑞士。1914年一战爆发后回国并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6—10月任莫斯科市长。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流亡法国，参加了社会革命党流亡组织的活动。1940年死于波城。

[35] 尼古拉·季米特洛维奇·阿夫克森齐也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ьев，1878年11月16日——1943年3月4日），生于奔萨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05年革命中曾当选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逃往国外。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全俄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于1917年7月—9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1917年10月7日（公历10月20日）——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临时议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白军被粉碎后流亡国外。

[36]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编者注

[37] 同上书第270页。——编者注

[38] 安德烈·卢基奇·柯列加也夫（Андрей Лукич Колегаев，1887年3月22日——1937年3月23日），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9年被驱逐出境。二月革命后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支持解散立宪会议，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8年创立革命共产党。同年加入了俄共（布）。内战期间任南部阵线食品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金融人民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7年平反。

[39] 同上书第273页。——编者注

[40] 参见同上书第276页。——编者注

[41] 《列宁全集》第29卷笫68—72页。——编者注

[42]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斯莫尔尼宫里在紧张地进行防御工作。我怀着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全力以赴地在军事战线上工作的人们，非常想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对伊里奇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他要操心的事情很多，这些日子以来，他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跟我谈使他激动的那些问题，这种谈话十分重要，也十分亲切。有一次夜间散步时谈话的情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次谈话与清朗的星夜十分相宜。伊里奇很喜欢那样的星夜，喜欢久久地抬头瞧着星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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