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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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

　　伊里奇在1921年11月5日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里写道：“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星期之内建成了苏维埃国家，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这个大倒退（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我们还是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能够利用‘喘息’的时机来胜利地前进，去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1]、尤登尼奇^[2]、皮尔苏茨基^[3]、弗兰格尔^[4]。”^[5]列宁当时所说的这几个星期，主要是包括留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这个时期，即3月中旬迁往莫斯科之前这个时期。伊里奇领导并组织了这全部的工作。这不是一般的紧张的工作，而是耗费他的全部精力并使他的神经极度紧张的工作。当时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进行殊死的斗争，常常还得同一起工作的亲近的同志们作斗争。无怪乎伊里奇深夜回到我们在斯莫尔尼宫里的房间时，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又起来给某个人打电话，下达某些紧急的命令，最后即使睡着了，还在梦中继续谈工作……在斯莫尔尼宫不但白天进行工作，而且夜里也进行工作。开始时，一切工作都在斯莫尔尼宫进行——又是党的各种会议，又是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在这里进行，从这里发出各种电报、命令，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到斯莫尔尼宫来。可是人民委员会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机关呢？这个机关开始只有四个人，而且是毫无经验的人，他们不停歇地工作，做了实际工作所要求的一切事情；当时脑子里甚至于连想都没想把他们的工作职责明确地划分和限制一下，因此工作职责没有明确地划分，而是包罗万象的。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但是人手无论如何也不够用，因而伊里奇只好常常亲自做些杂事，如打电话，等等，等等。当然，他们也使用了党的机关的力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他组织的机关的力量。可是，要使用这些机关的力量也需要做不少的组织工作。当时的一切都处于初创阶段。必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官僚机关起来反抗了，旧内阁各部和所有国家机关的职员决定千方百计地进行怠工，以此来阻挠苏维埃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机关。我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在国民教育部“夺权”的。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和我们很少的几个党员到国民教育部大厦去。这座大厦坐落在车尔尼晓夫桥的旁边。国民教育部附近有怠工者设立的岗哨，怠工者预先告知前往国民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和来访者，说那里不进行工作，有人甚至试图同我们谈这个问题。在部里，除通信员和女清洁工外，一个职员也没有。我们在一些空荡荡的房间里（房间里的桌子上还摆着没有收拾的文件）看了看，然后向一个办公室走去，就在那里召开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我们在内部分了工，当时决定让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给办事人员讲一次话，他这样做了。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讲得很热情。相当多的听众聚精会神地但又有点莫名其妙地听着，因为当权的人还从来没有给他们谈过这些问题。
　　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状况还不算怎么糟。资产阶级并不特别重视它，我们也不难把事情弄清楚。我们里面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国民教育工作。例如，明仁斯卡娅姊妹曾多年在彼得堡的小学里当过教员，我也做过许多教学工作，研究过教育学，大家都曾作过宣传员和鼓动员。十月革命前几个月在区杜马的工作，使我获得了不少组织工作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联系。我搞的是社会教育（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我有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党和工人群众对这个工作的支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6]。依靠了群众，工作马上就有新的起色。当然，在拨款、行政、统计和计划方面做得不好，但工作还是很快地向前推进了，群众的求知欲很高，群众坚持着干，工作就搞起来了。
　　但是在粮食、财政和银行这些关键部门，情况就不同了。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派去防守这些部门。他们特别狂热地组织怠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这方面又最缺乏经验和实际的业务知识。敌人对此寄予希望，因为“他们对付不了”。当时我们还不大善于施加压力。我们的青年，不只是青年，凡是较晚参加工作的人，常常把事情看得非常简单：夺取了冬宫、打垮了士官生和打退了克伦斯基的进攻——就算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建立机关，怎样进行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他们就不大关心了。而事实上，我们在管理工作方面最初采取的那些步骤，我们怎样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学习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斗争，不用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尼·彼·哥尔布诺夫^[7]在他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关怎样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回忆文章里，象史诗般精彩地叙述了比如在财政战线上我们是怎样夺权的。哥尔布诺夫同志写道：“国家银行无视政府的命令和拨付经费的要求猖狂地怠工了。财政人民委员缅任斯基同志（现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娜·克·注）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直至逮捕国家银行经理希波夫^[8]，都不能迫使银行给政府拨付革命所必需的经费。把希波夫带到了斯莫尔尼宫并且在那里拘押了一个时期。他同缅任斯基同志和我在一个房间里住宿。白天，这个房间就变成某个机关（大概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吧）的办公室了。而使我懊恼的是我还不得不装做特别客气的样子把我的床让给他睡，自己则睡在椅子上。”^[9]皮达可夫同志被任命为国家银行的经理。开始他一点钱也弄不到。哥尔布诺夫同志叙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把他亲笔签署的命令交给他，命令上指示国家银行不受一切规矩和手续的限制，作为例外情况将一千万卢布交到人民委员会的秘书手中由政府支配。奥新斯基^[10]同志被任命为国家银行的政府委员。伊里奇在把命令交给他们（哥尔布诺夫和奥新斯基）的时候说：“如果弄不到钱，你们就别回来。”钱终于弄到了。他们依靠下级职员和通信员，加上赤卫军的威胁，迫使出纳员交出了所需的数目。在银行武装警卫队扳着枪机保护的情况下接收了钱款。哥尔布诺夫同志写道：“现在困难是在装钱的袋子上了，我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最后，有个通信员给我们借来了两个旧的很大的袋子。我们满满地装了两袋子钱，把它们扛在背上，搬进了汽车。
　　我们笑逐颜开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在斯莫尔尼宫我们也是这样把袋子往背上一扛搬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当时伊里奇不在办公室。在等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为了保护’这笔钱，我就端着手枪坐在袋子上面。我郑重其事地把装钱的袋子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以一种好象理所当然的样子收下了装钱的袋子，但在实际上他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把隔壁屋子里的一个衣柜腾出来保管苏维埃第一批现款，用椅子排成半圆形把这个衣柜围起来并派卫兵看守。人民委员会发布一个特别命令规定了这批现款的保管和使用办法。这样就为我们苏维埃的第一个预算打下了基础。”^[11]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描写了后来是怎样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战斗行动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之下进行的，邦契—布鲁耶维奇征求了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进行了一切准备工作：草拟了各种命令、组织了运输、组织了二十八个射手队，等等。当时要占领二十八个银行，要逮捕二十八个银行经理。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道：“我向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马尔科夫同志提出，拨出一幢远离群众的僻静的好房子，叫他在这所房子里准备好二十八张床，还有桌子和椅子，而且告诉他，要他准备好接待二十八个人吃饭，首先，在早晨八时以前要准备好茶和早餐。”占领二十八个银行的事进行得很顺利。这是在1917年12月27日进行的。“财政人民委员很快就把新的工作人员派到银行里去了。许多被捕的银行经理表示也愿意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继续工作，于是他们就立即获释了。向各个银行派出了政府委员，按照集中国家银行的资金和银行业务的需要，工作在继续进行下去。”^[12]
　　我们就这样夺了权。
　　当时大家都很着急。大多数人都还缺乏业务知识和信心，所以不止一次地听到同志们说：“我再也不能工作下去了”，但他们没有放下工作，而且在工作过程中学得很快。
　　国家工作的新的部门、新的形式建立起来了。
　　11月12日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
　　因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提到了工人监督，于是工人就立刻把它广泛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实际上，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就已经使他们作好了这个准备。工厂主们已经开始重视工人们的意见，而工人们也已经惯于十分认真而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是工作是自发地进行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持下，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委员会会议，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米·托姆斯基、亚·施略普尼柯夫、瓦·施米特、格列博夫—阿维洛夫、洛佐夫斯基、策彼罗维奇和其他人。一部分同志说，必须实行国家监督，以代替常常转变为夺取工厂、矿山和矿井的自发的工人监督；另一部分同志认为，不必在所有的工厂实行监督，而只须在一些规模较大的金属加工工厂、铁路和其他地方建立监督就成了。但伊里奇却认为，不能把这个工作的范围缩小，不能在这个工作中限制工人的首创精神。即令许多事情做得并不如人所愿，但工人们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学会真正的监督。伊里奇的这个观点是根据他对社会主义的下述基本观点得出的，这就是：“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结果委员会同意了伊里奇的观点，拟出了草案，这一草案提交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于11月29日颁布。工人群众是非常积极的，基层纷纷提出倡议。就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几天里，工厂委员会会议提出必须建立领导整个工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机关，即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设想。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必须参加这个委员会。一个新型的机关建立起来了。1917年12月18日公布了关于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命令。^[14]
　　土地问题进展得很慢。第一农业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由于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事件的关系，提出辞职后就到西伯利亚去了。施利希特尔^[15]同志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但他当时住在莫斯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立刻告诉他，叫他赶紧到彼得格勒来，而当时在斯莫尔尼宫里农民提出土地应怎样处置的问题，他们在缠着伊里奇。11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答复农民的问题》和《告人民书》^[16]。在《答复农民的问题》中，他重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法令，号召各乡委员会自己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告人民书》中，他号召人民“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业，所有这一切今后都完全是你们的财产、全民的财产了”。^[17]这里有一个和工人监督制的法令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在斗争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当施利希特尔同志来到的时候，伊里奇委托他立刻组织接待来自各地的农民代表的工作，向他们作有关没收土地的法令的具体指示。伊里奇指出，然后，必须把政府机关掌握到自己手中，粉碎怠工和迅速制定有关土地的《条例》。
　　11月23日，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召开了。^[18]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两次话，他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意义。出席代表大会的三百三十名代表中有一百九十五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派；在代表大会上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只有六十五人）进行了斗争。在列宁的第二个报告以后，通过了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和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协商条件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意参加政府，把自己的代表派到各个人民委员部去，虽然他们没有立即派去。柯列加也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出任农业人民委员，但他并没有立即上任。
　　我们住在彼得格勒这个时期，我很少见到伊里奇，他总是忙于同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们谈话，他那里经常有会议，他抓紧草拟各种法令，这些法令为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奠定了基础。是的,在傍晚，在黄昏，或者在深夜时分，我有时同他在斯莫尔尼宫的附近稍稍散会儿步。这时，伊里奇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意见谈出来，谈谈他最关心的事情。可是当时时间不多。关于工作进行的情况，与其说我是从他那里了解到的，还不如说我是从别人那儿了解来的。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常常可以碰到许多党员群众。由于在国外、在1905年和在维堡区认识我的同志按老习惯同我交谈他们的感受，所以我才详细地了解到什么工作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有许多人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来。当时既没有军事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又没有工会的文化教育处，所以群众都涌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他们顺便谈了许许多多有关基层群众情绪的有趣的事情。我特别记得一位来自前线的同志的谈话，这位同志是来向我们征询如何在前线开展文教工作的意见的。他谈到了士兵群众中存在的那种对贵族学校和一切旧文化的深刻的仇恨。当时士兵被指定在一所实科中学内宿营。士兵们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图书、地图、练习本，只要是学校课桌和书橱内的东西都撕了个粉碎，而且还拿脚乱踩。他们把所有的教材都毁坏了，说：“该死的贵族老爷们就是在这里教他们的孩子们的。”这使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在九十年代，一个工人（星期日夜校的学生）在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地球是圆形的所有论据之后，在结尾时他却以不信任的讥讽语气补充道：“但是不能相信这一套，这是贵族老爷们瞎编出来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同伊里奇谈到过关于群众对旧科学和旧学校的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后来，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伊里奇说道:“过去，全部人类的智藏、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这些我们都知道，为了实现这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难道还不值得努力工作，还不值得献出全部力量吗？劳动人民一定能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因为在他们身上蕴藏着尚未苏醒的伟大的革命、复兴和革新的力量。”^[19]伊里奇的这些话向落后的群众表明，群众如此憎恨的旧科学即将成为过去的事了；今后，科学将只是为群众造福而服务。群众必须掌握科学。
　　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司依靠同工人建立的联系进行工作，首先是依靠维堡区的工人进行工作。我记得我们怎样同他们一起编写《公民识字课本》的。这是一门具有特殊意义的课程，每个工人都必须掌握它，以便能够参加社会工作、各级苏维埃的工作和参加在苏维埃周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那些组织的工作。此外工人们还谈了区里正在进行的工作。生产开始缩减了，工厂开始解雇青工；粮食供给方面有好多困难。12月10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详细研究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组织召开一次粮食工作者会议，来讨论同奸商作斗争和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的实际措施。过了两天，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伊里奇起草的关于使完成海军部订货的工厂转向生产民用产品的决定。不能简单地把军用工厂关门了事，必须阻止失业的增长。
　　伊里奇督促组织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粮食人民委员部必须取代原粮食部；一方面，当时这个机关的反抗特别厉害，另一方面，应当釆取一些新的办法把工人群众吸引到这个工作中来，找出吸引工人群众参加这个工作的形式。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内，苏维埃机关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旧的政府管理机关打碎了，由缺乏经验的、还不熟练的新手建立起苏维埃机关。许多事情还有待去做；但是，如果看一下1918年初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那就应当说，当时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维堡区组织了除夕联欢会。除夕联欢会同时欢送维堡区的赤卫队员上前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参加过同向彼得格勒进军的克伦斯基军队的斗争。他们到前线去，为了进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工作，为了唤起士兵的积极性，为了把革命的精神带到整个斗争中去。除夕联欢会是在米哈伊洛夫士官学校的大厅里举行的。奔赴前线的同志们以及全维堡区人都想见见伊里奇，于是我就设法劝说他到那里去，去同工人们一起欢度苏维埃的第一个新年。伊里奇很高兴这样做。我们就动身去了。我们好容易才出了广场。由于取消了打扫院子的人，没有人扫雪，因此司机要有很高的技术才能通过雪堆。我们是晚上十一时半到达那里的。米哈伊洛夫学校的“白色”大厅很象个练马场。伊里奇在工人热烈欢迎声中走上了讲台。听众的情绪使他激动，虽然他讲得很朴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和响亮的口号，但他讲了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他谈到工人们应该如何通过各级苏维埃按新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全部生活。他也谈到了上前线的同志们在那里应该如何在士兵中间进行工作。当伊里奇讲完话的时候，全场向他热烈欢呼。四个工人抬起伊里奇坐的那把椅子，把他放在椅子上举了起来，我也同样被举了一下。后来大厅里开始上演文娱节目了，而伊里奇还坐在指挥部里喝了一会儿茶，并在那里同人们聊了一会儿天。后来，我们就尽量不引人注目地离开了。这次联欢会给伊里奇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1920年的时候，他叫我跟他到各个区里去——这已经是在莫斯科的事了，他想再同工人们在一起欢度新年，那次我们走了三个区。
　　在旧圣诞节的时候（俄历12月24日至29日，公历1月6日至11日），我同伊里奇、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芬兰的某个地方去。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工作的科秀拉同志，把我们安置在芬兰的一个疗养院里，^[20]别尔津同志当时也在那里休假。芬兰室内独有的一尘不染的白色和窗户上挂的窗帘，使伊里奇回想起1907年那个时期他在芬兰赫尔辛福斯的秘密生活，回想起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他在那里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情景。不知为什么没有休息得成，伊里奇甚至有时还象从前被迫隐蔽时期那样小声地讲话，虽然我们每天都去散步，可是却没有真正的兴趣；伊里奇在考虑各项工作并且老是在写作。他在休假这四天内写的东西，他认为是还未完成的，因而当时没有让它们流传出去。《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怎样组织竞赛？》、《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这几篇文章^[21]当时没有发表，只是在他逝世五年以后才被公布出来，但这几篇文章却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在认真考虑的问题。当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用最好的方式组织日常经济生活，如何更好地帮助工人们，使他们从当时困难的生活境遇中摆脱出来；如何组织消费公社，供应孩子们牛乳，如何把工人们迁移到好一些的住宅里去，以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如何组织日常的统计和监督；如何把这一切组织起来，以便把群众吸引到工作中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唤起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伊里奇考虑如何把工人中间的最有才能的组织者选拔出来做这种工作，于是他写了论竞赛，论竞赛的组织作用的文章。
　　“休假”的生活不能太久；四天过去了，应该回到彼得格勒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在记忆中留下了这么一些印象：冬天的道路，穿过芬兰松树林的旅程，一个美好的早晨和伊里奇沉思忧虑的面色。他在考虑着当前的斗争。在最近几天内必须解决立宪会议的问题，——立宪会议定于1月18日（5日）召开。立宪会议问题到1918年初已经完全清楚了。当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纲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还被认为是非常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当时提出的工人阶级奋斗的最近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立宪会议在当时是个战斗口号，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时刻为这个口号作了比孟什维克勇敢和坚决得多的斗争。当时除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形式而外，还没有人能具体地想象到政权的其他民主组织形式。在1905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合乎群众心意的新的国家政权形式的萌芽。在反动年代里，伊里奇深刻地考虑过这个新型的组织形式，把它同巴黎公社时期建立的国家组织形式作了比较。1917年二月革命除建立了临时政府外还建立了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的组织。最初苏维埃对资产阶级唯命是从，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走卒——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竭力企图把苏维埃变成模糊群众意识的机关。从4月开始，列宁回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最贫苦阶层的阶级觉悟，千方百计地帮助全面开展阶级斗争。
　　工人和农民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实质上已预先决定了将来在立宪会议中的斗争方向：一方面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另一方面却将为建立某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斗争。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预先决定了政权类型的问题，因而立宪会议只要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形式固定下来，研究一下细节就行了。布尔什维克是这样看的。资产阶级却认为，立宪会议可以扭转历史车轮，在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类型的政权之后，就取消苏维埃，或者至少把它的作用化为乌有。十月革命前夕进行了苏维埃改选；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占了优势，他们执行了党的决议。
　　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党就懂得，立宪会议是不会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召开的。早在1905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22]中，分析了孟什维克1905年夏天在布尔什维克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他在当时就说，孟什维克在他们的决议中把“立宪会议”的口号叫作“彻底的胜利”，因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是保皇派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的（见‘解放社’的纲领），其所以接受这个口号，正是为了把革命藏起来，为了不让革命完全胜利，为了使大资产阶级能和沙皇制度妥协分赃。”^[23]
　　因此在1917年——十二年之后——布尔什维克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就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
　　但是临时政府围绕立宪会议制造了一系列的幻想。为了打破这种幻想，当时必须召开立宪会议并设法使它为革命服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尽力向群众揭露它的害处，消除一切制造出来的幻想，夺下敌人手中这个反对新政权的鼓动工具。拖延召开立宪会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而在11月10日就公布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在规定期限内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1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里能不能拥有多数呢？他们有无产阶级作后盾，拥有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孟什维克到这个时候在工人中间几乎已经失掉了任何影响。无产阶级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即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不仅拥护布尔什维克，而且它是在十五年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是有觉悟的、具有革命情绪的无产阶级。它也善于引导农民跟着自己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为和平”、“为土地”而斗争的口号，使得陆军和海军的半数选票都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农民的大多数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分裂成了右派和左派。大多数人拥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贫农和大多数中农都跟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走。大家都知道，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把参加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出党了。11月23日（12月8日）召开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在这次会上讲了话一一承认了苏维埃政权。次日在伊里奇做了报告以后，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到斯莫尔尼宫去，那里正在举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们参加了这个会议。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应当参加政府。就在当天，伊里奇给《真理报》写了《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24]一文。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表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在来自前线日益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士兵的书信影响之下，农村、农村的贫农和中农也归附苏维埃政权了。农民还没有弄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同在什么地方。选票总的是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而实际上大多数选票显然是投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必须对从前选出的代表行使罢免权的意见。他说，罢免权——这实际上是对代表的言论和行动的监督权。这种权利由于已往革命传统的关系至今还在北美合众国以及在瑞士的某些州里存在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罢免权，并且在1917年12月6日公布了相应的法令。早在8月间，临时政府就任命了由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立宪会议的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千方百计地阻挠选举的准备工作并且拒绝向人民委员会提出选举进程的报告。在通过关于罢免权的法令的当天，即12月6日，任命人民委员乌里茨基同志领导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拒绝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于是委员会的委员们就被逮捕了，不过在12月10日根据列宁的命令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获释了。1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立宪会议将于四百名代表到达彼得格勒后召开。12月11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企图组织游行示威，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参加，无论工人或是士兵都没有参加这次游行示威。12月13日选举委员会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阐明了有关立宪会议的问题。12月14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立宪会议的问题发表了演说。他在会议上说道：“有人建议我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召开立宪会议。先生们，对不起，不行！原来的计划是想用它来反对人民的。我们进行革命，就是要保证立宪会议不能用来反对人民，……要让人民知道，立宪会议不会按照克伦斯基的愿望召开。我们实行了罢免权，立宪会议是不会使资产阶级如愿以偿的。就在立宪会议召开的前几天，资产阶级组织了内战，加强了怠工，并破坏停战。我们不要受形式主义口号的骗。他们希望在立宪会议里占有席位，同时又组织内战（这时在南俄，在顿河岸罗斯托夫附近，由卡列金将军组织的血腥战斗正在进行着。——娜·克·注）…… 我们要对人民讲真话。我们要告诉人民，他们的利益高于民主机关的利益。不要倒退到那种使人民利益服从形式上的民主制的旧偏见上去。立宪民主党人高喊‘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实际上这就是说：‘全部政权归卡列金’。必须把这一点告诉人民，人民是会赞成我们的。”^[25]次日，12月15日，伊里奇在斯皮里多诺娃主持下举行的全俄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代表大会开得非常热烈，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代表大会。
　　围绕着立宪会议掀起了尖锐的斗争，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有人开始动摇，流露出右倾情绪，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明显了。12月24日中央委员会为此召开了会议；当时决定在立宪会议的党团内由中央委员会作一个报告，拟定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提纲，这两件事情都委托列宁去做。他草拟了提纲，并于次日在斯莫尔尼宫作了报告，在立宪会议的党团会议上宣读了提纲。提纲被一致通过，第二天就在《真理报》上公布了。在提纲中向立宪会议明确地提出了以下的要求：它必须承认苏维埃政权，承认苏维埃政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工人监督问题和在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中所执行的那条革命路线。
　　立宪会议定于1918年1月18日（5日）召开。
　　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党在伊里奇的领导和积极参加之下进行的，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这是一场反对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斗争，是一场争取真正的民主制的斗争，真正的民主制使劳动群众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方面广泛地展开巨大的革命工作。
　　为召开立宪会议而进行的工作表明，这一工作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深入的，如何越来越广泛地依靠群众，如何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党的干部和苏维埃的干部如何在斗争中同群众团结起来的。^[26]当前还有筹备和举行立宪会议的大量工作要做。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议论非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不可。他们当中的极右分子建立了一个军事组织，这个组织曾在1月1日谋刺列宁未遂，它积极地准备在立宪会议开幕那天——1月18日（5日）——进行武装暴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表面上不支持这个军事组织，实际上对它的活动很了解而佯装不知。这个军事组织同“保卫立宪会议联盟”勾结起来了，后者的宗旨在于协调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行动。社会革命党的极右分子、孟什维克护国派、人民社会党人和某些立宪民主党人加入了“保卫立宪会议联盟”。他们虽然积极活动，但是既未能把工人，也未能把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勾引到他们那边去。他们的鼓动只是在市民中间收到了一定效果。
　　1月18日（5日）的游行，是一次小市民的独特的游行，可是满城盛传着关于准备武装暴动的谣言。布尔什维克准备反击了。立宪会议原来确定在塔夫利达宫召开。成立了军事司令部，斯维尔德洛夫、波德沃伊斯基、普罗相^[27]、乌里茨基、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其他人参加了司令部工作。全城和斯莫尔尼区被划分成了几个地段，工人们担负起了保卫工作。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调来了一个队，从“共和国”号战斗舰调来了两个连，来维持塔夫利达宫、塔夫利达宫周围及毗邻地段的秩序。“保卫立宪会议联盟”策划的武装暴动没有举行，而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举行了小市民游行示威。他们的游行队伍在涅瓦大街和利齐尧区的拐角上，同我们的在“苏维埃政权万岁” 口号下举行的工人的游行队伍冲突起来了。发生了武装冲突，但迅速平息了。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忙碌地张罗着，他打电话，下命令，极其机密地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斯莫尔尼宫转移到塔夫利达宫去。他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一辆车，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邦契—布鲁耶维奇也被安排坐在这辆汽车上。我们乘车从一个胡同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大门关着，但汽车鸣了一下暗号，门就开了，把我们放进去以后，门又关上。卫兵把我们领进了拨给伊里奇专用的房间里。这几个房间在正门的右侧，要到会议厅去必须经过一条玻璃走廊。在正门入口处的两旁站着代表们的队伍和许多观众，伊里奇从特别入口处进去当然要方便得多，但是这种过分神秘的做作却使他有些生气。我们坐下来喝茶，一会儿这些同志来了，一会儿那些同志来了，我记得柯伦泰和德边科都来了。我们坐了好长时间，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开得够热烈的。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主持了这次会议，她是莫斯科人。莫斯科人在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上态度是坚定的，有人甚至操之过急，想立刻解散立宪会议，他们忽略了必须把事情安排得使群众都明白为什么必须解散立宪会议。
　　原定由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宣布立宪会议开幕。
　　会议在下午四时开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会场时想起他把手枪忘在大衣口袋里了，他回去取手枪，但手枪不见了，虽然没有一个闲杂人到外室来过。显然，是警卫队的什么人把手枪拿去了。伊里奇把德边科训斥了一顿，说警卫队里毫无纪律。德边科很着急。后来当伊里奇开完会回来的时候，德边科把警卫队交回的那枝手枪还给了他。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迟到了一会儿，所以立宪会议决定让年龄最大的立宪会议成员施韦措夫^[28]（社会革命党人）宣布立宪会议开幕。施韦措夫已经登上了讲台但又磨蹭了一会，而斯维尔德洛夫恰巧在这时赶到会场，他登上了讲台，从施韦措夫那里夺过铃来，把他往旁边一推，就用他那响亮而浑厚的嗓音宣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宣布立宪会议开幕，接着，他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了会议前夕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个宣言是由列宁起草并由列宁同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一起修改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宣言，同时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中说：“不论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的哪种职能的任何企图，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企图，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29]
　　《宣言》说：“1.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接着，它表示承认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法令。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是要由立宪会议批准的。“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任务仅限于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30]立宪会议中的右派对立宪会议活动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立宪会议非把全部政权抓到自己手里不可。当时大多数人拥护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议切尔诺夫担任会议的主席，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议斯皮里多诺娃担任会议的主席。切尔诺夫获二百四十四票，斯皮里多诺娃获一百五十一票。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投票赞成斯皮里多诺娃，是因为当时基本的问题是立宪会议是否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那时是同布尔什维克一道走的。在那个时刻推荐斯皮里多诺娃当候选人，这会帮助农民群众认识到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了在同农民结成紧密联盟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任务，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是拥护这个联盟的。因此，在鼓动的意义上来说，推荐斯皮里多诺娃当候选人具有重大的意义。
　　主席（切尔诺夫）选举出来以后，争论就开始了。切尔诺夫代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土地问题讲了话；左派的队伍里以“把土地交给农民的苏维埃万岁！”的喊声作为回答。继切尔诺夫之后发言的布哈林，建议首先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必须首先决定，立宪会议同谁一道走：“同卡列金、士官生、工厂主、商人、贴现银行的经理一道走呢，还是同下士兵、工人、士兵、水兵一道走？”策烈铁里^[31]代表孟什维克发言，极尽攻击布尔什维克之能事，他用内战进行威胁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
　　从那时起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亲眼看到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是如何用同样的手法——甜言蜜语、内战威胁、各种诺言——出卖工人阶级的事业的，亲眼看到它帮助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帮助这些野蛮的屠杀者，帮助垂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凶恶的拥护者，帮助怕共产党人怕得要命的人，帮助口头上宣扬国内和平而实际上帮助地主和资本家凶恶地剥削劳动人民的人，帮助把他们推向比从前更为残酷的新的世界大战深渊里面去的人。
　　但是，布尔什维克清楚地看到了，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会把大家引到哪里去。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说：“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一刀两断了。我们要把反对资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和你们是站在街垒的两个方面。”^[3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讲话，他坐在台阶上，讥讽地笑着，开着玩笑，作些记录，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会议上好象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在他的文件里保存下来他的一篇文章的开始部分，记述了他对立宪会议的这次会议的印象：“在美丽的塔夫利达宫里，度过了沉闷、无聊而又单调的一天。塔夫利达宫在外表上和斯莫尔尼不同，就跟美丽的但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的普通的苏维埃机关不同差不多。苏维埃机关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就绪，因而尚待努力改善，但它是朝气勃勃和富有生气的。”“我在那些埋头工作，忙着砍伐和挖掉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这棵大树及其老根的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了生动的、真正的苏维埃工作以后，忽然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同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打交道。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和它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的帮凶、食客、奴仆和辩护士的阵营。我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苏维埃组织为反对剥削者进行斗争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仍然主张同资本家妥协的甜言蜜语、废话连篇、空口许愿的世界。”^[33]
　　赞成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的仅一百四十六名代表，而反对的却有二百四十七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休会。立宪会议里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开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当时决定：不再回到会议厅去。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洛博夫^[34]同志被派到会议厅去声明布尔什维克退出立宪会议，并且说明为什么退出。党团也决定不解散立宪会议，让它把会议开到结束。会议继续开到1月6日下午四时四十分，会后，代表们都回家去了。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以后会议便没有再开了。
　　群众对解散立宪会议一事漠不关心。立宪会议没有威信，解散立宪会议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不安。阻挠进一步开展工作的绊脚石被搬掉了。这是给一切有妥协思想的人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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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掉了阻挠前进的立宪会议这块绊脚石，与此同时，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从毁灭国家的帝国主义大战的陷坑里挣脱出来的任务便显得突出了。
　　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天，便同克伦斯基的进攻部队，同暴动的士官生进行了武装斗争，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妥协动摇现象进行了斗争。11月20日，人民委员会命令最高总司令杜鹤宁^[35]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四国同盟（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进行和平谈判。11月22日，当通过直达电报的谈话了解到杜鹤宁将军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的时候，就把他撤职了，任命克雷连柯同志为最高总司令。当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告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革命军队的全体士兵和革命舰队的全体水兵的无线电广播稿，他号召士兵和水兵积极进行干预，伊里奇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士兵群众的身上，而不是寄托在将军们的身上。

　　无线电台广播道：“士兵们！和平的事业掌握在你们手里。不要让反革命将军破坏伟大的和平事业，你们要牢牢地看住他们，避免在革命军队里发生不应有的私自审判的事情，不让这些将军逃避以后法庭的审判。你们要维持极其严格的革命军事秩序。
　　希望前沿阵地的各团立刻推选全权代表同敌人正式进行停战谈判。
　　人民委员会授予你们这种权利。
　　你们要用各种办法把谈判的每一步骤通知我们。至于最后的停战协定，只有人民委员会才有权签订。
　　士兵们！和平事业掌握在你们手里！要保持警惕，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充满毅力，和平事业一定胜利！

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代表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军事人民委员兼最高总司令尼·克雷连柯”^[36]

　　11月21日，苏维埃政府对同俄国结盟的国家的代表们提出研究和平法令的建议。
　　11月23日，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他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这将是一场困难的、顽强的斗争，但是他认为我们的机会是非常好的。他还谈到革命亲善问题。“我们现在己经能够用无线电报同巴黎联系，一旦和约拟就，我们就能告诉法国人民，和约是可能签订的，能不能在两小时内签订停战协定完全取决于法国人民。那时我们再看，克列孟梭会说什么。”^[37]11月23日，开始公布其他国家的秘密条约；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是怎样向群众大撒其谎，是怎样欺骗他们的。
　　11月23日，苏维埃政府也向与战争无关的中立国家建议，把苏维埃政府准备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正式通知敌方政府。
　　11月27日，德国总司令的答复来了。他表示同意开始和平谈判。
　　11月23日，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说：

　　“光靠上面是不可能签订和约的。应当从下面争取和平。对德国的将领我们一点也不信任，但是我们信任德国人民。没有士兵的积极参加，总司令所签订的和约是不牢靠的。”^[38]

　　德国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妙，粮食状况是困难的。此外，人民疲于战争，因此德国早就想同俄国缔结和约以便腾出手来去同法国作斗争，而在战胜巴黎之后，也就可以再来对付俄国了。
　　德国总司令的答复一到，人民委员会就立刻征询协约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北美利坚合众国）的意见，问他们是否同意在12月1日同四国同盟进行和平谈判。
　　协约国没有答复，而是越过苏维埃政府向被撤了职的杜鹤宁将军提出反对单独媾和的抗议。
　　12月1日我国代表团在团长越飞^[39]同志的率领下前往前线。团员有加拉罕^[40]、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比增科^[41]、姆斯提斯拉夫斯基^[42]等同志，工人、农民、水兵和士兵各有一名代表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次日，发表了人民委员会的告德国工人书。
　　12月3日，停战谈判开始了。苏维埃代表团宣读了宣言，在宣言中宣告谈判的目的是“达成不割地不赔款并保证民族自决权的全面和约”，并向所有其他交战国“建议参加正在进行的谈判”。12月5日，签订了为期一周的停火协定。7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再次向协约国的代表呼吁，建议“明确他们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但没有得到答复。
　　11日，我国代表团再次前往布列斯特，代表团这次补充了波克罗夫斯基和维尔特曼^[43]（巴甫洛维奇）两位同志。
　　12月13日，恢复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停火到1月14日的协定。结果什么也没有谈成。
　　12月25日，德国人代表四国同盟声明，他们同意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但是一定要所有交战国都参加这个和平谈判才行。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宣言的用意，就是把四个同盟国继续进行战争的全部责任推到协约国的身上。
　　到12月底为止，谈判主要是鼓动性质的；谈判的好处是我们能获得暂时的休战时间，能够在我国和德国的军队里广泛开展争取和平的鼓动工作。
　　从1918年初起谈判的性质改变了。1月初，军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拥护者鲁登道夫^[44]和兴登堡^[45]向威廉二世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他们在通牒里要挟说，如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中不能满足他们所提出的执行坚决的兼并政策的要求，不把谈判的领导权交给军事统帅部，他们就要辞职。和平谈判的领导权交给了霍夫曼^[46]将军。
　　1月7日，我国代表团（这次是在托洛茨基的率领下）又一次前往布列斯特；1月9日又开始了和平谈判。这次德国代表团已经提出了最后通牒。至1月20日才弄清楚德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或是继续进行战争，或是签订割地的和约，即签订有条件的和约：我们放弃他们所占领的全部土地，德国人则继续保持他们占领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们赔款（以支付俘虏的给养费为名），其数目大约为三十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1918年1月中旬，维也纳爆发了总罢工，这次罢工是因为饥荒加剧，人心思和和工人对中欧列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中的兼并策略的愤慨而引起的。罢工几乎席卷了全国，导致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几天之后，柏林爆发了罢工，据官方的统计，柏林有五十万工人罢工。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罢工。工人代表苏维埃纷纷成立。罢工者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并签订和约。但是这离革命还很远。全部政权还在威廉二世、兴登堡、鲁登道夫的手里，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伊里奇殷切地寄希望于未来的世界革命。1月14日在欢送开赴前线的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的大会上，他说道：“人民已经觉醒，已经听到我们革命的热情号召，我们不久就不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一定会加强我们这支军队。”^[47]
　　但这还是未来的事情。伊里奇的特点是，无论现实情况如何艰难，他从不欺骗自己；他从不因胜利而陶醉，总是善于以清醒的目光看待现实。对他来说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伊里奇不是个无动于衷的人，不是个举棋不定的棋手。他满腔热忱地对待一切，但是他有坚强的意志，他经受过许多痛苦，改变过主意，他善于大胆地正视现实。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签订割地和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没有力量作战呢？伊里奇经常同来自前线的士兵代表团谈话，仔细地研究过前线的情况，研究过我们军队的状况，他参加了为军队复员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代表的会议。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波德沃伊斯基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代表大会原定于1917年12月25日召开，但是到12月30日才开幕在这五天内，同最优秀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议，虽说是预备性质的，但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也曾出席过一次这样的会议。在听取了几个最主要的集团军的代表的详细汇报以后，列宁同志向代表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有没有根据来假设德国人会进攻我们？（2）军队能否在德国人进攻我们的情况下，把给养、物资和大炮从前线撤运到大后方去？（3）军队能否在它现在的这种状况下阻止德国人的进攻？
　　会议上大多数代表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由于士兵想复员，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战马因饲料不足而疲弱等原因，代表们对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大约有三百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使伊里奇确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再同德国人继续作战了。伊里奇没有丝毫悲观主义的情绪——他当时正在抓紧搞组织红军保卫祖国的运动。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了问题：现在我们不能作战了。伊里奇对那些认为可以继续作战的同志们说：“到前线去看看吧！”伊里奇建议他们：“去同士兵们谈谈吧！”
　　不久以前，克拉夫钦科同志告诉我在这个时期她同伊里奇的一次谈话。她在乌拉尔的莫托维利哈工作。彼得格勒是一回事，而彼尔姆、乌拉尔又是一回事。彼尔姆、乌拉尔没有敌人立即进攻的危险，从前线下来的士兵还很少到那里去。因而乌拉尔充满着战斗的情绪。工人们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准备好了队伍和大炮。他们派克拉夫钦科来见伊里奇，让她告诉他说，乌拉尔将支援前方。克拉夫钦科到彼得格勒后顺便去拜访乌拉尔的一个同志——斯蓬德^[48]，他当时在国家银行工作，就住在银行里；斯蓬德睡觉用的一张普通的铁床孤零零地摆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当时的这个细节，这个细小的特征，补充说明了那个被捕的国家银行经理希波夫正在拘押中的情景。斯蓬德同志让克拉夫钦科到斯莫尔尼宫去见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他遇到了也是从乌拉尔来的戈洛舍金同志，他的任务同克拉夫钦科同志一样。他也是去见伊里奇的。正当他们站在那里谈话的时候，伊里奇从办公室迎面走出来。伊里奇看见戈洛舍金，就走到他跟前去询问乌拉尔的情形。他们把乌拉尔人的情绪告诉了他，并且还告诉他他们来的原因。“我们晚上再谈吧，”伊里奇说，他的样子好象有病。“暂且先到街上去逛逛吧，听听士兵们讲些什么。”克拉夫钦科说：“我们听到许多议论，到傍晚的时候脑袋都胀起来了，而且得到的印象非常强烈，以至把其余的事情都忘记了。”克拉夫钦科甚至想不起来那天晚上他们同伊里奇谈了话没有。
　　戈洛舍金同志也记得这次会见。他说，伊里奇委托他去接待士兵代表团。戈洛舍金同志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了解了他们的情绪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然后去告诉伊里奇；伊里奇同代表们见了面，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谈了情况，激起了他们火一般的热情。在这个工作中戈洛舍金同志更加信服伊里奇是正确的。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已用不着去说服他，他丝亳也不动摇了。
　　伊里奇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3月初）上说，十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10月、11月、12月——我们在反对我国的反革命势力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国内战场上节节取得胜利。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世界帝国主义当时没有工夫来对付我们。我国的革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机，那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了毁灭；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那时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再打下去吗？当时在两个巨大的强盗集团中，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打败对方，也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伊里奇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用这样的话来说明布列斯特谈判第一阶段的情况，他说：“这正象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而想劝猛虎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49]1月下半月，布列斯特谈判的性质变了：德国帝国主义这头野兽，预先估计我们在战争中会被打败，因而就掐住我们的脖子要立刻回答他们——是签订割地和约还是继续进行战争。列宁终于坚持住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延续了整整两个月的党内斗争，对伊里奇来说是十分沉重的。伊里奇主张签订和约。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完全支持他，斯米尔加和索柯里尼柯夫毫不犹豫地跟着他走。但是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同志，曾经一起进行过十月革命的同志，却反对列宁，反对他的观点，他们把各个委员会也拖到斗争中来了。彼得格勒市委员会和莫斯科省委员会也反对伊里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彼得格勒开始出版他们的《共产主义者报》，该报竟胡说什么与其缔结屈辱的和约还不如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好些；它完全不估计力量而空谈革命斗争。他们认为，同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和约就等于放弃自己所有的革命阵地，就等于背叛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许多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多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过他们的支持的非常亲近的同志，当时都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伊里奇的周围形成了某种真空。人们还有什么话没有责备他呢！托洛茨基持特别的态度。他是个喜欢说漂亮话，喜欢装漂亮姿态的人，因而与其说他是在考虑如何使苏维埃国家摆脱战争，如何获得喘息的机会以巩固力量和发动群众，不如说他是在考虑如何做出漂亮的姿态：我们不缔结屈辱的和约，我们也不进行战争。伊里奇把这种姿态叫做贵族老爷式的姿态。他说，这个口号是容许无产阶级执政的、正在开始伟大建设的国家让人任意洗劫的冒险行为。
　　中央委员会表决时，起初大多数人投票反对列宁。1月24日（11日）大多数（九人）投票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不缔结和约，我们要军队复员；七票反对。2月3日（1月21日）就现在是否允许缔结和约问题表决，五人赞成，九人反对；2月17日五人赞成立刻向德国建议缔结和约，六人反对；2月18日就是否要向德国人提出恢复和谈问题表决，六人赞成，七人反对。
　　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当德国人于2月23日送来他们的条件，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并于同时开始猛攻、连下数城和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的时候，列宁才声明说，如果再继续空谈革命的政策他便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开始对是否接受徳国条件的问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七人赞成，四人反对，四人弃权，其中包括在这样极其重要的关头对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塔索娃也加入了赞成缔结和约，甚至赞成根据德国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主要的五人小组（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和平的反对者享有鼓动的自由。
　　但是德国人的进攻很快就使我们清醒过来了；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列宁的观点就争取到了巨大的多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三十票对十二票、四票弃权于3月8日通过了必须批准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决议。3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七百零四票对二百八十五票、一百十五票弃权批准了布列斯特条约。
　　在为布列斯特和约而斗争的时期中，有两个镜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1918年1月21日举行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伊里奇致闭会词后，同志们敌意的视线集中到他身上去了。伊里奇阐明了他的观点，显然已经失掉了说服出席会议的人的任何希望。直到现在我还仿佛听见，伊里奇在做完报告以后，用一种非常疲倦和痛苦的声调对我说：“得啦，有什么法子呢，我们走吧！”倘若能够突然发现我们的军队能够进攻，或者德国爆发能使战争结束的革命，那是伊里奇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倘若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错了，那他是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同志们愈是乐观，伊里奇就愈是警惕。我还记得另一个镜头。在1月中旬和2月底之间这个困难的时期，我常常和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周围和沿着涅瓦河散步。伊里奇当时感到非常困难，在这种时刻他需要大声向亲近的人讲他所关心的问题。我已经记不清他讲了些什么，但是还记得这是与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的一致的。就是现在，他的这篇演说读起来也不能不使我感到激动。伊里奇的声音和他当时说话的语调仿佛犹在耳边回响。他说:“如果德国的无产阶级将来能够发动起来，这当然很好。但是，这种情况你们是否已经计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确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作了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当然一切都得救了。但是，如果革命的爆发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即使爆发了，但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时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把赌注押在这种侥幸的事件进程上，这种进程没有到来，结果你们就不能适应世界革命没有到来的情况，世界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50]
　　我一边读一边想。我们沿着涅瓦河在散步。黄昏时分，涅瓦河上西半边天映满了彼得格勒冬天夕照的深红颜色。这种夕照令我回忆起1894年在克拉桑家里的薄饼会上同伊里奇初次会面的情景。从奥赫塔回来的路上，我和同志们沿涅瓦河走着，他们把伊里奇的哥哥的事情讲给我听了。现在我和伊里奇沿着涅瓦河在散步，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所有的论据，证明为什么“我们不缔结和约，我们不进行战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往家里走去，伊里奇突然停了下来，他那疲倦的面孔出其不意地焕发出光彩，他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要是突然？”就是说，突然德国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走到了斯莫尔尼宫，来了几份电报：德国人正在进攻。伊里奇的整个消瘦的面孔变得加倍忧郁。他跑去打了几个电话。德国革命直到1918年11月9日才开始。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条约。

^[1]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3] 约瑟夫·克莱门斯·皮尔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4]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92—93页。——编者注

^[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在革命日益迫近的时候，我在维堡这个革命情绪高涨的区里工作了几个月。伊里奇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当提出‘组织管理机构’的问题时，他便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确定让我‘在卢那察尔斯基的部里当一名副部长’。在夺取政权后不久，他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遇见了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就同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谈起摆在人民委员部面前的任务来，他顺便提到：‘显然，许多事情必须完全颠倒过来，加以改造，使它们走上新的道路。我认为，您一定要跟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好好谈一谈。她将帮助您工作。她对这些问题有过很多考虑，我觉得，她拟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见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回忆片断》，载于《列宁在1917年·回忆文集》，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26页）。——编者注

^[7]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8] 伊万·巴甫洛维奇·希波夫（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Шипов，1865年6月23日——1919年？月？日），俄国银行家。1885年起在薪资部工作。1896年起任国务委员。1897—1898年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1902—1905年任财政部长。1908—1909年任贸易和工业部长。1914—1917年任国家银行行长。十月革命后拒绝提供服务，并因此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19年赴叶卡捷琳堡，参加白军活动，并担任“南俄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同年因斑疹伤寒死于顿河畔罗斯托夫。

^[9] 尼·彼·哥尔布诺夫：《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关是怎样在十月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载于《列宁在1917年·回忆文集》，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83—284页。——编者注

^[10]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1] 尼·彼·哥尔布诺夫：《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关是怎样在十月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载于《列宁在1917年·回忆文集》，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84页。——编者注

^[12]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选集（三卷本）》第3卷，1963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20、122—123页。——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编者注

^[14]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2日（15日）关于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命令，是在1917年12月5日（18日）《真理报》笫206号以及1917年12月6日（19日）《消息报》第244号上公布的。——编者注

^[15]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施利希特尔（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лихтер，1868年8月20日——1940年12月2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2年移居基辅，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芬兰。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委员兼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农业人民委员和粮食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1920—1921年任坦波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因镇压坦波夫叛乱不利而被解职。1922—1923年任驻奥地利全权代表兼贸易代表。1923—1927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6—1937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1930—1933年任乌克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40年逝世。

^[16]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7—278、279—281页。——编者注

^[17] 同上书第280—281页。——编者注

^[18]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10日—25日（11月23日—12月8日）举行。——编者注

^[19]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20] 指“哈利拉”疗养院。列宁于1917年12月24日—27日（1918年1月6日—9日）在那里住过。——编者注

^[21]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4—377页，第378—389页，第390—391页。——编者注

^[22] 《列宁全集》第9卷第1—125页。——编者注

^[23] 同上书第29页。——编者注

^[24]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1—313页。——编者注

^[25]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30、331—332页。——编者注

^[2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这项工作一结束，伊里奇就决定到芬兰去休息几天，把自己的思想转到其他问题上去，暂时摆脱一下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的那些问题。”——编者注

^[27] 普罗什·皮什耶维奇·普罗相（Прош Перчевич Прошьян，1883年4月22日——1918年12月16日），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年流亡国外。一战时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成为社会革命党左派领导人。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和布尔什维克合作，后被临时政府逮捕并被开除出党。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1918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18年因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而辞职。1918年曾任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主席。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隐居莫斯科。1918年12月16日因斑疹伤寒逝世。列宁在《悼念普罗相同志》中给予其很高评价。

^[28] 谢尔盖·波菲列维奇·施韦措夫（Сергей Порфирьевич Швецов，1858年2月13日——1930年5月4日），俄国统计学家。19世纪70年代起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立宪会议解散后脱离政治活动。1930年逝世。

^[29]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02页。——编者注

^[30] 同上书第396、400页。——编者注

^[31]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烈铁里（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

^[32]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05页。——编者注

^[33] 同上书第406—407、405页。——编者注

^[34] 谢苗·谢苗诺维奇·洛博夫（Семён Семёнович Лобов，1888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19年任彼得格勒契卡副主席。1919—1920年任萨拉托夫契卡主席。1920—1921年任巴什基尔内务人民委员兼契卡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2—1936年任林业人民委员。1936—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5]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хонин，1876年12月1日——1917年11月20日），1894年入伍。1917年6—9月任西南阵线参谋长，9—11月任俄军总参谋长，11月1—20日任俄军总司令，期间反对十月革命，拒绝和平谈判，并被解除职务。11月20日被一群水兵私刑处死。

^[36]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4页。——编者注

^[37] 同上书第296页。——编者注

^[38]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8页。——编者注

^[39]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40]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 ，1889年1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苏俄驻波兰大使。曾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1923年9月率苏俄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1934年再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1] 阿纳斯塔西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比增科（Анастас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Биценко，1875年10月29日——1938年6月16日），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11月22日刺杀了战争大臣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萨哈罗夫（Виктор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харов），当场被捕。1906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赤塔苏维埃委员，期间成为社会革命党左派领导人。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成立后任中央委员。1917—1918年参加布列斯特谈判。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7月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9月任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11月在斯维尔德洛夫的推荐下加入俄共（布）。此后曾在红色教授学院任教。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61年平反。

^[42]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洛夫斯基·姆斯提斯拉夫斯基（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асловский-Мстиславский，1876年8月23日——1943年4月22日），苏联作家。1899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任战斗工人工会主席，参加了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武装起义。二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执行了逮捕尼古拉二世家庭的行动。1917年11月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17—1918年期间参加了布列斯特谈判。1918年7月退党，参加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斗争派）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1年脱离政治活动，专心于写作。1931—1938年任联邦出版社编辑。1938—1940年任苏联作家协会文学学院创作系主任。1943年逝世。

^[43] 米哈伊尔·拉扎列维奇·维尔特曼（Михаил Лазаревич Вельтман，1871年3月13日——1927年6月1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2年流亡国外。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7年流亡法国。1910年期间曾在卡普里党校讲课。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此后在杂志工作。1927年逝世。

^[44]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

^[45] 保尔·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

^[46] 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年1月25日——1927年7月8日），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先后被调回柏林后，他被任命为东线德军参谋长。当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谈时，他是德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

^[47]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94页。——编者注

^[48]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斯蓬德（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пундэ，1892年5月7日—1962年9月19日），1909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任俄共（布）鄂木斯克委员会主席、俄共（布）叶尼塞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河委员会执行书记、维亚特卡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苏联国家银行乌克兰分行行长。1924—1925年任联共（布）远东委员会主席。1925—1926年任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盟理事会成员。1926—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31年退休。1938年被开除出党。1956年平反。

^[49] 《列宁全集》第27卷第82页。——编者注

^[50] 《列宁全集》第27卷第90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