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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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现在人们写了许多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在这些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描绘成清静寡欲的人或洁身自好、善于安排家庭生活的庸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歪曲他的形象的。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人。他热爱丰富多釆的生活，不断贪婪地从生活中吸取营养。
　　有些人大肆渲染我们的生活过得十分贫困。这是不真实的。穷得无钱买面包的生活我们没有经历过。难道侨居国外的同志都是这样过日子的么？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在整整两年内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也没有从俄国收到一点钱，真正过着挨饿的生活。我们则没有这样的情况。生活过得一般，这倒是确实的。但是难道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吃饱喝足，过阔绰的生活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从生活中取得乐趣。他热爱大自然。在西伯利亚那就不用说了，即使在侨居国外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到城外去深深地呼吸新鲜空气。我们每次都走得远远的，饱饱地吸足了新鲜的空气，经过充分的活动，获得了丰富的印象，然后才回家去。我们的生活方式同其他侨民的生活方式是不大相同的。这些人喜欢喝着茶，在烟雾缭绕中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论长道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种清谈十分厌烦，随时准备离开他们去散步。记得在我们侨居生活的第一年，在慕尼黑，有一次我们带了马尔托夫^[1]和安娜·伊里尼奇娜^[2]一起出去散步，想让他们看看我们所喜爱的地方——伊扎尔河的荒僻的河岸，而到那儿去是要穿过一片灌木林的。过了半小时他们已经感到很累，不断地抱怨起我们来，我们只好赶紧用小船把他们送到城里的文化区，然后我们两人才到“我们的”地方去。甚至在伦敦我们也想方设法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而在这个黑烟熏人、大雾弥漫的怪地方，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如果你不愿意花费一个半以上便士去搭乘公共马车的话，那就更不容易了。
　　后来，在瑞士，我们有了自行车，漫游的范围就扩大得多了。记得有一次在伦敦，一个同志以为伊里奇只是一天到晚坐在英国博物馆里，他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去郊游这件事感到惊讶，于是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用非常不满的语气向这个同志说：“要知道，他是非常热爱大自然的！”记得当时我想：“就是这样的嘛”。
　　伊里奇还喜欢观察日常生活。在慕尼黑、伦敦和巴黎，哪个地方我们没去过啊！他喜欢在郊区，在小咖啡店里，在英国教堂里浏览关于社会党人各种会议的公告。他想看看德国、英国和法国工人的生活情况，想听听工人在亲近的同志中间而不是在大会上讲的话，想了解工人在想些什么，靠什么生活。在巴黎，哪一次竞选大会我们没有到场啊！对我们侨居国工人的日常生活，我们了解得比一般的侨民都更为清楚。记得在巴黎时，我们曾一度热衷于法国的革命小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了有杰出才能的革命歌曲作者和演唱者蒙台居斯。因为是巴黎公社社员的儿子，蒙台居斯在工人区里是很受欢迎的。有一段时候，伊里奇非常喜欢唱他创作的一支歌：（Salut à vous,soldats de 17》（《十七团的士兵们，向你们致敬！》——这支歌是献给拒绝向罢工工人开枪的法国士兵的）。伊里奇也喜欢蒙台居斯嘲笑社会党议员的那支歌，这些议员是由觉悟不高的农民选出来的，他们为了一万五千法郎的议员薪金而在议院中出卖人民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到剧院去。伊里奇常常在巴黎郊区的剧院演出广告中，寻找有关蒙台居斯演出的海报。我们弄到了一张巴黎地图，就常常到很远的郊区去。在那里，我们同群众一起看戏，其中多数是伤感而猥亵的无聊货色，法国资产阶级十分乐意拿这种货色来款待工人。接着蒙台居斯登台演出了，工人们拼命鼓掌来欢迎他。他身穿工人的短上衣，跟法国工人一样，脖子上系着领巾。他给工人演唱以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为题材的歌曲，嘲笑资产阶级，抒唱工人痛苦的命运和工人的团结。巴黎郊区的群众——工人群众，对一切都活跃地作出反应：当台上出现头戴时髦高帽子的太太时，整个剧院都开始揶揄她。对戏的内容也同样如此，当演到一个房东要求年轻的女房客委身于他的时候，一个工人就对扮演房东的演员喊道：“嘿，你这个下流坯！”伊里奇喜欢同这些工人群众在一起。有一次，蒙台居斯在我们俄国人举行的一个晚会上演出，并且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坐着谈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他们谈到未来的世界革命。巴黎公社社员的儿子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憧憬这未来的革命。在战争时期，蒙台居斯创作了许多爱国歌曲。
　　另一个时期，我们常去参观竞选大会，工人们带着孩子去开会，因为家中没有人照顾孩子。我们听讲演人讲话，观察哪些话能打动听众的心，使他们激动。我们注意到一个兴奋地望着讲演人的身材魁梧的铁匠和他的儿子（一个半大的孩子），这孩子幼小的身子紧紧挨着父亲，也象父亲一样，全神贯注地望着讲演人。我们听了一个社会党代表在工人听众面前的讲话，尔后又去听他在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会议上的演说。我们发现，使工人听众为之激动的那些内容丰富、令人振奋的思想，在这里变得平淡无味，讲演人使它蒙上了一层能为小资产阶级接受的色釆。原来这是为了要争取更多的选票！从会议上回来时，伊里奇哼着蒙台居斯那支关于社会党代表的歌：《T'as bien dit,mon ga!》^[3]
　　在伦敦，我们常到海德公园去听街头讲演人的演说：一个人在谈上帝，另一个人谈到店员的困苦生活，第三个人谈的是城市花园。我们也到伦敦的犹太人居住区怀特柴泊去，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些俄国水手以及犹太贫民，听后者唱充满忧愁和绝望的歌曲。我们也到过一个小组，一个年轻的英国社会党员在那里作了关于地方自治社会主义的报告，而一个老党员则指责这个年轻的报告人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老党员前一天还以社会党牧师的身份参加了在社会党“七姊妹”教堂举行的一次独特的祈祷仪式，并且宣称，应当把犹太人离开埃及看作工人离开资本主义王国而进入社会主义王国的榜样……
　　善于从各个方面、从各种独特的表现中观察生活，观察人的生活，善于从生活中找到与自己的感受相协调的乐曲，——难道这不是从生活中取得乐趣吗？难道清静寡欲的人能够这样做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爱人们。他并不象不久前有人描绘的那样，把他所爱的人的照片放在自己的桌子上。但是他确实非常热爱人们。比如说，他是非常爱戴普列汉诺夫的。普列汉诺夫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发展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他来说，普列汉诺夫身上是带有光环的，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分歧，都使他感到万分痛心。就是在分裂以后，他仍然密切注意普列汉诺夫所发表的言论。他曾经多么高兴地重复着普列汉诺夫说过的话：“我不愿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死去。”甚至在1914年战争爆发后，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在洛桑的群众大会上发表反战演说时，他还感到十分激动，因为普列汉诺夫也要在那次大会上发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难道他真不明白么？”在潘·尼·勒柏辛斯基^[4]的回忆文章中，有一个地方完全不象是真实的。勒柏辛斯基写道，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对他说：“普列汉诺夫死了，而我呢，我却活着。”这是不可能的。大概是另一种含义，而潘·尼·却没有听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拿自己跟普列汉诺夫作过对比。
　　年轻的同志们在研究党史时，也许还弄不清楚，同孟什维克的分裂是怎么一回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爱戴普列汉诺夫，而且也爱戴查苏利奇^[5]和阿克雪里罗德^[6]。在我到达慕尼黑的头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对我说：“你将要看到维拉·伊万诺夫娜，这是一个水晶般纯洁的人。”在一个长时期内，在他眼里，阿克雪里罗德身上也是带有光环的。
　　就是在逝世前不久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还向我问起阿克雪里罗德的情况（他指着报纸上阿克雪里罗德的姓，问道：“怎样”），他要人打电话给加米涅夫询问阿克雪里罗德的情况，并注意地听着回话。当我告诉他亚·米·卡尔梅柯娃^[7]的情况后，他问道：“怎样”，我就已经理解，他是在问波特列索夫^[8]的情况。我对他说了，又问他：“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吗？”他否定地摇了摇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失去说话能力前不久，曾对我说：“听说马尔托夫也快死了。”他说这句话的语调是温和的。
　　对人们的私人感情从来没有影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政治立场。不管他多么爱戴普列汉诺夫或马尔托夫，而当事业需要时，他还是同他们在政治上断绝了关系（既然他整个一生都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政治上同一个人断绝关系时，他也就同这个人断绝了私人关系，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对人们的私人感情，往往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分裂是无比痛苦的。记得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当已经清楚地看到同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其他一些人的分裂不可避免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地难受啊。整个夜晚我和他坐在一起，感到心里发怵。假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人的感情不是那样热烈的话，那末也许他不会那么早就心力交瘁了。从真正深刻的意义上说，政治上的诚实，这就是能够在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行动中抛弃一切个人的好恶；政治上的诚实不是任何人都具有的，有人具有这种品质，而它是来之不易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对人很感兴趣，经常被人所“吸引”。当他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现某种有价值的品质时，就象俗话所说的那样，紧紧抓住这个人。我还记得他同纳坦松^[9]的两个星期的“热恋”。纳坦松的组织才能使他感到惊讶，因此他当时一开口就提到这个人。从俄国来的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有吸引力。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问题的影响下，在他的情绪感染下，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就在他面前表露出自己内心世界的美好部分，这反映在他们对工作以及对工作安排的态度上，反映在他们对工作的整个态度上。他们在向伊里奇报告工作情况时，不知怎么一来就会不自觉地把它说得富于诗意。伊里奇热爱人们，酷爱工作，两者交织在一起。这使他的生活非常丰富、紧张、充实。他从错综复杂、丰富多釆的生活中吸取一切。清静寡欲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吧。
　　从伊里奇对生活和人的了解，以及他对一切事物的热情态度，他根本不是现在有些人把他描绘成的那种洁身自好的小市民、善于安排家庭生活的模范——那就是妻子、孩子、桌上放着家里人的照片和书籍，棉睡衣，膝盖上蹲着咪咪叫的小猫，四周摆设着讲究的“家具”，伊里奇在社会生活之余就在这个环境里“休息”。这些人往往透过某种庸俗的温情脉脉的棱镜去观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举一动。这类题材的回忆文章还是以少写为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鄙视一切流言蜚语和对别人私生活的干预。他认为这种干预是不能允许的。
　　当我们在流放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点。他谈到必须小心地避开一切流放纠纷。这些纠纷通常都是由于搬弄是非、造谣诽谤、胡乱猜测别人的内心活动以及无聊的好奇心所造成的。这就是十足的庸俗作风和市偿习气。
　　1902年在伦敦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火星报》编辑部的一部份人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因为他们要审查一个同志，说这个同志在流放期间似乎有过某种不体面的行为。审理这件事自然就会粗暴地干预这个同志的私生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烈地反对这样做，并断然拒绝参与这件在他看来不成体统的事。后来有人竟指责他对同志漠不关心……
　　我觉得，提出不让那些过分热心的手伸到别人的心灵里去的要求，这才是真正关心人的表现。

最初载于1924年4月11日《真理报》第83号
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忆列宁》（文章和演说集）1965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1—26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2]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3] 《伙计，你讲得多正确啊！》——娜·克·注

^[4]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辛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5]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年7月27日——1919年5月8日），186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75年起是巴枯宁主义者。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未遂，当场被捕，后无罪释放，此后流亡瑞士。1879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土地自由社。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4年流亡英国。1897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加入“统一”派。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逝世。

^[6]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7]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卡尔梅柯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алмыкова，1849年12月26日——1926年4月1日），188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刊物担任编辑。90年代与民意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关系密切。1902年被驱逐出境。1913年回国任教。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26年逝世。

^[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9] 马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松（Марк Андре́евич Натансо́н，1850年12月25日——1919年7月29日），1868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69年被捕。1872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877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3年发起成立“民权党”。189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4年流亡瑞士。1906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在此期间反对革命恐怖主义。一战期间持革命失败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公开支持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退党，发起成立革命共产党。1919年因灰心失望移居瑞士，同年在伯尔尼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