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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克伦斯基统治”[1]




  俄国革命打开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眼睛,揭露了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撕下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假面具。但俄国革命不仅仅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学校。俄国革命还为我们提供了材料和出发点,使我们能够经过对比,了解自己在已经开始的国际革命中的地位。
  这种对比也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却是事实。一份简短而意思不完全清楚的电报说,匈牙利成立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同时还成立了民族委员会。领导民族委员会的卡罗伊伯爵已经向国王宣告,民族委员会将接管国家管理权。
  不管这一种“转折”本身多么不重要,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即将到来。匈牙利这些革命性质的事件和俄国克伦斯基[1]统治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二月的那些日子。俄国的杜马委员会,一听到共和国的思想就惊恐万分,同沙皇进行谈判,力图挽救一切尚可挽救的东西。表面上,它把宣告成立共和国也列入供考虑的各种方案之中。因为群众在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坚持寻找争取解放的道路。但是群众的领袖们害怕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因此选择了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并且迫使无产阶级放弃政权,即放弃唯一的解放道路。
  所有这一切现在又在匈牙利重复出现,只是略带一点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或者说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味道。
  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大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匈牙利的罗将柯们[2]——像奥波尼和安德拉希伯爵这些人——很快就会下台,他们的领导地位将被匈牙利的克伦斯基——卡罗伊伯爵和一批叛徒(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占据。不过他们这些人也害怕无产阶级政权,因此要镇压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
  匈牙利的“克伦斯基统治”将导致俄国克伦斯基统治所造成的同样后果。尽管匈牙利比俄国小得多,民族关系也更复杂,而且1917年2月以来,国际局势也完全改变,但是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的力量、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却要求工人阶级迅速摆脱革命的“幼稚病”走上争取政权的道路。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力量接管政权。政权现在已从原来的领导人手中转到民族委员会的手中.
  在工人苏维埃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士兵苏维埃。这说明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主要支柱的军队,已经瘫痪到再也无法抵抗无产阶级革命压力的程度。
  二月革命在匈牙利统治阶级中造成了很大混乱,促使无产阶级觉醒.使改革选举制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提出这一要求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官方党,顽固地坚持同资产阶级(而且并不总是讲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搞联合,执行“久经考验的老方针”。[3]
  开始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能够吸收拥有小土地的农民参加改革姓举制的斗争,从而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但是战争所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茯他们得到了不少钱。
  城市资产阶级中相当广泛的阶层,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原文如此——译注)——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发了战争财——从二月开始也参加了改革选举制的运动;但是他们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其实无产阶级这时并没有表示他们是多么希望学习俄国的榜样。
  这时候,政权暂时脱离了愿意执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资本家们的控制,但是很快又回到了以蒂萨伯爵为代表的阶层手中。这个阶层不仅仅在匈牙利取得了这种特殊的政权,而且在奥地利也是这样,因为这个阶层既是奥匈帝国的,也特别是德国帝国主义的最可靠支柱。
  资产阶级的这一阶层特别是在1918年1月群众大罢工之后得到了加强。这时布达佩斯和其他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在俄国无产阶级十月胜利的影响之下,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叛卖,连一半路也没有走完。另外,这场闪了腰的群众运动使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盟友也离开了无产阶级,从而使政权又回到了蒂萨伯爵[4]的手中。
  罢工没有被暴力镇压下去,但是却遭到叛卖的破坏。[5]罢工引起了军事专政的加强,但是同时也促使无产阶级处于忍无可忍的地步。火没有熄灭,有时还燃烧得很旺。
  更严重的是,德国帝国主义不断加强的经济压迫,奥匈资本主义的日益分崩离析,以及一连串的军事失败,把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卷入了革命运动。
  执政的资产阶级集团不愿放弃统治地位,为了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需要它来实行专政。蒂萨伯爵及其政治帮凶们——内政上是维克莱,外交上是布里安一在改革选举制和导致和平的道路上,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制造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为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在农村执行残酷无情的征收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反抗。蒂萨在匈牙利的拥护者都是亲德派,但也正是他们的政策使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政策失去了人心。
  与此同时,在卡罗伊伯爵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匈牙利加强了亲协约国的力量。
  前线的崩溃,奥地利的分裂,国家生产力的严重衰退,特别是铁路的破坏,彻底动摇了蒂萨和维克莱的地位。
  当德国同威尔逊谈判投降问题时.以蒂萨为首的匈牙利统治集团也在考虑如何离开即将下沉的破船。这条破船匆匆忙忙地被拖进了单独和约的海洋。但是在这一片海洋上,发号施令的已经是和平主义的卡罗伊伯爵。卡罗伊不仅在战争期间同协约国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库里发现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战争前就已经对协约国怀有友好的感情。
  卡罗伊伯爵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他同社会民主党合作,多次主张实行普选制,反对蒂萨伯爵的政策,但是并不特别同情建立共和国的思想。
  就是对奥匈帝国来说;他也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政治家。必要时,国王也可能早就委任他来组织政府,而并不需要革命的“压力”。[6]
  现在卡罗伊要求匈牙利实现独立和民主化。这些口号很得人心,引起了群众的反应。
  社会民主党也抓住独立的旗帜,而且同卡罗伊一样,生张依靠威尔逊的和平计划。作为新联合政府[7]的参加者,社会民主党强调说,匈牙利只有脱离奥地利才能生存下去,只有脱离奥地利后才能参加和平谈判。因为承认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就是消灭奥地利。匈牙利只有用民主制度去吸引向往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旗和争取南部斯拉夫族统一的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以及其他的被压迫民族,才能避免分裂。
  就这样,卡罗伊伯爵和社会民主党找到了共同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匈牙利“克伦斯基统治”的政策。


  不久前,匈牙利报纸上发表了卡罗伊党的布达佩斯组织的决议[8],建议党的领袖和在议会支持他的人,即使遭到议会多数的拒绝,也要宣布匈牙利的独立。
  这种避开议会的办法,看来资产阶级政党也会采用,而且可以说并不比匈牙利世会民主党用得差一些。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0月8日的号召书并没有超出十分温和的民主制范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也保留了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教会派或大地主反对派——进行合作的权利。
  号召书连没收教会土地的要求也没有提,而只是十分含糊地谈到土地改革问题。在赎买土地问题上,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立场。
  谈到八小时工作制时,好象它已正在实现过程中。
  号召书要求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和妇女也可以卷加的选举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国民议会。
  这个要求体现的主要不是改造社会的目标而是保证匈牙利的独立。
  这是民族的、自由派的政策,只是略带一点不太容易觉察到的、浅红色的社会主义色彩。
  社会民主党在10月14日的特别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妥协性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尽管没有撤销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2月10日决议,但社会民主党还是愿意接受不管是来自贺产阶级政党还是某些个人的一切支持,以实现N月8日的行动纲领。[9]
  这个决议实质上使党代表大会面临既成事实。左翼反对派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党领导人与卡罗伊伯爵和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雅西·奥斯卡尔缔结的协议,完全是一种既成事实,以致于大家都知道,不是议员的社会民主党领袖高拉米·埃尔诺将成为筹备国民议会的政府成员。
  由于官方党的叛卖,无产阶级仍然处在执行妥协政策的地位上。因此,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基本上也被迫起着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安全阀作用。它必须支持民族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
  匈牙利的政权已经落到一个完全配得上列宁所说的“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10]的集团手里。
  安德拉希·久洛代表联合政府的右翼。他是米留可夫温和的帝国主义翻版,带有亲德国的倾向。中间派是卡罗伊。代表左翼的部长有《人民之声报》主编高拉米·埃尔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科学杂志主编库菲·西格蒙德博士。
  安德拉希出任外交部长[11],说明匈牙利贵族的一部分——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以及大工业的资产阶级仍在掌权,说明在匈牙利民族国家的可笑口号中还继续保留着最可笑的口号:匈牙利王冠领土的“神圣统一”这个口号还存在着,但是已经奄奄一息。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委员会无疑只能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和主要是沙文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它同被压迫的各民族,特别是同南部斯拉夫各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对政府来说,比民族问题更大的危险是社会问题。尽管政府中坐着“社会主义”的部长们,但是目前还根本谈不上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
  卡罗伊可以依靠相当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而这个小资产阶级却比大工业资产阶级更坚决地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小资产阶级在社会改革方面连小的让步也不肯。
  食品供应没有为这个政府造成过大的问题。例如奥地利政府或德国政府,它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就大得多。不过没有德国和奥地利的支持,匈牙利也解决不了交通运输问题。可是匈牙利农民不愿以任何价格把小麦卖给奥地利和德国。卡罗伊的亲协约国倾向意味着脱离同德帝国主义政策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正从塞尔维亚威胁着这个政府的生存。“社会主义”的部长们没有办法满足工人阶级那怕是最低的社会要求和政治要求。他们很容易会处于连和平也无法为国家保证的地位。
  不容置疑,这个当年积极地和消极地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的党,会很容易地去执行“革命的卫国”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同俄国当年的克伦斯基政权一样,只会更快地导致“十月”。而对这种“革命的卫国”政策,匈牙利农民支持得会比俄国农民还要少。在匈牙利农民中,无地农民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各执政党中,没有一个党主张实行不用建买的土地改革,甚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后也不打算这样做。
  由此可见,从安德拉希到高拉米的资产阶级专政,会比俄国的克伦斯基政权更姐命。它同士兵群众的关系,比当时克伦斯基政权同俄国农民军队的关系更坏。
  在变幻无穷的事件当中,很难具体地规划未来的远景。就只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通过对匈牙利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民主制和民主的立宪会议也逃不脱俄国的命运。
  匈牙利的“十月”很快就将赶上匈牙利的“克伦斯基政权”和匈牙利的妥协政策。

库恩·贝拉



《真理报》,1918年1月31日和11月1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一卷,第180-187页。





[1] 亚·费·克伦斯基1917年2月成为临时政府领导人。他起先参加劳动党,后加入社会革命党。

[2] 米·弗·罗将柯是最后一个国家杜马的主席。他支持沙皇政策。

[3] 1918年10月13日党特别代表大会宣布,1918年2月10日党特别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之间解除一切组织关系的决议,“不妨碍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如果党领导和党选出来的机构共同认为必要时,在社会民主党和接受党行动纲领的其他党之间可以建立一定时期和为一定目的服务的合作。”见《匈牙利工人运动史文件选编》,第5卷,第252页。

[4] 前总理蒂萨·伊斯特万原先是自由派,后成为劳动党领袖。他在群众心目中是统治阶级的最令人痛恨的代表。

[5] 1918年1月18日爆发了争取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和支持俄国革命的政治总罢工。后来社会民主党领导满足于政府的诺言号召工人结束罢工。

[6] 1917年5月,约瑟夫亲王同卡罗伊·米哈伊谈判,要求卡罗伊出任总理,组织政府。卡罗伊拒绝了这一要求。

[7] 指由卡罗伊党、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领导人组成的联合政府。

[8] 在1918年10月18日众议院会议上,卡罗伊·米哈伊提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匈牙利的法律草案。10月22日,他又在讲话中提出了独立党的要求。

[9] 见注[132]

[10] 列宁在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1918年4月29日会议上的讲话中用过这个词。

[11] 10月底,安薇拉希·久洛出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长。民族委员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前即同安德拉希谈判过,希望他在未来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但是安德拉希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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