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伊·列宁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弗·伊·列宁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

始终坚持岗位

　　已经十年过去了！这段时光飞逝得多么快……我们党最伟大的活动家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的异常突然、过早地逝世已经十年了。
　　十月革命以前，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度过多年流放、监狱、秘密的生活，不得休息和安宁，不遗余力地工作，尽管他的身体不很健壮。未来的传记家对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会写得很多，他们也会向读者叙述他从西伯利亚逃跑的英雄故事，有时他乘小船顺安加拉河的山区急流而下，有时乘鹿拉的雪橇，有时独自走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他身上不仅充满革命者的不可抑制的热情，而且为了达到他所抱定的目的，总是表现出坚强的意志。他是列宁给予很高评价的一人，不仅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革命者的典型予以评价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我们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们的共产党。别的生活需要几乎与他无关。他甚至不愿谈到这些事。但是，如果您同他谈起党，谈起党内同志的生活时，他的两眼发亮起来，他既能和您谈得来，又能帮助弄清这些关系，非常亲切地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党就是他喜爱的一切。
　　二月革命以后，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开始由秘密状态转为合法工作的时候，他将全部精力用在工人区的工作。他经常到工厂去，到区委员会、各小组去，到各地了解工作进展情况：他研究党的工作状况，帮助改进工作，同努力工作的人讨论未来的情况，不仅考虑今天，而且考虑我们运动的远景。他身上宝贵的品质是：从来不粉饰现实。他坦率、不客气地谈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谈到有时笼罩着个别同志或工人小组的悲观情绪，说应当振作起来，应当改变，他向来对谁都不奉承。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坦率性格使工人对他产生一种特殊好感。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可能痛斥同志，可是谁对他也不见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诚心实意，除了因革命事业的利益以外，任何别的个人关系都不会使他不正确地对待某一同志。
　　当我们听说许多党的领导人离开自己的岗位^[2]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任命谁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我记得那些令人忧虑的日子，当列宁得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党团里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发生的情况，在这个意外事件发生之后，他立刻派我到那里去，他考虑并说道：
　　“最重要的是立刻任命一位完全忠诚的同志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能够把我们的党团和非党群众涣散的队伍整顿好和恢复松懈的纪律。”
　　他思索着……突然他两眼望着我说道：
　　“再也找不到比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更适合的人了。”
　　我回答说，他的选择非常正确，对此不必再犹豫了。毫无疑问，站在这个重要岗位上的，应当是这样的同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动摇。不久的未来，无疑我们会遇到非常严重的情况，非常危险和意外的情况，那时，有许多事情要取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坚毅精神。
　　“这很好，这件事必须马上做，”列宁回答我说，“当然，我们很快就在中央委员会里履行手续。我想那里谁也不会反对。”
　　在这一方面列宁表现出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党员同志的惊人的镇静精神。本来毫无疑问大家都会同意列宁的意见，他提出的人选大家都能接受的。甚至出自对他的尊敬，谁也不能反对他：大家都知道，列宁要是这样做，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需要，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但是列宁仍然对我说：
　　“您对他什么也不要讲，我们事先要和他谈谈，我们需要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我从他那儿出来，在斯莫尔尼寻找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很少在自己的办公地点，他总是到那些非常需要他去的地方去。我派几个同志去找，并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找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就请他到我这来一下。可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当我下楼来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时，发现在一个房间里聚集一群人，好像是开临时大会，人群中有个人在讲话。我走到跟前，发现大多是非党的士兵和工人，他们情绪都很激动。
　　原来，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个代表利用主席空缺的机会，组织了这伙人并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方去，想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新的候选人。十分明显，这会引起新的纠纷，新的争吵和风波，也正在这个时刻，在新出现的反对派要开会的那个房间门口，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出现了，我走得更近一些，就听到他的平稳而宏亮的声音。
　　“对不起，对不起，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要到那个房间去，我们在这里谈谈，这里很宽敞，别的人也可以参加到我们这里来！”于是，他站到椅子上，开始向与会的人讲话，其中很多人都认识他，他说我们年轻的国家机构还没有很好地组成，总会有些波动、动摇、停顿，可是不应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有几个人动摇，那么整个工人和农民就得动摇。他立刻开始阐明，只要全体代表共同团结，目标一致，充满热情的共同理想，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且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去争夺主席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我们的敌人真正停止对我们的进攻。他讲得非常简明，非常友好，明显感觉到全体听众都相信他，把他当作自己最亲近的人，他的话讲到了这些普通人的心里去了。这时我想：正是他，这个不知疲倦的革命家曾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旅站中度过了多年，经常到工人区、到工厂去，非常懂得和了解普通人的心理，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他会无限忠诚，完全信赖他，而他也会和他们共命运。我对他的热情讲话不知不觉地听得出神了。他讲完话之后，立刻采取他的非常巧妙的方法：他请那些最激动的人在大家面前发表意见，当有些人拒绝发言时，他就痛斥他们，说这甚至是卑鄙行为，因为总在阴暗角落里唆使，在阴暗角落里喊叫，而当众则不表明自己的意见。
　　听众严肃、默默地环顾他们的刚才还发表演说的鼓动者，用眼神示意叫他们到临时安排的讲坛上，然后便催促说：去讲讲你的想法。
　　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处境异常难堪。他觉得他的情况很不妙，便开始辱骂诽谤布尔什维克党。立刻就听到了指责、嘲笑和责备的话，然后也出现这样一些同志，他们指这位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并要求他离开这里。
　　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微笑着，走在人们中间，他拍着一些人的肩膀，同大家谈话都称“你”，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能叫出很多人的姓，或者名和父称，或者叫出绰号。当我挤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已开始谈其它事情了，忘掉了这次临时安排的会议，便全神贯注地讨论起当前迫切的问题来。
　　我告诉他，说列宁请他马上去一下。
　　“那末好吧，我们就去，”他回答说，同时对在场的几个人布置了明确的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完成并向他报告。我和他往楼上走，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有意未对他讲为什么列宁请他去。应当让列宁亲自向他宣布将任命他担任的那个崇高的职位。他很快就来到了列宁的房间。他浑厚而平稳的说话声充满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小办公室。我简短地向列宁讲述了刚才我碰到的那个场面，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如何巧妙地平息了这场不可避免的杯水风波。列宁爱慕地看了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一眼，笑一笑，接着大笑起来，并对他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我想请您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您对这个有什么意见？”
　　“让我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您怎么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有那么多党的工作，而您还提议我到政府里工作。这个工作我不适合，您从我们的议员中任命一个担任这项工作吧。”
　　“可是他们都跑掉了，”列宁说。
　　“没关系，会回来的……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破坏行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毛病：不合他们的意，就吵架，然后习惯了，也就不再吵了。”
　　但是列宁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任性的话，那么更要坏十倍。我们是政府，我们是一个大国的政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之中谁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来，对此每个人都应严格地负起责任。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谈，可是现在，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同意担负起这项工作。首先需要非常精心地整顿秩序，立刻召开党团会议，然后从中选择最负责任和最优秀的同志，尽力从工人中间选拔，是否有合适的农民，立刻组织非党人士的大会，把我们党团的全体成员分散到整个大会里，多休会几次，让我们党团成员能和非党人士安心地讨论一切问题，而主要的是让他们能在各处仔细地观察每个人的情绪如何，这就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应当了解那里每个同志想的是什么。请把全部情况告诉我。现在就行动吧！暂时不要说您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在党团内按党的路线工作。我们今天就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我提出批准您的任命的建议。我想中央委员会不会拒绝批准提名您作候选人的，那时我们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团，并且立即宣布任命您为主席，当然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最仔细的表决方法进行。您事先计算一下共有多少票，告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我们全体成员和候选人都必须出席会议。所有这些事情应当尽快做好，使社会革命党的阴谋不能得逞，然后我和您再讨论您的整个今后工作计划。在这些天要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更多的工作，让他们感觉到对国家的命运都要负责。应当作报告、宣布消息，让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立即宣布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外省有没有消息？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召集在一起，尽可能亲自多和他们交往。”
　　斯维尔德洛夫坐着、听着，在写着什么，在笔记本上标记着什么，根据他的发亮的眼睛，我看出他已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了，他只等列宁讲话结束，立刻就去执行对他下达的一切任务，他对列宁是多么全心全意地、无限地爱戴啊！
　　我也感觉到，或许坏事变成好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动荡不安就要结束了。从前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主席的那种温情主义情绪也传染给群众了，现在这种情绪将为这位坚毅、顽强、坚持原则的布尔什维克所清除，他会使群众振作起来，并把他们引上唯一正确的道路。
　　过了大约二十五分钟，列宁让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走了，告别时对他说了些鼓励的话，只要他想来，请他常来，请他来报告他认为是必要的一切事情，商议一切问题，并建议他立刻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斯维尔德洛夫出来时，请我帮助用我们的电话立刻通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其它只要那里可能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地方，还通知所有那些偶然来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或来到列宁那里的人，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直接要求，让他们都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我们党团的会议，他规定会议在当天晚七时召开，即和列宁谈话后大约三个小时。我回到列宁的办公室。他非常高兴，并对我说：
　　“他就是那种真正的人！坐着，听着，几乎一声不响，全神贯注。你知道，他已完全埋头于工作，大概他那里工作已经忙起来了。我非常希望过一会您能到他那里，看一看那里的情况，悄悄看看，什么也不要过问，把您在那里看到的情况告诉我。”
　　我说斯维尔德洛夫已向我提出要求，立刻开始准备党团会议，三个小时后就要开会。
　　“这样很好，这非常好，”列宁回答说，“请您尽一切努力帮助他。我不到那里去，我不需要到那里去，可是就请您把他们那里讲的话记下来，然后告诉我，”列宁说完后又埋头工作了。
　　我来到楼下，看见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忙碌。他旁边有阿瓦涅索夫^[3]，和几位同志。他认识所有的人，拦住每个由此走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立刻通知他什么时候召开党团会议和什么时候召开非党人士会议。过了一会，我已看到几十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志，面带愁容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竭力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对大家说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生的事情和应当如何对待这件事情。
　　晚七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我们党团来得空前的齐，这种情形只是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才有的。纪律非常严格。检查证件，出席的人员要登记。告诉每人必须出席党团会议，而对违犯这条规则的人，要通报党的各级组织。总而言之，使人感觉有某种新的气象。一只强硬的手，一种始终不渝的、顽强的意志去实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从列宁那里接到的指示。整个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平静，好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谁都不用气愤的声调讲话。恰恰相反，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和许多发脾气的人说着笑话，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极有利的气氛。正好七时一刻，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准许迟到一刻钟，他亲自宣布开会。他讲话很简短，但很有感染力，他说党员，特别是我们党团的成员，当一些很负责的工作人员放弃了自己岗位，照他的说法，躲到“空闲的地方”去了的时候，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坚持岗位。他宣布，放弃岗位人的行为党中央委员会将进行讨论，而现在他提议到会的人要听完有关当前非常重要问题的报告。
　　讨论进行得很热烈，秩序是异常的好，发言的人讲话都实事求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当对许多问题进行表决时，完整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一致表决了，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最有经验的议员，用锐利的眼光望着远处的角落：
　　“同志，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这样举手，分不清是‘赞成’或是‘反对’！您总得表示一下明确态度…
　　他对弃权的人更认真地开玩笑说：
　　“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人：不三不四。怎么可以弃权？可以说：“赞成’这个提议或者‘反对’。应当有勇气直截了当说出来。对这样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难道您不害羞吗？”
　　经过这样头一次长者般的教训之后，不参加表决弃权的人几乎没有了。
　　我们党团会议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接着就开非党人士会议。这时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甚至没有照列宁建议的那样做。他说在这样时刻不能考虑让大家回家吃茶，而大家必须按照党的纪律出席非党人士的会议，要很客气地宣传和说明目前发生的事件。“为了这件事不使任何人受委屈，而且要切切实实，”他补充说，“我建议现在就进行按名表决我的建议。”这时他对秘书说，请他念党团成员名单，划上谁“赞成”和谁“反对”。这样一来，结果就进行了一次突然点名。原来有十五名党团成员在会议没结束就走了。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马上就说：“我们要指出，有些同志甚至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没有坚持到会议结束；这是不遵守秩序的，这是违反党的纪律，对这种情况绝不能不闻不问。”
　　他宣布会议结束之后就出来了，随后其余的人也都出来了。
　　我来到人民委员会，立刻把党团会议的情况讲给列宁听；要知道，列宁对党团会议的个别情节是怎样发笑的。特别是在会议结束时，按名表决和十五个未坚持开完会被发现了和记下来，这很合他的心意。
　　“现在至少有了讥笑我们那些‘感到疲劳的’同志的材料了”，列宁讽刺说。“这是认真的，这太好了！”他赞叹说。“他能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主席！……”
　　列宁没有说错。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直至逝世一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非常杰出的主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逝世

　　1919年3月16日，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了……
　　我记得，还在前一天，在列宁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突然电话铃响了的情形。列宁拿起耳机，他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我刚刚对他讲过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病情十分严重，他发烧达四十度，医生不肯说实话，可是根据整个情况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是十分严重的。我对此事比其他人要清楚得多，因为不久前，我经历过我妻子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邦契一布鲁也维奇（韦利奇金娜）的死亡，同样可怕的“西班牙流感”的一切症状，我观察过她的全部症状，在我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那儿去时，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和列宁正好讨论再请谁给他看看病和如何抢救他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原来是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要求把电话放在他的床头，在半昏迷状态中还继续给全俄中央委员会下指示，他想起了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由于在党中央担任繁重的工作，而未来得及做完。
　　列宁脸上呈现出痛苦的皱纹，平静地对他说：
　　“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不用，请放心，一切都会做好。我们了解您的希望，我们知道您在这些天来想要做完的一切事情。请不要耽心……我到您那儿去，”他最后说道，看来他的话对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没起作用。
　　“他多么兴奋，”列宁忧愁地说，“这样不好，他不应当激动，他会消耗更多精力。”
　　“是啊，心脏跳得很不好，”我说，“他完全不该用电话讲话，可是他有病躺在床上，仍然这样积极活动。”
　　列宁着忙起来，并说要到他那里去。
　　就在第二天，8月16日，他们给我来电话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病情异常不好。我迅速穿上衣服，跑到他的住处去。就在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住宅门口，我遇见了列宁。他面色苍白，极度悲伤。他忧心忡忡，低头走着。看了看我，说了一句：
　　“死了……”
　　他站了一会，就走了……
　　斯维尔德洛夫的住宅里一片寂静……谁也未哭。所有的人都低着头，肃立着……过了一会，他们对我说：列宁来的时候，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很兴奋地对他说话。列宁拉着他的手，而他握着列宁的手。列宁轻声地安慰他说：
　　“您得睡一会，要想法睡着，那样您会轻松一些。”
　　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突然安静下来了，昏迷了，好像睡着了。一切都平静，他安静地死了。
　　我们隆重地安葬了他。我们不得已地把他送到克里姆林宫墙下。我们知道，从我们的队伍中夺去了一个对革命最忠诚、最勇敢的战士，这一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我想起一段当时我回到家之后写的关于这一可怕死亡的最初印象。
　　“从我们的队伍中，”我写道，“又夺去了一个新的牺牲者……从各个战线每天都传来有关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消息，他们曾和白匪军和进攻俄国的各国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当传来这样一些悲伤的消息时，虽然令人十分悲痛，但是从理智上来说毕竟还可以忍受得了，因为同志们在前线阵地，同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直接搏斗中会牺牲的：因为那里是战争！但是在这里，在后方，似乎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和平环境里，这种突然死亡从我们队伍中夺去了一个精力充沛、十天以前还朝气勃勃工作着的同志，这实在是一件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可怕的事实。
　　简直无法相信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真的逝世了。总在想这可能是一场梦，一个意外事件，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要召开会议，主席的响亮而坚定的声音就要响彻大厅：‘会议开始，请大家就座。但是不是这样，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号召……
　　他已经不和我们在一起了……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朋友和党内同志把他送到克里姆林宫墙下墓地去，他走完生活最后一段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将永垂不朽。整个无产阶级的俄国，整个红军都知道他。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位老革命家和为劳动人民从资产阶级制度桎梏下解放而斗争的坚强战士，东西方的无产阶级群众会知道他的，很快就会知道，因为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现已载入史册。
　　还在我们党处于地下状态，遭受沙皇政府极严重的迫害的时候，我们这些早就认识他的同志，必须立即收集有关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充满不断的迫害、监禁、流放的惊人的一生的全部材料；有关他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生活和他不断为党的工作而多次冒险逃跑的事迹，他整个自觉的一生都是无限忠于党的党员，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党。
　　同志们应该知道，在目前这样困难时期，谁也不能说，在朋友之间他一定能活多久，所以现在每个了解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什么事迹的人，必须把它写下来，并送去发表。
　　从我们中间夺去了一位惊人的同志，他一贯忠于事业，对每件不幸的事都表同情，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他贡献了整个一生。
　　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永远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为我们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全体战士的光辉典范，是革命战士始终不渝的诚实的一生的典范，他无限热爱被压迫人民，为他们付出了全部精力，贡献了一切。”
　　让这几句当时从我心中迸发出来的朴素话语现在仍作为我编织的花圈，在这悲伤的周年纪念日之际，我想将它献到他的墓前。

1929年于莫斯科

^[1] 初次发表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一书，标题为《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十周年》。刊载时有删节。

^[2] 指的是加米涅夫（当时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一些其他党中央委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的投降立场，他们支持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要求成立“单一的社会主义政府”。在革命最重要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期，1917年11月8日（16日）他们离开领导岗位（《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50-452页）。

^[3] 瓦·亚·阿瓦涅索夫（1884-1930）——苏联国务活动家，自1903年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24年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担任国家领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