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俄肃反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

全俄肃反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1]

（纪念费·埃·捷尔任斯基）

　　十月革命推翻了软弱无能的临时政府，取得了胜利。在红色首都建立了严格的革命秩序。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残余、保皇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党的：劳动派、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其它许多小的党派，都被彻底镇压下去了。过了一个时期，指望“布尔什维克衰落”的日期已永远落空了。新政权无意退却，而逐步牢固地掌握着政权。
　　我们在斯莫尔尼已牢固地安顿下了。
　　“您怎么这样忙碌？”来访问我们的各色反对派多次挖苦地问我。“难道您认为你们的政权能长久吗？”
　　“能存在二百年！”我深信无疑地回答说。
　　于是他们，这些昨天的“革命者”、“自由派”、“急进分子”、“社会主义者”、“民粹派”愤愤地从我这里跑掉了，以仇恨和愤怒的眼光望着我。
　　“怎么，不喜欢吗？”经常到这里来的工人们笑着问道。
　　“他们不喜欢……”另一些人嘲笑那些不久前还为工人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喜欢出力的人。
　　可是这时得知关于官吏、职员怠工的最初消息。我们收到了一些文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个组织在活动，它企图阻挠新政权的工作，为此不惜时间、不惜动用国家和社会基金。我们掌握了这样的决定：给银行、各部、市参议会和其它各机关的职员预支二、三个月的薪金。很明显他们想用一切办法阻碍建立新政权，到处实行怠工。大量情报聚集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2]，那里是第一个肃反委员会在工作。这些情报都说明情况在发生急剧变化，一切都是有计划进行的，所有这些都有一只巧妙的手操纵着。仔细调查的各种事实同样表明，立宪民主党企图暗中破坏工人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它操纵的。
　　同时越来越暴露了所谓同盟国的侵略行动：因为工人阶级的内外敌人阵线已经十分清楚了。现实本身、生活事实本身迫使我们得行动了。在和酗酒，连同反革命的、反犹太人的宣传作斗争的同时，我们完全意外地碰到了更多的证据说明反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正在联合起来，准备直接行动。
　　在收集了足够的事实之后，就这个问题向人民委员会主席作了第一次报告。在报告中用事实说明领导这个运动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列宁非常注意地听，并十分挑剔地评论报告中的材料。当报告中材料完全清楚了，一点疑问也提不出来的时候，列宁要能证实报告这一部分是有根据的文件。他仔细检查和审阅全部文件，研究了文件的来源，他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怠工，而且它多半是受一个中心的支配，而这个中心就是立宪民主党。
　　列宁沉思着。他走到朝着斯莫尔尼宫院子的窗前，轻轻地敲着玻璃。
　　“那么也好，”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既然是这样，既然他们不仅不想了解，而且还妨碍我们的工作，只得建议他们到芬兰去一年……让他们在那儿好好考虑考虑…
　　谈到这里，我们就告别了。
　　当时列宁指望他们“回心转意”。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没过两星期，人民委员会鉴于立宪民主党进行明显的犯罪的、反人民的、反社会的全部活动，通过了法令^[3]，宣布这个党不受法律保护，因为它进行许多反革命阴谋活动，使俄国人流血和血洗俄国大地。虽然这样，立宪民主党无疑已成为整个黑帮的、白匪军的、冒险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中心，它想使历史车轮向右转，甚至也不要“立宪民主主义”了，而主张直接实现君主制。紧急的时刻到了。我领导的斯莫尔尼的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时常发现他们的阴谋、武器库、秘密通讯、秘密会议和秘密接头点。
　　擅自集中彼得格勒的“敢死队”的战斗队伍，在列斯加弗特^[4]训练班逮捕军官西涅勃留霍夫的组织以及其它各种行动明显说明反革命分子没有平静，恰恰相反，他们组织起来并开始积极地行动。
　　在这个时候，费·埃·捷尔任斯基把从前彼得格勒市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那里成立了调查反革命活动的委员会，往他那里也送来大量各种材料，这些材料说明反革命组织的活动集中在彼得格勒。工人群众听说反革命分子的各种活动之后，都万分焦急。反动派的嚣张，军队中的反革命鼓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紧张状况并对斗争舞台提出新的行动方法。
　　有一次，这是12月初，我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报告一系列最严重的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列宁皱着眉头，站了起来，神经质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并感叹说：
　　“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个能控制住蔓延开来的反革命势力的自己的富基埃尔-添维尔吗？”^[5]
　　我们非常了解法国革命这个无与伦比的战士的威严而富于激情的面孔。我们非常清楚这场伟大斗争的革命恐怖的规模。我们很久很久就作好准备迎接这样的时期的来临，我们不仅用手中的武器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成果，而且要运用我们革命斗争的最激进和最有效的办法，即红色恐怖来捍卫它。
　　我们都觉得这种斗争时刻正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向我们驶来，主要发起人立宪民主党人在进行赌博，显然，他们估计我们党没有足够精神力量和勇气在必要的范围内使用恐怖手段。我们一向对此有所准备，这一点整个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反对派当然是清楚的，因为过去我们是反对个人恐怖的，——只要回忆一下《火星报》上对此的批评就够了，——把它看作是政治上毫无意义的行为，一贯赞成把恐怖手段看作是在阶级社会的各个时期保卫各民族的革命成果的一种方法。我们觉得，为了我们的斗争这个时刻已经到了。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富基埃尔-添维尔也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的久经锻炼的战士和亲密同志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他因愤怒而满面通红，两眼稍微眯缝，却炯炯有神，在人民委员会里他直截了当地报告了事情的真实情况，显明而准确地描绘了反革命进攻的情况。
　　“这里不用多说。我们的革命处于明显危急中。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看得过于乐观。敌人的力量已经组织起来。反革命分子在国内已行动起来，在各地征集自己的队伍。现在敌人就在这里，在彼得格勒，就在我们的心脏。对此我们有确凿的材料，我们应当往这个最危险、最严厉的战线上派坚决的、坚强的、忠诚的、为保卫革命成果准备献身的同志。我建议，我要求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分子。我们也应当行动起来，不是明天，而是今天，立刻……”
　　谁记得那个时候，谁当时有幸为居住在我们最辽阔国家的各族人民的自由而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谁就十分清楚、成立“革命法庭”，即十月革命的红色恐怖，不是过早，恰恰相反，而是太晚。许多反革命匪帮已经组织起来，而且蔓延全国各地。在顿河，在俄国这个旺代^[6]，在当时已经聚集了大量顿河哥萨克和其他不满分子。所有这些情况，中央政府非常了解，在批准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条例时，不需要特别长时间的讨论。
　　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17年12月初〔7日(20日）〕。

　　如果在推翻专制制度之前，要求同沙皇政权进行积极斗争的革命者付出不断的牺牲，那么我们当时非常清楚地知道，哪有“没有牺牲就得来自由的呢！”
　　勇敢的、坚毅的、英雄的费·埃·捷尔任斯基无疑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长期遭受沙皇刽子手的残酷迫害。在二月革命之前，他的全部自觉的生活就在连遭押解、坐牢、监禁、流放之苦。他燃起真正职业革命家的激情，只要有可能，马上就逃出，争得自由，继续做秘密工作。沙皇的狱吏因他独立不羁和自豪的行为而仇恨他，甚至在他服苦役的时候，他也不容许任何人侮辱他的人格。他过着禁欲者的生活，异常沉默寡言，甚至忧郁，但是他一向是位极好的同志。他知道，当寓于他的已经疲惫不堪身躯中的巨大精神力量，他与之共命运、同幸福的那个阶级需要它们的时候，那时期待已久、最后的阶级搏斗的时刻即将来临。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像花岗岩一样的坚硬，这就是他为之而诞生的那种环境、那种力量。他饱尝了工人阶级的全部苦痛，工人阶级对剥削阶级的全部仇恨。费·埃·捷尔任斯基毫不畏惧、不怕死，从不自防，乘坐敞篷汽车，自己住宅没有任何警卫，完全自由地到莫斯科四郊和全国各处去，过着非常朴素，几乎是禁欲者的生活。
　　有时我不得不提醒他，应该谨慎点，他好像天真地提出问题：
　　“为什么？会打死吗？多么不幸！……革命总是要带来死亡……这是最平常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要过于珍惜自己呢？……这是可笑的……我们在完成我们党的事业，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
　　他是一位最诚实，最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家，他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全部事业。
　　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评价是很突出的，我有机会听到过：
　　“捷尔任斯基不仅工人喜欢他，而且深受工人的爱戴和器重……”
　　谁了解列宁，谁就会明白，他对同志的称赞时说“深受工人的爱戴”，这种称赞有多么高……
　　列宁对费·埃·捷尔任斯基非常友好，非常客气。

　　很少有人知道，费·埃·捷尔任斯基曾三次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废除死刑或者象现在通常所说的废除使用“极刑”的建议。人民委员会总是乐于考虑用另外的比较温和的形式来代替这种保卫革命成果的极端的方法。反革命、刑事犯罪和白匪军组织把这种“废除”或者使斗争方法“缓和”视作苏维埃政府软弱的表现，是“被迫的”，他们永远不会懂得，反对深得人心、深受人民群众极广泛承认的政权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927年于莫斯科

^[1] 最初发表在《火花》杂志1927年第3期上。

^[2] 这是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根据他担任主席的反破坏、反抢劫、反犯罪、反反革命、反怠工的一个侦察委员会的办公室所在地而起的名称。

^[3] 《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是在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通过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9页）。

^[4] 普·弗·列斯加弗特于1905年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所自由高等学校，还创办一个夜训班，它成为彼得格勒工人教育中心。普·弗·列斯加弗特（1837-1909）是一位优秀俄国教育家、医生、体育科学系统的作者。

^[5] 安东·富基埃尔-添维尔（1746-1795）是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活动家，在康维特参加了雅各宾党。王朝覆没后，他担任临时特别法庭副社会控诉人，从1793年3月起担任革命法庭社会控诉人。在热月政变的反动时期被处决。

^[6] 旺代是法国的一个省，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成了一个反革命的中心。“旺代”成了内战时期反革命地区的普通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