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立宪会议

召开立宪会议^[1]

　　布尔什维克实现了十月革命和掌握了政权以后，在其最初的一项决定中坚定地通知说：“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2]
　　可见，召开立宪会议是工农政权预先决定和批准的。过了大约一个月，终于轮到过问召开立宪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筹备委员会设在玛丽亚官，并在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弗·德·纳波柯夫主持下进行工作。列宁委托我^[3]作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到这个筹备委员会去了解工作情况。我带领守备彼得格勒市的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非常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水兵茨甘科夫，我和他到玛丽亚官去了。正门仍然是那些身穿浅灰色制服上衣的仆役守卫着，不仅临时政府时期，而且沙皇时代也是这些人守卫着。大理石阶梯仍然用红天鹅绒铺着一条小路，用铜杆固定在台阶上；在门口同样出现了肃静和秩序保护者老管事；但终究今非昔比。耀眼的洁净已不复存在。显然可见，这座最古老的饱经风霜的官殿的全部旧制度已被破坏，这里的一切只是按着传统保持着。我们进到接待室，然后往前走，经过大厅，到了有人的房间。这都是一些习惯于国务院机器的原来各司的官吏，他们看着宫外的那种沸腾的生活感到多么奇怪。这一群脑满肠肥的官吏走来走去，不断地彼此交谈，无所事事，听说我代表新政府到他们这儿来了，他们又难堪，又愤恨，又惊慌。我要求向我介绍一下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把召开立宪会议的情况对我作个明确说明。
　　一个职位较高的官吏对我说，委员会主席纳波柯夫不在，他不在，他们很难说什么。我懂得这是故意拖延，就建议他们立刻去找纳波柯夫，通知他立即到委员会来作出说明。
　　官吏们交换着眼色，想要解释什么，最后终于慌忙起来，很快就告诉我说纳波柯夫找到了，他马上就来。我仍然等着。过了约十分钟，纳波柯夫来了。从前我和他有过一面之识。他来到时显得官气十足，很不自然，板着一副独立自主、肩负特命全权者的面孔。
　　寒暄几句之后，他对我说：
　　“实际上我们是临时政府成立的完全独立的委员会……”
　　“可是您要知道，”我向他指出，“临时政府已被推翻，现在是工农政权管理国家……”
　　“我们不承认这种侵占……”纳波柯夫企图反驳。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我立刻打断他的话。“此外，我作为工农政府的代表，您承认我们与否，都完全一样。但是我要求你们认真执行我们政府的命令，顺便我通知你们全体人员，”我对站在这里的官吏们说，“任何怠工或不执行政府的命令，将立即受到逮捕的惩治并根据战时革命法律审判。我警告您纳波柯夫公民，您是整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假如政府发现对召开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故意拖延，您要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
　　“我……惩罚我……”纳波柯夫愤怒地咕哝起来，时而面红耳赤，时而面色苍白，显然他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场果断的谈话。
　　“我没有时间”，我对他说，“劳驾马上把委员会活动情况向我介绍一下，并立即告诉我召开立宪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
　　“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规定日期，工作很繁重，派出去的人太多，人员不足。”纳波柯夫似乎在为自己辩解。
　　“得了吧！您干什么？我觉得您的人员过剩很多……您这里几乎谁都不干事，都在闲逛，只是无休止地谈天。”
　　“您知道，大家都很不安，”一个官吏插话说。
　　“可是要知道，绝不能因此而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我回答说。“政府果断地决定尽快召开……”
　　四周传出反驳声。结果是我们这些“侵略者”坚决主张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而昨日的国家统治者，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及其同伙却千方百计拖延这个会议的召开。
　　我们一边争论，一边走进委员会的一个房间，纳波柯夫吩咐取来一些名单和表报，慢腾腾地、不耐烦地、语无伦次地向我讲述委员会的真实情况。我记下了数字。结果是这样，等把通告、指示、证明以及其他材料寄到全国各地，几乎还得等半年。
　　我详细听完这一切之后，我说所有这一切都不行，政府不能等待这样久，我们不能让全部准备工作超过三个星期，我们责成他，纳波柯夫，完全负责这项工作，每隔三天他要往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给我送来工作进展情况的全部情报，政府将给委员会以各种帮助。决不能延迟这项工作……
　　我辞别纳波柯夫和在场的人。很明显纳波柯夫是了解自己的全部虚伪情况，因为扮演立宪会议的怠工者角色显然并不令他高兴，尽管他一直为其辩护，纳波柯夫屈服了，并送我到楼梯，和我进行官样的、客套的、空洞而又毫无意义的谈话，这是上流社会善于空谈的人养成的习惯，高级军人善于这种空谈，他们全都扎根在旧制度的土壤里，尽管他信仰立宪主义。
　　我们告别了。
　　在门房我被委员会的官吏代表团围攻了，要我为他们的口粮和发放薪金而奔波一下，照他们说，他们的薪金可以从俄国各地寄来的一万一千卢布中支付，可是他们怎么也不能收到。
　　我答应如果他们认真地工作，今天我就发给他们口粮，而我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给他们送去了尽力弄到的东西，因为这些官吏的物质生活状况很差。委员会的工作开展起来了。根据他们那里的消息，可以设想立宪会议不久就能召开。

　　我回到斯莫尔尼以后，立刻就把全部情况向列宁报告了。
　　“必须马上供给他们食品，”他对我说。“但是对他们要特别警惕。现在阻碍立宪会议的召开对他们有利，就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
　　我根据列宁这个指示，直接领导这项工作，我不让这个委员会安宁，注视它的每一步骤，并就地解决一些误会。顺便说一下，必须特别用力督促错误百出的邮政机构，经实际检查，发现委员会的邮件往往给耽搁数周。往彼得格勒邮政总局派去一个特别委员，非常认真负责地监督其准确邮寄委员会的邮件。所有积压的邮件立即清除了。

　　全市到处传说最近即将召开立宪会议。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收到各种互相矛盾的情报。有一点是清楚的，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都想利用这些日子直接发表演说和进行鼓动来反对我们年轻的工人政府。
　　当然，我们也采取了措施，做了准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各种借口来斯莫尔尼，不断向我提出问题：如果举行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我们将会怎么办？
　　“首先是说服教育，然后开枪射击，”我简短地回答说。
　　我非常了解这些胆小鬼的心理。根据多年的经验我得出一个结论：同这些人讲话，必须简洁而坚决，同时让他们觉得言行是一致的，说了就要做到，要坚定不移地执行。
　　我们已说好，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我们采取一切办法让无组织无纪律的彼得格勒公民懂得这种反对工人阶级的游行示威是徒劳无益的、真正有害的。
　　立宪会议决定1月5日在塔夫利达宫召开。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尼·伊·波德沃依斯基、康·斯·叶烈梅也夫、格·伊·勃拉冈拉沃夫、莫·索·乌里茨基^[4]、普·彼·普罗相^[5]、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还邀请了一些我们绝对信任的军事专家，由上述人员组成非常军事司令部。全市分成几个区。塔夫利达宫由莫·索·乌里茨基担任警卫队长。勃拉冈拉沃夫仍然担任我们基地——彼得一保罗要塞的司令，而叶烈梅也夫担任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在召开立宪会议期间，我被任命为斯莫尔尼的警卫队长，全区归我指挥：从斯莫尔尼到塔夫利达官，担负在斯莫尔尼和去塔夫利达官的路上以及在塔夫利达官内保卫政府的任务。此外，我还负责这个地区的全部秩序，其中包括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立宪会议时在其周围可能发生游行示威。我十分了解，这个地区是彼得格勒最主要的一个区，这里正是社会革命党人集中活动的地方，他们用恐怖行动进行威胁，游行示威要往这里来，这里将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进行鼓动的中心。

　　早晨我首先到列宁那里，对他讲了行动计划。列宁对整个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尤其是他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的准备活动非常清楚。我们还知道社会革命党人郭茨^[6]及其一伙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并转入地下，他们现在仍在彼得格勒。
　　“这种情况非常严重，”列宁在送我时说，“有什么事请您来找我，我帮助您。”
　　我把列宁说的这些话转达给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委员会的工人们，因为我知道这些话会更加鼓舞无限忠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所有的人。
　　人群向斯莫尔尼蜂拥而来，流传着各种消息，需要保持非常的镇静，才不致把注意力都转向在这样惊慌不安的日子里最易产生的慌乱上去，并且从这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中找出有助于重大政治事件的必要的东西来。我们关闭了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门，只准我们需要的人进来。
　　为了维持塔夫利达宫的秩序，在它附近和与它毗连的街道，我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调来一队水兵，他们中间许多同志我熟悉，而且完全可以信赖。还从“共和国”装甲舰上调来两个连归这个队领导，这两个连由我非常熟悉的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7]率领，他是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忠诚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的观点上，而且完全听从政府的指挥。我让水兵们驻扎在苏沃洛夫大街军事科学院大楼里。我们在那里实行严格的战时戒严，并把军事科学院变成军事区。
　　全体水兵分若干中队，分别负责我们这一地区的各个街道。各中队之间保持经常的联系，而所有的情报都向我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汇集，各中队长、各委员每小时必须送来一次情报，为此成立一个特别通讯班。哪里特别需要的话，就安装上野战电话。在立宪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夜里派出了巡逻队。在这天夜里三点左右，我召集我负责这个区的各中队长开会，对他们讲了必需注意的事项，交给每人密封在信封中的专门任务。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我工作了四昼夜没睡觉，我认为在极重要的战斗日之前可以睡一会了。

　　天刚黎明，我对耶格尔团的一个营下了命令，占领邻近一个工厂，用机关枪加强防守涅瓦河上的大桥，从那里可能发生对斯莫尔尼的佯攻。大桥由这一营的有威力的中队防守。这样就保证了斯莫尔尼的后方，并在它周围布置了侦察岗哨，在早上九点我往斯莫尔尼调来以热烈兹尼亚科夫为首的一个中队水兵。他带领作好充分准备的队伍来到斯莫尔尼，并按军人的方式向我报告队伍的情况。
　　在和同志们分手时，我用劲握着这个了不起的人、革命英雄、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的手。
　　“工农政权不需要流血。你们有觉悟的革命战士要能够对迷失方向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居民发生影响，使他们象兄弟般了解我们，服从合法政权的命令。但是，如果您遇到革命的敌人，对他们不要怜悯，不要让您的手颤抖。我们要有耐心，坚定沉着，但是时刻一到，您就勇敢地击溃反对我们、反对工农政权的一切敌人！……现在就行动！ ……”我用这样的号召结束了我的简短讲话。
　　热烈兹尼亚科夫清楚地发出号令，乐队伴奏着革命进行曲，一营水兵雄赳赳地，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塔夫利达宫前进。

　　时近中午，我得到报告说，利齐尧大街、塔夫利达大街、苏沃洛夫大街和涅瓦大街区域里发现许多人聚集，我到那里观察了全区的情况，我又检查一遍列宁出席立宪会议时必须经过的那条路。我预先规定好了司机、汽车、路线，这都是绝对保密的。斯莫尔尼周围秩序井然。时常遇到巡逻队在检查汽车。街上行人很少。各区都有军队防守，以防发生不测事件。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其中包括分布在附近各院内的红十字包扎点。行军灶在僻静处给军队做饭。靠近塔夫利达宫的地方有些吵闹，从利齐尧大街起人群密集了。大部分人是官吏、城市居民、小摊贩；工人却极少。他们往哪走呢？他们去干什么？他们未必能作出有条理的回答。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都仇视苏维埃政权，他们都盲目地去抗议，却一点也没露出任何积极性。几乎没有什么标语。有的地方写道：“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水兵的队伍向前走，队伍走过之后，大街便空旷无人，只是有时从临街房屋里出来几个居民。
　　穿着黑呢制服的水兵排成整齐的队伍站着。人群突然果断地向前移动。处于危急的关头。水兵们停下来等待着。突然热烈兹尼亚科夫从队伍中走出来，跑向走来的忧郁的人群。他在离人群还有二十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挺直高大的身驱，右手抓住枪筒，用手向上举起。他身子晃了一下，用左手作手势，让人群停止前进，于是人群震惊了一下，停下来了。他挺直身子站着，炯炯发光的黑眼睛注视着人群。他婉转地发出愉快的激动的清脆声音说：“我请你们停在这里，一步也不要往前走。今天那里将要决定俄国的命运。我们要以尊敬的态度对待我们工农革命政府的意志，只有这个政府在革命的风暴和烈火中找到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力量和方法，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事，其他各党派讲得很多，可是他们并不想召开。我们——革命的战士，热情地号召你们，站在我面前的工人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为革命、为和平、为面包、为工农政权而战斗。我们号召全体公民，并请他们不要破坏秩序，不要逼迫我们使用武力……
　　这个长得很漂亮的水兵勇敢地走近游行群众的面前，他讲的这些纯朴而真挚的话起了魔术般的作用。人群平静下来了。停止了前进。走出来了演讲者。出现了集会，一定有水兵参加，发表了热情的讲演，游行示威瓦解了，发生了争论，但是还未达到发生冲突的程度。在我负责的区里，在这令人非常焦急不安的一天里还没有响一声枪声。
　　在回来的路上我顺路到塔夫利达官去，想再一次弄清楚那里建立的秩序，察看一下为政府人员准备的所有座位，特别是为列宁准备的座位。乌里茨基时而到那里，时而到这里，发布各种命令。勉勉强强对付着检查出席会议的代表、代表团的证明……在塔夫利达官的会议休息室里已经挤满许多人。一片吵闹、喧哗声，开会讲话声。不时听到个别代表的敌意的喊叫声。
　　我又仔细地察看一遍列宁必须经过的各房间，检查哨兵和维持秩序人的证件，我留下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四个委员，向他们说明，他们的任务是在我们革命领袖来到时保卫革命领袖。此外，我命令这里要轮流值班，要密切注意一切动态。我回到塔夫利达官大厅以后，立刻发现辩论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我找到乌里茨基，并建议他往这里调来二百名最可靠的水兵队伍。
　　“这立刻就会使这些爱饶舌的外省人的热情冷静下来，他们确实认为政权是属于他们的，因此，他们在举行无休止的大会”，我对乌里茨基同志说。
　　我同他走到水兵们跟前。挑选了五十个人，在一个指挥员的指挥下，立刻领着这队人顺着长走廊走去。整齐的军人脚步声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人都来看。
　　“往哪儿去，为什么走？”有人提问题。
　　“去保卫立宪会议，”队伍中有人简短地回答说。
　　这些来自俄国各地的人，他们主宰那些自己进行革命并迫使大家接受自己意志的人的命运，这些人忿恨，狂怒反对把这个“部队带进”立宪会议大厦来，同时又像小市民一样高兴布尔什维克军队向他们表示的敬意……
　　过了一会，又来了几队水兵。他们分散在各处。水兵们成队地、骄傲而又彬彬有礼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左肩背着枪。大厅里人的举止开始规矩、稳重些了。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停止了。水兵走近所有吵闹与狂暴的少数人跟前时，不合适宜的各种放肆的话也沉默下来了。
　　我劝乌里茨基休息一会。他答应到斯莫尔尼来。我到那里去，为了最终准备好列宁的出发工作。
　　在斯莫尔尼我看见列宁，把我看到的一切情况讲给他听，并告诉他说，我们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收到一些关于在涅瓦大街和利齐尧大街发生了武装冲突的消息，在那里我们军队还击了从群众中发出的射击，打倒了几个人。双方受害者都送到利齐尧大街市立医院。列宁指示立刻派人侦察这次冲突情况，并很想见到乌里茨基，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来。
　　列宁该去塔夫利达宫的时刻终于到了。与他同行的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邦契-布鲁也维奇）和我。
　　大家穿好外衣，我请他们从斯莫尔尼平时不走的另一门出去，这个门我们谁也没走过。我自己从普通的门出去，叫来早已安排好的汽车，我让一个乌克兰人的司机坐上车，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便从斯莫尔尼开出去了，像往常一样，对大家说，我到军事科学院去。然后绕着斯莫尔尼跑了一圈，汽车拐了一个弯，穿过小巷，经过另一个门驶进斯莫尔尼，迅速开到一个门廊，要乘车的人都在那里，我让大家上了汽车，从衣袋里拿出手枪作好准备，我坐在司机旁边，给他指引道路，这条路列宁从来没有走过。司机是个好样的，我们飞驰在空无行人的街道上，什么人也没碰上。在塔夫利达宫附近聚集了很多人。我们从小巷出来迅速开到大门前，鸣了一下约好的喇叭声，大门立刻就开了，我们进去之后，门马上又关上了。
　　我们来到预先为列宁准备的房间。因为在这之前谁也未吃饭，我们定了饭，坐下来吃饭。我们和已经早到这里的同志谈话，讨论着今天会议的命运。
　　“如果我们曾经答应过大家要开这次空谈的会，今天我们就该宣布开会。但是什么时候闭会，对此历史暂时还避而不谈”，列宁对一个同志笑着回答说，因为他坚持要问立宪会议究竟什么时候开会。
　　斯维尔德洛夫来了，他开始忙碌开幕仪式的事。列宁想见到乌里茨基。门开了，乌里茨基进来了，他心情不好，不知何故，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您怎么啦？”列宁问他。
　　“大衣叫人扒去了……”他放低声音回答说。
　　“我乘马车秘密地到斯莫尔尼您那里去，就在那边胡同里，碰上了两小偷，他们说：“把大衣脱下，老爷，想必你很热了，可是我们很冷……”我说，你们要干什么？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脱下来，脱下来……’不得不就这样脱下，好在帽子给留下了。到斯莫尔尼要走很远。这样，我就走小巷又返回来了。好在通行证带在身上。就这样靠自己身子取暖……”
　　列宁觉得又难过，又好笑，但是他面孔很严肃，大声问道：
　　“谁负责这个区？”
　　“我！”我回答他说。
　　“您那里怎么回事，老兄，那里小偷又在干坏事？”
　　“小偷没法躲避！”
　　“请侦查一下……”
　　我立刻写了一个紧急通知给我们区的委员们。他们搜查遍了，可是不论是小偷，还是乌里茨基的大衣都没有找到。

　　塔夫利达官的会议大厅越来越拥挤。我察看了大厅和哨兵。到处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兵。人非常多。我立刻发现许多政府正在追捕的社会革命党人。在远处闪现了一下社会革命党人郭茨的黑脑袋，他很快想到他到塔夫利达宫来要灾难临头，所以就急急忙忙溜走了。
　　我告诉列宁关于政府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出席了会议；我们决定，他们在塔夫利达宫的时候，暂时不要动他们。但是当然不能放过他们，要马上对他们进行监视。
　　“开始吧，”列宁说道，经过走廊向大厅走去。我们大家护送着他。
　　走近会议大厅时，我们听到喧哗声。列宁警惕起来，很快向前走去。我们走到主席台跟前，一个大胡子先生爬上了主席台，后来才清楚，他是出席会议成员中年纪最大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施韦措夫，他开始大发议论，说他们用不着等待他们不承认的政权的代表来召开立宪会议，他们应当自己“召开”，大家委托他这个年纪大的人来发表这个意见。会场上发生了混乱。
　　斯维尔德洛夫在什么地方耽搁了一会，我环视会场寻找他。由我们观点一致的同志组成的立宪会议的左派对右翼社会革命党的这个声明报以大声喧哗，让这个冒名的人立刻离开主席台。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党派人士、立宪民主党人也叫喊起来，于是就在座位上爆发一场十分紧张的论战。整个这个事件延续了数分钟，正在这个时刻，斯维尔德洛夫来到了，委托他宣布立宪会议开幕。
　　“这是怎么回事？”他走上主席台，用低音问道。“您为什么在这里？”他平静地推开惊慌失措的施韦措夫，拿起铃，开始摇铃。企图宣布开会的施韦措夫，站了一会，想了想，挥一下手，十分难堪，慢慢地走下主席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您知道我们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吗？” 列宁面色有点苍白，很激动地轻声问我，并用力握我的手，使我的前臂都有点痛。
　　“当然知道…
　　“我们走吧！”我和他往前走，我指给他第一排，面向会议大厅，主席台左边第四个座位。我在左边同他并排坐着。在我们后面，政府其他成员坐在规定的座位上。
　　看见斯维尔德洛夫和离开主席台的冒名人，大厅的人更加喊叫起来。列宁坐在安乐椅上。他非常激动，面色异常苍白，气得两眼睁得很大，直冒火星。他紧握着手，用明亮的眼睛环视着整个大厅，慢慢地转动着头。站在下边过道里的水兵，非常恭敬地、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好像留神他的视线，等待他的命令。
　　斯维尔德洛夫不停地摇铃，他把左手伸向会场，好似号召大家遵守会议秩序。
　　列宁继续用眼睛环视着会场，好似用视线制服发怒的野兽。大家终于逐渐平静下来。斯维尔德洛夫代表政府宣布立宪会议开幕^[8]，遵循一切手续，建议选举主席。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必须就一个问题发言，他是莫斯科的代表。他很出色地讲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和你们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不是走的一条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街垒里。”
　　列宁对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发言很喜欢，而且在这天他在谈话中曾数次谈到这个发言，并对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明白准确的、有充分根据的、通俗易懂的政治演说的典范。
　　维克多·切尔诺夫^[9]获得多数票，当选为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把会议的领导权交给了他，而且像走上主席台时一样，很镇静地、不慌不忙地走下主席台。
　　这位有名的社会革命党的“空谈家”很高兴，可以随便讲话了，谁也不能阻止他，他开始含糊不清、漫无边际地讲起来，很明显他的空谈是没完没了的。

　　站在下边我们身旁和其它通道里的水兵，对切尔诺夫有一种明显的厌恶感，给我递眼色，示意看他正在大发议论的姿态。我发现有两个水兵，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被自己的同志围起来，用步枪对他瞄准起来。我明白，群众的气愤在增长，这可能产生不幸的后果，我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列宁。他对我说，要到水兵那里，向他们解释，在召开立宪会议期间发生任何事故，都会对工农政权产生很有害的影响。参加立宪会议的成员应当是不受侵犯的，应当受到合法政府的保护。
　　我立即到水兵那里，并向他们解释事情的情况。他们注意地听我的解释，并提出问题：
　　“那怎么办？既然说不行，那就是不行，” 一个水兵代表大家对我说。“我们非常讨厌他，这个切尔诺夫，有点象个老爷……”
　　大家都承认，不能不听列宁的话，因为他看得更清楚，什么对工人有利和工人需要什么，他们将敏锐地监视着一切动态，但是什么行动也不采取的。
　　水兵分散到各处去了：明显看出他们是非常忿怒，而且反对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对他们是格格不入，而且毫无用处，他们对切尔诺夫也很反感，非常看不起他。
　　列宁到指定给政府用的房间去了，决定在那里召集政府成员开会。
　　尽管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从前在最高的党中央讨论过数次，可是列宁认为必须在人民委员会^[10]批准之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全体委员迅速交换了意见，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个空谈场所对谁都不需要，把时间消耗在这上面毫无意义。决定不中断会议，让大家尽情地空谈吧，但是第二天不再复会，宣布立宪会议解散，建议代表各自回家去。我建议把维持塔夫利达官今天晚上的秩序的任务交给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和他的同志们，并委托他明天也保卫塔夫利达官，可能出现立宪会议委员们发生冲突事件，他们当然因解散会议而要发狂。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关于最后的结果什么也没有谈，因为这个问题暂时还是政府的秘密，我把热烈兹尼亚科夫叫来，并建议他领导塔夫利达宫里的全体水兵，他答应，政府关于立宪会议委员们不可侵犯的命令一定要执行^[11]。
　　热烈兹尼亚科夫对我表示坚决作到这一点。列宁决定离开塔夫利达官，回斯莫尔尼去。
　　我们去穿外衣。
　　列宁穿上带羊皮领子的大衣之后，去摸一下旁边的大衣袋，他总是在那个大衣兜里装着勃朗宁手枪。手枪没有了。摸了所有的衣袋，看了衣架附近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很清楚，手枪被偷走了。在这个时候乌里茨基来了。
　　“谁负责塔夫利达官的秩序？”列宁问他。
　　“我，乌里茨基！”我们的老同志用手拍着胸脯回答说。
　　“请允许向您声明，”列宁开玩笑地对他说，“在塔夫利达官这里，有人从我的大衣兜里把手枪偷走了。”
　　“怎么？不可能！……”非常震惊的乌里茨基惊奇地说。
　　“是啊，是啊！可是被偷走了！”
　　乌里茨基感到非常痛心。
　　“唉，看，今天小偷在街上从您身上把大衣扒去了，而今天晚上在塔夫利达宫里小偷钻进我的大衣兜里，把手枪偷走了！……您瞧，我们是多么好的连环保。”
　　我们走到外边，立刻就离开了塔夫利达官。
　　在斯莫尔尼，赤卫队员、拉脱维亚步兵卫队和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工人委员们欢迎我们。我们便在家里开始处理一天来积累的公务。
　　同时立宪会议委员们好像预感到“好景不长”，都在继续不断心满意足地空谈，会议主席维克多·切尔诺夫本人已作出了榜样。在会议休息室里，许多代表一天来已经很疲倦了，躺在沙发上、安乐椅上、桌子上、椅子上，而且睡得很熟，他们不知道，唉，在这具有历史性大厅里，这是他们作的最后一场梦。
　　水兵们在这已经半空的大厅里闷闷不乐地来回走动，大厅里发出他们很响的脚步声。已经半夜三点半了。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受委托维持塔夫利达宫的秩序，使会议代表人身不受侵犯，他走到主席跟前，用手掌拍着他的桌子，坚决地说：
　　“我们已经疲倦了！我们不能再保卫你们了！请闭会吧！
　　切尔诺夫惊慌失措了，他本来想象夜莺一样再唱一支新曲，可是热烈兹尼亚科夫瞪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又坚决地说了一遍：
　　“我们已经疲倦了！”
　　于是维克多·切尔诺夫很顺从地宣布全俄立宪会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结束。这个会议是我们好多年来力求召开的，也是我们纲领的直接的要求，它还没来得及兴盛就已衰败了，它成为我们革命生活所完全不需要的东西了，它成了沙皇俄国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
　　代表们散去了。
　　热烈兹尼亚科夫检查了岗哨。
　　塔夫利达宫上了锁。
　　立宪会议已寿终正寝了……

1930年于莫斯科

^[1] 本文初次发表在《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一书中。

^[2]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1页。——编者注

^[3] 11月6日（19）人民委员会授权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 “查明关于整个委员会工作及其在规定时期举行选举所采取的措施的准确材料” 。（见《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卷第76页1957年莫斯科版）

^[4] 莫·索·乌里茨基（1873—1918）——俄国革命运动积极参加者。曾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任命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莫·索·乌里茨基于1917年11月23日（12月6日）任命为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委员；根据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的法令免去他的委员职务（见《苏维埃政权法令》第2卷第456页1957年）。1918年8月30日莫·索·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所杀害。

^[5] 普·彼·普罗相（1883—1918）——社会革命党党员。1917年12月参加人民委员会，任邮电人民委员。1918年8月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退出人民委员会，参加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人的叛乱。列宁在《纪念普罗相》一文中对普罗相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20--521页）

^[6] 阿·拉·郭茨（1882—1940）——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根据对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诉讼程序被判罪。后来做经济工作。

^[7] 阿·格·热烈兹尼亚科夫（1895—1919）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十月革命积极参加者，国内战争英雄。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日子里，他指挥一支水兵队伍攻击冬宫。自1918年1月末任罗马尼亚和比萨拉比亚事务最高委员会委员，多瑙河区舰队革命司令部主席。在邓尼金暴政统治时期在敖德萨做地下工作，敖德萨解放后任装甲列车司令。1919年7月26日受伤致死。

^[8] 1918年1月5日（18日）下午四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立宪会议开幕。在宣读《劳动者和被剥削人民的权利宣言》之后，由于立宪会议大多数成员拒绝讨论这个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审查出现的情况。列宁在党团内做了报告。在休息后，布尔什维克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宣言，然后便离开了立宪会议。

^[9] 维·米·切尔诺夫（1876-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十月革命后，成为反苏维埃暴乱的组织者之一。1920年侨居国外，并继续进行反苏活动。

^[10] 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1918年1月5日（18日）晚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的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上决定的。1918年1月6日（19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命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1月6日（19日）至7日（20日）夜里一点三十分通过的（见《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卷第335--336页1957年莫斯科版）。

^[11] 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以后不久，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巴·叶·德宾科负责保卫塔夫利达宫，向卫兵下令宣布立宪会议闭幕。列宁知道此事后，作了下列指示：“向塔夫利达宫执行守卫任务的士兵和水兵同志发布命令，不准对立宪会议中一部分反革命采取任何暴力行动”（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