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邦契-布鲁也维奇《忆列宁》

革命中的可怕现象[1]



　　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过去了，它给红色首都带来了革命秩序，同时在士兵和水兵中间也出现沉渣泛起的现象，就其意图，它客观上是反革命的；这些分子的活动是反社会的，其本身很危险，也可能对新国家的紧张建设招致不良后果和麻烦。所谓酗酒暴行[2]就是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的明显表现，彼得格勒工农代表苏维埃竭尽全力同这种暴行作斗争。我竭力回忆的那个事件就是属于这种暴行的，它的行动场所是近卫军海军部队大楼，参与这种活动的都是水兵。

　　一个焦急不安、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近卫军海军部队的水兵，在一个夜晚来到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这个司令部的住处和在彼得格勒同酗酒暴行进行斗争和维持红色首都秩序有主要联系的工人委员活动的主要中心。他径直向我走来。我坐在一张大桌子后边，和四个工人委员调查一个刚发现的组织的案件，它伪造苏维埃机关各种印章和最负责工作人员的，一直到各人民委员的签字，其中也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杨诺夫（列宁）”的签字，当时列宁就是这样签字的。
　　水兵一直走到桌子跟前，坐在椅子上，往这看看，往那看看，有些不好意思，轻声地、焦急地对我说：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需要马上和您谈一谈·他很紧张地望着我的眼神。
　　“什么事情，同志？”
　　“不行，这样我不能说，只能对您一人讲。”
　　我立刻中断了讯问，望一下我们的委员同志。时常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报告各种事件。我们对各种意外事件、揭发信、声明书、歇斯底里的发作都已习惯了，这一次也没使我们为难。我们确实已习惯了心平气和地对待一切事情，仔细听取所有人的报告，以备调查。我们事前知道，也会有人报告许多荒诞的情况，但是正是采用这种办法我们收集到极重要的材料，这也是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得以顺利进行侦查活动的一个原因：发现大量政治和刑事犯罪案件，其中有一些是重大案件。
　　委员同志们马上站起来，把被讯问的人领到另一桌子跟前，而其中有一人站在旁边，按规定的制度，机警地监视着刚进来的水兵。
　　水兵欠起身子，隔着桌子向我探过来，低声说：
　　“我们那里暴动了！他们想夺取政权，在逮捕人。
　　我知道受这种事件阴影苦恼着的人，急着想把它告诉给别人，非常容易夸大事实，因此我对这个同志的整个激动心情一点也未感到惊奇，我立即问他：
　　“你们的弟兄在做什么？”
　　“喝酒，从舰上搬武器、炸弹，在街上逮捕了三个军官，要枪毙他们……”
　　“都谁在你们那里？”
　　“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从‘共和国’号舰上调到我们近卫军海军部队来的，一些吵吵闹闹的人：
　　一切都清楚了。这些水兵是无政府主义者，越来越腐败了。
　　他们已经发生过非常不愉快的事件，将来他们还会发生许多各种麻烦事。
　　逐渐弄清楚了，无政府主义水兵，未经请示就决定在大街上逮捕他们不喜欢的公民，进行搜查，要钱，现在他们逮捕了三个军官，把他们押在“鸡窝”里，在那里他们几乎要冻僵了，未经任何审判和调查，只因为他们是军官，就要在夜里把他们枪毙。
　　“如果您想不发生这种事件，应当马上到那里去”，水兵补充说。
　　“可见”我想了想说，“我们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
　　无政府主义者就喜欢充满混乱和横行霸道的无政府状态，而我们则希望建立革命的秩序和严格的革命法制。工人全部站在我们一边，大部分军队也站在我们一边。但是有一些部队瓦解了，为了革命的利益应当放弃它们，越快越好。应当消灭他们的核心人物，并立即分化群众。
　　我怀着这种心情到列宁那里去，向他报告发生的事情，同他商量一下，以便得到他的指示。
　　列宁对这件事非常严肃认真。水兵在大街上随意捕人的事使他极端愤懑。
　　“怎么搞的！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竞发生这种事情！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应当马上消灭所有这种现象！
　　我提醒他，在士兵酗酒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同意无论如何必须要做到，而且首先要到现场检查一下全部情况，为此，我对他说，我马上到那里去，到近卫军海军部队驻地去，进行详细调查。
　　“可是这对您不危险吗？”列宁突然问我。
　　我对他说，哪儿有危险，我们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该到哪里去。此外，其实我看也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共和国”号舰上的水兵很多我都认识，我想一切都会顺利，可是应该马上行动。
　　“我给您写一道人民委员会的调查命令，而您要向水兵们宣读；我想这会对您有所帮助……”
　　“甚至会非常有帮助……”我回答说。
　　列宁很快就给我写好了一道命令，要我对整个事件进行最详细的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马上用电话报告他。
　　我明白了，由于关心我，他故意写上打电话的事，以便在危险的时刻我与他能保持联系。
　　“关于全部情况我明天向您报告，”我对他说，“现在很晚了，已夜里十二点了，我就不打扰您了。”
　　“不，不行，为了执行我的命令，您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是，”我像军人那样回答他。
　　他笑了，我们分别了。
　　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异常严重，我走在斯莫尔尼的空旷长廊里，在考虑行动计划。
　　我走进我们的办公室，立刻请两个工人委员和我一道去，就在这里我看到杰米杨·别德内依坐在桌旁，怀着好奇的心情观察我们办公室的沸腾的生活，同工人们谈话。
　　我对他说，我马上要到水兵那儿去。杰米杨·别德内依表示他也想去“看看水兵们”。我也愿意请他同去。
　　我对这一夜的工作做了吩咐，我们很快就准备好了，我们四人从斯莫尔尼出来，大门口已经停着值班的汽车。

　　到斯莫尔尼来的那个水兵非常焦急不安。
　　“您可别说我到您这来过，”他小声对我说，“我是个党员，所以我才来，因为发生了混乱。难道这样行吗？比方说，我开始捉人，或者是他，比方说，是你捉人，他指着我们大家，结果会怎样呢？只是欺骗，岂有此理，做这种事有我们的政权，这是它的事情……而他们杀人，轻易地就杀人……”
　　还未到达离皇宫桥不远的第二近卫军海军部队的大楼时，那个水兵要求下车。
　　“我从那边跑过去，我在台阶前，在大门口迎接你们……”
　　于是他迅速地从汽车上悄悄地下去了。
　　很清楚，水兵的情绪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的同志都这样害怕自己的人。
　　我们慢慢走上第二台阶，那里站着哨兵。
　　我把证明给他看了，并说来办事。他也没看证明，也没要其他同志的证明看，漠不关心地放我们进门了。
　　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了我们那位神秘的陌生人，并悄悄地说：
　　“往这儿走……”
　　我们走进一个相当宽敞的房间，整个房间乱放着手榴弹箱、炮弹箱、导火线箱、枪和机枪子弹箱、子弹箱。在这里放着十多架机枪，乱堆着步枪，在墙边放着一堆手枪，旁边有一堆手枪子弹，墙角里放着一些旗帜，一块黑色长条布，固定在两支旗杆上，布上写着白字：“无政府万岁！”确实，这里的无政府状态很旺盛，太完美了。
　　“嗯……”杰米杨·别德内依跨过手榴弹箱，踩在撒满地的子弹上，拉长音说。
　　“要知道，占领整个这里，只要二十个勇敢的人就够了，”我对我的委员们说，“这太糟糕了。你们要把这里的全部情况仔细搞清楚。”
　　工人委员们非常愤懑。
　　“我们把每粒子弹都拾起来，爱惜每只手枪，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真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走进一个空房间，那里有几个水兵。他们走到我们跟前。我说是从斯莫尔尼来办事的，我首先得和委员会的人谈谈。
　　“我们马上叫来！”一个人回答说。
　　“有什么事？”在场的一个水兵突然无缘无故地发火了，坚持问道。
　　“是这样，有一件与委员会有关的小事。”
　　“你们是什么人？”水兵们问工人。
　　“我们是工人委员。”
　　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体格很匀称的人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我跟前，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他是这里部队委员会的主席。从前因各种公务就认识他，我一向对他很信任。
　　我们很友好地打了招呼。我把他领到一边，把列宁的命令给他看了。
　　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您已经知道了？”
　　“是的。”
　　“但是您从哪儿能知道这件事呢？这是我们弟兄们在胡闹，对他们说过，这是没有好下场的……”
　　“您打算怎么办？”我对他提出一个考验性的问题。
　　“那有什么，既然需要，那就应该……”
　　“我建议把海军司法侦查部的代表找来。大概你们这里也有代表吧？”
　　“是的，有，”他得意地笑笑说。
　　“然后我请您作为委员会主席出席会议，再请两位委员参加，我们快些开始吧，”我先是彼此商量，然后便转入进攻。
　　热烈兹尼亚科夫马上派水兵去找委员会委员和司法侦查部的代表。我们来到一个大厅，几乎是在大厅的中央摆着一排长桌子。
　　关于我们来到的消息在部队里传开了，水兵们从四面八方单个和成群地聚拢来，大多数人都带着手枪。他们大声地淡话，喊叫和吹口哨，成群地向大厅走来。其中很多水兵显然是喝得醉薰薰的。不到五分钟整个大厅都挤满了人。
　　我们在桌旁坐下。司法侦查部的代表，一个不走运的、非常苦恼的人喘嘘地跑来，当我问他这里是怎么回事时，他小声对我说：
　　“我们对所有这一切情况都十分了解，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在他的说话声中带有绝望、胆怯、疲劳的情绪。
　　委员们来了，这是一些威武的、头脑清醒的小伙子，在这群人中出现了我们的向导，显然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造成什么样的麻烦事。
　　我说我们应开始了。
　　热烈兹尼亚科夫拍了一下手，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声音又响亮，又清晰，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同志们，请坐下！不要讲话了。现在开会。有几位同志因公务从斯莫尔尼来到我们这里，至于关于什么事情，他们全都要讲的。”
　　我决不愿意开大会，并且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允许贬低政府对某种重要争论进行侦查，所以我立刻宣布：
　　“遵照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命令，我宣布对一伙水兵在街上擅自逮捕扣押三个军官的案件进行侦查，现在开始，而且按照规定的形式，我决定吸收海军司法侦查部的代表，你们海军部队委员会的代表和两名工人委员参加侦查。由上述人员组成地方侦查委员会，经政府指定由我主持。”
　　水兵们显然一点也没料到。都立刻沉默下来，还不知道，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宣读革命政府的命令，”我读了列宁的命令。大家立刻完全平静下来。
　　我问海军部队委员会主席：
　　“有一些水兵擅自逮捕了三个军官，把他们关押在非常坏的地方，是真有其事吗？”
　　热烈兹尼亚科夫两眼发亮一下。
　　“真的！”他回答说。
　　“他们姓什么？”
　　“沃尔克、马斯连尼科夫……热烈兹尼亚科夫说出第三个人的姓名，这个人的姓名我现在忘记了。
　　“请吩咐把马斯连尼科夫带来。”
　　大厅里出现了怨言。
　　我两眼一直盯着热烈兹尼亚科夫。
　　他面红耳赤地宣布：
　　“把马斯连尼科夫带来！”
　　“嗯，事情开始了，”我想了一下，“要使大家都非常集中精神”。
　　一个水兵，矮个子，圆圆脸，很墩实，从委员会委员中走出来，带小跑地走出大厅。
　　给我们端来了茶、黑面包、奶油和盐。谁也没有动一下。大家都顾不上了。
　　没过几分钟，一个青年军官，中尉，喘嘘嘘地、上气不接下气、慌张地望着周围。
　　我请他坐下。
　　“您姓什么？”
　　他不作声，好像道歉似地把手放在心口上。望着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着。
　　我又问他一遍：
　　“请您说，您姓什么，告诉我，您是干什么的，您从哪来？”
　　他苦笑了一下，特别紧张，结结巴巴地低声说：
　　“马……马斯连尼科夫……”又不作声了。然后好像费很大的劲说道：“我……我喘得非… …常厉害····…说话很困难跑的……”
　　“从哪儿跑的……为什么您喘不过气来？”我不由地问他。
　　“在寒冷的地方坐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吃……然后又马上跑！……我不能跑……可是他从后边用手枪逼我……”
　　大厅里一片寂静。
　　我的疑问眼光望着热烈兹尼亚科夫。
　　“我急着执行命令！”那个圆脸、很墩实的，跟在被捕者后边的那个水兵，非常不好意思大声地说。
　　大厅里响起了笑声。我不喜欢这样。热烈兹尼亚科夫只是望着我。
　　马斯连尼科夫集中一下力量，开始讲自己的情况，他是到他父亲这儿来休假的，在这里他谁都不认识，他在街上走路，突然被水兵逮捕了，带到这里，送到地下室一个小屋里，那里非常冷。
　　我把这一切都仔细地记下来，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我也建议海军司法侦查部和委员会委员们向他提问题。
　　他的回答都是最一般的。
　　一个委员递给我几张从马斯连尼科夫那儿没收的纸，这是他给各种人的信稿，仔细地抄在笔记本里。我迅速地看了一遍。信中讲到军队瓦解的情况、士兵从战壕里逃跑的情况，还提到一些推测，所有这些事都是德国间谍和威廉二世干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投靠了他们，在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犹太人。总而言之，这些信中讲了一些当时非常普遍的指责布尔什维克的话，这些话在那时很长一段时间充斥着上百万份传遍各地的资产阶级报刊。这些信上的日期是十月革命前，从六月开始。
　　我读了几段，我问马斯连尼科夫，他为什么写这些？他非常不好意思，着慌起来，说不清楚了，道歉说，他写的是人们都那么说的，都那么信，现在看来，他完全错了。别的他再也讲不出来了。讯问结束了，我让他坐在一边。
　　“把沃尔科带来，不过我要求不要重演刚才马斯连尼科夫发生的情况。”
　　“是，舰长！”还是那个墩实的水兵寻衅地、特别大声地说道。
　　大厅里响起一片轰笑声，我对此更加不高兴。
　　头一次发生的情况，我准备以水兵跑步执行命令的习惯来解释，特别是当他们必须从底舱上到甲板上时，要跑步。我以为是生活条件在这里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这里的情况并不是那样。
　　过了几分钟，来了直打哆嗦的军官沃尔科，他的胸部抖得很厉害，他还未等让坐，他不是坐下，好像栽倒在椅子上，抓住胸部，开始痛苦地咳嗽起来。他的灰色又略呈褐色的脸痛得变样了。
　　“您姓什么？”我问他。
　　“沃尔科，”他的说话声刚刚能听到。“我不能说话，冷……痛……”
　　有人发出哧哧的笑声。
　　“停止询问……请给被捕的人茶喝……”我不连贯地、高声地说，并把钢笔放在桌上。
　　“您的行为，”我对那个淡白头发、墩实的水兵说，“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显然是违法的。您是在损害革命政权的名誉，革命政权不需要残酷行为。”
　　大厅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可怕的寂静。
　　热烈兹尼亚科夫看我一眼，我以顽强的眼光回敬了他。
　　“喂，怎么回事，茶呢？拿茶来！本来已经说过了！”他站起来，大声地、非常激动地说。
　　很快端来两杯茶。我让马斯连尼科夫和沃尔科喝茶，把奶油、面包推到他们面前。他们俩贪婪地拿起食品就吃，一口气把茶喝完了。
　　大厅里很寂静，再没有人笑了。
　　“询问继续进行！”我说，并向沃尔科提一些一般性问题。
　　根据他小心翼翼、深思熟虑的回答，我马上就明白了，沃尔科是一条真正反革命狼，他呆在彼得格勒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背后隐藏一个组织。
　　在桌子上出现一个厚笔记本，是从沃尔科居住的住宅里搜查出来的，是从他的一个皮箱里找到的。原来那里的水兵随便进行搜查。笔记本里记录着日记，有些地方是用密码记的，人名和城市都用暗语表示。抄录的几段诗，一些成语，无疑都是暗语或者密码的译法。再往下看下去，发现有给军队的宣言的副本，都是反革命的内容，不仅反对工农政府，也反对二月革命。显然，这个军官是一个保皇派，也是他们组织的成员。我立即宣读这些日记中最典型的几段。
　　沃尔科的两眼冒着凶狠的、几乎是仇恨的火光，两个黑眼球死盯着一个地方，他觉得自己已落入陷阱，甚至也不特别想挣脱和解释，只是说，所有的军官都是这样认为：
　　“这不对！”马斯连尼科夫高声喊道。“我们反对旧制度！” ……
　　沃尔科疑惑不解地望马斯连尼科夫一眼，并断断续续地补充说：
　　“那末，即使不是所有的军官，也是很多军官这样……”
　　他再不作声了。
　　我让他解释他日记中的其他地方，密码和暗语。
　　他感觉他已落网了，而且也没有勇气承认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就开始恶狠狠地反唇相讥，竭力嘲笑说革命者也能对诗歌感兴趣。他看到自己已完全处于困境，突然断断续续地说：
　　“我什么也不能再讲了……我知道的都说了……”于是他凶狠地皱着眉望着我，我们的眼光相遇了。
　　“这是真正的敌人，至死不改的阶级敌人，”我想，“同这样的敌人我们还需要斗争很久呢！”
　　我让别的同志提问题。问题很少。回答也极其简短。
　　“把第三个带来。”
　　长着发白头发的，墩实的水兵去了。又端来了茶。
　　派去的水兵很久没回来。
　　“现在正一步一步地走着。”有人开玩笑地说，周围的人善意地笑了起来。“对这次严厉的申斥将永久的记着……”
　　我立刻觉察到坚冰开始融化，大家都明白了，不应再像他们从前那样做了。
　　门开了，第三个军官慢慢地走进来，在他后边不慌不忙地走着那很墩实的水兵，迈着小步，有点扭扭捏捏，像犯错误的小学生一样，惭愧地望着周围。
　　大厅里善意地发出嗡嗡声，又寂静下来了。
　　这第三个军官，他的姓名我忘记了，我也请他喝茶，他对此感到惊讶，说了一声“多谢您”，很高兴，不慌不忙，用手捧着茶杯暖和着手，喝完了水，吃了热烈兹尼亚科夫给他的面包片。他的举止朴实，比别人更沉着、更有信心，只是他脸上突然出现的很大的红斑点，说明他的内心很激动。
　　我建议他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讲讲自己的情况。他按军人的习惯想站起来，但是他看谁也没要求他站起来，便开始无拘无束地，但很简练地讲述他在哪供职，从那里来到彼得格勒短期休假，到他母亲那去，因为没有遇见她，她到特维尔女儿那去了。于是他就住在熟人家里，晚上很迟了，他们把马斯连尼科夫带到那里，进行搜查，因为他也在那里，所以水兵也把他逮捕了。他从来不认识马斯连尼科夫。
　　“最初我想这不是真正的水兵，因为他们没有政府的搜查证，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代表政府，可是后来根据他们的谈话，开玩笑和怎样走路，看出是真正的水兵，但是为什么没有搜查证呢？”受审询的人迷惑不解地说。“这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哪怕有委员会的命令或者证明也好，这个也没有。我要求作记录，把这些都记上，可是他们回答说：干么我们给你记录？就是没有记录，也是要完蛋！”“这是土匪，”我想，“简直是土匪！难道真正的水兵可以这样吗？从来不会这样！水兵是有修养的人，并懂得自己的职守。我和水兵们在北方战线的战壕里呆过……都是非常好的小伙子，爱护秩序……可是这是什么情况？这样不行！完全不符合条令……”他将两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大厅里活跃起来，并以赞同的目光望着他。
　　没有发现任何物证。在手提箱里找到的是衬衣和一盒糖果。
　　“这是我给妈妈带来的，”他对委员会一个委员的话作的解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您参加了什么政党吗？”热烈兹尼亚科夫突然问道。
　　“我是劳动团员，”他很坦率地回答说，“因为从前我一直在农民中间生活，当教师，我想这对他们是最适用，可是我和他们一同……”他解释说。
　　“这没有什么，这很好，”热烈兹尼亚科夫和蔼地说，并看我一眼。
　　询问结束了。
　　我和委员会交谈了一下。
　　“有一个水兵的熟人，是个佣人，报告说，”他们讲给我听，“他们那里的住宅有一些军官在集会，而小伙子们对谁也未讲一声就去了，就干出这件事。而这个军官是偶然碰……我们让他住在一个好房间里，给他一个床，而把这两个军官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那儿很冷，但是，关禁闭……”
　　把他们分开是对的，我看清楚了，那两个，特别是沃尔科，要严加看管，毫无疑问在这儿偶然发现了一个组织的线索。
　　我和司令说好了，第二天把这两个被捕的军官送到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关押，把第三个军官释放了。按照这个精神我们作了记录，而且大家签了字。我们从大厅里出来，水兵们围着我们，我们到隔壁房间去了。

　　在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室里，有几个水兵坐在沙发上、椅子上和安乐椅上。我们和热烈兹尼亚科夫来到这里。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上来。可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知道我本人认识彼·阿·克鲁泡特金[3]时，他们颇有兴趣地要求讲讲关于他的情况，他们如饥似渴地听我讲故事。
　　水兵们在理论上是不大懂的，我觉得他们不能反驳我，我就尽量快些结束这个话题，使他们不致觉得难堪。实质上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无政府主义，而只是自发的反抗，大胆的蛮干、胡闹，是对海军强制纪律的反应，即对各种秩序、各种纪律的坚决的否定。这里还坐着热烈兹尼亚科夫的喝得半醉的哥哥，伏尔加河轮船公司的水手，冒充“共和国”号舰上的水兵，穿着一套稀奇古怪的，半是水兵，半是便服的上装和裤子，穿一双象瓶子似的高腰皮靴，坐在这里，用手指在空中画着十字，总在重复着一个字：“死亡！”又在空中画个十字，重复一遍“死亡！”在空中又画个十字，重复着“死亡！”……就这样没完没了地重复。
　　杰米杨·别德内依也坐在这里，用斜眼看着他，由于激动，一个劲地吃着放在桌子上盘子里的不带面包的奶油。显然，他对我们这次意外的夜间旅行不大称赞……
　　窗外天已快蒙蒙亮了。我们交换一下眼色，就动身走了。
　　存放武器的房间也没有守卫，门开着，这里也睡着人。门口也没有哨兵。一片死寂、荒凉、可怕和忧郁。
　　热烈兹尼亚科夫领我们到汽车跟前，我们便走了，因为所看到的整个情形使我们心情郁郁不快。
　　工人委员非常愤怒，说这里是一个最危险的巢穴。
　　“嘿，无政府主义者！”工人委员们提高声音说，“现在我们可看到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了……这比我们每天逮捕的强盗好不了多少……”
　　我们决定一早就将所见到的全部情况向列宁汇报。

　　列宁认为整个这一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特别注意水兵群众中的腐化分子，当我们提醒他说，我们已不得不对付杀害盛加略夫和科科奇金[4]案件的这些水兵时，他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看法：
　　“从无政府主义到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隔，”他说道。他根据确凿无疑的材料确认这些水兵是属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而且同当时住在彼得格勒的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有直接联系。
　　不久，我们更加有证据确认这种看法。
　　为了掌握情况，一早我就派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几个工人委员到第二近卫军海军部队水兵那里去，并要求他们用电话向我报告和轮流亲自来斯莫尔尼报告那里发生的全部情况。
　　已经清楚，彼此有着联系的一群水兵，昨天晚上暴跳如雷，现在恐吓其他水兵。他们主要是非党水兵，同时对布尔什维克党员非常仇视，认为他们是“守法的人”，“温和的人”。这伙水兵认为自己是非常极端，否定任何法纪，认为法纪是资产阶级偏见，对任何人都不想服从。在他们中间弟弟热烈兹尼亚科夫曾享有很高威信，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在他们眼里他的威信大为降低，因为他同地方政权保持经常联系，而且服从地方政权的指令。
　　他和委员会委员们答应将军官送到斯莫尔尼一事，使最狂暴的那一部分水兵非常恼火，由于这个原因那里发生了热烈的争论，几乎动刀子打架了。这伙水兵公开地分裂了。热烈兹尼亚科夫失掉了威信，他的意见他们不听了，可是另一部分水兵却坚决拥护他。
　　哥哥热烈兹尼亚科夫，用死亡给大家祝福的那个人，比别的水兵更为愤怒，突然和几个水兵不知到哪去了，后来发现，他们带着军官，让他们坐上两辆汽车就走了。在忙乱中谁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当我等待得不耐烦了，要求他们立刻把军官送来，我们委员们得到的答复说大多数水兵不同意这样做，委员会目前毫无办法，需要等待。
　　我坚决要求一定要叫他们答复。
　　两个全权代表水兵自告奋勇前来斯莫尔尼进行解释。其中一个是最初来报告关于逮捕军官消息的那个水兵。
　　我和工人委员们一起很严肃地接待了他们。前次来过的那个水兵惭愧地看着我们。另一个水兵举止很放肆，当他谈到关于我们委员会的问题时，说了一些无用的话，那个很有觉悟的、沉默寡言的水兵，从“阿芙乐”号舰派到我们这里来进行联系的水兵，布尔什维克党员，突然站起来，挺直身子，大声说：
　　“‘共和国’号军舰的水兵，我建议你在这里的举止言行要像在舰上一样，否则的话，要按战时法律对待你……不要忘记，你是在革命政府面前……”
　　那个很放肆的水兵一下子向后仰在椅子的靠背上，因吃惊呆住了，半张着嘴，两眼直盯着这个闷闷不乐的、身体魁梧的人，然后突然起立，两手垂直，雄纠纠地敬了一个礼，不知是开玩笑，还是郑重其事地喊了一声：
　　“是，舰长！……”
　　然后两人坐下了。
　　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很意外，很突然，很庄严，以致整个谈话都中断一会，死一般的寂静。
　　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去之后，那个很放肆的水兵变得严肃认真了，从自己呢上衣怀里掏出昨天审讯时看过的那个笔记本，里面夹着搜查时从被捕军官那儿没收的全部文件和信件。
　　“这是给您送来的……可是他们没送来……他们坐在我们那里……我可以走了吗？”
　　他行了举手礼，就走了。另一个水兵跟着他也走了。
　　从水兵那里回来的我的委员对我说，水兵总在喝酒，他们中间还有女人，他们的情绪极端恶劣，那几个军官大概就在当天夜里枪毙了……
　　这怎么办呢？很明显，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已经不服从政府当局的命令。
　　正好这个时候军官马斯连尼科夫的父亲来了，一个年老体弱老人，带来了证明，他儿子是回来休假的，他可以担保他儿子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儿子评价说，他可以提出保证，担保，要什么都行，最后，必要时，可以逮捕他本人……
　　事情很严重，对工人很有影响，他们围着他，同他谈话，询问他，让他喝茶。
　　我觉得脓疱已熟透了，应当采取行动了。躲开不成，照我的习惯，我给列宁写了一封便函，这封便函至今还保存在我这里，我给他写道：
　　“最近近卫军海军部队水兵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他们没有把逮捕的军官送来，而只把他们的材料送来了，还来了两名代表。我派到水兵那儿去的委员们确切地证明说，军官在当天夜里已枪毙了。其中一个军官的父亲来了，证明军官马斯连尼科夫是来休假的，并说他知道他儿子没有犯任何反革命罪行。”
　　我派值班工人委员将信送去，并对他说要等待答复。
　　军官马斯连尼科夫的父亲走了。
　　在这个时刻喘喘嘘嘘地跑进来一个水兵，是那个头一次给我们送关于逮捕军官消息的水兵，激动地跑到我跟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我要报告……他们不在了……把他们带走了，很早就带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
　　“谁？”
　　“几个水兵……还在白天。从关押中把他们弄走了，把三个都带走了……”
　　工人们聚在水兵跟前，默不作声，皱着眉头，听他说。
　　我拿起话筒，要热烈兹尼亚科夫接电话，但是这个时候派往列宁那儿去的委员回来了。他把我写的那个便函又给了我。在这封便函的背面，列宁给我寄来下述指示：
　　“通知近卫军海军部队的水兵，让他们具结，说这个命令已向他们宣布了，他们要对被捕的军官的生命负责，要停发他们这些水兵的口粮，逮捕并交法庭审判。要采取紧急措施：
　　“1．派武装精良的警备队到海军部队大楼去。
　　2．记下尽可能多的海军部队水兵的姓名。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5]”

　　我把这个命令大声地读给工人们听了。
　　“对！”大家喊道。“这真岂有此理！我们应当制止这种事件发生！……”
　　我们立刻着手制订计划。
　　我们还有几个同志在水兵那里。我叫他们中间一人来接电话，并让他把水兵的姓名记下来。但是回答我说，这里的人都喝得醉薰薰的，反对他们的愤怒情绪正在增加，他们希望给他们派一辆汽车去，以便尽可能快从这儿离开，他们请求委员会同意他们这样做。很清楚，他们在那里已无更多的事可做了。我建议他们立刻到街上来，并说马上派汽车去，而派另一辆汽车载着一个小分队，以防万一。
　　我们的委员们很快就回来了，都十分愤懑，因为那里在狂欢暴饮，令人极其厌恶。
　　这个时候已将弟弟热烈兹尼亚科夫找来接我的电话。我问他：“军官在哪儿？”他低声回答我说：
　　“他们去向不明。他们被偷偷带走了。我们这里分裂了。真糟糕！”
　　他答应我，如果得知军官们的消息，立刻报告我。
　　在电话中我将列宁的命令读给他听了。
　　“现在除了几个人以外，这里的人什么也听不进去。都异常激动，往街上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制止住。”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卫住这座城市不受这群醉汉的破坏并寻找被带走的人。
　　我发出警报，叫斯莫尔尼的坚强的拉脱维亚党员值勤队乘上敞篷汽车，给他们增派四名最坚定的工人委员，发给他们十架机枪，布置在靠近水兵住处周围的房屋里，并命令队长要用巡逻队密切注意水兵们情况，将他们的一切活动情况随时向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报告。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已命令沃伦和叶格尔团作好准备，当时他们的特点是戒酒的，更确切一点说，不致于纵饮无度。那里有我们同志的坚强组织，命令他们作好充分战斗准备。关于这些事已通知彼得一保罗要塞我们朋友勃拉冈拉沃夫同志。他如同往常一样很平静地回答我说：
　　“我随时准备着。”
　　“我请您本人今天哪儿也别去，检查一下装甲汽车……”
　　“怎么，又要‘打飞机’？”当他不得不去驱散一群醉汉时，就用这种说法。装甲车使劲鸣警报笛，用机枪射击“飞机”声，即向空中射击，而人群惊恐地四处逃窜或者钻到雪堆里。
　　“不，”我回答说，“如果需要的话，那就低一点射击，差不多贴地面射击……”
　　“嗯？”
　　“是的，请作好准备。”
　　我知道他会准备的。
　　我们希望避免流血，便马上派我们的水兵代表到“阿芙乐”号和其他水兵那里去，请他们尽快渗透到第二海军部队里去，并采取一切措施，制止“共和国”号水兵的激昂情绪。
　　“阿芙乐”号的一个水兵，随后其他一些水兵都立刻回自己部队去了。
　　“他们在陆地上好发脾气。要叫他们到军舰上，立即就清醒了……我们的弟兄对这一点已经习惯了……”他临走时说道。
　　工人委员们讨论了局势，而且很气愤，当我们大家必须同反革命和白卫军进行斗争时，还得用这么多时间对付自己的水兵。
　　“这一切对资产阶级多么有利！”
　　“无政府主义者怎么不懂得这一点！”
　　“必须在人民委员会里提出这个问题，要立刻制止这一切现象！”
　　“总是伏特加酒，酗酒，葡萄酒……”
　　“我们酒喝得还少吗？最好都把它消灭掉……”
　　然后，我们通知各区警察，让他们注意观察两辆载水兵和军官的汽车，并把他们截住。通知各区委员会，并派人去寻找我们的委员，可是什么消息也没收到。
　　紧张而痛苦的夜晚过得很慢。汽车失踪了。“大概开到城外去了，”我们猜想。“汽车在哪？水兵在哪？军官在哪？”我们互相问道，这种猜想使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将近早晨六点钟，在第二海军部队大楼附近值勤的我们的委员们疾驰而回，并报告说，刚才全速驶来一辆汽车，从车上跳下四个水兵，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军官，他们带着一包东西，几乎跑步进入大门，用手枪逼着军官的后背，逼他同他们一起跑。照叙述的情况看，这就是那个第三个军官劳动团分子，他的姓名我忘记了。
　　我已经清楚了，那两个军官已被枪毙了，包着的东西是他们的衣服，不知什么原因第三个军官留下来了。我知道，回来的水兵是看押这个军官的，而他们自己马上就要躺下睡觉了。
　　可以冒险将这第三个军官解救出来的时间已剩不多了。我知道在第二海军部队中有几个党员水兵。我们委员们知道他们的房间在哪。我派汽车到最靠近的小巷里。我们两个委员很随便进到第二海军部队大楼里，幸而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的水兵，其中一个就是头一次给我们送来关于逮捕军官消息的那个水兵，向他们传达了事情的真相，把列宁的命令告诉了他们，于是他们立刻开始寻找带回来的第三个军官。很快就找到他了，他躺在桌子上。当他们走到他跟前时，他差一点把全部事情搞糟，因为他由于吃惊而喊叫起来：“不要枪毙我！把我留下吧！我再给你们一些钱！……”但是，他看见向他招手的是清醒没有喝醉的人，他就不作声了，很吃力地站了起来。他们一起悄悄地出了大楼，让他坐上汽车，过了二十分钟，他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发青，来到第七十五号办公室，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桌子前面，迷惑不解，非常绝望。
　　他不能说话，浑身发抖。我甚至也不打算审问他了。给他端来热茶和牛奶、面包、香肠。我对他说，让他不要担心，他现在已经十分安全了，他现在是在斯莫尔尼，我明天再和他谈一切情况，而现在他最好是睡觉。
　　他环顾一下周围，看看大家，看来，他什么也不明白。
　　我按一下铃，把斯莫尔尼警卫队长叫来。马尔科夫同志，“阿芙乐”号舰上的水兵，很快就到我这儿来了。我对他说，把这个军官交给他亲自负责，这人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但是他的案件绝对秘密，不经我准许，绝对禁止任何人到他那里去，要让他吃得好，睡得好。
　　“我们现在就给他菜汤吃！我们给执勤队准备了晚餐，您把它调回来，马上就该回来了。睡觉，就让他睡足！给他一个单独房间，我们那里很好，”马尔科夫很和气地说道，签字接收这个秘密被捕的人。他打电话，并说“两个”。过了一会来了两个押送兵。
　　“带走！……”。
　　这个军官立刻就处于两个雄纠纠的拉脱维亚人的中间，枪闩咔嚓咔嚓响，表示让被捕的人知道，不能逃跑，在这里可不是开玩笑的。
　　“向秘密的三号房间！开步走！……”
　　军官听从口令，像一个真正军人那样很满意地起步走，合着步伐摆动着手。
　　夜已结束。
　　实在想睡觉。要留一个值班人员，必要时叫醒大家，我到餐厅去了，拿一块劈柴作枕头，立刻就睡得很熟。

　　“别叫醒他，不要，肃静点！”好像在梦里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谁的声音，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于是我很生气，我喊叫：“站住，不要走！这是谁？”我的声音很低，听不清楚，结结巴巴的，谁也听不到。心里非常难过，伤心，很苦恼。我用尽全身的劲，心跳得很厉害，睁开呆板的眼皮，看见两个食堂女服务员，我们不知疲倦的供养人，总是关心我们，而在房间的那一边列宁的熟悉的身躯踮起脚，准备往门外走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喊道。我自己感觉很遗憾，在似睡非睡中未能听出他的声音，不知怪谁，一肚子委屈。
　　列宁回过头看一下。
　　“您醒啦？我把您惊醒啦？……”
　　我拿表一看，已经十点了！“我的爷啊，我想七点起来，多么可惜！什么事都耽误了”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
　　“睡过点了……”
　　“您昨夜又没睡觉？……”
　　“那没有什么，可是现在睡过点了。你们怎不叫我一声？”我责备起服务员。可是她们开心地笑起来，她们知道这是同志的责备。
　　“您枕着劈柴象枕鸭绒枕头，睡得非常熟，舍不得叫醒您，我们谁也不让吃茶……。”
　　这更加使我气愤。
　　“喂，首先给您，”一个姑娘笑着给我端来一杯最好的，最浓的热茶和面包片。
　　列宁善意地笑我们斯莫尔尼的日常生活情景，他也坐在这里，也给他端来了茶，工人、职员进来，同列宁问好，坐下来，抱怨我，说服务员非常庇护我，在我睡觉时，甚至不让他们喝茶。
　　“喂，情况怎样？……”列宁问道。
　　我把发生的全部情况讲给他听了。他异常气愤。命令绝对保护这个军官的生命安全，要调查这一案件，一定要清除这一部分水兵。
　　“这是非常危险分子，他能利用无政府主义口号随便投到哪里去，以后想起来时，那就会晚的。请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我和他从餐厅出来，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去看看新到的信件和电报。
　　我回到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召集在场的全体工人委员，为了审讯带到我们这儿来的军官而召开会议，让同志们预先知道那天晚上在海军部队我对他进行的审讯情况，顺便把全部案件讲一讲，因为新接班的委员对他不了解。我给马尔科夫打电话，要他把第三号秘密房间的秘密被捕的人带来。
　　马尔科夫加强了守卫，用四个人把他送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小声对我耳语。“海军第二部队的水兵整个上午总来电话，他们找一个军官，而且马上就要来四个水兵，并要检查我们的全部禁闭室，还用武力威胁……真的，都是醉熏熏的……”
　　我吩咐马尔科夫要提高警惕，加强守卫。
　　军官睡了觉，但是他的脸色非常忧虑、绝望。我对他宣布这是第一次审讯的继续，于是要求他讲一讲前一天他在哪儿。他环顾周围一下，显然，他对斯莫尔尼这里的工人那样有礼貌和严肃态度感到惊奇。
　　他有点胆怯，克制着最初时的困窘，轻声对我们说：
　　“昨天下午有一个水兵到我这儿来，要我跟他走。我听从了他。我们走到街上。门前停着两辆带篷的汽车，一辆汽车里坐着那两个军官和两个水兵，让我坐在另一辆汽车里，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水兵。我们出发了，不久，那一辆汽车向另一方向开去。他们问我，我认识的人都是谁，谁能替我付钱。他们说：“如果你能收集到五千卢布，就让你活着，如果收集不到，今天就枪毙你。”我吓得要死。我看已非常危险了，觉得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彼得格勒我有很多熟人，我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可是他们总在催促：快点，快点。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说：“砸碎你的脑袋，你就会知道的。”我下了决心。到一个熟人那里去了。我按一下门铃，走进去了，他们也同我进去了。拿出了手枪。我把主人叫到一边，我说：“请原谅，但是请救一救我！”我简短地说明了情况。他很害怕，表示非常同情，给了二百卢布。我交给了水兵。他们把钱放进兜里。“喂，”他们说道，“这样你很久也收集不够。走吧，你们在这里不准动！”他们对我的熟人很不客气地说。我们走了。
　　我很难过，我把他们的地址暴露了，还会去抢劫他们，于是我想还是死了好。
　　“你看，资产阶级多么害怕，”一个水兵说道，“只是因为你要得不好。要表、戒指、大衣，我们什么都一样……再说一个地址，可是要好一点的……”
　　我在考虑，但是死亡的恐惧催促着，于是我说出一个我认识的律师的地址。我们去到那里……我们进去了……那里的人也很害怕……责备我把他们领来了，说会把他们打死的·我请求，央求着……在这里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戒指、表、香烟盒和一千五百卢布……这里人多……所有的人都支援……水兵很沉着地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到衣袋里，看来很满意，对我说：“早就该这样，你很快就会自由的……”于是我们又走了两个地方。水兵说：“该吃点东西了。”拿出吃的东西，也给我一块，我们就到城外去了。在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一栋房子旁停下来。一个水兵下了车，很快又回来，并说：“他们很快就到。”确实，不过半点钟，那辆汽车来了。我一看，车里有两个军官和两个水兵，喝得醉熏熏，军官默不作声。我没敢和他们说话。天已经黑了。“走！”于是我们又动身了。很快就到一家院子里，这里的窗户都关着。原来这是一个巢窠。我们都下车了。水兵掏出手枪，敲敲门，给我们开了门，我们都进到屋里。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女主人。水兵到这里像到家一样。开始了狂饮。女人的举止很难看。最初她们走到我们跟前，但是水兵不让她们跟我们说话。有一个军官，大概是沃尔科，站起来了，在窗前走动。水兵们发现了。
　　“怎么，你想逃跑吗？”一个水兵喊道。“恐怕跑不了吧！彼佳，给他点厉害！……”
　　一个很墩实的水兵跳起来，用手枪把使劲打他下齿、下巴。沃尔科摇晃起来，他的嘴流出了血。女主人喊道：“你们干什么？！把地板弄脏了！”“往他心口上打！”一个水兵指挥着。于是这个水兵用拳头往他上腹打了一下。沃尔科摇晃着，呻吟起来，蹲下去了，抓住腹部……血从嘴往大衣上流。
　　一切都平静下来了。让我们呆在一个角落里。留一个水兵看守着我们，其余的都和姑娘们分散在各个房间里。女主人给我们拿来茶和面包。沃尔科呻吟着，什么也没有吃，他的嘴痛得很厉害。就在这个巢穴里我们呆了约三个小时。然后一个水兵对着房间画十字，也对我们画了十字。吩咐我们准备走，我们站了起来，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在空地上，在篱笆旁边停下来，叫我们下车，我们下了车。
　　“把大衣脱下！”他们一边对我们说，一边粗野地骂道，用手枪逼着我们。我们脱下了大衣。
　　“拿到汽车里去，”他们对我说。我拿着大衣，爬进了汽车，呆住了。过了一会响起枪声，听到了喊叫声。然后又是枪声，又是枪声。一切都静下来了。我也发呆了。我听到脚步声。嗯，我想是来找我的。水兵拥进了汽车。
　　“啊，狗崽子，你在这儿！”一个水兵叫了起来。“我们怎么把你忘了呢？咳，见鬼去吧！……另一个水兵一边说，一边把从枪毙的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压在身底下。“你对我们还有用。明天我们和你还要走一趟。走吧！”我们又动身了。我被他们踩在两个座位之间的脚底下，总用鞋后跟踩我。看来，水兵是疲乏了，都安静下来了，有时互相交谈几句，谈他们如何准确地把子弹射进后脑勺，射进脸，射进胸膛……就这样我们来到水兵的住处……我勉强站了起来。他们把我推进一个房间，就锁上了，后来把我带到这里，到你们这儿……”
　　他不作声了。
　　这个故事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我们刚一结束这次预审，近卫军海军部队就给我们来电话。已经夜里三点钟左右。
　　“请马上把军官交给我们，”一个人在电话里粗鲁地说，“否则对你们不利。我们自己来抓……听到了吗？……”我立刻认出来了，是那个总给大家画死亡十字的水兵，哥哥热烈兹尼亚科夫的醉熏熏的声音。我把话筒挂上，没有和他谈话。把受审的人送回秘密房间之后，我又对斯莫尔尼警卫长嘱咐一遍，要他特别警惕看好被捕的人。我非常清楚，哥哥热烈兹尼亚科夫一伙会采取一切办法要从我们这里将他们逮捕的军官夺回，因为他是这伙匪徒的罪恶行为的活的见证人，他们非常明白，他的口供对他们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竭尽全力想弄走见证人。确实，没过半小时，近卫军海军部队又给我来电话。还是那个人的声音，更加无耻地要求交出我们的俘虏。我说过一小时再来电话。
　　“喂，要当心，不然你要倒霉的……”一个喝醉了的人放肆地说话声。
　　我必须争取时间，不仅要想出下一步的果断的行动计划，而且要在这段时间里作完一切事情。首先必须把被捕的军官转移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立即给勃拉冈拉沃夫同志打电话，并对他说，我马上有事要到他那儿去，要他哪儿也不要去。
　　我要了一辆汽车和一个非常了解的司机，带领三个武装齐备的工人委员，我亲自从警卫长哪里带走那个被捕的人，我们五个人迅速坐上汽车，我告诉司机要去的方向，没有说明到达的终点，于是我们就消失在彼得格勒的夜幕中。我们被捕的人恐惧地望着我们，也不敢问我们要到哪儿去。不久我们就驶到彼得-保罗要塞的沉重的大门跟前，说出所有的口令，出示了通行证，就放进去了。在这里整个几代革命者当年曾度过非常痛苦、历时很久的悲惨生活，这里现在关押着克伦斯基反革命政府的成员，现在还关押最危险的刑事犯，最近还关押因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白匪和保皇党分子。这里驻扎着坚强的，有高度纪律的装甲车部队。这里的一切工作由我们的一个年轻的忠实朋友勃拉冈拉沃夫同志负责管理，他是一个安静、襟怀坦白、意志坚强的人，从前是沙皇军队的军官，参加了共产党，积极参加十月起义，参加了闪电式消灭士官生在彼得格勒发动的进攻以及许多其它光荣的革命活动。我们走进接待室，把带来的人和工人委员留在接待室，我同勃拉冈拉沃夫到他的办公室去，在这里我简短地把全部情况对他讲了，把列宁的命令给他看了，我对他说无政府主义者水兵在进逼，今天我们还和他们有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并说我把这个军官带到他这里来，是为了以防万一，将他用另一姓名关押到决定将他释放时为止。勃拉冈拉沃夫同志听完全部情况之后，非常气愤，他立刻说，将等待斯莫尔尼的通知，当然随时准备好积极参加消灭所有这些丑恶现象。我们把被捕的人叫来，并向他宣布，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在这里他将用另一个姓名登记，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姓名叫彼得洛夫。
　　勃拉冈拉沃夫同志给我开了一张接受被捕人的收条，这个收条至今我还保存着。收条上他亲笔写道：

收　　条


　　我收下被捕人彼得洛夫，并签字盖章，特特证明。
益字
　　　　要塞司令　格·勃拉冈拉沃夫。
盖章
　　　　彼得一保罗要塞司令办公室

　　被捕的人听说把他送到这里来是为了他自身的安全时，他面露笑容，迅速填写了登记表，给自己起了一个临时的新姓名，立刻就被送进一间牢房。我们马上动身到斯莫尔尼去。得到通知说，水兵已来过几次电话。不久哥哥热烈兹尼亚科夫又打来电话，并以挑衅的口气说话。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我宣布：“我建议你们这伙宣布叛变工农革命政府的人，连同你们的威胁，立刻到斯莫尔尼来，我预先声明，在斯莫尔尼大门前，在这里用机枪把你们都枪毙掉……”谈话到此结束。我对斯莫尔尼武装部队司令下令作好战斗准备，故意公开让到斯莫尔尼来的人都看见，我吩咐查看和检查机枪，给机枪上了子弹带，把坚强有力的武装警卫队部署在各大炮跟前。然后我给弟弟热烈兹尼亚科夫打电话，向他声明，在他任委员会主席的部队里天晓得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不会给他增加光彩。
　　“他们都发疯了，完全都变成了酒鬼了，我们这里彻底分裂了，我们不想知道他们的情况！”他在电话里对我喊道。
　　“那么你们马上就离开，应当象个军队的样子，我建议你们到斯莫尔尼来，以表示你们和政府团结一致……”
　　“是！”弟弟热烈兹尼亚科夫勇敢地喊道。“我们马上动身。可是能另外拨给一处房子吗？我们不愿回到这里，同他们在一起。”
　　“当然可以，马上就拨给你们……”
　　过了一会，我给哥哥热烈兹尼亚科夫打电话，我严厉地对他说：
　　“你们怎么不来？或许你们胆怯了？我们这里为你们准备好了机枪。事实上，要知道，不服从革命工人政府意味着什么……”
　　“那是你撒谎！”他温和而又半醉地回答我说。“我原来是开开玩笑……”
　　“可是我不是，我不是开玩笑，我建议你和你的好汉们到这里来……”
　　“嗯，为什么？不值得……我们躺下睡觉了……”
　　我坚持要他们来：“否则，”我说，“我们将到你那去作客。”于是谈话结束了。
　　我把全部情况报告给列宁，我对他说，我坚决主张将这一部分水兵分离出去，占领近卫军海军部队的营房，把武器和弹药运到彼得-保罗要塞，不准水兵回到那里。列宁完全赞同这个计划，我立刻就和勃拉冈拉沃夫同志联系，通知他可能很快就行动。工人委员们已经出发到现场去，监视无政府主义水兵中间发生的情况，并用电话把全部情况报告给我。我们已经得知，弟弟热烈兹尼亚科夫和几个委员一起带领一部分正派的水兵在其余水兵的喧哗和口哨声下向斯莫尔尼走来。一部分水兵拿起步枪，带上自己的财物，毫无秩序地向尼古拉车站走去。我立刻派工人委员中从前当过水兵的米·德·茨甘科夫和另外几个委员一起带领由共产党员拉脱维亚步兵组成的优秀部队，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解除这些水兵的武装。这一次战斗，他们进行得简单：他们占领了所有通往尼古拉车站的路口，因为水兵是伙一伙零散走的，立刻就扣留了他们的武器，装在斯莫尔尼派来的卡车上。尼古拉车站很快就传开消息说，要缴所有人的武器，当茨甘科夫给我打电话说，再没有水兵来了，他们都已解除武装的时候，可是火车站有很多武装的士兵和水兵，所有房间都是满满的人，都想一有车来就要乘车离开，不断用武器威胁铁路人员，我又派了一连拉脱维亚步兵去增援，并建议茨甘科夫解除车站上剩下的所有士兵的武器。在北方战线经过锻炼的、不怕危险的、有高度纪律性的拉脱维亚士兵，茨甘科夫和工人委员把每个房间都围了起来，并向大家建议，要自愿交出武器，还宣布以后发现谁带武器，就逮捕谁。
　　这一部分想逃离彼得格勒，腐化了的，擅自抛弃革命队伍的士兵，果然不出所料，并不勇敢，立刻交出了武器。我们的部队检查了所有的士兵，没收了很多人的步枪、手枪、手榴弹、军刀、子弹。就这样查看了整个火车站，终于使铁路人员免遭武力威胁。一部分武器运到斯莫尔尼去，另一部分运到彼得·保罗要塞去。
　　哥哥热烈兹尼亚科夫觉得对自己不妙，同一小伙他最亲密的同志从华沙车站往南走了，在那里他参加了匪帮，在切尔尼哥夫省干了许多坏事，被红军部队打死了，也消灭了这一伙匪帮。
　　而弟弟热烈兹尼亚科夫带领一大部分水兵保持着完整战斗的军队秩序向斯莫尔尼走来。他和两名委员来到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按军人方式报告说，为了执行交给他的命令，他所负责的水兵部队在斯莫尔尼大门外等候。我们来到水兵那里，同他们打了招呼，开了一个不大的会，作出了决定，谴责脱离队伍的那一部分水兵的活动，然后建议他们去宿营地。到这个时候水兵们才知道他们已从近卫军海军部队的营房给撵了出去，在涅瓦大街九十六号给他们一栋二层楼的住处，不久以前那里的全部居民都搬走了。这件事使水兵感到有点难为情。但是他们听到口令后，便整好队伍，向重新分给他们的地点走去。
　　与此同时，彼得-保罗要塞的装甲汽车包围了近卫军海军部队，而同他们一起到达的部队迅速将手榴弹、弹药箱装上汽车，收集武器、机枪和其它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立刻都运到彼得-保罗要塞。派来的耶戈尔团的一个营暂时占领了近卫军海军部队的营房，派上了岗哨，并接到不准任何人进入的严格命令。
　　弟弟热烈兹尼亚科夫住在住处，只领到不多的弹药。但是，即使在这里，“共和国”号装甲舰的水兵也没有变成真正的、战斗的、纪律良好的部队。水兵中腐化堕落现象继续迅速发展。狂饮无度、抢劫行人、市内盗窃等重新引起我们对他们的注意，于是我们决定彻底摆脱这一部分狂暴的、不守纪律的、妨害维持红色首都革命秩序的分子。在这一天晚上，我们斯莫尔尼部队迅速开进这个营房，撤掉了哨兵，解除了全体水兵的武装，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喝醉了，搂着喝醉的妓女随便倒着睡觉。热烈兹尼亚科夫明白，他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他的部队已经完全腐化了。很快他就挑选了约二百个他认为可靠的水兵，并要求派他到前线去。后来准许他到南方去了，在那里他参加了通往奥德萨的要冲上拚命同白匪作斗争的我军。他担任装甲列车司令，给白匪军以无情的打击。他总是冲向最危险的地方，他的部队博得了真正革命战士应得的轰动时的荣誉。1919年，他陷于白匪两列装甲列车之间，他想冲出去与自己的装甲车联络上，准确地打击敌人，迎面射击由军官组成的精锐部队之敌。在一个据点，当列车减速前进和敌人火力特别密集之时，他看到自己周围战斗的同志接连倒下去，便从装甲塔里探出身子，用手枪射击，一下子打倒了几个白匪，当枪声停下来的时候，他自己的左腋下受了重伤。他悬垂在炮塔的射击口上，继续用一只手射击，在敌人接连不断射击下，他英勇牺牲了。
　　在这次激战中，他的部队几乎全部牺牲了，可是由于他们拚命抵抗，挡住了敌人的压力，使我们的部队得以集结和击退进逼的敌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极其英勇、一贯真诚、一贯诚实的革命战士，为了他的最宝贵的唯一事业：为解放了的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幸福，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26年于莫斯科




[1] 初次发表在1926年《星火》上，刊印时有删节。

[2] 指的是反革命势力于1917年12月策划的破坏仓库、商店和小铺的事件。因此彼得格勒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了反破坏委员会。揭露和逮捕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组织。作为同苏维埃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拨给他们大量的资金用来进行破坏和奸细活动，并出版专门的传单。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恢复秩序和保卫革命的彼得格勒作了大量工作。

[3] 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无政府主义主要活动家和理论家之一，地理学家和旅行家。1917年返回俄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但是1920年克鲁泡特金在其告欧洲工人书中承认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并号召阻止对苏维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克鲁泡特金的科学著作，在地理学和地质学发展方面，他的理论总结起了重要作用。

[4] 安·伊·盛加略夫（1869—1918）是医生，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农业部长，后来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
　　费·费·科科什金（1871—1918）——资产阶级政治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该党中央委员、临时政府部长。
　　费·费·科科什金和安·伊·盛加略夫于1918年1月7（20）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杀。

[5] 我将原件已送列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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