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初期宗教界的作用

十月革命初期宗教界的作用^[1]

　　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会的宗教界对二月革命非常适应，二月革命使他们摆脱了国家官吏的廷臣集团，给予独立，完全没有削夺他们的任何权利和主要东西，即收入。正是二月革命之后，宗教界特别卖力气，坚决主张召开他们的全俄代表大会选举总主教，主张改变宗教院和东正教主管部门的各机关。当时除了极左刊物以外，谁都还未提到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必须分立。
　　东正教会的宗教界满腹愤怒与仇恨，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进行抨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十月革命从其成功的头几天起立即宣布教会与国家、学校与宗教必须立即切实地实行分立。各处的东正教会的代表，所有这些人数众多的神甫、总监司祭、总主教、主教、修士司祭和一般僧侣立刻都感觉到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炽热的气息。不仅没有一人对他们表示一点点尊敬，而且直截了当地把他们叫作人民的敌人，这些人几百年来对稍微表现出一点文化，尤其对人民群众中稍微表现出的一点文化都一贯反对。关于这个问题在所有社会主义报纸上、杂志上都写过，在所有各种会议和大会上都讲过，这是到处都要实行的，不仅要从社会机构中驱逐贪婪的“世间寄生虫”，而且要从东正教会宣传、散布腐臭影响所及的最遥远的洞穴和隙缝中把他们驱逐出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明确地宣布，东正教会像其他任何宗教一样是自由的，但是它已失去国家机关的一切权利，^[2]它是一个私人机关，绝对得不到政府的援助。宗教宣传是许可的，但是根据法律，也许可完全不信教，也准许进行反宗教的宣传，为的是同这一强大宗教组织的代表以前到处所散布的那种欺骗作斗争。这一宗教组织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在临时政府被推翻以后，只过几天，到处可以听到神甫通过传道和其它方法反对苏维埃制度。
　　11月在斯莫尔尼专门成立一个所谓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它必须同酗酒破坏、反革命、怠工、土匪活动以及其他大量的反革命现象作斗争，旧世界想利用它们动摇新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执行委员会征得列宁的同意，任命我为这个委员会主席，并授予委员会自行决定权^[3]，去同在首都和郊区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破坏活动作斗争。我们还未来得及在彼得格勒工厂最有觉悟的工人中组成象分布在彼得格勒各地的工人委员那样的新的委员会，就有人报告我说，到处、甚至最偏僻的小巷都出现了一些印刷的传单，咒骂苏维埃政权，说上帝要降怒于 “无神论者和暴徒” 。并呼吁一切信仰 “我们耶稣” 的人，用一切办法反对这个新出现的 “恶魔政权” ，无论如何也不要服从它，要保护 “圣母及其侍者” ，仍然作 “东正教会的忠实的忏悔者。”
　　他们把贴在墙上传单的内容大致讲给我听之后，根据传单中散发出来的神灯油味，我立刻猜出这无疑是东正教会牧师写的作品，他们用秘密印刷的言论来反对我们。我不想在全市追查每份传单，因为我十分清楚这样的工作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发现它的来源，从哪儿出来的这些牧师的印刷的作品，并逮捕写和传播这些呼吁书的人。我们很侥幸。在离斯莫尔尼不远的小巷里也发现了这种贴在房子上和板墙上的传单，愤怒的工人和一般居民把它撕下或者发现扔在门口的传单，将它收集起来，给我送到斯莫尔尼来。我立刻派十来个工人委员到这些区去，他们迅速分散到各胡同小巷里去，并在一条小巷里逮捕了两个笃信宗教的老太婆，她俩一瘸一瘸地走在人行道上，穿着“半是修道士的黑色”外衣，慢慢地贴这种传单。一个往板墙上刷浆糊，另一个往上贴，仔细地将它弄平整。出其不意地在犯罪现场碰到了她们，她们哎呀一声叫了起来，呻吟起来。当工人委员小心地架着她们不慌不忙地往斯莫尔尼走时，她们感到异常惊讶。她们被带到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我这里来。这两个满面皱纹的容易上当的老太婆十分害怕，几乎不能答话。看到和她们谈话已是不可能了，我说把没收她们的传单拿给我看。我发现老太婆非常冷，我吩咐给她们喝茶和吃小面包，让她们在炉旁暖和一会。老太婆坐下来，最初胆怯地看着我们的战斗情况：不断有水兵和士兵来，带着被捕的人，送来没收的武器、炸弹等，这是当时反革命分子用它来对付我们的。老太婆看谁也不注意她们，就紧紧地靠着坐下喝茶。有一个委员请她们喝苹果汁，她们闻到安东诺夫苹果香味，食欲很好，喝了一杯又一杯，吃着拿给她们的小面包。我看到老太婆已经暖和过来了，有点出汗了，她们苍白的面颊浮现出红晕，我让她们过来，坐在我的桌旁，和她们谈起话来：她们是什么人，她们做的事是谁派她们的，并请她们把全部情况详细地讲给我听。老太婆身子动了一下，看来她们不知该怎么办好。这时我看完了呼吁书，它原是总主教吉洪^[4]签署的。
　　“神甫”的这个公开演说我甚至很喜欢。最低限度我看这个人不是个胆小鬼，不像许多其它组织那样，偷偷摸摸散发匿名信，而是想干什么，就说什么，不仅署了名，而且也留下了地址。
　　我要知道的是谁在这些老太婆周围活动。老太婆很快就变得厚道起来，并详细地叙述有一个她们不认识的人给她们每人一卢布，他有大量的这种呼吁书，他召集象她们这样的人，并把她们派到全市和全县去。
　　在这个时刻，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勃拉冈拉沃夫同志像往常一样，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我的房间，他全副武装，和他一道来的两个同事，也是身着作战行军服装。他们应我的召唤来到，要立刻出发去制止一个酒厂里的破坏活动，一群醉汉在捣毁莫伊卡街一个酒厂。因为消除破坏活动比消灭总主教吉洪的司令部邸宅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所以我对勃拉冈拉沃夫说，让他到进行破坏活动的现场去，然后再回到我这儿来，去查找总主教吉洪的秘密司令部邸宅，逮捕那里的所有的人，我把吉洪的传单给他看。当他知道这些传单是谁散发的时候，他的倔强视线凝视着其中一个老太婆，她非常害怕这样的目光，使她突然地坐下了，好像防备他的手似的。这是非常可笑的，而对她来说，显然这是很可悲的。屋内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而她几乎哭了起来。勃拉冈拉沃夫同志突然转过身，就出去了。
　　我们再没有惊动这两个老太婆，她们也很苦恼地在等待自己的命运。我对她们说，她们要等到刚才看她们的那个人回来，她们还得带他到她们领取传单的那个住处去。老太婆安静下来了。勃拉冈拉沃夫过了约一个半小时回来了，并对老太婆说：
　　“走吧，当心别乱说，别撒谎。我们不会找你们的麻烦。
　　“你说什么，老爷！”老太婆诉苦起来。“我们哪里撒谎啦，我们把全部情况都对你讲……跟着很快就离开的勃拉冈拉沃夫同志急急忙忙地走了。
　　过了半个小时，勃拉冈拉沃夫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发现了那个住处，堆满了传单，各种各样新印刷的书籍和小册子，其内容都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人物，这所住宅的主人已逮捕了，还将那儿在场的所有人都逮捕了；他在这里设下埋伏，而他自己在进行调查，无疑，最近就能弄清在哪一家印刷厂印的这些呼吁书，以便立刻逮捕整个印刷厂的人。他让这一伙人上了汽车，并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去。我们很快找到了印刷厂，立刻把它关闭了，然后没收它，逮捕了厂主和参与印刷这些传单的所有人……
　　我们和东正教会代表的反苏维埃宣传的初次交道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二天早上，我将这个事件报告给列宁，把吉洪的传单给他看了，并问他，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传单的作者。
　　“没有什么，”列宁回答说。“请告诉他，苏维埃政权无意使他殉教。但是所有传播他的作品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并要严厉审判。请把整个情况登在报上，让工人区知道，严格监视，看哪儿出现传单。”
　　我对他说，我打算立刻通知彼得格勒总主教，并让他知道，他作为彼得格勒宗教界的首脑在教会中进行反政府的宣传要对苏维埃政权负责，包括对我们委员会负责，他应该通知所有自己的监督司祭和神甫知道，公开在社会上这样宣传，在教会讲坛上宣传，根据公布的彼得格勒特别戒严令^[5]，为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格性，我们将当作反革命宣传进行追究。列宁赞同这个办法并补充说：
　　“应该始终认为东正教的头面人物要负责任，牢记下层僧侣，特别是一般教徒是他们手中的工具，对最高宗教机关及其头目所作的事，概不负责。”
　　第二天，我们把那两个老太婆从彼得-保罗要塞叫到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向她们详细地说明吉洪总主教所宣传的全部卑鄙行为，同时我给她们看我所收集的反革命分子要用来危害人民政权的全部武器，这就是有些人手持炸弹，另一些人手持毛瑟枪，还有些人带着毒药，而她们本人拿着传单在人民中间同样放毒。当老太婆看见我的玻璃橱里把她们的传单和炸弹摆在一起时，她们显得非常害怕。显然，这一明显的教训使她们非常注意，最初她们还想要我相信她们谁也不想杀害，但是我对她们说明，由于这些传单许多无知识的人可能不听从合法革命政权的话，政府因此将要给以最严厉的惩罚，由此可能发生杀人事件，那时她们这些散发传单的人和写这些传单的吉洪总主教都将是直接杀人凶手。工人们同老太婆讲了很久，最后我们把她们释放了。她们发誓永远不再干这种事情了，并告诉别人也不要干，感谢我们对她们的款待，然后就走了。
　　在几天几夜里，我们逮捕了约四十人，他们在彼得格勒各处，多半在郊区张贴和散发吉洪总主教写的这些传单。
　　我给总主教没打通电话，同一个高级僧正接通了电话，正好他给我打电话，因为他们想要从伊萨基辅大教堂到涅瓦大寺院的涅瓦大街举行宗教游行^[6]，他要求准许。我回答至圣主教说，他可以在教区里对下属职员和教士提出要求，而向斯莫尔尼他应当提出请求，因为这是合法的工农政府，头一次我没有责备他态度粗鲁，而归咎于教会学校的教育不好，我说政府准许宗教游行完全自由，如果象他说的参加游行的人将不是二十万，甚至可能是一百万，那对我们是无所谓的，我向他保证在彼得格勒一切街道上举行宗教游行完全安全，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正式责成他作为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负责成千上万群众的游行队伍内部的整个秩序，像他说的那样，这些人在他指挥下跟在圣像和神幡后边走。
　　“怎么能行！”他在电话里向我喊道。“我要负起宗教游行秩序的责任？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这与我无关，”我对他说，“宗教游行队伍在它的组织者严格负责下，政府准其自由游行。哥萨克军士、警察和宪兵维持宗教游行的秩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只好用修道士、教会职员、执事、牧师代替这些警察代表，把他们分布在宗教游行队伍中以维持游行队伍内部秩序。我还要警告您，”最后我对他说，“如果在游行队伍里发生什么误解或者冲突，您和你们的监督司祭以及你们的其他领导人要共同对合法政权负严厉的和行之有效的革命法律的责任。”
　　我根据高级僧正的说话声判断，他对我和他的谈话内容极为不满，有些不知所措，几乎想放弃这次宗教游行。同时我正式通知他向总主教转达关于古洪总主教的呼吁书的事情，并告诉他说，如果宗教游行时要散发类似传单，那么逮捕的将不是拾传单的人，而是散发传单的人，以及在附近走着维持秩序的宗教人士，不管他们有什么头衔和穿着什么样的制服。
　　举行了宗教游行，但是参加游行的当然不是二十万人，而是不超过五万人。在整个宗教游行区域里，特别是各十字路口都布置了武装赤卫队，他们得监视非宗教游行队伍的群众不要妨碍游行队伍，谁也不要说侮辱的话，讥笑东正教的神圣事物的话。在整个游行区域里逮捕了八个人，他们企图以挑拨性的演说破坏秩序和引起数伙居民的冲突，这八个人被送到我们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进行审讯。
　　从我们方面来说，想利用这次宗教游行达到宣传目的，我们印刷了致公民们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详细地说明了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及其已颁布的和将要颁布的关于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会和其他所有各种祭祀的法律。我想使在宗教游行中跟随宗教界走的这些最不开化的、最愚昧无知的、狂热的群众了解政教分立的法令的实质。这些宣言在宗教游行队伍里广泛散发，我本人观察到，人们如饥似渴地在街上大声地读着这种传单，并且没有扔掉，而把它带走了。所以宗教界在这次游行前散布说政府准备要屠杀信教的人和东正教会的信徒，说要没收他们的圣像、神幡和其它祭祀品等，当然全都是造谣，流言蜚语，毫无根据。所有这些助祭、假助祭、牧师、监督司祭撩起长袍，走在游行队伍中，到处竭力维持秩序，干涉一些群众的谈话，相当成功地扮演着从前警察的角色，看到这种情形真感到可笑。
　　宗教游行顺利地到达亚历山大-涅瓦大寺院，在那里参加游行的人在公墓上解散了，过了不久，成群结队地向市内各地走去。就这样反革命卫道士们想利用宗教进行示威游行没有成功。甚至可以说失败了。向“当权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界表明他们个人地位和他们自己的无能为力。
　　人民明白了自己受骗了。宗教游行发生之后，游行队伍的人大大减少了。一般参加游行的是老头、老太婆和彼得格勒郊区居民，多半是手工业者、摊贩、家仆以及类似的人，他们脱离无产阶级或者与其疏远。
　　当反革命从四面八方向新政府越来越进逼的时候，东正教会的宗教人士的反革命作用日益暴露无遗。白卫军的阴谋活动几乎都有东正教会某些分子参与，而总主教吉洪的挑拨活动达到如此程度，致使许多人极为烦恼。他和他的同事是许多人死亡的直接罪魁祸首。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仅给我们的读者举几个例子：在我们边境上每次白匪军的暴动，开始时总有宗教人士给举行祝福仪式，他们善于用十字架掩饰利剑，装着伪善的面孔，并积极参与杀害工农政权的代表们。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常见的，当宗教人士手持武器去反对工农的军队时，在雅罗斯拉夫里他们用机枪疯狂地扫射工人队伍，因为工人队伍攻击法国资本家^[7]的走狗白匪军。东正教会的宗教人士特别积极参与组织高尔察克的军队。“耶稣·基督”、“至尊圣母”以及其他类似军团，名义上模仿中世纪十字军团，在高尔察克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他们激起了宗教狂热病。
　　这些团是由结婚的和出家的僧侣直接组成的；他们手持十字和武器执行意在俄国建立旧制度的白匪军的战斗任务。
　　当这位冒险的吉洪总主教在一部分较机警的宗教人士的压力下不得不“自动放弃职位”时，他们对他提出他的一部分社会政治过失。他们向总主教声明，说他1922年2月28日的有名的宣言，由于宗教意义“在各地成了由宗教界上层领导的重新暴发反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的信号”，他们甚至还提醒他说，“使宗教参加反革命政治活动是与吉洪总主教的名字分不开的，其具体表现如下：1、1918年1月19日总主教示威式地将布尔什维克革除教门，2、总主教于1918年2月15（18）日发出信函，号召将教会的财产隐藏到秘密的地方，敲打警钟，组织信教的人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这封信，根据克拉斯尼茨基牧师说的，在各地引起一千四百一十四次流血冲突事件）；3、总主教通过盖尔莫根主教往叶卡特琳堡向尼古拉·罗曼诺夫送祝福信和赠圣饼；4、授与神圣的教职和接近许多高官显贵人物，明显暴露了他们是旧君主制度的拥护者^[8]；5、把教会完全变成以法衣作掩饰的政治组织，吸收一批毫无责任心的分子到其教区会议中来，这些分子想以教会名义和打着教会旗号推翻苏维埃政权”^[9]。
　　克拉斯尼茨基牧师对吉洪总主教在政治上的胡作非为和黑帮的发言所作的流水账记载，是比较有条理的，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克拉斯尼茨基牧师向至圣的总主教讨账，显然认为这一下不仅击中目标，而且击中了要害！吉洪总主教无疑是耍所有这些反革命花招的主要角色，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他是“光杆司令”。
　　他曾有过大军，大概至今还有。还是一支人数众多、自愿的、有纪律的大军。实际上，如果宗教界本身不同情反革命活动的话，在整个俄国几乎同时发生一千四百一十四次流血冲突事件怎么可能呢？当然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宗教不是玩具，我想折它，就折它，我想隐藏起来，就隐藏起来，想把它毁掉，就把它毁掉；这是俄国一个最老的、最古老的组织，而且如果企图“在宗教的旗帜下”推翻苏维埃政权，那么就是说不仅总主教，而且还有领导者为代表的“教会”本身，宗教界连同教区会议一起，而那里挤满整个人类的妖孽，他们希望这样，并为了实现其理想，进行反革命活动。

1930年于莫斯科

^[1] 本文初次发表在《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一书里。

^[2] 指东正教会已停止作为国家的教会，像沙皇专制制度时期那样。——编者注

^[3] 某一政权机构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无须经上一级机关的预先同意。

^[4] 总主教吉洪的第一封书函于1918年1月19日出版，他在书函中把苏维埃政权活动家革除教门，号召信教的人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封信于1918年1月20日在东正教会当时举行的地方会议上宣读过（见阿·韦坚斯基著：《宗教与国家。1918-1922年宗教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概述》，1923年莫斯科版，第114-116页）。

^[5]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反破坏委员会宣布城市特别戒严（见《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12月6（19）日第244号），禁止一切街头集会，并警告说，企图破坏酒馆、仓库、工厂、小铺、商店、私人住宅的人，要受革命法律的严厉惩治。

^[6] 还在1月20日高级神职人员的会议上就已提出旨在燃起宗教狂热和激起信教的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各地举行宗教游行。在彼得格勒根据韦尼阿明总主教的命令于1月21日举行了宗教游行（见阿·韦坚斯基著：《宗教与国家》，第172-174页），在莫斯科根据吉洪总主教的命令于1月28日举行了宗教游行（见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著：《反对宗教与教会》第3册，第6-7页，1935年莫斯科版）。在同一天里全国许多城市举行了宗教游行。

^[7] 指1918年7月在雅罗斯拉夫里和许多别的城市发生了白匪社会革命党的叛乱。反动的宗教界无论对这次叛乱的准备，还是在叛乱期间都积极地帮助了白匪军。

^[8] 其中包括白匪军的高级军官。

^[9] 引自阿·弗韦坚斯基著的《宗教与国家。1918-1922年宗教与国家相互关系概述》，1923年莫斯科版，第248-249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