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伊·列宁和卫生事业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在着手建设无产阶级新国家的时候，不言而喻，我们必须成为多面手。现实生活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给予急速、切实和明确的答复。担任苏维埃政府首脑的列宁日理万机，事务浩瀚，简直无法全部数出来。列宁对这些事务和问题一一给予正确方针，指出需要如何解决和禁忌些什么，编纂列宁处理这些事情和问题的清单，是摆在未来历史学家面前一项巨大工作。
　　假若列宁居住在日内瓦时我们问他，是否会有朝一日要与医学、医学课题和问题、医学组织打交道，那他大概会回答说，这与他毫无相干，他永远不会干预这种事。诚然，我们知道，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必须在柏林大学一位著名教授那里动大手术时，列宁尽管也知道要与谁打交道，但为了搞清楚巴塞杜氏病的实质和治疗方法，仍旧查阅了许多专门著作。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比其他医生要多得多。然而，这仅仅表明列宁在分析各种各样现象时的求知精神和广泛兴趣已达到怎样程度。
　　早在斯莫尔尼官，当政府刚刚开始组建时，列宁曾不止一次地在医学园地上大显身手，以顾问身份决定采取怎样处理办法和措施。
　　当时仓猝建立起来的“红十字会”机构在斯莫尔尼宫一楼办公，其领导人是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她的主要副手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大夫。这儿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如前线“红十字会”的组织，伤员撤到大后方及其营养、女护士的培训等问题，女护士是各大小医院和救护所急需的，因为旧人材大部分和资产阶级人物有密切瓜葛都解散了。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不得不经常上楼到列宁办公室，向他汇报并商议前线医疗救护的各种问题。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积累了野战外科医生的经验，所以对目前前线医疗工作状况十分不满意，这一状况，她是从来自前线各地段的报告得知的。列宁赞同她到现场了解情况的计划。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到前线去了一趟，可是回来时并未回彼得格勒，而是回到莫斯科，因为这个期间政府已迁到我们的红色首都。列宁一连几小时听取了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的汇报，详细地询问了她对前线的印象，随后，他便沉思起来。于是，就在这次谈话中，关于建立卫生人民委员部的问题便提了出来。
　　列宁请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草拟一份关于在人民委员会中组建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提纲。当时自然马上便产生派谁做该部领导的问题。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说，人选要仔细考虑，但是她的看法，我们党内的老同志叶。普·别尔乌辛大夫最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后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坚持要当时负责莫斯科苏维埃卫生方面工作的尼·亚·谢马什柯^[1]作为候选人。这两个人选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叶·普·别尔乌辛当时在彼得格勒，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卫生工作，而尼·亚·谢马什柯则在本地，所以叶·普·别尔乌辛虽然被选为卫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但仍留在原地不动，而建议尼·亚·谢马什柯领导未来的人民委员部，作该部部务委员的还有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达乌盖^[2]等人。
　　列宁非常积极地参加关于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起草工作。然而，不论是在卫生人民委员部尚未成立之前，还是在成立之后，列宁都十分重视医学问题。他一贯把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的冷暖挂在心上。
　　大家记得，1918年年底发生了多么可怕的斑疹伤寒传染病啊。
　　有一次，上午九时，我去列宁办公室。阳光照射得房间和克里姆林宫内的宽阔广场亮堂堂。当时没有雪。零下十八度。列宁伫立在窗旁，向远处眺望。
　　“您看，”他说，“情况多么糟糕啊。无雪的寒风凛冽，莫斯科上空不见一座烟囱冒烟。可想而知，没有柴烧，人们在挨冻……我们这里又闹‘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病’、斑疹伤寒……浴池、洗衣店，看来，也都停业了……”
　　“是都停业了……”，我回答说。“莫斯科苏维埃尚未采取任何果断措施……”
　　“请您立即召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主管城市取暖的全体负责人员到我这里来。”
　　“我们克里姆林宫里很有传染上斑疹伤寒病的危险，”我对列宁说。“到今天已病了四十二人。多半是出差人、红军代表、护粮部队代表、各省级组织的代表。给他们单独拨出一些屋子，就这样在他们那里发现了疾病，很明显，他们在途中就感染上了……在克里姆林宫常住人员中也有几个病例。”
　　“不过，这太严重啦。必须采取坚决措施。
　　“明天之前，我将向您汇报我准备在克里姆林宫防治斑疹伤寒所要实行的全部措施，然后请您再考虑一下大规模采取防治的问题，”我回答道。
　　当天十二时，便在列宁办公室召集了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们开会。列宁狠狠地责备了他们工作疏忽大意和未能及时采购燃料。决定在莫斯科附近地区开伐树木，允许居民在莫斯科拆木栅栏和郊区及胡同里的木板房，主要是在预定建筑新楼房的地方，允许拆毁停泊在莫斯科河上的旧驳船，组织运输谢尔普霍夫煤。
　　这一切，根据列宁的建议都一一办到了，但是，列宁坚决反对砍伐林荫道、街心小花园、公园、索科里尼奇、花园环行路、涅斯库奇内依花园、彼得罗夫斯克一拉祖莫夫斯基花园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地方的树木，会议的某些参加者曾坚决主张砍伐这些地方的树木。列宁珍视城市绿化，他不仅不准许在任何情况下毁掉绿化树木，而且相反，他要求莫斯科苏维埃发展这一市政建设部门。在他的参加下并得到他的赞同，克里姆林官和莫斯科各个区都栽了大批树木。
　　因斑疹伤寒流行，莫斯科苏维埃答应立即开放浴池和洗衣店。莫斯科苏维埃卫生局和“红十字会”奉命在三周内制定出斑疹伤寒流行病全面防疫措施。列宁要求该局每天下午两点以前报送一次莫斯科各区斑疹伤寒病新发病情况报告。他把克里姆林宫划分为一个独立单位，并把流行病防疫组织工作以及各种表报的报送，交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专管，当时办公厅主任是笔者本人。
　　于是，1918年深秋，根据列宁的倡议，同蔓延全俄国并造成巨大死亡的广泛流行的斑疹伤寒病展开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

　　我的久交朋友和党内同志——当时居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奥·恩·和谢·伊·米茨凯维奇^[3]夫妇，要我关照一下亚历山德拉·尤利阿诺夫娜·卡涅尔医生，她是当时已故的著名医生卡涅尔同志的妻子。我们做党的工作时就非常熟悉卡涅尔同志，因为从前秘密工作期间，我们总是在他那里找到避难的地方；他还在其他各方面帮助过我们：筹集资金、为营救同志们出狱作保、交纳保证金，同时他本人在信仰上是个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
　　看到亚·尤·卡涅尔说了头几句话就精神振作起来愿意把自己一切献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组织事业，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那大眼窝里闪动着两只炯炯有神的黑眼球，还记得她是怎样满脸腓红、激动而着急、迅速地对我说她认为该做的事情的情景。
　　那时，克里姆林宫非常荒凉。士官生逗留和胡作非为的痕迹，骑兵、炮兵和步兵路经克里姆林宫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痕迹，比比皆是。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有几个院落堆满了一俄尺半厚的干固粪肥。有几个院落臭气熏天，简直令人难以通行。这一切都需要清除，至少需要把这些地方收拾得可以说得过去。政府所在的大楼因机关经常变化弄得非常肮脏。
　　我们拟定了一份大体工作计划后便分手告辞，要过一两天再见面，那时亚历山德拉·尤利阿诺夫娜想带几名同事到我这里来，他们也可能同意搞这项工作。我当即把我们见面的全部细节向列宁谈了；他对我们的谈话非常关心，说：
　　“这是些很宝贵的人。这些非党人士，也像党员一样，是我们所需要的。应该给他们以充分的工作机会，让他们感到苏维埃政权对每一个正直的、拥护工人政府的人不仅支持，而且特别关切。”
　　“您，请您，”他对我说，“把这一切都担当起来，卫生机构，克里姆林宫里毫无疑问要成立起来，隶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归您直接掌管，而您要向我报告整个情况，愈经常愈好。同时请您，如果可能的话，不仅要向我作口头说明，而且还要提供反映这些机构的发展和活动的数字”。
　　第三天上午十时，亚·尤·卡涅尔来到骑兵兵营我的住所里，但不是她独自一人。和她同来的有，雅·波·列文桑和考夫曼同志，这两个人是她向我推荐的。雅柯夫·波里索维奇身穿军大衣。原来，他是不久前才从前线回来的，他在前线一个很长地段上主管过医疗业务，而考夫曼同志是作为莫斯科一位优秀的药剂师向我推荐的，他可以立即筹办药局。我们马上开了个会，而且说干就干。考夫曼得出去弄到必需的药品。雅·波·列文桑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卫生管理处处长，他要马上聘请几名助手，查看一下整个克里姆林宫，首先要拟定一个防治日益蔓延的斑疹伤寒流行病的计划。会议结束时，我把大厦卫队长米·德·茨甘科夫叫来，指示他准备好几处房子作药局、医院、过往红军战士服务站用，这些服务站要立即为过往红军战士理发、洗澡、刮脸，以及身体检查。事情办得也很顺利……列文桑的几个助手是经过前线辛苦“学艺”的精力充沛的人，其中一位是助理药剂师帕宁，他们发挥出非凡的毅力。在他们的领导下，卫生工作者首先把克里姆林宫各大楼的所有走廊擦洗出来；到处散发出消毒水气味，放上痰盂和垃圾箱，这些日常生活琐事，毫无疑问，是督促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讲究卫生^[4]。
　　雅·波·列文桑以顽强的毅力和他素有的铁的意志，夜以继日地建立了一个过往红军战士检疫站。他们都要经过医生检查，测量体温，每个都要净体、刮脸、剪指甲。他们的衣服、衬衣、他们背囊里装的一切物品包括背囊本身都要经过“太阳神”消毒间消毒；病号分别送各医院，克里姆林宫里的各种疾病均登记注册。亚历山德拉·尤利阿诺夫娜偕自己的几个助手巡视各住宅，熟悉住户，发现病人，诊断和开药方，——暂时在家里治疗。可是患者很多。记得此时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还很猖獗。
　　没过几天的工夫，考夫曼那里就好像从地底下弄来了各种各样的药片、药水、各类药品、成药、热水袋。请回忆一下吧，当时能弄到这一切物品是多么困难啊，——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也不例外。为了弄到这一切十分稀缺的药品，我们首先察看了堆放逃离俄国的业主一一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各仓库，结果，考夫曼偶然发现了各种各样药品被扔弃和堆放在角落里。这样，他逐渐搞成了一个出色的药局。可是，要把一些住宅腾出来作医院，在当时不是没有抵制的，何况住在这些住宅里的那些同志，居住面积在克里姆林宫这里当然是受到保障的。大约过了两周，我们的医院里便来了第一批患者。
　　医院起初设有十个床位，这些床位已被重病号占满。我每两天向列宁汇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应该指出的是，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听取这些汇报啊，仔细查看每一个数字。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人净过体、剪过指甲，多少人经过消毒间消毒，多少个病号，多少个康复者，得过什么病，药局弄到了什么药品。他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予以答复，我一接到所需要的材料，便立即答复。
　　“您知道吧，”列宁不久便对我说，“我看到了卫生医疗组织的工作成果啦。克里姆林宫里从前完全无法通行的地方，现在可以不用捂住鼻子行走了。运出去很多粪肥，这一点我亲自看见过。”
　　“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所在，”我回答他说。“请您设想一下，为把这里年深日久积存下来的东西运走，我们得耗费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这是不得了的！市内每匹马都需要。我考虑停止这种运输。我们这里已作了个计划，其制定者是雅·波·列文桑，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这里建一座垃圾焚烧炉。我们把全部垃圾、粪便、废物、病号长久铺用的床垫里的东西等等，都付之一炬，然后把灰烬运到郊外。”
　　列宁对此非常感兴趣。我补充说，我们同时考虑在克里姆林宫里建一座检疫澡堂，已看中一个地下室作澡堂子，当即便由那个雅柯夫·波里索维奇·列文桑起草了这个方案。
　　“为什么是‘检疫的’呢？为什么是这个叫法呢？我知道有‘商业’澡堂，却不知有‘检疫’澡堂。”
　　我回答说，我有机会对这个聪明绝招作了一番详细了解，检疫澡堂是这样一种澡堂子，当洗澡的人进去洗澡时，他们的内衣，不论是脏的还是干净的，以及上衣和裤均装在专用的袋子里面，送进消毒间，采用干蒸气杀死衣内的虫子。换句话说，就是把斑疹伤寒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因为它的唯一媒介物就是虱子。
　　“那么这种浴池可以放进多少人？”
　　我告诉列宁说，我们打算每天检疫三百人到五百人，这样我们很快就会使克里姆林宫所有居民都洗上一遍澡。我们估计，届时，斑疹伤寒的危险也就会化为乌有了。必须严格注意的是，凡来克里姆林宫出差的人，都要立即向卫生处报告，以便对这些人及其行李进行消毒杀虫。
　　“对，在这方面请您不要客气，发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无条件地执行。这是忽视不得的，我们应当作出表率，坚定不移地恪守这方面的全部纪律，执行向我们提出的一切卫生规章制度。
　　我告诉列宁说，克里姆林宫内部病号逐渐少了，这一点根据数字可以看出。但是在克里姆林官各机关和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开始发生斑疹伤寒病，而且莫斯科各市立医院容纳不下所有患者，它们那里的实际情况远不能满足全部要求。这些情况使我们有责任考虑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外面开设一家专治斑疹伤寒病医院，要由一些能够善于很好安排其工作的负责同志来担任该院的领导。
　　“这太好啦，”列宁回答说，“可是，这一点，真的能够很快办到吗？”
　　我说，根据已有的看法，可以认为，这种医院大概两周内就能够装备起来，而且马上就能开诊。我补充说，这座医院应当单独设立，——这样可以使新来的患者不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和护理后者的人接触；这也是隔离医院。
　　果然，过了大约两周，便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开设了一所有八十九张床位的医院。医院很快便住满了我们的同志，他们是在全国各地或在莫斯科旅行时传染上斑疹伤寒病的。这所医院组织得很出色。护理最好、最认真，所以这里斑疹伤寒死亡率降低到最小限度。凡是从这里出院的同志，都给办公厅打电话、寄信或亲自来表示他们的谢意。不言而喻，我当即便把这种谢意转告给那些英勇坚守在自己的有危险性而且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主治医生们。我满怀异常喜悦的心情，向弗雷费尔德博士表示这种谢意，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有时一连儿个小时不离开重病号床位，维护他们几乎要奄奄一息的心脏跳动。
　　应该看到检疫澡堂建成后克里姆林宫里的居住者们的喜悦心情。这些澡堂一开张，加上里面有一间固定的大消毒室发挥作用，斑疹伤寒病在克里姆林宫里便几乎完全停止蔓延了。
　　列宁对这一切机构曾不只一次地亲自视察过，对垃圾焚烧炉特别感兴趣。炉温达到了几千度，它不仅能焚烧干垃圾和粪便，甚至湿漉漉的粪块和常常掉在粪里的小昆虫尸体也能焚烧。
　　“这种垃圾焚烧炉，”列宁对我说，“各地都应当建立。我认为，任何一栋新楼都不能没有这样的装置。我们应该彻底清除掉莫斯科的垃圾。要知道这太糟糕了，我们的街道和院落里弄成什么样子，郊区则是个垃圾场。我能想象出，城郊和附近农村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我向他讲了垃圾焚烧法在美国早已采用，例如，在瑞士的一些城市，干粪一向是运到郊外，但不像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而是安排得整齐，堆积成一个个大粪堆，经过六年腐熟，然后变成肥沃的土壤，根据当地菜农的要求，付一定报酬分别运送出去。
　　“不管那里事实如何，情况怎样，但是我们终究得躲开这些粪肥，我们会被它熏死的。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字简直丢人。只要瞧一眼这些数字，就会看到我们生活得比世界各国人民都差。这个问题应当充分地向莫斯科苏维埃和各大小城市苏维埃提出来。这是我们卫生人民委员部需要完成的首批任务之一。讲究卫生——这就是一切。这是预防各种疾病的方法。我们很愿意医治病人，很同情死者，但是预防伤病、早期死亡却做得很差。因此，您能在这条战线即使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我都感到很高兴。”
　　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收到了列宁的一张便条。他要求我考虑一下并于今日汇报防治日益袭击莫斯科居民的斑疹伤寒病的组织安排情况和为使同样感染上斑疹伤寒的我国军队不把病毒带到全国各地所采取的措施。
　　我回复一张小纸条，我在上面写道，要在各火车站设立检疫站，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到莫斯科来的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通过检疫站检查，因为斑疹伤寒病多半是通过铁路传带来的。此外，必须设立澡堂、洗衣店，肥皂厂要开工，只有这样一些措施才能大大减少传染病。
　　“可是怎样才能办到这一切呢？”列宁对我小声说道，通常我总是挨他左边靠墙坐着，为的是能够向他提供可能突然需要的参考材料。
　　“明天以前，我向您提交这项工作的草案。”
　　他笑了笑，点点头，随后又继续主持会议。
　　我走出会议厅，给雅·波·列文桑挂了个电话，请他立刻到我这里来一趟。半小时后，雅柯夫·波里索维奇便来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我向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请他马上考虑一下这一切问题，草拟一份工程概要计划，明天上午到我住所来一趟。
　　翌日上午十时，我同他讨论了各火车站检疫站的设置，雅·波·列文桑同时给我带来一份这种检疫站的平面图，是他本人用铅笔画的。
　　当天我赶紧把这一期间我所收集到的种种设想向列宁作了介绍，列宁说，这一切都很好，并说应立即着手设立检疫站。
　　列宁和尼·亚·谢马什柯通了电话，谢马什柯当时正要下达卫生人民委员部关于调派几名专家归我领导参加检疫站建筑委员会工作的命令。
　　次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我收到列宁的下列一张便条：

〔1920年秋〕

　　“收到谢马什柯的命令了吧？务请全力以赴地催办，每周向我汇报实际结果，办成了哪些事情。”^[5]

　　我当即以下述汇报答复他，汇报我是写在列宁的便条背面。抄了副本之后，我便立刻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当场把便条转交给他。
　　这是我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关于火车站前设立检疫站的第一份报告：

　　“（1）委员会（筹委会）于星期五在卫生人民委员部开会。
　　（2）技术干部（最主要的）已配齐。
　　（3）已弄到部分材料。
　　（4）建筑方案已制定，星期五批准。
　　（5）星期六开工。”^[6]

　　会议结束时，列宁宣布，他提议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在各火车站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他并请小人民委员会对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近期呈报的各种预算款额和各项措施予以极端认真审议。列宁强调说，对这项事业切不可怜惜财力和时间，为此所需要的建设要以突击方式进行安排，不超过两三个月，必须实现政府日内将确定的计划。
　　同志们立刻纷纷向我提出问题。我简单扼要地向他们介绍了列宁的指示，随后便打电话给各机关，让各机关的代表能于上午十时前来卫生人民委员部开会，卫生人民委员部当时坐落在彼得罗夫卡。我们召集了交通人民委员部、莫斯科苏维埃、卫生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同时我提出最好交通人民委员部有代表参加，因为整个事情势必都集中在各火车站管辖地。
　　雅·波·列文桑是该委员会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我请他作一简短报告，应该看到各专家，尤其卫生人民委员部专家们的脸上有一种极大困惑莫解的表情，他们认为整个这项计划即我宣布采取突击方式在两个月期限内实现的这项计划，是地地道道的空想，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雅·波·列文桑压住怒火，坚定地表示，这一切一定要办到。当时卫生人民委员部代表中有人挖苦地说：
　　“这一切真是灿烂辉煌，可以建成；一切必要的材料都可以搞到；人民委员会想要什么，——什么都会生出来的。不过，我倒要问一句，检疫站、澡堂、庞大的消毒室、淋浴、食堂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这里只是简单匆忙列举这些机构一取暖所需要的燃料来源，你们打算在何处搞到呢？”接着他神气活现地把身子向坐椅后背一靠，急忙整了整眼镜。
　　风度谦恭、几乎一言未发的交通工程师普鲁德尼科夫恰恰就坐在不远的地方。他那坚信不疑、快活含笑的目光引起我的注意。当时多数人是多么神气十足、怀有戒备心、趾高气扬啊，而我不仅感觉不到同他们有联系，反倒感觉出有一种敌意情绪来自他们那里，不过，在普鲁德尼科夫的脸上，我看出整个情绪是好的。突然他彬彬有礼地脱口说出：
　　“请允许我说几句……”
　　我对此举非常高兴，因为我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看法。
　　“刚才这里有人说，从何处能够搞到燃料？我们这里就可以搞到热能。别说那些地方，就是再多十倍，也可以供暖供气，这一切都可以很好而且很快就能办到。”
　　“为此，我们仅仅需要，”普鲁德尼科夫继续说道，“给我们大概准备要去的那几个火车站挂个电话，同时要把施坦格工程师找去，他好像在库尔斯克铁路局工作，只要把这项任务交给他，毫无疑问，他会分秒不差地予以完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他的原因。莫斯科周围到处闲放着许多已灭火的机车。这些眼下尚不能行驶在我国铁路上的机车，将由施坦格检查一下。他会从中挑选出锅炉完好无损的机车来，把它们开到您所指定的那些地点，当您在此主持学术座谈会时，我已估算出，每个地点要不少于两台机车。我们给这些机车盖个专用棚，这完全不难做到：工程师们马上就会提出方案。施坦格于最近二十四小时就能为您制定出一个方案来，把这两台机车编成一个序列，用前缓冲器彼此衔接，以便机车生火时能产生共同加热度。在技术上，这项任务是完全解决得了。的，而对施坦格来说，这是预备班中学生的任务。所以，亲爱的同事，”普鲁德尼科夫冷静地朝着那位怒气冲冲的卫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说道，“您不必担心此事。苏维埃政权在工程界中有深厚的基础，同时，请您相信，人民委员会向我们提出的、我们大家如此深深敬仰的列宁所强调的这项任务，我们一定会绝对准时完成的。”
　　他那谦恭有礼、温雅斯文而饱含辛辣的发言产生了非常惊人的影响。大家默不作声，突然，雅·波·列文桑说：
　　“好啊，既然燃料有啦，那我们再不需要别的什么啦！”
　　我提议大家穿好衣服，到楼下去，坐上已经开来的汽车。
　　“叫我们乘车到什么地方去？”仍然是那位吵闹不休的卫生人民委员部代表发问道。
　　“到各火车站去，”我说，“今天应该把这些机构要设在什么地方确定下来，明天就开工建设。”
　　“干什么要这样急三火四？应当制定方案，我们现在还没作预算呀。”
　　“这一切都要在施工过程中做出来，”我冷淡地对那位代表回了一句，并请他随自己的同志们一起下楼去，因为他作为专家可能是我们所需要的。
　　随后，他十分勉强地、步履蹒跚地向汽车走去。我和雅·波·列文桑同乘一辆车，并邀普鲁德尼科夫同坐。我们首先开车到尼古拉也夫车站，根据普鲁德尼科夫的意见，我们决定占用海关没用的房子作我们的总部，一切报表都汇总到这里。在火车站，我把米·德·茨甘科夫从克里姆林宫叫来，建议在这所房子里安排一个办公室、一个绘图室和供工人用的场所，并视察一下食堂、食品仓库设在什么地方，架设好电话线。
　　和茨甘科夫从克里姆林宫同来的一支武装工作队给在场的人以良好的印象，以致普鲁德尼科夫对我说：
　　“瞧，和这样的小伙子们一道，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个个都是好样的！”
　　房子里地方官员们大声喧哗起来，他们在那里不仅不干事，反而抵制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命令，未等我们走出这所房子，我便听见了米·德·茨甘科夫的清脆的口令声，他迅速地把一切整顿得有秩序，并迫使所有这些旧沙俄的小公务员和职员搬桌子、洗涮和清扫屋地。
　　我们去察看了作检疫站用的房屋，然后便继续驱车到其他几个火车站。
　　过了两个月，列宁要视察业已完全竣工的检疫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想视察七个火车站上的这些建筑物。我需要确定一下参观检疫站的日期和时间。结果发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身体不适，不能去了。关于此事，我写了一张便条给列宁。

　　“1921年5月。
　　亲爱的列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告诉我说她明天不去啦。请您指示，您究竟准备何时前往。如果可以，最好是十一时。捷尔任斯基、谢马什柯也希望去。我将通知他们。弗拉基·邦契一布鲁也维奇”。^[7]

　　他立刻作了答复，写了一张便条：“同意在十一时”^[8]，并在原稿中，对十一时一数字划了两条着重线。
　　列宁独自一人来到了尼古拉也夫车站（现列宁格勒火车站）的检疫站，十分仔细地视察了整个建筑，
　　这里可以容纳大约两千人进行淋浴，可供他们搞个人卫生、喝茶和就餐。列宁听取了工程师们的全部说明，他对在短短的两个半月期限中完工的这座建筑感到非常满意。
　　无论是这些日子，还是在平时，列宁一贯十分重视卫生医疗事业，研究与它有关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问题。
　　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以介绍许多……

1943年于莫斯科

^[1] 尼·亚·谢马什柯（1874-1949）——著名的党的、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和学者。1893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积极地参加了1917年10月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193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47-1949年任保健组织和医学史研究所所长。撰写了许多专业卫生和保健组织方面的著作。

^[2] 巴·格·达乌盖（1869-1946）——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医学博士、历史学家、政论家。十月革命后，任拉脱维亚教育人民委员（1917-1918）、卫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1931）。1945-1946年在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所工作。

^[3] 谢·伊·米茨凯维奇（1869-1944）——俄国革命运动最老的活动家，职业是医生，莫斯科工人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十月革命后，做党的工作。1924-1934年任革命博物馆组织员和馆长。在以后年代，他从事文学活动。

^[4] 凡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人都必须遵守由列宁签署的特别《卫生条例》（见《列宁文集》莫斯科1945年版，第35卷，第55-56页）。

^[5] 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81页。——编者注

^[6]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81页。——编者注

^[7]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82页。——编者注

^[8] 最初发表在《选集》第3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