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弗·伊·列宁受伤后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

1918年弗·伊·列宁受伤后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1]

　　当列宁受伤后开始恢复健康，而且已经能到人民委员会自己办公室来的时候，某些敌对势力便在莫斯科散布谣言，说列宁逝世了。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可以说不断接到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询问同一个问题：列宁的健康情况如何？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恶化吧？而且有的人直截了当地问道：他是否还活着？我和我的同事们耐心地、非常详细地把实际的真实情况向所有的人说明。
　　工会、工厂的工人代表团也开始带着同样的疑问来询问，我亲自接待所有的代表团，同他们详细地谈了话。但是这不济于事：来询问的人还是继续增加。
　　而且有一次，我经克里姆林宫从办公厅往家走，在武器库大楼附近广场上遇见了多棱官主任，列宁和他认识，并且对他非常好，象对待精通和热爱自己事业的人那样。他详细地、出色地向所有参观这所古老博物馆的人讲解一切情况。列宁不止一次到这里来参观，并经常同他谈论这个博物馆保存的古代珍贵稀有的文物。
　　他遇见我之后，停下来，激动地问我：
　　“您坦率地对我说，列宁什么时候逝世的？我需要知道这件事。我非常尊敬他……我是信仰上帝的，我将替他的永生的灵魂向上帝祈祷。”
　　我不由地笑了，对他说：
　　“如果您想替列宁祈祷，这是您的事，但是那么请您为他的健康祈祷，而不要为他安息祷告，因为列宁还健在，他的精神日渐好起来……”
　　“整个莫斯科都这样说，”他回答我说。“人们都相信他已经不在了，说是夜里把他从克里姆林宫运出去了，秘密地安葬了，而在克里姆林宫那里统治着一切的是夺取政权的一小撮人……”
　　“这不对，这都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散布的预谋的谎言。请您不要相信这些话，反驳这一切……”我回答他说。
　　“好，好，”他回答我说。“如果您对我没有说出全部真实情况的话，那您是有罪的。”
　　于是我们分手了。
　　我了解这位老人，我知道他提出的问题，是向我转达人们所议论的事情。
　　我决定慎重考虑，怎样办才能让人民看见弗拉基尔米·伊里奇。我问过医生，什么时候列宁才能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得到了一个严肃的答复，说最早得过三个月之后。因此得给列宁拍电影。为了这件事，我把电影摄影师格·米·波尔强斯基请来商议，我对他说必须把列宁拍摄下来，但是得不让他发觉，否则他不去拍。我们讨论了全部情况之后，决定在一个晴朗日子里，格·米·波尔强斯基带领他的电影摄影师到克里姆林宫来，并把他们安顿在一条柏油小路两侧各个角落，建筑物的墙躲里，“炮王”附近以及其它地方，这条柏油路是从武器库经过克里姆林宫一直到“炮王”。我应该引导列宁沿着这条路经过，并且我要尽力离开他一点，以便让电影摄影师能够把他单独拍下来。
　　我们约好尽快完成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剪辑、洗印许多份拷贝，这样才能把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的电影在各地给工人放映。过了几天，恰好遇上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阳光绚丽，宛如夏日暖和。这是九月中旬。我打电话通知了格·米·波尔强斯基作好准备。我提醒列宁在下午一点左右得去散步，这是医生坚决要求的。
　　列宁说，今天我必须到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那里去取向他提出的问题的书面答复。
　　“这太好了，”我回答说。“您去散步，这个时候我陪您一起散步，送您回家后，就立刻到契切林那里去。”
　　列宁同意了这个意见。
　　到了规定的时间，我又提醒列宁应该去散步了。他立刻起来了，拿起帽子，说道：
　　“走吧，不用穿大衣，今天天气好极了！”
　　我穿好外衣，拿起公事包，和列宁一起下楼。格·米·波尔强斯基得到办公厅的同志的通知，说列宁出来了。我们一边从门口往外走，一边谈论着日常事务，向柏油路的方向走去。恰好在这个时候，碰见了午休时往家走的，前面我已提到过的那位多棱宫的主任。他异常惊讶地看着我们，几次转回身来，以充满恐惧和激动的眼神望着列宁，不久前他曾想为他的永生的灵魂而祷告。当整个这部影片放映时，正是这位老人也被拍了下来。观众经常问道：这是谁？非常遗憾，放映员总是沉默不语，显然不知该怎样说明这个人物；其实，当他们问起关于和列宁一起散步的我时，他们也总是沉默不语、回避这些固执的问题：说“这是某一个同志”，而不说出我的姓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喜欢报导多年同列宁一起工作的那些人的姓名，除了二三个人的姓名之外，只能无限制地颂扬一个人，即使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也得有他在场。我想这些过分推崇个人的困难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历史现在要大声地讲述革命活动家的情况，将所有的人都摆到他们实际上所占过的位置上，而且将对后代讲述全部真实情况。
　　整部影片把列宁从大门出来到他回家全部情况都拍下了，但是全部影片没有上映，只上映了列宁在克里姆林宫这次散步的中心部分，即沿柏油路到“炮王”一段路的那些镜头。
　　我们精神饱满地走着，我竭力设法多和列宁谈话，以便使他不注意周围的情况，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摄影师们正从四面八方尽量捕捉列宁的每一步路，他的每个动作。我向他讲述刚刚收到的关于运输、调运粮食和其它产品，关于装备索科里尼卡漂亮大别墅的有趣的消息，在这里为患病儿童建立了各种防治所，为患结核病的儿童建立了林间学校。我知道对儿童的关怀是列宁最经常的一种关怀。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听我的这一类报告，如果需要的话，他就立刻予以帮助。
　　列宁高兴地散步，总在尽力锻练受伤的左臂，把它伸向后背，照着弗·尼·罗扎诺夫外科医生规定的方法努力用左手够到右肩胛骨，他还够不到，因为胳膊肌肉还未完全恢复，尚未完全恢复弹力。
　　由于想拍下列宁的单独的镜头，在适当的机会我稍微向右离开他一点。我的这个动作没有避过他的敏锐视线，他突然中断了谈话，并说道：
　　“您为什么走开了，老兄？……散步就该一起走嘛！”
　　我立刻走近他跟前，我们继续谈话，话题转到了我即将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的谈话上。
　　列宁似乎把我该去取答复的那些问题又重新说了一遍；这样我们快走到“炮王”那儿。我建议继续往前走，我对列宁说。
　　“非常令人神往，可是不行了：在四点钟之前，我还得写点东西，还得接待两位来访的同志”。
　　于是他突然转过身来。
　　我知道电影摄影师们恰好这个时候要重新部署一下，以便跟着我们往前走。我非常担心列宁会看见他们，他就不散步了，电影也就拍不成了。列宁在公开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有人给他拍照，他常常提出抗议，并说应当给人民、给群众拍照，而不是给他拍照。
　　我立刻站到他前面，想遮住列宁的视线，免得看见正按照预定计划在忙碌的摄影师。
　　我们说着话，顺利地往回走。刚走几十步，列宁突然说道：
　　“瞧，那边有人在跑，他肩上还背着什么东西……是电影摄制人员……”
　　我明白继续对列宁隐瞒真相是不行的。
　　“完全对”，我回答说，“这是电影摄影师，这里有他们很多人。给您拍电影……”
　　“谁允许您这样做的？”他问我，“为什么您事先不告诉我？”
　　“因为知道您不肯去拍照，可是又非拍不可……”
　　“这说得对，我不会来的……那您哄骗我……您怎么能这样呢，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他责备我说。
　　“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回答他说。“但是无论如何也得让工人们看看您现在的情况。至少三个月以内您还不能演说……”
　　“嗯，不一定吧……”他反驳了一句。
　　“这是医生最近一次会诊时说的，可是各地工人非常焦急不安。我们决定让您在银幕上出现，首先在所有工人俱乐部里放映您悠闲地在散步，这种放映对工人阶级是绝对必要的和极其重要的……”
　　“好吧，如果这对工人阶级是有益的，那就是必要的，那您就将功折罪吧……”于是我们笑了一阵，并对整个这件事的安排开了一阵玩笑，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快活而兴奋地谈着话。
　　“您搞的这纯粹是拍电影的密谋……您巧妙地，巧妙地供骗了我”，列宁和善地说道。
　　摄影师们看到“密谋”已经暴露，于是他们便从四面八方跳了出来，把这次谈话的全部场面都拍摄下来了。
　　我记得这些镜头是非常成功的，那里拍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快活笑着的镜头以及其它一些非常有生活气息、有意思的场面。
　　当负责这次拍摄工作的格·米·波尔强斯基在原司法机关会议大厅，即所谓米特罗凡也夫大厅里给列宁放映这部影片的全部拷贝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正是在“炮王”附近的这些镜头。列宁对他周围的同志说：“就是在这里揭穿了电影摄制人员的密谋，它是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巧妙安排的”。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列宁走得相当快。我请他慢点走，稍停一会，而他自己走到了一边。已经自由行动的摄影师们永远地拍下了站立在克里姆林官柏油路上的列宁的形象，他戴着帽子，右手放在衣兜里，这是他时常那样放的……当拍摄这个非常重要的镜头时，我们走到了大门前。我和列宁进去了，我把他送到办公室。他一步跨上两阶楼梯。我担心地对他说，他走得太急，心脏负担过重。
　　“不，我习惯这样上楼。病后我的心脏一次也没有因此而跳动厉害：我注意了这一点。”
　　他兴致勃勃，非常满意，精神焕发，走进办公室，就埋头阅起书信和文件来。
　　过了不久，在克里姆林宫胶片经过检查，并经列宁的同意之后，经过大量剪辑，编成最后这部影片。影片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为名而问世。影片首先作为《新闻简报》在莫斯科工人区电影院上映，然后逐渐在各地电影院轮流上映。观众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当银幕上出现了列宁的时候，全体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全场一片欢呼声：“列宁万岁！”很多人看见自己真正爱戴的人，苏联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真正公认的领袖朝气勃勃地活着的时候，高兴得流出泪来。
　　黑帮分子的宣传一下子被粉碎，并销声匿迹了。
　　工人、青年、学生、党员在看完这部激动人心的影片时，唱起国际歌，并以欢呼向列宁致敬。

　　在办公厅里有人对我说，有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半军事代表团在等着我。我便立即到会客室去了。原来是一个“战争残废军人协会”的代表团。当列宁回来的时候”他们这个团体正站在大门口下面，向办公厅值班秘书登记。秘书问他们到这里做什么。其中一个，没有胳膊的，看样子，是受过重伤，他说道：
　　“因为列宁受伤了，我们协会理事会决定请列宁作为我们的荣誉会员”。
　　我对他们说，他们大概已看见列宁一步迈两阶楼梯，迅速地上了三层楼，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也难追上。所以要把列宁算作一个残废人，无论如何也不行，尽管他受了两颗子弹的伤。
　　根据列宁本人规定的制度，不论哪一个协会的代表团，尤其是每个军人代表团来访，必须立刻报告他。我为了不致使这些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受害者感到委屈，我对他们说，我立刻把他们来访的事报告列宁，于是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了。我简短的、带点开玩笑的口气讲述了刚才来的代表团的事情。
　　“看，真没料到！”列宁感慨地说。“我还没有彻底痊愈，就已经想把我列为残废人了！非常感谢这对杰米扬·别德内依倒是一个好题材！请转告他们，我非常感谢他们没有忘记我和关心我，可是我已经完全健康了，所以我不适宜参加他们的极其有益的协会…
　　我把列宁的感谢之意逐句转达给这个残废军人代表团。
　　“如果列宁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当然，他参加我们的组织是不合适的了”，看样子是一个残废军人的头头不大好意思地表示同意地说道。于是他们祝愿列宁一切都好之后，便慢慢地、很艰难地下着楼梯，手扶楼梯栏杆，有办公厅的两个工作人员陪同着，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地下楼梯。
　　过了一会，我赶过了代表团，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话。
　　我回来之后，向列宁作了汇报，首先得把残废军人代表团离开的情况向他讲讲。我告诉他说，他们下楼是多么困难，看到他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多么可怜。
　　“请您立刻了解一下这个协会的情况。我们应多方关怀他们。您看，这就是‘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这一号召的后果。我们需要和平，而不需要战争！”

1955年于莫斯科

^[1] 按《选集》第3卷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