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红色首都的美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红色首都的美化^[1]

一

　　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以后，列宁很快就提议考虑美化我们的红色首都，使它的外貌与欧洲其他城市相比要别具一格。他马上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交换了意见，并建议他首先从经典和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挑选一些好的、鲜明的口号，把这些口号以题词的^[2]形式装饰在房屋墙壁上那些特别醒目的地方。
　　这种把标语悬挂在房屋上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主意特别吸引着列宁，他曾多次询问阿纳托里·瓦西里也维奇，问这件事进展得怎样，因进展很慢，而对他发了火，并责备他办事拖延。可是，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不管怎样，这件事进展不大，而且只在几个地方我们看到实现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例如，在伊维尔小教堂的对面的国家杜马大厦上（现为列宁中央博物馆）用艺术字一目了然地写着：“宗教对人民是鸦片。”这句题词保存到现在。在练马场以及其他地方还有一条题词。
　　然而，列宁因工作繁忙，不能有更多精力关心此事。用悬挂在房屋上的题词进行宣传的事就这样停顿了下来。
　　根据列宁的指示，当时由米·尼·波克罗夫斯基^[3]担任主席的莫斯科苏维埃曾想用各种纪念碑装饰莫斯科。在这方面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更换革命广场附近的亚力山大花园入口处的方尖碑上的碑文。这个方尖碑是沙皇政府为纪念罗曼诺夫家族三百周年建立的；因此碑上用金字刻着历代沙皇的名字和那些最忠实于宫廷的人物的名字。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决定，凿去这些谁都不需要的碑文，并刻上一些革命活动家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的名字。委托弗·马·弗里切^[4]编制这个名单，他完成了这项任务。莫斯科苏维埃的一个委员会^[5]批准了这个名单，并把题词刻在曾经刻着历代沙皇和罗曼诺夫家族的走狗们的名字的地方。不能说这些名字选择得完全成功。遗憾的是，这个名单没经列宁过目，他没批准这个名单，而且有一次他甚至说，那里有一些意外的名字，还缺少一些人的名字。
　　不久，莫斯科就用纪念碑装饰起来了。有一次，列宁同我去参观这些纪念碑。我们来到米亚斯尼茨大门时，这里竖立着一个立体派纪念碑，而且这种纪念碑莫斯科有好几个，列宁极为愤懑，并说，这简直是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苏维埃提出的主意的侮辱和歪曲。
　　“怎么能允许把这种颓废派的作品竖立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大街上？”列宁说道。“谁需要这些对观众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艺术形式？”
　　于是列宁要求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把这些立体派以及其他颓废派的纪念碑立即拆除掉。列宁非常不安，多次给莫斯科苏维埃打电话，并对许多同志说过，应当先看看，然后再竖立和开放纪念碑。

二

　　列宁喜欢在克里姆林宫城墙附近的亚力山大花园里散步，而且那里的罗伯斯庇尔的纪念碑他很喜欢，这个纪念碑立在离特罗伊茨基大门不远的地方，他既喜欢雕塑家塑造的这个雕像的姿态，又喜欢纪念像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果敢精神。
　　“这个纪念碑才是我们的，”列宁说，“这样的纪念碑我们需要，而在小剧院的墙上为克鲁泡特金塑造的不成体统的纪念像，我不能看。把他塑造成这种样子，我替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感到受了侮辱。要知道，这是塑造了一个猴子，而不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充满思想和热情的人。不能让随便什么外行人去塑造一些未经任何检查与评价的历史人物。”
　　非常遗憾，罗伯斯庇尔的纪念像是混凝土制的，而且雨后遭到早寒，我记得，当我们得知纪念像出了裂缝，而且第二天早晨裂成碎块时，我们都很焦急。直到现在，竖过这座纪念碑的地方什么也没有，而且莫斯科的任何一个广场上也没有罗伯斯庇尔的塑像。
　　“我们应当塑造马拉、丹敦、巴贝夫、巴枯宁以及许多其他旧时代的革命者的形象，”列宁说，“我们将经常组织工人、学生参观莫斯科，从一个纪念碑走到另一个纪念碑，就在这里，在纪念碑跟前，听革命家的故事，我们就能够得到革命斗争历史的知识。我们应当在一些广场上竖立起雄伟的浮雕群像，反映一些为从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下、从教会的压迫下解放劳动人民而进行斗争的故事。只是一个巴黎公社就能给我们提供大量最好的材料。”
　　列宁认为美化城市具有重大意义。他想望“我们的莫斯科”、“我们的彼得格勒”——他喜欢这样称呼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以及我国的其他大城市都将美化起来、绿化起来，到处都有可供人民群众散步和休息的公园和广场。
　　生活的乐趣吸引着列宁。但是，他却不能容忍哪怕是稍微偏离自然：偏向于某种畸形、颓废、变态的倾向。
　　我记得，他把我叫去，非常愤怒地问我：
　　“是谁允许的，是谁许可这样糟踏亚历山大花园的树木，把这些树木涂上了紫罗兰色、红色和紫红色的？……”
　　原来是，有一群颓废派分子，当时得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允许去美化街道，他们对装饰亚历山大花园表现出首创精神：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几年都刷不掉的油漆去糟蹋整个公园的美，即涂抹这些雄伟的古老椴树的粗大树干。
　　我对列宁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完全没有参与这件事，这一切都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其莫斯科苏维埃的教育部门干的。可是他要我立即到亚历山大花园去检查一下那里都干了些什么，并采取紧急措施，像他说的那样“把这些讨厌的油漆从那些美丽的大树上刷掉”。
　　我召集了克里姆林宫的部队，立即到花园去，看见那里有些人提着小桶跑来跑去，把长凳、树干、树枝涂上五颜六色。随我来的赤卫队员们迅速把这些冒牌艺术家们从亚历山大花园清除出去，接着，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洗刷这些非常美丽的大树的耻辱；但仍然没能刷掉，于是，亚历山大花园就以这种丑态来庆祝正好已经临近的五一节。
　　这种颜料很牢固，渗透性很强，所以树干上的油漆长时间没能刷掉，感到惊奇的过路人时常问守门人，为什么这些椴树是紫罗兰色的，另一些又是红砖色的，而那些是蓝色的。
　　我曾经不止一次同列宁谈过世界各国首都建筑的典型特征，我们还顺便谈了许多关于巴黎的情况。在这里列宁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这座伟大城市的古老城郊所吸引，那里每一条小巷、每一个小广场、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是对巴黎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生动回忆，巴黎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公社的那些伟大的日子为止，组织起义、修街垒，先是对君主制，而后对资产阶级纂权者进行殊死的反抗。
　　列宁特别喜欢回忆历历在目的巴黎公社的许多事件。他知道在哪儿进行过什么样的战斗，谁牺牲了，谁表现得特别英勇。他在谈到这些日子的时候，是那样的全神贯注，好像我和他正在巴黎，正在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不久前进行过伟大战斗的地方。
　　他同时还注意到从1848年革命开始，到这次革命被粉碎之后最令人厌恶的反动的拿破仑政权重新得胜，法国政权在经常有可能发生一起起新运动的无产阶级郊区的不断威胁下惶恐不安，便开始用建设一些大的新市区的办法，以保护自身的安全，这些市区的宽阔的街道把巴黎的这一部分分割开了。
　　“您是怎么想的，这是为什么？”列宁问我。为了大炮能纵向开火，现代资产阶级希望以此制服手持武器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的起义的无产者。
　　这是为了进攻无产阶级而修建的又长又凄凉的街道。为了对付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者，还在所有的房屋里设置了守门人，为的是使巴黎保安警察局的这些暗探能够监视每个来人或者每个留宿的人。就连我国的保安处也没有达到这种机警和绝顶聪明的程度，保安处通过看门人也不能像巴黎富有发明能力的警察所做的那样，把每幢房子的住户都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在大城市的建筑术方面，列宁非常喜欢伦敦的独特风格，到处没有设计重样的街道，所以您在许多街区看不见轮廓不规整的街区、角落和十字路口，而是走在寂静的、像曲线板一样的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因为房屋是按半圆形剧场的原理建造起来的。
　　列宁一贯讨厌城市里那些外观不吸引人的、刻版的、建设得公式化的房屋。他总是说，人的住房应当美丽、舒适，同时外形也要美观漂亮。
　　“等到我们能够站稳脚跟时，我们的工人将会住上这样的房子，”他说道。
　　他总是既对房屋和住宅的设备，也对各个街区和院落提出极高的卫生要求；工人住的房屋很不干净、分散，极不整齐美观总使他感到痛心和受到侮辱，这些房主总是只知追求私利，把房子盖得像蜂巢一样，一栋紧挨一栋，追求层数，缩小窗户、门和楼梯的尺寸。
　　列宁对一切兵营式的建筑很反感，而且他常说，工厂附近建造的难看的兵营式房屋，这是对待工人生活和生活方式最恶劣、最野蛮的态度的表现。这些住宅的样式使每个人感到屈辱。除此之外，工人住在那里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生存条件。家庭环境促使工人们到小饭馆、酒馆和各种巢窟去，不管那里多么不好，但是毕竟是另一种环境，它使工人们忘掉工厂里、家庭里、兵营式的住房里及其周围的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
　　最近几年，我们将会看到漂亮的房屋，这些房屋将像列宁希望的那样，确实能美化我们的莫斯科。

1953年于莫斯科

^[1] 最初载于1933年11月27日《莫斯科晚报》上。

^[2] 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12日发布的关于共和国历史古迹法令的第五条决定：“委托该委员会紧急准备在5月1日装饰好城市，把题词、标语、街道名称、国徽等换上新的、反映革命劳动的俄罗斯的思想感情的”（见《苏维埃政权法令》第2卷第96页）。

^[3]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是著名的苏联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1905-1907年革命和1917年莫斯科武装起义。自1918-1923年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科学院院士领导共产主义学院，红色教授学院。

^[4] 弗·马·弗里切（1870-1928）——苏联文学史家和艺术理论家，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党和苏维埃工作1922年起领导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协会的语言文学研究所，《文学百科辞典》主编。

^[5] 人民教育委员部编制的伟人名册经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并作为决议于1918年7月30日由弗·伊·列宁，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和尼·彼·哥尔布诺夫签署。（见《苏维埃政权法令》第3卷第118-119页，莫斯科194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