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关于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邦契-布鲁也维奇

后记

关于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邦契-布鲁也维奇

　　本书收集的回忆弗·伊·列宁的文章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邦契-布鲁也维奇撰写的。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1873-1955年）是把自己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俄国革命前的先进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他将六十多年，即自己的有觉悟的一生献给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其中半个多世纪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战士。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政论家、党政活动家，将自己的全部知识、智慧、巨大的组织才能都献给了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他有幸在许多年间作列宁的最亲密的助手之一。1953年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于1873年生于莫斯科，我把全身心贡献给了先是社会民主党，后为共产党和三次革命，这三次革命我都积极参加了。在为我的伟大祖国的光荣、荣誉和欢乐的斗争中我始终准备，而现在，在我幸福和欢乐的一生的第八十个年头也准备贡献出我这白发苍苍的头颅。”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很早就开始了革命活动。1889年十六岁时他因参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出莫斯科测地学院。 “经长期侦讯之后，”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写道，“1889年我被从莫斯科流放到库尔斯克，在那里允许我进入库尔斯科土地测量学校，1892年我毕业于该校。我来到莫斯科，在这里自1893年起我在各种小组里从事革命活动。”
　　在莫斯科党组织的老党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1894年在莫斯科的工人中间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的许多团体中有韦利奇金和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小组^[1]。
　　在韦利奇金的革命家庭中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她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著名活动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她成为苏维埃卫生事业的组织者之一。
　　1894年1月，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与列宁初次见面。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形，他在《我与弗·伊·列宁的初次会面》一文中叙述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在他革命活动的初期一心一意想为人民出版和传播有益的书籍，而且实际上这一目的已经实现了。他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以后，便从事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出版工作。特别是在1895年，他出版了署名 “弗拉基米尔·邦契-布鲁也维奇出版物” 的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从十九世纪末直至1917年革命，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公开地和秘密地从事布尔什维克党文献的出版和散发工作，在排除沙皇当局的刁难和查封方面，他表现出超人的机敏。政论写作是他喜爱的工作。他的文章登载在《火星报》、《前进报》、《明星报》以及其他进步刊物上。
　　1896年为了与 “劳动解放社” 建立联系，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出国到瑞士。在他的回忆录中，其中只有一部分收入本书，他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侨居瑞士的俄国革命家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各团体和各派别的斗争。他怀着特别爱戴的心情描写列宁，在他的周围聚集一些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从《火星报》出版之时起，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就为该报撰稿并协助散发报纸。从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起，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并且终生都是党的著名活动家。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和列宁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仍然继续着。
　　1903年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受弗·伊·列宁的委托，开始在日内瓦主持党中央的技术部和发行部工作。 “在这里，在‘发行部’，”他写道，“集中这样一些发行工作，即向国外协助小组，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成员以及向世界各地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分送党的出版物。此外，运输工具也集中在这里——有大的，有小的，我们利用这些运输工具发送我们的书刊，而从1905年起还往俄国运送武器和炸药……在日内瓦我们还有一个印刷所，一个装钉车间，一个为秘密工作者制造假护照的小工场。”
　　当时侨居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老活动家潘·尼·勒柏辛斯基关于那个时期邦契-布鲁也维奇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多亏他，我们才能根据我们的写作能力发展了自己党派的出版社（尼·列宁和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出版社。——姆·舍注），我们才能发行《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出版了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出版了穷戏迷和列兵等人的小册子，最后，才能出版《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并且，如果有谁能自豪地说：‘我已竭尽全力，让别人做得更好一些吧，那么，这就是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绝对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2]。
　　1905年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为了宣传和准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秘密地回到了俄国。他走访了许多城市的党组织之后，又回到了日内瓦。同年年底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了俄国，在国内他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将秘密工作与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开展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和出版工作，担任社会民主党第三、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咨询小组的成员。
　　为了把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吸引到党的周围，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与阿·马·高尔基及当时的许多进步作家保持密切联系。沙皇当局把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看作是有经验的、危险的革命家，并且不止一次逮捕过他。暗探局不断监视他，并且直到二月革命为止，他一直处于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
　　在侨居瑞士的年代里，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仔细地研究了西方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史。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所谓的宗教分化运动，即人民运动，主要是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运动。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前俄国的宗教分化运动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民主运动，表现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种形式。为了更好地研究教派分子的生活习惯、历史和教义，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于1899-1900年护送大批从俄国来，到加拿大去的反正教派分子。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对宗教分化运动感兴趣，是从能吸引教派群众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观点出发的。他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俄国的分裂与宗教分化运动》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用大量的材料批判地分析了俄国宗教分化运动中的各种派别的历史和思想体系，并提出吸收教派分子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斗争的问题。
　　根据他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在教派分子中开展工作的专门决议。1904年在日内瓦由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主编为教派分子出版了社会民主主义小报《黎明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撰写了许多研究宗教分化运动的著作，并且是一位公认的精通这一问题的专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在教派分子中进行宣传，使一般群众脱离教派的反动上层，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他也广泛地运用了自己的这些知识。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二月革命时期他带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的一队士兵占领了资产阶级报纸《戈比报》的印刷厂，并在该印刷厂组织出版《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在1917年十月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并为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十月革命以后，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开展了巨大的组织工作、政论工作和政治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最初的日子里，他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这在当时是一个职权范围很大的机关。他在这个岗位上每天和列宁同心协力工作，正因为这样，他对革命年代的列宁的回忆是特别珍贵的。在担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同时，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于1917年11月还领导了同大破坏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侦察委员会（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关于他在这个需要极大个人勇气的部门工作的情况，在本书中发表的《革命中的可怕现象》这篇特写中作了一些介绍。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组织了苏联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搬迁工作；他最直接地参加了平定社会革命党暴乱的工作，还完成了许多其它重要的政府任务。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在1920-1929年）担任莫斯科近郊“林间空地”模范国营农场的组织工作和场长。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担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职务至1920年末，而从1921年起主要是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工作。他精通俄罗斯文学。根据他的倡议建立了国立文学博物馆，这里收集了最珍贵的，孤本的文献和古代文献。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从1933--1939年领导了这个博物馆。他的目的不仅是收集古代文献，而且把它变成广大读者的财富。根据他的倡议博物馆出版了《环节》和《年鉴》文献集。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作为编辑委员会委员，亲自参加为纪念列·尼·托尔斯泰而出版其全集的准备工作以及科学院出版阿·谢·普希金文集的准备工作。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与苏联科学院联系在一起。他是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并领导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宗教和无神论历史部。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竭力引导苏联科学院各机构和学者宣传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与反科学的宗教思想作斗争。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这位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在列宁的最直接的领导下建设年轻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之一。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的文学遗产十分浩瀚。除研究宗教分化运动的科学著作之外，他还发表过关于各种历史、文学、宗教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论文、小册子和书籍。他关于俄国革命事件、关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回忆录是我国革命史方面极有价值的资料，因为作者是所有这些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出版了他的三卷集的选集^[3]。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关于列宁的回忆录尤其珍贵。因为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多年与列宁并肩工作，执行他的指示，所以能够以深切爱戴的心情描写出真实的列宁——一位领袖和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列宁作为党的领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建立在这种原则的基础上。在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回忆录中，列宁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和建设者。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指出，列宁是反对说漂亮空话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目无纪律和个人崇拜的，他谦虚谨慎，对已对人都严格要求。关于他在1918年伤愈之后，从报上读到颂扬和推崇他个人的文章而深感不快的故事具有特殊的意义。“我认为，”他说，“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个人的现象是极有害的。”于是列宁建议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米·斯·奥里明斯基和潘·尼·勒柏辛斯基到各报编辑部去，并建议停止刊登颂扬他个人的材料。
　　在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的回忆里，列宁不是站在周围人之上的寡人，而是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人。我们看到他在最亲密的战友中间，在党内的同志之间，他非常注意倾听来自前线战士和来自农村的农民代表们的呼声。从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的亲密战友们的许多事情：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克拉辛、沃罗夫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以及许多其他为建设苏维埃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事情。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善于把列宁描写成一个富有同情心，关心自己同志的人。我们也看到列宁在他的家庭中间。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讲述了列宁对母亲的爱戴，对忠诚的朋友、生活的伴侣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态度。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质朴、谦逊、伟大的人，我们党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就是这样的人。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讲述了苏维埃国家的国徽是怎样批准的。在一位艺术家提出的国徽草图中画着一把出鞘的剑。列宁赞成把剑从国徽中除掉，他说：“征服的政策，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进攻，而是要击退国内外的敌人；我们的战争是防御性质的，而剑，不是我们的标志。”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写的关于列宁的故事，以其真实和叙述简洁，读起来引人入胜，对读者颇有教益。
　　本书主要选自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的三卷集选集中的一些文章和回忆录编辑成的。本书也包括了一些没有收入三卷集，而在各个时期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某些文章。《陵墓》一文是初次发表。因为编者面临的任务是只选择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撰写的关于列宁的文章，有些情况下删节了与回忆列宁无直接关系的部分。同时还应当说明，收入本书的不是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所写的关于列宁的全部文章。

姆·舍印曼

^[1] 见谢·米茨凯维奇著《莫斯科工人运动的曙光》第28页，莫斯科1932年版。

^[2] 潘·尼·勒柏辛斯基著《变革》第229页彼得格勒1922年版。

^[3]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选集1-3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