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1970）

七、流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流放生活也是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度过的。由于身体不好，经过母亲的申请，他获准在西伯利亚最有益于健康的米努辛斯克县服流刑。他的流放地点被指定在舒申斯克村，当时简称“舒沙”。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三个波兰工人。[1]同案的几个同志被分别放逐到别的村子里。尤·奥·策杰尔包姆（后来叫马尔托夫）显然因为是犹太人的缘故，所处的环境最为恶劣。他被流放到最北部的土鲁汉斯克，那里为难以通行的泥泞和沼泽地带所阻隔，因此他在整个流放期间都与同志们相隔绝。而其他同志还有可能会面，他们在举行婚礼、迎接新年等节假期间能互相来往，也能获准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治病，例如，弟弟就曾到那里去治过牙病。同马尔托夫则只能用通信取得联系，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因此而同他保持了最密切的通信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日子过得单调乏味，他抓紧时间紧张地工作着。在流放期间，他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于1899年3月出版）和一系列论文，有一部分论文发表在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新言论》杂志上，后来单独成书，题名为：《经济评论集》[2]。
　　伊里奇养成了连续不断地进行学习和工作的习惯，他即使在通常认为难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如在旅途或在不定期地等候的情况下，也不让学习和工作长久地中断。这样，他不仅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候指定流放地点的那一个月里，每天都到离城约三俄里开外的商人尤金的图书馆里去看书，而且甚至在获准在莫斯科家中停留的那三天里，也竟能抽出部分时间到鲁勉釆夫图书馆[3]去学习。一个从小就同我们家熟识的青年大学生雅科夫列夫，在弟弟动身去服三年流刑前跑来探望他，看到这种情况不禁大为困惑。伊里奇把到附近树林里散步、打野兔和野禽当作休息，在那些年里，树林里是有不少野兔和野禽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从流放地寄来的一封信中，描绘了他所住的那个村子（他开玩笑地把它叫作“舒—舒—舒”）的情况：
　　“村子很大，几条街道都非常脏，尘土很多一完全是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的农村。它在草原上，没有果木，甚至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村子四周……堆满了牲口粪；这里的人不把牲口粪运到地里去，就那样堆在村子周围，所以要出村子，总得绕过粪堆。村边有一条名叫舒什的小河，现在河水已经变得很浅了。在离村子（确切些说，是离我住的地方，因为村子很长）大约一俄里到一俄里半的地方，舒什河流入叶尼塞河。叶尼塞河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小岛和小支流，所以没有通往叶尼塞河主流的道路。我常在一条最大的支流里游水，但是这条支流现在也很快地变浅了。村子的另一边（与舒什河相反的方向）大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片‘森林’；农民们郑重其事地称它为‘森林’，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片很不象样的、横遭砍伐的小树林；那里就连一片比较大的树荫也找不到（但是草莓却很多！），这和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毫无共同之点。关于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我目前只是听说，还没有去过（离此地至少有三十到四十俄里）。谈到山……我描写得非常不确切，因为它们离这里大约有五十俄里，只是在没有云雾遮掩的时候才可以望见它们……就象从日内瓦眺望勃朗峰那样。因此在我那首诗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4]里提到‘山麓’，那是一种写诗的夸张手法（要知道，诗人是常用这种手法的！）…… 所以你问我‘爬过什么山？’我只能回答说：爬过那所谓‘森林’里的小沙丘，说实在的，这里沙土真是不少。”[5]
　　那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十分便宜。比如说，在流放的头一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用发给流放者的每月八卢布的生活补助费，支付他在一个农民家里的全部膳宿费用。
　　过了一年，他的未婚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6]和她的母亲来到他那里。[7]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搬到一个比较大的住所，开始过家庭生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流放地本来在乌法，经她提出申请，获准调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流放地舒申斯克村来。为了获得收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把韦伯夫妇合著的工联主义一书从英文译成俄文。
　　在那几年里，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通信始终是十分频繁的。在一般的信件中，他常常要一些书，托办一些事，谈谈自己的写作情况、自己的生活和同志们的情况。在用化学方法写的信件中，我把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工作情况告诉他，他则把自己的文章寄来，以便转寄到彼得堡的“斗争协会”或国外的“劳动解放社”去出版。在国外出版、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德作序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以及对由库斯柯娃[8]和普罗柯波维奇[9]起草、题名为《信条》的当时“经济派”札记的答复，就是这样转寄的。因而这个答复便以《反信条》而著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答复中猛烈地抨击了当时宣扬得最为露骨的观点，即工人阶级应当满足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派去搞政治斗争的观点。诚然，宣扬这种观点的不是斗争着的社会民主党人队伍里的人，但却是一些当时在青年中享有威信的人。不仅如此，这种表达得清楚明了的观点，还能更明确地说明经济主义倾向的用意所在。这份抗议书在来自各个村子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集会（上面已提到过）上宣读，当场通过后，便作为“十七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答复”寄出，以此为篇名的这份抗议书在党内文献中是很出名的。
　　同大多数流放者相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急于到比较热闹的城市里去，他不想调换地方。母亲曾提出要为他奔走，使他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后能搬到城市中去，他回信说不必这样做，说有时到米努辛斯克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走走，在他看来比长住在那里要好。这显然是因为生活在宁静的村子里和定居在一个地方，使他更自由自在，更便于学习，不会有什么事情分心；而在人数较多的移民区，除妨碍学习外，还会因无所事事而引起一些无谓的纠纷，这是在流放中最令人痛心的事。尼·叶·费多谢耶夫就是由于这种纠纷而在韦尔霍连斯克自杀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说：“不，最好别让我碰到知识分子同志：在流放地最坏的就是这些流放纠纷。”[10]
　　不过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乐意到约莫五十俄里甚至一百俄里开外的其他村子里去看望同志们，或者在舒沙同他们聚会。这种旅行在迎接新年、庆贺婚礼或命名日时是可以得到批准的。在这三四天的聚会时间里，正如伊里奇在信里所写的那样，日子过得“十分愉快”。夏天外出散步，到远处去打猎、游泳，冬天则溜冰、下棋。他们谈论各种问题，阅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写那本书中的某些章节，或者讨论各种新的文学派别或政治派别。例如，为了批判上面提到过的《信条》，同志们曾以祝贺勒柏辛斯基[11]生女儿[12]为名聚在一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曾乐意地以治病为名到米努辛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过两三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在流放的伙伴中间坦率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觉悟，给他们指定要看的书。除流放者外，他还关心当地农民的生活。有些农民至今还记着他，寄来了回忆他的文章。不过，他同他们的谈话当然是很谨慎的。当时的农民，就连俄罗斯的农民也一样，在政治上很不开展，更不用说边远地区的西伯利亚的农民了。此外，他处于流放和受监视的地位，进行宣传不仅不合适，而且简直近乎荒唐。
　　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愿意跟农民交谈，这使他有可能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也常常在各种地方事务方面，主要在法律事务方面帮他们出主意。连专区里的农民也开始赶来向他讨教法律事务方面的问题，有时集中了相当多的人。关于这一点，当地的农民以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都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村居生活中，也象过去住在伏尔加河沿岸的乡村里一样，通过谈话，通过打猎时的交谈，不知不觉地吸取了有关农民和农民心理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论在他进行革命活动或是在以后掌握政权时，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13]
　　他善于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打开对方的话匣子，使对方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
　　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流放地时，已经成了一个富有经验，而且个性（他的这种个性在地下活动时就为人所景仰了）完全成熟的革命家；与之同时，他不仅出版了科学著作，而且，通过三年深入农村实际生活，还对农民——俄国居民这一基本阶层加深了认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传记的第一部分就写到他从流放地回来为止。紧接着，在他三十岁那一年，他又全力以赴地着手进行规模更加扩大得多的革命工作，着手进行团结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并把它引向胜利的工作。



[1] 在舒申斯克村服流刑的有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伊·卢·普罗敏斯基（带着家里人）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奥·亚·恩格贝尔格（芬兰人）。关于他们两人的情况，详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载本卷第273页。——编者注

[2] 列宁的第一部文集《经济评论集》用“弗拉基米尔·伊林”署名，于1898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编者注

[3] 现称荣获列宁勋章的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编者注

[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寄出的一封信中，告知已确定他流放到舒申斯克村，他开玩笑地说，他已开始做诗了，诗的第一句是：“在舒沙，在萨彦岭的山麓”。——安·叶·注（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48页。——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37卷第65—66页。——编者注

[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于1898年5月7日（19日）到达舒申斯克村。——编者注

[8] 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库斯柯娃（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Кускова，1869年11月23日——1958年12月22日），俄国自由主义活动家、作家和出版商。1891年起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民粹派组织“民权党”。1894年转向马克思主义。1896年移居国外，加入了“国外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1899年出版《信条》，成为经济派领导人，在此期间公开支持伯恩施坦，被开除出联盟。此后转向自由主义。1903年发起成立俄罗斯解放联盟，支持司徒卢威领导的“左派”。1905年革命期间反对《10月17日宣言》。同年当选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2年发起成立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东方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2年被驱逐出境。此后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二战期间支持苏联。1958年在日内瓦病逝。

[9]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о́вич，1871年？月？日——1955年4月4日），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转向经济派。1904年加入解放同盟。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任莫斯科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食品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发起成立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不久再次被捕，但很快获释。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21年再次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相继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1955年在日内瓦病逝。

[10] 参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98、135页。——编者注

[11]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申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12] 奥·潘·勒柏辛斯卡娅。——编者注

[13]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在《回忆伊里奇》（1926年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版第60—61页）一书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从事非常巨大和非常抽象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从不脱离生活，从不脱离生活的直接脉搏，他善于在随意的闲聊中吸取实际的知识，在这方面，除了他杰出的才能和洞察力外，还表现出他的力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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