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粮食（瓦·卢·潘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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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粮食

瓦·卢·潘友新

　　1918年4月的一个早晨，我走出住宅，想在上班之前散散步。我一出来便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遇见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
　　“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委托你。”他说，“昨晚政府讨论了粮食问题。灾难正在临头。疯狂的反革命也不象饥荒那么可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向各省派出特别全权代表。对南方的指望不大，虽然也还在等那里的粮食。现在需要附近几个省的紧急支援。你被分到图拉，你了解那里的人民，了解图拉的农民。可是图拉很不平静，革命的敌人在农村组织暴动，杀害我们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不给粮食。敌人的策略很清楚，就是用饥荒来扼杀革命的俄国。”
　　“什么时候出发？”
　　“过一天，或者两天，但不能再晚了。今天要在伊里奇那里开个会。你准备准备上路吧。带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征粮队，同他们一起执行任务。要记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需要粮食。”
　　不久，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2]叫我到他那儿去，想事先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免得为讨论组织工作耽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间。
　　我到了瞿鲁巴那里。我们一共三个人，亚·德·瞿鲁巴，奥·尤·施米特和我。瞿鲁巴打开图拉省的地图，指出要派征粮队去的村子，还确定了运输粮食的路线。施米特给了我一张条子，说明各个村子和各地主领地存粮的估计数字。
　　白天，在弗·伊·列宁那里开了一个短会。瞿鲁巴做了汇报，他说：
　　“莫斯科只有一天半的存粮了，再没有贮备了。正往这里运的那点粮食，也无济于事。急需粮食。”
　　“好象一切都清楚了吧？”伊里奇问道。“那就请快点行动吧。要是今天能出发那就好了。我们就等着粮食。我提议，不要单靠征粮队搞粮食，要把当地的贫农组织起来。贫农会跟我们走的。富农的粮食要没收，中农的则请他们卖出来。有没有鼓动员跟你们一起去？”
　　“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征粮队武装得如何？”
　　“很好。”
　　“人可靠吗？”
　　“是经过革命考验的。”
　　“这点很重要。你们要注意，不要让农民受屈。如果有人抢劫，就审判和枪决！工人阶级的代表有责任向农民显示自己的力量和纪律性。就是实行余粮征购制，也应该使人同情苏维埃政权。农民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土地，知道党的话的分量。要切记，农村中成份不一。”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列车就向图拉进发了。在指挥车厢里，联合征粮队指挥康斯坦丁·阿尔吉尔展开地图，说明了征粮队的部署。每个指挥员都知道了，他的征粮队要驻在那个村子里。任务很明确：从车站立即分散到各个村庄，因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正等着粮食。
　　图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格里哥里·卡明斯基^[3]详细地给我介绍了省里的情况，问我们的征粮队驻扎在什么地方，是怎样驻扎的。我汇报说，大部分已经到达省的南部，我们的目的不单是取得粮食，而且随时准备同富农和白匪进行战斗……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征粮队在各县都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巡逻队日夜在各村巡逻、护送粮车。常常为粮食同土匪打仗。据农民说，在斯帕斯科耶村有这么两个地主——亚历山大罗夫父子二人，他们劝说农民不要往外运粮食。每晚小亚历山大罗夫这个军官还纠集他的朋友袭击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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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粮的工作进行得不妙，特别是在新西尔县。我同图拉的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约西福维奇·卡乌利^[4]一起来到我的故乡，路上我向卡乌利介绍了在新西尔县领导征粮队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5]的情况。
　　不久，我们就和彼得罗夫本人相遇了。可是，他出了什么事噢？这个健康魁梧的水兵脸色苍白，额上深深地刻下了给纹，眼睛下面出现了青斑。
　　“你怎么啦？”
　　“不妙，同志们。很不妙。他们不肯给粮食，懂吗？不肯给粮食。我起草了一道命令。”
　　命令中写道：“新西尔县的特派员，波罗的海的水兵伊万·彼得罗夫特此宣布：凡拒不执行余粮征购制者，没收其全部财产，不动产，没收其革命后分得的土地，户主送交法庭予以枪决。”
　　卡乌利读后，交给了我，他说：
　　“这是一个水兵的绝妙的文学作品，但却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文章，我一定把它抄在我的笔记本上。”
　　这个一向沉着稳重的彼得罗夫忽然骂了起来，他叫嚷着，威胁我和卡乌利，指摘我们同富农站在一边，照他看来，这里全是富农。
　　“我不是政治家？那么是谁搞的革命？……”
　　“万尼亚，听我们说嘛，”我们竭力使他冷静下来，"你还是先给我们搞些吃的吧，我们刚来，饿坏了……”
　　“拿什么给你们吃？我也三天没有见到一片面包了。整个征粮队都在挨饿。明白吗？第一天给我们吃了，喝了，然后说：‘你们可以好好过日子。整个征粮队我们都可以供养，喝吧，吃吧。可是，要往外运，没有粮食。’”
　　“怎么，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情绪?”
　　“为什么是所有的人？是那些有粮食的人。我坦率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这里扎根很深。”
　　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决定把那个向伊万·彼得罗夫说可以养活征粮队的农民叫来。他来了，个子高高的，大胡子又宽又密，头发很长。
　　“叫我来有什么事？”
　　“商量商量。”卡乌利心平气和地说。“您是当地人，村里人尊重您。”
　　“有谁尊重他？”彼得罗夫突然插进来说。“他是头号坏蛋，世界上第一流恶棍，一句话，可以说是个富农。我想从他开刀，第一个就枪毙他……”
　　“我们县的特派员彼得罗夫同志建议枪毙您。您对这点怎么看？现在是战时。据说，您有许多粮食，而您又拒不执行余粮征购制。您有粮食吗？”
　　“我们自己也在挨饿……”
　　“您种了多少？”
　　“我们种的……都卖了。目前需要粮食。”
　　“那么，您打算用什么养活一百个人的征粮队？”
　　“一桌同吃：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
　　“清楚了。可您究竟种了多少？”
　　“三十俄亩。可现在没有粮食，过去有过，都卖了。”
　　“卖给谁了？”
　　“卖给了我们的商人。”
　　“他姓什么？地址？”
　　我派司机别烈兹金去找这个商人。
　　这个商人能说会道。
　　“这简直是笑话。我的粮仓空空如也。你们去检査好了，这是钥匙。我是想买进来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卖过一粒粮食。”
　　“请告诉我，村里粮食多吗？”
　　“很充裕。这是我的统计，谁可以卖多少粮食。”
　　“就是说，卖一千多普特是没有困难的啰？而余粮总共只要征购一百普特吧？”亚历山大·约西福维奇惊讶地说。“那好，粮食必须拿走，老头应当问罪。”
　　“粮食我可以交出，不过请减少一点。”老头慢吞吞地说道。晚上召集了贫农开会，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一个秃顶的人第一个站起来，身上穿了一件破烂不堪的粗呢上衣，腰里系了一根绳子，脚上穿着树皮鞋。
　　“您怎么在这样的季节还穿粗呢上衣？”卡乌利问他道。
　　“夏天我把热气保存下来，到冬天，你瞧吧，可就暖和了。我给地主捷佩列夫扛了一辈子活，除这件粗呢上衣，什么也没挣下。”
　　“那么，你今后怎么生活呢？”
　　“讨饭去，走遍整个俄国……”
　　“如果给你土地呢？”
　　“给我？可是用什么耕地呢？用跳蚤驾犁是驾不住的。”
　　“还给你马。”
　　我们说服了这个贫农到捷佩列夫的庄园去，分给他马，给他粮食，让他穿得象个人的样子……这一天，很多贫农都懂得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了。
　　满载粮食的大车已经开始向车站方向移动。彼得罗夫活跃起来了。他判若两人，他那威胁性的命令也用不着了。第二天，向我们征粮队递交了六十五张申请书。粮食运往莫斯科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了莫斯科去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最爱听各地发生的事情。谈话时，他时常提出问题，引出话题，记取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当伊里奇了解到有关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他们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的事迹时，他是多么高兴啊！他用了许多时间询问农民的情绪，他想了解一切细节。
　　我谈话时，顺便提到新西尔县蒸气磨房工人建议把粮食加工，磨成面粉送到莫斯科。列宁对这个建议十分赞赏，而不知为什么这点却没有引起我们注意。我企图解释，当时是急于运粮，而且蒸气磨房莫斯科也有很多，都闲在那里。
　　“不要辩解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断我的话说道。“我们对待一切事物都应该持政治家那样的态度，党员的态度。而您在这方面却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一定改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一定磨粉。”
　　“您瞧：‘我们磨粉！’仅此而已？难道问题的实质仅仅在这里吗？您没想到，老弟，您砍断了那些工人的翅膀，您没有在他们的建议里看到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吗？他们是想表示对莫斯科人和彼得格勒人的关心。而您呢？只看见一点：‘我们磨粉！’不，请您去向新西尔县人解释，说您错了，委屈了他们，低估了人民的积极性。这样做，他们就会懂得，您是一个真正的党员。”
　　他接着强调指出，我们这些政治活动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粮食目前无疑能决定革命的命运。但是，采购粮食的代表，无论他做什么，都应该努力去调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使他们政治上有所提高，使他们参加到管理国家的工作中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建设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这样。他从崭新的角度来看待每件事物，惊人地敏锐和细致，他总能提出建议，应该怎样去做。
　　亚·德·瞿鲁巴走了进来，伊里奇起身迎上前去。
　　“您知道吗，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开始怀疑您说的是否是真话了。我不相信您身体健康。您的脸色很不好。您怎么看，潘友新同志？”
　　确实，瞿鲁巴看上去身体很不好：脸色苍白，眼睛困倦，走路无力。
　　“您发烧吗？”
　　“我没有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好吧，我们就先谈谈，然后再让医生给您治病。医生已经在抱怨，说您不肯治病。”
　　我们开始分析粮食问题。瞿鲁巴的数字和我的数字完全一样。但是，瞿鲁巴仍然不满意，因为粮食太少了。他很激动，要求多运一倍的粮食。他脸色突然变白，满脸汗珠，摇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他，几乎是把他抱到沙发上去的。
　　“粮食人民委员挨饿……”瞿鲁巴还想强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递给他一杯水，坐在沙发边上，拉着他的手。
　　“您躺着，躺着，亲爱的…… 如果不难受，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谈话。当然最好是休息。”
　　众所周知，列宁紧接着作出了严格的决定：

　　“由于对公家财产不爱护（两次生病）给予亚·德·瞿鲁巴
　　第一次警告并命令他立即回家。

　　列宁”^[6]

　　我从粮食战线又调回到军事战线来了。我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征粮队一起走过了由斯维亚日斯克到乌法的战斗道路。乌法解放后，我们的队伍又重新调到图拉进行改编。1919年冬，我得了伤寒病，到莫斯科住进了医院。病稍见好，我又回到图拉，我们的部队在那里休整。
　　部队尚未补充齐全，我们便得到命令，迅速转移到彼得格勒驻扎。我们在彼得格勒保卫城市，并继续进行整编。服装和大炮都很难搞到。上前线的准备工作被拖延下来了。列宁让人给我们打了几次电话，要我们迅速行动，但是托洛茨基却从中作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很不满意。我们未能如期出发去维亚特卡前线。他拍来一份电报：

　　“1918年4月12日

彼得格勒
波捷尔恩^[7]转潘友新^[8]

　　您拖延装载和出发，令人不解。要懂得，丝毫的拖延都是犯罪。任何东西供应不足都不是理由。请您无论如何率领部队立即启程。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9]

　　当天便开始上车。不久，我们便投入了激战。我们的队伍被编入红军的作战部队……
　　弗·伊·列宁对人体贴入微、有求必应、和蔼可亲，但要求严格。
　　列宁总是教导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对共产党员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知道列宁要求严格，所以总是竭尽全力，尽可能好地完成他交予的一切任务。每次会见时，他总是关心个人的情况，提出建议，一定询问有什么需要。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签署一个到萨马拉长期出差的证件。我的妻子在他的秘书处工作，他把她叫来说：
　　“您怎么还在工作？丈夫就要走了，谁送他上路？”
　　他在小事上也是伟大的。
　　有一次（当时我已经转到经济工作岗位），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观试用电犁的情况。真应该看看那时的列宁！工厂的工人手把着犁，而列宁在犁边的陇沟里走着，歪着头，察看着工作情况，时常提出问题和建议。他兴致勃勃，情绪高昂。他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大家。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许多年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忆列宁。我们为他所缔造的国家而豪情满怀。如果伊里奇今天能看看我们的国家，他会多么高兴啊！列宁梦寐以求的东西，许多已经做到了，还有许多有待我们去做。而且，全部都会实现。我们的人民便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保证。我们的人民在伟大的列宁的党的领导下，在世界上第一个争得了自由。未来一定属于这样的人民。

载于《苏联水兵》杂志1960年第5期第3—5页

^[1]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3]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卡明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Каминский，1895年10月20日——1938年2月1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图拉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任图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巴库工人红军代表委员会主席。1928—1929年任全俄农业集体联盟主席，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2—1934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首席卫生检查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4] 亚历山大·伊西福维奇·卡乌利（Александр Иосифович Кауль，1887年6月2日——1958年11月24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兼图拉苏维埃主席。1918—1919年任俄共（布）图拉委员会主席兼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加入契卡。1924—1928年任格别乌驻外高加索联邦特使。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20年徒刑。1955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8年逝世。

^[5] 伊万·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етров，1893年12月14日——1938年5月10日），一战中入伍，服役于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1923年任马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沃洛格达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9—1934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高尔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6—1937年任马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6] 《列宁文集》俄文第21卷第280—281页。——编者注

^[7]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波捷尔恩（Борис Павлович Позерн，1882年7月7日——1939年2月25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1917年期间从事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明斯克苏维埃主席。1918—1919年任彼得格勒劳动公社军事委员。1921—1922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纺织工业总局主席。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9—1933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1937—1938年任列宁格勒州检察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7年平反。

^[8] 瓦西里·卢基奇·潘友新（Василий Лукич Панюшкин，1888—1960），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9年入伍，服役于波罗的海舰队。1914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16年越狱逃走。二月革命期间领导了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并当选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1918年任图拉特别军事委员。1921年退党，另立“工农社会党”，不久被捕并被判处2年苦役，但很快获释。1922年重新加入俄共（布）。1937年被捕。1940年被判处8年徒刑。1944年改判为10年徒刑。1960年在莫斯科逝世。

^[9] 《列宁文稿》第7卷第367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