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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的帮助
瓦·伊·博伊措夫
1918年4月，巴库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由于处境十分困难，在区际会议上，推派我携带个人报告和秘密文件到莫斯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我的秘密任务是请求立即从波罗的海向里海调遣四艘驱击舰、步兵加强队和炮兵，以便固守城市。
我得到指示后，便乘第一班船斯柯别列夫号出发，经由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去莫斯科。在阿斯特拉罕我和阿里斯托夫[1]同志商谈，请他立即派出大约两个红军连，阿里斯托夫很快就执行了。
到莫斯科后，我费了很大周折才到了我们亲爱的伊里奇的办公室。当然，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社会革命党的胡狼整天在莫斯科乱钻乱窜，东闻西嗅想打听我们的同志。
我找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2]，告诉他我是巴库的代表，必须立即见列宁同志。邦契—布鲁耶维奇让我找列宁的私人秘书哥尔布诺夫[3]同志。（必须指岀，我在列宁同志的接待室里看见了各种来访者：有穿树皮鞋的农民，有工人，有大学生，有高等女校学生，甚至还有神甫。）
找到哥尔布诺夫同志后，我请他向列宁同志报告，来了一个巴库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的代表，他立刻去报告了。过了两分钟，他回来说：“请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去。”
我走进列宁同志的办公室，首先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办公室里陈设十分简单。这是一间在原司法机关大厦一角的光线暗淡的房间，一张书桌，书桌后面一把椅子，右边有一个沙发和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陈设。一点惹人注目的东西也没有。
我还没有抑制住激动的心情，一个结实健壮的人便从桌后站起身，快步向我走来。弗·伊·列宁向我伸出两手，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坐下，同时向我提了许多问题。
“您从巴库来？”
“是的。”
“我很高兴。您是水兵？”
“是的。”
“很好。斯切潘·格奥尔基耶维奇[4]的身体可好？他的工作条件如何？”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我几乎来不及回答。
我想起邵武勉的那个装着秘密文件和报纸的小箱子还在我手里，便急忙把它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立刻打开箱子，首先浏览了报纸，而后看了文件，最后读了斯切潘的信。他读完信后，想了想说：“斯切潘是好样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描述了巴库的政治和军事状况，讨论了是否可能派驱击舰之后，建议我去找海军人民委员部。他拿起桌上的一本拍纸簿，写了一张迅速执行任务的证明书，以便所到之处能立即执行我的请求。然后，还写了一封信给海军人民委员部，内容如下（就我所记得，引证全文）：“博伊措夫同志因要事来自巴库。巴库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必须坚守。请同他商谈，并从速釆取措施。乌里扬诺夫—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在同我告别时说：“回去时请再到我这里来一趟。我要给邵武勉写封回信。”我回答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说我的钱不够了。他问：“要多少？”“五百。”我说。“哥尔布诺夫，请立即给博伊措夫同志五百卢布，由巴库苏维埃报销。”而后，他就走了。
这一次，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进行了二十五分钟。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哥尔布诺夫告诉我，就是米尔巴赫[5]男爵在伊里奇办公室最多也不过待十到二十分钟。
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是阿尔特法特[6]，萨克斯，马图林和拉斯科尔尼科夫[7]）决定不调驱击舰去巴库，因为这样做将占去很多时间，而是迅速运送大炮和弹药以及水兵去武装当地的商船。
后来，我又到了彼得格勒的炮兵总部去领取二十挺机枪和两百发子弹的许可证。
回去时，我到列宁那里去取给邵武勉的信。但他说：“我昨天刚将信交给了帖尔—加布里埃梁[8]，他到巴库去的。”我同列宁友好地告别之后，先到喀山，在喀山我得到的不是二十挺机枪，而只是十挺，因为全部机枪都已运往捷克斯洛伐克前线。我乘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号船先到辛比尔斯克，然后到巴库。
载于《阿塞拜疆共产党人回忆弗·伊·列宁》1958年巴库阿塞拜疆国家出版社版第53—56页
[1] 米纳·洛沃维奇·阿里斯托夫（Мина Львович Аристов，1887年11月11日——1942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08年入伍。一战期间在军队中鼓动士兵参加革命。二月革命后任阿斯特拉罕苏维埃委员兼西线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阿斯特拉罕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阿斯特拉罕军事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阿斯特拉罕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莫斯科共产主义团司令。1920—1921年任第5骑兵师第1旅司令。1921年1—2月任第7骑兵师司令。1925—1926年任阿斯特拉罕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1933年任渔业工业研究所副所长。1933年退休。1935年重新参加工作。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42年病逝于沃尔库塔集中营。
[2]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3]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4] 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邵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年10月13日——1918年9月20日），1899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发起成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联盟。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巴库。1918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事务专员。巴库苏维埃被颠覆后被捕。9月14日被起义军救出，但在克拉斯诺沃尔斯克被捕，9月20日同其余25名巴库人民委员一同英勇就义。
[5]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6]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尔特法特（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ьтфатер，1883年12月4日——1919年4月20日），1902年入伍。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12—1914年任海军总参谋长。一战期间任北方战线海军司令。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海军副总参谋长。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先后担任海军副总参谋长、陆海军人民委员会委员、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海军总司令。1919年在莫斯科逝世。
[7] 费奥多尔·费多洛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年1月28日——1939年9月12日），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1914年在《明星报》和《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参与了十月革命。1918年当选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曾任红军海军副司令、伏尔加河军事舰队司令、阿斯特拉罕—里海军事舰队司令、伏尔加—里海军事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21—1923年任苏俄驻阿富汗大使。1930—1933年任苏联驻爱沙尼亚大使。1933—934年任苏联驻丹麦大使。1934—1938年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1938年拒绝返回莫斯科，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政策，并流亡法国。1939年因苏联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而精神失常，9月12日坠楼身亡，许多人怀疑是被格别乌暗杀的。1963年平反。
[8] 萨阿克·米尔佐耶维奇·帖尔—加布里埃梁（Саак Мирзоевич Тер-Габриэлян，1886年2月15日——1937年8月19日），早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8年任巴库公社石油事务专员兼契卡主席。1928—1935年任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在调查期间死亡。有观点认为他是被斯大林下令让格别乌暗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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