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亚·亚·维诺格拉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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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难忘

亚·亚·维诺格拉多夫

　　1920年2月27日，我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接见，同他谈了乡村教师的一些困难。现在，事隔多年了，这次难忘的会见的详细情景，仍然清清楚楚历历在目。
　　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严峻的1920年初。韦谢冈斯克县也象全国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阶级斗争十分激烈，这要求教师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积极地协助年青的苏维埃政权扫除文盲，在农村建立图书馆、阅览室和儿童社会教育俱乐部。我们用激动人心的生动的语言唤醒人民群众，努力尽快地把他们从世世代代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1920年1月中旬，韦谢冈斯克召开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是韦谢冈斯克教师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代表大会历时三天，讨论了广大教师所关心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在谈到城乡文化教育工作时，许多代表倾诉了教师极其困窘的经济状况：粮食、靴鞋、布匹不足。我们每人一年只能领到两俄磅煤油。有时连讲课、召开读者代表会议和上扫盲课也不得不用松明来照明。
　　我们看见，当地既有粮食，也有一些其它商品。例如，有几万普特粮食和大量的皮革运往外地。而当地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困难却漠不关心，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派一名代表向中央机关请求改善教师的生活。
　　大会推选我做代表。我小心地收藏好同志们给的委任书，就启程远行了。三天后，我来到了寒冷的、白雪皑皑的莫斯科。
　　2月27日，我前往克里姆林宫。我带着委任书毫无阻拦地进入了宫内。二楼的一间大厅内正在进行社会教育工作者会议。^[1]我也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议，于是象代表一样，走进了大厅。休息时，遇见了我熟悉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2]。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汇报。
　　“您应该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谈，”她说。
　　“这正是我来的目的，”我回答说，“但是我听说他现在很忙。”据我所知，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处在同波兰白匪交战的前夕。^[3]
　　“我还是去打听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什么时候能接见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坚持说道，然后她就向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处走去。五分钟后，她回来通知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今天，等他的会一结束就接见我。她请我暂时先参加开会。
　　我记得，议事日程上有一个关于图书馆工作的问题。大家在讨论用哪些办法能更好地使工农有书读，并防止日益迫近的书荒。许多发言者主张征用私人图书。我当时在韦谢冈斯克县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很了解乡村图书馆的需要。我已经被“卷入到”图书馆问题的讨论中去了，甚至报名要求参加辩论。但是很快，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齐也娃^[4]进来通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有空，可以接见韦谢冈斯克的教师代表。
　　我和福齐也娃同志一起穿过宫内许许多多的房间。当时莫斯科正处于燃料危机之中。克里姆林宫内很冷。职员们穿着厚衣服。到处都在紧张地工作，他们好象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
　　在弗·伊·列宁的办公室前有一间明亮的大厅，里面摆满了桌子。坐在桌旁的工作人员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停了一会儿，以便取出需要的文件；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两点了。
　　接着我被请进办公室。我走进门，门很高，漆着闪亮的白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办公桌，亲切地微笑着朝我走了几步。他和我握了握手，就请我坐下。
　　这位伟人的平易近人的态度立刻使我十分惊奇。在和他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丝毫也不感到拘束，而且越谈越想谈，越谈越自在，越坦率。
　　我说明了事情的实质。伊里奇听完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那里的教师现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怎样？”
　　“列宁同志，我敢向您保证，”我说，“广大的教师从未反对过苏维埃政权。我们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
　　同时，我讲到了县里存在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连点头说：
　　“是的，是的……说得对……，”他这样鼓励我。
　　“很多知识分子还没有转到我们这边来，”列宁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在高尔察克^[5]已经被粉碎了，我们可以着手和平时期的工作。我们务必要清除一些不合格的党员。”
　　然后他问道：
　　“现在教师们能见到政府的各种法令吗？”
　　“是的，能见到，”我回答说,“目前在乡村工作的教师很需要法令农民信任他们，乐意找教师给出这样或那样的主意，或者作一些说明。为此，国民教育厅协同韦谢冈斯克县执行委员会在县里所有的学校都散发了翻印的法令。教师们是这些法令的直接贯彻者。农民的认识渐渐地清楚了，生活走上了轨道。但问题是，由于某些原因，中央的指示和法令地方上未必事事都执行。”
　　“请告诉我，托多尔斯基^[6]的一本书^[7]，就是写韦谢冈斯克县的情况的吗？”伊里奇问道。
　　“是的，是写韦谢冈斯克县的情况的，”我回答说。
　　“这是一本好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兴地说，“我看过，特别使我喜欢的是，韦谢冈斯克县执行委员会没收了一个磨坊主的磨坊，仍然让他管理这个磨坊。这个办法完全正确。韦谢冈斯克县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值得重视的。我听说，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过去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在革命的日子里，我们县里发生的争执比其他地方少，这也是真的。县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挑选得很好。比较成熟的、有教养的共产党员托多尔斯基同志对他们是有影响的。”
　　“托多尔斯基现在在哪儿？”伊里奇关心地问道。
　　“在作战部队，”我回答说。
　　“请向他转达我的问好，”列宁请求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修建奥维尼希—苏德铁路的工程进展情况。他从插袋里取出有铁路路线图的笔记本，放在桌上，我们开始一起仔细察看经过我所熟悉的家乡各地的路线。
　　列宁在谈话中了解到我是韦谢冈斯克县农民出身，曾在涅瓦造船厂和彼得格勒几个机械厂当过工人，了解到我经过顽强的学习，念完几所高等学校等情况以后，他对我抛弃了学业表示惋惜。他详细谈到为工农开办学校的必要性，并且马上问道，县里是否有把教堂改作学校的情况，居民和教师对这种情况是怎样看的。
　　我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准确的实事求是的回答。特别详细地谈了教师的生活、工作、困难，以及与地方组织的相互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全部情况以后，立刻写信给粮食人民委员部。他要我亲自把这封信转交给部务委员会的委员。他把福齐也娃叫到办公室，请她打电话问问粮食人民委员部什么时候能够接待我。几分钟后，福齐也娃同志报告说，过半小时我应到这个人民委员部。
　　当列宁俯身在桌上写信的时候，我可以静静地端详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侧面朝我坐着。脸上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不可摧毁的意志。列宁是一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大国的政府首脑，同时又很朴实并且看起来这样平凡，他身穿一件旧的灰色方格上衣，系着天蓝色的领带。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会把他认作是工厂的工长或者工程师。我真想把这位伟人的特征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这是一位当时人们谈得很多、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伟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好了信，交给了我并嘱咐要标上办公室的编号。
　　我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拦住我，很亲切地说：
　　“我们的教师尽管随时提出要苏维埃政权的支持。我们的大门始终是向教师敞开的。请向他们转达这个意思和我的问候。”
　　这时，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送我到门口。
　　我从办公室出来，取出表一看，已经是下午两点三刻了。就是说，谈话进行了四十五分钟。我觉得谈话的时间太短了，因为在列宁面前我感到如此轻松、如此自在。
　　我在办公室问清了编号，将号码标在列宁写的信上。为了保留同列宁谈话的内容，我立即在桌旁坐下来，匆匆地把这些内容记在拍纸簿上。这时列宁办公室的门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来到大厅去，他再次叮嘱我不要耽搁，马上就到粮食人民委员部去，争取见到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原来，当我坐在接待室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打电话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取得了联系，并解决了我的问题。而我只要办一些不太复杂的手续就行了。
　　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哈拉托夫^[8]同志很客气地把弗·伊·列宁的信还给我作纪念。下面就是信的全文：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主席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20年2月27日
　　第02772号
　　粮食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韦谢冈斯克教师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维诺格拉多夫同志递交了一份申请书，附在后面。^[9]
　　问题的实质是，命令韦谢冈斯克县粮食委员部提高教师（全县约五百人）的口粮和土豆供应标准，并发给鞋或者皮革。
　　这些东西都从当地的储备中解决：县里是有余额的。
　　请今天就进行必要的调查（这个同志明天就要走），并用电话答复我（晚上我们在国防委员会作决定）。

　　图章
　　列宁”^[10]。

　　我回到韦谢冈斯克以后，莫斯科寄来了一个包——包裹里面有给我们教师的一万多公尺纺织品——呢绒、丝绸、印花布，甚至还有一些丝绒。从地方的储备中给我们增加了口粮，更重要的是，煤油配给量大大增加了。我在教师代表会议上汇报了莫斯科之行并转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教导：“教师尽管随时提出要苏维埃政权的支持。我们的大门始终是向教师敞开的。”会议上洋溢着的这种热烈气氛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载于《列宁活在我们心中。特维尔代表的叙述》1968年加里宁图书出版社版第88—94页

^[1] 大概这里指的是全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主任第三次会议。会议于1920年2月23日至27日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大厦举行。2月25日弗·伊·列宁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编者注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1920年4月25日，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波兰开始进攻苏维埃乌克兰。——编者注

^[4] 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福齐也娃（Ли́д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Фо́тиева，1881年10月6日——1975年8月2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彼尔姆。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起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05年回国。二月革命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维堡区委员会工作，并担任《真理报》编辑部雇员。1918—1924年期间担任列宁的私人秘书，期间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1938年起在中央列宁博物馆工作。1941—1945年期间在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工作。1956年退休。

^[5]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6]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托多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Тодорский，1894年9月8日——1965年8月27日），一战时入伍。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55年平反，以中将军衔退役。1965年逝世。

^[7] 《持枪扶犁的一年》。韦谢冈斯克县执行委员会1919年出版。——编者注

^[8] 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 Багратович 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9] 这里指的是《给韦谢冈斯克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维诺格拉多夫同志的指示》，里面谈到学校工作者物质困难的情况。——编者注

^[10] 《列宁文稿》第8卷第57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