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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列宁的初次会晤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1921年2月底在莫斯科初次见面的。我到莫斯科,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我被安排在共产国际宿舍(前“豪华”饭店)。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每到莫斯科,一般都住在那里。我到后第二天,列宁的女秘书便打电话通知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今晚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见我。当时,列宁常常邀请各国共产党的许多代表去认识认识,同时直接了解一下他们的党、他们的国家的情况。
  我和一位俄国同志在约定时间准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接待室;我的心情自然是极其激动,说不出的高兴。
  才过了几分钟,列宁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请我们进去,热情地向我问好,并按照他的老习惯,用锐利的、照人肺腑的目光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当我代表我党和我国劳动人民向他热烈祝贺时,列宁脸上带着他那种常见的和善的笑容握了握我的手,说道:“我知道你们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我们就这样谈开了,谈了一个多小时。这席谈话对我党十分重要。只是到了现在,我有一部分私人文档原来以为已经杳无影踪,最近重见天日,我才能够不是靠记忆(大家知道,记忆不是永远靠得住的依据),而是靠我当时简短的笔记回顾这次谈话的基本内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了我许许多多问题,问及我国的政局,问及君主制度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我国的外国势力,外国资本的数额和作用,保加利亚与巴尔干各邻国的相互关系,集结在保加利亚境内的弗兰格尔[1]军队等等。他特别关心我们的党和农会,关心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中间的情绪和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态度。
  我就我能力所及,尽量一一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至于某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保证我党定会提供必要的补充材料。列宁一直很专心地听,有时做一些记录……
  最后弗·伊·列宁大致说了这样一些话:
  ……你们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巩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上,认真组织工人阶级本身,特别是因为工人阶级在量和质上都还很弱(你们几乎没有世袭工人)。同时建立工人和农民(首先是贫农和中农)的联盟。要在军队中(主要是士兵群众)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特别重要的是培养有经验的、忠诚的共产党干部。培养有经验的、忠诚的、有威信的党的领导人,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事业。在我国,培养出一批党的领导人花了十五年(1903—1917年)。这是与孟什维主义斗争的整整十五年,是沙皇政府残酷迫害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包括波澜壮阔的1905年革命的年代。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发生过连很好的同志也不免“张皇失措”的令人痛心的情况。如果你们以及整个西欧的同志以为你们保险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是一种幼稚病,需要同它进行无情的斗争。是的,培养党的领导人和干部是一项很艰巨的事业。只有持久不懈的工作和斗争,只有我们的党以共产主义者的正确态度挑选干部,这项事业才会成功。対于你们国家的共产党,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我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总之,提防晕头转向,行动要冷静,孜孜不倦地做好自身的准备,以保证你们国家的革命也取得胜利。
  我十分恳挚地感谢他的宝贵英明的忠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我到接待室;临别,双手握住了我的手,说道:“祝你们的党和您个人取得最出色的成功。我们不怀疑你们党和保加利亚人民是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忠实朋友。我们现在困难很大,因此现在正在讨论实施粮食税的问题,不过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和苏维埃政权能够顺利地克服这一切困难。”

载于1966年11月12日《真理报》第316号第1版





[1]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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