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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列宁的会晤

托马斯·贝尔



  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斗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那一段时期里,苏俄与资本主义外部世界之间的交通几乎完全阻绝。1921年初,联系还很差。正当其时,我接获指示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担任英国共产党首任正式代表。
  那时候,一个英国工人要拿到出国护照,是一件万般困难的事。经过长时间的拖延,总算拿到了护照,但又碰到另一个严重的障碍:如何取得英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境签证。申请签证的种种困难,使我深信各国领事馆之间大概是串通好的或者有什么协议:对于去苏维埃国家的人发放签证要加以一定的限制。因此我决疋不要签证也不带任何行李。我就这样办了。长途跋涉了几个星期,于1921年3月到了莫斯科。
  当时,共产国际机关设在阿尔巴特大街造币厂胡同的一座小房子。机关很小。休会期间,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研究革命事件,从事国际宣传,当然也参加党和苏维埃的各种会议。
  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我初次见到了列宁,听到他讲话。这次会似乎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于1921年5月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列宁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在会上讲了话[1]。我迟到了一小会,虽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我一到,马上被领到主席台的入口。主席台和整个大厅一样,挤满工人。站在主席台两侧的人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演讲的人就是列宁。列宁的讲话使全场听众都入了迷,人们简宜是团团围住了讲台,有几个人甚至把胳膊肘支在讲台上。
  一开起这种会,译员往往很为难。译员的注意力会被会场上的情形吸引住,常常忘了他的直接职责。这一次恐怕也是这样。我参加过的政治性会议,难得有这样的同志式的幽默气氛的。当时刚刚实施新经济政策。情况很困难。党代表大会前夕,党内出现了偏差。列宁的观点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彻底取得了胜利。现在,全党的主要任务是干起来,不过事先要排除反对派对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所以列宁在他的讲话中对反対派论点的政治错误和危害性进行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批得体无完肤,全场听众不止一次地对反对派哈哈大笑。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工会大厦对面、斯维尔德洛夫广场角上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认真讨论了意大利的局势、德国的三月起义以及一系列与中派主义有关的问题;当时,中派分子正在敲共产国际的大门。
  我留心注意着讨论,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发言。他是多么善于把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和坚决性同惊人的灵活性和策略天才地结合在一起。他善于伸出同志之手,帮助当时追随塞拉蒂[2]的那些动摇的意大利人纠正错误,同时又顶住极左派(波尔迪加[3]分子)的压力;极左派正试图利用意大利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把他们的宗派主义方针塞进党内。
  凡是对列宁的生平事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爱同普通的工人交谈,不厌其详地向他们问长问短。当初他参加并领导彼得堡的工人小组时,便一贾利用这个办法来摸清群众的情绪。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于列宁,同国外来客谈话是他的一种无尚的乐趣。他向他们提问题;哪怕是细枝末节,只要能说明工人群众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以及他们的情绪,他都注意倾听。这是把列宁的生活和政策同劳动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联结起来的一条渠道,使他能够更好地感觉到工人的一切情绪并正确地提出党的策略和口号;这些策略和口号最后终于导致了胜利。
  列宁很了解英国和英国工人运动。他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作用[4]。列宁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曾一再提到英国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英国的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人贵族,通过工人贵族对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施加影响。
  列宁的文章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形式主义的理论方面提出问题的。他一贯是指引革命工人去完成当前革命斗争的政治任务。列宁在伦敦期间,喜欢访问工人区,参加社会主义者的群众集会,去实地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
  列宁终生都保持了这个习惯——同普通工人交谈,倾听工人的声音。
  1921年,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和革命的领袖,工作极其繁重。但是,每逢兄弟党的工人代表自国外来,列宁仍要挤出时间来同他们个别谈话。
  我的职业是翻砂工,从1900年起即积极参加苏格兰的工人运动,历任宣传员、工人小组指导员、罢工领导人,是积极的工会干部和党工作者,曾参加英国共产党的建党,同大多数工人领袖见过面,但同时始终没有脱离生产。我所以要这样详细地自我介绍一番,是因为我的经历使我在同列宁的谈话中,不仅能谈论我们的党,谈论工人领袖和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而且还能介绍工人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以及他们的情绪。这些,便是我们谈话的基本内容。
  我同列宁的这次友好的谈话,约略是在1921年8月3日。在场的还有挪威共产党代表弗里斯[5]同志和波里斯·雷恩施坦[6]
  我们的谈话是在列宁的办公室,是克里姆林宫内前最高法院的一间房间。
  我们沿着一座窄窄的、不很美观的楼梯上了楼,来到一间坐着几个女速记员和打字员的房间。接着便去通报我们已到,立刻请我们进列宁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官僚主义的手续,丝亳没有耽搁,严格按照约定的时间,分秒不差。办公室的全部家具只是一张大写字台、几把皮面圈椅和两个靠墙放的书架,其中一个书架紧挨着列宁工作时坐的圈椅后面,所以他只要一转身就可以拿到他需要的书。
  列宁站起来,同我们热烈握手,向我们问好。他帮我们把几把圈椅搬到离他写字台较近的地方,让我们坐得舒服些。我们便开始了一场真正同志式的、友好的谈话。
  他首先问我们身体如何,问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膳宿安排得好不好,等等。我们告诉他,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
  他很关心我是怎么到俄国的:是合法还是秘密来的。我说了我旅途上的几个插曲和细节,他听了特别觉得滑稽可笑。然后,列宁仿佛是作为道歉,说他自从病后没有能多考虑英国的工人运动。他把他坐的圈椅移过来一些,右胳膊肘支在写字台上,右手遮住右眼,专心听我讲,似乎生怕对新同志的叙述听漏了一个字。
  谈话涉及英国的局势,其间谈到工党领袖,谈到他们的为人和在工人中间的影响。也谈了白卫分子和他们的反革命作用。
  虽然列宁说过他没有能密切注视英国的事件,但他当场叫我们吃了一惊,从书架上取下几本最新出版的英国书,他肯定已经看过了的,例如伯特兰·罗素[7]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尔·列·波斯特盖特[8]的《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理论》等书。
  列宁问波斯特盖特是何许人,是不是党员,等等(波斯特盖特当时是我党党员,我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副主编。后来在1923年退出共产党,与他的岳父乔治·兰斯伯里[9]合办新杂志《兰斯伯里周刊》)。
  关于波斯特盖特的《革命》一书,列宁说,这本书无非是把一些本身就很重要的文件汇编到一起。
  “如果,”列宁说道,“作者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时期的实际资料,并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说明每个时期,把所有文件联系起来,那就比较好了。”
  我们议论了工联和工党以及它们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相对力量和影响,谈到我国共产党、它的成分和在工人中的影响。列宁特别关心矿工运动,尤其是南威尔士的矿工运动,我答应每过一段时期给他提供一些比较详细的消息。
  凡是我们谈话涉及到的,我回到住处后都一一详细地做了笔记。弗里斯同志要写篇东西给挪威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把我的笔记借了去。从此,我的这份笔记我再也没有见到。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8月7日),我履行了我关于提供消息的诺言,给列宁寄了一封信去。我在信中告诉他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例行代表大会会况和南威尔士矿工决议参加第三国际的事;此外还说了其它一些情况,绘我从到此参加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同志那里听说的。
  这封信中还介绍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诸如法夫郡矿工成立公共食堂,基金的分配,当地合作社帮助罢工工人,派往煤矿区镇压罢工的海军陆战队的作用等。我谈了工人和海军士兵握手言欢的许多详细情形,并表示希望列宁会对此感到兴趣。
  对此,他确实很感兴趣,几乎马上给了我回信。我接到他的回信,又给他去了一封信,谈我的想法并又报告了我新得到的消息。我才发走这封信,几乎立即动身回到英国,所以我们的通信中断了。我于1922年重返莫斯科时,列宁已经患病。
  列宁给我的回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非常感谢您8月7日的来信。由于生病和工作繁忙,近几个月来关于英国运动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读到。
  您的报道很有意思。也许,这是在大不列颠具有共产主义意义的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始。我耽心在英国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力量薄弱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团体(我认为其中也包括英国共产党),但没有真正的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
  既然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在7月24日以一百二十票对六十三票的多数决定了参加第三国际,那末,这就可能是新时代的开始。(英国的矿工有多少?超过五十万?南威尔士的矿工有多少?二万五千? 1921年7月24日的卡迪夫会议真正代表多少矿工?)
  如果这些矿工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如果他们同士兵是友好的,并且开始了真正的“阶级战争”,——那末,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发展和巩固这个运动。
  经济措施(如开办公共食堂之类)是好的,但是它在现在,即在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并不特别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政治斗争。
  英国资本家不是傻瓜,他们既狡猾又阴险。他们会支持(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共食堂,借以转移人们对政治目的的注意。
  重要的(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是以下两点:
  (1)在英国的这一部分建立很好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也就是在英国这一部分的整个工人运动中能够真正成为领导力量的党(在你们国家的这一部分实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决议)。
  (2)开始为英国这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出版工人日报。
  这件事一开始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营业性的企业(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界是司空见惯的),不必用很大的资本,不要采取一般通用的办法,而是要把它作为群众在进行斗争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工具。
  或者是这个地区的矿工能够每天(假如愿意,开始可以一周一次)为自己的日报(或周报)——报纸的篇幅甚至可以很小很小,这无关紧要——付出半个辨士;或者是真正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英国的这一部分不能开始
  倘若共产党在这个地区不能募集到若干英镑来每日出版小报(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报纸可以从它发展起来),倘若真的如此,并且不是每一个矿工都为这个小报付出辨士,那就是说,那里并没有严肃地、真正地加入第三国际。
  英国政府采取了最狡猾的手段来扼杀任何这一类的开端。囚此我们应该(在开始时)非常小心。报纸在开始时不要太革命。要是你想有三个编辑的话,那末其中至少有一人应该不是共产党员。至少应该有两个是真正的工人。假如十分之九的工人不买报,三分之二(120/120+63)的工人不交特别费(例如,一周一个辨士)给自己的报纸,那末这个报纸就不会是工人的报纸。
  如果关于这个问题您能随便写几行字给我,那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请您原谅我的不高明的英文。
  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10]

  当时在南威尔士,共产党的影响确实很小。矿工中间有左派运动。许多参加工联的工人对俄国革命抱着十分强烈的无产阶级同情态度,但还不曾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这一层,列宁是明白的。因此他建议从基本的但对共产党整个工作极其重要的事情做起——取得拥护第三国际的人的支持,出版一份小报。列宁的这个指示之所以没有得到落实,首先是因为代表大会上的票数并不是共产主义影响生根开花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共产党力量薄弱,因为它没有充分领会这一开端的政治意义。说实在的,过了九年,到1930年,英国共产党才得以出版自己的日报[11]
  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提纲,1922年秋才开始落实。这项工作至今尚有待完成。
  不久前出版的列宁论英国的文集[12],是对英国工人运动最重大的贡献。列宁在经济科学、政治科学和革命文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最丰富的遗产。
  英国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员,现在应当学习这些著作,——这会给革命运动带来极人的益处……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35年第3期第51—54页





[1] 作者可能是指俄共(布)全国第十次代表会议(1921年5月26—28日);弗·伊·列宁曾在会上作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和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结论(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4—423页)。——编者注

[2] 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

[3]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

[4] 作者系指弗·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

[5] 雅可布·约翰·西格弗里德·弗里斯(Jakob Johan Sigfrid Friis,1883年4月27日——1956年12月12日),出身于铜匠家庭。1909年加入挪威工党,并在《社会民主报》(Social-Demokraten)工作。1920—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因支持“联邦主义”脱离共产国际,留在工党。1925—1928年任《尤坎工人报》(Rjukan Arbeiderblad)编辑。1928年加入挪威共产党。1933年退党。1936年返回工党。1945—1953年任国会议员。1949年反对加入北约。1952年创办《东方报》(Orientering)。1952—1956年任《东方报》编辑。1956年逝世。

[6] 波里斯·雷恩施坦(Boris Reinstein,1866—1947),早年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流亡美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1904年、1916年两次竞选纽约州副州长。1917年赴俄国报导革命。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4—1938年任共产国际档案馆馆长。1936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晚年担任《苏联》杂志英文版编辑。

[7]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8] 雷蒙德·威廉·波斯特盖特(Raymond William Postgate,1896年11月6日——1971年3月29日),英国作家、记者、神秘小说家、美食家、社会历史学家。乔治·兰斯伯里的女婿。1918年起在《每日先驱报》担任记者。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2年因反对共产国际干预英共事务而退党。1925—1927年任《劳动周刊》编辑。1941年起转向改良主义。二战后脱离政治活动。

[9] 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1859年2月21日—1940年5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早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885年加入自由党。1892年退党,转而加入社会民主联盟。1903年退党,转而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支持俄国革命。1910—1912年、1922—1940年任议会议员。1927—1928年任工党主席。1929年任第一工程专员。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任国民工党主席。1937年任“和平誓言联盟”主席。

[10]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7—499页。——编者注

[11] 报的名字叫《工人日报》。——编者注

[12] 《列宁论英国》(《Lenin on Britain》),1934年1月伦敦马丁·劳伦斯出版社,共十六章,三百十六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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