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美〕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死后》(1925)

第一章 列宁和托洛茨基



  至今为止,在俄国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未曾像共产党的危机那般,令整个西方世界如此误解。这场危机将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东诺夫、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它许多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助手,抛掷到一个孤立的反对派地位。并将整个统治权力,集中到一个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控制的集团手里。但是,指望着莫斯科领导的别国工人们,却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权利能去了解。在这场争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正处莫斯科,出席了争论达到最高潮的党代表大会。而且幸运的是,对于一切真正事实及思想,我不为语言上的障碍所蒙蔽。那么,我若将我所见所闻全都坦白暴露出来,那将会是有益的。然而,我竟犹豫了六个月。因为我想确定,我不仅应当负起历史真相及个人正义的目的,而且还要为革命的真正策略服务。现在我已确信,是时候让某人将其所目击的事实说出来,而非按照暂时的政治目标与立场讲述。

  要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有必要先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关系的历史。他们的友谊始于1902年,当时托洛茨基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到伦敦为“职业革命家组织”服务,这是列宁在处于地下的《火星报》里策划的。尽管托洛茨基才23岁,但列宁慧眼识英雄,立刻认识到了他的杰出才能。仅仅由于列宁老友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才阻止了托洛茨基成为《火星报》的编辑之一。列宁对托洛茨基怀着满腔的革命情绪,这是他一生中的浪漫动机。他们在政治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1903年的党代表大会早期,托洛茨基便在代表当中获得了“列宁的大棒”的绰号。而正是在那场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产生了分歧。托洛茨基起初尝试阻止分裂,而后又试图修补它。当他证实了列宁要无情地同《火星报》的其他所有编辑分家,其中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以及托洛茨基最好的朋友与日常的伙伴;这时,托洛茨基开始起来激烈地反对列宁。

  在这次分裂几个月后(关于组织的问题),托洛茨基加入了孟什维克的阵营。可是,当孟什维克的政治趋势开始倾向于同自由资产阶级合作,而非依靠农民在人民革命中支持工人阶级时,托洛茨基便知道他不能和这一类人合作。他意识到了这里的妥协,于是退出了孟什维克。可他也并没有接受列宁规划的组织路线。他孤立地站在两派之间,仍旧相信由两个阵营中的真诚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党才是真正的党,并忠诚地致力于把他们联合起来的这种愚蠢工作。毫无疑问,他自身的高傲,也导致了他长期固执的反对列宁。当两派在1905年革命被迫联合时,托洛茨基仍处于二者之间,成为革命的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以及第一次俄国革命所选定的领袖。在沙皇宫殿的阴影之下,他公开的预备着起义,实际上在那几天内,他在俄国拥有着超乎于沙皇之上的权力。而如若一个位处于被压迫民族的青年,在26岁时就跃升到如此之高度,并能摆脱一切傲慢观点,那真将会是个奇迹。

  此外,托洛茨基的高傲观点,源自于一种政治思想的支持,这种思想同那些预言了1917年事件的政治思想一样,富有远见。他反对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止”的理论,同时也反对列宁用以反对他们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他从马克思那采纳了“不断革命”的观念。他宣称,俄国革命一旦开始,并由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就不会停留在这两个初级阶段中的任何一个,而会直接发展到“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并开启一个国际革命的时代。这种现实的预言,以及坚决而又灵活的“不断革命”观念,特别像列宁的思维方式。在1917年春天,当真正工作开始时,它将托洛茨基直接带往列宁的身边,而当时许多老“列宁主义者”都被列宁大胆的纲领吓得跳开。那时,列宁本人也在考虑,是否与更具革命精神的孟什维克进行合作,他与托洛茨基之间并无丝毫意见分歧;因为,他的思想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从不认为自己过去的道路绝无错误。可是,事态的发展很快使他们俩明白,不可能与孟什维克合作。这些事告诉他们,列宁在两派间划出一道不可跨越之界线,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则大错特错。托洛茨基开始意识到,尽管对未来革命的政治分析,他更使人满意,可列宁已经创立了一个组织,发明了一种政治方式(或称“系统化的革命工程学”),这完全超出他的天赋范围。他的高傲也并未阻止他承认这一事实,他完全接受了列宁的领导。“我来参加列宁的战斗”,他说,“但我是毫无保留一路走过来的。”[1]

  托洛茨基为人傲慢,他有着傲慢之人所共有的个人主义,这使得他们与人们的关系过于私人化。[2]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出自本能的自信,那种一挥而就的精神蔑视,这有时近乎于搞笑,而在其他时候——或从其他角度来看——则是傲慢的。这使得他很容易遭人馋谤,并为他人所信。可那些熟悉并了解托洛茨基的人都明白,他刚腹的性格是无私与无畏的,用更准确的词来说:神圣的、对革命之忠诚。没人比列宁更清楚这点了,他一直都很信任托洛茨基,他也曾猛烈地攻击托洛茨基,就像他经常攻击那些暂时犯错误的人一般。可他从未把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联系起来,就像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与马尔托夫——以及其他一切他认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向资产阶级那边的人断绝关系那般,他从未同托洛茨基断绝关系。他始终认为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真正领袖之一,并始终将其视作自己的战友。托洛茨基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列宁去世后几天,他收到封列宁夫人的信,信中提及了他们俩早期在伦敦时的友谊,同时向他保证:“从那时起列宁对他的感情,直到他去世那天都没有改变。”[3]列宁夫人是如此的信任他。而这封信的别样意义,则在于这样的事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攻击托洛茨基,和攻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的性格与威望,而在党报上激愤了近两个月之久;在他们为此目的而召集的党内官员特别会议上,正式把托洛茨基定为“列宁主义”的敌人。

  有种谎言说:托洛茨基暗示他与列宁平起平坐;或是在列宁身边时,他的历史重要性与列宁不相上下。所以托洛茨基在他所有演讲与著作中都赞颂着列宁的天才,以希图消除这种谎言。尽管如此,在列宁的一些老牌追随者里,始终存在对托洛茨基的极端妒忌。这是因为托洛茨基自身的傲慢与不圆通所滋生的,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十分自然的。在他们看来,托洛茨基就是个新来者;而且,与列宁实用的思维天赋相比,托洛茨基才华上的横溢与娓娓动人的天性,与他们而言格格不入,是不可靠的。他们无法估量托洛茨基是个特定的人,也就是他自己;他们只把他视为尽尽是个自称是站在列宁身边的人。而世上所有的普罗大众,包括列宁本人,都促成了这一令人恼火的事情。列宁自己就使用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个词,就和其他咱们普通人在公共报刊上用的一样[4]。他总是极力撑持托洛茨基不断增长的威望,并竭力否认他们俩出现不和的谎言。就连高尔基也惊讶于列宁如此热诚地否认这些谣言,并肯定托洛茨基的卓越。

  “他们似乎撒了很多谎,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撒了很多非常可怕的谎!”列宁对高尔基说。然后,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请再给我找出一个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一支模范军队的人——是的,而且还要取得军事专家的尊重!”。[5] [6]

  托洛茨基在一本小书中,讲述了他在革命期间对列宁的回忆。当列宁突然对他说:“如果他们杀了你和我,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逃脱吗?”

  “也许他们不会杀了我们。”托洛茨基开玩笑地答道。

  “鬼才知道他们!”列宁笑着回答。[7]

  这则轶闻提醒人们;当然,也是有意提醒人们——在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关键时期内,领导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列宁很清楚,就像举世之人都明白的那样——无论在个人的力量,还是对革命的理解上,托洛茨基都远超于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争论这些问题,还搬出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分歧的记录,那可真是荒谬。[8]——就好像只有赞同列宁,才是判断一个门徒功绩的基础。[9] [10]

  这些问题,不应由辨论或闲杂的追忆决定,而应由一个人的行动来决定。自从托洛茨基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共进后,在任意一个无论从威望角度,还是从服务于革命的角度来说,都能将一个人推往最高地位的地方,列宁都会建议由托洛茨基担任该职位。

  1917年夏,在列宁的支持下,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位居在这个登峰造极的地位。当列宁隐藏起来,领导着更深层的革命潮流时,托洛茨基如同所有处身沙场的将军那般,做出所有必要的紧急重大的决定。在这种环境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许多列宁的忠诚追随者,则抛弃了党前进的旗帜;独独只有托洛茨基亲率着俄国的工人与士兵,发动布尔什维克的起义!

  当夺取政权后,着手组建革命政府时,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为什么呢?这并非因为他有什么外交天赋,——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外交手腕正是托洛茨基智慧的精髓所在。——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是因为这个职位是任何政府都普遍认定的第二重要地位。而在国际革命的特殊关头内,这个职位需要极端的勇气与机警。

  当形势从这一阶段过渡到战争阶段时,托洛茨基又被委以组建第一支共产主义军队的重任,去捍卫革命的性命。他拯救了革命的性命!

  最后的危机降临了,当列宁生病到被迫退出政府时,他再次求助托洛茨基,要求他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主席。更为重要的是,当托洛茨基拒绝后,列宁并没有求助其他任何强者,而是绕过那些他认为可能会成为托洛茨基对手的人,而将该位置分给三个明显不是领袖的人。[11]

  在这些事实面前,若仍然怀疑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力量、忠诚以及对革命的理解的唯一信任,那可真是荒谬绝伦呀!



  注释:

[1] 校译者注:这处引用于托洛茨基同志所著《新方针》,此处托洛茨基同志的原话是:
  “我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的,但是我是完全地整个地走向他的。”

  (参见郑异凡编《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2页)


[2] 请参阅附录一。

[3] 校译者注:此处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原文是: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左右拜读了您的大作。他对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十分注意。他要求我为他重读这一段。他听得很注意。之后,他自己又重读了一次。
  我还想告诉您:当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我家来时,弗·伊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临终也没有改变。列夫·达维多维奇,祝您身强体健,紧紧地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参见托洛茨基著,石翁、施用勤等译《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4] 我记得这是他对一本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小说的评论。由于我在此没有他完整的著作,故无法引用它的卷数和页数。

[5] 高尔基著《Vladimir Lenin》,载于《现代俄罗斯》第一卷第一期。

[6] 校译者注:此处列宁同志的原话似为:
  “请您告诉我,谁能在一年内组建起一支几乎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就有一切!奇迹将会发生。”

  (参见施用勤著《富尔教授的谎言》)


[7] 校译者注:该小书指托洛茨基同志所著的《论列宁》。此处托洛茨基同志的原文是: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人意料地问我:‘你看,如果白匪把咱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开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谈话就到此结束。

  (参见托洛茨基著《论列宁》,三联书店1979年版)


[8] 请参阅附录二。

[9] 正如对托洛茨基的“政府计划”这一重要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起初受到列宁反对,而后他又赞同了。真的值得用所有无懈可击“赞同列宁”的记录,来构成整个时代的光辉历史吗?赞同列宁的意见,对于一个缺乏创造性、毫无思想的革命家来说,无疑是其所能做的最容易的事。
  我引用1922年12月列宁的一篇关于政府计划的笔记中的话: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

  (校译者注:参见中文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50页)


[10] 校译者注:托洛茨基同志在《新方针》这篇光辉著作中写道:
  “这就需要回答几个尖锐的问题:在小节上忠于导师的人,在大节上也会忠心耿耿吗?在导师面前貌似恭顺的人,一旦导师不在,会保证继承他的事业吗?难道全部列宁主义就是在于顺从吗?”

  (参见郑异凡编《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2页)


[11] 指:李可夫、瞿鲁巴和加米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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